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边疆的区位特点与安全问题
我国的边疆是政治偏远、经济边缘、文化异质、民族聚居和多元宗教聚汇之地，同时又是国家与国家疆域的毗邻交汇之地，边疆地区与生俱来的地理空间特质、民族文化特质和地缘政治特质，使得边疆地区滋生着与核心区域迥然不同的安全风险。
一、地理空间视域中的边疆及其安全风险
不管是王朝国家时期动态盈缩的异域空间，还是民族国家时期国家一体的地理边缘，边疆在我国政治地理格局中都是处于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不但疏远于国家政治权力格局中心，而且受国家经济增长极的驱动也较弱，再加上边疆本身又是地理风貌奇异瑰丽之地，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的文化异质性十分突出，由此引发边疆地区政治认同安全、社会秩序建构、区域协调发展与国家一体化困境等诸多安全问题。
首先，边疆处于国家政治格局的远端，受政治文明的辐射和意识形态的感召相对较弱，容易滋生政治认同危机等问题。政治认同，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的解释，乃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是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规范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384]政治认同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国家凝聚力的形塑和向心力的模铸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个国家民众的政治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情感的经验，而是后天国家基于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需要而着力建构的结果。“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为了其自身的存续，也都会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而有意识地进行相应的认同建构。”[385]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我国一直致力于通过政治文明的传播、意识形态的感召，以及政治产品的输出等多种方式不断模铸边疆民众的政治认同，然而，政治文明在边疆地区的传播中遭遇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本能抗拒，意识形态的感召又受制于边疆教育水平相对低下的深度阻滞，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的发展鸿沟又使得政治产品的输出绩效备受质疑。如此种种，都不得不影响边疆民众对国家政治体系和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同。
其次，边疆处于国家经济中心的外围，发展相对滞后，不但容易导致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秩序建构等问题，而且还容易衍生出国家认同危机等问题。在我国国家发展的历史演进中，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育程度向来存在很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边疆地区的治理往往以“稳定”作为最高的目标诉求，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十分明显，严峻的利益分化也直接导致了边疆地区的结构性紧张。一些边疆民众在生存境遇长期难以改观而又迫切发家致富的逐利驱动下，产生了种种社会越轨行为，严重威胁了边疆地区的安宁与稳定。更为严重的是，边疆民众久居贫困还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国家取向，产生了国家认同危机等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往往与自身的福祉密切攸关，即人们往往从个体利益出发来判定自己是否承认和接受国家。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如果个人福祉得到保障和提升，那么，他们的国家认同就会持续走高；反之，如果个人福祉的增长并不能与国家发展保持同步，甚至两者出现明显的脱节，那么，他们的国家认同不免持续走低。此外，边疆民众拥有更为多元的参照体系，他们不但将自身的发展水平与核心区域民众的发展水平两相比较，而且还将自己的生存状况与国界之外同源同种的民族跨界比对，由此引发的任何心理落差，都会导致边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而一个民族主观感受的相对剥夺感往往又与民族自身认同呈正相关的关系，它不但导致了民众国家认同的持续下降，而且容易引发民族认同的逆势飞扬。
再次，边疆是地理风貌的奇异之地，不但孕育了情态各异的边疆文化，而且还影响到了区域之间交流与国家一体化。在我国国家政治地理空间格局中，边疆之所以被视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不仅在于文化的瑰丽，也在于地理的特异。按照李安宅先生的说法，边疆地区其所以不与内地相同之故，就人为条件而论，不在部族，而在文化；就自然条件而论，不在方位，而在地形。[386]顾颉刚先生也曾言道：“平原林麓，舟车畅通者，谓之内地，驱橐驼于大漠，浮泭筏于险滩者，谓之边疆；冠棠楚楚，列肆如林者，谓之内地，人烟稀绝，衣毡饮酪者，谓之边疆”。[387]边疆这种独特的地理风貌孕育了边疆与内地迥然不同的风土人情、社会形态、民族文化和民族秉性，客观上使得边疆与内地的社会交流和文化互动存在诸多天然的阻滞，既影响中原文明向边疆地区辐射，也妨碍边疆民族文化向中原地区的传播。具体而言，其一，边疆地理风貌对于边疆民众的民族文化、社会习俗、生活习惯和身心特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地缘政治学的相关解释，地理环境是形成民族文化复杂因果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理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也是制约社会存在的重要影响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性格、国家形式和社会发展。我国西北、东北、西南、西北地区各具情态的地理风貌孕育了不同的边疆文明，不但导致了边疆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异质，而且边疆与边疆之间，边疆内部之间文化的异质性也很明显。其二，边疆独特的地理风貌还影响甚至阻隔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的交流互动，导致中原文化与边疆文明相互理解、交融与涵化的障碍。我国的疆域主要以高山、大河、荒漠、戈壁、大海为主，风景虽然壮美，地形却着实险峻。这种险峻的地貌，不但成为王朝国家时期中原文明与边疆文明双向交流与相互沟通的最大障碍，而且即便在当代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国家一体化的建构。
二、地缘政治视域中的边疆及其安全风险
我国是一个有着复杂地缘政治生态的陆海复合型大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其内地直抵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濒临太平洋的西岸，海陆疆域极为辽阔。我国的西部、北部和西南部，向来被看作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得天独厚的陆海疆域面积和地理枢纽地位决定了我国具有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天然潜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实力的整体性提升和跨跃式发展，我国辽阔疆域蕴藏的地缘政治力量不断聚积凸显和向外投射。然而，我国不可阻逆的大国崛起，遭到了全球性大国和周边一些国家的频频误读，他们要么担心中国的崛起挑战既有的地缘政治格局，要么担心中国的崛起损害本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因此，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十分的关注和警惕。在俄罗斯、日本、印度和东盟十国等周边国家看来，一个崛起的中国，虽然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对于他国而言始终都存在一股难以言说的地缘安全压力。而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威胁到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因而对中国的崛起更为敏感，并且想方设法地针对中国进行亚太战略的重新布局。世界头号强国和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各种解读和应激反应使得亚太地区地缘政治走势的变数有所增加，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此外，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近年来也出现一些潜在的隐忧。虽然中国一直以来都非常强调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极为用心的经营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区域国际合作的稳定推进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错综复杂，我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依然存着诸多安全风险和变数。具体而言，首先，周边国家安全模式的择取失当容易引致地缘政治风险。当前世界国家安全模式大致存在五种风格：其一是“隔离防守式”，信奉“我的安全重于你的安全”；其二是“进攻拓展式”，强调“你不安全我才安全”；其三是“结盟协作式”，是“我不安全你也不安全”；其四是“集体防御式”，是“大家安全我才安全”；其五是“和合共建式”，强调“和平合作”，“不谈安全而实现安全”。[388]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战略，择取什么样的安全模式，是一个国家份属主权之内政，原本无需他国置喙；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一个国家安全模式的择取，往往涉及到它对国际政治形势的认知、国家的军事布防和演练，以及军事武器的研发与创造，如此种种都会对周边邻国构成无形的压力，影响到相关国家边疆军事力量的布防，甚至会连锁反应地影响到区域地缘政治形势的走向。其次，国家治理失败负面效益的外溢也容易恶化地缘政治生态从而产生诸多安全问题。比如缅甸作为我国近邻，向来是我国西南方向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缅甸的稳定对于中国西南门户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多年以来，缅北民族地方武装问题一直困扰缅甸的国家安全与稳定。这些民族地方武装不但在危害严重的境外“金三角”毒品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而且还不时引发局部战争，对我方数百公里的边境沿线地带的安宁与稳定造成很大的妨害。尤其是2011年6月以来，缅甸政府与民族地方武装力量克钦族独立军爆发了严重而持久的武装冲突，导致10万人流离失所，数以万计的缅甸难民涌入中国云南边境，投亲靠友，使我国边境地区一时呈现出潜在的人道主义危机、外交困境、民族安宁、边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等压力共存的复杂局面。
就地缘政治问题来考察，边疆独特的地理区位又构成各种地缘政治问题滋生一个先天性前提。边疆作为国家与国家疆域的毗邻部分，众多的少数民族世代栖居于此，一些跨界民族彼此声气相通，一些极端势力的魅影时有显现，再加上边界地带各种隐蔽而便捷的小道十分众多，边防管控的难度很大。总体而言，我国边疆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有这样几个主要特征：一是地缘问题的跨国性。我国边疆地区的跨国流动、跨境婚姻与跨境犯罪等问题，都具有十分明显的越境性质，治理的难度很大，如果仅仅凭借单个国家的治理，很多时候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绩效。二是民族宗教问题的敏感性。边疆很多地缘政治问题都与民族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性，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民族化，民族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国际化”的连锁反应及不良后果。三是社会危害的严重性。当前边疆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如跨境流动引起的社会稳定问题、跨境犯罪问题导致的社会安全问题、文化歧异引发的认同安全问题、宗教渗透诱发的边疆离心问题、三股势力操纵下的社会暴恐问题、艾滋病跨境传播引致的公民安全问题等等，正在成为侵蚀国家安全和边疆安全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一些严重的极端暴力恐怖事件，给边疆民众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尤其重大，并导致了很大范围的弥散性社会恐慌。
三、民族政治视域中的边疆及其安全风险
我国是一个民族多元、宗教多样、疆域广袤的多民族国家，在我国辽阔的边疆地区，生活着彝、白、壮、傣、苗、回、藏、傈僳、哈尼、蒙古、朝鲜、锡伯、赫哲等众多的少数民族，一些少数民族还跨境而居，形成了独特的跨境民族。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有着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边疆地区宗教场所众多，宗教氛围非常浓郁。南传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都有少数民族普同信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经历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宗教文化复兴运动，所有正统宗教都在复兴，新兴宗教不断涌现，各种民间信仰也渐次复苏，边疆地区的宗教信仰更是得到了良好的延承与发展。
我国多元的民族文化和多样的宗教信仰，在历史发展长河的演进中，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筑就了我国灿烂而斑斓的国族文化，不过，多元民族宗教文化与生俱来的异质性，也使得边疆地区潜藏因为多元的文化张力而衍生的各种安全风险。就多元的民族文化而言，其衍生的安全风险主要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博弈的问题、民族文化与公民文化抵牾的问题、民族与民族之间和谐共处的问题。首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博弈。按照原生主义的解释，人类个体一出生就陷入了“婴儿民族陷阱”，在牙牙学语时期就天然地汲取自己所属民族的独特认同和集体记忆，形成原生的民族情感体验；而国家认同则是国家在民族后天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制度安排、权利保障、政策供给、教化灌输等方式“理性建构”起来的。在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与国家的界线大都具有非重合性，由此产生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歧异与倒置问题。其次，民族文化与公民文化的抵牾。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边疆地区经历了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和跨越式的社会发展，很多少数民族从前资本主义形态直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形态，边疆地区就此形成了由原始社会村落型文化、传统社会臣民文化以及现代社会参与型文化奇特地聚合而成的政治文化体系。在这种复合型政治文化的影响下，边疆民众大多都具有明显的权威崇拜和宿命论的思想，重人治轻法治的文化传统大行其道，臣服型的政治人格和依附型的政治心态十分突出。民族传统文化模铸的政治人格无疑与现代公民文化精神存在很大程度的格格不入，也与现代国家构建的目标指向背道而驰。现代国家建构，就是要建构一种普适性和共识性的公民文化，并以此作为国家整合和社会运转的精神根基。在现代公民文化身上，凝聚的是以国家利益为归依的公共理性、以积极主动为特征的公共精神、以权利行使和义务担当为标志的公民意识，以及以公民伦理品质为基础的公民美德。而现代国家建构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理性、公共精神、公民意识和公民美德恰恰又是传统民族文化气韵中相对匮乏的。再次，民族与民族和谐共处的问题。在一个多民族渊源共生的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能否和谐相处是影响国家安定团结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统一的政治屋顶下栖居的各个民族，出于民族地位关注、民族安全两难和民族利益竞争的思量，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分歧、博弈，甚至冲突，由此诱发了民族关系安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就边疆地区多样的宗教信仰而言，宗教本是一种以超自然界、超人间力量或神灵的信仰与崇拜为核心的社会意识，是人类赖以面对和处理各种终极性问题、建构神圣的秩序和意义系统的组织与行为系统。宗教以终极性的追求和神圣性的魅力使其自古及今绵延不绝并至当代呈现出全球复兴之态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宗教发展态势总体上讲是积极稳健和健康有序的，但是，勿庸讳言的是，宗教信仰本身，以及多元宗教的共存与发展又蕴藏着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其一，宗教狂热、偏执和极端主义的问题。世界各大宗教都有追求和平、摒弃暴力、向美乐善的教义。然而，真理距谬误只有一步之遥，宗教信仰也容易走向狂热、偏直和反常，陷入极端主义，给所在的国家和地区造成严重的危害。[389]我国新疆的宗教极端势力就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分裂祖国的破坏活动，他们频频制造暴恐事件，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二，多元宗教和谐共处的问题。我国宗教虽然是国家一体下的多元共生，但是从根本上讲，依然没有摆脱“同乘一条船，各划各的桨”的现实困境。“由于各门宗教都坚称自身的信仰就是最高真理，所以宗教与宗教之间没有构成‘一体’的可能。征诸历史，宗教事实上也只有宗派的分化、没有宗派与宗派、宗教与宗教的凝合”。如果所谓的“一体”只是“以政治所维护的国家统一体为遁词，那么宗教问题在当前就很难摆脱一个特殊尴尬处境，即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宗教问题，最终都会演变成政治问题，从而极大地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社会认同和政治体制认同的难度”。[390]其三，宗教渗透的问题。由于我国边疆地区是多元宗教文化的汇聚之地，境外一些敌对势力利用边疆固有的宗教文化特点，通过入境传教、网上传教、捐资助学等多种方式，肆意从事一些分裂国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教渗透活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造成了严重的妨害。
第二节边疆安全问题的多样性
我国是世界上地缘政治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与我国接壤或毗邻的国家众多，边界线十分漫长而又犬牙交错，边疆安全问题十分繁复。在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领土主权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六大问题。
一、领土主权安全
一个国家所占据或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就是国家的领土。国家在占据和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内行使的最高的、排他性的权力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和主权是国家构成最为基本的要素，是国家生存的根本。领土主权安全是国家安全最为核心的内容，失去了领土主权安全，国家也就成为了无根漂泊的浮萍。我国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泱泱大国，建构国家领土主权安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不受外来威胁和侵蚀，既是大国崛起最为根本的保障和依托，也是大国崛起最为重要的表征和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十分重视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并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做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不过，由于诸多历史遗留原因，我国与周边国家在边界划定和一些领土问题上存在巨大争议，我国以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作为基准的领土主权空间诉求，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尊重与满足，甚至在当前中国不断崛起的背景下，陆疆和海疆依然遭到相关邻国的挤压和蚕食。
在陆疆方面，对中国领土主权构成严重困扰的主要是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边界划定问题。截至2010年，在14个与我国接壤的国家中，我国已同12个国家完成了陆地疆域的划定。唯有印度和不丹尚未完成边界划界谈判。而恰恰是这两个国家（尤其是印度）对我国与其边界地区领土主权的诉求，成为了我国建构领土主权安全的一大阻滞。当今中印两国的领土主权争议，涉及大约12.5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中印两国都对这片面积巨大，战略地位重要的边界地区提出了主权诉求。近几十年以来，中印双方就边界问题展开多轮谈判，经历了艰苦的政治与外交的缠斗。虽然我国一直以来主张以坦诚、协商、互谅、互让的态度去解决中印双方的历史遗留问题。但由于双方分歧十分巨大，中印边界争端迄今尚无实质性的争议解决方案。中印边界问题虽然是中国领土主权历史遗留问题中非常重大、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但相比之下，中国的海疆方面所遭遇的领土主权安全问题更为严峻、也更为迫切。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对外依存度的上升，海外利益安全、海洋通道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崛起的中国开始谋求海洋权利，要求改变我国正当的海洋权利被周边国家所抢占和侵蚀的被动局面。然而，中国正当的海洋国土权益却未得到周边国家的政治认同与足够尊重。面对中国海洋权益的主张，周边国家要么渲染“中国威胁论”，要么试图把“双边争端国际化”，欲图引入国际势力制衡中国，导致我国海洋局势的空前严峻。目前，除中越之间的北部湾海域已成功进行签约划界之外，我国与8个海上邻国均有海洋领土争端，争议海域面积达到150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海域辖区的1/2。我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着钓鱼岛主权争议及东海海域划界争端。中朝、中韩之间在我国黄海、东海海域也存在主权争议。中国南海广大海域的领土纠纷则更为棘手，涉及了五个主权国家及中国台湾当局。在南海区域，东沙群岛主要处在中国台湾的实际控制中，西沙群岛则基本上为我控制。目前主要存在争端的是南沙群岛。对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诉求的是“五国六方”，即中国（包括台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尼西亚最近也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交了海洋主权报表，第一次隐约地提出对南沙的诉求。对南沙群岛的实际控制现状是：越南实际控制了南沙岛礁29个，包括面积广阔的海域，而且最近20年来不断从中攫取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天然气资源；菲律宾非法控占我南海岛礁9个，并另外控占我中沙群岛之黄岩岛；马来西亚侵占我南沙岛礁5个；文莱控占珊瑚礁1个；印度尼西亚声称拥有5万平方公里南沙海域主权，并侵占2个南沙岛礁。[391]
二、军事安全
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保障领土主权安全最为根本的力量与依托，提升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国防力量，使之足以抗衡主权国家外来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国家行动和外交活动的基础。换而言之，国家的军事安全是领土主权安全的前提，现代国家如若要在国际社会政治秩序中独立自主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建构国家的军事安全，失去了军事力量依托的国家安全，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因此，中国若要建构国家的领土主权安全，首先就必须建构国家的军事安全。新中国成立60余年以来，随着国家实力和军事力量的增长，我国的军事安全达到了建国以来的一个巅峰。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战略力量的对比和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着重大变迁，虽然中国一直以来反复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是维护亚太和世界稳定、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政治的崛起，然而，中国一贯主张的包容共赢式发展并没有完全消除西方及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敌视”。西方一些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战略利益的权衡和地缘政治的博弈，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在国际社会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并不友善的舆论磁场。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污名化”的现象影响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和忧心，导致了他们“主观”上安全指数的降低以及“霍布斯恐惧”[392]的产生，并由此很有可能导致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陷入世界大国崛起都曾遭遇到的“光荣孤立”。面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战略压力和地缘政治压力，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周边地缘政治利益相关国家，纷纷调整对外战略，不断强化对军事力量的投入，重构国家安全。美国，作为传统世界政治格局的领导者，其地位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强烈挑战。为了制衡中国，美国在“重返亚太”的战略口号下，不断调整针对中国的战略布防和军力调控，现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我国的军事战略包围，其所建构的“岛链锁闭”对我国的海洋运输线路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压力。除了美国带给我们的军事安全压力之外，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也值得警惕。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步伐正在日益加快，并越来越显著地表现出“非正当化、非正义化、非和平化”的倾向，军队建设突破“专守防卫”的趋势日趋明显。此外，随着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动荡的加剧，战争频次上升，我国周边国家不断提升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格局的地位，普遍地加大了对军事与国防建设的投入。如越南不断提升“质量建军”的脚步，军费从1992年的11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80亿美元；印度也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全面变革军事建设，谋求建设“世界一等军事强国”；印尼怀揣“走向太平洋，称霸东南亚”的战略梦想，大力发展常规潜艇和海军航空的力量；俄罗斯不断加大对国防开支额度，军费总额从1999年的94亿美元飙升到2009年的941亿美元，其增速之快，十分罕见。[393]
三、政治安全
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新形势下，我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了出来，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所谓政治安全，即国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具有足够的能力与意志能够抵御外部的政治干预、政治压力和各种政治威胁，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同时，政治安全也体现为政治体系以意识形态的训导和政治绩效输出建构出来的政治合法性。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中国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安全的建构遭遇到了来自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的双重压力。在国际社会，中国的政治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传统地缘政治格局的领导者与地缘政治利益相关方的压力。以美欧为首的传统地缘政治格局领导者，为了防止“中国模式”的扩散效应，一以贯之地以“交往加遏制”来围堵中国、以“西方价值观”来西化中国、以“中国威胁论”来孤立中国、以“人权与民族等问题”来干涉中国；而以越南等国家为代表的地缘利益相关方要么主动利用边疆问题来谋取国家利益，要么以自觉或不自觉的边疆建设影响中国边疆的政治认同。一方面，中国周边国家非常擅长制造“领土争端国际化”，通过寻求各种制衡中国的国际力量来消除本国的“安全焦虑”。另一方面，中国周边国家自觉或不自觉的边疆建设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边疆的政治安全。周边一些国家在整体实力上虽然同我国无法媲美，但在边疆建设上却煞费苦心，并形成了相对我国的发展优势，造成我国边疆地区一些同源同种的少数民族人心浮动，影响到了他们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不过，当前给我国边疆政治安全造成最大的压力，不在国门之外，而在萧墙之内，即社会急遽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边疆善治缺失问题、政治权力异化问题、社会利益分化加剧问题等等，造成了政治合法性不断流失和走低，政治安全问题不断凸显的后果。
首先，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渐趋多样化，“通过正规渠道与非正规渠道传播进来的各种良莠不齐的、具有极强迷惑性的思想理念和社会思潮为民众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价值坐标和不同选择的可能，一切传统的政治思想、价值理念、社会信仰、社会准则被重新审视和反思，思想文化领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394]多元的社会思潮在一片众语喧哗之中不断批判，甚至解构为国家制度和政治体系作合法性论证的意识形态，导致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日趋严峻。
其次，边疆善治缺失问题。在我国边疆治理中，由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政绩驱动与“稳定压倒一切”的秩序饥渴，地方政府的工具理性十分凸显，价值理性则相对不足，地方政府过于关注稳定、经济、效率等管理层面的价值，而相对公民精神、公平、正义、法治、回应性等伦理层面的价值。一些政府官员对社会情绪的变化和民生疾苦的损益患有严重的“体制性迟钝”，官僚病的现象十分突出。
再次，权力异化问题。当前政府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权力本位和政府本位的思想还十分浓厚，以法治约束为特征的外控机制和以道德自觉为特征的内律机制双向缺失，导致了行政权力异化现象屡见不鲜，而一些政府官员行政作风普遍粗暴，行政手段过于单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常常失其法度，不但招致了官僚集体形象的“污名化”和“妖魔化”，也导致民众对政府形象和边疆治理绩效的质疑。
四、经济安全
国家经济安全是经济全球化时期国家保持其经济稳定运转和健康发展所需资源有效供给、经济体系独立运行、整体经济福利不受恶意侵害和抵抗不可抗力损害的状态和能力。它包含着战略资源安全、经济结构安全、对外贸易安全、经济秩序安全等多种复合性安全因素。国家经济安全是从国家经济发展宏观层面进行考查的，相比而言，边疆经济安全更为独特，也更为纯粹，它更多地体现为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及由此而产生抵御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国家经济腾飞的30年，也是社会急剧分化的30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社会阶层之间、族层之间的分化差距日趋拉大，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的推进，边疆地区与核心区域的发展鸿沟日趋明显。在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和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下，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诸多生产要素和可流动要素不断向聚集力较大的区域聚集，形成了具有区位优势的核心地区不断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和可流动要素的良性循环积累过程，而具有区位劣势的边疆地区不断损失各种生产要素和可流动要素的恶性循环过程。国家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发展差距的马太效应使得当前边疆的发展状况并不尽如人意，边疆成为了国家贫困地带的集中之地。
在最新公布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全国贫困县名单中，仅就边疆云南而言，边境沿线25个县市中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就有15个。很多沿边县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低于2300元的贫困标准线，如澜沧县（596元）、贡山县（688元）、福贡县（693元）、西盟县（762元）、绿春县（798元）[395]。云南边境线的贫困现状可谓当前边疆地区贫困的典型。此外，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边疆地区不但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而且还呈现出了严重的城乡分化和社会分化。“在国际公认的社会稳定线这一城乡差距指标中，全国超过这一警戒线的有11个省区，边疆民族8省区就占了7个。”[396]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考查的话，云南17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总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54，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基尼系数为0.4618，至于玉溪市通海县回族，其基尼系数更是达到了惊人的0.6418。[397]边疆地区经济贫困和社会严重分化的现实，使得边疆民众抵抗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能力都十分低下，并且成为了引爆边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源头。跨境走私、拐卖妇女、艾滋病的流行、宗教渗透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或多或少都与边疆经济发展困境和边疆民众生活困苦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
五、文化安全
一个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长河中积淀而成的国家文化，是国家良序运转的软件系统，也是国家的血脉和灵魂，对于国家向力心和凝聚力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国家之间博弈，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实力的竞争，更体现为国家文化的较量。因此，建构国家文化安全就成为一个国家在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屹立和胜出的一个基本条件。所谓文化安全，它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传统、宗教信仰等文化系统免于内部和外部文化力量的侵蚀、解构和颠覆，从而确保主权国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并能确保国民对国家建构的文化保持高度的认同。[398]中国的文化安全主要体现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安全、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核心的国族文化安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安全。我国的国家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甚至创造过万邦来朝的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关起门来谋发展”，闭塞的环境使得我国面临外来文化威胁的问题并不太明显。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国际文化秩序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文化力量格局不断重组，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了。“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信息传播的自由交流，全球性资源的再分配拉开和刺激了规模空前的文化商品流动和文化形态对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正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国家和民族文化边界正在被消解，国家文化主权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挑战。”[399]当前对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造成冲击的主要体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对我国政治文化的侵蚀，民族分裂文化对国族文化的解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思潮对社会和谐文化的冲击。具体到边疆文化安全，首先，边疆政治文化安全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文化帝国主义以边疆作为西方文化“无声的较量”和“不战而胜”的重要战场，大肆展开文化渗透；另一方面，我国边疆民众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素养相对来说比较欠缺一些，没有主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驱动力，又相对缺乏理性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能力。其次，边疆国族文化建构压力。当前边疆地区活跃着的文化分裂主义极端强调民族原始身份特征而鼓噪民族文化的排外性，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操纵狭隘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对于外部世界的仇恨，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边疆建构造成了很大的妨碍。最后是社会和谐文化建构压力。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网络文化逐渐普及，信息流动速度加快，各种腐朽和反动的思潮沉渣泛起，喧嚣不已，也侵扰到了原本宁静而淳朴的边疆地区，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对边疆和谐文化建设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六、社会安全
社会安全是边疆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部分。随着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边疆地区也逐渐步入了一个矛盾多发期，社会问题凸显、社会矛盾积聚、社会风险增加，社会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已经成为影响边疆稳定、人民安全和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我国边疆社会安全问题的类型十分丰富，既包括跨境犯罪引发的社会安全问题，又包括跨境流动引发的社会管理压力问题；既包括社会分化过度引发的阶层固化和社会流动阻滞的问题，又包括民众权利受损进行非规范化权利救济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问题；既包括社会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民众恐慌问题，又包括极端暴力恐怖事件引发的民众流血与社会恐慌问题等。
当前在我国边疆社会安全的问题体系中，具有全局性、严重性和深远性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矛盾及其引发的群体性“底层抗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行进之中，却尚未能建构起完善而系统的权力制衡体系，尤其在社会权利和公民权利反制政治权力方面乏善可陈。而我国边疆地区的历史起点和发展模式又决定了政府在地方赶超式跨越式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政府功能的宏大和权力制衡的欠缺使得权力之恶的内在本性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彰显，政府在经济理性驱动之下频频与民争利。边疆公共服务的单薄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衡化和碎片化，无形中又放大了民众利益受损的负面效应。再加上当前边疆地区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权利救济的制度和民众法治意识的缺失或淡薄，社会民众往往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进行集体性的底层抗争，抵抗政府对民众个体和集体利益的吞噬，由此产生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当前我国边疆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逐渐走高的趋势，参与人数及发生规模相对以往都有所扩大，对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其二是极端暴力恐怖分子在边疆地区频频制造的严重暴力犯罪流血事件及此产生社会风险“扩散效应”的问题。在边疆地区，以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为代表的“三股势力”，互为表里、狼狈为奸，不仅对所在地区的地缘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边境民族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400]。近期以来，“三股势力”不断分进合流，在边疆地区大肆制造各种严重的暴力恐怖流血事件，给边疆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并在现代通讯和媒体的扩散和放大之下，产生了大范围的社会恐慌。尤其是2013年北京的“10·28”暴力恐怖事件和2014年昆明的“3·01”暴力恐怖事件，彰显着极端暴力恐怖势力已经外溢出南疆，开始向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和民族团结示范区域蔓延的危险态势。此外，我们还要注意极端暴力恐怖分子可能会出现的低龄化、妇女化人弹袭击的趋势，要对“三股势力”策划的将恐怖活动引向国家政治经济中心，以及东部和沿海发达人口集中区的发展态势给予高度关注，并且，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尤其要注意恐怖分子谋求核材料、生化武器的可能。[401]
第三节境外势力的宗教渗透及越境活动
边疆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存着同源同种的历史、声气相通的传统、生活习俗的同一、宗教信仰的共通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及我国周边国家的一些敌对势力，利用我国边疆地区固有的民族特点和宗教特点，不断推陈出新地大举进行宗教渗透及越境活动，严重地影响到了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国家认同安全和政治认同安全，已经成为了我国国家总体安全建构的一大妨害。我国的边疆治理和边疆防御必须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一、我国边疆地区的宗教渗透
在当今世界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组合而成的民族国家体系中，和平与发展虽然是时代的主流，但是国家之间的博弈与角力、竞争与对抗却依然是一种不可避免国际常态，并且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竞技，已经不仅仅局囿于国家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之间“有形的争锋”，而更加体现于国家文化软实力“无声的较量”。边疆作为国家地理空间的边缘性部分，是国家地缘政治角力和文化较量的前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与竞技，控制与反制在边疆地区也就凸显的更为淋漓和激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缘政治力量逐渐显现，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忧惧中国的崛起挑战和妨害其既得利益，往往一以贯之地对我国边疆地区展开有组织、有计划、系统性的宗教渗透，试图扰乱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和边疆稳定。自从21世纪以来，境内外一些敌对势力更是变本加厉，利用我国宗教文化全面复兴的契机，开展所谓的“松土工程”、“撒种计划”，进行各式各样的宗教渗透活动。他们打着宗教的旗号，通过偷运书刊、制作音像制品、举办地下讲经点等传统手法，以及鼓动和策反边疆民众出国留学、经商、朝觐等新型手法，恣意地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进行渗透与搅局。
在新疆境外，西方国家在21世纪初设立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之声”、“英国BBC”等8个主要电台、120多个频点，用维吾尔语全天候、长时段地对新疆地区有针对性地进行反动宣传；境外“三股势力”也日趋猖獗和活跃，他们在境外组织出版了维吾尔、哈萨克、藏、蒙古、乌孜别克、汉、英等语言创制的25种反动书籍、报刊、音像制品，印刷了百余种宣传“圣战”和煽动民族分裂的手册，并建立了“沙特吉达电台”等5个广播电台和维吾尔语播音室，每天针对新疆进行反动宣传。2004年以来，新疆公安机关查处和打击的非法宗教活动数量、参与人数、规模等都呈现出上升趋势。2005—2006年新疆全区共收缴非法宗教书刊1.5万余本，录音带和光碟2500多盘，鼓吹民族分裂、威胁、恐吓基层干部群众和爱国宗教人士等内容的反动标语、传单、信件3000多份。[402]2007年上半年，新疆喀什市共查获非法宗教书刊1000余本，非法光盘29张；和田地区共查获非法宗教音像制品6500余张（盒），非法宗教书刊近10000本，查获非法印有宗教图案的日用品竟然高达30000多件。[403]在云南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涉嫌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的组织就多达80多个，其中，活动最为频繁，影响最为恶劣一些分裂组织包括“扎谍老佛祖”、“全世界文蚌族同盟会”、“印缅‘爱与行动’组织”、“缅甸基督教傈僳会”、“缅甸傈僳族神召会”、“仰光华人基督教会”等。这些组织除了直接入境“传教”和境外“交流”之外，还特别善于利用现代科技成果，通过高功率、高覆盖面的广播、卫星电视、国际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工具进行“空中布道”。仅云南边境沿线地区，目前能收听到的境外所谓的“基督福音”广播电台就多达20余个，而且往往采取长时间、大功率、广覆盖的方式，用英语、汉语及多个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例如，早年在怒江传教的美国传教士摩尔斯父子，最近就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建立了一个傈僳语的福音广播电台，每天晚上8点用地道的怒江州福贡地区傈僳语准时开播，怒江州许多信徒每晚准时收听福音广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又如，境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在泰国北部清迈还设有佤语、拉祜语“福音”广播电台，并在靠近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境外设有多个转播站，重点针对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区的沿边少数民族进行宗教宣传。[404]
当前境外的敌对势力，以“拯救灵魂”、“传播福音”为口号，在宗教外衣神圣性的掩护下，干的却是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解构我国国家意识形态、挤压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勾当，他们针对边疆民众发动的一场场“争夺灵魂的战争”，带有明显的分裂国家的恶意性、仇视政府的反动性和极端文化的排他性。比如，新疆一些宗教极端势力就极力宣扬宗教至上论，鼓吹除了安拉什么都不能信，并以安拉的名义来反对党的领导；号召“政教合一”，以伊斯兰教法来反对现行法律和人民政权，主张只有建立在“安拉意愿”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才具有合法性。他们以安拉的名义来排斥一切，把信奉安拉和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国家法纪置于水火不容之境地，认为既信安拉又跟着共产党走就不是真正的穆斯林，是“叛教者”、“卡菲尔”；这些宗教极端势力具有强烈的反政府倾向和赤裸裸的分裂民族、分裂国家的政治目的，叫嚣要“把祖国从异教徒的统治中拯救出来”，“创建一个符合伊斯兰的组织和国家”。他们公开叫嚷着不承认现政府及其法律，“要打倒异教徒”，把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405]境内外敌对势力联手炮制的宗教渗透，极尽污蔑抹黑之能事，以精细化的渗透计划和隐蔽化的渗透手法，极具目的性地针对我国边疆地区部分生活欠佳寻求关怀的弱势群体、价值迷茫寻求慰籍的空虚群体、孤独索居寻求归属的寂寞群体，大肆地开展宗教渗透，严重地影响到了边疆民众的政权取向和政党取向，尖锐地挑战既有的政治秩序；此外，境内外的极端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极端民族势力还号召“圣战”，主张以“圣战”来实践“主命”，频频炮制各种暴恐事件，彰显其存在感，不但严重地威胁了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且在现代传媒的扩散与放大之下，导致了社会大范围的心理恐慌和安全焦虑。
二、宗教渗透与边疆安全风险
当前境内外敌对势力在我国边疆地区开展的宗教渗透活动，欲图与我国争夺信教群众思想高地，销蚀我国的国家内聚力和向心力，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在客观上催生了我国诸多的安全风险。
其一，弱化国家认同。尽管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基础、路径和历程存在差别，但是，现代国家建构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无法回避的历史性任务。[406]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就是传统权威的一个祛魅过程，就是要解除原来依附在皇帝、领主、宗教领袖及其他传统权威身上的忠诚感，将传统意义上的民众蜕变为拥有自然权利的现代公民，[407]并通过统一的文化政策和公民教育体系模铸一种同质性的国民文化，塑造国民对主权国家政治上的理性信仰和文化上的普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民族国家一体化的进程开始向边疆地区纵深推进，国家通过民族精英的内部绥靖、行政权力渗透、政治吸纳、民族权益的保障等各种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不断模铸着边疆地区民众对民族国家的理性认同。然而，我国边疆地区由于自身历史传统和地理区位等多种综合因素的复合影响，边疆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尚存在多重阻滞。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我国国家建构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在边疆地区开展各种宗教渗透活动，在“宗教排异”的反复宣讲和“民族体征”的不断确认中，一些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受到很大的冲击，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不断强化，民族“我者”与“他者”界别意识更是趋于尖锐。
其二，破坏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当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基本任务，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赖以存续的基本前提，它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共同体的兴衰成败乃至生死存亡，因此，建构各个民族共同体、各种政治亚文化群体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理性信仰，就成为建设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本途径，也成为降低政治统治和政治交易成本的基本路径，也因此之故，“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408]当代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正在逐渐完成由传统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的嬗变，日益强调民众的“同意”或“认同”基础上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如果一国能使它的权力在别人眼中是合法的，它的愿望就较少遇到抵抗；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有吸引力的，他人就会自动追随”。[409]而当代境外敌对势力与境内反动势力不断勾结合流展开的宗教渗透，以诋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执政党的清誉、国家治理绩效和主体民族形象为能事，恶意地想象、虚构和编造少数民族的源流史和发展史，为一些极端分裂分子的主张进行理论佐证。比如新疆一些极端分裂势力，就大肆鼓吹“突厥民族至上论”，“汉族侵略论”，“极力歪曲新疆历史，宣扬‘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根本上否认新疆自西汉以来即为伟大祖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否认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友好往来、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事实，把民族关系史说成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仇视和不断征战的历史，称汉族是‘殖民者’，‘侵占者’”。[410]这种混淆视听的政治谎言和极端妄语，如果不及时加以狙击和矫正，就会对边疆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引发政治合法性危机。
其三，解构族际整合。我国是一个民族形态多样、民族文化异质、宗教信仰多元的多民族国家。在我国国家形态的演进与历史的嬗变中，各个民族渊源共生、交相互动，产生了十分复杂的族际政治。这种族际政治，既包括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互动、又包括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同时还包括各个民族与国族之间互动。在我国的族际互动中，各个民族既有合作与协同的一面，又有博弈与竞争一面，更有因为民族文化异质和宗教文化不同而产生抵牾轩格的一面。各个民族之间存在的利益较量、文化歧异和权利博弈决定了国家必须通过族际整合，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之下，借助于各种制度安排和权益保障，在尊重各个民族文化多元的基础上，模塑统一的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建构并巩固各个民族统一的政治屋顶。我国的族际整合，在“求同存异”的价值取向之下，既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各种民族政治亚文化的统摄，又注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对各种民族文化的涵化和包容，为平等、团结、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境内外敌对势力推动的宗教渗透，却对我国的族际整合造成了严重妨害。首先，境外的宗教渗透往往与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分裂主义沆瀣一气，他们抉隐发微于古籍，牵强附会于现实，编造本民族亘古以来的神话，否认我国各个民族渊源共生的历史，人为制造我国族际关系历史联结纽带的断裂风险。如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所鼓吹的“突厥民族至上论”，“肆意扩大所谓突厥民族在历史活动中的时空范围及其历史作用，声称突厥民族早在九千多年前就创造了文字，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等等，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境地”。[411]其次，境外的宗教渗透与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分裂势力相互勾结，极端地强调本民族的共同文化而排斥异民族的民族文化，极力地反对民族和解和宗教宽容，人为地割裂我国族际文化联结的纽带。如泛突厥主义在文化观念就极端排斥他族文化而鼓吹操突厥语民族的“共同文化论”，臆造出一个由“语言共性”、“文化共性”和“历史共性”的“没有祖国的民族统一体”。再次，境内外的宗教渗透与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分裂势力多方联手，将宗教的正信正传、正知正觉置之不顾，歪曲宗教教义，亵渎宗教本义，蒙骗和裹挟信教民众，挑拨民族不满情绪，不断地强化族际分界，煽动民族仇恨，制造社会暴乱，推动各种极端势力与政府之间集体性和政治性对抗，鼓吹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暴力对抗，试图造成我国族际关系社会联结纽带的断裂。这些由宗教渗透发酵而引发的极端民族宗教事件通过“小题大做”，造谣中伤等手段极力煽动民族情绪，吸引各种民族人士和宗教人士参加，将理性的攻击目标和非理性的情绪鼓噪结合在一起，通过制造高强度的恐惧和愤怒升级的激进性行动，肆意制造各种暴力恐怖事件，并在各种暴力恐怖事件中彰显自己的民族存在感和色彩感，误导各种社会群体关于他民族的污名化的“民族想象”，从而达到离间民族关系，激发民族仇恨，分裂国家疆域的政治目的。
三、认同政治视域下的宗教安全建构
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已经成为诱发我国边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渊薮，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宗教渗透的问题，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方针政策，加强爱国宗教力量的建设，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善于管理的宗教工作队伍和具有宗教德识、爱国爱教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在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对境内外宗教势力的恶意渗透予以迎头痛击。不过，追根溯源，宗教渗透与反渗透，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不见硝烟的“认同争夺”，是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以宗教形式外化出来的“诸神之战”。因此，我国宗教渗透与反渗透，归根结蒂，就是“认同政治”的建构问题。所谓“认同政治”，就是多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为寻求自身合法性，从而有意识地运用国家力量来建构、维持、强化或重构社会成员认同感的政治。它是多民族国家通过一系列的认同建构（建设）来整合社会资源、追加合法性及寻求支持的政治实践。[412]就宗教反渗透而言，当前我国认同建构的政治实践主要包括：
其一，国家认同的建构。当前境内外的宗教渗透往往利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生存境遇欠佳而引致国家认同的模糊性、选择性和易碎性的问题，以宗教认同为武器，为我国边疆民众在不可预测的模糊情境中提供虚妄的心灵皈依和改变期许，诱导边疆民众淡化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境内外敌对势力宗教渗透清晰的目标指向决定了宗教渗透与反渗透这场“无声的较量”，其关键就在于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建构边疆民众的国家认同，矫正一些边疆民众将宗教认同（也包括民族认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的不良趋向，实现国家认同在民众自身认同序列中的优先地位和至高地位。而国家认同相对于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优先地位，又是以民族自我权益的增长和福祉提升为前提的。在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在这个复杂结构中的交往关系和交往过程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分配，构成了这个世界政治关怀的核心。他们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意识、以及对自己地位、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感悟，构成了现代民族生活的基本内涵，构成了现代民族认同的标准和内容，同时也构成了追求自我生存与发展、张扬自我个性特征的现代民族运动的思想渊源和行为动力。”[413]因此，当前我们要确保国家认同相对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压倒性优势，就必须在国家层面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切实保障边疆民众的权益，保证国家发展的成果由各个民族、各个族层的民众共享，体现出民众福祉的增长与国家发展的同步性。这是我们狙击境外宗教渗透的基石，也是我们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石，如果没有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均衡发展，如果没有边疆民众权益和福祉的稳步增长，这场国家认同保卫战中胜利的天平很难向我们倾斜。
其二，政治认同的模铸。境外的宗教渗透往往具有攻击我国政治制度的恶意性、丑化我国执政党形象的蓄意性和诋毁国家政治绩效的险恶性，境外宗教渗透中掺杂的政治目的决定了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相应的政治认同建构。首先是政治制度认同的建构。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契约。”[414]如果边疆民众能够对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产生深层次的认同，不但会极大地降低边疆治理的政治成本，而且也会成为抵挡境外宗教渗透的坚固堤坝。因此，当前我们应着重保障边疆少数民族的权利，提升其幸福指数，在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宗教势力的同时，切实维护宗教信仰自由，建构边疆民众对民族区域自治等基本政治制度的信仰。其次是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政治合法性最为根本的依托和理据，我们抵御境外的宗教渗透必须发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能够为各个民族所认同、所接受，成为边疆广大民众内在的稳定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结构，并自觉内化为民众的行动指南和目标追求。最后是政府形象认同的建构。在当代边疆治理的过程中，政府的行为模式和运行逻辑与民众的政治认同是密切攸关的，政府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治认同的外显和表征。因此，在边疆民众政治认同的建构中，地方政府的功能再造和形象重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所谓地方政府的功能再造，即地方政府行使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之外，要更多地凸显公共服务职能之重要地位，并通过拓展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建构社会压力释放阀，解决边疆民族政治输入的困境，从而化解社会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抗争性政治。而地方政府的形象重塑则主要是指政府美誉度提升问题，它一方面要求我们革新传统政府文化的等靠要思想，预防权力消极不作为；又要厘清权力边界，明晰公域与私域之分，合理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权力异化与失范，实现政府文化由人治文化向规制文化的转型。
其三，中华文化认同的建构。在国民认同体系的建构中，如果说政治认同是国民认同体系的顶层设计，那么文化认同则可以称之为国民认同体系的底层依托，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构成国家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两大支柱。就我国的国家演进和文化认同而言，我国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个民族在相互的接触、互动和交流中，相互包容、吸呐和涵化，最终在当代演化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这种中华文化，构成了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总体安全重要的文化屏障。多年以来，境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尤其以“三股势力”为代表，为了瓦解我国边疆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地蛊惑人心，炮制“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人为地渲染和扩大我国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异质性和差异化，刺激和煽动民族身份意识的凸显和界别意识的尖锐，妄图割断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的紧密联系，通过消解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整体性意识，以达到不可告人之政治目的。面对当前边疆地区我国传统中华文化的侵蚀压力与解构危机，我国要与时俱进地推动各个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认同，即通过对传统优良文化的继承，现代公民文化的弘扬和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熔铸中华民族共有的心灵安顿之地。当代中华文化认同建构，并不是要抹煞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实现多元文化间相互尊重、宽容、理解、接纳和学习，它所追求的是一种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和而不同的动态和谐。中华文化的认同建构，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各种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独特性，单纯地寻求中华文化共性认同，也不意味着将文化认同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对本群体、本民族文化的单向认同。它应超越本己文化，从多元文化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学习中，开阔视野，寻求各种文化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中更高层次的更新与整合，寻求具有豁达的胸怀及多元文化的问题解决方式，最终在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基础上实现各个民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第四节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边疆安全形势
中国广袤的地理版图、丰厚的人力资源和独特的地缘位置使其成为西方人眼中的“潜在的超级大国”。改革开放之后，一度冠绝天下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是使得这个“潜在的超级大国”从潜隐走向了崛起。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建构国家安全的努力和主张国家利益的诉求引起了西方和我国周边一些国家的疑惧，在国家利益的考量和国家利益的博弈下，境外一些国家在战略层面不断挤压和侵蚀中国的利益空间，在战术层面以边疆问题为抓手不断迟滞和掣肘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传统边疆安全问题的类型更趋多样，国家崛起过程中的安全压力也不断放大和叠加。
一、地缘政治变迁与边疆安全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迁。为了抢占苏联解体形成的“地缘政治黑洞”，世界主要资本主义纷纷调整其亚太战略，而中国周边一些国家随着国家军事安全威胁压力的舒缓，也相继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比如，越南调整了其对外政策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柬埔寨问题也得到了比较好的政治解决。这就使得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中期以来面临的苏联南下、越南对外扩张的直接威胁大大缓解了。在此背景下，当这些国家重新调整安全政策，关注“威胁”来自何方时，其目光不仅对准谋求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而且也注意到了作为政治大国而走向经济大国的中国[415]。尤其是20世纪末期，经过崛起前的长期准备阶段之后，中国已经步入了崛起的起飞阶段。中国的崛起抬升了西方体系之外的世界版图的地位，使得世界结构中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冷战中一度严重失衡的世界战略力量对比朝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西方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趋于削弱。然而，中国的崛起引发了外部世界的本能反应，世界结构中的主导性大国及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之后的道路选择问题日益忧惧，他们担心中国的发展将会挑战既有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影响国际政治体系的稳定。因为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会与既有的大国争夺国际政治体系的领导权、支配权和影响力，崛起中的大国与既有的大国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和冲突。在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不可阻挡之潮流和必然之事实后，世界结构中的主导性大国及中国周边国家关于中国的崛起，也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模式，大体而言，可以分为遏制、接触、平衡、合作四种类型。其中，对中国崛起构成地缘政治障碍的主要是遏制和平衡两种类型。
以美欧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为了制衡中国的崛起，一如既往地沿用其两手策略，即一方面继续与中国“亲密接触”，以求经济上搭中国崛起的“增长快车”，在政治上试图把中国逐步融入美欧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诱使中国“西方化”，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即做所谓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另一方面，美欧又要继续“防范”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要防范中国的后来居上，避免中国挤占美国及西方传统的经济“势力范围”，在政治上更是要遏制中国发展模式（即“北京共识”）影响的辐射和扩大，在安全上则要加强亚太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前沿部署和同盟体系。此外，他们还有意识地针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了战略布局。“对中国周边国家，包括沿中国边界线从西往南再转而向东的、半月状弧形地带的中亚、南亚、东南亚及东北亚与北亚的蒙古，美欧都将采取以拉、诱为主的策略，阻止其进一步靠拢中国，最少要促使其在中国与美欧之间保持中立。”[416]
而中国周边的一些小国面临中国的崛起，主要采取的则是平衡模式，即相对弱小的国家希望通过大国力量的平衡或利用国际机制约束中国来维护自身利益。中国周边一些国家，自知本国力量无法抗衡与制衡中国崛起，在国家安全的思量之下，纷纷奉行“等距离外交”、“夹缝中的生存”、“大国博弈中的均衡”外交理念，并不断作对外战略的调整。如越南就认为，“在大国关系中，假如不实行利益平衡政策，我们将处于困难境地”，“实行利益平衡而不是摇摆、倒向一方反对另一方”，才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417]而泰国一贯信奉在大国的夹缝中寻求利益、用一个大国来对付另一个大国的外交方针。至于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弹丸小国，但他在各个大国之间也奉行等距离的平衡外交，扩大自身的回旋余地，并发展成为东盟十国的实际领导者[418]。可以说，东南亚国家一些人士对中国长期存在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在他们看来，中国版图所显现出来的地缘政治力量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安全威胁，这也驱动着东南亚一些国家不断想方设法地促成东南亚的国家地缘力量的均势。“一方面，在区外大国之间搞战略平衡。东盟国家普遍对中国实施战略平衡战略，使中国、日本、美国在东亚保持鼎立之势，利用美国和日本的力量侵略牵制中国，同时也包含利用中国的关系牵制美国的意图。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印度推进‘东向’战略，东盟还利用印度的力量，发展新的大国平衡架构。”[419]此外，在中国周边与中国存有领土争端、领海争端的国家，担心中国用武力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因而极力推动区域问题和双方问题的国际化，希望西方一些大国介入彼此之间的争端，同时在大国之间的相互博弈中，乘虚蹈隙，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比如，越南就冀图“悄悄地”但“大力地”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拉拢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同中国讨价还价，从而迫使中国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作出让步。西方国家也乐意于将中国的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国际化，借此遏制和迟缓中国的崛起，如一些西方国家就极力推动中国西藏问题的“国际化”。
二、社会转型与边疆安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系统内部也发生了深刻而急遽的结构性变迁，我国社会逐渐由一个传统社会转向了现代社会、由一个封闭社会转向了开放社会、由一个农业社会转向了工业社会。中国社会体系的转型和政治体制的转轨使得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日益开放，中国也日趋加速地融入了现代世界体系。在急遽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边疆地区也不自觉地被裹挟进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在市场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强势植入之下，传统边疆的社会形态被打破，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组织形式、利益关系都发生了程度不一的强制性变迁。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在边疆地区的交相碰撞，使得我国边疆地区出现了传统农业社会时期所不曾遭遇到的各种新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新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有：
其一，社会分化的问题。社会分化是我国由传统整体性社会走向现代异质性社会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随着现代社会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我国边疆地区也出现了十分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疆覆盖程度和力度尚存瑕疵，社会分配正义机制的建构又尚未完备，这就导致一些困居社会底层的民众被排斥在国家发展成果的共享之外，而大量社会不公现象，又使得民众心态难得理性平和，阶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潜在冲突的可能性。此外，在我国边疆地区，社会分化还与族际分化交织在一起。在边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民族文化、资源禀赋、地理区位、族体规模、发展起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现代化发展过程，各个民族的发展程度也不尽一致，导致了族际分化矛盾的产生。这种族际分化矛盾往往又与社会分化矛盾相互纠缠混杂，使得边疆社会分化的形态更趋复杂。
其二，区域分化的问题。区域分化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相生相随的附加产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优先发展东部地区，再进行西部大开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国家根据各个区域的自然资源区域禀赋的差异性，进行社会资源的非均匀性配给，在短时期内极大的推动了东部地区的发展。然而，非均衡发展战略在迅急地提升了国家整体实力的同时，也使得我国东西部区域空间差距日趋拉大。两者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低悬殊，经济总量难以等量齐观，社会发育程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中西部严重的区域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得边疆地区存在离心的风险，国家区域一体化的难度加大。
其三，毒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央政府的政治高压和严厉打击之下，毒品问题在中国大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绝迹。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启动，中国与世界交流日益频繁，毒品问题死灰复燃，并由边疆、沿海地区逐渐向内陆、周边地区多渠道、全方位蔓延。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西藏毒品问题开始出现并蔓延，境内外贩毒集团和犯罪分子利用西藏独特的地理位置，采取“多头入境、全线渗透”和“大迂回”等方式，从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方向经西藏边境地区将毒品贩运于我国内在省份、港澳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云南地区，境外毒品产销正朝多元化、精细化、合成化、专业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并且，云南毒品犯罪还呈现出线路迂回、人员特殊（外国籍、外省籍的少数民族涉毒人员，以及怀孕和哺乳期妇女藏毒、运毒等）以及零星贩毒肆意蔓延的特点。在广西查获的毒品犯罪中，大部分毒品都经中越边境线入境，形成了“金三角-越南-凭祥-南宁-广东-国内-国际市场”这样一条新的国际贩毒通道，并且体现出贩毒网络家族乡党联结、藏毒方式五花八门、运毒群体老弱病残等诸多特征。[420]
其四，跨境犯罪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边疆地区传统道德的软性约束力度有所淡化，法治的信仰和约束机制又尚未完全建构，再加上边疆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特质，我国边疆地区的跨境犯罪逐渐走向了高发。当前我国边疆地区的跨境犯罪主要包括走私问题、拐卖妇女儿童问题、跨境赌博问题，以及相关跨境暴力事件等。这些跨境犯罪问题，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公共安全，阻碍了边疆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影响了民族关系，是妨碍当前边疆和谐与安全的重要障碍。
其五，跨境流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大国崛起和深度融入世界，我国边疆地区已经不仅仅是我国的军事要塞和战略要塞，而且还日益成长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边疆独特的地缘特质和国家的开放流动使得我国边疆地区的民众跨境流动的现象非常普遍。边民跨境婚姻、跨国务工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这其中既有正常流动的社会因素，又存在一些影响边疆社会安全的潜在风险。比如，在跨境婚姻方面，边民往往寻求传统和习俗的认可，而不谋求法律的同意，导致了我国边疆地区的非法婚姻、非法生育、非法居留现象非常普遍。这不但挑战了既有社会管理秩序而且还存在很多社会安全隐患。在跨境务工方面，中缅、中越边境不少民众没有办理进出入境许可证，没有签订相关的劳务合同，给边境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三、海洋利益的凸显与海权建构
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海陆兼备的地缘属性使得中国具有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潜质，也决定了中国不得不承受地缘政治“战略上两难和和安全上的双重的易受伤害性”。[421]我国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封闭的农陆文明国家，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主要依赖于内陆的生产和流通。中原农耕区域既不存在来自海洋的外敌威胁，自身又无拓展海上贸易的内在驱动。这就导致了中国王朝国家在长期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重陆轻海”的地缘战略取向。然而，建立在王朝国家封闭性演进历史中的地缘战略取向在世界历史进入19世纪之后受到严峻的挑战。西方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开始了世界性的殖民大扩张。古老的中国被远洋而来的西方殖民的坚船利炮所叩开，及至晚清时期，北方俄国虎视眈眈，东南沿海列强压境，中华文明的存续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国陆疆和海疆的严峻危机，清朝朝廷上出现“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孰先孰后之争。最终，腐朽的清王朝试图以陆为主，海陆兼顾，但毕竟国力衰微，心有余而力不足，终至海陆双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的海疆问题逐渐受到了重视。1958年9月4日，我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明确了我国的海岸、海洋岛屿、内水、领海与我国的陆地国土、陆地边疆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982年我国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成为公约缔约国。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了中国海洋权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虽然在理念层面上逐渐注意到了海洋权益维护的问题，然而，由于国家实力、国家治理重心和对外战略的影响，我国的地缘战略取向依然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重陆轻海”的倾向，在实践层面上，我们海洋权益的维护、保障与拓展依然存在诸多方面的不足。
我国长期以来对海疆问题疏于经营和管控，使得当前我国海疆维权形势十分复杂严峻。其复杂性体现在我国与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等8个海域毗邻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进入21世纪以来，周边国家与我国的海洋权益争端日趋激烈。日本不断强化我钓鱼岛的军事存在，菲律宾国会通过专项法案将我黄岩岛等部分岛礁划入菲领土，马来西亚总理登陆我南沙弹丸礁宣示主权，越南政府抗议我西沙群岛的主权宣示。周边的一些国家，采取实际控制、国内立法、国际联盟等多种手段，试图将侵占我海疆事实化、合法化和国际化。日本、菲律宾等国还极力推动钓鱼岛问题和南沙问题国际化，引入美国势力制衡中国，一度导致了中国的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十分紧张。[422]
我国海权问题的严峻性体现在当前我国海洋权益的流失与海洋边疆的挤压在很大程度上逼仄了我国走向世界的战略空间，也影响了我国的国际战略通道的顺畅，其中给中国海权扩张和国家安全造成最明显掣肘的就是岛链锁闭和马六甲困局。就岛链锁闭而言，美国在亚太地区主要有三条岛链：第一岛链由可拉斯加、加留申群岛、日本、韩国等地的基地和驻军组成；第二岛链以关岛为中心，由驻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基地群组成；第三岛链主要由美军的夏威夷群岛的基地群组成。美国的三条岛链，相互依托，递次进击，其攻击范围几乎覆盖了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严重地压缩了我国海洋防御纵深。因此，能否掌握第一岛链的内海制海权和第二岛链的海域战役制海权，是关系到我国大国崛起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就马六甲困局而言，马六甲海峡是连接中国南海和安达曼海的一条狭长水道，与大巽他海峡和望加锡海峡共同成为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通道。马六甲海峡吞吐量极大，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约5万多艘，其中近六成都是中国船只，涉及到了中国80%的石油进口。毫不夸张的说，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控制了中国海上石油生命线。[423]然而，就是这样一条至关重要的能源安全线，我国几乎毫无控制能力，并且迄今为止也尚未能找寻到破解马六甲困局或替代马六甲海峡的良方。可以说，中国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彰显了中国海权防卫的短板，也潜藏着中国能源安全的隐患。
当前中国海洋利益被侵蚀，海洋边疆被挤压的严峻复杂局面已成为掣肘中国崛起的一大桎梏。对于一个陆海复合型的大国崛起而言，没有海权的崛起，陆权的崛起也将失去支撑。美国海权研究先驱者马汉就曾经分析过，“自有史以来，海权都是统治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国家要称霸世界，并在国内达到最大限度的繁荣与安定，控制海权为首要之务。”“海军占据优势，不仅能确保海上交通线，还能够保持通过战争而确立的优势地位。”[424]可以说，大国崛起的理想图景离不开海权的支撑。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海陆兼备而又长期疏于海权经营的大国而言，海权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经济、能源安全问题，更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空间问题。因此，当前我们应该致力于中国海权的“补课”，切实维护和建构中国的海权，这是当代中国崛起迫切而必然的要求。正如美国海军上校、中国海军问题专家戴维·穆勒分析的，当代中国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和领土统一均提出了对海权的需求。经济的现代化依赖于能源和对外贸易，直接导致国家对专属经济区（能源）和一支大型商船的需求，而保障能源安全和实现领土统一需要使用海军力量。在未来，海权将是中国实现上述国家目标的首要手段。[425]
四、利益边疆的拓展与建构困境
边疆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建构的产物，更是发展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期，边疆具有不同的内涵。现实中的边疆概念总是在适应国家治理和发展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地变化、调整和再构建的过程。随着国家利益的多元化，边疆的内涵也更丰富，边疆的类型也更加多元。在全球化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征服世界的能力与日俱进，国家之间的博弈和边疆之间的争夺也更趋激烈。在传统的陆疆角力之外，各种新型的硬边疆形态之间的竞争不断涌现，如海疆、空疆、底土边疆等等。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扩散推动，各种软边疆形态不断被创造并被诸多国家施诸于国家战略，利益边疆就是软边疆的典型代表。利益边疆的出现乃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利益外溢出领土疆域的一个必然产物。“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商品和生产要素突破民族国家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分界线进行跨越国界的流动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而世界各国为了获得发展机遇和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程度不同地主动适应全球化”[426]，由此导致了国家的利益范围以国家疆域为基点，向外围辐射，最终形成了与领土边界交错而不完全重合的新型边疆——利益边疆。利益边疆概念因为深刻而形象地描绘了国家利益外溢的客观现实，并深度吻合国家本土安全的维护并不能满足硬边疆建构的政治发展态势，因此，利益边疆概念被西方政界和学界迅速接受。利益边疆在创制之初，虽然带有美国欲图领导世界的政治野心，但作为一个大国而言，利益边疆的存在，却是不争之事实。中国，作为一个正在民族复兴中崛起的大国，经济实力和国家能力的增长使得我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也越来越融入世界，发展的外部性特征越来越突出：中国的海外投资的数量和质量都在快速增长，而且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在投资、商贸、文化交流过程中，国人的海外活动越来越频繁，居留海外人数大幅攀升；从海外进口的能源和战略性资源的数量越来越多，资源供给地和运输线的影响日渐突出；军事安全和其他非传统安全的外部影响越来越突出，国家安全越来越受制于境外因素。”[427]可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国崛起将中国的利益边疆前所未有的凸显出来了，这客观上要求我们的边疆理论和边疆战略与时俱进地进行调适和建构。
然而，现在中国利益边疆的建构，却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在理论层面，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一些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对利益边疆采取怀疑、否定，甚至是排斥的态度。毕竟，利益边疆概念的形成与使用，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具有相当大的关系。利益边疆的抛出，本身都带有美国主导世界的政治野心和霸权图谋。因此，利益边疆的当代运用，不免使人联想起大国争霸甚至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代划分势力范围的霸权行径。在实践层面，中国利益边疆的划定，必然会引起既有世界政治格局中主导性大国和地缘政治利益相关方的疑虑。在相关军队专家学者对中国的利益边疆展开论证的过程中，西方和周边一些国家就对中国利益边疆的研究与展望抱有十分警觉的态度，认为中国利益边疆的划定包藏着“中国威胁”和“战略野心”。
当然，随着中国的利益边疆在现实层面的不断显现，我们并不能因为当前我国利益边疆的建构存在一定的困境而采取避而不谈的驼鸟态度，这不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所应具有器度，也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边疆日益凸显并放大的客观现实。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时期，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复杂的利益交融与竞争，一个国家将利益边疆的概念和思维运用于国家战略，运用国家力量去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乃至于全球利益已经被许多国家所采纳。很多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全球战略乃至太空战略都折射出利益边疆的影子。这一点在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印度的国家战略中，都有突出的体现，甚至连越南、菲利宾这样的蕞尔小国都试图建构自己的利益边疆。[428]因此，在利益边疆已经逐渐凸显并被诸多国家所接受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拒斥或忽略中国既有利益边疆之事实。中国利益边疆存在并将随着中国的崛起不断外拓决定了我们必须建构中国的利益边疆，并动用国家力量予以保障和维护，但是中国的利益边疆，不管是理论建构还是实践划定，都要注意对利益边疆原初所具有的霸权色彩和强权意味的祛魅。当前中国所建构的利益边疆，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宏大背景建构的利益边疆，它与中国传统的对外战略，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会产生冲突。我们所认定的利益边疆强调的是空间的利益性、边界的模糊性、权利的交互性和利益的交融性。这也就是说当前我们要建构的利益边疆，是在正视国家利益边疆交错性的事实上，承认国家利益边疆可能存在博弈的基础上，更加致力于追求国家利益交融的共享、共构与共赢的利益边疆。
第五节在治理中实现边疆的主动安全
在全球化不断凸显并加速推进的大潮中，古老的中国借着改革开放之势迅速腾飞。在中国崛起和腾飞的过程中，很多传统国家时期未曾遭遇过的边疆安全问题不断地涌现，并与边疆传统的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困扰和影响着边疆的安定与团结。边疆安全问题的凸显也使得边疆安全的建构成为当代中国和平崛起必须予以直面并以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国家实力和国家能力前所未有的提升，我们能够调动的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获得了空前的增长，主动建构边疆安全的意识和实现边疆主动安全的能力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边疆治理和边疆安全逐渐纳入国家治理和国家总体安全的宏大背景下，重新审视我国传统边疆安全建构的不足，完善边疆架构，推动边疆安全建构的深化，正可谓恰逢其时。
一、边疆发展是边疆主动安全的基础
当前我国边疆地区的贫困与人民生活的困苦是边疆传统安全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也是衍生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边疆地区在国家发展格局中的定位都是军事要塞和战略要塞，拱卫核心区域的安全乃是边疆地区一个最为重要的历史使命。而要拱卫核心区域的安全，边疆地区首先要保持自身的稳定。因此，统治阶层向来将边疆稳定看作边疆治理中的重中之重的任务，至于边疆区域的发展则退守为次一级概念。
我国在边疆治理中重稳定而轻发展，其内在原因十分复杂，既有边疆地缘特质的原因，也受到历史缘由、时代背景和国家战略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中华文明长期演变的历史中，边疆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等诸多限制，历史上经济建设长期滞后。同时又由于文化的异质性，边疆政权与中原政权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政治张力。王朝国家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倾向于维持边疆稳定而非发展。正如乾隆皇帝在论及西藏开发时所说：“西藏乃极边之地，其生计风俗，自当听其相沿旧习，毋庸代为经理”[429]。而清人孙士毅说的更为直白：“边氓之气宜静不宜动，此等番民羁縻之足矣，招募垦田，患有不可言者”[430]。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之下，清朝出现了牺牲边疆发展而追求边疆稳定的封闭政策[43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和意识形态的难以通约，周边国家与我国关系相对紧张，边疆地区军事要塞的地位十分凸显，国家从备战的角度出发，投入边疆地区的建设资源很是欠缺。长期以来，我国的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边疆地区，都与周边国家处于紧张状态或对峙之中，在这些地方国家不但放缓了甚至暂停了经济社会开发建设，而且大量军队的驻扎也进一步消耗了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开发的资源[432]。再加上受制于国家实力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影响，边疆地区的发展面貌并未得脱胎换骨似的改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充分把握了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采取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国家经济在国际竞争的超车道中一路高歌。然而，在国家总体实力迅急增长的同时，现代化资源配置中马太效应逐渐凸显，资本向中心区域聚集的天然倾向使得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发展鸿沟日趋加大。与此同时，在现代化浪潮沛不可挡的冲击之下，边疆社会又承受着社会转型的阵痛，进入了矛盾多发期。边疆传统社会所孕育的总体性社会在市场经济的蓬勃兴起中逐渐解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边疆社会的异质性和多元性日趋凸显，原初被压制的利益意识、主体意识迅速觉醒，因为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化而产生的利益分裂、情绪碰撞和矛盾对立成为边疆社会普遍的常态。改革的辉煌与转型的阵痛，传统的扬弃与信仰的迷茫，逐利的驱动与越轨的躁动，成为我国边疆压缩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缩影。由于当前我国边疆尚未建构完善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和制度化的社会不良情绪宣泄渠道，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不良情绪不断滋生和累积，并通过各种难以预知的触发性事件爆发出来。这种社会矛盾事件往往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地缘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稍有不慎，就容易引起各种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稳定成为了压倒一切的大事，也成为了悬在边疆政府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对于社会稳定地方政府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把社会稳定当作边疆治理的头等大事，严阵以待，至于边疆发展，则成为了一件大可从长计议的事。
中国的边疆治理在长期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重视稳定而淡化发展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的形成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然而，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永恒的合理性。随着时代的演进和边疆情境的发展，传统边疆治理固有的稳定取向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凸显。边疆地区欠发达已经成为国家崛起的掣肘，边疆传统安全建构的短板，非传统安全问题产生的渊薮。就国家崛起而言，边疆地区的欠发达，成为了迟滞中国整体性发展的一个重大负面因素，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不断拉大的差距使得国家面临区域一体化的危机，削弱了国家发展的能力，而且边疆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发展鸿沟，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引致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发展差距的想象，影响中国的民族和谐和国族建构。就边疆传统安全而言，不管是军事安全，还是政治安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是最为根本的依托。如果失去了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建设的支持，边疆地区的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建构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石，必然是孱弱无力的。就边疆的非传统安全而言，当前边疆地区的欠发达已经成了诱发边疆非传统安全的源头。对于边疆社会而言，边疆地区的认同安全、跨境犯罪、跨境流动、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等，都与边疆一些民众长期以来生存状况没有得到实质性改观有莫大的关系。对于境外势力而言，我国边疆地区的欠发达和公共服务的薄弱化成为境外国家制衡中国崛起，扰乱边疆安定的绝妙抓手。境外势力开展的宗教渗透和认同争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就是“民心的争夺”，边疆民众久居贫困而迫切希望改观生存状况的要求，为境外的反华活动提供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在边疆治理稳定取向的负面效应已经充分显现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完成边疆治理稳定取向的调适和转换，在边疆治理和边疆安全建构中更加凸显出边疆发展的重要意义。边疆发展的强调与凸显，并不是要淡化边疆稳定的内在价值。只要当今世界一日没有实现康德所谓的永久和平和老子所谓的天下大同，边疆稳定就有其存在的价值。毕意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而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边疆发展之于边疆安全的意义就在于边疆发展是边疆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根基。只有实现了边疆发展，边疆安全和边疆稳定的建构才会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更何况，在中国由国家建设时期走向国家发展时期的当下，大国崛起和国力提升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我们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去推动边疆地区的发展。
二、风险化解是边疆主动安全的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疆社会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发生了种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和社会形态的深刻转化。在国家日益开放和社会深刻变迁的过程中，我国边疆地区不断聚集了各种各样的安全风险，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现代社会的军事安全风险、政治安全风险和各种非传统安全风险在边疆压缩跨越型发展过程中奇特地叠加复合在一起，使得我国边疆社会正在日益蜕变成一个风险社会。随着边疆风险社会的特质不断凸显，各种边疆安全风险以其难以预知的形态和不确定的前景造成了高度的社会紧张和潜在压力，并且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发达和信息的高速流通，一些边疆社会风险（如暴恐事件）又产生了强大的扩散效应，甚至造成了全国性的恐慌。
面对边疆各种社会安全问题的凸显，传统的应对机制是一种撞击-反应式应对模式，即当边疆安全问题产生之后并对社会稳定和民众生活“撞击”并造成较大妨害之后，政治权力对此作出回应并介入其中，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传统边疆安全的建构模式，重事后救济而轻事前预防，往往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其内在短板和不足之处是不言而喻的。为了减少和降低边疆安全问题对边疆社会造成的伤害，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将边疆的被动安全转变为主动安全。而边疆的主动安全，其核心就在于形成安全风险的预防意识和培养安全风险预判能力，并通过建立安全风险的评估机制和预警机制，最大可能地实现对各种安全风险的主动规避。具体而言，其一，树立边疆风险意识。就当代边疆安全风险而言，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都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传统安全问题有一个相对明显的临界点，比较容易把握一些；而非传统安全问题虽然也有一个渐进深化的过程，但是它的爆发临界点却难以预知。这就要求我们在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的过程中，要具有敏感的风险意识，要具有防微杜渐、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理念。在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的冲击下，我国边疆的安全场域（如地缘安全场域、利益安全场域和社会心理安全场域）不断发生着变迁，各种风险的产生与凸显是难以避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的危害性，就必须建立边疆风险的化解机制，包括社会稳定预警机制、民族矛盾调控机制等，及时发现矛盾问题，从源头上主动解决问题、减少矛盾，不断增强边疆治理的前瞻性、主动性、有效性，积极构建源头治理、动态协调、应急处置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的新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防范边疆安全问题的产生与激化。
其二，加强边疆风险分析。在这样一个全球时代，“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也不管我们是如何有权有势或者一无所有，许多新危险和不确定性无不对我们产生影响”[433]。当前边疆风险种类繁复，各种不同边疆安全风险的发生缘由、运行机理、演变程式和社会危害都大不相同，与此相应的是，边疆安全风险的治理主体、治理策略和依托力量都与之有着较大的差距。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有的放矢地消弭边疆不同性质风险，建构边疆总体性安全，就要求我们对边疆风险作系统性分析。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对边疆各种传统风险和非传统风险的类型、发生的可能性、产生的原因、危害程度作整体性的分析与预测，通过全面地解构风险，为边疆安全治理奠定基础。边疆风险分析意味着我们观照边疆安全问题时，要运用多元的理论范式和解释工具，对引致风险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风险扩散，以风险危害相关方进行客观、全面、深入的考察，最终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估算风险可能造成的后果，为边疆拟就安全建构方案提供详实而有力的依据。
其三，提升风险处置能力。风险处置是边疆安全风险消弭和建构边疆安全最为关键也是最为核心的一个环节。所谓风险处置，包括风险消除、风险置换、风险隔离、风险分散、风险延缓、风险补偿等各种各样的具体行动。风险消除意味着从源头上尽可能铲除风险滋生的土壤，如边疆开发与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边疆建设，在某种意义都可以看作是边疆非传统安全问题釜底抽薪式的治理；风险置换意味着两害相权取其轻，即以相对较小的风险替代较大的风险，使风险不至于危及边疆良序运转的底线；风险隔离是指致力于风险传播路径的阻隔和切断，即在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文化渗透风险及其受众之间制造“隔离带”、“防火墙”，防止类似风险扩散和放大；“风险分散意味着通过扩大风险承担区域等方式避免破坏力集中于某一时间或某一地点，降低每个承担主体可能遭受的损失；风险延缓主要是指拖延风险发生的时间，为采取应对措施赢得时间；风险补偿意味着在无法避免或消减风险的情况下预先准备好补偿资源，以降低风险承担主体的实际损失”。[434]
其四，完善风险化解机制。当前我国边疆风险的多样性、复杂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当代边疆安全的建构和风险处置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只能是一个长期而细致的建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非常态的公共危机处理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常态情况下建构边疆各种安全风险的化解机制，将边疆安全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譬如，就当前我国边疆社会安全风险而言，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的推进，我国边疆发展既迎来了十分重要的战略期，也步入了社会转型的矛盾多发期。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中蕴藏了非常多的社会风险，社会矛盾繁多。由于当前边疆社会利益“分配的正义”的欠缺，公共服务提供严重不足，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十分狭窄，基层社会的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缺乏必要的释放途径而导致了社会风险不断淤积与叠加。这就要求我们在边疆安全的建构中，在边疆安全风险尚未由潜隐走向爆发的过程中，建构边疆民众利益协调机制、特殊人群管理机制、公民权利救济机制、公民政治参与机制，在源头上和初始端口化解社会风险，做到未雨绸缪而不是亡羊补牢。
三、协同共治是边疆主动安全的关键
在全球化时代和社会转型时期凸显出来的边疆安全问题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问题体系。这个问题体系，不仅表现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相互交织；而且建构对象还是信仰、语言与文化具有十分明显异质性的多民族聚居之地；不仅“守边、管边、控边”的独立性、分散性和涉外性明显，而且“固边、治边、富边”的艰巨性、复杂性和自治性也十分突出。然而，边疆安全问题体系虽然十分繁复，安全建构的主体却十分单一，两者恰恰构成了鲜明的反差。长期以来，不管是王朝国家时期，还是民族国家时期，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都是边疆安全建构中当仁不让的主体。王朝国家时期，边疆安全主要是传统军事安全威胁，再加上民智未开，王朝国家作为边疆安全建构的唯一主体并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效应。在民族国家时期，尤其是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社会转型时期，边疆问题爆炸式的增长，政府作为边疆安全建构的唯一主体，在面临诸多新型的公共事务之时，要么顾虑重重，不愿介入（比如商业性工作者艾滋病的防治），要么主动介入（如戒毒人员的心理关怀），却收效堪忧。可以说，随着边疆安全问题大幅度增长，传统一元型政府管控的边疆安全模式，已经逐渐呈现出势单力薄，捉襟见肘之病灶。此外，虽然我国边疆地区依然存在着非常浓厚的政治贫困和文化贫困的现象，但是在一些边疆地区，现代意义的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孕育和日渐长成之中，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正在觉醒，各种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也渐渐破土而生。因此，在当前我国边疆安全的建构中，我们应该正视各种社会组织的正向作用。善于激发和引导各种社会组织服务边疆。我们强调社会组织在边疆安全建构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不是要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强调边疆安全的建构，要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结合。毕竟，在当前边疆安全的建构中，“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化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435]在当前多元的国家主体中，政府、社会、市场、公民每个参与者所拥有完成一项任务所需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技术和资源，比如政府长于战略规划、宏观调控和主导协调，市场善于资源优化配置，社会组织善于扶危济困与人文关怀，公民的长处在于公共理性和公民德性。这种多元社会所具有资源优势都是边疆安全建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这也决定了边疆安全建构需要政府与多元的社会主体充分发挥社会优势与长处，功能互补，相互合作、协同共进地完成边疆安全的建构。
边疆安全的建构，不仅仅是国内多元建构主体相互合作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中国与周边国家通力合作的问题。由于边疆诸多安全问题都具有跨境的特点，仅仅只是从国内治理角度发力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比如边疆地区的传统安全的建构，就倚赖国家之间睦邻友好的理念、军事互信的担当和超越安全困境的智慧。而对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毒品、艾滋病、走私、跨境犯罪、恐怖主义）而言，尤其是需要国家之间的联动、合作与共同治理。与传统安全不同，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的敌人，这就为国际之间通力合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面对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威胁，我国也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了多种合作，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以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为例。自1997年中国与东盟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议联合声明》以来，中国先后与东盟发表或签署《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备忘录》。2005年东盟与中日韩（“10+3”）的首都警方还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加强东盟与中日韩首都警察局合作的北京宣言》；2009年6月，首届东盟与中日韩武装部队非传统安全论坛又在中国顺利召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从禁毒合作到打击非法移民、贩毒洗钱，从跨境烟雾污染治理到疾病预防，成就斐然。当然，中国与周边国家由于对非传统安全轻重缓急、侧重领域和关注程度不一样，也由于各个国家之间还存在利益差异和国家隔阂，以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深入合作受到了很大掣肘和影响。不过，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国家之间依存度进一步加深，可以想见，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地缘安全方面的多力合作与协同治理将会赢来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创新边疆架构是建构边疆安全的重要依托
边疆架构是“一个描述和分析国家关于边疆的认识、现状和实践的概念，主要指一个由国家主导性的边疆观念、边疆的确定和调整、边疆治理以及作为对这些方面进行总结和概括的系统化认识的边疆理论构成的整体。其意义在于把握一个国家在边疆问题上认识和实践的总体面貌”。[436]我国的边疆架构，经历了秦汉的草创，唐代的发展和明清的演化，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边疆架构大致得到了确立，并形成了以下主要内容：其一，将边疆置于国家主权和领土框架内来看待和界定，传统有“边陲而无国界”的边疆观被彻底颠覆。其二，海洋边疆地位得到凸显，国家对海洋和海岛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海疆意识开始形成；其三，国家将边疆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关键区域，采取大规模实力、稳边行动，全面加强边防和边境管理；其四，国家开展了全面的边疆建设，促进了边疆的巩固、稳定和发展；其五，把边疆置于国际形势尤其是地缘政治格局的总体形势来看待，注重运用国际规则来解决与我国边疆有关的国际争端。[437]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边疆架构的建立，对于国家疆域的巩固、边疆稳定、边疆发展与边疆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自身的状态和国家发展的外部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迁，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安全内涵正在由边疆和安全两个维度不断立体式拓展，其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时代和形势的发展使得固有的边疆架构已经无法涵盖和适应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的国家需求了，这就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完成边疆架构的转型与重构，建构能够解释大国崛起的地缘政治理论、边疆安全理论和边疆治理理论。
作为一个迅速崛起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大国，中国现在发展和创新自己的疆域构想和边疆架构正可谓应时而生。中国建构疆域构想及相应的边疆架构首先就是要进行边疆理论和地缘政治理论的创新，以此来解决中国大崛起中的理论自证问题，否则中国将在西方边疆话语霸语下陷入“言说的贫困”和“崛起的困境”。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关系占统治地位的边疆理论，无论陆疆、海疆、空疆等硬边疆理论，还是利益边疆、战略边疆、信息边疆等软边疆理论，都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源于本国国家政治需要而创建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对美国国际关系、国际地位和国家行为的论证。这些理论要么充当了国家战略建构的理论指南，要么成为了国家全球行为的经典诠释。反观中国自身，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虽然有了巨大的发展和显著的提升，我们关于国家崛起却尚未建构出一种具有国际说服力的，体现中国和平共处、包容和合、发展共赢的地缘政治理论和边疆理论。“一直以来，中国总是困扰于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认为他们的理解在很多场合是误解甚至曲解，但问题是中国本身没有提供给外在世界认识中国的方法。中国不能为外在世界提供能够解释自身国际关系和外交概念和理论，外界就很难理解中国”。[438]既然现有的西方边疆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崛起，也无法从理论上给边疆安全以理论支持，那就需要我们基于中国崛起的本土实践、国家利益和边疆安全形势，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边疆理论。当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边疆理论的建构，并不是要将当前国际社会通行的，并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和接受的边疆理论推倒重铸，而是要在改造西方边疆理论，在剔除其霸权色彩和强权意识的前提下建构我国的边疆理论，这就需要我们在全面把握现代国家理论和疆域理论相衔接，又能服务于中国崛起的疆域理论和边疆理论。
边疆架构的创制在实践层面就是根据国家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凸显边疆治理架构的开放性、整体性、现实性、全面性、建设性，构建一个从陆地边疆到海洋边疆，从平面边疆到立体边疆，从领土边疆到非领土边疆的全方位的完整的边疆架构。[439]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边疆安全观都是内敛式边疆安全观和平面式边疆安全观，注重的是陆地疆域的安全。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与国家的政治沟通、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越来越紧密地结合成利益共同体，边疆安全也与国家周边的地缘政治生态存在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就使得当代国家边疆安全的建构，不能仅仅着眼于陆地边疆安全的建构与维护。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需要以海权为支撑。“雅典的崛起、西班牙的崛起和英国的崛起往往都伴随着国防军事力量对海上生命线的绝对控制。”[440]“从当代战争模式来看，领土边疆无论建设得多么牢固，也无论防御力量部署得多么强大，都无法成为保护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从全球经济运行来看，领土边疆无论海关控制多么严密，也无论企业监管多么精细，都无法成为国家利益外溢的牢固栅栏。”[441]没有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文化边疆和信息边疆的安全，领土边疆的安全也难以得保障。因此，当代我国边疆安全的建构，必须从宏观层面综合考虑边疆安全战略和地缘战略的问题，高屋建瓴、宏观统筹、协调推动、与时俱进，才能实现我国的边疆安全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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