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文集-人在途中(从维熙文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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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走进岳飞故里和岳飞出生的古宅,心情始终十分沉重。这不是因为看见了农民祈祷,更非看到了秦桧和他妻子王氏的塑像跪在岳王殿前之故——而是看到了刻写在殿墙上的《满江红》。此首豪气四溢的诗章,曾让童年的我如醉如痴,继而热血烧膛,把仇恨的目光,盯在侵占我国土的日本鬼子头上。当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人还没有三八式步枪高,虽无效仿岳飞血染疆场之资本,但还是演出过调笑侵略者的闹剧:当时每天早晨都要升“红黄蓝白黑”的“国旗”,唱的歌却是日本国歌。一位高年级的同学真是个奇才,他把其国歌中的一句,以谐音的中国字代替,于是便唱出了“你妈被窝里哪来的贼”的嘲语。虽然这句谐音歌词,今天听起来十分粗俗并且有失起码的文明,但是那时候日本已侵占了中国大部分领土。何以解恨?在童真年代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痛快一下身心——因而每每唱到这句抒发心意的歌词时,同学们个个兴奋雀跃,连声音都突然高上了八度。当时小学都有日本巡视员,但因其歌词为谐音之故,并没有查出“偷桃换李”之术。中国教员是中国人,即使听出其中有变味之处,也都装成耳盲。当然,我们童年的憎敌之举,对比充满英雄血色的《满江红》而言,其轻重差异是不成比例的;但正是这种天壤之别,才让我更仰视岳飞的高风亮节。

    在穿行岳飞碑林时,我有点心寒。尽管为岳飞题碑人,历朝历代直到民国以及来自海外和港澳台的华人应有尽有,但其中有许多碑石,已然从中间断裂为二,中间是用涂料黏合的。碑林旁的老人告诉我,这些后代人赞美英雄的石刻,被损于“文革”年代,有的把断碑拉去铺垫猪圈,有的运走去当盖房的基石……改革开放之后,乡亲们自感无地自容,便把这些石碑挖出送了回来,经文物部门修理成了眼前的样子。

    好在有这么多崇敬岳飞的汤阴人,自动挑起保护岳飞故里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的责任,除了断碑扎人心之外,岳飞留在汤阴的三处古迹,都修缮得十分完好。加上汤阴之浓浓绿色,覆盖了古城的每个角落,因而,在汤阴的文化笔会上,我抒发我对这座文化古城的认知时说:“文王的文织成了汤阴的天,岳飞的武绘成了汤阴的地——文天武地汇聚一城,怕是中国文化之最了。我为汤阴美好的明天祝福!”

    2009年9月于北京

    【长安祭古】

    [面对“兵马俑”]

    昨天

    在长城上

    点燃烽火台狼烟的士兵

    没有死去

    今天

    他们列队长安

    新的名字

    ——兵马俑

    这是笔者几年前游司马台长城归来后,涂鸦了一首《烽火台》诗章中的几句。写这首诗时,正逢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参观惊世的兵马俑展馆之后,会见兵马俑的发现者——当地农民杨培彦的日子。记得当时报纸和电视传媒,曾出现过克林顿与这位老农握手的镜头;还有一家报纸,把老农为克林顿在兵马俑影集上签字时的杨培彦3个大字也刊登在报纸上了。当时,笔者就想有机会能见到这位老农,因为他是发现了“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人。

    2005年春夏两季,笔者应友人之邀,先后两次来到西安并参观了地下兵马俑军团。当时,我很想见一见发现兵马俑的杨培彦,因为这几千个地下兵马俑,激活了我对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大帝的思绪。真是天遂人愿,在参观完兵马俑之后,导游陪同我去购买兵马俑影像时,在展厅一角,我见到了这位老农。当我交了150元钱、夹起影集要离开展厅时,一个纯粹的陕西腔呼唤我说:“哎!是不是要我(音‘额’)留上个名儿?”这时,我才发现他的存在。老汉满面红光,精神矍铄,他似乎是专职为购影集者签名而出现在这儿的。

    我赶忙把影集递给他,他用硬炭笔一挥,草书体的杨培彦3个大字,便留在我影集的扉页上了。

    “你老多大岁数了?”我问。

    “整整60。”他答。

    我说:“谢谢你的伟大发现,让世界都震惊了!”

    他很谦虚地回答我说:“不是我(额)一个人的功劳,我(额)们挖井时,让我(额)们碰上了!”

    我看得出来,他很兴奋。当我表达谢意时,他的脸原本就是红的,此时的脸涨得像是红脸关公了。秦川人的朴实、憨厚,顿时显露出来。本来,我还想和老汉多聊上一会儿的——但这时,一个有20多人的老外旅游团走了过来,人手一册兵马俑影像集,排队等他签名,见此情景我只好与他匆匆握别。但在握手的瞬间,我把我另一个感触还是告诉了他。我说:“你发现的不仅仅是震惊世界的中国古代文明,还发现了中国封建帝王灭绝人性的残酷。”不知他听没听懂我的满口京腔,还是忙于提笔签名,他向我连连招手之后,就去应付那些老外去了。

    本来事情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偏偏陪同我来展馆的导游,曾经读过我写的书,对我的体察十分到位,因而追问我说:“从老,刚才说些什么?老杨没听见不要紧,我可以负责转告他。”

    我迟疑了片刻,把话咽了回去。因为偌大的兵马俑展厅,都在为古老中国发现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喝彩(包括我在内),但似乎没有一个游客的目光,能从兵马俑的体躯上透视过去,去为那些制俑和烧陶的艺人喝彩——而正是在他们的身上,深藏着秦皇大帝的残暴。活了兵马俑,死了烧俑人。据史记载:那些精心为封建大帝制作兵马俑的数以万计的工匠,在兵马俑工程完成之后,秦始皇怕有知情人活下来,一个不剩地统统活埋了。因而,杨培彦老农的功绩不仅仅是发现了兵马俑,而且把人们遗忘的历史,也同时挖掘了出来。这个功绩怕是这位老农意识不到的,这是我如鲠在喉的另一半话。

    导游见我神色犹豫,似察觉出我的话未尽兴。便对我说:“老杨虽说是个农民,这几年被文化熏陶得可开了窍了。这几年,他的名声虽然大了,又赚了一些良心钱,但是自己家住上两层小楼之后,把节约下来的钱,捐给了乡里筹建了一所简陋的希望小学。您看,他还能听不懂您的话吗,您把话留给我。我一定一句不漏地转告他!”

    我心上的那把锁终于被这位秦川姑娘打开了。我说请她转告老杨,他的功劳大大的,不但发现了秦代的地下珍藏,还透过这七千多兵俑、马俑和各式各样战车组成的地下军团,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这是他的第一功勋;他的第二大功勋,则让一些有识之人,把几乎忘怀了的历史重新咀嚼了一遍。历史记载着如下的血腥史实:秦始皇将这些工匠和为他修建地下皇陵的人,总共有72万之多,都活埋于地下当陪葬品了。据《汉书》记载:秦灭赵时,不过屠杀了40万战俘;但听命于秦始皇并为其铸造辉煌的70多万顺民,何罪之有?想来,当他们为秦皇大帝耗尽心血,雕塑这些秦兵俑时,一定不会预料到他们的下场,还认为是为秦皇大帝的霸业留形留影呢——如果天地间当真有灵魂的话,怕是正在捶胸顿足地大骂封建帝王的残暴!我不知老杨有没有第二悟性,想到兵马俑背后的故事,反正我面对那些神灵活现的兵马俑时,惊喜之后无法割舍掉历史的悲怆。

    之后,我离开西安回到京城。我不知道那位导游姑娘,是否把我这番话转达给了老杨。但是临离开西安之前的白鹿书院的讲坛上,在论及中国长安文明时,我谈到了我面对“兵马俑”时的心绪。笔者希望古长安——今西安,在大力弘扬古代文明奇迹的同时,不能只沉溺于历史的一翼,而忘却另一翼,那就是封建帝王对芸芸众生的血腥屠杀。我们民族的心理积淀,就是喜欢炫耀历史辉煌,而回避历史中的帝王罪恶;但昔日的文明和辉煌,只是历史的一翼,而不是历史的全部。

    2012年9月

    [贵妃之谜]

    古城西安历史变化的扑朔迷离,就像历史在这里的更迭一般,从始自西周、秦、西汉、隋、唐——直到李自成屯兵古城、张学良兵谏骊山,金戈铁马之声响彻中华大地。新中国成立后,老农杨培彦打井时,发现了兵马俑遗址;法门寺修复时,在地宫内发现佛骨舍利……加上这儿是帝王爱情史诗《长恨歌》的孕生摇篮,因而从古至今,没有一个文人能把古长安的神奇,写得爽透淋漓,后人对它的发现,也永远没有止境,这正是这座古城的魅力所在。其中,唐明皇与杨玉环留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爱恨交织的情话,无疑是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文史话题:而在这个话题之中,杨贵妃之死以及她死后的种种传说,给后世留下了一团迷雾。

    很有幸,我曾在华清池洗浴过一身汗臭。1979年,西影导演艾水带我到华清池。我们爬山登上“捉蒋亭”后,都已汗流浃背。待回到山下,他说去杨玉环沐浴过的池子里洗洗澡。按说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怎奈我当时刚刚结束劳改生活,习惯在蛮荒野地的河沟子里洗身上的臭汗,听他说要去杨贵妃的浴盆里洗澡,我当即回绝了他。我说:“不行,那儿不是我去的地方。”他说:“不去也得去,票都买好了,你总不能浪费人民币吧!”无奈之下,我拿出跳河一闭眼的勇气,扒光了衣服走进了昔日贵妃洗浴的池塘。其结果并不太美妙,当我洗去身上的臭汗,从池塘里爬起来准备去更衣的时候,因为池塘的边缘太滑,我的小腿从池塘边缘滑了下来,虽然没有伤及肌肉,小腿内侧还是被划掉了一层皮,赤红得如同水煮一般。艾水当即开我的玩笑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杨贵妃不愿意放你走——”因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一代东方艳妃,也曾让我产生过跨越时空的联想。

    这是华清池留给我的遥远记忆。二十六年后的2005年,让我感兴趣的话题却是杨贵妃的生死之谜。20世纪的尾声,翻译我《走向混沌》的日本学者池上正治夫妇,在来我家做客时,向我抛出一个新闻,他说当年的杨贵妃并没有死,而是渡过波涛滚滚的东海,隐身于日本奈良。他说:日本不仅有杨贵妃的坟冢寺庙,当地电视台还曾播出过她后代人的影像。我告诉池上先生,我访问日本期间,在日本老作家井上靖家中做客,他与我们交谈时,也曾谈起这则神话,但他对此传说持否定的态度——为此他还写了一本有关杨贵妃传记一类的书籍。池上先生笑笑说:“其实肯定与否定,都是妙笔添花,后世人没有亲临现场,只能都当成神话听听。但从中可以看到一点:这位唐代帝王的娇宠,对东方影响之大。”

    时隔多年我已然淡忘了此事。但在今年春夏之交,笔者两次去华清池和马嵬坡访故时,此离奇怪诞之说,重新飞入我的耳朵。笔者现将其简录如下:

    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明皇携贵妃在南逃四川途中,途经陕南马嵬坡的时候发生兵变。唐明皇在极度无奈之际,只好赐杨贵妃一死。756年6月14日,杨玉环被迫用三尺白绫,自悬于马嵬坡佛堂前的一棵梨树上。当时,贴身宫女发现她还有轻微的心跳,昔日在宫中服侍贵妃的著名的艺伎谢阿蛮,便与宫女们起了救主之心。她们一方面对杨贵妃进行抢救,一方面用被褥等遗物,做成贵妃的假遗体,连同她用过的香囊等物,放入棺木之内以掩人耳目;与此同时,机智过人的谢阿蛮,与寿王李瑁(杨贵妃的前夫)取得联系,于6月15日凌晨,杨玉环在寿王总管张永的掩护下,登上一辆逃难的马车,开始了逃亡生涯。经过半个月的颠沛流离,当马车到了湖北襄阳时,总管张永因劳累染疾而死,贵妃身体则完全康复。之后,由宫中一个名叫马仙期的乐工陪同,弃车乘船沿长江而下,到达了江苏扬州。日本遣唐史官滕原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便千方百计将贵妃送上东渡之船。滕原亲自陪同贵妃登船,历经海上许多风险之后,船在日本靠岸,贵妃便在奈良附近落脚。自唐至今,日本尚存有两座杨贵妃墓,一座在久津,一座在山口。据说,当唐玄宗在病危时得知这一消息后,这个帝王中的情种特意派使臣送两尊佛像到日本山口的寺院,从此这座寺院有了“二尊院”之称。直到今天,这座寺院里安放着一尊洁白的杨贵妃雕像,与中国马嵬坡今日的杨贵妃雕像一模一样。故事如此离奇古怪,一直流传至今,让后人真是难以判断其真伪了。如果说,这一切都属于讹传,一个无人能解答的问题接踵而至:安史之乱平息之后,唐明皇想重新厚葬杨贵妃时,棺木内竟然“凤去楼空”,只发现了随葬时的鞋袜和香囊等物品,却不见了杨贵妃的尸骨。

    她的遗体哪儿去了?昔读文史书籍,曾从学者俞平伯在上个世纪初发表的文章中,读到贵妃临危被救,逃到她出生地四川当道士之说。除此之外,关于杨贵妃的生生死死连当地的兴平人(马嵬坡在陕西兴平),至今也说不出个准确的定位来:一说是被她四川祖籍来的人挖走了,二说是被她年幼时生活过的山西永济人盗走了,三说在兵变时被仇恨杨家的士兵灭迹了……说法不一而足,但都无凭无证,只能当成一个个传说。为此,我曾问询过陕西作家、友人陈忠实和学者庞进,他们也都无法解开这个谜团。生前千娇百媚,死后毛发未存——因而这位中国艳妃的生死去向,成了难以解开的谜。我不知道当年曾声言要写杨贵妃的鲁迅先生,后来何以搁笔,这个倾国倾城的女人留在马嵬坡之谜,怕也是他搁笔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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