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笑了。
她也笑了。
他笑得十分开心。
她笑得前仰后合。
看到这里，我不禁叫了声“好”！那位画家有点奇怪地望着我，对这声叫“好”不解其意。我向他解释，这正是我找也找不到的东西，录像带上展示了他和她生活的另个“半球”。我请求这位画家，把这些画面在电视屏幕上定格，然后用照相机连续拍照。可惜，不知是相机的质量不好，还是这位画家的摄影技术欠佳，等照片冲洗出来，都是一块块的光圈斑点，因而使得《家庭》的读者不能从相片上去了解他俩的这部分生活，只能从笔者的文字描写中体会这对夫妻的家庭之乐了。
对了，我还看见过黄先生和安尼的一件乐事：在书店里帮忙打工的阮嘉玲女士分娩，生了个小女孩，她常常推着小车，把小女儿推到香江酒楼里来。偶然，和黄先生及安尼碰在一起，这个小女娃就成了宝贝，黄先生又抱又亲，安尼也爱不释手，如同他俩的孩子一样。他递到安尼怀里，安尼又递到他怀里，许久许久才把这出生刚刚几个月的小女娃送回到小车里去。哪知，小女娃喜欢人抱，不喜欢躺下，黄和他夫人就又把小家伙抱起来，直到她睡去为止。
我曾问过黄先生：“为什么你们不要个孩子？”
他说：“那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
我说：“你1946年出生，到1987年可是41周岁的人了！”
“我们不是生了一个《龙舟》吗？”他打诨地回答。
“那是精神产品。”
“真的，我俩还都不想要孩子。对我和安尼来说，精神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
安尼对此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很显然，这又是他俩的一个感情默契。在欧洲，常见有的夫妇已近中年，仍然不要孩子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夫妇怕小生命出世后妨碍他们的尽情享受。如去环球旅游，如去海滨度假，小生命都将成为他们行动的负担。根据报刊资料，尽管欧洲的各国政府（包括联邦德国）都有鼓励生孩子的各种优厚措施，但这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仍然低于厉行节育的我国。黄先生和夫人安尼不要小生命诞生的缘由，绝对不同于有些欧洲夫妇，因为他俩没有享乐意识，他俩像是一对吐丝的春蚕那样，在心灵里纺织着美好的文化世纪，费神地给中华悠久灿烂的文化纺织着一顶辉煌而瑰丽的花冠！
难得有那么一天，黄先生和安尼的欢乐节日到来了——那是6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应奥中友协之邀，离西德去奥地利维也纳，他执意开车送我去维也纳，安尼开着另一辆轿车，带着女友阮嘉玲以及阮的小女儿等人到慕尼黑去玩。
这是十分漫长的旅途。在旅途上，我曾有过这种迷惑：黄先生身上有中国血统，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可以理解；安尼从小受到的是欧洲式的教育，她何以能和黄先生同建《龙舟》，并为此要做出那么多牺牲呢？当天晚上，我夜宿在慕尼黑郊外小城，安尼父母幽静的家里，像许多屮产阶级家庭一样，她父母家里有着一幢典雅的小楼和庭院花园。她慈祥的妈妈操持家政，她爸爸曾是巴伐利亚州的议员，1987年落选后，在一个文物部门工作。当我迈进这家陌生的楼门时，安尼的兄弟和妹妹都在，全家热情地欢迎我这个来自遥远中国的客人。
看得出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嗅得出客厅、书房以及陈设摆放中的知识气氛。但是引起我更大兴趣的，是在宽敞客厅及过厅中，墙壁上悬挂的一幅幅镶嵌着镜框的油画。我在一幅半抽象“奔马群”的画面前停步，那些马儿是由流畅的线条和浓淡相宜的色块组成，虽是以虚代实，但是那些马儿昂首抖鬃或觅食青草之形态，仍然惟妙惟肖。我问安尼父亲：“这幅画是谁的作品？”她父亲笑笑：“安尼呀！这些画许多出自她的手笔！”另一幅油画，是三把张开的雨伞，雨伞下走着三个曲线朦胧的姑娘，马路的水影中，倒映出她们的身影，称得上是一幅雨幕中的青春图案。
“这幅也是安尼画的了？”
她父亲有点自豪地“嗯”了一声。
“什么时候画的？”
“中学时代。”
这使我感奋不已。在波恩时阮嘉玲女士告诉过我，安尼总揽《龙舟》的设计装帧，实不知安尼有这么高的美术技艺。再往下看，安尼的壁画中，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幅静静的墨竹和一幅完全是中国国画气派的芦苇、小河和田野。黄先生告诉我，这是她上大学以后画的，东方艺术在绘画中追求的恬静淡雅，分明影响了安尼的艺术趣味。
后来，和安尼非常熟悉了，我曾询及安尼这一问题。我说：“你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画家的，为什么……”
“后来我被中国文化所陶醉。”
“一种追求取代了另一种追求？”
“应当说一种兴趣冲淡了另一种兴趣！所以我上大学时选择了汉语。”她娓娓而谈，“我觉得中国艺术深广博大，才开始学习画中国画！”
“你本来可以轻松地生活。”我索性提出核心问题，“偏偏要驾驶《龙舟》，何故？”
“只为自己生活得轻松一些，那是很无聊的事情！”
“你是否认为在自我中应当无我？”我继续追问。
“不！如果《龙舟》能够办得成功，那也算是对我的确认。”安尼淡淡地一笑说，“当然，这是要付出不少精力的，可是兴趣也能够驱赶疲劳，和中国的僧侣乏味地念经可不是一回事！”
至此，我对这个《龙舟》之家，已经一目了然了。
五
随着我对莱茵河畔这个家庭的敬意与日俱增，更觉得遇欺骗这样的家庭不可宽恕。在我和他俩相处的日子，黄先生和安尼一直不屑提起她，但这并不意味着忘记了遇给他们心灵留下的阴影。
7月，我应邀从联邦德国去巴黎访问，月初，黄先生开车带我去法国驻波恩领事馆办护照签证时，突然指着汽车的挡风玻璃说道：
“你看，这儿有个小小裂痕！”
“我看到了。”
“你知道这是怎么搞的吗？”黄先生自问自答地说，“这是我开车去柏林接遇时，在高速公路上，被另一辆轿车轮下绷起的石子撞击的。”
“噢！”他终于谈起遇。
“这倒不错！只要我一握方向盘，就看见这个裂痕！”黄先生的话中，颇有某种回盼过去的意味。
“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一言难尽，回去我给你看另一个上她当的家庭给我来的信。”黄先生不无惋惜地感叹道，“许多原来同情她的人都离她远远的了！”
我告诉他：我爱人在劳改队期间，有缘分和她在一起生活过几个月。当时，遇还是一个懂得廉耻的人。有一次，她提着水壶去灌开水，一个男“二劳改”（就业人员）塞在她手里一张要求交朋友的纸条，遇羞得脸红红的，连耳垂都红了。后来，遇发生那么大的变化，除了遇主观上自我膨胀之外，客观上也有人助长并纵容了她的个人欲念。我还告诉他：一个漫画家画过一幅遇的漫画，题目叫作《多级火箭》，漫画的意思说遇不断地使用这些送她升入“天堂”的助燃火箭，烧尽了一节，甩掉一节。这幅漫画，真是她逼真的灵魂写照。
黄先生苦笑道：“我也算其中的一节助燃火箭了？”“可以这么推理。”我说。
“她是不是真的上了天堂了呢？”
我笑了：“鬼才知道。那些传播福音的书中曾说：为入天堂而行恶者，常常迈进地狱之门！生活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辩证法。我真希望她能够老实地当一个无损于中国人名声的自由难民。”
“你看看人家写给我的信就知道了。”
这是黄先生和我唯一的一次关于遇的对话。我在欧洲先后访问了西德、奥地利和法国，3个月的时间中以在波恩停留的时间为最长。在那些时日，黄先生不愿意提起遇，安尼更是不提遇的往事，天天有那么多的工作等待他们去干，难得有闲空让他们去回顾过去，黄先生的一席话也是见景触情，引发了不愉快的记忆而已。不知是否因为车窗上留下的那块小小裂痕之由，抑或是他这辆轿车跑得公里数太多之故，黄先生经常谈起要卖掉这辆车，买一辆新车。为此，他送我到波恩大学讲学时，还特意和我一块儿去转了一趟汽车商店。安尼性格属于内向型，虽然闭口不提遇的往事，但我去法国的前夜，她却把昔日遇留给她的一件全须全尾的貂皮围领挥手馈赠给了一位法国小姑娘——她是我友人的女儿，陪同她爸爸来波恩接我去巴黎的。由此可见，黄先生和安尼努力驱除遇在他俩心灵中留下的阴影，并想像扔垃圾一样扔出能唤起他俩回忆的一切东西。
待我从法国乘火车重返波恩时，已是8月初旬。在这欧洲的仲夏时日，黄先生和安尼正忙着筹备一位中国画家的画展。他俩既要联系展出地点，还要赶印这位中国画家的画册，有时连制作镜框的手工劳动黄先生都要亲自动手。我看见夫妇俩为此奔忙得像花丛中的蜜蜂，心中感触是十分复杂的，因为我知道为这次画展，他俩已经投资了有4万多马克，而中国著名画家黄胄和范曾前不久在联邦德国都举办过画展，但都未获得预期的热烈效果，万一这位画家……我暗暗地为黄先生和安尼担心。可是，黄先生和安尼充满了自信，并以一往无前的锐勇，走着弘扬中华文学艺术的艰巨之路。
这不禁使我想起那次去维也纳，中途夜宿在安尼家里看到的一幅画。这幅油画不是出自安尼之手，而是安尼父亲描述人生的半抽象画。画面上没有人物，只有像田径竞技场上运动员跨越的高栏一样的框架，立在那儿，一个接着一个，通向很远的地方。我理解这幅画不外是赞誉敢于跨越障碍的勇者，并激励弱者奋进的意思。哪知一问安尼父亲，却是另外一番意思。老人说：
“这是根据卡夫小说《门》画下的！”
“是不是说人生有着过不完的门？”
“就是这个含义。”安尼父亲点点头。
我想：不管是田径竞技场上的高栏也好，人生征途上一座连一座的门也好，都蕴藏着生活的深刻哲理。这些“高栏”和“门”，正排列在黄博士和安尼的面前，检验着他们的胆识，考核着他们的韧性和坚贞。
在遥远的北京，我遥祝他们胜利！
1987年9月20日脱稿于北京
[莱茵河怀念]
已是子夜一点，我被电话铃召唤醒了。
“喂！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判断着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女音：“容我想想看……”
“你想不出来。”她在笑。
“你是……”
“我是达珞玛。”她不愿意我猜谜了，道出了姓名，“联邦德国的阿尔腾霍芬·达珞玛！”
“你在哪儿打电话？”我很惊讶。
“在哪儿？在莱茵河畔的莱茵茨呀！”她操着一口纯正的中国话，“你忘记我们这个小镇了吧？”
“没有忘却。”我急忙解释，“我以为你到北京来旅游了呢！”
“有一天会去的。我爸爸、妈妈和姥姥叫我向你问好！特别是姥姥说，你下次来联邦德国，就住在我们家，老人十分想念你！”
我面前立刻浮现出里克·格特鲁德的形象，她满头银发，两只并不显得衰老的眼睛，饱含深情地注视我——她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如果她鼻子略微小一点，倒很像中国的菩萨，脸上喜眉善目十分慈祥。
“问你姥姥和你父母好！”我对着话筒问道，“你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随便聊聊天！”她说。
“你大概是马克太富裕了吧！半夜从欧洲打电话到北京来！”
“现在北京时间几点？”
“凌晨一点十分！”
“对不起，我算错了时差，联邦德国现在是下午6点，嘻嘻嘻……我还以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呢！打搅你的睡眠了，实在抱歉。祝你做个好梦，梦到莱茵河上的莱茵茨小镇。再见！”
电话断线。
我的思绪却被这个来自远方的声音，搅动得旋转起来，睡意消失之后，我想起了美丽的莱茵河，记起了莱茵茨山坡上13世纪的古堡，回忆起达珞玛小姐和她一家人……
说起来，和达珞玛小姐的相识完全出于偶然。一天，中国作家乘火车去科隆参观，一些波恩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充当向导，在列车上她正好坐在我对面，这个巧合使我和达珞玛小姐相识了。她身材高高，面孔红润，是个眉清目秀的德国姑娘。她中国话讲得十分流利，口语中还常常带出中国某些地方的土话，这使我深深地吃惊；尤其使我感到惊愕的是，小小年纪的她曾被请到北京，在外文局工作了2年，现在是大学汉学系毕业班的学生。
我询问道：“你的中文呱呱叫，在波恩‘中国文学周’上怎么没有发现你？”
她摇头一笑：“我没参加。”
“为什么？”我感到困惑，因为在“中国文学周”上，学习中文的学生们纷纷登台朗诵他们试笔翻译的中国作家的作品，但就其语音的纯正和吐字的清晰来说，都与达珞玛有相当的差距。
她又是莞尔一笑，耸耸肩，摊开两只手，表示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我只好知趣地收住话锋，因为国外朋友不喜欢别人询问个人的隐私，特别是达珞玛这样的漂亮姑娘，或许在“文学周”期间，和男朋友上法国或者意大利去旅游了呢！
“听中国大使馆说，中国作家代表团返回之后，你还要在联邦德闻停留一段日子，能不能到我家里住上几天，我们聊聊中国，聊聊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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