[二]

    月亮是有情物。它给人类文化积淀增加了许多阴柔的色泽。试想，宇宙如果只有光焰四射的骄阳，就如同人类混沌之初，只有亚当而没有夏娃那般，地球不仅会变得单调，甚至会发生失阴的倾斜。什么花前月下的情誓，什么荷塘月色的朦胧诗情，什么舞袖的月里嫦娥，什么彩云追月……统统会化为乌有。那就如同人类幻想的羽翅，失去了一翼；多少浪漫的神话，多少文学故事，因无法孕生而夭折于文化的子宫。

    人类是需要幻想的，死去幻想的人生是活动着的木偶戏。幻想不仅是文化的腹地和摇篮，还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助燃剂。人类幻想有朝一日，能像大鸟般飞翔，于是有了飞机和飞艇。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于20世纪60年代末首次探秘登上了月球，从月球上取下石块和泥土，证明它是无生命存在的一个冰冷的星球。但是从飞机至宇宙飞船的科学飞跃，幻想仍是推动科学嬗变的思想基因之一。人类并不因为月亮被证明为是无生命的冰冷星球，而对天上那轮皎皎明月有任何感情上的疏离。

    1994年访美期间，我顺路去看望在美工作和学习的儿孙。十分凑巧，离他们城市约三百公里的地方，木化石野外公园中有一座月亮山。此山之所以得名月亮山，皆因其地形地貌都酷似阿波罗宇航员登上的月球。

    在那空旷无人的秃山峰群之中，我扮演了当年我爷爷的角色，对他们讲起月亮里的各种故事。两个小孙子起初听得入了神，继而对我提出了一些问题：

    “月亮上不是无生命吗？就和这月亮山一样！”

    我说：“是。”

    “那么哪会有兔儿爷捣药，哪会有奔月的嫦娥！”

    我告诉他俩这是人们对月亮美好的幻觉。为了使孩子知道幻想对于创造的重要价值，我反诘两个小孙孙说：“你们见过真实的米老鼠和唐老鸭吗？那为什么你们对童话片着迷？”

    “爷爷，您讲的是中国童话？”

    “中国好听的童话，比美国的多。”

    接着我仿效我爷爷，对小孙子讲起了李白的诗，与李白捞月而死的传说。孩子们听呆了。归来之后，有一天菲尼克斯城上空升起了一轮明月，两个小孙子拉着我的手，说是要去看那棵桂花树和兔儿爷。月夜似水，庭院内万籁无声，我在月下望着小孙子仰着脖子眺望天上那轮圆月时的憨稚神态，心中充满惬意。因为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浪漫神话，给这小哥俩插上了欲飞九天的幻想翅膀。

    他们看得脖子疼了，说看不清楚。我说：“中国农历八月十五，是美国的哪一天？你俩查查台历。到那一天，地球离月亮最近，因而月亮最明亮。你们或许在那个夜晚，能看到捣药的兔儿爷和那棵桂花树！”

    1995年秋

    [遥远的回声]

    回声对人来说，是一种记忆；对岁月来说，是走过去的历史。

    儿时，我与村里放羊的羊倌走进村北的大山之谷，羊倌挥动放羊的鞭子，鞭声焦脆响亮，荡起沙沙的回声，在山谷中萦绕不去。

    我用童声对大山高喊：“羊跑了——”

    大山折射回来的声音：“羊跑了——”

    “羊没跑——”

    “羊没跑——”山也这样说，一遍又一遍地重叠。

    当我进入了不惑之年，那山、那崖、那谷、那羊——连同我叩问大山的回声，虽然都变成了天宇之间的缥缈游丝，但正是因其遥远朦胧，而有了诗一般的空灵，每每反刍起那空灵的回声，仿佛自己跌入了梦之深谷。

    历史可能会重复，而岁月之河永远不会倒流，我童年的诗情像落红逐水一去不返，也只有在梦回摇篮时的午夜，才能看见自己在大山的怀抱中嬉戏奔跑，才能再一次听见大山爷爷的回声……

    据一个心理学研究专家告诉我：人的大脑记忆网络是个挺奇怪的东西。特别是人步入老年之后，近期记忆极易消失，而遥远的往事则永不褪色。我在山中呼唤的记忆，当真存留至今，山谷中那卵石的形状，或者一棵歪斜的老树的影子，至今还盘桓在我的脑海深处。仔细回味起来，也许正是那些空灵与具象的生活感知，使我从少年时代便把心灵贴近了文学。而在文学这个历史的回音壁面前，没有比50年代《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更使我恋栈难忘，更能激起我心灵回声的了。

    当时，刘绍棠从运河之畔的儒林村走来，韩映山从白洋淀的苇叶丛中走来，房树民从蝈歌四起的高粱地走来，我从大山的回声中走来，共同会聚到这个由孙犁主舵，邹明、牧歌夫妇摇橹的文学之舟上来。在新中国文学史料上，我不知道有没有比《文艺周刊》更有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文学驿站，使一只只文学雏鸟飞落到她的枝头？但在报纸副刊培养青年作家这一点，无疑可以把她定位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文学路标上。这是《文艺周刊》独具的辉煌。

    回眸再望，当时我们这一批来自农村的青年作者的习作，虽然留有涂鸦般的稚嫩，但稚嫩是走向成熟的一层层台阶；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烙印，但字里行间跳跃着的是一颗颗赤子丹心。记得，在1956年全国青年创作会议简报中，与会的青年评论工作者认为，我们几个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的作者，比较注重文字的淡雅华美，表现生活的力度不够（大意如此）。这个评论尽管有其中肯之处，但文学舍弃文学的意境追求，便只会留下时代的烙印了。

    当时正是反右派斗争的前夕，阶级斗争之箭已在弦上，如果这样一批青年作者，按照阶级斗争的琴弦跳舞，怕是会戕害了文学自身。因而在文学历史的回音壁面前，《文艺周刊》在如林的文学版面中，是有着她的独立品格的。前辈孙犁就是以艺术来感悟和表现生活的，而不是功利地传达生活——前有车辙，后有来者，这种在艺术上本能地因袭而形成群体，怕是在当年的文学经纬之中，也算得上独树一帜了！

    关于《文艺周刊》，还有一则属于我的独特故事。

    当时在《北京日报》文艺部任编辑的老诗人晏明，为了把我从京郊小学教师的岗位调到报社编辑部，以利我文学才能的发挥，是拿着一张刊载我小说的《文艺周刊》，去找《北京日报》副社长周游的。故事中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当天发表我小说的那张报纸，在报社资料室没能找到，老诗人晏明为了荐才，便在大街公共阅报栏上，偷偷扯下了那张报纸，呈递到周游面前。

    此事，当时我只知道晏明向报社推荐了我，但对其中细节一无所知，直到若干年后，我从一个文友口中得知，询及老诗人晏明，才得到了证实。1959年，我和晏明同在《北京日报》的一个劳动基地进行劳动改造。我的任务是赶着一辆马车，每天去京郊九龙山拉喂猪的酒糟，晏明当时的角色是跟车的。按说，在几十里路的行程中，晏明是有足够的时间向我谈及这一事情的，但是他始终缄口如瓶，这也是老诗人内在的精神风采吧！

    行文至此，我要向老诗人致一个晚辈人迟到的敬礼！同时也向与我文学生命、与我命运轨迹有着血缘关系的《文艺周刊》，以及她的新老编辑们致敬！

    我本无才，从艺术的本源上说，是童心的回声使我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的。那大山，那沟谷，那山坡上的山里红，那村边十月火红的晚枫，是最早向我招手，使我从大自然中得到艺术滋养的启明星！

    大山的回声，至今已非常遥远；《文艺周刊》的回声，距今也有四十几年的光景了。在1996年秋日的午夜，当思绪如烟云般飞掠过我面前时，回声又如琴如弦地对我倾诉，使我在写长卷之余写此短文，以了却对往昔的眷恋之情。

    1996年秋日

    [节日三弦]

    [一]

    春节这个字眼儿，对寻梦的人最有诱惑。

    记得我还是个娃儿的时候，过了小年腊月二十三，就眼巴巴地盼着大年三十的到来。“二十三，糖瓜粘”，在这天，小小乡镇的家家户户，都要把灶王爷的肖像（或年画，或剪纸）请到被柴火熏黑的灶膛上方，而且无一例外地在灶王爷身旁要贴上一副对联。上联写“上天言好事”，下联写“下界保平安”。当时，在自己无邪的童心中，觉得在年底之前，那些看不见的灶神、财神、门神、酒神……都纷至沓来，人间的七十二行似乎不是凡人掌管，而是由神主宰着。

    我询问爷爷：“神仙家在哪儿？”

    爷爷此时正在忙着为邻里书写春联，头也不抬地用笔杆向上一指。于是，我像个泥娃一般，动也不动地坐在门槛上，痴呆地望着冬日瓦蓝瓦蓝的天。春天的雾，夏季的雨，秋时的风，冬日的雪，在我稚嫩的童心中都是神孕生的婴儿——天生孩子时，是不需要接生婆的，神无所不能。

    对神的索秘渴求，很快被鞭炮声声所取代。麻雷子、二踢脚，以及一百响的钢鞭，在乡镇店铺作坊门前，响成一片的时候，我龟缩在一角，看鞭炮的红绿纸屑乱飞，乌鸦飞离树巢，雀儿喳喳惊叫，觉得乐不可支；而这种乐趣，一年四季中只在春节才有一次，因而我的生命年轮虽然已画过六十多个圆圈，却无法忘怀孩提年代的春节。

    我自幼胆怯，不敢去点鞭炮，但对春节间的灯笼情有独钟。在春节的午夜，我手提着一盏画有“五子登科”或“蜡梅傲雪”的纸糊的灯笼，与邻里的小伙伴们东游西逛，一边游逛，一边还要齐声高喊：

    提灯笼

    打灯笼

    我的灯笼不漏油

    踢一脚

    踹一脚

    我的灯笼坏不了

    有时春节适逢瑞雪纷飞，漫天遍地皆白，踩着吱吱作响的雪，像更夫般在春节午夜做守岁游戏，童心之兴便宣泄到了极致。雪是白的，灯是红的，在那白茫茫的雪街，只有灯笼荧光闪闪烁烁，至今反刍起那情景来，仍恨逝水东流得太快太快，恨不得时间倒流，让我再享受一次童真的摇篮诗情。

    梦！我怀念的是人生只能有一次的白雪无瑕之梦！

    [二]

    大概是在60年代之初，我难忘这个年代的一个春节。当时，我这个在幼年时不敢点鞭炮的人，由于生活这块磨刀石的磨砺，已然是个驾驶着马车、抽着皮鞭，在雪原上驰骋的人！

    笔杆幻化成鞭杆，不过缘于历史的魔方，左左右右、右右左左地变了一下方位。于是，我从一个写字台旁的笔耕人，变成了在不知比写字台大上几万倍的广漠田野上的种田人，地点在津门之北的茶淀。

    那几年，由于天灾与人祸并发之故，尽管我每天都要付出极大的体能消耗，却总是填不饱自己那张肚皮。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臭老九”，虽然饥肠辘辘，却还没有沉沦到捉蛇挖鼠充饥的地步，但是用一口只剩下一只耳朵的破铝锅，蒸煮从田野上挖来的白菜根充饥，却是常有的事。

    那年春节，我所在的劳改分场场长，在例行放假三天之前，在一个空场上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过节大会。宣布基于人道主义的初衷，破例让我们每个饥汉过个好年：每人二斤白面，肉菜馅满足供应；会吸烟的，每人供应一包“绿叶”牌香烟。场长言罢，现场虽然没有儿时听到的过节的鞭炮声声，但那响在会场上的掌声以及欢呼声，还是淹没了空旷的会场……

    事隔三十多年，虽然那声音已成为历史的游丝，但我仍然无法忘却我已度过六十多个春节中的那个春节：首先我们久别了麦子磨成的面粉，其次我们久违了肉香。平日吃的是玉米面掺野菜的窝窝头，吃进肚子像没吃什么东西一样。这天，伙房的炊事员歇班，小组按人头儿领来面和馅，自己擀皮，自己动手包，自己支锅煮饺子。没有铁锅，就用脸盆脚盆充当铁锅。柴火是不缺的，茶淀盛产铁秆芦苇，这东西十分耐燃。因而每间监房里，虽然烟气腾腾，却是满堂欢声笑语。

    特别值得我提及的是，当天晚上，我是一个饺子一个饺子地记着数字吃的，吃到第五十个饺子时，似乎已经感到肠胃饱了。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停下筷子，继续从面盆里夹饺子吃——那是我劳改生活中空前绝后的一次大饭量，春节之夜，我竟然创下吃七十三个饺子的纪录！

    当然，我不是冠军，也不是亚军；那些吃一百个饺子的人，是一边跑茅厕“卸车”，然后再跑回来“装车”的。那天晚上，我在精神和心理上似乎都获得了满足，在大炕的鼾声大合唱中，我却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一个问题在拷问着我的心灵：这到底是一次获得，还是一次失去？

    我无法作答。因为许多人间悲剧都是由喜剧形式构成的；凡是以这种手法构成的戏剧，常常超越悲剧自身的含量，在这个领域的表演艺术大师是卓别林。我还想到了俄国小说家阿·托尔斯泰的长篇《苦难的历程》，我的生活中这一貌似欢乐的乐章，或许比这部小说的包容量还要深邃……

    [三]

    执笔应约写此短文时，生命之钟已快要在我的第六十四个春节敲响了。近两年的春节午夜，天津作家大冯必打电话过来，他在电话中对我说：“维熙兄，你竖直了耳朵，听听咱们天津的鞭炮声。”我了解他的意思，北京已禁放鞭炮，他是让我从电话听筒里，感受一点年节的气氛。

    枪战一般的噼啪声，着实对我很是刺激。但对于已然走进夕阳年纪的我来说，除了刺激我像骆驼一般反刍生活中的欢乐与苦难之外，余下的便是唏嘘和感叹了。不知为什么，我始终没有其他作家的那种“自我感觉良好”。我总是感到我像刘欢唱的那支《一无所有》的歌，留给历史和读者的，常常是一粒粒秕谷。尽管我生活的占有是个丰厚的富矿，但是以笔为钻开掘的只是这座矿山的表皮，离一个作家良知的索求，距离还很远很远。用脚下永远是零来形容自己，似乎有点落入时尚用语的俗套，但每年年底审读自己时，批语总是让人心悸而汗颜的。因而在新春伊始，不得不为自己立一个高标准的横杆。

    自我审视之余，也不免扫视一下当今文苑，才子才女辈出，文学日益走向创新的多元，这是使人心悦的事情。但正是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家，其产品常属劣质，“狗尾续貂”是一种锐意求新的进步，而“貂尾续狗”则是人与文的双重倒退。我实不知有些同行，何以会产生自恋的畸形心态，殊不知文学这个行当，往往不是自己、有时也非评论家所能评估得了的特异群体——谁是法官？除了广大读者之外，历史是最严峻的审判官。其实，这是稍有理性的作家，都有认知的事情。

    从电话中送来的鞭炮声声，我感受到一片融融春意。但浮想联翩之际，也从鞭炮声中感悟到文苑自身。无论是二踢脚，还是麻雷子，它的爆炸，意味着一种生命的完成。这种完成，给千家万户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但是作家绝非鞭炮，而是在冷寂之中踽踽而行的万物之灵，如果也热衷于自我爆炸，那不是喜剧的结尾，而是悲剧的开篇……深受读者敬重的巴金老先生说，我写了半辈子小说，至今还弄不懂小说是什么！艺术资质极深的前辈作家孙犁，把文学视若一座耸立的高峰，自谦地说他自己在高山面前仰止。

    文海无涯，孰知彼岸？

    1997年新春，我当以前辈们对艺术的感知为镜，一正衣冠，二正行文，三正做人。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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