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方便吗？”我有些忐忑不安。

    “我家在莱茵河边的莱茵茨，风景美丽极了，你一定会喜欢的！”她把“一定”二字吐得特别响亮，“我们一家特别喜欢中国朋友，不久前诗人公刘和代表团全体，到我家里吃午餐。我姥姥高兴得不行。想留他们都住在我家，可惜时间不允许，因为他们第二天要从法兰克福机场乘飞机返回中国。真可惜！”说着，她脸上流露出孩子气的懊丧。

    我笑了：“行！但不一定住下！”

    6月10日，中国作家代表团返国了。几天之后，达珞玛小姐和她的父亲维尔纳先生，驱车从距离波恩80多公里的莱茵茨小镇，来寓所接我。维尔纳先生高大魁梧，具有日耳曼血统的强壮和漂亮。凭着初见的直感，我揣测他可能是什么运动队的教练；但是我猜错了，达珞玛在车上嘻嘻地笑了一阵说：我爸爸是曼斯市火车站总调度员，兼家庭的园艺专家。对达珞玛说的前一个职业，我很理解；对她描绘维尔纳的第二职业，我则茫无所知。直到汽车沿莱茵河畔的高速公路行驶了约40分钟，并戛然停在一幢幢别墅式的小楼前时，我才明白了——达珞玛家的楼后，有一片葱绿的园地，尚未成熟的苹果在绿叶中探头探脑，红艳欲滴的草莓果在微风中摇动。除此以外，园内还种有大葱、马铃薯和葡萄……这些充溢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绿意，与楼前楼后盛开的百花相映生辉，我仿佛走进田园诗情的醉意之中，似在小楼之外，就品味到了达珞玛一家人古朴、静谧、和谐、幽静的家庭气氛。

    达珞玛70岁的姥姥，颤巍巍地走出门来，迎接我这位素昧平生的远方来客；达珞玛的姥姥和善慈祥，她不知道我这位异国客人，到底是要喝咖啡，还是要喝茶水，因而一会儿提起咖啡壶，一会儿又提起热水壶。而达珞玛却从冷藏箱里，端出来自制的甜点心，用中国话动员着我：“吃！吃！”尽管我无一丝饿意，也只好一边吃一边喝，否则就是失礼，就是愧对达珞玛一家人的热诚。不是吗？！

    不知为什么，我在这一瞬间，思绪飞得十分遥远，那是在汉堡养老院，我看见一位年纪和达珞玛姥姥相仿的老人，我们早晨参观这座养老院时，她就站在门口，等我们离开养老院时，她还在翘首而立。她是等待儿女来看望她的，或者说她是等待看望儿女的，但儿女始终没有来，感伤之情使她呆若一座木雕。而达珞玛一家，彼此的一瞥目光，或是一个会心的微笑，似都显示着这儿是天伦乐土，和欧洲冷漠到冰点——又从冰点走向解体的家庭毫无共同之处。

    达珞玛问我在想什么，我把感触告诉了她。她说：“只有那些没有心肝的人，才把老人送进养老院。我喜欢东方人的家庭结构，家庭之情是人类感情组合的重要部分！”

    “是不是有点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我坦率地提问。

    “是的。”

    我拿出一张我家里“四世同堂”的照片给她看，她看后传给她的爸爸妈妈和姥姥，最后一家人开怀地大笑。

    她爸爸维尔纳说：“我们还差一代人！”

    她妈妈格林若说：“那一天也不会远了！”

    外祖母格特鲁德说：“达珞玛的弟弟正上中学，年纪还小；达珞玛的妹妹，结婚走在姐姐前面了，至今没有孩子；达珞玛至今还没挑中一个男朋友……”

    达珞玛制止姥姥再往下说，又引起一阵只有欢快和谐的家庭才有的那种笑声。在这样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中，我的陌生感和距离感被驱散了，甚至感到就像是坐在北京的一个朋友家——但是这一家都是金发碧眼的日耳曼血统的德国人。

    在吃午饭的圆桌上，我向他们坦诚地讲述了我对德意志的印象：它富足、繁荣、进取、严肃，但有时也令人感到它的底蕴和色彩太冷。比如：在送别中国作家返国的当天，我们在法兰克福繁华的街道上，看见一个赤着白皙双足的姑娘，在一天内的黄金时间——上午10点，竟然倚靠在一座“性电影院”的墙壁，昏昏然而睡。来往匆匆的德国人，把她视若无有，没有人去唤醒她，更没有人送她回家。

    维尔纳先生认为这是西方世界的瘟症：工业上升，感情沉沦。达珞玛的姥姥，似对这污秽的东西，更为反感，她建议外孙女表演点什么。说罢，达珞玛一家走进琴房，达珞玛弹起了《萝累莱之歌》。这首歌是根据海涅生前留下的一首诗谱成曲子，广泛地流传于德国。

    歌词是这样的：

    山顶上有一位姑娘/没有谁比她更漂亮/她正梳理金黄的头发/珍珠也为她闪烁光芒/她一边在那儿梳妆/一边在那儿歌唱//这歌声充满了美妙/谁听了都会神往//这歌声的神奇力量/穿透了小舟上水手的心房/他忘记了水中狰狞的岩石/心儿早就飞到了山上//谁知那滚滚的莱茵河水/把小舟深深吞噬埋葬/萝累莱用一首美妙的歌/将这个故事在河上颂扬

    达珞玛神往地弹着钢琴，外祖母站在琴旁为她伴唱。一老一小似都在乐曲中沉醉，我深为这怀有德国古老情愫的一家人所倾倒。

    特别是达珞玛的外祖母，她一边缓缓唱歌，一边眼角闪出泪光。是她回忆起她的青年时代？还是为这首歌的苍凉悲楚所激动？我无从加以评断，但是人性的安分善良，却从她的神色中无法掩饰地流露出来。

    下午，除老祖母在家中留守外，达珞玛以及她的父母先陪我看莱茵茨小镇旁山坡上的一座13世纪的古堡，后又驱车前往莱茵河去寻找萝累莱传说的遗址。她父亲维尔纳先生，实在是个有魅力的人物，他用一只手开车，不断用另一只手和车窗外小镇上的人打招呼，他每一次微微招手，总是换回来路旁行者的微笑。达珞玛的妈妈对维尔纳先生在小镇上人缘之好，感到自豪，她通过女儿翻译她的话给我听：“我简直没办法跟他一块儿步行上街，每走几步远，他就要停下脚步和小镇上的人聊上一阵。小镇上千口的居民，几乎都认识频频招手、频频微笑的维尔纳！”

    我说：“维尔纳先生的手势和微笑相当迷人，以一个作家的直觉来说，他可能属于关注别人胜过关注自己的人，对吗？”

    维尔纳先生矢口否认。

    达珞玛的妈妈笑而不答。

    达珞玛却说：“真叫你猜对了，不然我妈妈怎么会爱上他呢！”达珞玛告诉我，她爸妈在1961年尾结婚，1986年末他们举行了庆祝“银婚”的宴会，由于父母之间相亲相敬，所以那天除亲戚朋友外，小镇上来祝贺他俩“银婚”的邻里也非常多。这是出于对维尔纳夫妇的敬重，因此达珞玛得出的结论是：联邦德国既有不断肢解的家庭，也有凝聚力非常之强的堡垒。

    可以看出，达珞玛是非常敬重她的父母的，当然，这首先是维尔纳夫妇值得敬重。达珞玛的母亲，沉默寡言，她因袭了德意志妇女的勤劳和坚忍，她家里那幢三层小楼，几乎都靠她一个人操劳，屋内一尘不染，浴室的瓷砖擦洗得晶莹如镜。维尔纳先生是个工作上一丝不苟的人，他原在列车上当检票员，由于他兢兢业业地工作，成为曼斯市火车站的总调度。

    对他的一丝不苟我感触极深。比如：我们的车子沿莱茵河驶向几十公里外的“萝累莱”时，因今夏德国多雨，莱茵河水暴涨，河水漫上堤岸，公路上竖起禁止车辆通行的指令。依照我的意见，汽车按原路返回就是了，但是维尔纳先生对着河水叹了口气，一转方向盘就把车子开进了绿色的山峦。

    我问达珞玛：“这是去哪儿？”

    达珞玛笑笑：“去看‘萝累莱’呀！”

    “汽车不是爬开山了吗？”我说。

    “翻过这座小山，上另外一条公路，可以绕过水路，从那儿去‘萝累莱’！”达珞玛解释说，“他（指维尔纳先生）制定了行动目标，就非要达到不可，如果说人人都有个人的脾气，这一点算是他的秉性。”

    “可以看成是德国人的特质——严肃加认真吗？”我问。

    “可以那么看。他尤其如此。”

    我对达珞玛说起一个笑话，我说我在联邦德国西部的特利尔大学讲中国当代文学时，曾问起一位教授，德国人为什么这么严肃认真。那位教授幽默地指指天空，最初我没能理解他这个手势的意思，后来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德国多雨水，天上总是挂着一片片的云彩，乌云不是很像德国人肃穆的脸吗？

    达珞玛听罢笑得收不住。当她把这段话的意思，用德语叽里呱啦讲给她父母听的时候，车厢里回荡起阵阵笑声。

    汽车在绿色屏风中转悠了足有40分钟，车窗外终于又出现莱茵河了。它像一条宽宽的淡蓝色丝带，雾一般的水汽从河面升腾起来，给这条美丽的河蒙上了虚幻如梦的面纱，在朦胧中愈觉得它缥缈无垠，风韵万千。接近“萝累莱”时，我们弃车，沿莱茵河漫步到了“萝累莱”。传说中那位金发姑娘唱歌的山头，已空山寂寥，除了一只苍鹰在云间翱翔之外，峦峰上还插着一面黑红黄三色组成的联邦德国的国旗。那儿就是“萝累莱”传说中金发少女梳头唱歌的地方，那面国旗似在提醒莱茵河行船的水手，这儿有他们的所爱……

    达珞玛担心“萝累莱”留给我的印象过于抽象，赠我一本“萝累莱”的旅游画册，画册封皮印冇一位身穿水乳色长裙的金发姑娘，她一手拿着梳子状似理金发，目光却饱含深情地凝视着美丽莱茵河上的过往船只。很显然，这位“萝累莱”的金发少女，坐在山崖巨石上梳妆，是根据传说扮演的，但是从她双眸中流露出的真情，却能使人回溯海涅笔下美好的爱情传说。据达珞玛告诉我，一些德国青年为了寻找传说中的爱情，不惜爬上山崖寻梦，谱写着一曲曲新的“萝累莱”之歌。

    因为汽车到这儿来时，绕山过林地耽误了一些时间，致使我们归途中已是万家灯火。达珞玛怕外祖母为我们久出不归而担心，她特意跑到河畔的电话亭给姥姥拨通投币式电话，告诉姥姥一切太平无事。仅此区区小事，我窥视到这一家人之情浓，他们彼此心心相印，达珞玛这位欧洲小姐，行为中潜入了许多中国人处理情感的方式，难怪她非常喜欢来自中国的朋友呢！

    汽车返回莱茵茨小镇，年过七旬的达珞玛外祖母，已经为我们做好了精致的晚餐。维尔纳先生又打开一瓶威士忌，作为正式欢迎中国朋友的家宴。我很不安，我和这一家人并不相识，只因为达珞玛学习的中国文化，这一家人又挚爱中国，就对一个来自北京的中国作家如此厚待，感情之厚重真真超过了我的承受负荷。我拿出一盒“高丽参”送给达珞玛的外祖母，告诉老人“人参”是吉祥物的标志，并举杯祝福老人健康长寿！维尔纳先生工作顺心！达珞玛小姐百事如意！

    晚上，达珞玛告诉我，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我这个中国客人，为了表示其情之真，她把她个人的屋子留给我住，她搬到外祖母房子里去睡了。推却是没有作用的，因为我的手提包之类的东西，早已被提到这间屋子里来，按着德国人的风习，只有对最为诚挚的朋友，才让客人在主人的房间下榻。

    达珞玛见我面有难色，问道：“是不是不太习惯？”

    我点点头。

    “这儿是德国。”她微笑着说，“将来我到中国你的家里，一切都听你安排。在北京你是主人，在这儿我是主人！”

    我笑笑：“我服从指挥就是了！”

    她充满孩子气地把相册拿来给我看，相片集中展示了她在这个极美的家庭中，所承受的父母之爱，所享受到的天伦之乐。她学习上异常刻苦，每天从莱茵茨乘火车去波恩上大学，来回要100多公里的路程；她不但在深造中文，又开始了印尼文的学习。虽说她会开车，但不敢每天开车去波恩，以防因学习疲累而产生的精神恍惚，导致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她很年轻，她还珍惜自己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

    我们谈起了中国文学。这时她才向我解释她没有出席“文学周”的缘故。她说：“我在中国工作两年，看见过有些人嫉贤妒能，使有作为的青年人，无法施展他们的才智。在这儿也不例外，因为你的中文高出别人一截，就偏不叫你和中国作家接触！”

    噢！原来这儿的高等学府也蔓延这种“流行感冒”。

    “在中国我有许多朋友，包括世界冠军李宁和童非。”达珞玛侃侃而谈，“这是我经常为来访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充当导游和翻译之故。这些都是代表团邀请我去的，但也常常遭到暗地的非议：‘喂！她去陪同体育代表团，怎么没有通过我？’说这些话的竟是教汉学的教授。瞧！多有意思的前辈人，颇有点像中国戏剧中占山为王的大花脸。”达珞玛脸上流露出愤然的神色。

    我为了安慰她，给她讲了“武大郎开店”的典故。因为店主是个“坐地炮”，他拒绝高个头的投宿。我说：“其实德国人个子全是大高个儿，想不到也有人和武大郎同样有狭窄的心胸！”

    达珞玛当真笑起来：“你讲得真形象！真有趣！”

    妈妈走进屋子里来了，她拿来一张波恩开往奥地利维也纳的列车时刻表，维尔纳先生知道我近两天去奥地利，便在这张表格上详细地填写了列车的往返开车时间，因为我还要从维也纳折回联邦德国，去西柏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这张表格横竖规整，字迹清楚，再次显示出维尔纳先生严肃认真的精神，这一家人对中国朋友的热诚，充溢在字里行间。

    由于去“萝累莱”神游的疲惫，这一夜睡得十分香甜。早晨，被绿荫里的鸟儿吵醒，太阳光已照进窗子。睁开眼后，看见达珞玛挂在书橱上的各种京剧脸谱和许多中文书籍，怀疑自己回到了中国。

    匆匆起床，悄然下楼，想去菜园独自散步。脚步声虽极轻，还是惊动达珞玛，她伴我一块儿来到楼后菜地。使我惊讶的是，维尔纳先生此时已足蹬一双高筒水靴，在园地里采摘鲜嫩的红草莓果了。

    “你早——”他向我招手。

    “我不早，你早——”我说，“难怪达珞玛说你是园艺专家呢！原来你什么活儿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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