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我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太阳队的老板克朗·基罗，为此事件亮相表态。他显然是力保基德的。虽然他也说了些有关体育明星道德的话，但更侧重的是谈基德对NBA的贡献。可以想象这个太阳队的经济后台，在此时此刻亮相，是为了平息事态——他绝不愿意他的台柱子有所闪失。在电视台采访老板的同时，基德也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为了近1000万美元的年薪，大概也不想得罪老板——这是一场双方各有所需的会见，其结果可想而知：那就是基德向妻子表示了歉意之外，被勒令停赛五场，算是为这场风波画上了句号。
2001年2月初，基德重新出现在了赛场之上。就在这个时刻，太阳队的著名前锋、该队头号得分手克里夫·罗宾逊，又被警察拘捕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2月5日清晨，一辆警车在公路上执勤时，发现一辆黄色跑车在超速行驶，便强制其停车。当警察走近这辆跑车时，才发现上边坐着球星罗宾逊。本来警察并不想检查其车厢，而是想给他一张罚款单放他走的，但是罗宾逊从车里下来时，警察发现他精神有些恍惚，这引起了警察的警觉；经过警察仔细检查，竟然在其车厢之内，发现了毒品大麻和他吸食毒品的烟嘴。美国警察对毒品是很认真的，特别是在凤凰城，由于其地理位置濒临墨西哥边境，是贩毒分子经常出没的地方——罗宾逊撞在枪口上了，警察立刻拘捕了他。有意思的是，在基德被拘禁的时期内，长着一副黑黑脸膛、相貌十分憨厚的罗宾逊，还被当地电视台邀请去做嘉宾，评说基德殴打妻子一事；时隔不到一个月，这个绝对让人想不到是吸毒人的罗宾逊，因携带毒品而被拘捕了。
在罗宾逊面临被追究责任的同时，他和基德都已入选了美国西部明星队。因而，当美国时间2月10日，全美东、西部明星对抗赛在华盛顿举行时，我首先用目光在众多知名的大腕球星中，寻找罗宾逊的身影。我很快发现了基德亮相于西部明星队的首发阵容之列，可是望眼欲穿，也没有寻觅到罗宾逊的身影——他的携带毒品问题，自戕了他的这次征程——至于将来他的命运如何，就是一个谜一般的未知数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美国法律的弹性有时也如橡皮泥那般，可以在捏来捏去中变形。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几年前橄榄球星辛普森的杀妻案，上下折腾了几年，最终以辛普森花去了3350万美元，结束了这桩人命官司——据当地报纸报道，罗宾逊首先要交出15000美元的罚金，这是否意味着要大事化小？不知道！
写出NBA球星的道德落差，不仅可以增加我们对NBA的深层了解，似也对中国的CBA的明星们，不无警示意义……
2001年2月凤凰城、北京
[小街纪事]
这条小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偶然有一辆汽车驶过，很快就恢复了原有的安静，小街上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非常喜欢在这条小街上散步。对比纽约的喧哗和杂音，这儿似乎是另一个美国。小区的人们，似乎都去工作了，空荡荡的街道和街道两旁的花草和树丛，成了我踯躅的伴侣，当然还有我的影子，跟在我的身后。每每散步在这条小街上，我像是行走在繁华世界之外的另一个虚幻的美国之中。
说它虚幻，亦很真实。比如，除了我的影子之外，常有一只肥胖的花猫，成了我的第二个影子。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它的出现，直到有一天，我身后一阵鸟儿喳喳的尖叫声，让我回过头来，我才发现了它。定睛细看，原来是两只黑羽白尾的山喜鹊，像飞机从空中俯冲下来那般，轮番地用尖细的嘴啄着这只肥猫的脊背。在这条小街上，动物的生存链环似乎发生了颠倒，肥大的猫成了弱者；而那身材纤巧的喜鹊，成了动物的霸主，肆意地戏弄着那只肥猫；致使那只肥猫不得不尾随在我身后，企图让我成为它的保护神，真是一道奇观。
什么时候鸟儿去了。
肥猫也跟着消失了。
当然，汽车轮子驮着美国，动物叠影只是小街上的自然一隅；社会的投影，也展现在这条小街上。在西方感恩节的前夕，我在小街上闲庭信步，看见许多家庭门口，都堆放着一些捐献给慈善机构的东西：大到成套的电器，小到网球拍子；有摆放整齐的衣物，也有笔记本电脑……在静无一人的小街上，没有人看管这些东西，它们静待着装运它们去教堂的汽车，然后由教堂将这些捐献物品，分发到需要这些东西的人手里。看到这条风景线的时候，我的内心突然升腾起一丝悲凉：在北京我家楼前的那条街，环保和卫生部门为了美化和净化街道，煞费苦心地沿街刚刚更换上一排不锈钢的垃圾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这些亮晶晶的东西便一个不剩地蒸发了，空留下偷筒之人挖下的一个个深坑。经济差别导致的道德落差，面对街头风景，让我心里涌起失落后的惆怅。
这条小街上没有垃圾桶，人行道上除了花草和树丛之外，洁净得没有一丝污斑。为了适应这种洁净，致使我这个老烟鬼，离家外出散步时，不得不先在口袋里，装进去一个装烟头用的铁盒，以防我抛下一个烟头，亵渎了这条美丽的小街。沿着小街转上一圈，回到我孩子家的院落之前，看见门口堆放着几个纸盒，我有些怪异，因为在我出来散步时门口还没有这些东西；拿起来仔细观看，上面用中、英文写明盒里的东西是西洋参——我顿时明白了，因为我回国在即，孩子说是让我补补身子，便在电话中为我订购了几盒西洋参——送货人就将其放在孩子家的门口了。
回到家里，刚刚坐定，门铃便响了起来。我猜想一定是送货的人，返回来索要签字收据的，打开门一看，却是一位比我还要年长的美国老人，领着一位金发碧眼的小姑娘，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老人英语说得很快，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那小姑娘的手势，我却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她用手指点着门前的橙子树，显然这一老一小来找我，一定与那棵橙子树有关。我顺着手势向树下看去，原来是有两颗成熟了的红橙，坠落到了地上——这条小街上野鸟很多，许多坠地的红橙，由于没有及时捡拾，都被鸟儿啄食得千疮百孔；这一老一小是来提示我，要及时采摘成熟的果实。
我向这一老一小表示了谢意，从树下拾起那两颗红橙，送给了那个小姑娘。哪知她并没接过红橙，而是继续朝树下指点。那老人索性拉着我蹲下身子，这时我才看见在橙树底部树杈之间，有一个蓬蓬松松的鸟巢；仔细凝视了一会儿，我终于看清楚了，那是鸟类世界中体积最小的蜂鸟巢穴；有一只小小蜂鸟，在巢中哺育幼鸟。多亏这时我的孙儿放学回家了，他把老人的话翻译给我听，我才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小小蜂鸟非常可爱，让我警惕那只小街上的流浪猫——至此，我才明白了那两只山喜鹊，何以会对那只花猫俯冲并啄食其背了：大概是那只肥猫，曾经毁坏过它们的树巢，吞噬过它们的后代吧？
抢劫、杀人一类的新闻，在美国喧嚣的大城市中几乎天天发生；但发生在这条小街上的趣事，演绎的却是另类人生情愫。因而，我难以忘怀那条安静的小街……
2006年底于北京
【扶桑三记】
[樱花之旅]
日本朋友池上贞子在3月末尾，给我来信说：“得知你4月初访问日本，我非常高兴；因为那时正值樱花盛开，日本将打扮得更加漂亮。”接到她的信函不久，以张光年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5人，就登上了飞往岛国的飞机，开始了我们的樱花之旅。
老实说，我对花草并无深厚的感情。我在阳台上摆着几盆朋友送来的花草，命运都不够好。不是因为我忘了浇水而枯死，就是因灌水过多而叶片脱落；因此，对池上贞子女士信中提到的樱花并没多想。偏巧，我们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降落时，天空中云片互相追逐，大地上春雨潇潇，致使我们驱车奔往东京时的汽车玻璃上，霏雨像给我们挂上一层薄薄的白纱，向后奔跑的树木以及旋转的大地，都在我们的视野里变得模模糊糊，天地之间呈现出一片混浊。
“瞧，樱花！”池上贞子叫了一声。
是不是天下的女人都和花草有不解之缘的原因，我无法加以评断；首先摇开车窗玻璃的，是长着两只大眼睛的女作家陈祖芬。接着，貌似日本警视厅彪形大汉——以描写大海而驰骋文坛的邓刚，也把他偌大的头颅探了出去。司机仿佛是有意放慢了车速，好让我们这些才迈进樱花之国大门的中国来客，游览一下雨雾中樱花的姿容。是好奇？还是樱花这个美丽字眼的诱惑力量？不知道，反正我这个几乎和花草处于绝缘状态的人，也情不自禁地把视线投向了那棵亭亭玉立的樱花树上。她的确很美，花冠洁白蓬松，比天上的流云庄重，比地上的微雨中摇曳着的小草安详；她比雪还白，比玉还要晶莹；一滴滴的雨珠，顺着她的面颊垂落下来，使人敏感地想起一幅名画《贵妃出浴图》。但她绝无贵妃的脂粉颜色，更无贵妃的华贵雍容；她默默地站在东京郊外的公路旁，像衣衫素缟翘首以待的村姑，等待云开日出，期待着播种收获。
“真美。”美能折服陋习和固执，我似乎是被它征服了，“只是樱花太少了，走了这么远才看见一株。”我说。
“雾太大了！雾太大了！”去机场迎接我们的日本朋友左藤纯子女士操着日本腔的中国话，对我宣传着，“日本的樱花很多，很多。”
我们下榻在东京新大谷饭店。当我们登上17楼的旋转餐厅就餐时，顿时发现了左藤纯子女士的话，绝非假凤虚凰。随着圆形餐厅的缓缓旋转，我们视力所及的范围，除了流水般移动着的汽车长河，以及形状各异的高楼大厦之外，在一片片绿荫之间，像一片片白云似的东西都是樱花。翌日，左藤纯子女士和横川健先生，带领我们去千鸟渊赏樱，这时我才发现樱花不都是白的，还有粉色的和红色的。垂樱的样子很像中国的垂柳，嫩红的花枝一直低垂到接近地面；八重樱则花瓣重叠，一簇簇的如霞似火。
日本人把每年一度的樱花时节，当成倾国倾城的盛大节日。我们沿千鸟渊的蜿蜒石路观赏樱花时，樱花树下已经铺满了各色的草席和塑料布，这是市民们为了夜间观樱而提前占下的地盘。樱花林里拴系着各色彩灯，售货小车上准备好了各式各样果汁、啤酒和夜宵食品；林边的木阁上隔不远就有一张告示，那是东京治安机构提醒市民，不许用绳索画地为牢，以免勒伤花木，并严禁在观赏樱花时酗酒械斗云云。
非常遗憾，我们在当天晚上和日本几个大学的一些教授、学者，去一家日本风习的餐馆，举行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座谈，没能去千鸟渊和市民一块儿赏夜樱。当我回到寓所，从电视上还是看到了东京市民观夜樱的情景：老人、孩子、坐着轮椅的残疾人，以及各种肤色的外国游客，在樱花丛中川流不息。穿着日本和服的古老民族舞蹈和狂热的迪斯科舞交织，那旋转着的和服的宽大衣袖和牛仔裤在一起不停地抖动摇摆，使我既看到了日本的过去，又看到了日本的今天。手拿扩音话筒的电视记者，在人流中像蛇一样地穿行，他不断把话筒伸向观樱者的嘴边，在电视屏幕上不停地闪现出一张张笑脸。当然，也有煞风景的镜头掠过屏幕，有些在樱花树下酒醉的汉子，蓬头披发地东摇西摆，身子蹒蹒跚跚地冲撞着观樱花的人群；那些手持警棍的警察，似乎是从天而降，立刻把这些醉汉拉走。短暂的惊扰平息之后，樱花树下又恢复了原来样子——笑的海洋，舞的狂涛。
日本有上百种的樱花。有早开的，有迟开的。因而陪同我们登上新干线，和我们一块儿去日本南方访问的横川健先生，曾风趣地对我说：你们这个时候来日本访问，算得上是一次樱花的旅程。横川健先生的话毫不夸张，我们从东京到京都，又从京都到神户、奈良、广岛、松山……一路上与美丽的樱花为伍，这给我们出访日本抹上了一层浓郁的诗情。
从新干线列车的车窗外望，到处都有樱花绽开笑颜。周总理的岚山诗碑旁有樱花，日中友好人士中岛健藏的墓园前有樱花；就连40年前被原子弹化为废墟焦土的广岛，也站立着一株株血似的红樱。尤其使我惊异的是，我们在许多日本朋友家做客时，招待我们的茶点之中，常常出现模拟樱花形状的糕点。在箱根小涌园别墅，日中友好人士为中国作家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我发现菜碟下的衬纸上，都印有美丽的樱花。
樱花！到处都是樱花！
樱花是日本的象征，樱花是日本的骄傲！在从广岛市驶往松山市的飞翔船上，陈祖芬曾就这问题询及左藤纯子女士：“日本怎么有这么多的樱花？”“这我也说不清楚。”左藤纯子坦率地回答。
“日本人民为什么这么敬重樱花呢？”陈祖芬继续追问。
“据我所知，过去的日本武士很爱樱花。”左藤纯子女士沉思了片刻，用不纯熟的中国话说，“我想，这是因为樱花虽美，但开花期很短暂，大概以此可以寓意人生吧！这就是说：人活着都该像樱花一样，让自己短促的生命闪闪发光；不然的话，虽然活着也等于死！”
我的思绪一下飞得十分遥远。我想起了在分秒之间让生命放出异彩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他们的生命美如樱花，壮若朝霞；他们生命的发光只在历史的瞬间，却比庸人们寿命的总和还要长久。
归国之后，翻阅访日期间在樱花树下留下的一张张彩照，深感樱花生命平凡中之不凡，短促中之久远。遂提笔写此“樱花之旅”，以自勉自励。我要爱花，因为樱花给了我生活的启迪。
1985年5月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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