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讲，我对那些德国朋友的频频举杯祝酒只是出于礼貌而应付，我的目光始终像雷达跟踪飞机一样，追逐着黄凤祝。按说，黄博士今天是主人之一，理应坐在餐桌的上首，可是他却忙着跑前跑后。一会儿拿来茅台，一会儿端上龙虾，俨然是酒楼中的一个“跑堂”。我对此既诧异，又掺杂着不安，因为这等于是“反客为主”，与欧洲的烦琐礼节是大相径庭的。但他神态自若地在餐桌间穿梭，毫无不适之感。有一次玛拉沁夫硬是把他拉坐在椅子上，他只喝了一口“可乐”，就又去端菜了。我再看看他妻子安尼，她坐在午宴最不显眼的长桌桌角，嘴里吸着一支香烟，默默地打量着坐在她对面的王安忆、莫言……她仍然穿着一身黑色衣裤，那装束和那坦诚而安静的目光，让我想起了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这位温文尔雅、如同中国妇女一样的德国女郎，或许不是在用眼睛判断这些作家，有没有另一个遇罗锦吧——这实在是有意思的一对夫妻！
出访联邦德国之前，有来过波恩的作家曾向我作过这样的介绍：那是莱茵河畔的一个理想“王国”，黄和他的夫人，对中华文化的挚爱到了“爱屋及乌”的程度，因而那只喳喳叫的黑乌鸦，能在那儿行骗。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这对夫妻对中国文化人，关怀备至，情同手足。我不记得是在什么刊物上，还读到过一篇追忆在波恩和黄及安尼接触的文章，文中说：黄先生经营香江酒楼，但盈利不够支出。因为这对夫妻为了弘扬中华文化，还经营着专门推销中国（包括台湾）书刊的雅知书店和专事把中国文学艺术书籍译成德文的雅知出版社，在欧洲这是赔钱的买卖。酒楼生意淡季不能弥补出版社和书店亏空时，黄先生就向他在菲律宾的父兄手心朝上了。黄先生的父亲，原系福建泉州地区石狮人，早年家境贫穷，为了谋生而漂洋过海，现在是海外一家有名的塑料公司的老板；他哥哥在菲律宾开设一个养猪场，收入也甚丰厚，对黄先生不断有雪中送炭的经济支援。黄先生从菲律宾来联邦德国，最初是奉父命来学习塑料加工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园，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后就转向攻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取得了博士学位。安尼家在慕尼黑附近一个城镇，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汉语，中国古老的灿烂文明，给他们之间搭了一座鹊桥——他们结合了，组成了一个中华血统和巴伐利亚民族后裔相爱的家庭。这个家庭，如同恒星的一颗卫星，生命的追求就在于围绕弘扬中华文化而运动。在我飞联邦德国之前的头天晚上，1985年访问过德国的一位北京作家还托我给黄凤祝先生带好，因为黄先生的酒楼，曾热情招待过作家王蒙、鲍昌、方冰、西戎、张抗抗……该年隆冬，黄先生和安尼接待过遇罗锦的屋子，1986年之后又热情招待过孟伟哉、公刘、刘祖慈、李子云、李陀等许多访德的中国作家。记起这些，我不禁对黄先生和安尼在接风席上的不拘礼仪有了理解并增加了几分敬意。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对宾客才讲客套，对故园的兄弟姐妹，只要奉献出一颗赤诚的心也就够了。
饭罢，再次显示了黄先生和安尼浓如酒酿般的手足之情。他把高晓声、张炜、季仲安排到他家里去过夜，他和安尼把家让了出来，搬到书店去住。当他把家中的钥匙交给中国作家们时，已向我们打开了他俩的两扇心门：尽管被蛇咬过一次，并不疑虑井绳——那串钥匙给了我明确的回答。
三
雅知书店开设在波恩一条幽静的小街上。
由于我要在西柏林参加两个学术会议，作家代表团回归中国之后，我仍逗留在联邦德国，有机会对这个家庭进行由表及里的观察了解。黄先生和安尼的家庭分工基本如下：黄先生经营酒楼，安尼经营书店。雅知出版社出版翻译中国书刊时，则夫妻一起上阵。
在黄先生书店帮工的华裔阮嘉玲女士曾告诉过我，为在中国代表团来访之前出版德文版的中国文学刊物《龙舟》，黄先生夫妻俩和她整整突击了三个昼夜。安尼擅长美术，担任刊物封面设计和插图装帧，并兼刊物的德文校对工作，黄凤祝先生负责刊物文稿的审定和翻译工作。他有着敏捷的才思，在夫人安尼的协助下，曾出版过他翻译的《李清照诗词选》。按照阮嘉玲女士的说法，黄和夫人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爱到了如痴如呆的程度。在奋战《龙舟》出版的三个昼夜中，他们三个人只有往嘴里填面包片和灌果汁饮料的时间，没有吃一顿正经饭的空当。三天三夜不闭眼，每个人至少掉了三公斤的体重。
对此，我深信不疑。在波恩的日子，我没见这对夫妻像那些德国人一样，开车到风景区去度假，在莱茵河上放舟。黄先生的酒楼经常要到午夜才闭门，结过账后已是深夜一两点钟，第二天早晨6点左右就要起来，和安尼一块儿进行书刊的翻译校对工作。使我奇怪的是，他和安尼在我面前没有打过一个哈欠。特别使我深深感动的是，波恩大学举办“中国文学周”的几天里，偏偏酒楼的厨师患了重感冒，不能为作家们准备早餐，黄博士这时就代替了厨师的角色，不误时地做好中国式的早点。白天他又搬运着《龙舟》及其他德文的中国文学书籍，到波恩大学“中国文学周”的会场上去推销。如酒楼的业务太忙，安尼则代替了黄先生的角色，挑起弘扬中华文化的担子。
有一次，我怀着不安的心情问黄先生说：“你怎么不知道累？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
他笑笑，一摇头：“没有。习惯了节奏的紧张。”
我又问安尼：“你呢？”
她风趣地掏出一支烟举在眉间：“它能医治困倦！”
噢！各有各的回答，又都各有各的依据。尽管他们作了各自的心理自白，我仍然发现了超负荷运转给他们带来的疲惫。6月中旬，我应特利尔大学之邀，给汉学系的学生们去讲中国当代文学，黄先生答应晨9点用车子送我去特利尔。我在寓所等候得心焦，因为时间已过了9点，黄先生是个严守时间的人，但门口还不见黄先生的车影。这时，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筒，黄先生熟悉的语音传了过来：“从先生，请少安毋躁！我今天早晨送王安忆上汉堡的火车，上车之后，麻木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没容我下车火车就开了。现在，火车已把我拉到了科隆车站，我是在科隆火车站给你打电话。请放心，我马上乘返回波恩的火车回来。”说着，他在电话里笑了起来。
我也觉得这事情十分可乐，不禁也失声而笑，但笑声过后，喉头突然升起一股苦涩之感：黄先生和安尼女士，是不是为我们付出的精力太多了？接车，送站……我们每去一个新城市，他都开车送我们去。联邦德国的高速公路尽管开阔平坦，但握着方向盘的还是他呀！记得有一次，他和安尼拉着我和一个中国画家去附近小城看刚刚揭幕的中国画展，不知是鬼使神差还是他精神过于疲累之故，很熟悉的高速公路，他竟然开错了方位。当天，又落着滂沱大雨，只能根据若隐若现的前车尾灯来判断车子与车子之间的距离，车轮像不是开在高速公路上，而是开在一条浅河之中。安尼也敏感地发现了这一点。她立刻和他调换了位置。她转动方向盘，把车子开到了举办画展的小城。我想：“这显然是由于过于疲惫带来的精神错位。”
此时，车子又奔驰在通往特利尔的公路上。
我说：“黄先生，你神经弦子绷得太紧了！”
他却和我拉扯别的：“你知道吗？特利尔是马克思的故居。”
“其实，今天完全可以让特利尔大学的乔教授派车来波恩接我！”我又说，“你看，又占用你的宝贵时间了！”
“乔也是忙人，何必去麻烦乔呢！”他淡淡地说。
黄凤祝先生的思维方式不同欧洲人的“自我中心”，他处处事事总是替别人着想，很少考虑自己的得与失。车子以16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我望着车窗外奔跑的树荫和山峦，以及那站在山顶上的风残古堡，心里百感交集。这条公路我是走过的，那还是作家代表团没归国之前，也是黄先生开车送我们去参观曼斯的书市展览。在彩色帐篷连成一片的奇特书展上，我们发现了安尼。她依然穿着她喜欢的黑色衣裤，欣然地坐在“雅知”的书案之前，案前摆着的却是从中文译成了德文的书刊：有王安忆的小说集，有刘晓庆的《我的路》。是啊！黄先生和安尼究竟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本来，这对夫妇经营香江酒楼，能生活很好，偏偏他俩自找清苦，安尼跑到离波恩有300多公里的曼斯市，摆书摊来了。
购买中国书籍的人寥寥无几，但安尼好像不怕寂寞。她座椅旁边放着喝下去半瓶的“可乐”，还有一块咬了几口的粗硬面包。见了我们她异常高兴，因为这是中国人光临了中国书摊，不是在雅知书店，而是在曼斯书市。
“你好！”我和安尼紧紧地握手。
“你好！”她一笑露出了洁白牙齿。
“有人买走书了吗？”我问。
“会有人买的！”她答。
黄先生插嘴说：“卖多少本没关系，这是乐趣！”
乐趣？这是一句耐人寻味的字眼。酒徒嗜酒，赌棍贪钱，古玩商贪婪地下的金銮殿，贩毒者喜欢罂粟花……大千世界光怪陆离，爱好也千奇百怪，但是像黄先生和安尼这种乐趣，实属欧洲少见。我很激动，觉得自己欠了这对夫妇什么东西，中国作家也都应偿还什么东西似的。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想来想去，似乎是难以回报他俩这种对中国文化脱俗的挚情。
我机械地掏着口袋，看看有一盒刚刚吸了一支的“阿诗玛”牌香烟，便递给了安尼：
“留你吸吧！”
她望着烟盒上的阿诗玛。因为阿诗玛穿着一身滇边少数民族的漂亮服装，这能否多少补偿一点她对中国文化的悠悠情思呢？
汽车戛然而止。我们在特利尔市一家中国饭馆午餐，并等待乔教授来这儿接我。饭罢。乔教授带着一个台湾女留学生来到餐馆。黄先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车子里带来的几本刊物交给乔教授：
“趁从先生来讲学，你在汉学系推销一下吧！”
“《龙舟》！”乔教授翻了翻刊物，不无惊讶地说，“印得这么精致！这要赔很多钱吧？”
黄先生笑笑：“是的，但是很有意义！”
“我估计在汉学系会受到欢迎的。”乔教授说。
4天之后，我离开特利尔大学，乔伟教授夫妇开车送我回波恩。车子已经开动了，乔教授像遗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似的，一边转动着方向盘一边说：“真糟！那几本《龙舟》的书款我忘记收了！请转告黄先生，刊物都卖掉了，过几天我把钱收上来给黄先生寄去！”我想：乔伟教授所以把它视若一件大事来说，可能也是出于想安慰这对夫妻为弘扬中华文化花费的苦心吧？！
四
在我眼里，黄先生和安尼的生活实在是近似于苦行僧。我在波恩逗留时间不短，常常去酒楼吃饭，很少发现安尼来这儿吃饭……尽管她的家就在美丽的莱茵河对岸，花上10分钟的时间就能来到这儿。黄凤祝先生有时和我同桌进餐，但饭量小得就像中国不食茶饭而活着的“杨妹”。尽管如此，夫妻俩精力仍十分充沛，生活节奏紧张得如同一只上紧了发条的小闹钟。闹钟有时还会叮咚作响，在他俩身上只能看到不知疲倦地翻译、校对、排版、印刷……却难以找到欢乐音符。
出国前，我应《家庭》杂志之邀，要写几个我感兴趣的欧洲家庭，到了联邦德国，我很快瞄准了这个莱茵河畔的“龙舟”之家，无法弥补的东西是，因欠缺对他俩的生活情趣的了解而无法落墨。记得，有一次我要求黄先生带我过了莱茵河大桥，想对安尼和黄先生的“另半球”生活进行突击性的采访。很遗憾，我进了他家门之后，看见安尼正坐在一堆中、德文书刊之前，专注地翻译校对文稿。她时而抬头吸烟，时而凝思默想。我深知这是她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刻，不好意思打断她的神思，便在他俩的屋子里转了两圈，逗了逗那只肥胖的黑猫，悄悄退出。
有一天，安尼开车拉着黄先生和我去看另一个画展。中途，黄先生感到饿了，便趁车子在高速公路旁的加油站加油之际买来几块巧克力糖，分给大家吃。这时，我第一次发现黄先生和安尼之间的感情交流。黄先生有向汽车的挡风玻璃上贴各种糖纸的童趣，因而他这辆轿车里，各式各样的糖纸排列成队。我觉得这些糖纸十分有碍观瞻，可是安尼吃一块糖，便把糖纸递交给黄先生，不一会儿黄先生就在车里贴了一大串。我坐在轿车后座，默默地看着这场家庭游戏，并从这场游戏之屮，看见了这对夫妻的相知以及心灵的默契。在贴糖纸的过程中，他俩又说又笑，这真是难得看到的轻松，难得听见的欢快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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