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别在唐人街

    返国前夕，我们接到我国驻悉尼总领事的电话。他说，悉尼“侨青社”的年轻朋友，从报纸上看见中国作家行踪后，非常渴望能见一见祖国来的亲人。我们第二天清晨就要登飞机回国，忙碌情况可想而知，但我们还是挤出时间，于当晚近8时驱车前往“侨青社”，和侨裔骨肉兄弟团聚。

    “侨青社”设在酒楼林立的悉尼唐人街。我们走进一个狭窄的木门，登上二楼后，年轻的朋友们早已等候在那里了。这儿很像一个中国的小礼堂，周围墙上挂着中国字画，四壁书橱里摆满了中国图书。特别吸引我目光的是，在橱柜里还放着一个半新不旧的足球，足球上留着我国当代足球名将李富胜、迟尚斌、古广明等人的签名；还有我国影坛新星达式常和张瑜的大幅照片。

    “这是我的骄傲。”年轻的点心师杨广钊，把他刚刚做成的点心，推到我们的面前说，“张瑜到唐人街来的时候，是我第一个和她合影；在澳洲，谁不想和从家乡来的电影明星留下一张合影呢？”

    “你看过她演的电影吗？”我问。

    “看过《庐山恋》。”他答。

    “你喜欢这部片子吗？”

    “怎么说呢？”这个爱说爱笑的年轻人沉吟了片刻，“张瑜的表演我很佩服。可是……可是……我总觉得衣裳过于华丽了，普通中国人，并不那样。”

    我问：“你去过中国？”

    “我是三代澳洲华裔，我的祖辈、父辈人不但从小就教我说中国话，而且告诉我：东方的美德之一就是不能忘记养育祖宗的故土。我已经三次去瞻仰故土了。”杨广钊一边催促我们吃他亲手做的点心，一边侃侃而谈，“我觉得中国人刻苦、诚实，像我的父兄那样勤恳。我相信中国打垮‘四人帮’后，‘四化’大业必成。因而，前几天，中国水球队来澳访问时，我是为中国队助兴的啦啦队员；过两天，中国男女篮球队要到澳洲比赛了，我们这些不忘故土的人奔走相告，准备迎接骨肉亲人。只有一点，我们不希望在电影小说中，看见神化生活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侨胞中影响并不好。真的！”

    这个深爱祖国的年轻人，目光是诚挚的。他大概是怕我误解了他的意思，带有歉意地解释说：“由于爱故土爱得心疼，我才讲了这些话，这也许太冒失了。”

    “不。我理解你那颗心。”我答。

    1982年6月

    [赤子之心]

    访澳归来，我常常沉浸在如烟似雾的回忆之中。深夜，赶写完报告文学《梦里澳洲》，我才如释重负地出了口长气，顺手拿起几天没有来得及读的一束信札，想借以镇静一下睡前的思绪。不料信札之中，夹着一封来自澳大利亚的信笺，那短短的几百个字和一张彩色照片，一下把我的思绪又牵回到澳洲，它使我又记起了许多难忘的旅澳侨胞和华裔兄弟，信是这样写的：

    你们来澳访问，辱承莅临敝舍，使蓬门荜户为之生辉，实为海外游子之最大荣耀。因时间关系，未能热烈款待，尽一母同胞之手足情谊，深感遗憾之至，祈谅海涵。

    我蔡氏一家，承蒙你们厚爱，一同摄影庭前，使我感激良深。兹邮上相片一帧，一抒骨肉之情，二抒祖国泥土抚养的水乳之恩；望纳入你们旅澳相册，永志不忘。殷盼祖国花团锦簇，百业昌隆……

    墨尔本华侨蔡学文

    1982年3月26日

    我握着这封言短情长的信笺，凝视着照片上的影像。回忆着我同这位热情的来信人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相会的情景。

    3月14日是星期天，按照澳大利亚的饭店和酒家的习惯，休假日早上是不供应早餐的。我们三个具有东方习惯的人，不愿意空着肚子去会见澳大利亚笔会执行主席沃腾先生，商量了一下，决定到唐人街上去撞撞大运。我们几乎走过了整条唐人街，林立的饭店、酒家竟没有一家早晨营业。直到我们快要走出唐人街头那座中国式的红柱牌楼时，才发现一家门面低矮的小餐馆开着门；可是当我们走过去之后又绝望了——餐馆内不但没有一丝烟火气息，而且所有椅子都整齐地藏在餐桌之下，这是不营业的象征。

    “想不到在这儿‘走了麦城’！”陈登科同志苦笑着抖抖肩膀。“扛一顿吧！”我说，“别犹豫了，咱们‘打道回府’！”

    是不是我们的幽默对话，惊动了餐馆主人呢？不知道。反正在我们折身回转的当儿，从餐馆内室走出来一个西服革履的老者，他个头很高，头发已开始谢顶，看样子至少也有60岁的光景了。他操着满口的广东乡音询问我们说：

    “是从祖国来的？”

    “北京。”我回答说。

    “来！快请里边坐。”说着，这位异国乡亲从餐桌下拉出来椅子，“看你们打扮像日本人（我们都穿着西装），听说话才知道是祖国来的亲人。来呀！你们出来看看，祖国参观团的人光临咱们家啦！”老者一边把菜谱递到我们手里，一边向内室里吆喝。

    片刻之间，两个年轻人出现在我们身边。老者指指餐馆门口停放着的一辆米黄色轿车说：“我们一家人想早晨开车到海滨去玩玩，想不到遇见了祖国来的乡亲，这些贵客咱平常请还请不来呢！没说的，孩子们把西装脱了去，马上给乡亲做点家乡味儿的吃食。”

    听罢老人这番话，我们觉得打扰了人家去海滨度假，很不好意思，艾明之同志说：“谢谢你们一片盛情，你们还是开车走吧！我们……”

    “一家人怎么说开了两家话？”说着，他坐在我们的餐桌之上，和我们攀谈起来。这是个性格十分爽朗的老者，他从李先念副主席访澳来唐人街时，侨胞们热烈欢迎的盛况说起，一直谈到广东名菜“龙虎斗”。他告诉我们，他的两个儿子是中国小说迷，读过几遍陈登科的长篇小说《风雷》，今天能和中国作家见面，他们一家人非常高兴。使我们为难的是，这家人死活不收我们的饭费，经过老半天的“争执”，他们才象征性地少许收一点钱。告别时，我们和他们一家人站在汽车旁边合影留念，老人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说：“我要把照片放大，挂在墙上，看见了你们，就是看见了祖国。你们知道，澳洲的侨胞是多么怀念祖国吗？！”他两眼涌现了晶莹的泪光。

    这，就是我凝思着的照片的来历。我激动而虔诚地把它夹在我的访澳影集当中。这时，我再无法入睡，那许许多多侨胞和华裔兄弟的面孔，在我的面前浮现出来……

    我记得那是在澳大利亚美丽的阿德雷德市的一个傍晚，我们从“作家周”的会址坐车来到旅馆。旅馆门口围了许多侨胞和华裔，他们是在一名中国留澳学生引领下，专程来旅馆看望我们的。其中，使我最难忘的是一对华裔夫妇，丈夫是阿德雷德农业研究院的博士，妻子秀娟是该市某医院的一个护士。这对从小生长在马来西亚、从没有看到过中国一眼的夫妇，那天傍晚一人抱着一个娃娃，也来看望我们，还给我们带来刚刚从农业研究院采摘来的新鲜香蕉、紫色葡萄和黄色的蜜橘。

    他俩性格沉静，说话很少，但那微黑面孔上的四只眼睛，却噙满对我们的深情。他俩反复地吐着两个字：

    “吃吧！”

    “吃吧！”

    当他们的小女儿用那只小胖手把一串葡萄塞进我嘴里时，我把她抱了起来，亲她，逗她，问她：

    “你想去中国吗？”

    “想，我爸爸妈妈说，那儿好极了。”这个落生在异国他乡的孩子，居然会讲中国话。

    “怎么好法？”我追问着。

    “那儿有北京，我爸爸妈妈说，有一天，我们坐飞机去。”她在我怀里张开两臂，做出飞机在高空飞翔的样子。

    她爸爸妈妈都笑了，我也被她的神态逗笑了。笑过之后，突然有一种沉郁的东西抓住了我的心：这些从没有见到过祖国的人，心里都揣着祖国；而那些身在祖国的人，心里却偏偏没有祖国。他们从小落生在异乡，衣着朴实无华，十分像个中国人；而有些喝中国奶水、吃中国大地上五谷杂粮长大的中国人，却又偏偏装作洋人……

    我从箱子里拿出来一套中国京剧艺术的传统脸谱，回谢他们对祖国的厚爱；可是我的脸发烧了，我感到这礼物实在太轻薄了。但是秀娟夫妇却神色庄重，就好像他们接受的不只是几张图片，而像是运动员在奖台上接受金杯。秀娟虔诚地用手绢包好，把它放进手提包里。

    “多谢了！多谢了。”

    我极惶恐，难为情地说：“比起你们那片心来，那几张图片轻如鸿毛，真的。”

    秀娟的丈夫——郑显威博士说：“对于我和秀娟来说，来自中国的一草一木，都是圣洁的，因为我们怀念养育我们祖宗的那块土地。我们也应当是她的儿女。”

    当天晚上，实在是个令人怀念的夜晚，他们的小女儿因困倦睡在我的胳膊弯里，我们谈到很晚很晚。当他们爬进自己的车子时，郑博士叮嘱我说：“什么时候离开阿德雷德，一定给我们一个信，我们去给你们送行。”我深深感谢他们的挚情，但又不愿意再打扰他们，因而行前没有通知秀娟夫妇。没有料到，我们在机场候机室快要通过验票口登机的时刻，秀娟夫妇抱着孩子突然出现在候机室。偏偏这时，我们登机时间到了，他们没能和我多说一句话，就握手告別了。

    强烈的内疚，像把钳子一样拧着我的心，我好像成为亵渎了高洁感情的一个罪人，内心久久不得安宁；我几次回头用目光凝视他们，秀娟夫妇只是不断地向我们招手。最后，我们走远了，我隔着候机室的玻璃窗，看见他俩把孩子高高地举过头顶，又让孩子向我们摇着小手——这只手，我很熟悉——曾一粒一粒地向我嘴里塞过葡萄……我的心碎了。

    此时，夜已过半，我好像又看见墨尔本唐人街上那个侨胞脸上激动的泪光和那只在空中向我们摇晃着的小手。我不能在灯下静坐了，我铺开稿纸，用笔写出这手足之情，以慰藉自己的良知；并将澳大利亚侨裔兄弟的情谊，讲给我亲爱的祖国……

    1982年6月

    [异国乡音]

    谁能理解在异国他乡，突然听到乡音时的喜悦呢？那真是比诗更富有色彩，比音乐更动人心弦，比杯中醇酒更使人陶醉的最大精神享受。

    飞往澳洲之前，童年时住在我隔壁的一个小伙伴——现在的北京电子管厂分厂副厂长张仲文就对我说：“你在墨尔本一定会遇见叔叔的，在太平洋对岸的澳洲，能遇见故知，那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你还记得吗？小时候咱们两家只隔着一座矮墙，鸡打鸣、猫闹春、狗咬架的声音都彼此相闻，就连你们家房檐下的鸽子打呼噜，我们家都听得一清二楚。”

    是的，在我记忆中的孩提时代，我们房檐下确实有几十只灰鸽，那是我们房东——皮铺掌柜李大伯饲养的。他饲养鸽子的目的，是为了用鸽子粪使牛皮发酵变软，然后通过他那两只青筋暴露的大手，把牛皮变成马鞍、牲口肚带和挂着红缨的大皮鞭子。我之所以对那群灰鸽记忆如此清楚，是因为在我那“小淘气”的年代，经常偷偷去摇晃李大伯晾哂在院内的红缨皮鞭。鞭子安着长长的木把儿，比我高出两三倍，偶尔响了一声，就惊动屋下的鸽群，鸽群一飞，便洒满悦耳的银哨声。因此，与其说我爱听鞭花那一声“叭”的脆响，不如说，我爱听鸽群在天空中奏乐……

    孩提年代的第二件乐事，就是欣赏二胡声。我不懂那小小的木筒上配上两根弦子，为什么会发出那么多奇妙的音响。每到盛夏时节，我的一个驼背四叔和隔壁张叔叔便一块儿从北京辅仁大学放假回来，常坐在屋檐下的荫凉处，一个拉二胡，一个唱京剧：

    劝千岁杀字休出口

    听老臣细细说从头

    一直唱到：

    扭转身来奏太后

    将计就计结鸾俦

    年龄大了，我才知道这是三国演义中《甘露寺》的京剧唱段。当时，只有六七岁的我，简直是听得入了迷，不禁也顺口搭音地哼上两句；不过经过我一唱，戏词完全走了板儿，我把“扭转身来奏太后，将计就计结鸾俦”唱成：“扭转身来揍马猴，揍得马猴泪双流。”我的驼背四叔和隔壁张叔叔，听到这儿总是放声大笑。

    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发笑，难道马猴不该揍吗？在古老的传说中，马猴专门偷小孩，它把小孩往背上一背，到山洞里去喂狼。因而，我的神色是庄重的，翻着两只眼珠，摸着“和尚头”上那撮“瓦片毛”，用目光向他俩提出抗议；为什么许你们唱“揍马猴”，就不许我唱“揍马猴”。越是这样，我偏要唱，于是我抖开稚嫩的喉咙，唱！唱！唱！他俩笑得更凶了，特别是那面孔俊逸的张叔叔，笑声特别响亮——这就是现在身为墨尔本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的张在贤叔叔，留给我孩提时代的强烈记忆。

    …………

    光阴似水，40多年的时间，在历史的电闪雷鸣中飞逝而去。北国的水，北国大地上的五谷杂粮，喂养我长大成人；当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去参加澳大利亚“作家周”的时刻，急于想看看童年时代的长者的心情，自然就十分迫切了。正好，“作家周”在阿德雷德闭幕之后，我们走访澳洲的第一个大城市就是墨尔本。我把行囊刚刚从机场安置进墨尔本维多利亚大旅社，就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急切地想听到阔别了40多年——被人称为“老塔儿”的冀东乡音。

    电话铃声响了，我身不由己地心跳起来，这时我才记起澳洲是个英语世界，而我差不多又是个“英盲”，该怎么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呢？40多年不见，如果张叔叔久用英语，忘记了乡音，那自己该多么尴尬呵！特别是想到，在国内看见有些刚刚离开故土不久的“假洋鬼子”，回到祖国时那副忘记祖宗的神色，我的心开始忐忑不安了。我们居民楼附近就有那么一户人家，天天做当洋人的梦，为了漂洋过海去“天堂”，到处奔走拉关系；后来，他们终于走了，男的在那儿打短工，女的给阔太太当保姆。这些炎黄的不肖子孙，还把彩色照片寄到邻里家中，真是奴才气十足，竟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了。

    电话里有了回声：

    “哈——喽——”是个童音。

    我的心凉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没有办法，我只能用中国话告诉他：我来自中国北京，找张在贤教授。管他听懂听不懂呢。

    接电话的孩子不再说“哈喽”，竟用乡音和我对话了：

    “你来自北京？”

    我如释重负：“是的。”

    “你是找张在贤吗？”

    “是的。”我不禁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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