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方面，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对台政策电有了新发展。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台湾回归祖国的九条方针，体现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8月3日至8日，针对前几年思想战线的涣散和软弱状态，中宣部召开了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
经济方面，从1981年起，“六五计划”全面实施。为了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行为的调节作用，我国开始对工商税制进行改革。重点工程建设方面，葛洲坝大江截流工程胜利合龙，开始发挥出发电、航运、旅游等巨大的综合经济效益。
在科教文体领域，这一年我国正式实施学位制度。学位设学士、硕士、博士三级。这一制度有利于调动人们攀登科学高峰的积极性，同时促进了高教体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5月11日，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大会决定将对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进行较大改革，以利于加强学术领导，培养优秀人才。9月20日，我国首次用一枚火箭发射三颗卫星，表明中国的航天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一年，体育战线捷报传来。中国女排七战七捷，首次荣获世界冠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忱。
在社会道德领域，这一年我国最引人注目的大事是全国城乡上下深入持久地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党和各级政府把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广大群众也积极参与和支持。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气有所改观。
葛洲坝大江截流工程合龙
1980年1月4日下午7点53分，葛洲坝大江截流戗堤胜利合龙，奔腾不息的长江第一次按照人们的意志从泄水闸滚滚东去，在每秒4720立方米流量的大江上截流，从开始到合龙仅用了36小时零23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亲临葛洲坝截流施工现场表示祝贺。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中国第一大河——长江上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长江穿过三峡，出了南津关后，流向陡转，由东向南，江面也由300米左右扩宽到2200米左右。就在南津关下游宜昌市西郊约5公里处，江中有两个小岛——葛洲坝和西坝，把长江天然地一分为三，即大江、二江和三江。大江是长江的主要河槽，而二江和三江只在洪水期过水。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就是利用这一有利地形，横切长江而建立的。
为了解决湘西、鄂西、豫西、川东内地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用电问题，1970年，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给中央呈上修建长江上的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送给他的《关于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上作了“赞成兴建此坝”的批示。12月30日，由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任工程总指挥，率领施工大军破土动工。总设计师为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曹乐安等。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由于重大技术难题挡路，工程于1972年停工修改设计。张体学1973年逝世。1972年，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亲自找当时的长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和许多专家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作为建坝的最高技术决策机构，组织全国120多个单位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协作攻关，进行技术论证，并于1974年复工。全国1300多家工厂企业集团和科研单位承担了科研任务，全国性的专家会议开了100多次，拿出了上千项科研成果，绘成200多万张图纸，达100多吨重，研制了数以万计的设备。为解决长江每年5亿吨泥沙过坝问题，泥沙专家张瑞谦等提出了葛洲坝“静水通航、动水冲沙”的构想。经南京水利科研所8年的反复验证，证实这一方案可行，为排河防淤这一世界水利史上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方法。
葛洲坝大江截流成功后，1981年6月，水库蓄水，船闸首次试航获得圆满成功，载着试航人员的东方红51号和向阳1号两艘客货轮，在坝前水位高程60米、每秒流量16000立方米的条件下，分别通过葛洲坝2号、3号两座船闸。7月30日起，7台机组相继投产。到1982年2月，葛洲坝工程二江电站3号发电机组正式并网发电，单机容量为125000千瓦。这个机组的投产，使葛洲坝二江电站的装机容量达465000千瓦，平均年发电量达24亿度以上。1984年发电收入达4.6亿元，葛洲坝船闸过船66600多艘次，客运量177万人次，货运量552万吨，比截流前的340万吨多60％。1985年葛洲坝二江、三江工程及其水电机组全部建成。1986年大江电站首批机组投入发电。1988年9月1日，20层楼高的大江1号船闸试航成功。并列于世界最大船闸之林的1号、2号船闸，闸室宽34米、长280米，船闸下首两个闸门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合起来不容穿过一根头发丝。12月10日，当代中国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的葛洲坝水力发电厂建成投产。
1月3日，我国目前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比设计工期提前一年宣告建成。巍巍的拦河大坝全长2561米，坝顶高70米，宽30米，坝顶还有供运行管理和沟通南北交通的铁路和公路，无异于又一座长江大桥。两座水电站：一座在大江，一座在二江，装机21台，容量为271.5万千瓦，每年平均发电139亿度，发电量相当于1949年全国总发电量的3倍多。3座大船闸安全地输送船舶过闸，其中1、2号船闸可吞吐万吨级客货轮和大型船队，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船闸之一。3号船闸闸室宽18米、长120米，可通过3000吨以下的客货轮和民用船队。3座船闸年单向通过能力近期为2000万吨，远期为5000万吨，相当于1980年宜昌港单向通过能力的8至20倍。大坝总库容158000万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大坝使三峡以内100多公里长的峡江水位抬高20米，过去危及航行安全的暗礁险滩尽没水底，通航条件大大改善。27孔泄洪闸和12孔冲砂闸全部开启后，可安全渲泄历史上最大洪水每秒11万立方米的流量。而为鱼类修建的过鱼设施，可以使长江回游性鱼类过坝产卵、繁殖和生产。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正在发挥着它的防洪、发电、航运、灌溉等巨大的综合效益。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排，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对起义、投诚人员的一项重要政策，这项政策，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对于瓦解敌军，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党委按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进行安排使用、团结教育，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许多起义、投诚人员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有的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有的成为专业技术骨干，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担任了领导职务，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台湾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落实最充分地体现在两航起义人员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境遇变化上。
11月9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经中央有关部门和党的地下组织周密安排，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两航”）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由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琳率领，毅然驾驶12架飞机在没有地面导航，没有气象保障，且有遭遇敌机袭击的险情下，胜利飞抵天津、北京。与此同时，留港员工为维护当时存港的71架飞机、仓库、飞机修理厂、电讯修配厂及数千吨设备器材、航空油料，并将这大批资产抢运回内地，与美蒋反动派及港英当局展开了斗争。
两航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一次沉重打击，对港九国民党其它机构的起义，起了带头示范作用，对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起了配合作用。毛泽东、周恩来对这次起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
参加起义的两航员工当时都被分配在民航系统工作。30多年来，起义和留用的两航员工对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同志在抗美援朝，解放西南，开辟西藏航线，国产机的试飞，重要专、包机任务的执行中，成绩优异，立功受奖；有些同志主持和参加了北京、上海、广州等机场的设计和施工任务；有的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为民航培养了大批技术、业务人才，并有发明创造。很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少人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还有许多起义留用的同志，在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伟大事业中，积极主动地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绝大多数起义、留用人员是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
但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受到严重破坏，对起义、投诚人员强加以“假起义，真潜伏”等罪名，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不少人因历史问题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判刑、关押、劳改、管制，或开除公职、强令回乡、株连及家属子女。损害了党的威信，不利于安定团结，甚至使台湾和海外国民党军政人员对我党的政策产生疑虑，造成了严重后果。
中共中央统战部等有关部门，本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深感认真落实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不仅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必要的，而且对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着重大意义。为此，它们于1979年1月6日，提出七项落实政策的具体意见。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17日予以批准执行。这七项意见是：（1）对冤案要昭雪。假案要平反，错案要纠正，做好善后工作。（2）凡因历史问题或主要因历史问题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或其他帽子的，一律摘掉。被判刑的撤销原判，被关押、劳改的予以释放。被管制的予以解除。对他们要恢复公民权，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3）因追究历史问题被开除公职的，能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工资级别。“文化大革命”前处理的，补发工资。不能工作的，作退职、退休处理，被开除公职期间计算工龄。原在军队工作的不再回军队。有关问题由原单位协助当地妥善解决。（4）起义、投诚后按当时有关规定资遣回家的，不再重新安排，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无人瞻养的，给予社会救济。（5）在起义、投诚中有重大贡献或影响较大的。可在政治上给予适当安排。（6）对起义、投诚人员的家属子女不得歧视，他们入党、入团、参军、开学、就业等不应受到影响。因受牵连失去工作的，准其返回原单位工作，但过去参军的不再回军队，由政府安排。（7）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财物，应退还本人或家属，查无下落的讲明情况，做好思想工作，酌情处理。
1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统战部等6个部门《关于抓紧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总结了自1979年以后落实政策的工作，指出，目前这项工作在有的地区已经完成，有的地区接近完成，还有少数地区任务较重，需要做大量工作。
报告提出，各省、市、自治区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领导小组，对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工作要认真进行一次检查，把问题排排队，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安置的人员进行全面研究。能够解决的问题要尽快解决，不能解决或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要说明情况，做好思想工作。
党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落实，是建立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分。它有利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发展当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时对于团结最广大的爱国者，实现祖国统一有着积极的意义。
严厉打击走私贩私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中国的经济生活巾，走私贩私等严重违法犯罪活动有明显增加，而且在少数地区和少数人员包括许多领导干部中十分猖獗。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已势在必行，而且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大事。
1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走私贩私活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地加强对走私活动特别是海上走私活动的查缉，一切船只包括渔船在内，逃避海关管理、非法买卖商品者，均按走私处理。公安部门和海防边防部队应协助海关查缉走私活动，沿海沿边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广西、云南等，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取缔黑市贸易，打击走私活动，对国家干部、现役军人参与走私或利用职权徇私受贿的必须从严处理。
指示说，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国营和集体的企业、事业单位，民航、铁道、交通、邮政、银行等部门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都要采取措施，防止走私、投机倒把分子利用国家和集体的运输工具和金融流通渠道，贩运走私，投机倒把物品和汇兑赃款。
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对市场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走私活动工作的领导。要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海关、税务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密切配合，统一步调。同时，要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加强监督。
7月，国务院召开了东南沿海三省（粤、闽、浙）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会议要求三省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把反走私斗争继续下去；中央有关部门和其他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主动地予以配合。
会议认为，要取得反走私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关键在于各级领导要统一认识。目前有些领导干部对走私的危害性和打击走私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加上我们的一些管理制度不严，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给走私分子内外勾结以可乘之机。一些企业事业单位、农村社队和机关、团体，不顾国家尊严，贪图私利，违法乱纪，参与走私贩私。会议重申，对涉及内部的走私、贩私活动都要查清事实，分别轻重，依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决不许姑息养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会议决定，要进一步加强广东、福建、浙江三省的海上缉私力量和陆上的查私工作，并且进一步动员各有关部门的力量，群策群力，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对那些走私、贩私集团的首犯和走私暴发户，要依法严惩，决不能手软。要抓住一些典型案件，公开处理，震慑犯罪分子。教育群众。
这次会议还指出，在那些走私、贩私活动严重的地方，要大张旗鼓地进行爱祖国、守法纪、反走私的教育，使广大群众懂得走私、贩私是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造成一种抵制私货光荣，贪小便宜可耻的社会风气。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自觉地抵制糖衣炮弹的袭击，在这场斗争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打击走私犯罪活动》，明确指出，打击走私活动，首先要集中力量破获一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狠狠打击要犯、首犯和惯犯。这些人数量不多，能量很大。他们是私货泛滥的祸根。破获一起大案，惩办几个要犯，就可以解决一批走私分子的问题。对那些首犯、要犯，特别是屡教不改的惯犯，除了没收走私物品。实行罚款以外，还必须根据刑法，给予法律制裁。对大案、要案的查处要从重从快。一定要使走私分子懂得：今日的中国已非昔日的中国，对走私活动，中国政府和人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这次打击走私贩私活动中，全国不少地方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依法严惩了一批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犯罪分子。
2月4日，新华社报道了原广州市电信局党委副书记、局长王维经。因同其妻共谋走私套汇，投机倒把，触犯刑律被依法逮捕之事。初步查明，王维经和其妻王敏自1978年以来，用各种手段向港商、港澳同胞在广东省的亲友套汇港币8000多元，利用职权用人民币偷换外汇兑换券4000元；并通过各种渠道，在香港、澳门、广州潮阳县等地，购买彩电、收录机、电子计算器、手表等商品，先后两次运到山东烟台市和文登县进行高价倒卖，从中牟取暴利。
2月5日，《人民日报》对王维经一案发表评论员文章《发人深思的教训》，指出要争取党风有个决定性的好转，就一定要坚决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违法犯罪活动，越是涉及大人物、大机关的大案件越要紧抓不放，从严处理。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特别是占据要职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予以严厉制裁。
2月，福建晋江县严肃处理了一起县工商管理干部和走私贩私分子勾结，进行走私贩私活动的案件。这一案件，由于晋江县领导机关一些人的干扰和庇护，拖延近两年之久，最后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福建省有关领导机关的直接干预下，排除干扰，才基本上查清了真相，主犯晋江县工商局干部施园目被开除党籍，依法逮捕，进行审理。对此，《人民日报》于1981年2月21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必须严惩执法犯法分子》，文章指出，近年来，一些地区走私贩私活动日益猖獗，规模越来越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一些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占据重要职位的干部，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击中，同不法分子相勾结，狼狈为奸，现已查明，有相当一批走私贩私活动是内外勾结进行的，这些和走私贩私分子勾结的干部掌握着大小不等的权力，有些甚至是相当负责的干部，这就难怪有些走私贩私活动能够披着“合法”的外衣，明目张胆地进行，旁人难以过问。我们必须坚决同这种腐败势力作斗争，严厉惩处那些胆敢执法犯法的党员干部，才能有效地打击走私贩私等不法活动，有效地制止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
为了使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斗争更加深入持久地开展，1982年4月1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如果不引起高度重视，不坚决刹住这股歪风，那么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并非危言耸听，所以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重。我们必须有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邓小平的讲话高度地概括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必要性、特点、任务及其策略。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指出：“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决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成为当时指导打击走私贩私活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打击走私贩私活动的斗争取得了明显效果。各级公安、检察、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了一些走私贩私案件，在短时期内刹住了这股恶风。
广泛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华全国美学会联合发出倡议，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倡议》说，最近党中央号召我们：在进行四化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促进经济调整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倡议，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以使我国城乡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有一个根本改观，让伟大的祖国以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的新风貌出现在世界的前列。讲究文明礼貌，不仅是一个国家社会风气的现实反映，也是一个民族进步的重要标志。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于世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从根本上废除了阶级剥削和压迫，铲除了不文明的祸根，剥削阶级意识和道德观念也受到了有力的荡涤。在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大大发扬，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互助合作和团结友爱的关系，也逐步建立起来。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良好道德风尚，是举世公认、可以为之骄傲的。但在十年浩劫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煽动，是非颠倒，荣辱易位，文明、礼貌和道德修养被打上修正主义的印记。而“打、砸、抢”的野蛮行为，却被戴上“英雄”的桂冠。“四人帮”覆灭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兰中全会以来，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为消除林彪、“四人帮”对我国社会风气的污染做了大量工作。然而，用历史的进步来补偿历史的破坏，不仅要恢复我们民族优良的文明传统，而且要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来，这就需要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作出坚韧不拔的努力。广泛开展以“五讲”、“四美”为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采取的一个实际步骤。
《倡议》指出，树立文明礼貌新风，要从小抓起，从小事抓起，从现在抓起。小孩从学话开始，就要教育他们使用文明语言。在家庭、幼儿园，要对孩子进行讲文明、懂礼貌的教育。儿童上小学、青年进厂、进店、跨进工作大门的第一次教育，都要使他们明了文明礼貌行为准则。在日常的学习、劳动、工作和生产中，都要点点滴滴地潜移默化，逐渐形成讲究文明礼貌的风气。
各行各业都要把自己的业务活动和日常工作同“五讲”、“四美”联系起来，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是社会文明风尚的“窗口”，这些部门的职工要把“文明经商、礼貌待客、方便群众”作为自己为人民服务的主要标志，使人民群众处处感到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温暖，并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他人，影响社会。各级各类学校应该成为倡导文明风尚的主要阵地，不仅要教育青少年懂得讲文明礼貌的意义、要求和知识，而且教师要为人师表、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新人。家庭是培养青少年文明行为的摇篮，每个家长都要把教育训练子女讲文明、懂礼貌作为自己的职责。广大成年人、老年人更要以身作则，成为青少年文明行为的表率。总之，讲究文明礼貌人人有责，都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培养文明礼貌行为和习惯，不仅要依靠人们的信念和道义的力量，还要依靠社会舆论和宣传的作用。各个宣传教育单位和各种报刊，要积极为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恢复和树立文明礼貌新风尚开路。热望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美术、曲艺、舞蹈、摄影工作者，把“五讲”、“四美”作为创作和宣传的一项重要内容，用人民群众中闪烁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火花，去鼓舞人民和青少年向更高的精神境界前进。
《倡议》最后指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爱卫会、学联组织，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同有关部门配合、协作，共同做好工作。各地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遵纪守法、文明生产”活动，“五好家庭”和“好妈妈”活动等，都要和“五讲”、“四美”活动结合起来，相互促进。评选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和三好学生，都应把文明礼貌作为基本要求。
2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要求各级宣传和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积极支持各群众团体开展文明礼貌活动，并把它作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认真抓好。第一，要抓好舆论宣传，造成全社会都来讲文明礼貌的风气。要教育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到，讲究文明礼貌不仅是我们民族的好传统，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二，文明礼貌教育活动要普及到全国，但重点放在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第三，开展文明礼貌活动要从各行各业的实际出发，使活动具体化、经常化。第四，开展文明礼貌活动要同加强城市管理、整顿治安、市容和搞好社会秩序紧密配合。第五，要以’综合治理‘的精神和’统筹安排‘、’分工协作‘的方法，搞好文明礼貌活动。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要互相配合协作，在新的一年中，要把广大群众和青少年发动起来，树立讲文明、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的新风尚，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实现经济调整和社会安定而奋斗！”
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转发了中宣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报告》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并提出，1982年的“五讲四美”活动主要抓好三件事：搞好环境卫生，解决一个“脏”字；整顿公共秩序，解决一个“乱”字；提高服务质量，解决一个“差”字。2月25日，中宣部等16个单位发出《动员起来，扎扎实实抓好“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联合通知》，要求各地一定要把1982年3月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搞好，开个好头，搞出个样子来。2月28日，首都党政军民学200多万人走上街头，打扫卫生，维持交通秩序，宣传文明礼貌，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以浩大的声势和扎实的行动揭开了“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序幕。
4月26日至5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召开了“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17个城市党委的主管书记、宣传部长、团委书记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认真总结了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成果和经验，着重讨论了如何经常地、持久地Yt：／~。五讲四美“活动问题。会议认为，目前，应不失时机地把群众在”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引导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各方面工作上来，努力争取党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在当年有更大的好转。5月2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争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转发的通知指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极其重要的特征。“”文明礼貌活动也要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长期坚持下去。“同时还指出，”结合群众的切身经验和切身利益，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打击邪气、扶植正气，使我们的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也是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的目标“。”因此，全党同志必须充分认识这一历史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自觉性，系统地、有步骤地通过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坚持不懈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把思想教育同具体活动结合起来，切切实实地抓下去。“明确提出了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具体要求，并且从理论上做了进一步阐述。
”五讲四美“活动经过两年的实践，经过两个”文明礼貌月“的普及，已经由学校、商店、服务行业发展到其他各行各业，由城市发展到农村，由内地发展到边疆。1983年的”文明礼貌月“，在上年治理”脏、乱、差“取得显著效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搞好优质服务，建立优良秩序，创造优美环境。同时增加了”三热爱“，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内容，并且同学雷锋的活动结合起来，使整个活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思想，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挥着巨大的动员作用。商业服务、交通邮电、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和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部门和行业，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也有好转，交通事故减少，刑事犯罪率继续下降。植树造林有很大发展，城市净化、绿化、美化工作又有进步。除继续抓好文明”窗口“和清理卫生”死角“外，各地还有计划地组织公益活动，搞了一些带永久性的项目，如修火车站、候车棚，平整道路、植树、种花，建设带状公园、街心花圃等，为城乡环境面貌增添了新的光彩。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1983年3月30日，组成了以万里为主任，邓力群、黄立昆为副主任的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把组织、指导”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真正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具体形式，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并得到他们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党和政府也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把它列为全党全民的一件大事来抓。因而，在短短几年之内，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气有所改观。
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召开
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于1981年5月11日在北京隆重开幕。这次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以来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盛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彭真、邓颖超、赵紫阳、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王任重、薄一波，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陆定一，出席了开幕式。
参加大会的332名学部委员中，新近增补的占70％，他们是全国科学家的优秀代表，分布在24个省、市、自治区、27个部门、44所高等学校和14个研究单位，其中有不少是中青年科学家。
开幕式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主持。严济慈副院长致开幕词。他说，这次盛况空前的大会，是中国科学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以及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关怀下，获得繁荣和发展的。不久前，党中央专门听取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汇报，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党和国家对科学家寄予极大的关怀和期望。回想我们青年时期，许多科学家都有过献身科学，使祖国独立富强的抱负。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这只不过是一种梦想。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国家的中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和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全国科学家才有了更加广阔的光明前景。
严济慈说，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以来，在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下，对团结和依靠我国优秀科学家，发挥集体智慧，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制定全国科学规划，进行学术领导，促进学术交流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摧残、破坏，学部工作中断。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与国务院批准恢复和重建学部。这次学部大会将听取和审议中国科学院工作报告，制定中国科学院院章，听取并讨论各学部的工作报告，选举院主席团，由主席团推选院长、副院长，各学部还将分别举行会议讨论工作，举行学术活动。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将进行较大的改革。这些改革将更有利于加强学术领导，有利于培养人才，这对于中国科学院的建设无疑是意义重大的。
月11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在中科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就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以及发挥学部作用等问题作了报告，并对中科院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希望。
报告指出：”粉碎’四人帮‘后四年多来，中国科学院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努力贯彻中央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根本上扭转了混乱局面，解决了大批历史遗留问题，恢复了科学工作的正常秩序，各项工作取得了进展。主要表现在：（1）拨乱反正，贯彻党的各项政策，把全院工作转到以科研为中心的轨道上来。（2）恢复和整顿科研机构，并进行了初步改革。（3）科研工作稳定地发展，取得了一批有一定学术水平和实际应用价值的成果。培养干部的工作得到了加强。“”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我院广大科技人员和全体职工经过努力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也要看到，’四人帮‘的破坏给我们遗留的问题很多，加上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我们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同国家对我们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首先，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我们对科学事业发展的要求过高过急，同时上马的大的工程项目过多，规模过大。“”其次，管理体制行政化。学术领导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再次，我们对国家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注意还不够，课题有分散、陈旧、重复现象。“”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还没有完全适应工作重点转移以后的新情况。思想教育的内容显得一般化。“为充分发挥学部的作用，加强学部的工作，方毅在报告中谈了几点意见。（1）促使科学技术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应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更多的成果，作出更大的贡献。第二，学部委员都学有专长，又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可以对四化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有价值的意见或建议。第三，希望学部委员在科学技术同社会、经济的结合上，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传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宣传科研成果推广工作的重要意义，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使大家都能学习科学技术，运用科学技术，支持科学技术。（2）根据中国科学院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贯彻办院方针。中国科学院应以”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为办院方针。（3）加强我国科技队伍几个方面军的联系和合作，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即要解决一个体制问题。
最后，报告对科学院的工作提了几点希望：（1）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好的学风。（2）尊重老科学家，寄厚望于中青年科学家。（3）希望在科学院工作的党政干部加强学习，不断提高。
5月18日，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试行章程分总则，领导机构，学部、学部委员，研究所和有关机构，经费，附则共六章。总则部分对中国科学院的性质、任务与方针作了规定，指出：中国科学院是国家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全国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中心。它的任务是办好所属研究机构，并通过它们在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新兴学科等方面的研究活动，作出有学术价值或实际意义的科学技术成果，以及培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富有创造才能和坚韧不拔精神的科学技术人才；研究各学科的发展方向，促进院属研究机构同高等院校以及各部门、各地方科学研究机构的联系、交流、合作，以及在科学普及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所要解决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党和政府的决策起参谋、咨询作用；作为国家学术组织，参与国际重大学术活动，同各国科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
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是：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中国科学院主要承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任务，也承担适当的发展研究；提倡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严谨刻苦、团结协作的学风。
试行章程在”领导机构“一章中规定：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学部委员大会一般每两年召开一次。主席团成员由学部委员大会选举产生，任期4年，连选可连任一次。主席团成员的2／3是学部委员，其他1／3成员由中国科学院党组织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协商提出人选。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副院长，在主席团成员中推选。
试行章程在”学部、学部委员“一章中规定：学部是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在全国优秀科学家中遴选，经中国科学院各学部的学部委员会议选举产生。《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还对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和有关机构作了规定。试行章程既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又适应了新时期发展的需要，对中国科学院的性质、任务、办院方针、组织制度等重要问题作出了规定。这个章程（草案）还反映了中国科学院领导体制改革的精神。
月19日上午，参加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的全体学部委员，聚集一堂，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了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并与当日上午举行了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了3名执行主席。他们是严济慈、李昌、吴仲华。在这次会议上，卢嘉锡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钱三强、胡克实、冯德培、李薰、严东生、叶笃正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月2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了参加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的全体委员，他希望全国科学家们深入到四化建设的实际中去找任务，也深入到新的科学技术领域中去找课题。他还殷切地希望科学家们以奋发图强的主人翁精神，勇敢地担当起把现代科学理论和新技术推向高峰的历史责任。20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还邀请参加这次学部委员大会的300多位科学家到中南海座谈，热烈祝贺这次盛会的圆满成功。
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科学界的又一次盛会。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来自全国的优秀科学家的代表，聚集一堂，讨论、决定科学院的重大问题，民主选举科学院的领导机构，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科学事业领导体制的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
实施学位制度
6月12日，国务院批准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中国设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大学本科毕业生可授予学士；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可授予硕士；硕士研究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可授予博士。学位按下列学科的门类授予：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
《办法》对我国的三级学位和学位评定委员会作了明确详细的阐释。主要内容如下：
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均应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学士学位。
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应当在学位授予单位规定的期限内，向学位授予单位提交申请书和申请硕士学位的学术论文等材料。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在申请日期截止后两个月内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同意申请，并将结果通知申请人及其所在单位。博士学位申请亦是如此。
同等学历人员申请时，应当送交两位副教授、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的推荐书。学位授予单位对未具有大学毕业学历的申请人员，可以在接受申请前，采取适当方式考核其某些大学课程。
硕士学位的考试课程和要求：（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2）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一般为3至4门。要求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3）一门外国语，要求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博士学位的考试课程和要求：（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求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2）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要求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考试范围由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的考试，由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指定3位专家组成的考试委员会主持。考试委员会主席必须由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3）两门外国语。第一外国语要求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第二外国语要求有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的初步能力。个别学科、专业，经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可只考第一外国语。
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博士学位论文或摘要，应当在答辨前3个月印送有关单位，并经同行评议。学位授予单位应当聘请两位与论文有关学科的专家评阅论文，其中一位应当是外单位的专家。评阅人应当对论文写出详细的学术评语，供论文答辨委员会参考。
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答辨委员会根据答辨的情况，就是否授予博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2／3以上同意，方得通过。决议经论文答辨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报送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应当有记录。
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答辨不合格的，经论文答辨委员会同意，可分别在一年、两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辨。
《办法》还就学位评定委员会作了详细规定，指出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授予学位的权限。分别履行以下职责：（1）审查通过接受申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人员名单。（2）确定硕士学位的考试科目、门数和博士学位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的考试范围，审批主考人和论文答辨委员会成员名单。（3）通过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名单。（4）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5）审批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免除部分或全部课程考试的名单。（6）作出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7）通过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人员名单。（8）作出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决定。（9）研究和处理授予学位的争议和其它事项。
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参加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教学人员应当从本校讲师以上教师中遴选。授予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单位，参加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教学、研究人员，主要应当从本单位副教授、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中遴选。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中至少应当有半数以上的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
7月26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在京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审核我国首批有权授予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及其学科、专业名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方面的专家教授400多人。会议分成44个学科评议，分组进行评定工作，历时8天。会议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的”质量第一，逐步开展“的方针和”保证质量、坚持标准、严格要求、公正合理“的原则，对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48个部、委初审后提出的博士和硕士授予单位进行了复审。最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我国首批博士授予单位的专业点805个，可以指导博士的导师1143人，硕士授予单位的专业点2957个。这使得实施学位制度，逐步开展对毕业研究生授予硕士学位的工作，前进了一大步。
实施学位制度是我国教育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它十分有利于调动人们攀登科学高峰的积极性，有利于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实施学位制度标志着我国高教体制逐渐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14人，列席会议者53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主持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1）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全会之前召开了预备会议，对这两个议题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认真的讨论。
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共分8个部分：（1）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2）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3）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4）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5）”文化大革命“的10年；（6）历史的伟大转折；（7）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8）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决议》充分肯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决议》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决议》还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是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纲领性历史文献，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1）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2）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3）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4）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5）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6）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次全会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对于加强中央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和团结一致，保证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充分实现，将起重要作用。
这次中央全会有关人事的变更，经过了长期反复的酝酿。党内外许多人普遍认为，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IT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它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次中央全会之前的酝酿和这次中央全会讨论过程中，大家都认为，有必要进行人事变更，同时对原来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
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的公报指出，“全会相信，如同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经过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而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那样，这次经过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也必将促进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十一届六中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它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已经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于1981年7月1日发表。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直接领导下，从1980年3月开始正式起草工作的。到通过，用了1年零3个月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之际，叶剑英在庆祝会上的讲话，已经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并且指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这次讲话之后，中共中央从1979年11月起，就集中了一些同志，开始阅读各种资料，召开一系列座谈会，为起草《决议》进行准备。
3月，《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开始，邓小平在对起草小组同志的谈话中，对写《决议》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总的原则，提出了三项要求：（1）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关键性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2）实事求是地评价建国以来32年的功过是非问题。（3）在上述两条要求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搞四化。
在起草过程中，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亲自确定《决议》的内容和结构，多次听取汇报，提出具体意见。中共中央还组织不同范围的集体讨论，反复修改这个《决议》草稿，其中比较大的几次是：
8月，第一稿草成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之后进行修改。
10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的高级干部中，共有4000多人参加讨论《决议》第二稿的会议，共用了20多天，起草小组根据这次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3月，第二次修改稿，再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和熟悉党史的部分老同志，分别征求意见。他们有的把意见直接写到《决议》草稿上，有的和起草人面谈，总之都认真严肃地提了宝贵意见。
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另邀部分同志共76人参加讨论、修改。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通过了《决议》，并决定提交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
6月22日至27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30多人到中南海征求意见。
当1981年6月下旬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讨论《决议》时，已是第七次了。
这7次讨论《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待建国32年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态度是郑重严肃的。修改过程中，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表明中共不愧为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制定这样一个《决议》，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提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把思想统一到《决议》的基本结论上来。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具有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目标上来，集中到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上来。
《决议》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部分，概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阐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贡献。这一部分的中心思想说明中国革命的过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
《决议》指出，党从建国前28年历史的两次严重挫折中懂得了排除“左”、右倾干扰，是党领导人民大众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靠的是党，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人民军队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第二部分，“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并列举了10项主要成就。同时，《决议》也指出，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纵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成就与错误，包括严重错误，相比之下，成就是主要的。
第三部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决议》指出，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第四部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一部分是起草、讨论过程中，争论最多、反复修改的部分。主要对“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右倾，三年困难等问题的看法，影响了对十年发展全过程的认识。其后遵照邓小平的意见，对这十年成就，作了如下概括：一是我们现在得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大部分是在这十年奠定的；二是我们的经济、文化建设干部，包括技术人员、领导干部、管理人员以及熟练工人，大部分也是这十年培养起来的；三是我们的建设经验，大部分是这十年积累起来的。
这十年也确实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犯过严重“左”倾错误，但没有支配全局，因为这个时期，党的领导核心，都能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正常进行工作。《决议》指出，这期间的成就与错误，都与党中央有直接关系，毛泽东虽负有主要责任，但不能全都归咎于他。
第五部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决议》首先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列举出来，其核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种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决议》在列举了这些错误论点以后，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郑重严肃的批评。第一，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上混淆了是非。第二，混淆是非必然导致混淆敌我。第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第四，“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述了毛泽东的功过。指出他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同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毛泽东还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党内的问题，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和揭露。包括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政策，包括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国务院、人民解放军能进行必要的工作，四届人大能及时召开，社会主义制度仍能保住，我们的国家仍能保持统一，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
《决议》这部分还讲了党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这个斗争的胜利，表明我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的顽强的生命力。
这部分的结尾，《决议》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十年之久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
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巾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沦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决议》的最后一部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部分值得强调的有三点：（1）四项基本原则是要长期坚持的，是各个方面各个地区工作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可避免地要同那些从“左”的方面或右的方面来歪曲动摇这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2）今后的一切工作，是集中全力实现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所包含的十项方针，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丰富发展。按照这十项方针统一全党的思想、全党的行动，就更能使全党的意志集中，行动统一，步调一致，更有战斗力。（3）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是应该的、正确的；但今后仍需革命，仍需进行革命斗争，仍需要有革命理想，仍要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同样道理，“以阶级斗争为纲”可以不再提了，但对敌情却不能麻痹，不能掉以轻心。
《决议》最后强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斗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因此，可以说，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
《决议》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认为中国共产党有自我批评的勇气，能够更集中力量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年8月3日至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会议议题是，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改变涣散软弱的状态。会议强调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对于那种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要进行严肃、正确的批评和必要、恰当的斗争。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于7月17日同中央宣传部门有关负责人的谈话。8月3日，胡耀邦主席就如何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改变涣散软弱状态的问题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7月17日的谈话，及时抓住党的政治思想领导这个牵涉到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尖锐地指出了思想战线上所存在的问题，提请各级党委、尤其是宣传部门注意。他说，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和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他引用_部分学生的话强调指出：“这样下去要亡国的。”他还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尽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对自由化的倾向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希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六中全会精神和《决议》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整齐步伐、努力工作，使我们的思想战线、文艺战线和其他战线不断取得新胜利。
胡耀邦在讲话中指出，思想战线领导的涣散软弱状态，是全党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分析其原因，研究克服的正确办法。
胡耀邦说，开展批评应该正确对待历史经验。我们党有两种历史经验。一种是正确的历史经验。这就是我们确立了并且坚持了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凡是坚持三大作风的时候，党就兴旺发达。三大作风是不能割裂的，如果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不开展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就只能是空谈。另一种是错误的历史经验，“文化大革命”就是个典型。那种无限上纲，乱批乱斗，乱打一通，永远不能搞了。可是，有的同志往往只想到错误的历史经验，而没有想到我们还有正确的历史经验，他们一听说要搞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反感，就抵制，就反对。他们批评别人可以。别人批评他们就不行，自我批评更不行。这种思想是危险和有害的，是远离马克思主义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
胡耀邦强调全党必须学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增强团结、改进工作。他说，在我们面前，还有两类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或者带敌我性质的矛盾，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还有一种，更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他指出，属于这类矛盾的错误倾向，不教育、不批评、撒手不管，或者批评不当、教育不当，都可能出乱子。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坚持原则。这就是首先要同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保持一致，尤其要坚持中央多次重申在六中全会又一次重申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共同基础。
胡耀邦讲到理论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要加强领导、改变涣散软弱状态时，肯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思想工作政策、文艺政策，坚持不变，同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具体要求。他指出，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代表了一种错误倾向。
他要求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思想战线各个部门必须在思想领导方面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进步。他也要求全党、各级党委、各条战线，在思想领导方面都要有一个较大的进展。哪个地方、哪条战线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主要问题是什么，就集中力量解决什么问题，总之，对症下药，实事求是。
在会议结束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也讲了话。
到会的同志畅所欲言，进行了热烈而认真的讨论。大家认为，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问题，非常及时，十分重要，不仅对思想战线，而且对全局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对于全党和全国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发展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必然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大家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涣散软弱的状态分析了原因，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对如何克服涣散软弱的办法进行了研究，表示决心要有一个显著的改进。
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中央领导同志还有韦国清、余秋里、万里、宋任穷、杨尚昆等。
会议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王任重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的书记、宣传部长，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同志，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文艺、理论、新闻出版工作者等，共300多人。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克服涣散软弱状态是当前思想战线的重要任务》。指出，这次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就是贯彻六中全会的精神，联系思想战线的实际，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克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同时指出，毛泽东同志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称为“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60年来，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唯一有效的方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思想、团结同志，才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把革命推向前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在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在纠正不正之风方面，以及在解决组织问题、人事问题时，也是着重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统一思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动力，没有这个动力，我们不能前进，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通过这种思想斗争，将使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出版界等整个思想战线沿着正确的方向蓬勃发展。
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是党中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联系思想战线实际，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错误倾向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于统一全党认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思想战线的涣散软弱状态起到了积极作刚。
工商税制改革
税收体制是国家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以前，我国税制经过一再简并，主要税种基本上只剩下了工商税和集体企业所得税。这些税种主要担负筹集一部分财政收入的职责，经济杠杆作用的发挥受到极大限制。这套过于简单的税制，显然已远远不能适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搞活的要求。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了税制改革的轮廓设想。指出：国民经济正在进行调整和改革，一方面要求税收积极地发挥组织收人的职能作用，保证国家财政的稳定和平衡；另一方面要求税收进一步发挥经济杠杆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为此，必须对现行税制加以改革。1981年9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明确了税制改革的几项主要原则：
一是适应经济情况的发展变化，逐步恢复一些税种，增加一些税种，使每个税种在生产、经营的每个领域，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二是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润征收所得税，以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稳定财政收入。三是根据国家政策目标要求按不同产品和不同行业规定高低不同的税率，调节生产和消费，使微观经济活动符合宏观决策的要求。四是在价格不能大动的情况下，用税收杠杆来调节一部分企业的利润，适当解决企业之间由于价格和资源条件不同而形成的利润水平悬殊的问题。五是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兼顾地方、部门、企业合理的经济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六是将各项工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相应的财政税收管理权。
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税制改革的原则，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在十年里，我国工商税制改革大体经历了这样的历程：
.建立涉外税制。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做到既有利于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又有利于行使国家对外资企业和外商来源于中国的收入的税收管辖权，必须有一套完整系统的对外税收法规作为保障。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批通过并颁布了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1981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又审议通过并颁布了《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此同时，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分别公布了这三个税法的实施细则，并明确对涉外企业征收工商统一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辆使用牌照税，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涉外税制。
此后，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对外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税法作了适当修改，将合营企业享受免税、减税的期限分别从一年、三年延长至二年、五年。国务院分别于1984年11月发布了《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于1985年4月批准了财政部《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征收工商统一税、企业所得税的暂行规定》，于1986年10月发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对外国投资者在华兴办的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在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减免政策上进一步给予优惠。
.建立与健全所得税制。
根据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的原则，为确立企业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我国从经济改革开始以后，陆续在一些地区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了征收所得税的试点。1983年4月，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按统一办法对国有企业开始征收所得税。随后进行第二步利改税改革。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草案）》。
4月11日，国务院发布了《集体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对原工商所得税的税收负担进行了调整，使集体企业与国有小型企业税收负担水平基本保持一致，体现了公平税负、鼓励竞争的精神。
1月17日，国务院发布了《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适应了个体经济经营规模扩大后，相应进行宏观调控，引导其健康发展的要求。
至此，国家对各种经济性质和不同类型的生产经营单位都建立了所得税征收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为了统一完善所得税制度，明确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关系，1987年，财政部提出了进一步理顺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构想，即统一国内企业所得税制，降低所得税率，所得税后国家与企业实行承包经营等多种形式的利润分配的改革措施，并于1988年在少数城市试点。
.流转税制的改革。
改革前，经过简并的流转税只剩下“工商税”一种，税目、税率也很简单，背离了税收调节经济的职能。1984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等4个条例（草案），将原工商。税一分为四，体现了不同税种在不同经济领域里发挥特定调节作用的原则。同时。国务院还发布了资源税条例，实施对国有资源开发的税收管辖和对资源级差收益的经济调节。此外，还拟定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这些条例分别在1985年2月和1986年9月由国务院发布实施。
后，进一步完善了流转税制，其中心内容是扩大增值税实施范围，以克服产品重复征税的弊病，促进企业在公平税负的前提下开展竞争，促进横向经济联合和改善产业结构。到1987年底，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已扩大到机械、冶金、电子、纺织、轻工等产品。另外，1985年以来，制定了酒类、烟类产品的专项征税办法，扩大了营业税的征税范围，改进了资源税计税方式，结合价格改革调整了部分产品的税率，作出了对进出口产品征、退产品税或增值税的规定。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等文件精神，对流转税的征税办法、税收负担又采取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我国对工商税制的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旧体制下的单一税制开始转向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多种税、多环节、多层次的复税制，基本上适应了开放、搞活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工商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42.2％增至1986年的81.5％。税收日益成为调节生产、调节消费、调节收入，执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经济手段和组织国家预算收人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另外，通过利改税，确立了国有企业所得税制度，使企业向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华北军事大演习
华北军事大演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一次现代条件下大规模的军事演练行动。为了检验部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中央军委决定于1981年9月中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和空军部队，在华北某地举行这次现代条件下的军事演习。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是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在军事指挥、政治工作、后勤保障等方面都获得丰收的一次演习，也是经过充分准备、精心组织、协同准确，各方面工作有条不紊的一次很成功的演习。它标志着我军在提高合成军队协同作战能力、运用现代作战手段对付敌人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军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要方针，把军事训练作为经常性的中心工作，实行训练改革，掀起了练兵热潮。针对现代战争的特点，强调以干部训练为重点，以合同战役战术训练为中心，以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为主要内容，增强了训练的针对性。全军加强了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训练，多次组织了不同规模、不同课题现代条件下近似实战的陆上、海上和空中演习以及核反击作战演习，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这次华北演习和盛大阅兵，就是向党和人民汇报我军加速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建设成果的一次检阅。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检阅演习部队并发表讲话，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习并检阅演习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省军区、野战军和军事院校的领导同志，党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同志，以及当地干部和人民群众代表也观看了演习和阅兵。
这次演习立足于我军现有的装备，考虑到未来的发展，把研究现代化战争放在突出位置，着重提高用现代化战争手段实施防御敌人入侵的能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在现代国防科学技术条件下的作战特点。演习是在经过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沙盘推演、图上作业和实地演练的基础上，以“红”、“蓝”两军从空中到地面展开对阵“激战”的方式进行的。
参加演习的有革命战争年代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有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技术兵种还有空军航空兵和空降兵部队。演习各部队在合成军首长的统一指挥下，撒得开、捏得拢、联得上、合得成，行动迅猛及时，表现了高度的全局观念、纪律观念和时间观念。整师、整团的多军兵种协同动作，无论是陆空之间、步坦之问、步炮之间、前后方之间，还是部队的集结、开进、冲击、穿插、坚守，以及各种保障工作，都能按照协同预案准确地进行。参加演习的人员和车炮攻守进退，按令行止；所有火力袭击，炸点准确；各类型、各批次的飞机，在不同机场、不同距离、不同速度和不同气候条件下，都做到了按时到达“作战”空域。整个演习，各方面的协同都比较成功，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指挥艺术和娴熟的战术技术素养。
演习中，部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部队始终保持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昂的战斗士气。政工干部还注意探索现代条件下战时政治工作的特点、规律、内容和方法，不仅搞了理论研究、拟订了文书、规定和实施方案，而且还参照军事训练和演习的一些方法，搞了沙盘演练、小场地演练、携带通信工具的实施演练等，比较符合实践要求，为战时政治工作积累了经验。
在这次近似实战的大规模演习中，各级后勤机关、保障部门都以临战的姿态，按照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要求切实保证部队以良好的状态投入演习。空军的优良场次率、油料合格率、航材合格率，均达到了100％，各部队还演练了现代化条件下作战的保障指挥，摸索了合成军队与加强兵种统一组织保障的方法，试验了一些现代化保障手段和野战饮食、医疗救护、装备修理、输油加油等革新器材，取得了一些新的数据和经验。这对提高平时和战时后勤等各项保障工作能力，都有重要意义。
演习部队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处处爱护人民利益。演习地区的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也发扬了战争年代拥军支前的光荣传统，从各方面为演习创造了有利条件。军民团结、同心同德是这次演习取得成功、达到预期目的的重要原因之一。
演习结束后，举行了盛大阅兵。邓小平登上敞蓬阅兵车，在受阅部队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陪同下，检阅了陆海空军指战员排列成的53个方队，并向受阅部队发表了重要讲话。接着开始了庄严的分列式。在雄壮的军乐声中，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护卫着“八一”军旗走在前列，后面是军事学校、步兵、海军、空降兵等地面方队循序通过检阅台，接着是摩托化步兵、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和导弹部队的各种车辆，以四路纵队齐头并进，奔驰向前。航空兵部队的庞大机群，编着整齐的队形，浩浩荡荡飞过阅兵场上空。高速歼击机还作了精彩的特技飞行表演。这次阅兵是继1959年国庆阅兵后的一次盛大阅兵，它生动地显示了我军朝气蓬勃向现代化大步迈进的战斗英姿和威武阵容。
这次演习，检验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没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这对全军的建设和训练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演习和阅兵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看到了新时期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和力量，进一步增强了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赢得胜利的信心。用一枚火箭发射三颗卫星。卫星准确人轨，各系统工作正常，不断向地面发送各种科学探测和试验数据。这三颗卫星是中国自1970年4月2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发射的第9颗、第10颗、第11颗人造地球卫星。
一箭多星技术是由于特殊情况的需要。例如在近似同一轨道上需要两颗以上卫星相隔一定的距离，互相配合进行某种探测，这时用一枚火箭发射多颗卫星是最好的方式。如果火箭运载能力有剩余，这种发射方式的优点就更加明显了。它既可以节省多支火箭发射的耗费，又可以减少由于不同火箭运载导致的卫星间轨道误差，一箭多星有两种发射方法，一种是把几颗卫星一次送人一个相同的轨道或几乎相同的轨道；二是分次分批释放卫星，使各颗卫星分别进入不同的轨道。也就是说，运载火箭达到某一预定的轨道速度时，先释放第一颗卫星，使卫星进入第一轨道进行，然后火箭继续飞行，达到另一预定轨道速度时释放第二颗卫星，第二颗卫星就进入第二条轨道，依次类推，逐个将卫星送人各自的轨道，从技术上讲，一枚火箭发射各种不同轨道的卫星是比较复杂的。两种一箭多星方式都要解决许多技术问题。多颗卫星一起安装在一枚火箭的卫星整流罩内，技术上比安装一颗卫星复杂；卫星一次人轨要解决卫星间安全分离的技术问题，卫星分别入轨要解决每颗卫星自火箭分离出时，火箭和卫星间可能出现的干扰和控制火箭精确进入第二种轨道的技术问题；还要解决各颗卫星的各种无线电设备相互干扰的问题，使卫星能协调地工作。
我国成功地实现“一箭三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之一。这表明中国的航天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我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成就，是因为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全国各部门的大力协同，有一支在党的培养下经过实践锻炼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
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等航天技术是巾共巾央批准的“863”高技术发展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的运载火箭技术、人造卫星技术正在跟踪着世界航天科技的最新动向发展，并为国外提供着更多的国际服务。
叶剑英发表台湾回归祖国九条方针
实现祖国统一，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邓小平提出的党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
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台湾回归祖国已经提上具体日程。从此，我国党和政府开展了更为灵活、实效的对台统战工作，把对台政策由原来的“解放台湾”变为“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方针，并首先宣布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所占岛屿的例行炮击。台湾海峡出现了缓和的气氛。
为了促使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981年9月30日，在新中国成立32周年庆典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向台湾当局提出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这就是：“（1）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被动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2）海峡两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为共同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以达成有关协议。（3）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4）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5）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6）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7）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8）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合法权益和利润。（9）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九条方针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1981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共同奋斗》。社论指出，“叶委员长的谈话表明，实现和平统一祖国，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决策，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所谓’统战攻势‘。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对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问题的解决，既考虑到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充分考虑到台湾的现状”。叶委员长所提出的方针政策“都是充分考虑到台湾当局的处境、利益和前途而提出来的，是明确保证了在和平统一祖国时台湾当局和各界人士的利益的。因此，这些政策和办法可以说是最合情合理的”。
社论还说，“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尽早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对等谈判。可以先派人接触，交换意见。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双方就可以开诚布公地充分进行商讨。为了进一步加强和缓气氛，最好先就海峡两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的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提供方便，取得某些协议”。
10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以共产党负责人身份提出邀请欢迎蒋经国等先生回大陆和故乡看看。他是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这一邀请的。胡耀邦说，10天前叶剑英委员长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方针政策的谈话，代表了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我们讲话历来是算数的。台湾人民、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为祖国统一大业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们一定都会热烈地赞助叶委员长宣布的方针政策。全世界关心远东和平的人们听到这些方针政策也是感到高兴的。
胡耀邦强调说，现在我们提出的建议，对于台湾方面没有任何不公平、不安全的地方。如果台湾方面还有不放心的问题，也不妨在双方谈判中提出来研究解决。由于长期隔阂而存在着某种不信任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触、不交谈，怎么能消除隔阂、建信呢？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难题，还要让彼此的力量在对峙中互相抵消，我们将何以上对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以来的先烈，下对海峡两岸的各界同胞和子孙后世呢年10月间，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在接受《嘹望》杂志记者访问时谈了对九条的看法。他说：“需要指出的是，这’九条‘，不是权宜之计的’九条‘，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九条‘，也不是作为一种宣传攻势的’九条‘，更不是将对方的军的’九条‘，而是从国家民族大计大利考虑的’九条‘，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利益，需要这样做。”他强调说：“九条’是我国的最高国策，是长久的战略方针和目标，这是不会变的。”“我们要做的是，把‘九条’不仅仅有利于大陆，也确实有利于台湾当局的道理反复讲清楚。”廖承志详细分析了台湾的经济状况，具体说明台湾只有和大陆合作才有出路。在谈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前景时，廖承志说：“历史车轮转动得往往会比人们预想的要快。”“我们党是乐观的。包括台湾在内，消极悲观的人，最多只占百分之十左右。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人是有信心的。没有可能，不会提出这个问题。正因为有实现的可能性，才提出了这‘九条’。”“台湾人和大陆人是骨肉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骨肉情亲，这是根本的。台湾当局现在虽然要点小孩子脾气，但是他们一直坚持两条：统一祖国，反对霸权。从这两个共同点出发，双方就可以发现更多的共同点。所以，我们是乐观的。”
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对叶剑英的讲话也反应强烈。政协全国委员会10多位副主席举行座谈会，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叶剑英的谈话，表示愿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竭尽全力。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谈话，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及早作出令人满意的反应。
为贯彻执行叶剑英委员长提出的九条方针，有关机关团体、东南沿海省市分别提出相应措施和有关决定，准备对台湾各方面人士归来予以优厚的接待。与此同时，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台湾同学会等团体、组织也纷纷成立，还召开了大陆首次“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人民也作出积极反应，继黄植诚驾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之后，又有马璧教授等知名人士南台湾回到大陆定居。叶剑英委员长的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完全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意愿和根本利益，因而得到了全中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同时，谈话精神也体现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它对于促进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国女排“五连冠”
中国女排“五连冠”，是指1981年至1986年间，中国女子排球队在参加世界大赛中，连续5次获得冠军。
11月，举世瞩目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在日本举行。参加比赛的有上届冠军日本队，奥运会冠军苏联队，世界锦标赛冠军古巴队，还有实力雄厚的美国队、保加利亚队、南朝鲜队和巴西队等世界排坛劲旅。由孙晋芳、张蓉芳、周晓兰、郎平、陈亚琼、陈招娣、曹慧英、杨希兰、朱玲、梁艳、张洁云、周鹿敏组成的中国女子排球队，在领队张一沛、教练袁伟民、邓若曾的率领下，作为亚洲预选赛的冠军队前去参加角逐。这是一场强手林立，世界高水平的争夺战。经过顽强的拼搏，中国女排以7战7捷的全胜战绩，首次赢得了世界冠军，实现了多年的愿望，鲜艳的五星红旗终于在世界排坛上升起。袁伟民获最佳教练员奖，孙晋芳获最佳运动员奖、优秀运动员奖和二传奖，郎平获优秀运动员奖。
第一界世界杯女子排球赛1973年在乌拉圭举行，我国没有派队参加。第二届1977年在日本举行，我国获得第4名。4年后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我国的女排健儿不负重望，终于夺得金杯，揭开了我国大球翻身的新篇章。早在1964年，周恩来总理就邀请日本教练大松博文来我国训练女排。贺龙副总理曾说过“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中国女排的胜利，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愿开始变为现实，极大地鼓舞了亿万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热情和为中华而献身的革命精神。
中国女排荣获冠军的喜讯传来，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国务院向女排发了贺电。贺电说：“你们刻苦锻炼、顽强战斗，获得了冠军，为祖国争了光，为人民立了功。”“你们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忱。我们希望全国人民都来学习你们团结战斗、艰苦创业的精神，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国家体委于12月1日作出决定，授予中国女子排球队“勇攀高峰运动队”的称号，并号召全国体育战线的工作人员、教练员、运动员向中国女排学习：（1）学习中国女排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勇攀世界高峰的雄心壮志；学习中国女排坚韧不拔、勇敢顽强的作风；学习中国女排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学习中国女排同心协力、团结战斗的风格；（2）全国体育战线的同志都要以女排为榜样，振奋革命精神，发奋图强，艰苦奋斗，同心协力，团结一致，把足、篮、排三大球搞上去，把薄弱项目搞上去，为祖国争取更大荣誉。（3）各级体委要扎扎实实地组织学习中国女排的活动。要引导于部和运动员、教练员学习女排的英雄事迹和经验，联系实际，找出差距。在学习的基础上，制订各项工作计划。
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分别授予中国女排“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标兵”和“全国新长征突击队”光荣称号。
中国女排的胜利，打开了我国体育事业向三大球金牌进军的第一个突破口。它向全世界表明，中国运动员不仅可以在小球上取胜，而且有能力在大球上夺得世界冠军。女排的胜利，不但在体育界引起了轰动，而且在全国各界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向女排学习的运动。女排奋起拼搏、勇攀高峰、为国争光的精神，成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推动力。
9月，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在秘鲁拉开战幕，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世界性女子排球赛。参加这次比赛的有24个代表队。美国、日本、苏联、古巴四大强国都来参加比赛，都要夺得这次比赛的冠军，都想打败去年世界杯冠军的获得者中国队。中国队成了“众矢之的”，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这次比赛的分组情况对中国也很不利，中国、古巴、美国、苏联分在一起。中国队如果打好了就可能出线拿得冠军，打不好则进不了前4名，夺魁就无望了。这种情况，中国队在赛前就进行了分析，并且在技术和战术上作了准备。但是，由于估计不足，准备不够，加之有世界杯冠军的包袱，一开始队员们打得谨慎而又紧张，没有放开手脚，竞技状态不如美国队，技术水平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结果，在首场比赛中竞以0：3负于美国队。首战受挫后，队员们并没有灰心，没有气馁，而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寻找失利的根源。在思想上树立了必胜的信心，在战术上进行了重新布置，并且大胆起用新手。在舆论、形势对我们都很不利的情况下，女排健儿凭着一颗为国争光的赤胆忠心，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平时练就的过硬功夫，带着党和人民的重托，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沉着、冷静、大胆、勇猛，硬是从困境中闯出一条通向冠军的道路，在剩下的所有比赛中，越战越勇，频频告捷，连续取得8场3：0的战绩，最后，在决赛中又一鼓作气以3：0战胜了美国队，再次荣获世界冠军。这两次冠军的取得，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坚韧顽强、不屈不挠、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风貌，又一次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女排的雄厚实力。
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以后，中国女子排球队有5名老将退役，队伍实力明显下降。在1983年11月的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中，中国女子排球队以0：3负于日本队获得了亚军。这对连续两次赢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它给中国女排敲了警钟。而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又将到来，中国女排能否保持住名誉，可以说是前程未卜。对此，女排有清醒认识。新陈代谢是必然规律，老的下去，新的上来，必须有一个水平下降的过渡阶段。只有突破技术上的薄弱环节和实现全队的整体配合，才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她们克服困难，苦练基本功，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水平。1984年4月，女排访问美国，取得了6胜1负的战绩，6月到苏联参加中、日、美、苏世界四强国际比赛，取得了6战全胜的好成绩。在两次出访的实践练习中，既锻炼了新生力量，又看到了自己的优势，从而增强了必胜的信念，做好了迎战奥运会的一切准备工作。
9月，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比赛一开始，由于女排求胜心切，过分紧张，在分组比赛中以1比3负于美国队。但这并没有动摇中国女排争夺三连冠的信心。她们及时总结经验，认真做出部署，全队充分发挥高超的技术水平，团结奋战，在决赛中，终以两个直落三局，击败了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对手日本队和东道主美国队，首次捧得奥运会冠军的金杯，实现了“三连冠”的宏愿，使中国女排成为世界排球三大赛中，继苏联男排和日本女排之后第三支获得“三连冠”的球队。当时美国报纸称道中国女排“有智有勇”，华文报纸的头号标题是：“中国女排封后，打遍天下无敌手。”“在1.2万名美国观众的USA狂呼声中，中国女排镇定自若，气度恢宏，力挫美国队。”一份由台湾出资在洛杉矶出版的报纸，形容我女排“攻击如火药，拦网密不透风，强龙压地蛇，直落三局定乾坤”。连一向不服输的日本队总教练也评论说：“中国女排实在太了不起了，向世界证实她们是最好的。”
11月，第四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在日本拉开了战幕。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以后，队伍又一次进行了调整。“三连冠”的老队员只剩下5名，在新老更替的情况下要继续保持荣誉，困难很大。但中国姑娘们全力以赴，力挫群雄，以7战全胜的成绩蝉联冠军，荣获“四连冠”，其中以3：1击败世界劲旅古巴队，以3：0战胜苏联、日本、秘鲁和南朝鲜等强队。世界排坛为之轰动。国际排联主席阿科斯塔赞扬中国与古巴的比赛是国际排球史上很少见的、令人鼓舞的好球赛。这是中国女排继苏联队之后，荣获国际女排的第二个“四连冠”。
，屡建战功的主攻手郎平退役，获得“四连冠”的老队员只剩1人，获得“三连冠”的老队员只有3人，排坛老将张蓉芳出任教练。这支新老结合的队伍，能否继续保持世界冠军的荣誉，为国际排坛所瞩目。
为迎接第十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中国女排作了充分的准备。3、4月份，女排出访欧洲，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解放杯”国际女排邀请赛中，以5战5胜不失一局的成绩夺魁；在意大利访问期间，与意大利国家队交锋2战2胜。5月，中国举办了“海鸥杯”和“黄河杯”国际女排邀请赛，中国、古巴、日本、苏联四强参赛。在沈阳举行的“海鸥杯”赛中，中国女排0：3负于古巴队，获亚军；移师西安再战“黄河杯”，中国队以3：1击败古巴队夺杯。实践锻炼了队伍，使队员的信心倍增，为争夺“五连冠”打下了良好的思想、技术基础。
8、9月问，第十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在捷克斯洛伐克隆重开幕，中国女排以全胜的战绩再度夺冠。整个比赛仅负两局，以较大的优势荣获“五连冠”。
中国女排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世界排球大赛中连续5次获得冠军，谱写了中国体育史上的新篇章。体育比赛是体力的较量、技术的较量、智慧的较量，也是思想和意志的较量。女排的胜利，在于她们在思想、技术、战术、身体、作风等方面，都有扎实的基本功，有为祖国争光的高度责任心和荣誉感，在比赛中不畏强手，敢于拼搏进取；在于她们掌握和运用新陈代谢的规律，以战略眼光，搞好新老合作交替，既依靠主力选手赢得比赛，又注意培养和大胆启用新手。多次调整队伍，使全队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在于她们虚心向其它各队学习，广泛学习各队之所长，补己之所短，使全队技术更为全面，战术更加灵活。
中国女排“五连冠”，打出了一股中国人民坚韧不拔、奋斗不止、自强不息、一定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恢宏志气，开创了我国体育工作的新局面，极大地激发了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了中华体育的腾飞。这是中国女排的骄傲，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必将载人世界体育史册。
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
至1985年是我国实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在“六五”期间，我国继续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了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的胜利，并且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更好的基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也就是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国务院曾拟订出从1981年到1985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基本轮廓和主要指标。当时，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整个国家正在紧张地进行拨乱反正，国民经济正在进一步调整，许多问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行深人研究。必要的资料也由于十年动乱的破坏而很不完整，因此还缺乏编制出一个比较完备的五年计划的客观条件。从1980年起，国务院在抓紧经济调整的同时，对经济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十条方针，经大会审议通过。在这之后，国务院又组织各有关方面对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多次的研究和讨论。1982年，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第六个五年计划草案。
按照党的十二大所确定的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要求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内力争实现我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要求在保证经济文化建设费用逐步增加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条件下，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按照这样的部署，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21.7％，平均每年递增4％，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计划为3600亿元，将兴建一批具有现代水平的新工程，并在部分重点企业中实行重大的技术改造。用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经费计划为967亿元，比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的577亿元增加68％。城乡居民按人口平均的消费水平计划提高22％，平均每年递增4.1％。在此期间。将保持国家财政、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是在调整中稳步发展的计划，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计划，是使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现，同整个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前途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有极为重要的关系。
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还着重谈了如何实现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即“关键在于按照去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和今年党的十二大精神，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从当前国民经济的全局来看，必须切实管好用好计划安排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坚决调整和整顿好现有企业，大力促进社会生产的技术进步，继续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只有这四个方面的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从事经济工作的各级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有显著提高，才能取得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六五”计划最终得以圆满实现。在这五年中，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2％（包括村办工业），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1％（不包括村办工业）；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这速度大体上相当于“一五”时期，高于其他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也高于世界许多国家同期的增长速度。特别是这五年我国农业发展十分迅速，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我国农业总产值从1953年到1980年的28年间，年均增长3.5％，其中增长较快的“一五”时期年均增长4.5％，“五五”时期年均增长5.1％。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的迅速发展，为我国整个经济的全面稳定增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六32”期间，我国若干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粮食年均产量由30530万吨增加到37062万吨，棉花由224万吨增加到432万吨，猪牛羊肉由937万吨增加到1462万吨。从1980年至1985年，原煤由6.2亿吨增加到8.5亿吨，原油由1.06亿吨增加到1.25亿吨，发电量由3000亿度增加到4073亿度，钢由3700万吨增加到4666万吨。这样，上述产品在世界所占的位次也大都提前了。这标志着我国总的经济实力有了显著增强。
“六五”期间，我国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了重大成就，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530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3880亿元。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496个，其中能源、交通项目103个。五年内新增发电机容量1950万千瓦，采煤能力8000万吨，原油开采能力5000万吨，铁路通车里程1500公里，复线里程1500公里，电气化里程2400公里，港口深水泊位吞吐能力1亿吨。现有企业更新改造的步伐加快，共建成投产20多万个，一些行业企业的技术改造水平明显提高，机械行业和电子行业达到国际上比较先进水平的产品品种，有了成倍的增加。这一切不仅促进了“六五”期间经济的稳定增长，而且为“七五”时期和90年代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从财政收入来看，“五五”末期，国家财政出现较大赤字，1979年和1980年合计达300亿元。“六五”期间通过调整和改革，生产发展，流通扩大，效益提高，收入增加。1983年增加127亿元，1984年增加255亿元，1985年增加362亿元，1985年全年总收入1829亿元，实现了收支平衡。在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五五”时期财政收入增加最多，1980年比1975年增加226亿元，“六五”期间则大大超过此数，1985年比1980年增加786亿元，在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预算外资金也大幅度增加，1985年达到1430亿元，预算内预算外两项资金合计比1980年增加了一倍。
“六五”期间，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重新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这期间，国家投入这方面的经费共为1172亿元，和“六五”期相比，增长一倍。这五年间，共获得重要科研成果3.3万项，有937项获国家科技发明奖，其中一部分居世界先进水平。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取得了显著效果。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由1980年的114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170万人。中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开始取得成效，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很快，普及初等教育的工作有了进展，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在全国展开。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各项文化事业和卫生、体育事业都有了新的发展。
“六五”期间的对外贸易和技术交流打开了新局面，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300亿美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翻了一番，在世界上所占位次明显提高，国家外汇储备有了增加。全国通过各种形式使用国外贷款10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53亿美元，在各地建立了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五年间共引进国外技术1万多项，其中有一部分是具有国际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水平的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因此，许多企业和行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此外，我国还在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旅游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我国人民的生活在“六五”期间得到明显改善。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农民人均收人年增长13.7％，城镇职工人均年增长6.9％。城镇劳动就业五年合计为3500万人。（2）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迅速提高，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人民吃得比过去好多了，衣着向多样化发展，耐用消费品特别是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销量大幅度增加。（3）人民居住条件有了改善。“六五”期间城镇住宅竣工面积达6.3亿多平方米，农村新建住房面积32亿平方米。（4）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1985年末达到1623亿元，比1980年末增长3倍。
过去我们长期希望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今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六五”期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消费品货源比较充足，全国除粮、油外已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在“六五”期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六五”期间取得上述成就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了以下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上开始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农轻重协调发展，注重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在经济体制上，开始转向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体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开始转向积极利用国际交换的开放型经济。
在“六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如对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过度增长有时注意不够；对提高经济效益方面缺乏有力的措施和有效的监督；在着力加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的措施没有及时跟上。特别是在“六五”后期，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货币发行过多，对经济稳步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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