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计可施之际，只好向领着我们参观大坝的讲解员求救。我说我想喝口水库中的水，她问我喝过“农夫山泉”没有？我说喝过。她说部分瓶装水产品，就是从这儿的深水岩洞中灌的。我十分惊愕，讲解员为我压惊说：“前几天，北京来了个记者团，陪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水质专家。经过专家对库中之水仔细检验，结论是库边之水因与堤岸相接，属二类净水；库心的水，仍为一类最佳水质——这种优良水质，已经连续保持六年了。”接着，她对我谈起为了保护丹江口水质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从2003年起，在总干渠两侧先后关停并转了300多家冶炼和造纸企业，现在水源保护圈高达3000多平方公里。更为可贵的是，专家从丹江水中测出含有人体最为需要的硒。至于硒的作用是什么她说不清楚，但水质专家的话是可信的，她建议我回北京后查看一下这方面的养生书籍。我说我不但要查看“硒”，更为重要的是，要写下丹江口库区为保护水质纯净所做的、对北京的巨大贡献，让北京人更加珍惜水。据报纸披露：北京今年的用水量远超往年，已经达到最高极限，之所以产生如是的结果，是因为整个城市的各个行业，还没有把国家水资源当作人体“血液”去珍惜，因而浪费水的事情常有发生。
我只顾与讲解员谈水，而忘记了一切——待我转身去找文友们时，发现他们已经走到大坝尽头；那辆送我们来丹江口的大巴，正在等候我们登车。我们将离开丹江口，去往陕南寻汉水之源。一个“水”字，牵动着我和文友们的中枢神经。因而尽管从湖北去往陕南路途遥远，行车时间需要六七个小时，但丹江口给了我们精神上的最大满足，因而大家谈论的主题还是水。但此行来采风的文化人多数为中老年人，加上我们在丹江水库坝下坝上奔波之疲惫，所以兴奋过后，多数文友因身体困乏入睡了。
我是被车上的欢笑声惊醒的——原来赵丽宏、李辉、刘庆邦等几个年轻的文友，正在讲述着他们的汉水情话：来襄阳后的第二天早晨五点，这几个想亲近一下汉水的作家，居然穿上泳装，有一场泅渡汉水之举。泳装是李辉为文友购买的，来自上海的赵丽宏和来自北京的刘庆邦，在畅游后一致赞美汉江之水，比北京上海的水要清爽许多。我想参与到车上的欢声笑语之中——但到底年纪老了，没有高声说话的底气，因而我只能对我身旁的文友低声抒发我对汉水的情怀：“我不会游泳，但也尝到了汉水之美味，在南湖宾馆我尝了几口自来水，这不算新奇——新奇的是，采风团只有我喝到了汉江的圣水。”
“圣水？你不是说梦话吧？”身旁的文友不解地询问我。
我说：“汉江圣水偏爱老人。你们都记得我们游汉水之畔大山之事吧。你们都是靠双腿攀登上去的——为了照顾采风团里年纪最大的我，专门开来一辆车，送我提前到了山上的鹿门寺。这儿是唐朝诗翁孟浩然少年时的读书之地，他曾给后人留下《春晓》的五言名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从少年时就熟读此诗并激起我的文学梦想。当时虽然对孟浩然非常崇拜，但不知他就是襄阳人氏——能到他的故土，来寻觅他的形影，内心十分激动……”
“你喝了那儿的水了？”文友问我。
“让你猜着了，我喝了鹿门寺的水！”
他说：“那也不能称其水为圣水呀？”
“你听我说下去嘛。进了这个寺院，正好碰上一位身披僧衣的僧人，用一只水桶在岩洞口提水。我对那位老僧说：我想喝上一口你打上来的水。那老僧把水桶放下双手合十地对我说道：‘施主，这岩洞中之水，你们城里人怕是喝不惯吧？’我说：‘这鹿门山之水，理应属于汉江水系，我在南湖宾馆下榻时，已经喝过水龙头里的水了……’
“老僧露出一丝笑意，但并没答应我的要求，而是用手指了指岩洞旁悬挂的一只小小水罐，让我自己动手舀水。送我来鹿门寺的司机，抢先拿起水罐从岩洞里舀上水来，我一仰脖子把水喝了下去……你想，千年前的诗圣孟浩然，在这儿耕读挥墨多年，一定喝过这洞中之水；现在寺院的僧侣们，又用其水制其食物，称其为圣水，不是挺合适的吗？”
友人笑了，说了一句行话：“你真有想象力……”
其实，我只告诉他我心语的一半，另一半则属于玄学体系：我的生辰八字为水命，对水有着本能的依恋：我不仅在鹿门寺喝了生命之水，在登武当山时，因攀登其巅峰金殿超越我的体力，便停步于大山之腰；在等待文友们下山之刻，我又在其崖下滴水之处，品尝了武当之水。此举还诱发了一件文友们没有获得的礼遇——一位身穿道教衣衫的书法家，赠了我一件他的墨宝，上面只写了一个大大的“趣”字，其含意似在提示进入人生夕阳年纪的我，正在为快乐而活着。我向这位武当山上署名“新月”的挥墨者表达了谢意的同时，再次悟出了汉水之畔的大山玄奥：他何以会向一个陌生人赠送墨宝，可能是看见我用手捧接崖上滴落的水珠、又将其一口喝下之故。
水——又是水。不管是鹿门寺还是武当山的崖洞之水，其根脉都离不开浩浩荡荡的汉水根脉，因而我深感不虚此行。因为我深知水对中华民族的分量，它是流淌于一个国家体内的血液，如今许多省份在闹水荒，作为一个国人理应关注水情，因而腰缠药袋远行至汉水，——没有想到的是，汉水是这么义重情深，将远行一千多公里，向“贫血”的北方“输血”。基于上述的认知，当大巴于当晚抵达陕南汉水之源、秦岭与巴山之间的汉中和安康之后，我精神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汉江之水。
直到两天后，长途行车返回襄阳——我可谓是一个抚摸过整条汉江的文化水痴。因而在与襄阳的告别晚餐上，81岁的我连连高歌，以抒发一个文人难以忘却的汉水情韵……
2014年8月上旬于北京
【云南笔触】
[火把节之夜]
别了西双版纳，身上还披挂着原始森林的“翡翠之绿”，作家滇边采风的一行十人，便星夜兼程离开被傣乡称为黎明之城的景洪，奔赴彝族自治州首府楚雄，去朝拜彝乡一年一度“圣火的红”。
大山连着大山，云岭绕着云岭，两个司机换班开车，汽车已行驶了两天，盘旋了不知千百个S形山路；抬头看，前边还是云横峦峰、绿叠屏障、雾遮谷底。世间都说“蜀道难”，滇边之路也像鬼打墙一般，面包车在大山的胸膛和四肢上钻来钻去，却难以转出大山的巴掌。
偏偏滇边的雨，对我们格外厚爱，从我们离开景洪时，就紧紧依恋着我们、追逐着我们。时而轻轻敲打车窗，对我们说着悄悄的情话；时而又大雨滂沱叩打车顶，对我们暴施淫威。云雨对我们的热恋，增加了行车之难。迷离雨丝的朦胧诗情，不断被行车的险阻所割裂；因而我们奔向“火把节”的行程，是诗情画意和惊心动魄并存之旅：一眼望不到边的森林公园，因雨洗而滴青流翠，使任何山水画家最美的画，在此都黯然失色；但行车时的险象环生，却又常常使我们感到脚下如踩着悬崖间的钢丝，时刻有坠落谷底的危险，大家都为此而提心吊胆。
沿途，我们目睹了几起车祸。有的是对头车在弯路上相撞，汽车起火自焚，留下一堆烧不烂的残骸；有的车因雨中路滑而下山失控，葬身悬崖谷底。一辆武警押解犯人的警车，轱辘朝天地横卧在坡谷的树丛之中。一位善良的彝族老人，行路至此，听见山谷中的呼救声，硬是跑了几十里山路，到竹寨招呼几个彝族汉子，把武警和犯人艰难地从谷底抬上来，拦车送往城市医院。我们的车子路过肇事的弯路时，那位彝族老人还留在那儿看管着那辆警车。他面色黝黑，蜷缩在躲雨的简易塑料棚里，对我们的司机小郑说：“开车要百倍小心，下雨路滑，弯路又多，不能把远方来看火把节的客人，摔到大山沟沟里去。”
司机小郑大概是为了驱赶一路车祸给我们心头笼罩的阴影，他重新转动方向盘时，扭开了车上收录机的开关。于是，面包车车厢里响起一支歌——那是电影《魂断蓝桥》的插曲：一路平安。
大家明白了：路还遥远而艰难。我生平不知走过多少岭了，却没有抚摸过大山的魂魄，而在南国的边陲、山的怀抱，我体察到了山的伟岸，山的博大；它时而是一个美丽多姿的少女，时而又是一个暴戾的君王。它轻轻地吐一口气，便把滚木礌石摇动下来，截断来往车辆；当我们的面包车临近楚雄时，看见一棵巨大的桉树倒下来，不偏不倚，恰好砸在一辆卡车的驾驶舱……
雨住了。
云散了。
天晴了。
诗人公刘望着洒进车厢的阳光，对我们抒发着他的心情说：“难忘这次追寻火把的行程，也许任何寻找光明之旅，都要历经艰难险阻。”
我说：“偷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不是为人间的光明殉葬了吗？”
彝族“火把节”的来历，绝不同于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在彝府楚雄，我听到有关它的各种神话。其中，最原始的说法是：在刀耕火种的远古，火就是彝家祖宗崇信的图腾；还有一说，早在西汉年代，一个彝族汉子被权贵折磨而死，其妻为了祭夫抗暴，点燃了火把，追随者甚众，就成为火把节的由来。之后每到该日，彝族的乡乡寨寨，都要燃起火把，以显示彝家儿女扬善惩恶的不屈性格。历史发展到了魏蜀吴鼎足而立的三国争战时期，汉文化和彝文化开始交融，便有诸葛亮率军进彝区，夜燃长明火把为蜀兵照路之说。但是彝家何以会延续蜀兵之习，继而形成全族的盛大节日？因其没有合理的依据，怕是仍出自于彝区汉人的杜撰。有关“火把节”的渊源中，最动听的要数《米依鲁》的传说了：过去有一个娇美绝伦的美女，名叫米依鲁。她在和一个同族青年的热恋之中，被头人‘土司’抢走。悲愤至极的米依鲁为了表示对那位青年的忠贞不贰，便采摘下马兰花有毒的蓝色花瓣泡酒，然后用毒酒毒死了恶魔般的‘土司’，自己也为除恶而献出生命。从此，马兰花的花儿突然由蓝变红，红得像米依鲁青春炽热的血浆。彝家儿女，为祭悼米依鲁成为仙体的魂魄，便选在农历六月二十五——马兰花由蓝变红那一夜，点燃起鲜红的火把永志深切怀念之意。
这一个个传说，都近似于神话。神话无法返祖还原，使我们重见那一个个故事；但使我们大开眼界的，是火把节之夜的簇簇神奇火焰。
我们抵达楚雄的第二天，正逢8月4日（农历六月二十五）。午夜之际随着一声声礼炮轰鸣，楚雄夜空如孔雀开屏，艳丽夺目的火树银花，飞上九霄云天。此时，作家一行已随潮涌般的人流，被簇拥着到了邮电大楼前的广场。犹如奇兵天降，从广场的四面八方，突然奔来了一支支身穿彝族服装的狂欢队伍。他们有的手持火把，有的吹奏响器；而更多的彝族青年男女则边歌边舞，像无数条火的长河涌汇到大海，歌舞的队伍流向人头攒动的广场中心。
作家们先是手拉着手，以免在人群中失散，但我们这条锁链很快被人的浪峰冲开了缺口，我被挤到了广场的一角。凝神细看，这儿是以“米依鲁”命名的民族餐厅；抬头上望，餐厅楼上的纳凉平台以及临近大楼的每个阳台，都站满了观看火把节的观众。有为拍摄这狂欢之夜的摄影师，有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餐厅门口的一个服务员告诉我，为占据摄影的有利地形，一些“老外”下午就来到餐厅平台，等待这辉煌时刻的到来。
翘首眺望，发现每支火把队伍之前，都走着一位彝族老者。老者若同舞台导演和乐队指挥，箫笛声声的旋律以及舞蹈的节拍，不断随着他的手势变换而更迭出新。更使我惊异的是，挤得水泄不通的围观群众之中，也有不少彝家姐妹，她们有的背着娃子，有的手拉情哥。我冒失地询问她们来自何乡，她们只是朝远处一指；我不甘心，继续刨根问底，几经追问之后，我才知有的来自百里之外的彝族山寨，有的来自并非彝寨的爱尼族家舍和傣乡。火把有如此强大的引力，我很不解，询问身旁一位白族的长者说：
“这不是彝乡的节日吗？”
“各族各寨的人都崇拜火。”
“为什么？”
“火代表光明，驱赶着黑夜。”
“你为什么站在这儿观看，不进去跳舞？”此时的广场已成为火光闪烁、各民族兄弟姐妹狂欢的旋转舞台。
他反问我说：“你能挤进去吗？站在这儿看，也过瘾着哩！你看，那几个大鼻子（老外），都看得直眉瞪眼了。”
在人挨人、人挤人的“铜墙铁壁”之中，我无力扭转脖颈，去观察那几个“老外”的神情。可以想象，从小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外国游客，面对东方滇边少数民族文化的流光溢彩，当会是一副如醉如痴的模样，我在端详那一簇簇流动着、旋转着、奔泻着的八月之夜的流火，这些光明和自由的象征，似在迎接着通宵达旦狂欢之后的日出。
挤出密不透风的人群，已是五日凌晨两点。火把节的夜市，生意犹如火把般火红，商贩们拦着游客，兜售着各式各样的滇边产品。我停步在一个彝乡的摊位前面，买了两个彩色丝线缝制的彝家荷包，两个荷包上一个绣的是盛开的百花，另一个绣有照亮暗夜、向往太阳的火把。
1991年8月3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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