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构建
作为国家疆域的一个特殊区域，边疆总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国家现象，但却不是伴随着国家的形成就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诚然，边疆之所以成为国家疆域的特殊区域，地理空间方面的因素或特殊性是基础条件。但是，国家或中央政府基于有效治理的目的而将具有特殊性的边缘性疆域区分出来，以便采取不同于核心的方式和政策加以治理，这才是边疆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历史上，边疆就是在国家疆域特点和国家治理要求的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地构建起来的，国家属性体现得十分突出。
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边疆构建
勿庸置疑，边疆只能在国家的框架下界定和讨论。忽视或脱离了国家这个总体的框架，边疆就无法得到科学的界定，也无法正确的理解。而国家之所以要将边疆从国家的疆域中区分出来，首先是由于疆域的边缘地带自身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明显地区别于国家疆域的核心地带或腹地。这样的区分，首先是由于地理因素造成的，但也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文化的作用。同时，或者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为了实现有效治理的目的，要将边疆的边缘性区域区分出来，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进行治理。从这个意义上看，边疆并不是纯客观的存在，而是在疆域边缘性区域客观存在的差异性的基础上，国家根据治理的需要而进行界定的，是构建起来的。简单地说，边疆是构建的产物。
边疆因国家治理的需要而构建的这一特征，在边疆范围的变化和国家可以对边疆的范围进行调整这一点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一方面，国家的边疆会因疆域的变化而变化，以及疆域内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区分的变化——边疆与核心区之间的分界线会在治理的过程中因边疆与核心区的同质性的增强而外移。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边疆的盈缩变化是经常发生的。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实现治理的目标，也会根据疆域不同部分的特点，尤其是在国家发展的新形势下出现的疆域特点，对边疆进行重新界定，进而重新确定边疆的范围。另外，随着人类在科学技术创新的支持下而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以及国家活动方式和国家间关系的变化，都会导致国家的疆域发生变化[25]，边疆的形态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并日渐多样性。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边疆的时候，边疆仅仅在陆地上划分，是典型的陆地边疆。随着人类的海洋活动的增强和活跃，海洋边疆出现了。再后来，空中边疆、太空边疆（高边疆）出现了。今天，利益边疆、战略边疆、底土边疆等概念，日渐成为描述和分析边疆的重要概念。总而言之，由于边疆所蕴涵的构建性质，边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变动的过程中，是一种变动着的存在。
边疆的构建性质，在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中国历史上出现国家及国家疆域的时候以及此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一个被称为“边疆”的区域。换句话说，在中国历史上边疆并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国家为了治理的需要而界定的。回顾中国的边疆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就会看到，中国的边疆具有明显的构建性，是构建起来的。那么，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又是在何时构建的呢？其构建的过程又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呢？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构建，始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中国的疆域史也可追溯至夏朝。因此，很多人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和边疆构建时，都以夏朝为起点，涉及到夏朝和整个先秦时期。这样的观点蕴涵着一个前提性判断，那就是将边疆的形成视为伴随着国家的形成而自然而然地发生。然而，这样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的确，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政权的建立是相当早的。早在公元前21世纪，因为治水而功勋卓著的禹的儿子启，就建立起由军队、监狱等有组织的暴力为支撑的政治权力体系，以及执掌和行使这些权力的官吏队伍，从而建立了国家性质的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并称为夏。夏被商取代后，商代建立了较为复杂的国家机构，其中既有帮助国王处理政务的行政机关，也有宗教机关，甚至还有类似于贵族会议和族众会议的议事机关，并通过这样一套复杂的组织机构来行使国家权力。周取代商后，采取了分封的方式进行统治，周王将一定范围的土地和人民分别授予自己的子弟、亲戚、功臣等，让他们代表周王去统治一方人民，以拱卫周王室。同时，以一套复杂的礼乐制度来维系国王与诸侯之间的关系。
然而，当时的国家并不具备将国家边疆的边缘性部分区分出来专门进行治理的条件，以及进行这样划分的能力。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夏只是初级形态的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以武装起来的人群支撑的权力系统对一定地域范围的人民进行统治的形式；商虽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统治体系，但仍未建立完整的地方机构；周以分封的方式确立自己的统治，国家不同区域的统治由若干的诸侯各自进行，无需中央政权介入。据历史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官员皆十分有限，“夏百二十员，殷二百四十员，周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员。”[26]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远古时期的国家十分有限和简陋，不仅无法与当今的国家同日而语，而且与秦这样的国家形态也存在着根本性区别。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虽有广大的疆域，疆域的不同部分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疆域的不同部分之间却没有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国家本身也没有形成能够对全面疆域进行统一治理的权力体系和组织，因而也无须将疆域的某个部分区分出来并界定为边疆。
将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与核心区或腹地区分出来，并采取专门的措施进行治理的条件和历史必要性，最早出现于秦代。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灭韩、赵、魏、齐、燕、楚六国，统一了中国。统一七国后的秦王政自称始皇帝，不再实行导致各个地方具有实质性的强大权力并招致中央政权虚拟化的分封制，而是将国家的最高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构建了完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体系，并通过“三公九卿”[27]制度等而建立了一套完整支撑和运行中央集权制国家权力体系的政府机构。于是，统一的王朝政权能够对广大的疆域进行直接的统治和治理。而这样一来，统一的最终听命于最高统治者的国家权力体系取代了分散的各具特色的诸侯割据政权，但同时也面临着要对范围巨大而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显著乃至巨大差异的疆域进行统治和治理的问题。秦统一之前，各个诸侯的统治区域之间在地理、历史、文化和政治等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各个诸侯的治理方式也不尽相同，算得上是因地而治、因俗而治。而秦统一之后，差异性极大的不同区域组成的统一疆域，要由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权进行治理，由不同环境产生的各种问题要由一个统一的政府来解决。从整体上看，疆域内不同区域间的差异和差别，突出表现为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差别[28]。于是，秦王朝便在将庞大的疆域划分为郡县这样的行政区域进而委派官员进行治理的基础上，依据此前长期存在的“一点四方”和“九服”的观念，将远离王畿之地和处于统治疆域之边缘的郡确定为边郡，采取特殊的措施进行治理。[29]这样一来，秦王朝便在中国历史上开了把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区分出来采取专门措施进行治理的先河。
然而，秦王朝的历史较短，还未来得及全面解决疆域边缘部分的治理问题就被汉朝取代了。全面承袭秦代统治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汉王朝，不仅全面承袭了秦代的国家政权体制，而且针对楚汉战争以后的诸侯封国制度造成的“天子之政行于郡，不得其国，制其守宰，不制侯王”[30]的局面，审时度势地采取了削藩政策，削除对抗中央的藩王势力，巩固了使地方完全从属于中央的制度安排，从而全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形成了完整的对全部疆域进行全面治理的国家权力体系。同时，中央政权进一步在明确王朝疆域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区分的基础上，将核心区外围的边缘性疆域划定为边远疆土，有目的、有计划和系统化地制定专门政策对其进行治理，不仅把秦代初现端倪的将疆域的边缘区域区分出来并采取特殊措施进行治理的思维和治理体制做实，而且将其进一步扩大和充实，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构建。此后的历代统一的王朝，也大都从国家治理的需要出发，仍然将疆域的边缘部分专门区分出来并采取特殊措施加以治理，并在此构架下增添了新的内容。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边疆”以及边疆治理也就逐渐凸显了出来，不仅被凸显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而且逐渐稳定下来进而成为了国家制度。
将王朝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确定为边疆并采取特殊措施治理的做法，在此后各个朝代的国家疆域拓展中不仅被发扬光大，而且在边疆的有效治理和国家的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秦统一中国后，国家疆域的拓展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拓展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是在王朝国家基于强大的国家实力和辉煌文明形成的国家影响力、文明感召力和军事威慑力的作用下，周边的其他民族群体纷纷归附、依附、内附于王朝国家，这些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也就被纳入到王朝国家的疆域版图，王朝国家的疆域因此而得到拓展；二是周边其他民族群体入主中原，控制了王朝国家统治体系而成为王朝国家的统治者以后，便将原先的统治区域归并到王朝国家的疆域版图，从而导致王朝国家的疆域扩大。但是，不论是哪种类型的疆域拓展，王朝中央大都采取秦汉以来的边疆体制和边疆治理格局，将核心区以外的边缘性疆域确定为边疆，采取特殊的措施进行治理。因此，王朝国家疆域的拓展以及边疆的扩大，又进一步巩固了王朝国家划定边疆的思维和制度。
二、边疆构建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边疆的构建，渗透着王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和治理意志，体现着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但是，边疆及边疆的构成却并非主观臆造的产物，而是适应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而采取的措施。因此，边疆的构建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表现为一个主观适应客观的过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边疆构建，得到以后的各个统一王朝的继承，进而在演变的过程中不断丰富，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制度。
边疆的构建是历史的产物，而边疆构建过程及边疆制度本身，又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整个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边疆的构建过程和边疆构建起来之后的治理，不仅体现了历史上的治国者们因地制宜地创造国家治理方式的智慧，而且将先秦就已经存在并有相当影响的国家核心区与外围区域之间差别的思想，发展成为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地理空间思维，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丰富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尤其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边疆治理。国家治理方式的此项创新及其取得的成果，一直沿袭至今，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结构，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而这样一种国家治理中的历史性构建，还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构建起了一个独特的“核心—边缘”模式，进而在国家的疆域结构和发展结构中形成了一个“核心—边缘”结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治理中这样一种基于将疆域区分为“核心”和“边缘”的治理方式，不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稳定成为一个“核心—边缘”模式，也是一个国家发展中发挥着深刻影响的“核心—边缘”结构。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首先，在这个“核心—边缘”结构中，“核心”即王朝国家的核心区，它不仅是王朝国家统治的传统范围，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区域，也是整个王朝赖以存在的根本，因而为王朝的国家之本，在整个王朝的存在和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边缘”则是王朝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它不仅围绕着、拱卫着王朝国家的核心区，为核心区的发展提供扶持和安全保障，而且在国家面临外部入侵的情况下成为核心区的外部屏障，提供国家安全的战略纵深。其次，在王朝国家的疆域范围内，边缘区与核心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甚至直接就是与汉族聚居的核心区不同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王朝国家往往采取不同的方略、制度和政策来进行治理，解决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问题，同时也使边疆治理服从于和服务于核心区的治理。再次，“核心—边缘”结构为王朝国家依凭国家实力水平进行治理提供了回旋的余地。有了这样的“核心—边缘”结构，王朝国家就可能在实力强大时加强边疆治理、拓展边疆，实现开疆拓土、披声教于四方的雄心。而在国家力量不济的时候，则减弱乃至放弃边疆的治理，将国家力量收缩于核心区，着重于或只进行核心区的治理，以维持王朝国家的存在。最后，在“核心—边缘”结构中，作为边疆的边缘区域虽然有相对清晰的内部分界线和外部分界线，但它又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开放性的。因此，这样一个“核心—边缘”结构，既支持边缘区与核心区毗邻的部分随着与核心的同质性的增加而逐渐失去边疆的性质以后并入到核心区，成为核心区的一部分，拓展核心区的范围，也支持王朝国家通过边缘区将王朝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力传达到王朝国家的周边，并促成周边的一些其他政权统治的区域依附于王朝国家，从而扩大王朝国家边疆的范围，拓展王朝国家的疆域。
这样一个在国家治理中形成并兼具结构和模式意义的“核心—边缘”架构，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历史进程的意义是十分突出的：一是这样的“核心—边缘”结构，从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和国家治理的意义上涵养着一种促进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力量，是泱泱大国统一、稳定和发展中内聚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二是这样的“核心—边缘”结构，不仅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促成了以核心区为中心的发展，而且它所包含的通过将边缘区毗邻核心区部分的同质化以及边缘区外缘部分的拓展的机制，十分有利于国家疆域的巩固和拓展；三是这样的“核心—边缘”结构，在将核心区的汉文化传播和影响到周边其他民族的同时，促成生活于周围的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王朝的内附、归附和依附，从而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和壮大；四是这样的“核心—边缘”结构，不仅能够拓展核心区和边缘区的范围，增大了国家的体量、丰富了国家的资源、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而且它以“核心”统率“边缘”，以“边缘”支持“核心”，从而能够培育王朝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竞争中的优势，能够有效地促成国家实力的增强。
中国历史上由于边疆的构建而形成的“核心—边缘”结构，对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促成或导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统一的力量总是盛于并战胜国家分裂的力量，以及国家分裂之后还能够再次统一，从总体上看统一时间比分裂的时间更长，并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在此过程中促进了疆域的扩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第二节王朝国家时代的边疆及其演变
从国家形态演变[31]和国家类型划分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的秦是典型的王朝国家。从秦至清的灭亡，中国的国家历史都是王朝国家的历史，是一个王朝国家的时代。诚然，自秦至清，国家的统一占据主导地位，但也不乏国家分裂的时期。但所谓的统一和分裂，都是在王朝国家的基本框架下界定的：王朝对全部疆域进行有效的统治的时候，便是所谓的国家统一；而当王朝的疆域被地方政权割据，便是所谓的国家分裂。在长达两千多年的王朝国家时代，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仅被构建起来，而且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中国今天的疆域和边疆的基本格局，都是在此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或者说，中国今天的疆域和边疆，就是在继承王朝国家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王朝国家时代的边疆及其演变，是在两千多年的漫长过程中发生的，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但从总体上看，以下几个方面显得十分突出，不仅凸显了王朝国家时代边疆演变特点，也大致能够勾勒王朝国家时代边疆演变的基本轮廓。
一、边疆范围随国家能力变化而改变
边疆的构建性质，是由于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的施加而实现的。这样一种由于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的施加而形成的边疆的构建性质，既体现于中国历史上边疆形成的环节上，也体现于边疆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边疆的范围随着王朝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发生盈缩变化。具体来说就是，当王朝国家能力强盛的时候，王朝国家的疆域便得到拓展，边疆的范围随之扩大。反之，当王朝国家能力不济或王朝分裂的时候，王朝的疆域缩小或处于分裂状态，边疆的范围就缩小或处于分裂状态。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能够扩展疆域从而使边疆的范围扩大，最为根本的或基础性的因素是，在农业文明背景下，以中原为核心区或腹地的王朝国家，不仅创造了极其辉煌的农业文明，而且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体系，从而将王朝国家发展成为十分强大的政治体系。在此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王朝国家的周边都没有形成能够与之抗衡或匹敌的其他政治体系。正是由于如此，王朝国家在国家能力强大时，总是能够实现开疆拓土的追求，有效地扩展自己的疆域。
王朝国家扩展疆域的可能性，又常常为最高统治者扩大统治范围，以及扬威名于天下、披声教于四方的冲动所推动，从而形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和过程。自从第一个国家性质的夏朝的形成，强大的国家政治体系就不断地将周边弱小的其他政治体系纳入到自己的统治范围，从而使自己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如此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2]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并广泛传播，从而形成一种根深蒂固且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文化观念。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具有通过扩展“王土”来显示自己的能力的深刻动机。一旦有适当的时机，这样的动机便会成为现时的冲动，进而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将开疆拓土的愿望付诸实践。
从长历史时段来看，王朝国家周边没有出现过能够与之抗衡的政治体系。但从具体的特定历史时期来看，王朝周边的其他国家形态或非国家形态的政治体系对王朝国家的疆域和王朝国家的统治形成威胁的情况却屡屡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朝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运用国家力量去对威胁自身安全的其他政治体系进行征讨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样战争行为虽然会在某些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遭受挫败，但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因此而扩大了王朝的疆域，拓展了王朝国家的边疆。当然，王朝国家也并非一味地坚持开疆拓土的做法，而是因时因事因地而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总体来看，秦汉以来2000余年间，历代封建王朝在开疆拓土问题上大都持克制保守的态度”。[33]
在上述几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王朝国家不仅有效地拓展了自己的统治范围——王朝的疆域，而且巩固了王朝的统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影响力的扩大，从而对周边其他民族群体建立的政治体系形成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群体之间往往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用战争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来剥削、掠夺异民族，来统治和压迫异民族”，“竞争的胜利者，走向发展和强盛、文明；竞争的失败者走向了没落直至消失。”[34]王朝国家与其他民族群体的政治体系之间的竞争，便是这种族际竞争的集中表现。在此背景下，王朝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文化方面的感召力和安全方面的军事压力，往往又会促成周边与之竞争的其他民族群体政治体系基于利害关系考量而对王朝国家的依附、归附，从而导致王朝国家疆域的扩大，进而实现边疆的扩展。
由于以上原因，王朝国家统一的时候，疆域的扩展和边疆的扩大往往成为常态。不过，如果王朝国家走向衰弱或国力不济，王朝就会在控制自己的疆域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疆域往往被周边的其他政权所侵蚀。而这样的疆域丧失，首当其冲的便出现在王朝疆域的边缘性地带，边疆也因此而向内收缩。而当王朝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时，王朝国家的疆域和边疆也会分属于不同的政权，而失去完整性。但是，有意思的是，王朝国家的分裂对王朝国家疆域和边疆的拓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王朝国家的分裂之所以会对疆域和边疆的拓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是由于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的统一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国家会处于分裂状态，但国家的分裂终将为统一所取代。
王朝内部的地方性政权强大并肢解了王朝国家的时候，王朝处于分裂状态，从而导致另一种意义上的王朝衰弱。但是，这些独立的地方性政权在实施统治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与其他政治体系的竞争中，它们往往竞相扩大自己的实力，向外拓展自己的统治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地方政权占据或控制的地理范围之总和，往往明显超越于原先统一王朝拥有的疆域。一旦这些地方性政权再度归属于一个王朝中央并实现国家的统一——也不乏地方性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并建立统一王朝——之后，王朝的统治范围就会超越前朝，从而使边疆的范围有所扩大。
然而，尽管在不同的王朝和王朝统一或分裂的状态下，王朝国家的边疆会发生盈缩变化，但从总体上看，王朝统一的时候，国家的疆域和边疆常常得到拓展。而在国家分裂的时候，国家的疆域和边疆就缩小。从总体上看，自秦至清的王朝国家历史演变中，国家统一的时间长于分裂的时间，疆域和边疆扩大的时间长于疆域和边疆收缩的时间；统一的强盛的王朝居多，王朝疆域总体上呈拓展的趋势。
二、边疆内涵在疆域整合基础上调整
在整个王朝国家时期，国家的边疆不仅在疆域拓展的基础上有所扩大，而且边疆的格局也在疆域整合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化，由纯粹的文化意义上的边疆逐渐朝着政治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或政治意义的边疆转变。
秦统一后，不仅拥有十分广大的疆域，并通过一个组织严密的中央集权的政权系统进行统治。在这样的条件下，之所以要以政治统治中心为出发点，将统治范围的边缘性区域区分出来，采取专门的措施进行治理，是由于这些区域与王朝的核心区域华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样的差异既有基于不同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不同的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古代文明类型，也有由不同的文化环境造就的不同的民族群体。这些区域不仅与核心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且相互间也不尽相同。按照先秦时期以华夏为中心的“一点四方”观点，这些不同被概括性地描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些不同的区域，也常常被笼统地称为为“四夷”。这些与核心区存在着明显异质性的区域，由于王朝国家采取有别于核心区的治理方式而被视为进而划定为边疆。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这些不同的区域由于与统治中心存在远近、亲疏关系而被区别对待。
这样的情形表明，在统一王朝国家建立和边疆构建之初，王朝国家疆域的不同区域以及边疆与核心区之间、边疆的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十分突出的异质性。也正是由于如此，所以虽然在先秦时期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观念，但“内诸夏外夷狄”及“君子不治夷狄”的思想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之共存，并影响着王朝国家对边疆的治理。在这样的条件下，边疆不仅被视为远离王朝中心的远僻之地，也是“非我族类”[35]的异族生活的区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古人多以‘华夷’不同文化分布的差异、区域经济开发的强弱等作为划分核心地区与‘边疆’的分野，主要为蛮夷所控制、经济显然落后于核心地区的僻远之地，通常被认为是边疆乃至徼外。”[36]
但是，在王朝国家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这种状况也在逐步地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同边疆区域的异质性在逐步地减弱，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增加了与核心区一致的同质性因素，并因此而实现了王朝国家的疆域整合。
王朝国家疆域的整合过程，既是一个疆域不同区域的尤其是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同质性增强和异质性减少的过程中，也是疆域的不同区域之间日渐紧密和日渐整体化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起作用的因素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概括起来看，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或相关的政治事件促成的整合，即政治整合；二是经由各种经济交往或经济过程而实现的整合，即经济整合；三是经由文化的传播和教化而形成的整合，即文化整合；四是通过人口流动、人员的交往和交流而促成的整合，即社会整合。
在王朝国家疆域政治整合的层面，一切促成或导致王朝国家疆域同质化和整体化的机制，都会在王朝国家疆域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最为重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以郡县制为核心的地方政权制度[37]。这样的制度不仅将各个地方确定为中央王朝统治下的行政区域，确保中央权威的实施，而且通过统一的制度而达成了各个区域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二是王朝统治中的内外一体思维。随着王朝对边疆在国家治理中意义的认识的加深，一些开明的统治者逐渐突破了边疆与核心的华夷之分的桎梏[38]，采取了以促进边疆与内地同质化发展的边疆治理政策，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整合。此外，政治中心——王朝的首都和国家分裂时期多个地方政治体系建立的政治中心——的移动，以及南北政治力量、中原王朝与边疆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治势力的冲突和对峙等，都在国家疆域整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王朝国家疆域的经济整合方面，那些通过经济联系而增加王朝国家不同区域的同质性的因素，都能在疆域整合中发挥作用。其中，农业耕作技术由内地向边疆的传播、内地与边疆之间的通商贸易、边疆地区以金属矿产为主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都在疆域整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运河的修筑。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的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对南北经济联系的巩固和疆域整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华北和华南地区之间自古就存在严重分歧，南北朝曾持续两个世纪之久，要不是因为后来修建了大运河，这很可能已成为永久性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运河曾对中国的统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缓解了唐宋北方征服南方所引发的矛盾，从此中原地区作为中国这一农业大国的核心地位得到巩固。”[39]
王朝国家疆域的文化整合，突出表现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以及基于中华文化的教育和教化方式的普及方面。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依托于处于强势的中华文明而广泛传播。其传播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于王朝国家的范畴。这样的文化在王朝国家疆域内的传播，尤其是由核心区向边疆的传播，由于长期持续而对疆域整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并行不悖的官学制度在王朝设治的范围内的推行，不仅强化了儒家文化的传播，而且在全面的文化同质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做法增强了王朝疆域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的同质性。
在王朝国家疆域整合的进程中，由于人口的迁徙尤其是官方推动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如移民实边）、基于王朝安全和军事目的的屯垦戌边、统一的文字和度量衡的推行、由内地通往边疆的道路的修筑（如秦修筑的五尺道）等社会性机制，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述这些过程或机制，如果只是实行几年乃至百十年，其作用可能会十分有限。但事实是，这些措施在王朝国家历史上已经实施了数千年，因此，它对王朝国家的疆域整合的作用就十分重大而深远。由于这些措施的长期实施，它有效地提升或增强了疆域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同质性，增强了不同区域人民对王朝国家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疆域认同。
王朝国家的疆域整合，对边疆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由于王朝国家的疆域整合取得了成效，疆域内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异质性逐渐降低，边疆的文化属性也逐步淡化——人们不再把边疆看作是异族生活的区域，或者这些看法被逐渐淡化了。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国家政治地理空间的角度看待边疆的思维逐渐得到强化，于是便逐渐促成了人们更多的把边疆看作国家疆域中由于地理上的关系而区分出来的特殊区域，从而导致边疆内涵的变化。
三、边疆的面貌在持续的治理中改变
王朝国家之所以要将疆域内的边缘性部分区分出来并将其认定为边疆，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治理。所以，边疆的确立、范围的划定和调整，都与国家对边疆的治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离开了国家对边疆的治理这个本质性的要求，边疆的确定就失去了意义。国家对边疆的治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该区已经成为国家疆域的组成部分，对所属国家的治理以及国家的发展和稳定，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国家以后，王朝统治范围内那些边缘性区域，虽然已经被纳入到王朝国家的范围[40]，但是，一方面，它处于王朝核心区的外围，远离王朝统治的中心，王朝对其进行的统治相对薄弱。另一方面，这里的居民有着特殊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并逐渐凝聚成了不同的民族群体。因此，从王朝国家统治和治理的角度来看，这里不断地产生和存在着与核心区不同的矛盾和问题，生活在这里的民族群体还会时服时叛。如果运用国家权力对这些区域进行有效的治理，那么，这里就会成为王朝国家巩固的边疆，对王朝国家的发展和稳定起到积极作用，并成为王朝国家安全的屏障。反之，王朝国家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这里就会成为矛盾和冲突的策源地，当地的居民或民族群体就会与王朝国家反目，并弃之而去，使王朝国家的统治范围向内收缩，边疆的范围缩小。
边疆既是王朝国家疆域内明确地区别于核心区的部分，又由于自身的特殊而对王朝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加强对边疆的治理也就成为王朝国家不可回避的问题。从秦代至清代，统一的王朝尤其是王朝的励精图治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边疆治理。王朝分裂后的地方政权，也大都重视对王朝原先疆域内的边疆的治理。与此同时，也由于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持续的治理，边疆的面貌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长期的边疆治理实践中，王朝国家形成了倾向性的边疆治理思想。有的学者认为：“‘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是大多数封建王朝治边的思想，也是制定各项边疆治策理论方面的基础。”[41]的确，班固在《汉书》中曾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道”[42]的说法，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也有这样的倾向。但是，王朝国家在历史上也曾建立了内容丰富的边疆制度和边疆政策，而这些制度和政策所体现出来的积极的边疆治理态度，却并不是“守中治边”和“守在四夷”的思想所不能概括的。
王朝国家在开展边疆治理的过程中，还有针对性地建立一系列的边疆制度。其中，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就是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羁縻制度在秦汉时期开始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正式实施，唐代全面推行并逐渐规范化和系统化，宋代仍然沿袭。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中，周边其他民族群体的政权归附中央王朝后，中央王朝便不改变原有的社会体制和政权设置，而是将其纳入国家制度框架，并对少数民族的首领进行册封，由羁縻制度下的少数民族政权自主管理原来的区域。从总体上看，这是一种对边疆地区的人民进行“因俗而治”、“以夷治夷”的统治方法。土司制度则是元、明、清三代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以土官治土民”的制度。土司制始于元代，它仍然是承认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并以其统治当地人民，但把羁縻的内涵进一步发展了。首先，它不笼统地将纳入中央王朝统治范围的少数民族政权设置为羁縻府、州、县（峒），而是根据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所辖领地范围和人口数量，以及对朝廷的忠诚度和贡献大小，分别设置管军政事务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蛮夷长官司，管民政的路总管府、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以及土巡检、土千户、土百户、土酋吏等，细化了机构设置；其次，由朝廷直接任免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官员，将各地土司隶属于行省，受其节制，从而把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直接纳入到全国统一的政权制度中。明代仍然沿袭土司制，但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是在东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军事性质的“羁縻卫所”；二是在土司和土官政权中插入直接由朝廷任命的流官，逐步推行土流并治；三是加强了对土司和土官品级管理和纳贡、封赏管理。清代继续了明代的土司制度，但实施的范围逐渐减小。
王朝国家中那些重视边疆治理的朝代，大都制订了专门解决当时面临的突出边疆问题的政策，其内涵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许多学者作过深入研究的历史上的民族政策，本质也是为了应对生活于边疆的民族群体引发的问题而制定，其实就是边疆政策。遗憾的是，研究往往注重从民族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政策，尤其是引入了现代民族的观念来进行解读，于是便脱离了政策出台当时边疆的环境和边疆治理的需要，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边疆治理的内涵，最终无法准确揭示这些政策的价值和意义。
整个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既有得也有失，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如果具体地考察每个朝代的边疆治理，还能够总结出若干值得记取的教训。但从整体上看，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是值得肯定的，的确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长期的边疆治理，尤其是有效的边疆治理，反过来又对边疆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边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王朝国家边疆治理的积极效果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仅仅从边疆自身变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巩固了边疆，扩大了国家的疆域。历史上的边疆，许多区域是不稳定的，完全有可能从王朝国家的疆域中分离出去。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时服时叛的例子并不鲜见。但是，经过长期的边疆治理，这些边疆区域与王朝国家的关系逐渐巩固，进而成为王朝国家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而有效地扩大了王朝国家的疆域。二是促进了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增加了边疆与内地的同质性。王朝国家的边疆在开始的时候，往往具有突出的异质性。也正是由于如此，王朝国家要采取不同于核心区的方式和政策进行治理。但经过长期的治理，边疆地区与核心区的同质性逐渐增多，异质性逐渐减少，以至于王朝国家逐渐调整和改变原来的政策。如作为羁縻制度之延续的土司制度，在实施了一定时间后便进行了调整。明代便开始在一些土司统治区实现以革除土官的统治，废除土司政权，以流官代替土官，将土府州县改为一般的府州县为主要内容的“改土归流”。清代则进一步加大了“改土归流”的力度，大规模地推行之。三是支持了王朝国家的发展，为国家的强盛提供了支撑。经过边疆治理而达成的边疆的巩固和稳定，不仅扩大了王朝国家统治的范围，增加了王朝国家的人口，增强了王朝国家的安全保障，而且增大了王朝国家的资源储量，为王朝国家经济能力和政治能力的提升提供了资源保障。此外，边疆发展与核心区发展、边疆人民与内地人民的交往和交流，又成为国家发展和强盛所不可缺少的推动力生成的源泉。
四、从无边界的边疆到有边界的边疆
在中国王朝国家边疆发展演变过程中，王朝的边疆由无边界的边疆演变为有边界的边疆，是一个影响深远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将疆域的边缘性部分划分出来，采取专门的措施加以治理，始于秦汉之际。这个在王朝统治的巨大疆域内被区分出来的部分，便是所谓的边疆。但是，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时期，这个边缘性区域被区分出来作为边疆，较多地是基于文化上的考虑。即这里生活着的是被称之为四夷或夷狄的人群。在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看来，“内华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右初衽，人面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43]在这里，边疆在空间距离上的遥远是通过文化上的差异而确认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样的边疆从本质上看是文化上的边疆。
这样的边疆是以王朝的所在地为中心，以王朝统治的传统区域为主体而划分的，当然没有边界也不可能有边界。不仅如此，这样的边疆会随着王朝国家对疆域的控制能力的变化而发生盈缩变化，也就是说，它既会由于国家力量的强大而向外扩大，也会由于国家能力不济而向内收缩；边疆既可以扩大，也可能收缩，甚至失而复得。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和边疆的扩大，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的。
对于这样的现实，一些论者对这样的疆域扩张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少数民族的挤压进行过义愤填膺的批判。其实，这是对人类历史进程的不理解或误解。自从人类社会建立了以暴力为支撑的公共权力体系并凭借这个强大的政治权力体系而按地域进行治理以后，人类便进入国家时代。在人类漫长的国家历史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家处于无主权阶段，既无主权观念，更无主权规则和主权体制。没有主权约束的国家，都是也完全可能凭借国家的实力而拓展自己的控制范围或疆域。这是国家竞争的一种基本形式。
国家主权形成得比较晚，而且是首先形成于西方国家。1576年让·博丹（1530─1596）在其所著的论《共和六书》提出了主权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共和国所拥有的绝对和永恒的权利”。1625年，格劳秀斯（1583—1645）在其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把主权独立的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不过，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是通过长达30年的战争以及在此过程中签署的一系列和约实现的，从而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648年10月签定的西荷和约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而确定了国家主权和主权争端的解决方式。但是，主权原则和主权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遵循，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民族国家成为基本的国家形态以后。不过，第二次大战后，随着一系列国际规则、国际体系的建立，人类逐渐步入全球化时代，国家疆域的超主权形态也逐渐浮出水面，从而导致人类逐渐向超主权的时代过渡。
从本质上说，随着国家主权体制的建立，国家的疆域就演变为国家主权管辖的范围，即领土。划定国家领土范围的边界，是由国家间的条约确定的，并且与领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具体十分突出的主权涵义。而领土、边界等，都不过是体现或表达国家主权内涵的具体形式，与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没有国家主权体系，就没有领土和边界。
中国在历史上开始划定边疆的时候，以及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王朝国家的疆域都没有领土的性质，也没有边界的约束。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尚未出现主权、领土这样的思想和体制的情况下，就用后来才出现的主权、领土的思想来批判前人的做法，是十分不恰当的。
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形成过主权观念，也没有领土和边界的概念。对于主权、领土和边界的观念，不仅是王朝国家在与其他已经形成主权、领土和边界的国家的碰撞中接触到的，而且是通过无数惨痛的教训才获得深入认识的。
王朝国家历史上最早接触边界，是通过与沙皇俄国签定的条约。到了17、18世纪，古老的没有能够与之匹敌对象的王朝国家，与另外一个强大并不断向外扩张的国家共同体不期而遇并发生了直接碰撞。1643年后的十年间，充满野心的沙俄三次将势力扩张到王朝国家疆域内的黑龙江流域。清王朝在1685年和1686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反击，才使沙俄向东部的扩张受到遏制。在这样的形势下，由于清王朝的要求，中俄通过谈判于1689年8月27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随后，又在1727年9月1日签订《不连斯奇条约》。[44]通过这样两个带有明显主权涵义的国家间条约，王朝国家有了固定的边界，从而在王朝国家历史上开了以条约方式确定国家边界的先河。也正是由于如此，世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主权[45]观念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从外部嵌入到王朝国家之中。
而从王朝国家的角度来看，自从有了边界以后，王朝国家长期存在的那种以王朝所在地为中心，以王朝的核心区为主体由内而外地划定边疆，从而把远辟的夷狄之区界定为边疆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有了这样一种带有主权涵义的边界以后，王朝国家的边疆就不仅要由内及外地划定，也要由外及内地确定。于是，王朝国家的边疆，就不仅具有了内部分界线，也有了明确的外部边际线。在这样的条件下，王朝国家的边疆向外推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不存在了。这样的思维和做法，强化了从疆域的角度划定边疆的思维，使边疆的文化涵义得到削弱，地域的涵义开始增强，引起了传统边疆观念的根本性变化。至此以后，人们开始更多地从地域的角度看待和确定边疆了。不过，王朝国家的主权、边界的观念，以及边疆的明确界限，则是经由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得到强化的。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中国的大片土地，不仅让王朝国家丧失大片边疆，而且从反面向王朝国家和国人灌输了条约意识和通过条约确定边界的意识，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以国界划定边疆的外部边际线的观念，也因此使中国传统的边疆观念逐步具有了某些现代的内涵。
第三节民族国家构建对边疆的影响
边疆作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界定的，它的特性是国家赋予的。因此，边疆有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但也受到国家主体的根本性影响。国家自身的发展变化，往往会导致国家疆域和边疆的重大改变。对于中国历史上边疆的发展和演变来说，国家形态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变，对边疆的影响最为根本，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直接导致了中国疆域和边疆的重大改变。
一、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变
在中国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上，秦代就是典型的王朝国家。直到最后一个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各个统一的王朝，都是典型的王朝国家。从秦到清，中国都处于王朝国家时代。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既标志着中国王朝国家历史的结束，也意味着构建民族国家进程的开启。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由王朝国家发展为民族国家，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不过，国内的一些论者并不承认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性质。在他们看来，中国在秦汉之际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此后，中国一直是多民族国家，而非民族国家。更有论者认为，民族国家就是单一民族国家，而这样的民族国家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一种历史的虚构。[46]然而，这样的看法并不正确，其实是对民族国家的误解。
诚然，中文的“民族国家”概念来自于英文的“nation-state”。作为一种以“民族”来界定的国家形态，自然是具有突出的“民族”属性。但是，不论是对“民族”（nation）还是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都不能作望文生义的认识和理解，而必须将其放到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是在最早出现“民族”（nation）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欧洲的国家形态演变过程去认识和理解。
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西欧，是为解决当时根本性的社会历史问题而创设的制度结构或制度框架。民族国家出现前的“封建的欧洲没有民族的概念，也没有现代意义的‘国家’。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等等更多地是一些地理概念，是一些广大的地理范围，对一般百姓来说，它们表达的意义并不比一座小丘或一块沼泽的名称在内容上具有更丰富的含义。”[47]实际存在的是一个“结合了世界主义的理念和地方主义现实”的体系[48]，林林总总的封建邦国各自为政，地方主义盛行，人们只知道效忠于领主、效忠于城市或效忠于地方。但是，众多的封建割据的政治实体又接受罗马教皇的统治。基督教“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49]。这样一种具有国家特性的政治体系，一些学者将其界定为“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但到了中世纪的末期，长期被虚置的君主们依托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渐壮大的市民的力量加强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建立了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权，并获得了独立主权[50]，从而创建了一种新的国家形态——王朝国家，并最终取代了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成为主导性的国家形态。
王朝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日益加强了王权，而且也逐渐将国家共同体内的居民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和稳定的人群共同体。这个由王朝国家整合而成的人群共同体，就是所谓的民族（nation）。因此，“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51]新兴的民族共同体发展起来以后，尤其是民族意识觉醒以后，就逐渐成为国家共同体内一股足以抗衡国家政权的强大社会力量，并常常与王朝政权发生摩擦和冲突。为了解决日渐觉醒的民族与王朝的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一种以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统一为目的的制度框架被创造出来了。这种新的国家制度结构，就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从本质上看，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它虽然以“民族”（nation）来定义国家，但它是一种实现“民族”与“国家”结合——通过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实现结合——的制度框架。[52]
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形成以后，它一方面给“民族”披上了国家的外衣，使其具有了国家的形式，另一方面又给“国家”注入了“民族”的内涵，并由于使“民族”和“国家”相得益彰而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为欧洲国家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民族国家也依托于资本主义经济所形成的世界性影响而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导致了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进而促成了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形成，使民族国家成为世界近代以来世界体系的基本政治单元和法律单元。[53]
中国在公元前21世纪就建立了国家形态的政治体系，有着悠久的国家历史，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国家形态发展演变的进程。在这样的国家形态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具有独特内涵的王朝国家这种国家形态的形成，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制度保障。但是，当西方的民族国家将势力拓展到古老王朝的面前的时候，闭关锁国的王朝的大门最终还是被代表西方民族国家力量的大炮和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的力量所冲破，古老的王朝国家逐渐沦为西方民族国家的半殖民地。
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受到强烈外部冲击的古老中国，面临着要么继续延续王朝国家要么学习并采取西方的民族国家形式的选择。在西方的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的近代文明充分显示其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如果继续保留王朝国家就会游离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之外，并面临着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巨大压力而处于危险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鸦片战争后饱受西方欺凌的古老中国，最终选择了民族国家。从中国国家形态发展演变的进程来看，构建民族国家并非主动的创建，而是一种被动的和迫不得已的选择，甚至是一种痛苦的选择。
终结王朝国家的历史，构建民族国家，由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一方面，它全面改变了延续数千年的国家结构、国家政权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另一方面，它促成了僻居一方的古老王国逐渐融入世界体系，逐渐走上了世界舞台，并成为民族国家国际体系的一员。
二、民族国家构建是长期的过程
在17世纪中叶遭遇到东扩的沙皇俄国之前，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国家基本上按照自身发展的逻辑，在不受外部势力干扰的情况下自主发展。但是，在与强大的沙俄政权直接接触以后，不仅相互间的碰撞屡屡发生，而且建立了民族国家又依托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经济优势的西方列强又接踵而至。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民族国家的优势充分的显现，中国古老王朝国家的劣势也充分暴露出来。实践证明，王朝国家完全没有与西方列强直接对抗的资本和能力。
在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背景下，伴随着西方商品而来的还有西方的文化。西方文化的纷至沓来，便形成了所谓的“西学东渐”。大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不仅冲击着中国人禁锢了数千年的思想，也唤醒着了中国人，并引起了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对救国救民真理的追求和道路的探索。在这样的艰难探索过程中，不乏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和现实的思考，以及中国传统王朝国家与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的比较。西方宪政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传播，就是突出的表现。
在西方民族国家体制、西方宪政思想影响日渐深化和凸显的背景下，中国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构建民族国家的道路。显然，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在某个历史时刻决定的，也不是由谁决定的，而是在传统的王朝日渐衰落和西方影响日渐深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从而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为这样的选择准备思想观念条件的过程开始得比较早一些，而且自然渐进的特征更为明显。而直接推动民族国家体制构建的实际进程，则显然是在推翻最后一个王朝的辛亥革命以后。
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也就是创设民族国家这种制度框架所必须的基本条件，并最终使民族国家由可能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国一旦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基本条件，民族国家也就由追求变成为现实了。而对于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来说，这样的基本条件有三个：一是与国家相结合的统一的民族即国族的形成，二是国家主权的独立，三是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框架的建立。而这样三个条件，基本上是在20世纪前半期逐渐形成的。
首先，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逐渐地形成了。在“中华民族”的概念形成的基础上，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起来以后，人们通过用“中华民族”来笼统地指称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国疆域内的所有民族群体。但是，这样的“中华民族”并非支撑民族国家制度框架的国族。作为支撑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国族这个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族体单位。而这样的中华民族，是在近代逐渐构建起来的。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54]。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梁启超在引入西方的民族（nation）概念后，创建了“中华民族”概念，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准备好了族称；二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的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各个民族共同体，在外敌入侵和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情况下，在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过程中凝聚为命运共同体，并接受和认同了“中华民族”的族称。[55]
其次，国家主权最终获得了独立。不论是从概念的角度来看还是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说，国家主权都不是中国国家发展或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是典型的舶来品。在西方的民族国家将势力延伸到古老的王朝国家的大门口的背景下，通过一次次与西方主权国家的碰撞，尤其是在列强的压迫下签订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而使国家丧失主权的痛楚中，中国人逐渐明确了主权的涵义，以及丧失主权意味着什么，同时也接受了国家主权的观念。与此同时，争取主权独立和维护领土完整的斗争也逐渐形成。在长期的争取主权独立的过程中，尤其是历史上各个民族群体共同抗击帝国主义入侵并凝聚为中华民族的过程中，争取国家主权、实现民族独立意识日渐清晰。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终于获得了主权独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再次，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最终建立了起来。民族国家的核心，是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通过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实现的。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内，民族性与人民性是完全统一的，甚至在相当程度就是一件事情。而民族国家要实现并保障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就必须建立完整的民主制度。一套完整的人民民主制度，是民族认同国家或实现民族与国家统一的关键所在。中国也正是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中，才接触民主观念并形成了对人民民主的追求，并将其内在地包涵于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在一起。
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上述这三个条件的同时具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仅使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基本成型的中华民族彻底获得了解放，实现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而且最终实现了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开启了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自此以后，中国就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然而，今天的一些论者却以“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论断来否定中国的民族国家性质。这样的认识，既是对民族国家的误解，也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误解。
如前所述，民族国家首先是欧洲国家形态演进的一个阶段，进而在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形成后成为了主导性的国家形态。但从本质上看，民族国家不过是人类国家形态演进中的一种形式或阶段。而多民族国家则是根据国家的民族构成的状况，对国家类型所作的界定。因此，尽管“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在形式上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内涵却截然不同，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对子，也不互为对立面。
虽然说，作为描述概念和分析概念的“民族”，其形成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事实上却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以民族国家作为自己的逻辑前提。今天，民族概念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民族概念去描述和分析历史上的人类群体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民族概念出现以前的某些国家现象或国家类型界定为“多民族国家”，已经十分普遍。但“多民族国家”仍然不能成为界定国家类型的基本方式。从人类国家形态演进的角度来看，王朝国家、民族国家等，才是基本的国家类型。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国家，从民族构成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有可能成为“多民族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实现了“中华民族”与“国家”的统一而成为民族国家。但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界限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国家仍将其界定为民族，并明确了它们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它们仍然被当作民族看待。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的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不过，历史上的中国是王朝国家类型的多民族国家，今天的中国则是民族国家类型的多民族国家。
另外，最早出现在欧洲的那些民族国家，那些原生态的民族国家，在开始的时候其民族构成都十分单一，是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以至于一些人将“民族国家”视为“单一民族国家”。但是，欧洲乃至北美那些早期的民族国家，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进行，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人口频繁和快速流动的日益普遍，它们也逐渐多民族化了，成为了多民族国家[56]。但是，这样的现象并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民族国家性质。
三、民族国家对疆域和边疆的影响
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以及民族国家本身，之所以会对疆域和边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这是由民族国家的内涵决定的。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民族国家，虽然本质上看是一种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安排，但它的实际内涵却是十分丰富的，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但仅从对国家的边疆和疆域的影响来看，最根本的是导致国家疆域和边疆形态的改变。
相较于其他的国家形态来看，民族国家具有三个基本的特征：一是主权性。国家的主权和国家间的主权体制，虽然是在王朝国家末期建立起来的，但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后便将其全面、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并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和丰富。所以，主权及主权体制便成为了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二是民族性。民族国家是在王朝国家将国内居民整合为统一的民族后，为解决民族与王朝的冲突而创设的制度构架。这样一个新的架构，通过一套保障民族认同于国家的制度机制，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有机结合，使二者合而为一；三是人民性。民族国家保障民族认同国家机制的核心，就是将国家权力交由人民控制，国家机构经由民主的机制产生，并接受人民的监督。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基于这些基本的特征，民族国家对边疆和疆域的首要要求，就是同质性和完整性。首先，民族国家把包括边疆在内的国家的全部疆域视为国家主权管辖的地理范围即领土，并用通过国家间条约确定的边界来界定领土的范围，进而在这样一个具有明确界限的范围内划定国家的边疆，并由此而十分强调领土的不可分割和边疆与核心区的不可割裂性；其次，民族国家不仅将国内所有居民组成群体视为民族，而且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结合，从而用整体化和均质化的民族概念来取代了各种地方性的历史文化群体，这就否认了各种地方性的历史文化群体对疆域和边疆的占有；再次，民族国家的民主体制视国内居民为人民，将人民的权利落实到每个个体，并将拥有权利的个人界定为公民，从而明确了所有公民对主权和领土的拥有和控制。通过这一样的机制，民族国家进一步确认了领土的同质性。
民族国家对疆域和边疆的这些本质性的要求，在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都先后体现出来，并成为促进历史上形成的疆域和边疆发生改变的深刻动因。因此，在民族国家构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主流的边疆观念、国家的疆域和边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最终成为了民族国家的领土和边疆。
首先，国家的主权观念逐渐确立，为王朝的全部疆域转变为领土奠定了基础。在与其他民族国家接触、碰撞以及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国家的主权观念在首先为知识界所接受的基础上，逐渐成为了国家意识。还在1900年，梁启超便用民族国家的主权、人民和领土来解释国家了。他说：“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57]而到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在第一章总纲中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58]在主权意识的基础上，索要被不平等条约夺去的领土的要求也被提出了。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要向大会提出了“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租界、关税自由权”的要求。[59]
其次，随着主权和领土观念的确立，国家的边疆也逐渐被确定于领土的范围内。在王朝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和“内诸夏外夷狄”思想的影响下，王朝国家的疆域被视为王朝统治者的家天下。而作为王朝国家疆域之边缘区域的边疆，不过是夷狄之区。在民族国家构建之前，这样的区域不仅十分广泛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在晚清时期，王朝国家的核心区还被界定为内地十八省，或“中国本部”。边疆则指十八省之外的区域，具体又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也称外中国）；二是王朝国家的藩属国。[60]但是，随着国家主权观念的不断明晰，疆域领土化的意识不断增强，这种传统的边疆意识和边疆界定也逐渐淡出。到了中华民国时期，领土外的边疆就不再被提及。到了南京政府时期，边疆既不局限于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也并不特指少数民族地区。到民族国家构建基本实现以后，上述体现王朝国家边疆观念的说法，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最后，传统的文化边疆逐渐被政治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政治边疆所取代。在主权、领土观念确立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内中国、外中国的区分淡出历史舞台以后，同质化的国家领土取代了传统疆域不同部分的划分。在这样的基础上，仅仅从国家政治地理空间的角度划定边疆的做法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有关边疆的文件，如在《对边远省区实业文化建设方针案》、《国民党六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对于边疆问题报告之决议案》、《边疆经济政策》、《边疆教育政策草案》，以及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之施政纲要》（也被称为《边疆施政纲要》）中，边疆大都是指领土范围的边缘性区域，基本是从地域的角度考虑的。
四、民族国家疆域和边疆时代的开启
历史悠久的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持续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在此过程中，随着民族国家的因素逐渐增多，国家的疆域和边疆也在逐渐改变，体现民族国家的性质和特点的因素也在逐渐增多。但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没有获得独立的主权，领土并不完整，民族还没有独立，国家仍然处于分裂之中，外国的军队仍然驻留在中国的土地上，边界并不巩固，边疆频频发生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国家的领土和边疆的性质并未得到全面的体现，至少是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进程后，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式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新型的民族国家。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是基本上建成了民族国家。此时的民族国家还不完善。但是，由此也就开启了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国家主权的独立、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和新型的人民民主的国家体制的建立。在这样的条件下，民族国家的疆域、边疆的特点得到了充分的显现，民族国家的边疆治理逐渐推进，由此便开启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和边疆的新时代。
首先，国家高度重视国家的边界和边防。在获得独立主权以后，国家高度重视领土主权的完整，以及边疆的防卫。为此，国家高度重视边界，并在政权稳定和形势缓和后着手边界问题的解决。“解放之初，中国政府对边疆问题有一个基本方针，那就是对边界问题的不承认主义。1957年3月16日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回忆说：‘我们建国之初，对边界采取的政策，是维持现状和不承认主义，当时这样的政策是需要的，是恰当的，可是我们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权宜措施，不是一个长远的政策，总不能永远拖下去。’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认识到国际和平大环境已基本确定，应当着手处理边疆问题了。”[61]随后，一系列确定边界或推动边界问题解决的行动陆续展开。
其次，国家只在领土的范围内界定边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完全废除了领土之外的各种形态的边疆，只是在国家的领土上划定边疆——将国家疆域内接近边界的区域，先是省级行政区域，随后是市（州）、县一级的行政区域，划定为边疆。当然，由于执政党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因此，国家也会从民族的角度来划定边疆，进而将边疆视为少数民族地区，于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成为了边疆的代名词。
再次，民族国家的边疆治理全面推进。国家在加强边防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边疆治理。当然，这样的边疆治理虽然也同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一样，主要是运用国家权力来解决突出的边疆问题，但它与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具有本质的区别，它不是为了巩固封建王朝和维护王朝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并且将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置于国家治理的总体框架下进行谋划。
第四节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边疆
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后，中国便进入了民族国家建设的时代。在边疆研究的视野中，民族国家构建起来以后，中国也进入了民族国家边疆的新时代。在民族国家的边疆时代，中国的边疆不仅在持续的治理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挑战，自身也必须根据国家发展的形势和要求而做进一步的调整。
一、新中国以来边疆发生了巨大变化
民族国家构建基本完成以后，新型的国家政权根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总体判断和边疆问题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措施，开展了大规模的边疆治理。当然，在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不同时期，国家对边疆治理重视的程度，或者说，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的地位有着明显的差别。在有的时期，如“文化大革命”中，国家对边疆治理的重视程度就显著下降了。从总体上看，新中国以来的边疆治理呈现为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但是，新中国以来的边疆治理的规模之大、政策措施之丰富以及治理的力度之强，都是空前的。
概括起来看，新中国以来的边疆治理的措施，既有专门针对边疆实际制订的专门性的政策措施，也有国家建设的一般性政策在边疆的实践（这些政策在实践中也作了适应性的调整）而对边疆的状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概括起来看，比较突出的边疆治理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边疆地区开展地方政权建设。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不仅边疆与内地的差异很大，而且不同的边疆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很大。边疆地区历史上存在过各种各具特色的政权形态，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大多数省份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但省级以下的政权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后边疆治理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快在边疆地区进行政权建设。在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又包含着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民族区域自治等具体的内容。
二是大规模和深入地开展民族工作。我国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居住于边疆，这是王朝国家疆域和边疆的特点造成的。这样的状况不仅延续下来了，而且成为新中国的基本国情。边疆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就成为了边疆地区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妥善地处理民族关系，成为了边疆地区一切工作的前提。因此，新中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通过民族工作来疏通民族关系，解决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就成为边疆治理的十分重要的内容。通过全面的民族工作，民族关系得到了调整和改善。
三是对边疆社会进行持续的改造。边疆之所以被从国家疆域中专门界定出来，一方面是由于它处于国家疆域的边缘，另一方面就是它明显地区别于核心区。而边疆区域的异质性的根源，既有自然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其实，社会方面的异质性还更为根本，自然因素造成的异质性也要经由社会方面的异质性来体现。因此，边疆的绝大多数矛盾和问题，都同这种社会的异质性相关。这种异质性是边疆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基础性原因。针对这样的现实，新中国成立之初，改造传统社会成为了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通过深入的社会改革，边疆地区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逐渐走向同一。
四是对边疆进行开发和建设。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大量的人口集中于核心区，而边疆地区则明显具有“地大物博”的特点，人口相对较少，而资源却十分丰富，但边疆却长期缺乏开发和建设，许多地区甚至是完全没有开垦的处女地，不仅大量的资源在沉睡，而且导致了边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远远不及内地。这不仅不利于国家的发展，而且还会成为边疆地区许多矛盾和冲突滋生的温床。因此，国家把开发和建设作为边疆治理的重要手段，长期地坚持推进。移民开发、屯垦戍边、开发北大荒、开发西部等，对边疆和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是促进边疆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在促进边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在内地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条件下，边疆与内地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仍然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而边疆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与内地之间过大的差距，不仅会影响边疆的全面发展，而且还会危及到边疆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从而影响到边疆的稳定和巩固所必须的社会心理基础，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因此，积极促进边疆经济发展，一直被作为边疆治理的重要措施加以推进。
六是加强边防建设和边境管理。我国有陆地边界线2.2万公里，与14个国家接壤。漫长的陆地边界线，既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分界线，也是我国边疆的外围边缘线。此外，我国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边防海防建设，边境地区的管理，始终是边疆治理的重要方面。而且，由于涉及到行政、国防、海关、治安、出入境管理，边防建设和边境管理一直就是边疆治理中一个特殊的领域。
经过长期的边疆治理，边疆的面貌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实现了边疆与内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统一。在边疆地区建立统一的人民政权以后，国家的力量全面地深入到边疆的基层。国家又运用政权的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边疆地区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从而为国家的各项制度在边疆的推行奠定了基础，并保持了国家政策在边疆的全面实行；二是实现了边疆和边防的巩固。边疆与内地在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实现以后，边疆与内地的同质性明显提高。在这样的基础上，随着其它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措施得到有效的实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边疆和边防、海防的巩固也逐渐成为现实；三是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经过全面的开发和建设，以及促进边疆地区发展的各项措施的实施，边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边疆面貌的大幅度改变，不仅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国家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除此之外，边疆在持续治理中的面貌改变，还带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随着边疆与内地的同质性程度的提高，边疆与内地的分界线逐渐向外推移。
随着边疆治理成效的日渐显现，尤其是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和边疆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边疆的异质性程度逐渐降低，边疆与内地的同质性不断提高。这样的现象在边疆接近内地的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典型的边疆地区（城市），与内地的差别越来越小，不仅看不出与内地的差别，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内地的许多地区还更为发达。于是，这些区域的边疆属性逐渐淡化，人们不再将其作为边疆看待，国家也不再这些地区推行边疆政策。而且，这样的现象并非个别，而是一直在持续。这就直接导致了边疆与内地的分界线逐步地向外推移，传统边疆的范围在逐渐缩小。在跨入新世纪以来国家推行的最为典型的边疆政策“兴边富民”行动中，陆地边疆仅为136个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8个边境团场，即毗邻边界的194个县级行政区域。
二、国家崛起对边疆构架形成新的挑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国家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效。尤其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之后，在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第一阶段已经实现并向第二阶段转变，以及“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62]的基础上，中国已经由国家建设时期转变为国家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长期处于全面建设时期，专注于建立国家制度、解决人民生活的温饱、探索发展道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以及争取国际地位等。而在国家发展时期，国家则特别重视制度的完善，人民生活的富裕，追求全面、均衡和持续发展，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综合实力），巩固世界强国的地位，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崛起已经逐渐浮出水面，受到了世界的瞩目。
在这样一种空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的边疆观念、边疆制度、边疆政策等，都显现着明显的不适应性。而且，这样的不适应性，不仅表现于具体的观念、制度和政策上，还体现出一种总体性的滞后。因此，从总体上看，由边疆观念、边疆制度和边疆治理的政策构成的总体边疆架构，都面临着新的国家形势的严峻挑战。这样的挑战又可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向来分析：
从国内方向来看，传统边疆架构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引起的：一是边疆观念和边疆的认定不适应形势的要求。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以及民族国家构建起来以后，从领土的角度和通过边界来界定边疆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但传统的从少数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角度来划定边疆的观念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这样的观念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而且，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边疆治理实施“族际主义”[63]取向的治理，常常将边疆地区等同于“边疆民族地区”，甚至直接用“民族地区”的概念来指称边疆，就连专项的边疆治理政策“兴边富民”也是由国家民委提出和推动，并在民族政策的思维和框架下进行谋划的，所以使得传统的文化边疆观在新的形势下又得以复活。而这样的边疆观念，明显不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
二是领土边缘性区域的异质性再度凸显。在新型的民族国家的制度体系中，经过了长期持续的边疆治理，边疆在历史上存在和不断固化的那些异质性已经逐步淡化了。但是，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和地域性特征突出的国家，由于处于领土的边缘并与其他国家接壤[64]，以及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济结构，以及居民的心理状态方面的特殊性，却不会由于现代化带来的统一性而被隐没。相反，这些因素却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化而逐渐凸显，并以各种各样的边疆问题的形式体现出来。相应地，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国家发展的取向从注重粮食生产转向基于整体规划的因地制宜式的发展，以及在重视地理空间规划基础上形成的区域特色发展，领土边缘性区域的异质性在新的形势再度凸显，并成为影响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是海洋边疆的地位和问题前所未有地突出。由于长期坚持传统的边疆观念，而这样的边疆观念又存在明显的错位，尤其是将边疆等同于“民族地区”，把边疆治理置于民族政策的框架之下，再加上国家能力的限制，所以，海洋国土、海洋边疆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但是，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以及国家更加注意整体发展，再加上随着海洋开发能力的增强，海洋资源的地位日渐突出，海洋经济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和潜力巨大的经济领域和经济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也越来越注重海洋国土。与此同时，国家间对海洋边疆的争夺也日渐激烈，一些国家对我国海域和岛礁的抢夺及对已经侵占岛礁的控制日渐强化。这一切都要求国家把海洋国土和海洋边疆的维护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由于以上因素各自和共同的作用，传统的边疆观念、边疆制度和边疆政策的滞后和不适应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越来越突出。这样的边疆构架，对于国家的边疆战略和边疆治理来说，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弱，而所衍生的消极作用则越来越明显。
从国际方向来看，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崛起的中国，在越来越融入世界的同时，国家发展的外部相关性、外部依赖性和海外利益都越来越突出。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都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的。正是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商品流通和投资的自由化、跨国公司的普遍化，在苏联解体后两极对立瓦解的背景下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从而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在这样一种全球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迅速发展的中国，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和程度融入了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在全球化的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实现的，而且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也正是由于如此，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遍及全球，并且由于投资、商品运输通道、能源供应、国家安全等而在海外形成了利益聚积区和利益交汇点或节点。在国家利益超越领土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家海外利益不仅在空间分布方面迅速增加，而且已经发展成为国家的根本利益，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甚至直接决定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崛起进程能否最终完成。
在这样的条件下，传统的仅仅在国家领土的范围内划定边疆——主要还是着眼于从陆地上的民族分布的角度划定边疆——的思想观念、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等，对于国家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来谋划发展的要求，以及国家海外利益的维护来说，其局限性和消极作用都是十分突出的。
三、国外边疆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现行的边疆架构，虽然在民族国家的条件下按民族国家的要求进行过调整和补充，但它毕竟是在历史上形成并在长期的发展中积淀了丰富的内容，其基本的内涵并未完全改变，仍然属于传统边疆架构的范围。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这样的边疆架构越来越不适应国家发展的要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将目光转向国外，考察国外的边疆理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边疆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边疆战略，就显得十分必要。
纵观世界主流的边疆观念和边疆理论，无一不是随着国家形态的演变和国家间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任何一种原本较新的理论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得不合时宜，并被更新的理论所取代。理论总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这样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表现的十分突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巨大转折。从国家疆域及其边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从总体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直接促成了疆域和边疆理论的巨大变化。
第一，国家间的边疆争夺趋于激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的高潮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的民族国家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全世界的国家的数量迅速增长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每个国家都要占有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并有可能提出恢复自己的历史疆域或归还领土等地理空间方面的要求。全球范围可供国家占有或控制的地理空间的有限性与国家对地理空间的要求之间的矛盾，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国家拥挤的情况下，国家以边疆争夺表现出来的领土争夺日益常态化，甚至直接演变为边疆战争。
第二，国家开拓和控制地理空间的能力空前增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掀起新的高潮，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在这样的条件下，自形成之日起就深藏着对地理空间的开拓和控制的无穷欲望的国家，开拓、占有和控制地理空间的能力迅速增强，并屡创新高。于是，拥有此种能力的国家，尤其是那些科学技术发达的大国，更是率先将国家对地理空间的开拓和控制的活动延展到地球的南极和北极，以及太空、深海甚至是地球的深部。在此过程中，国家对地理空间的控制方式也逐渐发生改变。
第三，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外溢和相互重叠趋于普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进程和现象。虽然“到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相当明显。”[65]但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全面深化，却是两极对立的格局随着苏联解体而瓦解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造成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所发生的一切足以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相提并论”[66]，并形成了全球化时代。在此过程中，随着全球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突破性发展，国家的利益越来越多地超越于领土的限制，而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展开。国家的海外利益，以及一个国家的利益范围（主要是海外利益范围）与另一个国家领土范围或利益范围重叠的现象，都日渐突出和普遍化。
第四，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和主权体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创始于王朝国家末期的国家主权体制随着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确立而得到巩固。但国家主权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确立，大体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50、60年代，国家主权体制发展到了顶点，国家主权的至上性和神圣性得到普遍认同。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甚至是以民族国家主权的让渡为前提的国际规则不仅被广泛认可，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籍日裔学者大前研一甚至断言：“从经济活动的真实流动角度讲，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它们作为今天无国界的全球经济中的有意义的参与单位的作用。”[67]一些政治学家也认为：民族国家“现在已经过时，正在被人们废弃，并且将被废止。”[68]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的主权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和尊严，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渐式微。
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包括民族国家领土理论在内既有国家疆域理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但另一方面，随着形势的变化，新的疆域理论和边疆理论也逐渐浮出水面，并受到越来越的关注。首先，利益疆域或利益边疆理论逐渐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等西方大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确定战略控制范围，首先使用了‘利益边疆’概念”[69]，并将这些理论逐渐地付诸实践。其次，战略疆域及战略边疆的理论逐渐成型。战略边疆通常被看作“一国国力和影响力所能达到的、可控制的地理与空间区域，它是国家实力、战略意志以及国家战略能力的投射范围”[70]。再次，上世纪80年代美国提出了“高边疆”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最后，海洋疆域及海洋边疆理论有了新的内涵。
上述的疆域及边疆理论，既是对形势变化的一种反映，更是一些国家为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构建的。目前，这些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被付诸实践。美国重返亚太地区或进行亚太再平衡，就是为了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而美国在“高边疆”理论的基础上，已经通过远超其他国家的太空能力而逐渐实现了对太空一定范围的实际控制，将“高边疆”逐步做实。另外，一些海洋大国已经不满足于12海里的领海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正在通过其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达成了对某些海疆的实际控制，或将其作为自家的战略空间，排斥其他势力的介入。
考察国外的疆域和边疆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尤其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新边疆理论的构建，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一是边疆理论或边疆观念总是以一定的疆域理论或疆域观念为基础的。而疆域理论本身，又会随着国家形态、国家的行为方式和国家间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国家形态、国家的行为方式和国家间关系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必须对边疆这种国家疆域特定区域的性质和形态等，作出新的理论说明和理论阐释，而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二是国家的边疆理论必须服务国家发展。疆域理论、边疆理论等，都有着极强的实践性，而非纯学术的产品。换个角度来看，疆域理论和边疆理论，也要根据国家发展的状况和需要进行创新。在此问题上，既不能墨守成规，更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三是在全球化时代，在国家间的利益接触日渐紧密的情况下，仅仅从自己国家领土的范围进行边疆的谋划，已经远远不够了。相反，必须建立全球视野，将国家的疆域和边疆置于区域和全球发展的框架中，进行解释和理论构建。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中国到底应该怎样看和怎样办，成为了值得认真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果仍然抱着历史形成的边疆架构，甚至沉浸于颂扬这样的边疆架构带来的辉煌的幻想而不能自拔，中国就会因为墨守成规、抱残守缺而错失历史提供的机遇。相反，中国的边疆架构也必须与时俱进，尽快改变历史上形成的内敛的边疆观念，以及在此基础形成的边疆制度和边疆政策，以全球视野来看待中国的疆域和边疆，并借鉴一些大国的边疆架构和边疆战略，重新规划自己的领土边疆，在高度重视海洋边疆的同时重建陆地边疆与海洋边疆的关联，建立自己的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并探索自己的太空边疆、底土边疆、信息边疆，构建适应国家崛起和国家发展需要的边疆架构。
四、崛起中国的边疆日渐多样化
在中国已经从国家建设时期进入了国家发展时期，并快速崛起的背景下，国家自身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边疆观念、边疆制度和边疆政策已经滞后于国家发展的形势和要求。此外，国外的边疆理论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变化并给我们以诸多启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既不能固步自封和并抱着历史形成的边疆架构，甚至沉浸在颂扬传统边疆架构曾经造就的辉煌的幻想之中，也不能满足和止步于对传统边疆架构的修修补补的调整，而必须全面重构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边疆架构。
诚然，中国传统的边疆观念、边疆制度、边疆治理方略、边疆政策之中，蕴涵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边疆治理经验，是一座思想、理论和治国经验的富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这些东西可以原封不动地继承，更不意味着由此形成的边疆架构不需要改变。相反，这其中所包涵着的丰富的资源，只有置于新的视野、思维和理论架构中，才能得到有效的挖掘、开发和利用，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格局中，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界定边疆。今天来看待和界定边疆，如果从国家核心区的角度看待边疆，或将边疆看作“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等，都明显不适应形势的要求。许多将中国的边疆孤立起来，把边疆看作邻近边界的区域的做法，也显得狭隘。与此相反，新边疆观有更加广阔的视野，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尤其是要根据国家疆域观发展变化以后的国际形势来看待和界定边疆。同时，还应从多个角度全方位地看待边疆，从而形成完整的边疆观。首先是将陆地边疆与海洋边疆结合起来，将平面边疆与立体边疆结合起来；其次是领土边疆与非领土的边疆结合起来，即将领土性的排他性的硬边疆与非领土的不具排他性的软边疆结合起来。通过这样的结合，形成一种多元化的完整的边疆观。再次，要将边疆置于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全面凸显边疆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过去一谈到边疆，总是不免将边疆视为远僻落后之地，让边疆的开发与建设服务于、服从于核心区的发展，对边疆的忽视显而易见。新边疆观则在重新审视边疆的基础上，彻底改变忽视边疆的地位和意义的做法，高度重视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要通过对边疆的维护和有效的治理来促进国家发展。
中国的国家发展及其面临的形势，都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重构边疆架构，以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在重构国家的边疆架构中，以下基本方面是重点内容。
一是要重新审视陆地边疆，进一步凸显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在传统边疆的范围逐渐压缩的情况下，必须根据边缘性区域在新形势下凸显的特点，以及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重新划定边疆的范围。同时，要改变传统边疆观将边疆视为核心区的支撑和安全屏障，不将陆地边疆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区域，甚至在国家危难时通过放弃边疆而换取核心区的安全做法，进一步提升边疆在国家发展的作用，把陆地边疆作为国家发展的新增长点。同时，要在科学的空间运筹基础上重构陆地边疆治理战略，将陆疆作为国家发展的新增长域，并以陆疆发展及其与周边国家的利益交融来主动谋求地缘政治安全。
二是要重视海洋边疆，构建完整的海洋边疆架构。大国之路始于海洋。在传统边疆架构中，海洋边疆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经常是没有明确的地位。海洋边疆的管控和治理不力及海疆衰弱，不仅迟滞了我国崛起步伐，也是诸多海洋问题的渊薮。今天，在国力已经增强的条件下，必须将沿海、大陆架、海洋、岛屿、堡礁结合起来，统筹经济战略、资源战略、军事战略、安全战略、地缘政治战略，构建完整海洋边疆架构，促进海洋经济，保障海疆安全。
三是要全面维护利益边疆，把利益边疆的构建作为国家边疆战略的重点。在国家利益遍及全球及一些大国已构筑利益边疆并在全球掀起新圈地运动的背景下，必须厘清国家的海外利益格局，构筑利益边疆，并据此确定国家的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71]
四是要充分认识战略边疆的意义，努力构建国家的战略边疆。随着国家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和严峻，不仅要高度重视战略边疆的构建，而且必须将战略边疆与利益边疆结合起来，以战略边疆支撑利益边疆。
五是要适应形势的变化，适时探索确立其他边疆形态的可能性。在一些西方国家探索太空边疆、底土边疆、信息边疆、经济边疆和文化边疆，并逐步将这样的边疆观念引入国家战略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探索在我国确立这些边疆形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六是要整合各种边疆形态，构建完整的边疆体系。须将内部疆域与外部疆域整合为完整的场域空间，进行运筹和谋划；在统筹陆疆与海疆、领土边疆与利益边疆、现实边疆与战略边疆的基础上，确定国家发展与安全的战略，构建完整的边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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