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乡亲们家家户户都要养猪，一来为了“攒粪”，攒粪实际就是“攒工分”；二来为了卖钱——用乡亲们的话来说，养猪是“零钱换整钱”，况且“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只要手脚勤快，猪就不会被饿死，另外残汤馊饭和一天三顿的“刷锅水”，自然也是猪的“美食”。因此，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养猪便成了乡亲们劳作之余的一项家庭“副业”，而卖猪换回来的钱，也就成了乡亲们的一宗“额外”收人，有了这份钱，乡亲们的手头便显得有些“活泛”，拮据的日子也便多了些许宽裕。
养猪首先要买小猪，俗称“抓小猪”。家？乡一带“抓小猪”大多在黄县城（今龙口市黄城）农贸市场里的“猪市”，那里卖小猪的既有当地的，也有外县的，颇具规模。“抓小猪”挺有讲究，最重要的是要买“论窝”卖的，所谓“沦窝”卖就是主人将一窝十来头猪崽一起拿到“猪市”上卖，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从中挑选了，因为凡是只卖三两头的，不是一窝猪崽被人家挑完剩下的，就是一窝猪崽仅存活了三两头，这样的猪崽买回家一般一不好养”。其次则要挑选毛色光滑、滚瓜溜圆的买，这样的猪崽大多肠胃好，买回家一般好喂养。乡亲们常常说，“抓小猪”是“谁抓像谁”，意思是“抓”小猪的人如果泼泼实实、能吃能喝，那么“抓”的小猪便就随了主人的体性，喝口水也能长膘；反之，“抓”回家的小猪，即使顿顿喂金豆子也不肯长肉——这自然是开玩笑，但准不稀罕“抓”回家的小猪能泼吃泼喝、见风就长呢”因此，“抓小猪”既靠眼力，也凭运气。挑中的小猪过秤付钱后，再经过“阉割”一道工序，便就用自行车带回了家，送进圈里之前，有些人家还要在小猪耳朵的背后抹上一点花生油，据说这样不仅可以使小猪不“认生”，而且还好养长得快——不必探问这其中有没有科学道理，在那个困窘的年代，乡亲们能把挣点钱的希望于无奈中寄托在不通人性的小猪身上，相信那种虔诚与期盼人人都是可以理解的。
从此，猪圈里便多了一张“嘴”，全家人也就有了一份牵挂，一份希冀。那时候喂猪以粗饲料为主，当然根本不可能有如今这样那样的“激素”——所谓的粗饲料就是粉碎了的地瓜蔓、花生蔓以及青草等，兑上残汤馊饭、刷锅水什么的，用缸浸泡发酵后，就是平日猪的全部营养了。家里人如果勤快，猪是能够经常吃上新鲜的青草野菜的，至于糠瓤萝卜、白菜帮子、破烂地瓜、发霉的五谷杂粮等，搅拌在一起用锅煮熟了，那就是猪的上等饭食了。当然，喂猪是要讲究科学和规律的，什么时候该怎样喂，乡亲们心中自然有数。当猪长到一百五六十斤时，家家户户都舍得在粗饲料里多掺上一些苞米面、花生饼等，这种做法俗称“催肥”；而当猪长到二百左右斤时，就该“出圈”了。因了喂养的精心与否，猪“出圈”的时间自然也就长短不一，一般家庭十个月左右便能喂肥一口猪，倘若超过了一年猪还没有“出圈”，那是要遭到街坊邻居背后笑话的。
那时印象最深的是“送猪”，所谓“送猪”即卖猪，就是将猪送到公社食品站去卖——当时是不允许村人私自屠宰的。“送猪”都在天傍亮时分，先用“好食”将猪喂得肚滚腰圆，目的是为了增加份量多卖几个钱——现在回想起来，那也许就是所谓的农民式的“狡猾”吧——然后，几户人家搭伙从圈里把猪“抓”出来，扎牢四蹄，用杆秤秤过之后，就抬上门外的小推车捆绑好，这才相互吆喝着上了路。
从家乡到公社食品站大约有16里之遥，路远腿累不说，最使人担心的是猪能不能卖个好价钱——因为当时并非以屠宰后的出肉率来计算价钱，而是食品站的人用眼睛大体将猪端量一番，随嘴报出一个等级，然后用剪刀在猪屁股上剪出个记号，即“一等”剪一横，“二等”剪两横，依此类推——现在看来，当时的做法是多么的不科学——然而当时的确如此，而执掌“等级”大权的就是人人敬畏的食品站曹站长，他是外县人，人送绰号“曹胡子”，乡亲们都说此人骄横跋扈，软硬不吃，而且都知道他验猪时有两句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一句是“你的猪不是猪，两头尖尖中间粗”，另一句是“你说顶个臭屁用，我说几等就几等！”对于此人，乡亲们既恨又怕，但又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去讨好他，谁不盼着一口猪多卖个十块二十块钱啊，而当时的十块二十块钱对于一个农民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然而，不管乡亲们背后怎么议论，曹站长验猪时划定的等级基本上还是公正的。
就这样，肥猪“出圈”了，又得去“抓小猪”，日子如此这般地周而复始，然而令乡亲们当时根本不敢想的是，二十年后的庄稼人竟然不用养猪了，只要衣兜里有了票子，就有吃不完的猪肉——自然，亲历了新旧两种生活方式的交替，上了些岁数的乡亲们心中还是有一丝惆怅的，表露出来的便是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无奈的感叹：过去的猪肉多好多香啊，那才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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