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许红安先生的话说，他是把中国古代的一句军事成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运用在深圳文化的开发上来了。这是让我刮目相看的一位人物，因为在北方（包括北京在内），我还很少见到先开发人文环境，后盖楼群的商界智星：那些得了急性近视的暴发户，总是急功近利地和金钱较劲，文化环境常常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马后炮”。因而，我开玩笑地称许红安先生为来自美利坚的中国儒商。这是给我启迪的一例。其二，威尼斯酒店精美绝伦的建筑，使我为之震撼，一个过去十分封闭的中国，今天居然把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的人文景观，微缩搬迁到南国的窗口来，这事情本身的内涵就已非常丰腴；但更牵动我思绪的发现，是这座大酒店的管理人员，竟然是那么年轻。那靓丽雅静的副总经理陈小芳，年仅27岁，是个几年前闯进深圳的湘女；它的公关部主持张雍，今年刚过20岁——但就是这样一些年轻的移民，直接统管着目前中国最超前的大酒店（前些日子，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就是在这个酒店大厅里，发表演讲的）。他们之所以能将看似童话一般的虚幻，演绎成为一种真实的现实，而且经营得丝丝入扣，都得益于他们是具有高级文化素质的深圳移民。凡属这类移民，都有一根强大的文化神经，陈小芳是从报纸上得知我们作家来深圳的消息后，便执意要我们在笔会结束之后留下来，给酒店的文化环境提出意见。笔者入住酒店以后才知道，这个湘妹读过许多作家的书——包括我的许多著作。该怎么说呢，他们既是昨天深圳文化大厦的开创者，又是今天深圳文化大厦的支撑者——没有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移民精英，深圳或许不会有今天的速度、今天美丽的人文风景。
还有一件事情使笔者感触良深：一天，深圳金威啤酒厂的副总陈鹏飞，来我的住室做客。他说要请作家去酒厂看看，当时我因身心极度疲惫，便想婉拒此盛情之邀。哪知他拿出来一把打开我心门之锁的文学钥匙，我顿时举手投降了。
我们的对话是这样开始的：
“我读过您的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他说。
“那是1979年的作品，可说是老掉牙了。”我说，“这么多年过去，我连那本刊物都丢了。”
他说：“您信不信，我保存下了这本《收获》。”
我笑笑，觉得他在讲童话。
他认真地为我解疑道：“我当真还保留着它，因为我喜欢文学。当我从湖南迁往深圳时，别的东西扔了不少，可是伴随着我的几个书箱的书，我一本也舍不得丢下，便一块儿运到了这儿。”
对他的话我将信将疑，二十多年过去了，连我这个小说作者都把自己的产儿丢失了，一个读者怎么可能会存留下这本刊物呢？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当真把那本1979年的《收获》摆在了我的面前。
我无言了。这不仅因为他是我的文学知音，更让我勃然情动的是，我拿起刊物看时，发现小说的字里行间，不仅留下他阅读时的铅笔道道，在发黄的封面破损处，都用胶带粘起来，以示他对文学的珍视。这比任何语言更有说服力，他是个爱书如命的读书人。为了答谢陈鹏飞副总的情意，我去了金威啤酒厂。我没有想到的另一件文化趣事，又在午餐的餐桌上发生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坐在我身旁的该公司理事长叶旭全，竟然是描写邓小平南行的电影《春天的故事》中的歌词作者。
短短一周的深圳之行，在文与商的话题上，给我留下这么多的感悟，是我始料不及的。该怎么概括我的认知和思绪呢，文化随着移民登陆深圳，而给这座经济之城，插上了文化腾飞的双翼。如今，文与商水乳交融成为一体，这就是深圳今朝之全景肖像。记得，昔读新中国成立前商务书局出版的《中国商业史》时，谈到中国文化人，自古至今有轻商的传统。飞跃发展的深圳，已然撕碎了这个古老的界定模式，而成为文与商亲密无间的融合体。因而，当我登上返京的飞机时，第一次对这座毗邻香港的城市，产生了依依惜别之情。我默默对舷窗外的飞絮说：再见，美丽的南国边城，你变化的不仅仅是外壳，连你体躯内的细胞，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裂变。一个北国来的游子，祝愿你的明天更加典雅而旖旎……
2002年7月17日
[春夜无眠]
北国还在春寒料峭，南国已然绿色满园。飞机在滨海的汕头降落后，在奔往汕头大学的路上，见红色的木棉花无声无息地飘落街头，正在感叹南国春短之际，南国的友人纠正我对南国之春的无知说：“这种花开得很早，它与其他花卉习性不同；别的花儿是以开花迎接春天，它是以花朵坠地，来点缀南国春天的。”这话让我这个北国来客，虽然感到有点感伤和悲壮，但更多的是新奇——我第一次知道百花之中，还有以香殒玉碎来装点春天的。举目遥望车窗之外，看木棉花落满街头的同时，一簇簇紫荆花却刚刚绽蕾，五颜六色的野花才刚刚吐蕊，我才确信木棉落地，不是春天的尾声，而正是南国的春浓时日。
覆盖在浓浓春色里的汕头大学，美不胜收。就自然环境而言，可谓是国内的大学百花中之奇秀。校园内不仅有滴翠的青山，有一片荡着碧波的湖水；还有林荫大道，有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最为奇妙的是，湖边还坐落着一个庞大的现代派的雕塑群……说起来，也是一个笑话，由于我初来乍到，远远望去不知那是艺术造型，误认为那是一群真人了。我问与我同来校园的友人周坤：
“那群人在湖边干什么？”
他说：“大概是观看游泳比赛的观众吧！”
“天气这么凉，学校敢让学生下水？”
这位老广东挠了挠头皮回答我说：“不是还有冬泳爱好者吗？广东人比北方人更爱好冬泳。”
我觉得这个老广东的话不无道理，便信实了。待我们走过去一看，都开怀地大笑起来——那不是观看冬泳比赛的人，而是耸立于山湖之畔的人体雕塑群像。湖堤下面，种有郁郁葱葱的芒果树林，小如米粒似的黄色的花朵，飘出的浓香弥漫了整个校园，熏得我这个北国来客，真是有点飘飘然不知东西南北了。
夜宿汕大校园湖畔的迎宾楼，梦中似听到警笛声。那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往事再现，我被装进一辆警车之内，运往我该去的囚瓮。梦醒之后，方知那不是一声声警笛，而是窗外林中鸟儿的高声夜啼——我不是被装在警车之内，而是被林中喧叫的鸟鸣声惊醒。这个遥远凄楚的寒梦，已跟随我多少年了，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波恩，我夜梦中出现环绕劳改农场的大河。想不到它像是我的影子一样，竟然又追逐着我来到了海滨的汕头。
我的睡意顿时消失了，为了平静心绪，我坐了起来。为了驱散噩梦的阴影，索性披上衣衫走上阳台，去倾听南国鸟儿的夜半歌声。我从小生活在北国农村，自认为不乏鸟类的知识，但像一个女高音那般、连续啼叫的鸟儿，对我来说还十分陌生。这是一只什么鸟儿？说它是报春的布谷鸟，它只会四声重唱，没有这只鸟儿连续歌唱的底气；说它是百灵鸟，百灵鸟只会在天上高歌，没有夜间抖开喉咙撒欢的鸟性……在阳台上，我久久寻觅着鸟儿的形影，窗外的树林一片浓郁，我只闻其声不见其形。
正当我失望无奈之际，突然有一线流火闪过树丛，我的思维一下被这流火激活：神话中有一种鸟儿叫火烈鸟，它的尾巴会闪闪发光。据民间传说，它是天上火神，派到人间巡视人间火情的。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神鸟，飞到这块宝地显圣来了？定睛细看，神话在现实中破碎了——那是树丛背后湖水中小舟上的灯火，在夜风中随波飘逸。
白天我散步于湖边时，曾看见湖中的这叶孤舟。在现代化的校园里，那一叶孤舟升华了校园的古典韵味。林校长告诉我，李嘉诚先生注资建校，先后投入了二十多亿港币，他对学校人文环境要求非常之严格。之所以在湖里放上这叶小舟，是学校有意浓化人文环境的举措。这真是神来之笔！可是又是谁来了觅古之诗情，夜半更深到湖里放舟去了？此情此景，撩起我对春夜渔火的遐想，于是立刻离屋而去，开始了湖边的夜游。
我点着一支烟，坐在湖边一棵粗粗的倒木躯干上，享受着南国春夜的宁静与悠闲。风在动。船在摇。
水波中的灯影，随着水波向湖中散去，形成一圈圈光的涟漪。我用尽我的视力搜索，想从小舟上看见放舟人的身影。我失望了，那叶小舟与白天一样，仍然是一只空舟。我突然明白了，这一定是学校为了人文环境的臻美无瑕，刻意在那叶小舟上，安装了夜明之灯，让湖中这叶孤舟，在夜里也能撩拨学子们的千古幽思。舟虽然还是白天看到的那叶空舟，但水波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游动，这次没有让我失望，是两只小小的戏水鸳鸯，在搅碎着一泓碧波！此时此刻，不仅我为之神魂颠倒，连林中的鸟儿，似也为这一对春水中的情侣助兴那般，开始了新一轮的啼鸣。
第二天，我询问林校长，什么鸟儿夜啼之声如此响亮，叫声能穿过窗玻璃，把酣睡中的我从梦中唤醒？他虽然满腹学识，但仍没能说出这种鸟儿的名字。还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作家，为我破解了心中的谜团。他说：“这种鸟儿叫鹌鹑，能连续啼叫十几声，咕咕咕咕之声，像是连发的机关枪。春天是它们的发情期，夜间啼血般叫个不住，是召唤‘婚配对象’哩！不知你们北方，管这种现象叫什么，我们这儿称为‘叫春’！”
叫春！十分形象的比喻。它的连声啼鸣，确实把我带到了春天的怀抱。它搅碎了我那遥远岁月的悲情之梦，并让我在春天午夜的湖畔乐不思归。在我生活的刻度盘上，还没有留下彻夜无眠的往事，但在南国之春的深情抚摸下，我痴醉于湖边的水波之中了。因而，我在汕大文学院演讲时，对学子们说下大意如是的一段话：……我羡慕你们，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走上漫漫驿路服劳役去了。看见你们走在春天的校园中，受到春天的呵护并编织着你们自身春天的故事，我真是愿意抛掉我一切所得，从头再生一回，到你们这个大学里来当一回学子。当然，这是孟浪的幻想，我今天站到这个讲坛上，充当的角色是黄昏斜阳与清晨朝阳的对话，是生命即将枯干的河与奔腾的小溪的交流。你们要珍惜生命的花季，谱写出超越前人的春天诗章……
2004年4月中旬于北京
[“红头船”礼赞]
昔日只知潮汕人多扬帆出海，历经海上漂泊——是以有今天遍及世界的“潮州同乡会”。笔者在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城市，都看到过他们的形影。但不知他们的祖先，是从樟林古港下海，乘红头船走向世界的。这次应汕头大学之邀，顺访古代潮汕人出海的樟林古港，当真为历代潮汕人挑战大海的勇敢而动容。
据有关资料记载，红头船的名字，来自清朝。虽然远在南宋时期，潮汕人就已经有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的记录，但是形成规模却是在清朝康熙大帝解除海禁之后，东南沿海各省开始有了正规的海上交易。为了区别海上船只的省界标志以便于管理，到了雍正年间，海上便出现了红、绿、黄、白等多种颜色的船只。广东出海的船只，被勒令船头船尾涂染成红色，这便是红头船孕生的历史。
时至21世纪，当我登上古港寻觅这珍贵的历史遗物时，由于沧桑岁月的风雨侵蚀，已难看到一只完整的红头船了。古港纪念馆陈列着残破不全的船板、船舱、船锚等遗物，这是近海渔民们从海滩上打捞上来的船体残片。当地的后人为了表示对先人出海远行的崇拜，在纪念馆里搭建起一个红头船的实物模型。船头船尾都涂染成红色，在船的顶端还贴着一张《易经》的“八卦”图。主人告诉我，那是前人为了祈祷出海远航的亲人一路平安，而精心刻制上的。当时的大船虽然长近40米，内有几层装人载物的货舱，但无一例外都要靠风帆和舵手完成远航的任务，加上当时没有海风和海浪预报，因而人们一旦离开樟林古港，生命就交给这条船了，船头上镶嵌着的“八卦”图，就是出海人寄托生命安全的图腾。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