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边疆社会的现代化与稳定问题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阶段，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边疆社会的现代化任务更为艰巨。而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能够顺利进行，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是其基础性条件。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意味着边疆政治生活维持在一个连续、规范、可控和有序的状态。现代化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既存在协调一致的方面，又存在矛盾冲突的方面。因此，需要在边疆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着力构建政治稳定的机制，在政治稳定中推进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政治稳定。
一、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内涵与特征
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是边疆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不仅对于边疆地区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的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也自然成为边疆政治学必须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第一，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内涵。
政治稳定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也成为边疆政治学关注的内容。如何理解政治稳定，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诸多解释。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把政治稳定作为一种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则部分地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兴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政治稳定并非静止，只是“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主要的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组织结构，不发生变化”。[314]国内学者邓伟志等认为政治稳定是指“一国政治系统的连续性和有序性”，[315]李元书认为，政治稳定的涵义为“政治系统为适应社会环境系统的变化和发展所建立或维持的一种有序社会政治态势。”[316]
从国内外学者的界定来看，对于政治稳定的理解始终围绕着秩序和持续性这两个核心要件，既关注到了政治稳定的相对静态特征，但更为重视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动态适应性。因此，对于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我们可以理解为：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是一种兼具静态与动态的政治形态，是边疆社会政治系统既能维持既定的基本政治秩序，又有适应边疆社会政治变迁的能力，将边疆政治生活维持在一个连续、规范、可控和有序的状态。
第二，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一般特征。
政治稳定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社会政治运行状态，其核心是社会政治生活表现出的和谐有序。但要准确了解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本质内容，正确认识和判断一个区域内是否政治稳定，还应该关注政治稳定的一般性特征。
首先是相对性，无论是整个国家和局部区域，社会中总是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只要国家政权对出现的政治不稳定问题能够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控制，使问题和矛盾没有从根本上危及社会政治生活总体态势上的可控性与有序性，就可以说政治是基本稳定的。因此，政治稳定是相对与整体态势而言的，并不排斥边疆区域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潜在的矛盾，也不排斥局部地区的不稳定问题的存在。同时，社会政治稳定是特定区域的社会政治生活在特定时期和阶段上表现出的一种有序和可控状态。随着外部条件的改变，这种稳定状态就可能会发生改变。由此，社会政治稳定不可能一成不变的维持。当然，政治稳定的相对性，并不意味着忽视社会内部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和问题，恰恰说明需要对边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给予关注，将其控制在一定的层次和程度，这样才能避免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其次是动态性，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包括边疆社会在内的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通过政治体系自身不断进行制度性、政策性等方面的适应性调整，不断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才能实现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也在这一过程中使社会政治发展得以实现。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正是对边疆社会矛盾冲突的可控、有序和动态的解决过程。因此，社会政治稳定既是社会政治和各方面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又是社会政治发展不断追求的理想目标，这种动态性也表明了政治稳定的过程性。
最后是人为性，“社会政治稳定并不是社会生活的自然状态，而是人们自觉调控活动的结果，是社会政治发展客观规律要求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高度统一。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统治者的管理能力及对冲突的有效缓解能力。在政治运行过程中，政治统治者必须依据经济发展，调整利益关系，改革政治发展，不断推进政治制度的优化发展。”[317]即使出现一些超出现行社会政治规范的行为，也能够限制在可控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而不至于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二、现代化视域中的边疆发展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当代中国仍然处于急剧变迁的现代化进程中。边疆社会作为中国内部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制约，边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更为紧迫，任务也尤为艰巨。
第一、当代中国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重要而特殊的历史阶段，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人类的出现；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由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以来全球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正在经历的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318]工业革命创造了现代生产力形式，人类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而这也正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现代化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现代化”的概念进行过思考和阐述，如1951年6月，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首先使用“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特征。而韦伯则侧重从心理态度、价值观念的角度理解现代化，“归根到底，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合理的常设企业、合理的核算、合理的工艺和合理的法律，但也并非仅此而已。合理的精神，一般生活的合理化以及合理的经济道德都是必要的辅助因素。”[319]但如果从社会整体转型的角度看，现代化却是一个多内涵、多层面和多阶段的历史过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诸领域的深刻变化。
如果就此考察中国的社会发展，我国仍然处于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之中。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是由外来刺激引起的，它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外源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同时也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外部刺激力量，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工业文明。晚清政府、国民政府都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探索，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翻开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篇章，中国人民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了实现现代化梦想的正确途径。
但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进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仍处于现代化的急剧转型之中，实现现代化的任务仍然繁重。
第二，边疆社会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我国的现代化是整体性的进程，但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区域间差异很大。尤其是边疆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边疆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和现代化能力都与内地有着明显的差异。虽然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在不同区域间同步实现，但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却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边疆地区的现代化更为紧迫和艰巨。
我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但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下，边疆社会的经济发展都停滞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落后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边疆地区扫除了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在边疆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为边疆地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然而由于长期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边疆地区发展的起点较低、基础薄弱，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根本改变。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总体向东部倾斜，这导致西部边疆地区发展步伐进一步放缓。
边疆地区相比东中部地区，普遍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经济发展缓慢的特点。首先，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边疆地区大多工业化程度低，工业发展水平落后，经济效益差。农业是边疆地区的主要产业，但农业基础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其次，市场经济发展不足，市场机制发育迟缓。边疆地区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较深，社会分工水平低，市场发育程度比东部地区落后，市场体系也很不完善，市场规模小，而且分布很不合理，大多是以交换农民剩余的小宗农副产品为主的初级市场。部分农牧区更为封闭，流通相对滞后，基本上处于小生产阶段。再次，社会发育程度低，文化教育水平落后。在边远的贫困地区，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封闭，广大群众的生活生产方式、思维方式、意识观念等仍然停留在低级的社会发育程度。而且文化教育发展较为滞后。据统计，2003年，全国文盲半文盲人口的比重为10.95%，而西藏为54.86%，云南为21.50%，青海为23.45%，均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20]
因此，边疆地区的发展现状决定了，只有在党和政府及发达地区的大力帮助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加快现代化的发展步伐，才能逐步赶上或接近中东部的发展。边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既是边疆地区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社会的现代化有利于实现我国区域间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增强中华民族整体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三、边疆社会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现代化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既存在协调一致的方面，社会政治稳定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能在更高层面上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矛盾冲突的方面，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整体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会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进而动摇和破坏原有的稳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
第一，边疆社会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协调一致
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和维持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是边疆发展力求实现的双重目标。首先，稳定是现代化的前提与条件。“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321]边疆社会的发展更是如此，政治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失去稳定这一前提与依托，社会的现代化正常进程便会被打乱，会偏离其原有的程序与目标。其次，现代化也是维持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保障。亨廷顿研究认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一般比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社会更加稳定”。社会现代化是政治稳定的动力，可以赋予政治稳定以新的内容和活力。同时，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与矛盾也要通过现代化的发展去消除，现代化的过程，其本质上是对各种不利于政治发展因素的消除。
第二，边疆社会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矛盾冲突
现代化与政治稳定作为矛盾的统一体，二者不仅有协调一致的方面，还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效应，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往往存在矛盾和冲突。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急剧转型过程，必然产生对旧的生活的破坏。布莱克就指出，“现代化就意味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并且现代社会在发生迅猛的变革的时候，“正常的政府已变得不可能—所有这一切在现时代都屡见不鲜。”[322]美国学者亨廷顿是政治稳定理论的代表人物，针对现代化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了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亨廷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实际存在的政治动荡情况出发，研究了影响这些国家政治稳定的因素，提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323]认为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发展不协调是这些国家产生动乱的根源。
布莱克、亨廷顿虽然分析的是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稳定，但对于国家内部的特定区域的社会政治稳定问题，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意义。边疆社会的现代化涉及面广，缺乏借鉴经验，而且面临更为艰巨和复杂的任务。由于矛盾的交织更容易出现政治不稳定。这要启示我们在推动边疆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更加注意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和矛盾，否则将对边疆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稳定产生重大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呈现出辩证统一的关系。这就要求在边疆的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现代化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着力构建社会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和谐推进机制，在政治稳定中推进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政治稳定。
第二节边疆社会与政治稳定问题的类型
社会政治的稳定是一个政治系统有序运行的持续状态，也是一个社会系统稳定发展的重要指标。我国边疆地区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有独特的民族分布格局，自然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地位和重要的战略意义。费孝通先生曾说：“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天下未乱边先乱，天下已定边未定。观边疆治乱兴衰，可知国家统一还是分裂，国力强盛还是贫弱，民族和睦还是纷争，都与边防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为了确保整个中国社会内外环境的和平稳定发展，涉及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类型就值得我们关注。
一、政治共同体的稳定
政治共同体，是指国家作为社会的政治共同体，能够维持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之不受外来侵略干涉和内部势力的分裂。[324]政治共同体的稳定问题是体现边疆地区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本内容。由于处于特殊的地理空间位置，边疆地区社会的良序发展和稳定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关系，因此，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和稳定是边疆地区政治稳定的基本前提，更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政治基础。
我国拥有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有1.9万公里在边疆民族地区，与14个国家接壤，边疆民族地区占了13个。从地缘政治上看，我国边疆地区处于重要战略地位，成为大国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自古以来边疆地区区域政治疆界变迁频繁，周边关系不稳定因素一直存在。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日益崛起，正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新问题的出现，伴有传统和非传统的双面安全威胁。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主流是不断融合并且延续的统一。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国家的完整统一是主体局面，但在边疆问题上却不断面临诸多挑战和威胁，如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在边疆地区的蔓延和渗透，“疆独”、“藏独”势力日益猖獗；反华势力以边疆地区作为切入口，鼓动民族分裂势力内外勾结，实施分裂中国领土，破坏国家主权的活动，以此打压中国的崛起，达到削弱中国的目的。而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国秉着睦邻友好的原则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但也有领土、领海主权纠纷、与邻国发生战争等安全隐患问题。这些破坏边疆安全的活动、分裂思想和邻国疆界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边疆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容易促发政治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不利于边疆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同时，更是对我国国家政权的巨大挑战，威胁政治共同体的统一与稳定。
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对我国边疆地区社会的政治稳定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一方面，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对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政权进行着有效的整合，促进边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另一方面，政治共同体的稳定能自觉对边疆民族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必要调整，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历史事实证明，政治共同体的稳定是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最高的政治表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现代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和稳定既是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也是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保障。
二、政治运行过程的稳定
国家政治运行过程的稳定，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在政治运行和政治功能发挥过程中表现出的连续、有力、有序状态”。[325]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地理、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边疆地区与内地相比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政治稳定问题具有多方面的特殊性，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任务繁重。因此，政治生活中，国家政治运行过程的稳定是边疆地区社会政治自上而下有序进行的稳定剂和平衡剂，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政治运行过程的稳定对边疆地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积极探索边疆地区实现政府政治运作过程有序化、科学化的实现途径。
政治运行过程的稳定在政治实践中必定表现为一个过程的实现，因此，政治过程的有序运行是边疆地区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表现，其内容主要包括政治诉求表达的通畅性，政治决策的连贯性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如今，经过历史的洗礼和打磨，中国形成了56个民族共同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统一的国家格局，国家政治运行的稳定必然会强化政治系统功能，保证政治的稳定。反之，如果国家政治运行过程呈现无序化状态，如朝令夕改的决策、相互矛盾的政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这样的政治过程则会造成政治系统功能的弱化，影响政治稳定。
我国边疆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外国接壤，在国家利益上，边疆地区的政府肩负着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保证国家政局的稳定。同时，边疆地区各民族内部又有自身传统的政治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边疆政治环境的治理，在经济发展上给予优惠政策，积极开展边境贸易活动，促进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由于边疆地区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如果国家在边疆地区的政治运行出现偏差或与当地实际情况产生冲突，势必会激化一些潜在的社会政治矛盾，弱化政治系统功能，影响正常的政治运行过程。因此，我国边疆地域上特殊的空间位置和民族关系无疑给国家的政治运行过程和管理带来一定的复杂性和难度。边疆地区政治运行过程中既要保证国家政令在当地畅通执行、权力机关有序开展工作的同时，还要长期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务，形成科学的、民主的、稳定的、有序的政治运作机制，保证边疆社会政治的和谐稳定。
从某种程度来说，“政治的稳定，取决于其政治系统所具有的合理性、权威性、功能性，特别是国民对其合法性的广泛认同”。[326]因此，国家政治运行的稳定性不仅能对外保证边疆政局稳定，还能凝聚民族向心力，促进主流意识的形成，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感。
三、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
政治秩序是一种政治生活的状态，它是用来描述政治生活的有序性、稳定性以及连续性的概念。政治秩序意味着有效的政治治理，拥有完善、健康的政治秩序是走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但政治秩序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变性和相对的稳定性。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是指“除了国家权力机关的政治行为之外，各种政治组织、社会团体、自治单位和公民个人等政治主体，在行使政治权利、参与政治活动中形成的社会政治生活秩序的合法、守常、有序状态”。[327]对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政治秩序的有序运行，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稳定。我国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生活秩序的稳定是边疆政治稳定的内在体现，边疆的政治秩序作为整个社会政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构建整个国家的和谐稳定具有关键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不断涌入，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在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边疆地区相比内地存在很大差距，利益分配中资源分配不均、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等现实新问题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社会政治秩序的不稳定。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民族等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我国边疆地区的政治文明程度相对较低。边疆地区的政治生活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边疆人民生活在国家共同体之下，另一方面，他们还不同程度地生活在本民族内部的传统政治文化生活中，传统色彩浓郁，涉及民族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等。这样的双重属性影响着边疆地区政治生活秩序的有序进行，也影响着边疆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度。因为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金字塔”的社会基础，只要部分基础出现动荡的混乱局面，必然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
边疆地区迅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必然打破当地社会原本相对的平衡状态，在政治生活中，突出的表现就是民众政治参与的膨胀导致无序的政治参与。而边疆地区现行制度整合机制不健全，政治吸纳能力非常有限，给边疆的政治秩序运行带来一定压力，导致民众不满情绪扩大。尽管在建设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国家已经采取相应措施逐渐完善政治秩序，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有序参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要充分意识到边疆地区政治秩序存在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敏感性，这对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政治秩序的稳定基石归根结底是人的稳定，因此，边疆政治秩序稳定问题要注意用民主法制来规范政治主体及其活动内容，建设健康、有序的政治秩序，从而缓解政治冲突，减少社会动荡因素。边疆地区政治秩序的稳定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维护国家和谐发展和稳定的政治条件和堡垒。
四、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
社会政治心理是指“建立在微观的纷繁复杂的个人政治心理基础上，带有倾向性的社会政治认同、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情绪、政治意向和政治思潮的总和。它是国家各种政治主体、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过程等政治现象在大多数社会成员主观上的总体反映”。[328]中国边疆地区社会与政治稳定问题中，前文所述的政治共同体、政治运行过程和政治秩序是边疆稳定的外在显性因子，而社会政治心理是在人们的社会政治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是从心理层面生发出的一种自觉的社会精神现象，具有感性化和情绪化特征，它是来自人们内在的心理控制机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
边疆人民的社会政治心理与边疆的政治稳定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边疆是多民族聚居区，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这些问题通过政治心理直接影响和作用于边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是对政治稳定的积极反映。而社会政治心理是社会政治实践的原动力，又对边疆社会稳定起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具有两重性：当政治心理适应边疆社会政治发展，处于稳定状态，就会起积极作用，促进边疆社会政治的稳定；当政治心理不断波动，人心不稳，则会阻碍社会发展，就会起消极作用，破坏边疆社会政治的稳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边疆民族的社会政治心理呈现多样性、复杂性和互动性。边疆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历史文化，各民族表现出来的民族心理不尽相同，社会政治心理的表现也就多样化，反映着社会政治实践中不同的政治认同、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意向等内心的政治认知程度。与此同时，边疆各民族之间又有互动往来关系，还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中，边疆少数民族民众既要认同国家主权，又保留本民族认同的意识，形成了多民族心理相互融合、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的复杂性和互动性。现代社会进程中，虽然构建中华民族是主流趋势，但边疆地区仍有破坏民族团结的思想存在，不利于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影响边疆和国家的政治稳定，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努力探求构建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
客观上，任何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都与这个社会的民众心理状紧密相关，历史上各阶段经历的社会政治实践深刻说明：边疆社会稳定的深厚基础是民心稳定，民心稳定即是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因此，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和重视边疆民族政治心理，培育良好的民族社会政治心理，为边疆社会政治的稳定打牢坚实的群众基础，建立起坚固的心理防御线，增强民族凝聚力。
社会政治稳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应该认识到，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类型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运行过程，它们各方面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其中，政治共同体的稳定是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核心和基础。政治运行过程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是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具象表现。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则是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综合反映。在现代化背景下探讨我国边疆社会与政治稳定问题的类型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我们理清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稳定的系统要素，从而以客观的态度探究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多维度思考边疆治理问题，从而深入分析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整合和建构机制。
第三节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因素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我国边疆地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其社会政治的稳定对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为了促进边疆地区的安定繁荣，为了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在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对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是一个避不开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边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逐步加快，但社会各多方面受到的冲击力度甚至高于内地，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除了有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也面临更复杂、更尖锐的新问题和矛盾。这些不利因素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障碍。
一、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态势
经济是基础，目前，经济发展衍生出的问题是影响中国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最重要的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边疆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和自然地理的各种原因，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仍与内地发达地区有较大差距，社会发展不平衡，且维度不断扩大。经济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常常是民族问题产生的基础和终极原因。[329]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边疆经济发展的步伐如果长期远远落后与发达地区，不但不利于边疆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利益冲突和民族问题，从而影响其社会政治的稳定。从经济角度出发，边疆经济发展呈现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边疆地区对经济利益的普遍追求与经济发展现状之间存在失衡和落差。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中国正经受着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全国经济快速腾飞，边疆地区经济也得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可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极大地强化了人们的需求愿望。因此，边疆地区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逐渐扩大化，但由于国家政策的倾斜以及边疆地区本身各方面基础的薄弱，呈现出边疆经济发展水平现状与沿海发达地区有很大差距的社会现实，边疆不能完全平等地享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成果。由此造成边疆地区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速度高于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人们对经济利益的普遍追求与经济发展现状之间没有实现平衡，而是存在很大落差。这不利于边疆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长期下来会衍生出更多的社会问题，激化社会矛盾，影响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
第二，边疆地区经济利益分配的差别加深民族隔阂，加剧利益冲突。在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由于体制不健全，社会利益群体不断增加，利益冲突呈普遍化趋势，社会矛盾复杂多发，严重影响着边疆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发展。边疆地区不同的利益群体或利益主体之间既有同质的利益追求，也存在异质的利益诉求。随着市场化程度在我国的不断深入，加剧了边疆地区的利益竞争，这必然带来利益主体间的摩擦和纠纷。在边疆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迟缓，人们的法制意识、竞争意识、自主意识、平等意识等淡薄，利益关系脆弱，当利益分配出现巨大差别时，利益关系极易断裂，从而导致民族间的隔阂加深，利益冲突加剧，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现阶段，中国实行的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从根本上说，这是符合国家整体战略利益的，也使边疆大多数人从中获得了一定的实惠。但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加之缺乏相关政策的有效调控，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滞后，长期区域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现实的不断拉大，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悲观失望情绪。认为财富分配不均，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对自身利益产生了“相对剥夺感”，仇视比自己富裕的人群，不满党和政府的政策，对党和政府产生不信任感。[330]
二、边疆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化政治生活的矛盾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风俗习惯、语言和生活方式，民族间多方面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而边疆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差异性表现得就更突出。有差异就会有矛盾，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交织而复杂。我国边疆地区各民族都拥有属于本民族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331]因此，边疆人民既存在于国家统一的政治体系下，又不可避免受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因此，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中，边疆传统的政治文化也就成为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之一。
第一，边疆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的不适应。我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大部分都生活在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等社会发展阶段，沿用着本民族特有的政治制度，如等级制度、习惯法、社会风俗、寨老制、土司制、头人制等。在政治实践中，他们遵循民族已形成的一套传统政治文化模式，而且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和地域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政策上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少数民族传统的政治制度，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治整合逐渐渗透到边疆地区。但民族内部传统的政治文化力量影响深刻，且随着各民族意识的增强，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消除。这种渗透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疆地区民族欠发达地区更多的只是形式上的，一些民族传统力量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实际的社区秩序或基层政治生活中仍然继续发挥它的作用。[332]由此必须清楚认识到，在现代化建设时期，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生活仍然受到民族传统政治文化内在的影响，并且有激烈的冲突。显然，传统政治文化并不适应我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建设。民主政治是实现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价值理念的方式和过程，边疆地区传统政治文化中非民主的价值取向会影响国家一体化进程，阻碍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不利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运行。因此，边疆传统政治文化不利因素的环环相扣最终会影响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
第二，边疆无序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每个公民都有权以一定的方式介入所处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以达到积极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政治参与的行为表现既可能是有序的参与，也可能是无序的参与。我国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离不开边疆民众有序的政治参与，而无序的政治参与则会威胁到边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大发展，阻碍边疆现代化发展进程。边疆地区民众的无序政治参与一方面体现出的是对政治的冷漠、厌恶，另一方面体现的是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一旦自身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就会采取制度外的方式解决。而后者对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和影响力。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各种利益凸显，边疆人民对介入政治生活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同时，由于受到传统政治文化力量的影响，为了维护利益，边疆各民族在心理上更容易形成一股凝聚力，民族意识被唤醒和增强，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与此相对应，民族成员的行为方式更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行为一旦受到政治体系或社会体制的阻碍而使得民族利益、愿望难以实现时，他们就会采取非理性的方式来进行政治参与。[333]这种由传统政治文化力量引发的无序的政治参与，既威胁国家的政治稳定，又影响边疆社会的有序发展。
三、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从古至今都是必须重视的国家战略问题。在我国边疆地区，民族构成众多且关系复杂，而民族问题中又和宗教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刻影响着边疆社会政治生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边疆地区民族人口流动加快的同时又会带来新的问题。中国边疆地区的各民族既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的民族文化与利益关系将各民族联结在一起，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334]因此，民族问题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是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一、边疆民族关系问题。
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是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复杂的民族关系与边疆复杂多样的民族构成相互联系，民族关系的和谐是保证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内在力量。边疆的民族关系问题既指处于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指边疆与内地民族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边疆地区经济水平得到提高，区域间的交流逐渐频繁，以工作、上学、经商、务工等为主要目的的人口流动使得民族关系问题呈现不稳定的动态趋势。如果其中环节出现冲突，如民族间对山林、河流等自然资源的争夺，必定影响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从而影响社会政治稳定。
我国当前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关系是双向和多向的，既有汉民族与非汉民族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还有自治民族与非自治民族的关系，关系的双方或多方在不同的族际环境下，往往处于不同的族际之上。[335]社会变迁过程中，边疆民族关系问题涉及多方面因素，有政治层面的权利争取，经济层面的利益分配，文化层面的传统力量，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会产生连锁反应，加剧边疆民族关系的恶化，成为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潜伏因子。
第二，边疆民族宗教问题
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密不可分，广义上看，民族问题是包含宗教问题的。我国边疆地区民族众多，宗教信仰的表现形式多样化，而且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境外的宗教又有交流互动。因此，讨论民族问题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自然不能忽略宗教问题。各民族宗教信仰都有差异性，并以宗教文化形式具体表现出来，这导致了边疆地区各民族信仰的宗教呈现多元化格局、地域分布明显的特点，并且种类多样、教派齐全。如地处边疆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多达55个，各民族信仰的宗教种类主要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原始宗教和道教等，宗教信仰一定程度上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结为一体。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共同信仰的浇灌中，具有增强民族内聚力和认同感的作用。从正面效应角度看，共同的宗教信仰可以凝聚成一个共同的认同整体，成为边疆地区增强民族认同的一股现实力量；但从负面效应角度看，由于不同民族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和利益追求，信仰的差异，使得民族间的利益问题容易演变为宗教问题，甚至会被境外宗教组织利用，进行分裂国家的破坏行为，从而影响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
第三，跨界民族问题
跨界民族问题是我国边疆民族问题的一种特殊形式。这里所指的“跨界民族”，主要是指跨国界而居的同一民族，即居住在我国边疆地区与邻国的同一民族，他们有着基本相同的语言和风俗文化，通过交流接触，在心理上极易产生特殊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认同。特别是居住于边境线的跨界民族，往来频繁，相互有商贸活动，还有姻亲关系。建立在共同历史文化基础上的我国边疆跨界民族，首先要认同的是作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归属感，然而，由于自我民族意识的增强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属于同一民族或同一族源的跨界民族在其民族内部会形成高度的民族认同，这种民族情感会一定程度上冲淡或模糊跨界民族的国家意识，影响跨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不利于维护和巩固边疆的社会政治稳定，甚至影响国家的一体化进程。
四、边疆特殊的政治地理空间位置
我国边疆地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与境外周边国家接壤，其特殊的地理空间位置在国家安全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且会诱发国家间的各种利益冲突。“边疆地区周边国家众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参差不齐，民族宗教问题敏感而突出，历史遗留或现实潜在的热点集中。作为利益交集地带的边疆地区由于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和各国因为民族、领土与边界的争端、民族分立主义和教派冲突、水资源等问题，成为各国力量纵横交错，多种矛盾相互交织的潜在热点地区。”[336]我国边疆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必定会成为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需要关注的因素。
第一、境外“三股恶势力”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威胁
我国边疆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复杂，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地区的整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趋于相对稳定状态，但仍然受到境外“三股恶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的破坏，威胁国家的统一，破坏国家的安定团结。边疆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极易被“恶势力”所利用，从而组织、策划各种分裂国家的恐怖暴力事件，危害边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近年来，由于受极端宗教思想和分裂主义的影响，新疆各地暴恐事件频发，并开始由新疆外溢到内地和其他边疆地区。2013年10月28日的金水桥事件，2014年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的“301”暴力恐怖砍杀事件，都在全国范围内造成极大影响，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如今，“恶势力”的恐怖活动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加剧了边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第二，边疆严峻的社会管理形势
社会管理的有序性是一个地区社会政治生活稳定的具体体现。目前，我国边疆地区与内地差距大的现实短期内难以缩小，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社会管理工作具有任务重、成本高、难度大的特点。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边疆地区的利益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结构进一步演化，社会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且更加突出和敏感。与内地一样，边疆地区也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和凸显期，人口、教育、就业、收入分配、房屋拆迁、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加之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社会管理不完善，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等原因，使得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处于多发、高发和突发态势，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除此之外，边疆地区的社会治安管理也面临严峻考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边疆的社会治安也给边疆的社会政治稳定带来严重威胁。多种刑事犯罪活动在边疆地区滋生和诱发，具有智能化、隐蔽化、深层化的特点，如走私武器、与境外人员相互勾结、贩卖毒品等犯罪活动，影响边疆地区的发展和稳定，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极大困扰。
需要注意的是，影响我国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具有多面性，错综复杂、相互联系，常常因一方面的因素而引发多层次因素的相互叠加。因此，把握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因素需要做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研究。
第四节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演变的特点
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相比内地，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既有同质性，也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而且不同时期，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梳理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类型与演变特点，对于深刻认识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探索维护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初步形成（1949—195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相继获得解放。虽然边疆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国民党部队基本被消灭，但边疆地区遗留的社会问题却十分突出。而且这些社会问题相互缠绕，错综复杂，边疆社会的稳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解放初期，威胁边疆社会稳定的矛盾和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敌我矛盾十分尖锐。解放初期，边疆地区仍然存在多股敌对势力，如国民党残余部队、国民党安置潜伏的特务和土匪组织等。这些敌对势力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直接或间接指使下，相互勾结，不断制造危及边疆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严重破坏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新生的人民政权极难巩固。若不尽快彻底肃清敌对势力，边疆地区的各项工作就无法开展，边疆社会的社会稳定也无法实现。
第二，民族隔阂较深、民族矛盾突出。历史上，各朝代的剥削阶级的统治者们对边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采取打击分化政策，有意挑起民族间的冲突和仇恨，以削弱各少数民族的力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使边疆各少数民族群众对我党进驻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存在强烈的不信任和排斥情绪。部分民族上层统治者甚至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要么裹胁群众逃亡境外，要么煽动少数民族群众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武装对抗。
第三，少数民族内部还存在着阶级矛盾。解放初期，边疆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发展极不平衡，尽管国民党统治已经垮台，但在边疆地区的剥削制度尚未完全消除，特别是少数民族内部阶级斗争的对抗程度仍很激烈，一部分边疆民族地区仍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和领主经济阶段，一部分则处于奴隶制经济阶段。在封建制和奴隶制的地区，广大人民仍然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各少数民族的被压迫群众有强烈的废除剥削制度的愿望。
在这三项主要矛盾之外，解放初期影响边疆政治稳定的因素还包括民族内部的各部落之间、各宗派教派之间、村寨之间、家族之间等等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较敌我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比，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为了维持边疆社会的秩序，维护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第一，以缓和民族矛盾为突破口，重点处理作为边疆民族地区主要矛盾的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解放初期边疆社会的重要矛盾，但在敌我矛盾中掺杂着民族关系的矛盾，敌对势力往往利用民族隔阂制造社会矛盾。因此，缓和民族矛盾就成为争取群众依靠群众，解决敌我矛盾的基础一环。通过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实际行动帮助各族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各民族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实现政治上的彻底解放。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民族间的隔阂开始消融，平等、团结和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逐步形成，也孤立了敌对势力，并使之迅速被消灭。
第二，推进民主改革，逐步解决阶级矛盾。解放初期，边疆社会的阶级矛盾也是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消灭剥削制度、消除阶级剥削、实现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制为主要内容的民主革命成为边疆地区的重要工作内容。当时，民主革命的任务主要在农村，即废除封建地主、领主和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鉴于边疆地区的复杂形势，边疆地区的民主革命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渐进的改革方式，对少数民族剥削分子，特别是民族上层的政策要更宽松，过程更长。边疆地区的民主改革实质是通过改革少数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民主改革的推行不仅促进了边疆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且阶级矛盾得到了初步解决，由于采用了慎重稳进的正确方针，也成为和平解决阶级矛盾的典范。
第三，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形成平等、团结和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边疆地区通过民主改革，消灭了剥削制度，人民获得土地。但随着边疆地区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和发展，小农经济形式无法满足边疆民族地区工业化发展和建设对农产品的需求，而且又容易促成新的不平等。这种新的贫富分化成为边疆地区不稳定的重要诱因。因此，在民主改造之后，边疆地区开始慎重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在绝大多数地区都取得了显著成绩，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用不同的方式引导原来社会发展起点不同的各少数民族共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边疆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原来的阶级矛盾转化为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民族矛盾也成为各民族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
解放初期，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面临着重大挑战，但通过党和国家的各种措施，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各种矛盾得到有效的化解和控制，边疆社会形势明显好转，边疆社会的稳定局面也初步形成。
二、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曲折前进（1956—1966）
边疆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矛盾基本被解决，民族矛盾已经有很大缓和，这段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全国一样是各族群众改变贫困落后的愿望和现实的贫穷落后之间的矛盾。同时民族间经济文化上的客观差异，以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民族矛盾依然存在，这与社会主要矛盾紧密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边疆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边疆地区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边疆地区也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一时期，边疆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边疆的社会政治稳定却面临着新的课题。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摸索前进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某些失误。1958党内外出现了一股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以此为主要表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这种“左”倾思想泛滥不仅在内地造成严重影响，而且波及到边疆地区，使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影响了边疆社会的稳定。第一，在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造成了实际工作中忽视边疆地区的特点，照搬内地建设经验，搞“一刀切”，一律与内地一样办起了人民公社。这些做法使边疆地区本来就很脆弱的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很多地区刚有起色的农业和工商业出现了停滞。第二，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急躁冒进情绪支配下，一些地方刮起了民族融合风，否定民族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舆论上大张旗鼓地批判“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条件论”。民族工作也偏离了党的民族政策，如民族区域自治流于形式；部分民族自治地方被撤销；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等等。
在“左”的思想下，边疆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好，而且更为激化。边疆某些地区，由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不到尊重，或者由于生产停滞，生活困难，从而引起严重饥荒，出现大批群众非正常死亡，造成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党和政府产生了不信任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干群对峙和严重的大批边民外流事件。尤其在民族关系上，一些对少数民族的照顾性政策被取消，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干部被进行“民主补课”，重新划分阶级；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部分少数民族社员的私有财产被强行折价入社，并不顾不同民族的生活习俗。这些做法引起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严重不满，民族矛盾迅速恶化。
“左”倾思想对于边疆地区稳定的影响，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960年到1965年间，经过调整，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等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产生民族矛盾的一些因素被克服，民族矛盾有所缓和，边疆社会稳定形势得以好转。如1962年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对“大跃进”以来的民族工作的失误作了总结。会后，边疆民族地区着手纠正以往工作的失误，民族关系、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有所改善。但这一时期，“左”的指导思想并未从根本上纠正，左倾思想遗留的问题仍然很多，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矛盾依然突出。
三、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严重破坏（1966—1976）
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虽然部分纠正了“左”的具体做法，但未能从根本上系统地纠正“左”的思想路线，致使“左”的错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继续发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场运动是错误估计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果，不但没有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反而造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空前灾难。
边疆地区在60年代前期已趋于缓和的社会矛盾在“文革”的冲击下又出现了加深的趋向，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并且在某些地方迅速激化，严重的破坏了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破坏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第一，政治领域的矛盾迅速发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一些人提出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理论，并且以此为根据在边疆民族地区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否定边疆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中“直接过渡”和“和平协商土改”等符合民族地区和民族特点的民主革命，对大批民族干部、民族上层和少数民族群众进行迫害和打击，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第二，经济领域的矛盾也在加深。“文革”后，人民公社化运动重新掀起，各地强制各族农牧民加入人民公社，并且把农牧民的私有生产资料强行划入人民公社。由于生产模式单一，经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了各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窒息了经济活力，致使边疆民族地区的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在极“左”路线下，边疆地区社会发育程度和文化经济水平较内地极度落后的特殊性未能受到重视。一系列优惠、照顾政策基本被取消，地方企业在强制性计划指令下，生产资料和产品被无偿平调，这使边疆地区的生产力遭到严重摧残。
第三，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文革”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文化领域大搞横扫“四旧”运动，各民族的很多优秀文化及长期延续的生活方式被加以批判和禁止。对有宗教信仰的民众，则用强制手段粗暴干涉正常的宗教活动，拆毁寺观、教堂，烧毁经卷及宗教活动用品，遣散、迫害宗教人员。这些做法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群众与党和政府严重的对峙局面，很多地方的宗教活动从此转入地下，朝着不正常的方向发展。
在十年“文革”期间，边疆地区与内地一样，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来处理，把新条件下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要矛盾来处理，混淆了边疆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结果导致了其他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尖锐化，在边疆部分地区甚至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如云南河口的“瑶山事件”、“沙甸事件”等。
“文革”前，影响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稳定的主要是脱离边疆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用急剧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并且把越大越公的合作制形式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目标。而“文革”期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否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把阶级矛盾看成是社会主要矛盾，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前进的动力。这种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偏差，使得边疆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对边疆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四、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恢复发展（1976年至今）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底，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开始全面系统地纠正“左”的错误，并实事求是地评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状况，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由此，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边疆地区，彻底批判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指导思想，全面恢复和落实以往被实践所证实的是正确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有步骤的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经过边疆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边疆社会开始出现民族团结，边防巩固，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稳定的良好局面。
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边疆地区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转轨，边疆地区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在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又引发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对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第一，边疆与内地由于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所产生的矛盾。改革开放后，边疆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有力的推动了边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但边疆地区历史纵向上的快速发展，不能掩盖边疆地区与内地，特别是与沿海发达地区在横向发展上的差距。沿海发达地区利用地理优势和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发展迅猛，使边疆地区在改革开放前就存在的发展差距更加扩大。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对边疆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新的影响：首先，边疆社会主要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发展，甚至有激化的可能。内地经济的发展，使边疆人民产生了更高的需求，这与一定时间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矛盾。尤其对于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地方发展差距的扩大将加深固有的民族隔阂，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
在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不可避免要产生严重的挫折感和相对剥削感。”[337]这会影响部分民族成员对统一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刺激其离心倾向，进而造成局部的秩序混乱和失控。
第二，民族意识增强所产生的矛盾。“民族意识增强给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和进步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民族自身的发展。但民族意识增强并不仅仅表现为民族自尊、自信的增强，而且还表现为民族排他性的发展。民族对内认同对外排他的意识倾向若处理不当，可能发展成为地方民族主义或者极端民族主义，这极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统一体的巩固。同时，民族意识的增强，使各民族更为关切本民族的利益得失，特别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趋势更为明显。”[338]如在经济方面，具体的物质利益的争夺往往成为民族地区矛盾的重要诱因。而在政治方面，各民族更注重从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角度，维护自身利益，对政治参与热情高涨，这容易对政治体系造成巨大压力，从而产生更多矛盾。
第三，国际因素的影响使边疆地区产生了新的矛盾。边疆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其发展和稳定与国际关系，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趋势和总体平稳的大国关系，客观上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但我们也要清醒的意识到，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世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国周边国家的形势总体上是稳定的，并且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周边地区仍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国家间的利益纷争在边疆地区尤为凸显，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不安宁。这也为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提出了挑战。
总之，影响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稳定的矛盾和因素既有与内地一致的方面，但更有特殊性的方面，这也决定了在处理边疆社会矛盾，维护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时，不能教条地照搬内地经验，而要从边疆地区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探索更为有效的方法。
第五节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影响和治理
我国边疆地区是国家的战略要地和边防前线，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问题关系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的大局，因此，对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稳定的治理兼具紧迫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其深远影响因战略重要性而相应凸显出来。边疆发展与稳定的治理，必须在充分发挥党和政府主导作用的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性，使其他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公民都参与到边疆发展与稳定的治理中来，形成多中心、多层面、多维度的治理结构，最终实现边疆稳定与发展的善治。[339]
一、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影响
政治稳定是国家社会政治生活表现出的一种连续性、可控性和有序性的正常状态，其社会政治系统不但能维持基本的政治生活秩序，还能适应社会政治的变迁。社会政治稳定在整个社会稳定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现代世界各国有序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离开了稳定，社会势必陷入无序、混乱的状态，将延缓整个社会发展的步伐。我国边疆地区是国家安全战略要地，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民族关系复杂，与周边若干国家接壤。如果说稳定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都是压倒一切的大局，那么，对于地处边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社会矛盾较为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就更加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340]因此，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问题不仅关系到边疆地区的发展，还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战略安全的有力保障
当今世界正处于社会急剧变迁的大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仍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的空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影响力增强，但与此同时，别国对中国的怀疑和戒备心理也在增加。一些反华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者为了达到分裂中国的政治目的，会利用中国边疆的特殊地理位置进行破坏活动，煽动动乱，影响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威胁国家的政治稳定。因此，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就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战略安全的重要保障。
边疆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国防要地，面临复杂的安全挑战，在地域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边疆地区与周边紧张的国际形势和边界争议关系密切，社会政治的稳定是建立和平的国际环境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的铺开，边疆地区逐渐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是国家对外战略的窗口和桥头堡。在国家战略安全上，只有保持边疆的政治稳定，共同守卫边疆，保持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才能建立起牢固的边防线，保卫祖国疆域的完整。因此，边疆社会政治的稳定是巩固国家边防建设的需要，担负着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统一的重任，保证了国家的战略安全不受外来干涉，维护了边疆的稳定和安宁，从而为边疆人民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也为整个国家营造了一个和平的周边合作环境。
第二，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
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社会理想和状态。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政治稳定作为前提，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努力创造一个稳定有序、安定团结的社会。我国边疆地区所具有的国家战略意义，使得边疆的社会政治稳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保证。
首先，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有利于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发展。稳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才能保持良性运转。而如果社会矛盾尖锐、利益冲突和民族纠纷不断，社会经济就会出现衰退。我国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全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边疆经济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来看，其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市场发育程度迟缓，使得边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边疆地理位置特殊，并伴随复杂的民族问题，如果边疆地区不能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经济就处于长期的落后状态，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受到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完全实现。因此，保持边疆社会政治稳定能为边疆经济的市场化提供有序的制度环境，促进边疆经济的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的良性互动。
其次，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有利于和谐文化建设。文化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我国边疆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地，各民族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历史积淀，文化的差异性必定会在交流融合中产生摩擦和冲突，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从而影响边疆的社会稳定。而在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才能在交往中尊重彼此的文化价值，才有利于保存、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从而促进和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成为边疆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因此，边疆文化建设的任务十分紧迫和重要，而边疆社会政治的稳定能为边疆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提供丰厚的生长土壤，增强文化发展的新活力和动力，推进边疆和谐文化的建设。
再次，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有利于维系安定的社会秩序。鉴于我国边疆地区的社会现状，如教育水平相对落后、收入分配不平衡、社会管理不完善、人口流动大、医疗条件短缺等问题的客观存在，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来维系边疆社会的良性发展。一定程度上，边疆社会建设的落后，不仅影响了边疆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还对边疆社会稳定产生不良的影响。实现和维护边疆社会稳定有利于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341]边疆社会生活秩序的有序发展，直接影响边疆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对幸福感的体验，同时也影响边疆人民对社会和国家的满意程度。因此，边疆社会政治的稳定，对于提高边疆的社会建设，保持安定的社会秩序，减少边疆内部的不和谐因素，具有重要的全局意义，是实现边疆社会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
最后，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有利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我国边疆地区自然丰富，但生态环境承载力脆弱。近年来，随着对边疆地区开发和建设力度的加大，其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遭到了严重破坏，造成一系列生态失衡问题。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给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带来极大危害，严重威胁着边疆地区的发展和稳定。社会的动荡混乱更会加剧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社会政治稳定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基础，有利于边疆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保护生存的生态空间，边疆地区需要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艰巨性，在推进社会发展的同时要节约能源资源，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
第三，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是构建国家认同的政治基础
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内心对国家的归属感和情感趋向。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分布众多，民族意识强，兼有对本民族和国家的双重认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虽然远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都共同处于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中。从各个民族的角度来看，统一的国家政权就是一个能够维护各民族利益、能够为共处于其中的民族群体遮风挡雨的政治屋顶。长期共处于同一个政治屋顶下的各个民族，也必然形成了对国家的认同。而作为各民族共有的共同体，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也有赖于各个民族对它的认同。[342]但在认同问题上，由于受到民族历史、文化习俗、宗教、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各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差异性，有的民族对本族群的认同远远大于对国家的认同。这种情况不利于实现国家认同的建构。如果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国家认同上产生模糊性，就会为境外敌对势力分裂国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影响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
而要明确和坚定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同样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边疆社会政治的稳定是构建国家认同的政治基础，是整合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认同的社会环境支持。社会政治稳定为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序的发展空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相互促进，这为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认同的构建具备了相应的政治认同心理。因此，边疆社会政治的稳定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强化了边疆民族对国家共同体的感知和认识，增强了国家意识或国家观念，逐渐形成对国家自觉的、主动的认同。
二、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治理
在边疆地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对边疆的治理需要开辟和发展出新的边疆治理观，形成新的边疆治理模式，以顺应全球化背景下边疆地区的发展格局。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治理需要确立一种价值理念，即从地理空间的维度出发，深刻认识到边疆人民是边疆地区的主人，是边疆治理的主体和主力。这是实施边疆有效治理的前提要求。
第一，继续推进边疆经济的发展。
经济是基础，发展经济是国家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而经济的良性发展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我国维护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各项工作环节，如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社会治安、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等问题，都必须与经济的发展保持一致性。边疆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市场化程度不高，其丰富的资源优势亦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边疆经济，是为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因此，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治理，需要重视经济的基础作用，正确认识和解决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差距大的现实问题，挖掘边疆经济发展的潜力，使之能在现代化背景下逐渐适应全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同时，要帮助边疆人民以开拓进取的精神脱贫致富，更多享受改革开放成果。实现了边疆地区经济的长足发展，才能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行列中。
首先，制定适合边疆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边疆地区所具有的特殊性，提醒我们在发展边疆经济时不能搞“一刀切”，而是要结合边疆的历史，根据边疆目前的发展状况，改善经济环境，制定出适合边疆经济发展的有效战略。这是发展边疆经济的重要支点。有效的发展战略需要深刻了解边疆的历史和现状，才能实现边疆经济发展战略的传承和创新。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要把握机遇，抓住西部大开发政策及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政策优势，积极探索促进边疆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这一过程中，要增强边疆自我发展的潜力和能力，由外部“输血式”治理逐渐转为自我“造血式”治理，并充分认识到边疆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承载的是复杂而脆弱的生态环境现实。因此，边疆的经济发展战略要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统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又讲求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边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边疆社会政治长期稳定的内在动力。
其次，建立和发展跨国区域经济合作。我国边疆地区与14个周边国家陆地接壤，有国家级陆地边境口岸43个，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多个地方对外口岸。特殊的地理空间，为边疆地区建立和发展跨国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对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边疆地区提高对外合作和开放水平，既能实现政治稳定的和平局面，又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跨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另一方面需要结合边疆的多方优势，多渠道、宽领域进行多边、双边经济活动。国际性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边疆经济、政治的稳定，其中延伸出来的区域之间的共同经济利益，也是边疆社会政治稳定治理的积极因素。因此，建立和发展跨国区域经济合作是经济发展层面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治理的支点之一。
第二，加强边疆民主政治建设。
政治的稳定是维护我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政治保证，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治理要以政治稳定为基准，建立边疆有序持久的稳定局面。因此，维护国家安全，确保边疆政治稳定是边疆治理最紧迫的长期任务之一。加强边疆政治稳定的治理，除了国家制度的不断完善外，还要考虑边疆人民的利益，使制度内化为人民的一种心理情感认同，才能为边疆的社会政治稳定提供长效的政治文化支持。
首先，搭建边疆地区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在中国快速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边疆地区作为一个民族分布众多、文化多元、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发展不平衡的区域，各种矛盾和问题总是纠缠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从政治层面上对民族制度的贯彻和民族优惠政策的宣传，使得有巨大差异的“民族”群体身份高度凸显出来，“民族”的原始概念被政治化了，因此强化了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特别是边疆多民族地区，民族认同情感基础更加牢固，这必然会削弱和淡化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但从国家角度看，自然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身份应该是作为国家的公民，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培育和增强边疆地区民众的公民意识对于维护边疆稳定、推进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边疆地区公民政治行为理念，首先要从边疆的实际出发，处理好公民意识与民族问题的关系，这是边疆民族公民意识的关键环节。其次，积极引导边疆民众对公民政治行为的认同和参与，在亲自体验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群体”到“公民个体”的转换。最后，政府的公共权力机构功能要充分凸显，真正维护边疆民众的权益在公平正义的轨道上运行。总之，边疆地区公民意识的培育需要渗透到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从而构建起边疆公民政治行为理念。
其次，扩大边疆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体现之一，实现了边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但在具体贯彻实施中仍然存在不完善的环节。因此，扩宽边疆地区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加强边疆利益诉求机制，是促进边疆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措施，是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治理的群众基础。目前，我国大部分边疆地区，还缺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渠道和建设相应制度的自觉意识，呈现公民政治参与单一性、狭窄性的特点。这不能适应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步伐。扩大边疆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首先要发展教育，增强民主意识，提高边疆民族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意识，消除边疆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其次，建立健全边疆地区多样化的政治利益表达机制，确保边疆政治生活的有序和畅通。最后，加强边疆地区基层民主政权建设，从群众基础作为出发点，使边疆地区的公民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提高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三，整合和协调边疆地区的多元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内在肌理，是民族精神内核的存在载体，文化作为软实力的表征力，对社会的政治稳定具有精神上的内化作用。边疆既是一个地理单元，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空间。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我国边疆地区的突出特点，因此，要实现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善治，维护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在边疆的治理过程中必须整合和协调边疆的多元文化，建立现代公民文化。
首先，树立边疆多元文化互动和涵化的健康文化心态。随着我国现代化程度的逐步提高，边疆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发展也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激烈调适的交叉路口。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边疆地区各民族间多元文化的交流必然会产生碰撞、冲突，从而有可能演变为激烈的民族问题，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因此，现代社会急剧变迁中，为了维护边疆的和谐发展，在整合、协调边疆多元文化的过程中需要树立边疆公民的健康文化心态，深化多元文化相互尊重、和谐并存的意识，使多元文化在互动和涵化的过程中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丰富文化系统，增强边疆文化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树立我国边疆地区公民健康的文化心态，一方面要重视本民族传统深厚文化的社会价值，增强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要渗透国家体系下的一元文化，以优秀的文化精髓凝聚坚强的民族向心力。
其次，以中华民族文化构建国家认同。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传统汉民族所创造的儒家文化核心价值，而边疆民族地区也不同程度的受到其作为国家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保持了自身的本土文化。以文化认同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意识，需要整合、协调边疆多元文化的治理理念，梳理好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关系。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共同体下所有公民对主导文化的集体认同，而族群认同只涉及个体族群。我国边疆地区文化认同建设的关键在于把边疆民族的族群认同纳入到国家认同的范畴之下，建立一个在中华民族共同的认同基础之上的国家认同，同时充分顾及到在“一体”的格局下的“多元”民族文化的价值，国家认同作为一种文化和政治的认同，而族群认同则是文化的认同。[343]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构建边疆民族地区对国家的认同是一个循序渐进和文化空间适应的长期过程，需要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下，通过推进文化的整合力度，建立起具有一元化意义的“中华民族文化”，以此来缩小边疆民族文化与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和心理归属感，牢固边疆社会的稳定基础。
第三，加强边疆的法治化建设。
法治在治理国家中具有公平性和正义性的基本特征，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依法办事。我国边疆的国家安全具有脆弱性，需要法治的坚强外壳抵御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不利因素，为边疆政治、经济、文化的有序发展提供最有力的保护屏障，从而发展民主政治，实现对边疆的善治。
首先，加强边疆地方法治实践探索，科学立法。由于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地缘政治敏感复杂、民族构成众多等现实原因，法治建设水平也具有不平衡性。而在边疆多民族分布地区，仍然存在着本土民族的传统民间习惯法和规范原则，对民族内部成员起到约束作用。但有些民间制度却有不合理的成分，必然会与国家体系下的法治建设框架产生正面冲突，阻碍边疆地区民主法治的步伐。因此，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依法治理，需要从边疆的实情出发，深度挖掘边疆的民间法治资源，加强边疆地方法治的实践探索，做到科学立法，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做到边疆民间法律文化与国家法律文化的有效融合，逐步形成具有边疆民族特色的法治框架和制度体系，建立促进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法治保障。如2012年4月1日，《拉萨市民族团结进步条例》颁布，将每年9月定为民族团结月，9月17日定为民族团结进步节，成为全国首府城市当中唯一以地方性法规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城市。可见，边疆地区地方法治的实践探索是我国边疆地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运行环节，可以促进边疆社会的和谐发展，丰富法治建设的具体内容。
其次，建立完善的打击与防范法律机制，推进边疆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我国边疆地区法治建设的过程中，社会管理是否有序运行是关系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治理成效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我国边疆地区现代化发展的逐渐深入，影响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不利因素除了传统安全问题外（如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恐怖分裂活动等），还出现了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泛指直接影响边疆各族人民生活安定与生存质量的非法因素，包括走私毒品、艾滋问题、跨境犯罪、非法跨国婚姻等等，如今已成为边疆硬治理的重要任务。[344]面对边疆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的双重挑战和威胁，边疆社会政治稳定的法治治理需要建立起完善的打击与防范法律机制，依法坚决打击和处置破坏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素，并根据时代背景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积极推进边疆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把边疆的矛盾和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而促进边疆社会持续协调有序的运行，维护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维护国家主权。
我国边疆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的治理需要多方结合，以边疆所处特殊空间地理位置作为治理的出发点，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探索适应边疆的有效治理模式，保证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促进国家的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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