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海行舟如歌——南国滇边抒情之一]

    云的遐想

    南国滇边的云，白如鸥翅；因而车子绕行在云海，如同乘鸥在飞。这里的云，和我们太亲近了，信手抓来，云就抓在掌心；它近乎放肆，一片片，一团团，竟然飞进面包车的车窗，把滇边之行的作家们拥在怀里，并把每个人的脸，吻得湿漉漉的。

    凤珠大姐说：“我才从泰山归来，在泰山也没抚摸过云。”

    “她飘逸、潇洒、轻柔”，我联想起夏季女孩子白裙的端庄典雅，我又记起书桌上铺开的一页页洁白的稿纸，只是云中是没有方格格的。

    50年代，开拓滇边军旅文学的诗人公刘，比我们更懂得滇边的云。他说他当年在这山连山的蛮荒之地追剿国民党残匪时，看见过五色的云，其美丽如跨天长虹，但又比长虹娴静而从容。当地彝族兄弟，把这种云称为“五彩幛”。在五色云中行军，会使你感到一切语言文字——包括华美的诗章，都失去了光彩和色泽，云南的云实在太富有韵味了。公刘是从安徽回滇边访故的，心中装不下千思万绪，便请司机停车，仔细观赏如烟似雾，却又非烟非雾的祥云。云就在我们的身边。云就在我们脚下。仿佛她是从山谷里升起来的，凝固在广漠的空间。长长的云缕，状若一条条藏民的“哈达”，悬在空中一动不动；而那朵朵白云，则像原子弹爆炸升腾在天宇的蘑菇云，盛开在苍翠的山峦之间。令人惊异的是，形形色色的云，一动不动，仿佛在大气中沉睡的安琪儿，连风儿也不去惊她的憩睡，这种自然的静谧，丢给作家们一片遐想。

    看云，我们都在看云。无声。我们被云的安详惊呆了。打破这种缄默的是来自黑龙江的小说家林予。他和公刘一样，也是来滇边觅故的老云南。他说：“维熙，北国似乎难见这种睡云，你去过北大荒，那里的云，在天上争先恐后地奔跑，像羊群归圈似的。这儿的云朵，是开在天上的白色睡莲。”我说：“只是没有叶片衬托，有点像孑然一身的睡美人的味道。”

    应红笑了：“弗洛伊德反应。”

    公刘没笑：“人生如果能像这朵朵睡云就好了，那就没了岁月流转，白发染鬓，我还如身穿戎装，千里走单骑那么年轻。可是现在的公刘，已然是冉冉银须一大把了。”

    这话，饱含着他对流云般人生的回盼，内藏着对匆匆逝去岁月的深情眷恋。是的，50年代，当我观看北大荒上空如千帆竞发的流云时，何曾想到岁月对我也如有去无返的一叶篷帆？从青春花季到满脸皱纹，时间像流云般疾驰而过，真是走得太匆忙了！因而，我说：“但愿别起风，让睡云永远躺在梦的摇篮。一旦风撕裂了云，睡云就变成流云了。”

    我还想到，岁月如果真能挽住一朵睡云就好了。它可以让钟表停摆，让匆匆的时间留步；让少年永远年少，青年永远年轻，老年永远停住奔往公墓的脚步。

    绿的情思

    绿。面包车冲出云海，就是走不完的绿；它在盘山公路上，足足转了九百九十九个S形的弯路，行程足有千把公里，却冲不出绿的包围。

    在滥砍滥伐森林的灾难过后，滇边山山却都镶嵌着原始的绿色，致使我们的面包车，像一叶扁舟，行驶在绿色的大海，任其舟儿东飘西荡，南弋北摇，翡翠般的群山像祖母绿的指环，把我们牢牢地锁在它一枚枚的指环当中。

    这令人心旷神怡的绿，使我想起了巴黎市郊的枫丹白露、奥地利绿色音乐之乡的萨尔茨堡、德国莱茵河畔绿色长廊、卢森堡的河谷公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滇边的绿完全可以和欧洲之绿媲美，更胜欧洲那些绿色城镇的是，滇边的绿没有任何雕饰，没有人工修剪；它与日月光华为伍，带有欧洲绿色无法比拟的原始粗犷，使生活在滇边的儿女，都深受绿的熏陶，绿的点染。

    我们曾在傣族餐馆用食，餐桌上的南瓜秧、豌豆苗、盖菜叶都呈现出北国难见的鲜绿；就连烤鱼外边也包扎着绿香草，蒸肉团外面覆盖着绿色的棕榈叶。滇边人家，把绿菜端到餐桌上，更使我们感到绿的无所不在。生态环境中宝贵的绿，不仅影响滇边儿女的外在生活，而且优化了发肤之内的生理感官机能。作家们在滇边考察时，曾特意去见了傣族老歌手康朗甩，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以一曲响亮的《红太阳照亮了澜沧江》，而知名于全国文坛；此时虽然他已是78岁高龄，却仍然两眼炯炯有神，健步如飞，使我们这些后来人难以撵上他的步履。我问老人家，身板何以如此结实？他没作正面回答，只是指了指环绕在竹楼周围的绿——这儿站着一簇簇风中起舞的凤尾竹，它们摇曳着窈窕的身躯，像是替康朗甩回答我的质询。

    是的，大自然中的宁静绿色，对人类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家们都异口同声地赞美傣族、彝族、哈尼族姑娘们的眼睛——她们目光流盼，每一次眼波的闪动，都像摄取走了作家们的魂魄似的：在她们睫毛之间的方寸之地，流淌着的仿佛不是眸光，而是一汪奔泻而出的清澈、明亮、深邃的清泉。用滇边本土回族作家马宝康的话来说，就更显出那些眼睛之灵秀神奇。他说：“到了没有灯火的晚上，山寨上人的眼睛，百步之内亮若星光。不信你们晚上来竹寨看看！”是真实的描述还是艺术夸张？反正那些姑娘和小伙子的一双双明眸，在北京难以寻觅；即使是跑尽地球经纬，怕也难见那一双双美目。作家们在面包车中寻根探源，各自发表对滇边眼睛的浪漫议论：“云漂的。”因为滇边的云洁白如玉。

    “泉洗的。”因为滇边到处有飞瀑流泉。

    “绿染的。”因为这儿有无边无际的绿。究竟哪种“浪漫”，更符合真实？没有人能得到结论。而真正的结论则是人和自然——自然和人相互依存的鱼水关系。这大概是人人都能接受的一条定律吧。绿色对人类的贡献博大而奇伟，人世间各种斑斓色彩，都依附于绿色而生，当我们在一枚枚“翡翠指环”般的山峦行驶时，看见了依偎翠绿色而生色彩缤纷的各种花木：沉思的鹤望兰、火红的合欢扇、微笑的美人蕉，以及香喷山野的九里香、各色“衣着”的三角梅。就连唐代山水诗人王维笔下“红豆生南国”中的颗颗红豆，也都是滇边绿色母亲分娩的婴儿。绿给它们以乳汁，绿给它们以柔情，绿给它们以花季，绿给他们无尽的风流。

    绿是真正的奉献者，而真正的奉献者是悄然无声的，当我从相思树的绿叶中，采撷来一颗颗血色红豆，觉得绿不但是相思的先祖，绿还织成红豆的华装。我想把它连同车外的翡翠之绿，猛力抛向西北的腾格里大沙漠，掷向城市里每条缺少绿色的街；让沙漠流淌绿色，让城市的每个行人，都有绿色赋予的相思之水，都有一双绿色洗染的明眸。

    舞的诱惑

    滇边少数民族兄妹都能歌善舞。诗人公刘说：因为这儿是孔雀的故乡。孔雀开屏时的壮美与辉煌，幻化成了滇边儿女能歌善舞的羽翼和血浆。

    青年时代我就崇敬公刘诗歌中丰富的想象。此时，我认为又是诗人想象力的无限膨胀。司机小郑仿佛窥视到我的心思，并决心要纠正我的谬误似的，把我和文友们引上“曼飞龙”坝子——一座傣族人家的竹楼。身穿傣族筒裙，名叫依香、依顿的少女，迎接了这些远方的来客。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对表姐妹，毫无城市女孩子的拘束和忸怩；当天津来的女作家赵玫请她俩跳舞时，依香、依顿立刻答应了北国客人的请求。

    曲腕，分指——那是孔雀仰起了它的美丽的凤冠；折腰、踢腿——那是孔雀翩翩飞；筒裙随着她们身体旋转而飘逸地抖开，那是飞到竹楼来的孔雀，在展示它美丽的羽尾，眼前的婆娑舞姿，顿时使我记起了亚运会上一展孔雀风姿的杨丽萍，不但我看呆了，同行的作家也个个瞠目结舌，不知孔雀之乡，竟然有如此之多美丽的“孔雀”。但一团疑云，也随着“孔雀翩跹”从云端而落——这是否主人拉来的歌舞团成员？首先提问的是老作家陈荒煤。“你俩是哪个歌舞团的？”依香笑着，不断摇头。

    表妹依顿为表姐出来作证了：“她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山寨子里到哪儿专门去学舞蹈？”依香补充表妹的话说：“小时候，傣寨还很穷，上不起学；改革开放的风吹进寨子，生活倒是富裕了，可我已长大成人，没了上学的机缘了！”

    作家们是带着惋惜之情，走下竹楼的。尽管竹楼外间摆放着音响电视之类的东西，我们仍然为依香遗憾。但是这种遗憾，回答了我一个问题：孔雀之乡尽多“孔雀”，能歌善舞绝非虚言。当面包车穿行在一座座竹寨时，常能看见年轻男子吹着响器，年轻的母亲怀抱婴儿，在竹影下荡着秋千，一幅幅天人合一充满自然乐趣的画面，从我们车窗外飞掠而过。

    一天午夜零点，我们车停思茅。新中国成立前，这儿发生过一场瘟疫，瘟疫使思茅成了一座死城。传说当时一辆开往缅甸的国民党军火汽车，途经思茅，司机被遍地横尸和一片恶臭，吓得精神失常，将车翻进了大山谷；一声爆炸轰鸣过后，至今还留下累累弹坑和被拦腰炸断的千年老树的半截躯干。就是这座昔日消失了鸡鸣狗吠、没了一切生灵的死城，而今大楼幢幢，夜市着各种服饰的人流如潮，在灯火辉煌处，又见那迷人的舞姿。在我们夜餐的餐馆邻间厅堂，一群各族的年轻男女，在音响伴唱中，跳着许多作家都不曾涉猎的“迪斯科”。我探头凝神观看着，他们黑发飘飞，身体每个骨节都在运动——大山沟里的死城变成不夜之城。连同旋风般的舞蹈，留给我一篇真实的童话，而这篇深山里的童话，却又证明孔雀之乡的滇边，真是诞生歌舞皇后的摇篮。

    特别是在滇西楚雄，我留给少数民族兄妹一个十分狼狈而又难堪的印象。那天，楚雄卷烟厂举办舞会，请作家们光临，彝族自治州副州长身先士卒，又唱又跳；接着滇边几个民族的青年男女，身穿艳丽夺目的本民族服装，请作家们和他们共舞。他们开朗豪放，感情真挚，但北国大城市来的作家一行，却辜负了少数民族姐妹的一片盛情。“卡拉”，不会；“交谊舞”，不会；“迪斯科”，则更不行。

    面红耳赤之际，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生命题：滇边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何以如此无拘无束？何以如此纯真豪放？是不是滇边的睡云给的？是不是滇边的清新的绿给的？美好的大自然绝非无情之物，它塑造人性格中的瑰丽色彩，它给予人解脱禁锢的潇洒和美丽。

    因此，当此小文脱笔之时，我要赞美那云、那绿、那舞，它使人萌发诗兴、思绪翩翩；而那睡云、那翡翠、那雀舞，都是大自然的厚爱与赐予。

    人们不仅应该耕耘大自然的璀璨色泽，或许还应有大自然坦荡无私的情怀。

    1991年9月2日于北京

    【南行手记】

    [假假真真话温州]

    1994年夏天，我与李辉出差广东，顺路去湛江走访。在一次市长庄礼祥招待我们的晚餐会上，我胃口大开、酒兴正浓之际，突然腰部“咔嚓”一声，我顿时慌了神儿——因为我腰间皮带松了，暗中用手一摸，糟透了，皮带前端的环扣掉了。

    一时之间，我手足无措，只好一只手摁着皮带接头的铜环，另一只手端起酒杯，应付着广东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周庆正同志伸到我面前碰杯的酒杯。

    “你怎么了？”首先发现我窘态的，是小老弟李辉，“肚子不好？还是……”

    我这个人演不了戏，索性对席间的湛江朋友们直言：“请原谅，我的皮带环扣掉了，我得去卫生间一趟，处理一下我的皮带。”

    挺煞风景的，但是别无出路。待我在卫生间里把皮带环扣垫上一块布（我撕了自己的手绢），重新返回席间刚刚坐定，那不听话的铜环又掉了。没有办法，我只好一只手摁皮带，另一只手拿着竹筷完成晚餐任务。这在席间引起哄堂大笑，纷纷问我皮带是哪儿买来的，一定属于假冒伪劣产品之列。我胡乱搪塞下来，说因饭菜丰盛，是我肚子把皮带撑坏了的，有意隐去了这条皮带的来源——温州。庄礼祥市长当即让市府办公厅副秘书长老陈，帮我解决皮带问题，此事被我拦下了，因为当时已近晚上9点。第二天清晨，憨厚的老陈把一条他在武警部队工作时发的新皮带送到宾馆，才算解决了我的问题。

    我之所以没有在席间吐出温州的名字来，实因我内心很敬仰温州。1992年我与达成、曾祺、燕祥、心武应邀出访温州时，温州留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一座在纷繁杂乱中锐意进取的城市。其中，最触动我中枢神经的是温州机场的建设，上面审批的图章还没盖完，机场上的“大鸟”已然起飞降落了。在我眼里，东南沿海的众多城市中，温州人属于最为勤奋、最富于创业精神的类型。午夜，当我们漫步街头时，街巷里的家家户户几乎都还没关门，许多老太太还在灯下缝制着衣物。温州市郊的桥头镇，小小纽扣竟然占据了全国近2/3的纽扣市场。而我那条掉了环的伪劣产品，就是在桥头镇买的。在买下那条“名牌”皮带的同时，我还买下了一个打火机——我是烟民，写作时是手不离烟的。

    令人惊异的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防风打火机，却演绎着温州另一个故事。它古铜色外壳，中间镶嵌着莎士比亚的肖像，整个机身的典雅，显示着打火机制造者有着卓越的文化眼光。有一次，在北京作家一次聚会的饭局中，谌容的爱人、烟民范荣康——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对我这个打火机流露出浓厚兴趣：

    “是从国外带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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