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年初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后。提出开放的指导思想是放、不是收。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我国进一步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从南到北连成一线，面向太平洋形成了一条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这是对外开放政策的重大突破。
在刚刚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盛典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经济建设方面，我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一万亿元大关；全国粮食总产量突破8000亿斤大关，全国人均占有粮食800斤，第一次赶上世界平均水平。前些年令人担忧的能源生产大幅度增长。煤、电、油的产量都创历史新纪录。
我国根据邓小平同志“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和英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是我国在洗雪民族耻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征程上的重要突破，它也为解决国际争端、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途径。
在科学、文化、体育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国首次发射实验通信卫星成功，首次赴南极进行科学考察；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开展了向老山前线战士学习的活动；中国体育健儿进军洛杉矶，第一次全面参加世界奥运会便夺得15枚金牌，中国女排荣获“三连冠”。中国健儿在奥运会上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这一胜利震惊了世界体坛，振奋了国威，炎黄子孙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是开拓的一年，创造的一年，突破的一年，因而是辉煌的一年。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显得格外重要。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是我们党的长期战略方针”，“在不断改善农民经济地位的同时，要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和文明村、文明企业、五好家庭活动，增强农民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侵蚀的抵制能力，保证党的各项政策的实施和各项经济任务的完成”。2月6日，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发出《关于1984年“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意见》，要求全国各地、各单位1984年要进一步搞好综合治理，普遍地、扎实地开展建设城乡各种文明单位的活动。各部门、各单位都应把建设文明单位作为1984年和以后“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内容，使之成为经常化、制度化的活动。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在城乡各地开展起来。
2月25日，李先念在发表迎接1984年“全民文明礼貌月”的广播电视讲话时，希望大家以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异成绩，迎接国庆35周年。并提出1984年“文明礼貌月”以创建文明单位为目标，使倡导优质服务，建立优良秩序，创造优美环境的活动更加普及和深入。4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全国文明村（镇）建设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希望各地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有领导有步骤地把建设文明村（镇）的活动开展起来。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国家经委《关于中原油田工农共建文明矿、文明村情况的调查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中原油田区开展工农共建文明矿、文明村的活动，为解决工农矛盾，密切工农关系，巩固工农联盟，改进城市企业和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支援重点建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通知要求一切有条件的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推广中原油田的经验。
8月27日，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团体协同合作，认真整顿好体育场、剧场、游艺场等公共场所的秩序。1985年1月10日，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又提出，1985年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总要求是：抓紧抓实，提高质量，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在着重抓好思想建设、道德风尚建设、法制建设的同时，全面抓好文化建设、公益事业建设和环境建设。1986年2月，共青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少年学习和运用日常文明礼貌用语10个字，即：您好，请，谢谢，对不起，再见。并将这项活动作为1986年“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的要求，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科学地总结和回答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渗透在整个物质文明建设之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决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决议》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单是思想文教部门的任务，而且是各条战线和一切部门的任务，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共同的长期的任务。
11月，全国总工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精神，号召1.2亿职工站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前列，以严格的劳动纪律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体现中国工人阶级的高度文明程度，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去影响整个社会。并提出，全国职工要以“热爱本职，忠于职守，为人民服务，对社会负责”作为共同的职业道德，并向各行各业职工提出了有各行各业特点的职业道德。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要根据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在几年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党和国家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和指导方针。中国共产党也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工作，使这一时期在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并不断探索出新路子，积累了一些可行的经验。
学习华山抢险战斗集体
华山抢险战斗集体指的是以第四军医大学学生为主体并有西安体育学院学生和青年工人及其他群众组成的华山抢险战斗集体。1983年5月1日，西岳华山游人拥挤，堵塞了狭窄的山道。在“自古华山一条路”的登山险道千尺幢地段，接连摔下10多人，使高踞峭壁深谷的二仙桥地段出现了严重堵塞，游人随时都有跌人深谷的危险。在这危急时刻，正在华山游览的第四军医大学的100多名学生和西安体育学院的几名学生及其他群众自动组成抢险战斗集体，冒着被砸伤和撞落悬崖的危险，奋勇抢救几乎是从垂直崖梯上跌落下来的10多名游人；他们忍着饥渴疲劳，以非凡的毅力，穿越25华里的曲折险道。将3名伤员和1名休克病人抬到安全地带，使其转危为安；充分利用刚刚学到的医学知识，为伤员实行紧急救护，并急送医院，使伤员得到及时治疗，脱离险境；还有一部分学员在群众拥挤不堪，随时都有掉入深谷危险的二仙桥地段，主动协助执勤民警维持秩序，沿深谷一侧形成人墙，保护游人安全通过险道。
以第四军医大学学生为主体的华山抢险英雄集体的英雄行为，感人至深，展示了80年代大学生和青年的崭新精神风貌，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签发了《关于嘉奖第四军医大学参加华山抢险人员通令》，表彰了这一模范行为。嘉奖令指出，总后勤部各条战线的广大指战员、职工家属，要认真学习参加华山救险同志的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思想、舍己救人的献身精神、战胜困难的革命意志、彻底负责的高尚品格，争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锋战士。1984年1月2日，新华社播发了这条消息，同时还播发了题为《子弟兵抢险华山道》的长篇通讯，介绍华山抢险英雄集体的英勇事迹。3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一个成功的经验》，号召全国大学生和广大青年积极开展向华山抢险集体的学习活动。
1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华山抢险战斗集体的通知》。《通知》指出，华山抢险救人集体的事迹，具有很大的典型意义。他们的模范行为，回答了许多青年经常在思考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应当怎样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和什么是正确的人生道路的问题。他们的先进思想和事迹，对社会上某些人一度鼓吹的“自我设计”、“自我完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错误思想，是一个极为有力的回击和批判。这个动人事迹，也是在广大青年中进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学习、宣传华山抢险战斗集体的活动，对于贯彻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清除精神污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开创高等学校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加强对青少年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培养一代新人，都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通知》号召全国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干部要认真学习和宣传华山抢险战斗集体，要围绕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这个根本问题，学习他们无私无畏，勇于自我牺牲的共产主义精神；学习他们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学习他们紧密团结，合力排难的集体主义精神；学习他们勇挑重担，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学习他们坚持又红又专，把知识献给人民的崇高志向。
《通知》强调，全国大学生和广大青少年，特别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各级干部都要以华山抢险战斗集体和他们的高尚的思想品质为榜样，紧密联系思想实际，提高自己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争取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开展向华山抢险战斗集体学习的活动，一定要紧密结合各条战线的实际，搞得扎扎实实，卓有成效。
月24日，中宣部等四单位在中南海怀仁堂联合举行表彰大会，隆重表彰了华山抢险战斗英雄集体。余秋里、邓力群、王平、甘渭汉、何东昌、王兆国等，以及首都各高等院校和军事院校的师生代表，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和机关干部代表，以及陕西、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委的负责同志，共1200多人出席了大会。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宣读了中宣部等四单位联合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华山抢险战斗集体的通知》。王兆国指出，这个先进战斗集体的英勇事迹，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大学生和青年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为了发扬这种献身精神，中宣部等四部委共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深入开展学习宣传华山抢险战斗集体的活动。教育部部长何东昌指出，学习不能只停留在对他们事迹的一时激动和感奋，而应对他们的行动进行深入思考，理解他们的先进思想，学习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向英雄集体赠送了锦旗。英雄集体的代表魏兰新介绍了该集体的英勇事迹。
月29日，共青团中央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命名大会。陕西省30所高校的2000名团干部和学生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由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李克强主持。刘延东代表团中央在会上宣读了命名决定。王兆国在会上作了题为《肩负历史责任，争做时代先锋》的长篇讲话。大会授予华山抢险英雄集体以“全国新长征突击队”的光荣称号，授予11名大学生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光荣称号，这11名大学生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徐军、王连刚、胡湖、石俊、姚晨、邓永志、冯国辉、李博、田新军、胡敏和西安体育学院的学生盖文亮。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学习华山抢险战斗英雄集体的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青年纷纷以英雄为楷模，掀起了学优秀赶先进热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
中国的经济特区设立于80年代初，建立后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有些人对兴办经济特区的政策表示不满，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之间变成解放前”。更多的人则持怀疑和观望态度。为了了解创办经济特区的情况。1984年初，邓小平和王震、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南下广东、福建，开始了对经济特区的视察工作。
1月24日中午12时30分，邓小平一行的专列从广州开到了深圳火车站。邓小平身穿涤卡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红光满面，步履稳健地走下火车，和迎候在车站月台上的深圳市领导人一一握手。慈祥的笑脸，感人，亲切。
下午3时30分，邓小平在他下榻的迎宾馆桂园稍事休息后，便听取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工作汇报。梁湘谈到，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快，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跃上7.2亿元，比建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0倍。汇报结束后，梁湘请邓小平作指示。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下午4时40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到当时楼层最高的国贸大厦，登上20层的大厦天台，俯瞰市容。邓小平目光停留在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邓小平仔细地听取和询问了罗湖新城区的规模、设计、施工等情况。梁湘告诉他，罗湖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楼，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梁湘指着对面正在兴建的国贸大厦说，这幢楼要建53层，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建筑占地面积达“2万平方米，那里的建设者们曾创下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听到这些，邓小平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月25日上午9时，邓小平一行来到上步工业区中航电脑公司。这个公司建立于1982年8月，是深圳市首家从事电脑引进开发、推广服务的电脑公司。邓小平一行参观了车间设备，详细听取了电脑技术和软件开发的情况介绍，观看了人和电子计算机下象棋的表演。邓小平说，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编制的都是一批娃娃、学生，他还建议我们要积极培训青少年，指出全中国有那么多娃娃、学生，搞软件是完全有条件的。上午10时30分，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当时富甲全省农村的渔民村，参观了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家的别墅式住宅。与吴柏森家毗连的还有32幢同是180平方米、二层楼高、六室二厅的小楼，构成一片环境优美、经济实用的住宅新区。这是渔民村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于1981年统一兴建的。邓小平看到这些变化非常高兴。询问了渔民村的收入状况，并与吴柏森合影留念。
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濒临深圳湾的蛇口工业区办公大楼，听取工业区董事长袁庚的汇报。他说，1979年，蛇口是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然而，建设这样一个工业区，却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可见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蛇口确实发挥了巨大威力。几年来由客商独资或合资兴办了47家企业，其中30家已投产，10家开始盈利，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已超过澳门。袁庚说，蛇口改革了劳动人事制度，实行招聘和合同制，实行职务工资和浮动工资。几年来的实践，我们体会最深的是：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要同工资制度的改革同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要同步进行。听罢，邓小平微笑颔首。
在蛇口工业区，邓小平首先视察了微波通讯站，而后到合资经营的华益铝材厂和海上旅游中心参观。邓小平为我国首座海上旅游中心挥毫写下了”海上世界“4个字。
几天的实地考察，邓小平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的旺盛生命力有了更直接的感触。离开深圳到达广州，他欣然提笔，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视察完深圳后，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及广东省负责人的陪同下，从深圳到达珠海市，于1月26日至29日，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视察。他听取了省市的工作汇报，先后参观了九洲港、香洲毛纺厂、直升飞机厂、石景山旅游中心等处。他在珠海接见澳门南光公司柯正平、郑华和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先生的时候，高兴地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他在珠海视察的四天里，亲眼看到珠海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取得的成绩，感到十分欣慰，勉励大家进一步办好特区。在即将离开珠海时，邓小平欣然挥毫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这既是对珠海特区的高度评价，又是对经济特区这条路子明确肯定和对扩大开放、更加开放的再次重申。
春节刚刚过去，2月7日，邓小平由广东乘火车来到厦门。2月8日，邓小平视察完东渡港码头，登上”鹭江“号游艇。一边听取省、市领导汇报工作，一边游览厦门鹭江两岸的海上风光。王震特意安排省委书记项南坐在邓小平身边。项南汇报说，厦门特区现在实际上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太束缚手脚，最好能把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说：”我看可以。“在场的省、市领导都高兴地露出会心的微笑。项南接着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而来，这太麻烦。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王震插话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邓小平说：”可以考虑。“然后他又问自由港的政策应包括哪些内容，在场的省、市领导议了一下，由项南归纳起来回答说，主要内容有三点：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
月9日，在厦门大学作短暂停留后，邓小平一行来到厦门湖里工业区。当时的湖里工业区，也就是初期的厦门经济特区，还是一个大工地，刚从深圳过来的邓小平，明显地看到了厦门与深圳的差距。在王震以及省、市主要领导干部项南、陆自奋、邹尔均等人陪同下，邓小平来到特区管委会二楼接待室，听取了湖里工业区建设情况的汇报。当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张笔墨请邓小平题词留念时，邓小平拿起笔来，稍作思考，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同前不久在深圳和珠海的题词一样，都是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殷切的期待、鼓励和鞭策。
月10日上午，邓小平在厦门万石岩植物园冒雨种下一棵樟树，登车北返，结束了对经济特区的视察。
邓小平1984年初对经济特区的视察及题词，以及随后在同中央领导人谈话时提出的兴办经济特区、搞改革开放不是收了腰杆，认清了方向，努力为经济特区的而是放的指导思想，对经济特区的发展是进一步发展而奋斗。一个莫大的支持，它使特区建设者们挺直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年2月间，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厦门特区视察回京后，同几位领导人座谈，讨论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问题，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还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例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很赞成邓小平的倡议，认为进一步开放部分沿海城市，是继续实行开放政策的重要部署。
为了贯彻邓小平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加快步伐，更好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1）建议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港口城市，作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重要步骤。这14个港口城市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些港口城市同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将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2）放宽若干政策，使这些城市及其企业增强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活力；其中有些城市还将创造条件逐步兴办经济开发区，即在老市区之外另划一个有明确地理界限的区域，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便集中地举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等，并采取经济特区的若干政策，给以优惠等。（3）讨论了如何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问题，认为各特区都应改革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使特区的管理能够对国际市场的频繁变化作出灵敏反应，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深圳蛇口的管理经验应在各特区推广。要把特区办成既有发达的物质生产，又有高尚文明的社会风貌，真正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4）关于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的问题，认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福建省要帮助厦门市采取积极切实的步骤，努力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会议还讨论了进一步搞好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加强管理干部和专业人才的培训工作，抓好经济特区和进一步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会议最后起草了一个《纪要》，其中主要谈到两方面：一是放宽外商投资的政策，二是放宽地方管理权限，扩大其自主权。
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通知》说，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重要谈话，以及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就此提出的贯彻落实的意见，是发挥沿海大中港口城市的优势，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新局面，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关系到争取时间，较快地克服经济、技术和管理落后的状况，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一项大政策。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沿海港口城市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等条件较好，势必要先行一步。这些沿海城市在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市场时，应当首先抓好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上一批投资少、周转快、收益好的中小型项目。这样做可以更多更快地积蓄力量，既在财力、物力、人才方面支援全国，又在内外交流过程中总结经验向内地推广。沿海港口城市的情况各不相同，为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开放的形式应多种多样，开放的步骤将有前有后，引进项目的重点要各有侧重。各自都要不断总结经验，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通知》指出，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不能指望中央拿很多钱，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税收低一些，内销市场让一些，使其有利可图；二是扩大沿海港口城市的自主权，让他们有充分的活力去开展对外经济活动。这样做，实际上是对我们现r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若干重要的改革。中央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和这次会议《纪要》的精神，制订一系列具体规定，加强领导班子配备和干部队伍的建设，加强指导检查，保证中央这项重要政策的贯彻落实。
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我国进一步开放了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筹建海南省，实行比特区更”特“的政策。开放14个沿海城市，实行了特区的一些特殊政策，主要包括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这两个方面。关于地方权限，主要是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具体包括：生产性项目，凡属利用外资进行老企业技术改造和建设新厂，凡属建设和生产条件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产品不受国家包销，出口不涉及配额，又能自己偿还本息的项目，国家授予这14个城市市人民政府以必要的审批自主权；非生产性项目，凡属主要靠利用外资、自筹资余和进口器材、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项目，不论其投资额多少，均由各市自行审批，凡按照上述规定权限，由这几个城市自行审批的利用外资项目，与其有关的设备进口、组团出国考察、对外洽谈成交等，均自行审批办理，并按规定上报备案。对到14个城市投资办厂的客商，主要实行以下优惠政策：（1）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中凡属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项目，或者客商投资在三千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报经财政部批准，企业所得税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2）三资企业的客商作为投资进口的生产和管理设备、建筑器材、元器件、零部件、包装物料等；进口自用的交通工具、办公用品；投资的客商和国外技职人员进口的安家物品和自用的交通工具（限合理数量），都免征关税和进口工商统一税。（3）三资企业的产品出口（不含国家限制出口产品），免征出口关税和工业环节的工商统一税。（4）上述企业凡属客商确实提供了先进工艺、生产技术和设备的，其产品可以有一定的比例内销。（5）客商到上述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兴办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除享受到老市区投资的一切优惠待遇外，其企业所得税一律减按15％的税率征收；客商所得合法利润汇出时，免征应按汇出额缴纳的10％的所得税。
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的对外开放开发，从北到南形成了全国全面对外开放的仅次于特区的第二个层次，成为加快经济建设的战略阵地，担负起支援和带动广大内地经济发展的重任，为现代化建设发挥先导作用。尤其是海南岛，实行开放并独立建省后，将成为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试验场，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有益的经验。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城市和海南岛，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主要是：第一，吸引了外资，创汇能力不断提高，引进先进技术，对老企业进行了改造。第二，加快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吸收先进技术，推广科学管理经验，传递经济信息，培养输送人才等方面，支援和带动了广大内地。第三，开展了各项配套改革。第四，有选择地建立了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了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第五，海南实行更”特“政策以来，已初具吸引外资、人才的气候。随着优惠政策的具体化，海南的开放必将获得新的发展。从统计数字上来看，1990年14个沿海港口城市就完成出口商品收购445亿元，比上年增长13.9％，出口创汇113亿元，占全国的21.8％。到1990年6月底，沿海港口城市建立的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温州、北海以外12个城市兴建，其中上海兴办了闵行、虹桥、漕河泾3个开发区）累计实现工业产值达149.5亿元，出口14.66亿美元，企业实现利润18.9亿元，税收15.2亿元，财政收入17.8亿元。其中仅1990年完成的工业产值就达87.6亿元，完成的出口额7.1亿美元。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开发区与城区和腹地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逐步形成对外开放窗口与基地的作用。
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3、4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同时决定在这些城市经过批准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以便集中利用外资，引进技术。
从1984年9月到1985年1月，国务院先后批准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现改为通州）、宁波、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沿海开放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6年8月至1988年6月，国务院又先后批准上海的闵行、虹桥新区和漕河泾为经济技术开发区，1992年又先后批准温州、昆山、威海、营口、融桥、东山等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截至1992年，经国务院正式批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共20个。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经过国家批准、由开放城市兴办、通过实行特殊政策集中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的相对独立的经济技术区域。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目的，是为了积极引进我国四化建设急需的先进技术，特别是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项目和新兴工业项目。我国政府规定在开发区内实行优惠的政策，与客商共同兴办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或者合办科研机构、发展合作生产、合作研究设计、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也欢迎客商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开发区内办独资经营企业。有的开发区还可以发展成为国际转口贸易的基地。
客商到这些城市的开发区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兴办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除享受到老市区投资的一切优惠政策待遇外，其企业所得税一律减按15％的税率征收；客商所得合法利润汇出时，免征应按汇出额缴纳10％的所得税。前提是在开发区内兴建的项目，必须是技术先进的，技术上一般的项目不能建在开发区内。经济技术开发区虽也实行某些类似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但两者也有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在管理体制上，经济特区是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经济技术开发区则是在所在市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和具体管辖下的一块以开发新技术，发展新兴产业为目标的地方。目的是促进开放城市老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换代，开拓新兴产业和国际市场。（2）在经济结构上，经济特区是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的综合性经济；经济技术开发区则以开发工业生产新技术和科研为主。（3）在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上，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不论生产性的或非生产性的，均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只有生产性企业才能享受这一待遇。（4）在减免关税上，经济特区在管理线内进口的生活消费品和市场物资多数是免征或减征关税；经济技术开发区则一律照常征收关税。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方针是：
开发区的产业结构要坚持”以工为主“。只有以工为主，才有利于促进我国现代化的发展。现代工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因素，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开发区只有以工业为主，把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引导到提高传统工业的技术水平和兴办新兴工业项目上，才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所在城市、地区和我国的技术水平。在坚持以工业为主的同时，在第二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上，也要注意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同时开发区也要相应发展一些第三产业，以适应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需要。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济成分要以三资企业为主。开发区实行特殊政策，目的是为了引进外资，集中兴办三资企业，引进我国急需的先进技术。开发区内也可以兴办其他所有制企业，但三资企业应成为区内经济的主要成分，在创造产值、上缴税收和出口创汇方面成为主要力量。内联经济在开发区内也要有相当的地位。兴办开发区的目的就是为了带动所在沿海开放城市及其腹地经济的发展，只有积极发展内联经济，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同时，开发区白手起家，在荒滩荒地上建设，也离不开内联经济的支持。所谓”内联打基础，外引上水平“，系指”外引“”内联“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要以拓展出口为主。国家要求开发区外汇自求平衡。开发区只有以拓展出口为主，三资企业产品以外销为主，才能达到上述要求。此外，更重要的是只有让开发区和三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才能促使它们在竞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壮大成长。以出口为主，并不是一点不要内销。根据”以市场换技术“的原则。要让出部分国内市场以换取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即凡属外商确实提供了先进工艺、新技术设备的产品，要允许一定量的内销经营。国内短缺的、需要大量进口的产品，要允许内销以替代进口，用沿海的”洋货“代替进口的洋货。有些产品虽然国内市场也有，但其品种质量是好的，也可批准适当内销。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崛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出现的又一新生事物，不仅搞活了农村经济，而且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前身为社队企业，发展之初，因重视不够，结构不合理，管理不完善，政策不甚明确，减缓了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为此，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同意报告提出的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的建议，同意报告的内容，并建议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试行。这一报告为我国的乡镇企业的快速、健康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报告分为八个部分，内容涉及乡镇企业发展的必要性，乡镇企业的管理、调整、整顿、技术改造，乡镇企业的经济体制以及其他若干政策问题等。报告指出，发展多种经营，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的战略方针；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人的新的重要来源；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报告指出，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前提，是要进一步提高对发展乡镇企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报告首先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方面，预计到本世纪末，现在农村（包括集镇）范围的劳动力将达到4.5亿人。即使机械化程度提高后，仍将有4／，10以上，即1亿以上的劳动力向农村（包括集镇）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以及家庭工副业寻求出路，否则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我国耕地有限，必须不断地增加资金投入，实行集约经营，农业才能满足社会需要。而这些资金投入的主要来源就是乡镇企业。另外，集体福利事业和其他集体开支也有赖于乡镇企业的利润补贴。当然，乡镇企业又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乡镇企业发达的地方，农民收人已经由主要靠农业转为主要靠乡镇企业。总之，农业逐步现代化，要不断安排多余劳力，筹集大量资金，两者都离不开发展乡镇企业。
在对乡镇企业进行管理方面，报告提出了加强计划指导和实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对乡镇企业要加强计划指导，以便处理好乡镇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同时要指导乡镇企业合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发挥自己的优越性，防止自然资源遭受破坏和环境污染。报告指出当前乡镇企业生产和销售主要靠市场调节，应当逐步增加直接纳入特别是间接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的比重。
在结构调整方面，报告提出要优先发展食品、饲料工业和建材、建筑业、能源工业。报告指出，近几年来，乡镇企业的调整已初见成效，行业结构、产品结构渐趋合理。今后，要指导乡镇企业继续调整，使它适应国民经济的需要，并与农村多种经营、特别是专业户的经营结合起来。就全国范围说，乡镇企业经过调整以后，农副产品加工业、特别是食品工业、饲料工业、建材工业和建筑工业，更重要的是能源工业，应有较大发展。在调整中，要提倡自愿互利的联合经营，要合理布局农村工业，并努力搞好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在乡镇企业的整顿方面，报告提出要争取到1985年把现有乡镇企业整顿好。整顿工作要照顾乡镇企业的特点，不能完全照搬国营企业的办法。整顿内容包括切实加强民主管理，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制，以及改善经营管理、考核职工、整顿财务和杜绝贪污浪费、纠正不正之风等多项工作。
积极推动技术进步也是报告中着重提出的一部分内容。报告建议乡镇企业要从自己的特点出发，采取”适用技术“。企业税后利润的使用，一般应首先注意技术改造方面。报告还就加强技术队伍建设提出了三项措施，内容包括建立培训职工的专科学校，国家分配一部分大专毕业生给乡镇企业，以及允许乡镇企业参照国家标准评定技术人员职称等。
报告还就有关乡镇企业的若干政策进行了规定，内容涉及物价管理、税收、建立扶助乡镇企业基金等7个方面。对政社分设后乡镇企业的经济体制问题也有明确的规定。
多年的实践证明，农村要真正富裕起来，必须改变”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如果我们的农村能逐步做到30％的劳力搞农业，40％搞乡镇企业、商业、服务业，20％搞其它多种经营，10％充实城市工业，这样我们的劳动力就能够在广阔的战线上展开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将使已有的和随着农业逐步现代化而出现的剩余劳力和劳动时间，得到合理利用，为社会创造大量财富，使国家和农民增加收人，也将使工业得到合理布局，实行大中小并举，城乡共同发展。总之，实行几亿农民离土不离乡，积极发展乡镇企业，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方针。
我国首次发射实验通信卫星
4月8日19时20分，中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实验通信卫星。卫星按设计进入了预定轨道，于4月16日18时27分57秒成功地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卫星上仪器设备工作良好，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等试验情况正常。这是中国的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
这颗与地球同步定点卫星是靠中国自己的一枚多级火箭运载着送上轨道的。它运行在赤道上空的6000公里高的圆形轨道上，飞行速度为每秒3.075公里，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的时间相等，运行的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相同，从地面上看，它好象是静止不动的。卫星通信是指通过卫星这个高悬在远离地球的”空间站“，转发或反射来实现地面站相互间的通信。通信卫星同地面任何现有的通信设施相比，有着通信路数多、通信容量大、运用灵活、适应性强的特点。
这颗同步定点通信卫星的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苏联、欧洲空间组织和日本之后，利用本国的运载火箭发射同步卫星的国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4月18日给参与实验通信卫星研制试验的全体同志发去贺电。贺电中说，实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我国航天事业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标志着我国航天技术有了新的飞跃。这对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全国人民也是极大的鼓舞。
庆祝实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大会于4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大会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主持。参加研制、试验的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同首都8000多群众欢聚一堂，共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这一重大成就。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发表讲话，指出这次发射成功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敢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信心和勇气。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成就，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已经跨人世界先进行列。一系列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力协同，联合攻关，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解决重大科技课题的有效的组织形式。讲话要求全军指战员以通信卫星参试人员为榜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掌握现代武器装备的本领，更好地肩负起保卫四化、建设四化的神圣使命。
按设计，这颗卫星的工作寿命是3年。1987年4月16日航天工业部报告了它的消息：这颗通信卫星迄今仍在离地球3.6万公里的静止轨道上出色地执行电话、电视、广播传输和图片、文字传真等任务。广播电视部利用这颗卫星向全国传输了电视，使拉萨、乌鲁木齐等边远地区及时地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收视效果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差不多。邮电部通过这颗卫星开通了北京至广州、南宁、成都和广州至南宁4个通信站的调度电话传输，解决了电力调度等通信中的许多困难。根据有关专家对卫星进行的综合分析，这颗卫星将超寿命地在太空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
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我国党和政府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为了继续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1984年3月7日结束的全国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会议，号召各级计划生育部门全面理解正确贯彻中央的计划生育政策。会议认为，我们一方面要控制人口出生率、实现人口规划目标；一方面也要照顾到某些群众的实际情况。这就要求计划生育工作者多做艰苦、深入、细致的工作，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把工作做得合情合理。1984年4月13日，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这一会议精神迅速在各地贯彻开来。
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概而言之，就是：要求计划生育部门和计划生育工作者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解决问题，继续大力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抓紧抓好“，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计划生育工作非常重视，多次作出指示，始终贯穿着这一精神。最近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了计划生育工作，充分肯定了这几年取得的成绩，再次强调了上述精神。
抓紧，就是要力争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放松计划生育工作，人口膨胀起来，就会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党的十二大庄严宣布，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国家把控制人口数量同物质生产一起列入国民经济计划，充分说明计划生育工作事关四化大局、事关民族兴衰，必须抓得很紧。
在抓紧的同时，还必须抓好，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使之服从于、服务于全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安定团结。合情合理，就是要合乎国情民情，要看到我国农村文化还比较落后，群众科学知识水平还比较低，思想工作必须做细，采取的措施要使群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对于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民族，工作上要提出不同要求，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实行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总之，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切合实际，千方百计把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抓紧抓好“，还必须讲究工作方法，努力改进工作作风。计划生育工作本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必须用文明的办法解决问题。干部要做群众的贴心人。对那些一时还想不通的群众，要亲近他们，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疏导的方法，防止强迫命令。为了加强思想工作，计划生育工作部门总结各地的先进经验，提出做好”五访五问“的工作，”五访“就是：访只生育一个孩子后不要求再生育的夫妇，访计划生育战线上的模范人物和积极分子，访做了节育手术的同志，访因种种原因而受罚的同志，访新婚夫妇。”五问“就是：问寒、问暖、问母女（子）健康、问家庭困难、问对工作的意见。”五访五问“体现了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让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妇和他们的父母思想通、心里顺、都满意。
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解决我国人口增长过速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城市和农村都要长期坚持这样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第二胎的，必须在符合政策规定的前提下，经过审批，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第二胎。但是要严禁计划外二胎，杜绝多胎。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还要重视人口素质，提倡优生、优育，要努力普及优生学、生命科学方面的知识，广泛宣传近亲结婚的害处。只要全国上下齐心努力，把计划生育工作切实抓紧抓好，坚持不懈，我国的人口发展就一定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
为了进一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把经济搞活，提高企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使企业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确定产品价格、资金使用、劳动人事、联合经营等10个方面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生产经营计划方面。企业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和国家供货合同的前提下，可以自行安排增产国家建设和市场需要的产品。在执行国家计划中，如遇供需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企业有权向主管部门提出调整计划。
在产品销售方面。除国家特殊规定不准自销者外，以下产品都可以自销：企业分成的产品，国家计划外超产的产品，试制的新产品，购销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库存积压的产品。规定对国家统配的几种主要产品的自销也作出了说明，除钢材可自销20％的国家计划内部分外，其他统配产品属于国家计划内的不能自销，但超计划生产的全部可以自销。机电产品中除由国家安排原材料生产的由国家调拨分配外，其余的可以由企业自销。企业自销产品必须单独核算，照章纳税，并严格遵守国家价格政策和财经纪律。
在产品价格方面。工业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销的和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一般在不高于或低于20％幅度内，企业有权自定价格，或由供需双方在规定幅度内协商定价。属于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的，要执行国家规定价格（包括国家规定的浮动价格），但企业可用计划外自销产品与外单位进行协作。
在物资选购方面。对于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在订货时企业有权选择供货单位。主管订货的部门要充分考虑生产企业的要求，根据资源与运输进行平衡，合理安排。企业可以和供货单位签订合同，直达供应，直接结算。
在资金使用方面。企业可将留成所得的资金，按主管部门规定的比例，分别建立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后备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并有权自行支配使用。前三项基金可以同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合理使用。对于一些具体操作也作了规定。
在资产处置方面。企业有权把多余、闲置的固定资产出租和有偿转让。其中属于上级主管部门管理的高、精、尖设备，在出租或转让时，要报经主管部门批准。出租转让所得的收益，必须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在机构设置方面。企业在主管部门核定的定员编制范围内，有权按照生产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自行确定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有关部门可以根据业务工作的需要向企业提出要求，但是任何部门都不得硬性规定企业上下对口设置机构和人员配备比例。
在人事劳动管理方面。厂长（经理）、党委书记分别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厂级行政副职由厂长提名，报主管部门批准；厂内中层行政干部由厂长任免。厂长（经理）有权对职工进行奖惩，包括给予晋级奖励和开除处分。企业可以根据需要从外单位、外地区招聘技术、管理人员，并自行确定报酬。企业有权根据生产需要和行业特点，在劳动部门指导下公开招工，经过考试，择优录用。
在工资奖金方面。企业在执行国家统一规定的工资标准、工资地区类别和一些必须全国统一的津贴制度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自选工资形式。厂长有权给有特殊贡献的职工晋级，每年的晋级面，可以从目前实行的1％增加到3％。这部分工资开支计人成本。企业对提取的奖励基金有权自主分配。
在联合经营方面。在不改变企业所有制形式，不改变隶属关系，不改变财政体制的情况下，企业有权参与或组织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合经营；有权择优选点，组织生产协作或扩散产品。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
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是在1983年至1984年的整党过程中提出并展开的。1983年10月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强调整党不能走过场，要清理”三种人“（指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198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9号通知，明确强调要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红旗》杂志1984年第1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开始在广大党员和干部中推广开来。
早在中央发出通知以前，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的舆论宣传就已经展开。198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针对黑龙江伊春市帮派头目王福绵”文革“中采用酷刑摧残人，”文革“后继续拉帮结派，扰乱社会的现象，强调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指出这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健全我们党的关键所在。同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针对10年前策划杭州大学地理系搞侮辱人格的”活人展览“的一些人，至今仍不思悔改的现象，旗帜鲜明的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中央一些领导人也发表有关讲话。上述评论员文章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为这次教育的深入、彻底的进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首先在军队中展开。1984年8月6日，总政治部向全军各大单位发出《关于在部队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见》，指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从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一个根本问题。认真抓好这个教育，对于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提高干部战士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加强军队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总政要求各部队要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着重学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历史的伟大转折“两节），学习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和《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等重要文章。同时，要学习杨尚昆、余秋里在全军各大单位整党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以及解放军报《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的问答》等。从理论、实践和思想感情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消除派性残余，把思想真正统一到《决议》上来。随后地方上也开展起来，形成了一次全国性的思想教育。
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是在整党实践中提出来的。教育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由浅人深的发展过程。各单位认真学习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按照中指委9号通知的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克服”左“的影响和根除派性，提高广大党员的觉悟，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团结。实践证明，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确实抓住了把整党引向深人的一个关键问题。据反映，这是近几年来触动思想深、收获大的一次教育，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从理论到实践上否定”文革“，从思想、感情上发生新的变化。针对有些人认为”文革“多少还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错误认识，着重从三个环节进行教育：认清”文革“的那套错误观点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脱离中国实际的，从理论上否定”文革“；摆”文革“十年的危害，从政治、思想、经济、组织、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深刻认识”文革“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从实践上否定”文革“；谈近几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从思想感情上与”文革“决裂。群众普遍反映，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精神上有了新的解放。
明确”文革“中两派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从根本上增强了消除派性的自觉性。过去，存在着所谓”一派正确一派错误“的观点。有些单位做了不少消除派性的工作，但往往治标不治本，收效不大。彻底否定”文革“，明确”文革“中两派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了派性问题。
明确”支左“就是支派，加深对”三支两军“消极后果的认识。这主要是针对”文革“中军队派同志参加的”三支两军“问题。长期以来，不少同志对此认识不清，看成绩多，看问题少。通过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许多人认清了”支左“就是支派。普遍加深了对这一行为的理解。
清除”左“的影响，总结经验教训。彻底否定”文革“，使许多同志找到了”左“的根子，看到了自己所受”左“的影响，从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了认识。一些在”文革“中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再强调客观原因，主动检查自己的问题，认真作自我批评。
进一步扫除清理”三种人“的障碍，推动了清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清除了”文革“遗留下来的某些消极因素，保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得到顺利贯彻实施，也使广大党员真正能够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7月29日，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城市洛杉矶举行，世界上共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900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盛会。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对这次奥运会进行了抵制，役有派队参加。我国派出了共达353人的体育代表团，其中运动员231人。这是我国首次派队全面参加奥运会比赛。
奥运会既是友谊的盛会，又是世界最高体育运动水平的较量。各国运动员以有资格参加奥运会，有能力获得好成绩而感到自豪。旧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是一部心酸史、屈辱史，3次派队参加，都未能改写”零“的纪录。建国后，由于国际上某些人的阻挠，我国长期被排除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中国人在奥运会金牌榜上”零“的纪录始终未能突破。洛杉矶奥运会为我国体育健儿一显身手，一扬国威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纵观本届奥运会，可以说中国队在这次奥运会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在这次奥运会上，中国队共获得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金牌数排在美国、罗马尼亚和联邦德国之后居第4位。7月29日，中国射击选手许海峰以566环的成绩获男子60发自选手枪冠军，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打破了我国在奥运会上的”零“的纪录，使我国体育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把这一天称为”中国体育最伟大的一天“。在许多比赛项目上，我国选手大大超过了原来制订的目标。举重健儿原来估计有希望获一枚金牌，实际上一举夺得4枚金牌。其中曾国强获52公斤级的冠军，吴数德获56公斤级冠军，陈伟强获60公斤级冠军，姚景远获67.5公斤级冠军。射击健儿赛前分析各队实力后，准备在两个单项争取前3名，力争1枚金牌。枪声响毕，他们在4个单项中荣获3枚金牌、1枚铜牌。除许海峰外，吴小旋在小口径标准步枪3×20项目中，以581环的成绩夺得冠军；李玉伟在跑猪比赛中以587环的成绩夺得金牌。体操健儿在失去男子团体和个人全能金牌之后，奋力拼搏，终于在单项比赛中夺得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并成为中国代表团获奖牌最多的一个项目。其中李宁一人夺得自由体操、鞍马和吊环3枚金牌，楼云获得跳马金牌，马燕红获高低杠金牌。女排姑娘在小组比赛中，情绪过于紧张，输给了美国队。正当人们为她们捏着一把汗时，她们重整旗鼓，在半决赛和决赛中以直落3局的压倒优势，先后击败日本队和美国队，实现了连续夺取3项世界大赛桂冠的宏愿。中国击剑姑娘栾菊杰以勇敢进击的气势，打破了欧洲选手60年来对剑坛的垄断。跳水新秀周继红不畏强手，沉着冷静，以高超的技艺战胜所有对手，夺得跳台跳水冠军。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的优异表现为世界瞻目，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正如美国奥委会主席威西蒙斯所说，”中国以一个从长期睡梦中觉醒的巨人的姿态突然出现在奥运会上“。
我国体育健儿以优异成绩为祖国争了光。他们在奥运会上表现出的那种力争上游、顽强拼搏的精神，正是今天中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奋勇进军的英雄气概的最好体现。从他们身上，全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人的形象。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评论说：”中国人在奥运会上的体育风度可以获得外交金牌“，美联社说：”中国选手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决心赢得金牌，也决心赢得友谊，看来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成功了。“但也应当看到，中国体育运动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在许多项目上差距也相当大。在田径项目中，只有朱健华夺得一枚铜牌。还有3人在跳跃项目上进人前6名。除此之外，其它项目十分落后。游泳除接力项目预赛排在第9外，个人项目没有一人进人前16名。过去属于我国特长的一些项目，如体操、跳水，当时也已经优势很小，或没有什么优势了。
洛杉矶奥运会对于中国体育健儿来说，是走向世界征途中的第一次大检阅，是开始奋飞的起点。通过这次奥运会，中国运动员获得了信心，找到了差距，为以后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开展向老山前线战士学习活动
长期以来，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不断制造事端。1984年入春后，越军的挑衅和扩侵愈益加剧。越南不仅向中国边境地区开枪开炮，杀害和平居民，并且派出大批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与此同时，越南当局加紧反华叫嚣，甚至散布中国部队入侵越南领土的谣言，以转移国际舆论视线，掩盖其侵略行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984年1月11日、4月4日、4月29日、5月26日和11月21日多次严正警告越南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边境的挑衅，并表明中国的一贯立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云南、广西边防部队正是根据这个原则，对在边境地区进行袭扰、破坏和入侵的越南军队进行了自卫还击。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中国云南边防部队于1984年4月2日至27日，对入侵云南省麻栗坡县老山、者阴山地区的越南侵略军，进行了炮火还击；于4月28日、30日和5月15日，进行了收复失地的战斗；转人防御后又粉碎了越南侵略军多次偷袭和强攻；7月间，击退了越军一个师规模的猖狂进攻。越军不甘心失败，不断骚扰破坏，伺机进行反攻。中国云南边防部队保持高度戒备歼灭来犯之越军，以捍卫祖国领土完整，保卫边境各族人民的和平劳动和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涌现出许多战斗英雄和英雄事迹。在收复老山战斗中，某部一连4班班长陈洪远在穿插中与部队失去联系，孤身1人闯入越军阵地。他临危不惧，巧妙地迷惑和打击敌人，搏斗5个多小时，歼灭越军16人，捣毁越军指挥所1个，破坏敌电台一部。战斗结束后，中央军委授予他”孤胆英雄“的光荣称号。在战斗中，战士史光柱先后四次负伤不下火线，在左眼被打掉、右眼球被打进两块弹片的情况下，仍坚持战斗。战后，中央军委授予史光柱”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在收复者阴山的战斗中，涌现了”排雷英雄“杨再林等一批战斗英雄。杨再林不满20岁，他在越军的阵地前沿排除地雷162颗，为攻击部队开辟了通路；在尔后的战斗中又排除地雷142颗，共排雷304颗。战友们说他是”‘雷神“，是敢于同”死神“打交道的勇士。为了表彰他的英雄事迹，战后，中央军委授予杨再林”排雷英雄“的光荣称号。
在防御战中涌现出”老山十五勇士“。7月12日，越军对老山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驻守在662.6高地的代理排长李海欣，指挥14名战士顽强抗击越军的疯狂进攻。他们在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与30倍于己之敌奋勇搏斗，同越军的”王牌“部队激战近10个小时，顶住了越军发射的1000多发炮弹，抗击了越军1个营的6次轮番攻击，使敌人在阵地前陈尸百余具，最后惨痛地败逃而去，守住了阵地，打出了军威、国威。李海欣坚守的阵地，被誉为”李海欣高地“。李海欣等15人被云南边防部队领导机关授予”老山十五勇士“的称号。
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在收复和保卫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的无数次战斗中，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尊严，赢得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全国人民的信赖。全国人民将老山将士的献身精神，看作是民族的灵魂、祖国的骄傲。全国各地掀起向老山前线战士学习的热潮。9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嘉奖令，表彰参加云南边境老山、者阴山地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全体指战员和民兵、民工为祖国建立的功勋。15日，云南边防部队在昆明召开了还击人侵老山、者阴山作战胜利庆功大会。
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
9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农村形势越来越好。但是，农村经济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状态，特别是还有几千万人口的地区仍未摆脱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解决好这些地区的问题，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为此，《通知》从明确指导思想、放宽政策、促进商品流通等6个方面对如何尽快帮助贫困地区摆脱落后局面进行了部署，以期这些地区的人民能首先摆脱贫困，进而改变生产条件，提高生产能力，发展商品生产，赶上全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主要内容有：
明确指导思想。过去国家为救助贫困地区，也花了不少钱，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政策上未能从实际出发，资金大部分被分散使用、挪用或单纯用于救济。为此，通知首先明确了指导思想，指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根本途径是依靠当地人民自己的力量，因地制宜，发展商品生产，增强本地区经济的活力，要纠正单纯救济的观点。对贫困地区的财政投入要善于使用，纠正单纯救济观点，并实现两个转变即变单一经营为多种经营，变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同时指出解决贫困地区要突出重点，救助资金和物质的投入也要避免平均使用，更严禁挪作他用。
进一步放宽政策。通知对贫困地区进一步放宽了政策，实行比一般地区更灵活、更开放的政策。给予贫困地区的农牧民以更大的经营主动权，以纠正普遍存在的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在经营形式上主要为大力推行承包制度，个体经营。耕地承包期可以延长到30年，允许转让承包权。牧区牲畜可归户饲养，自宰自售。草山草坡应分包到户，由户长期使用。同时在国营企业和国有资源与当地社队的关系上，采取不与民争利和适当让利于民的原则，并要积极支持当地农民搞好生产经营，以增加农民收入。
减轻负担，给予优惠。通知规定，对贫困地区从1985年起，分别情况，减免农业税。最困难的免征农业税五年，困难较轻的酌量减征一至三年。鼓励外地到贫困地区兴办开发性企业（林场、畜牧场、电站、采矿、工厂等），五年内免交所得税，并相应减免当地自办的企业、工厂等的所得税。取消统购、派购办法，改为自由购销。通知还对木材、药材等的开采、出售办法进行了规定。
搞活商品流通，加速商品周转。通知要求贫困地区要首先解决由县通到乡（区或公社）的道路，争取在五年内使大部分乡（区或公社）都能通汽车或马车。道路费用由国家、地方、群众共同筹组。乡以下道路以民办为主。有水运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整修河道，发展水上交通。并积极恢复马帮、驴帮、牛帮等运输形式。同时要依靠和扶持当地群众搞好产品购销。放手发展集体、个体运输。
加强领导。通知要求有关各省、自治区要成立贫困山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检查督促各项措施的落实。国家有关部门都应指定专人负责，分别作出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的具体部署，并抓紧进行，保证实现。各贫困地区也要设立相应机构，并统筹安排各项扶贫资金。通知指出，当前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条件是存在的，也是可以尽快实现的，关键是加强领导。
此外，通知还就增加贫困地区智力投资问题，对少数民族地区继续执行贸易优惠政策问题等作了规定。总之，中央下达的这项通知为贫困地区尽快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奠定了政策基础。庆祝建国35周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有50万人参加了广场上的庆祝活动。
月1日这一天，首都全城到处充满着节日的欢乐气氛。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宏伟壮观，城楼红墙中央，高悬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大幅画像，竖立在广场的南面。广场上10万名身穿鲜艳服装的少先队员、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一早就排成了整齐的队伍。他们手持着花束轮番变换出5个巨大图案：金色的国徽和年号”1949～1984“；绿底白字的”祖国万岁“；红底白字的”振兴中华“；绿底白字的”保卫和平“；红底黄字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整个广场从空中到地面，色彩缤纷，蔚为壮观。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等，一起来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民主柬埔寨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联合政府总理宋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乔森潘及黄文欢，正在中国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夫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夫人，也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同中国人民一起欢度节日。
上午10时，庆典开始。广场上12000人组成的军乐队高奏国歌，28响礼炮响彻云霄，五星红旗在广场中心的旗杆上迎风飘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在雄壮的军乐声中走下天安门城楼，由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陪同，乘坐敞篷检阅车检阅了受阅部队。
检阅完毕后，邓小平回到天安门城楼发表讲话。讲话高度评价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他重申了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和对外政策。他满怀信心地宣布，最近几年的情况说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他说，中国坚决主张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中国将长期坚持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香港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主张对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希望全国各族同胞共同促进这一天早日到来。
来自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和人民武装警察以及首都民兵的一万多名优秀儿女，在雄壮的乐曲声中一个方队一个方队地通过天安门广场，代表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接受祖国、党和人民的检阅。穿着节日盛装的群众游行队伍和队伍中的各种彩车、模型通过广场，集中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而团结奋斗的坚强信念。生动地表现了35年来全国各条战线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北京大学学生还举起写着”小平您好“的横幅走过检阅台前，引起观礼台上下一片欢声。
当天晚上，首都各界群众1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和其他联欢点，举行了盛大联欢晚会。胡耀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西哈努克亲王等外宾来到天安门城楼，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联欢晚会。应邀来华的3000名日本青年和在北京的外国专家、留学生等，同首都工人、学生一起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尽情联欢。
月30日晚，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会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士同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宾客欢聚一堂，共庆中国人民的这个光辉节日。在此前后，中国驻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也分别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一些国家的政党和政府领导人分别致电中国领导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月30日和10月1日，全国城乡各族人民举行各种活动，热烈庆祝建国35周年。1984年国庆节日的一个特色是不少地方的农民进城参加庆祝活动，有的组成各种舞蹈队进城表演，歌颂党的富国富民政策。
国庆，香港、澳门也举行庆祝活动。香港、九龙和新界遍插红旗，楼房前面挂满了灯笼。澳门同胞近千人举行集会，庆祝建国35周年。会后，他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发了致敬电。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地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恢复行使对香港、澳门地区的主权，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而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构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伊始，祖国统一的任务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建国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作了一些设想和探索，其中若干原则性的意见，可以说是”一国两制“的思想先导。
早在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就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1956年6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他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认为适当的时机派代表到北京和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1956年7月，周恩来在同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谈话时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国共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1958年10月6日，在毛泽东撰写的，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对台、澎、金、马军民同胞的文告中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由于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因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还不可能提出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解决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问题，但这些设想已清楚表明：在统一祖国问题上，我们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坚定的，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不断根据形势变化在探讨和演化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调整了对台湾的政策，制定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具体方针。党中央和邓小平根据我国和世界形势的变化，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战略构想。
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统一祖国，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文告建议台湾和大陆之间尽快实现通商、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信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交流；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同时，国防部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1月15日，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说：”我们将采取多种方法同台湾当局，特别是同蒋经国先生商谈祖国统一问题。“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向美国参、众两院解释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时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意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比较有利“，”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归回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同时提出九条建议，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等。叶剑英的谈话中已有了”一国两制“的思想。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他说：在中国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同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客人时讲：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10月，邓小平又把它概括为”一国两制“：这样，”一国两制“的科学表述就完整地形成了。
”一国两制“的构想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后来又推广利用来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中国政府将运用这既具原则性，又带有极大灵活性的政策实现祖国的统一。但”一国两制“这个创造性构想的意义，实际上已超出了祖国统一这个范畴，而有着多方面的深远意义：
第一，香港和澳门主权问题的解决，是实行”一国两制“政策的硕果，这又将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先例。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权实现顺利交接，已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这就使”一国两制“的构想变成了现实。
第二，”一国两制“构想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现阶段的爱国统一战线理论。首先，它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它不仅包括实行社会主义的大陆工人、农民和其它社会主义劳动者，还包括实行资本主义的港、澳、台地区的同胞，以及所有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其次，”一国两制“还扩大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它把一国之内两种制度问的差别纳入到人民内部矛盾之中。再次，”一国两制“的构想，还奠定了国共两党目前有可能实行第三次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三，”一国两制“构想为和平解决各种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途径。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使人们充分看清了这一点。
第四，”一国两制“构想为世界上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和民族谋求和平统一，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新模式。邓小平指出：”国际上’一分为二‘的情况很多，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北方和南方——解决的出路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留下来的问题就是和平竞赛，让人们去最终选择，不是打仗的选择，而是和平的选择。
江南命案
江南，本名刘宜良，美籍华裔作家，1932年生，原籍江苏靖江，笔名江南。1984年因其著作《蒋经国传》触怒了台湾当局而被枪杀，引起了轩然大波。
江南幼年家贫，靠亲朋好友的接济维持生活。1949年5月由上海乘海轮赴台。1950年，江南进人设在新竹的国民党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该班班主任为蒋经国）。结业后在空军里任政工官，两年后，再进干校。此时的作者听厌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理智告诉他，国民党的“反攻”是无望的。作者认为，自己留在军队中没有前途。在于校毕业前三个星期，作者得知，他的新工作单位是驻防高雄的第八十军。因此，他铤而走险，在行毕业典礼时与队长冲突，而自行“禁闭”，劝说无效，终被“开除”。旋人台湾新闻界。
代，作者开始创作《蒋经国传》。其时作者就读于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班，开始收集有关蒋经国的资料。本书各篇开始在《南北极》月刊上连载，连载两年后，出了单行本。
《蒋经国传》的出版，在台湾引起轰动，这是第一次在台湾全面地描写国民党在台权贵人士之作，取材广且严谨。本书的成功，得力于作者的学历和经历。从1963年起至1967年止，4年问，江南成功地担任《台湾日报》的记者，为获得第一手材料，他不断地跑，不断地访问当事人，说服当事人吐露真情。《蒋经国传》中的资料，有许多是由江南亲自从许多历史的见证人口中得来的，有些稀有档案是从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及国会图书馆中挖掘来的。
《蒋经国传》一书的出版发行，对台湾朝野震动甚大，反响剧烈。它在新的高度上评述了国民党和蒋经国在台湾的功过得失，遭到台湾当局的忌恨。台湾方面曾多次派人对江南进行威胁、利诱，并向重新刊登《蒋经国传》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论坛报》施加压力，均未收到效果。而江南继《蒋经国传》之后，又写了《吴国桢八十忆往》，披露了蒋氏父子不愿为人所知的种种秘闻，在台湾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使国民党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为此，台湾当局决定由驻外单位配合，由流氓帮派执行刺杀江南的使命。
台湾黑社会组织竹联帮首领陈启礼等奉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之命于1984年9月赴美，搜罗了在美避案的竹联帮成员吴敦、董桂森作杀手。10月15日，吴、董两人潜入江南寓所的汽车房内，伺机将江南枪杀。
案发后，江南的朋友组成“江南事件委员会”，要求美国当局查清此案。旧金山大理市警方立即投人侦破工作，并请求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不久，陈启礼、吴敦等相继在台湾被捕，董桂森被巴西警方逮捕后引渡到美国。台湾当局竭力掩盖此案为”政治谋杀“的真相，为策划此案的幕后高层人物卸责，将其描述为单纯的黑社会谋杀案。由于美国警方掌握了陈启礼在旧金山机场给台湾情报部门打电话的侦听录音，和陈启礼在作案后录下了留作后路的录音带，台湾当局不得不承认台湾的高级情报官员涉案。1985年4月，台湾法院判处陈启礼、吴敦无期徒刑；军事法庭判处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无期徒刑，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副处长陈虎门各有期徒刑2年6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指出：台湾情报部门派人到美国杀害江南是一种极其卑劣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得人心的，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海内外一切正直人士的强烈谴责。“江南命案”的发生使许多人产生一种恐惧心理。在台湾情治系统的策划和参与下，竹联帮分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作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治的专制性，使人们对台湾当局的戒备心不断增加。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
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中国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开始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决定。
《决定》首先阐明了此次经济体制改章的缘起，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几年来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已经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要经验，使经济生活开始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但是城市改革还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决定》充分论述了进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指出建国以后我国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决定》阐明了改革的性质、目的、任务，指出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要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国家的繁荣强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冲破现行体制中束缚经济发展的一切老框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既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又完全区别于那种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决定》认为应该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改革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并特别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
《决定》大胆突破了一系列传统观念和传统体制的模式，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改革原则和政策，包括：（1）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重新确立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正确关系。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否定了全民企业必须由国家机构直接经营的观念，提出把所有权同经营权适当分开，“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2）改革计划体制。《决定》否定了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提出统一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计划体制。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强调“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所谓指导性计划“主要是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也就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计划。（3）关于价格改革。价格体系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决定》提出改变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必须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4）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政府机构管理经济从直接经营企业转向宏观计划、指导、调节和为企业服务等职能上。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以后，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社会主义企业也应该有竞争、优胜劣汰。（5）关于企业内部制度改革，实行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的原则。一是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决定》借鉴农村改革的经验，提出：要建立以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二是在领导制度上，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党组织起保证和监督作用。同时提出必须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各项民主管理制度；三是在分配上，提出要扩大_工资差距，拉开档次，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决定》特别批判了“平均主义：社会主义”的观点。提出共同富裕不等于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重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的政策。（6）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同时鼓励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可以租给或包给集体或劳动者个人经营”。《决定》提出了两个开放的方针，即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国内各地区之间更要相互开放，建立一种开放型的经济。（7）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大胆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
上述方针政策已经勾画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即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第一次基本上确立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这是对社会主义传统理论和模式的重大突破。我国搞过几十年计划产品经济，在观念上，排斥商品经济，在实践上，力图限制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改革，实质上是朝着引进市场机制，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向推进的。但在理论上，对商品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还存有争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理论上的意义就在于对社会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为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个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它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勾画了一个整体蓝图。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表明我们党对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深刻地总结了30多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论述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指出了改革的原则和方向，确定了改革的性质、目的和任务，规划了改革的基本蓝图，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的基本政策和措施。《决定》的通过，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从局部试验进入全面展开的阶段，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
，在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方面都迈出了重要一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以价格改革为重点，与之配套的是工资改革。价格改革实际上从1979年就局部开始了。1979年至1984年第一阶段价格改革的重点是农产品购销价格的改革，以国家调价为主。从1985年开始进入了全面价格改革的阶段。第二阶段价格改革的总的方针是“调放结合、稳步前进”。在工业生产资料方面，放开了对企业自销产品比例的限制，对自销产品，企业有权自定价格，或由供需双方在规定幅度内协商定价，从此走上计划内价格与计划外价格并存的“双轨制”道路。“双轨制”成为整个经济在双重体制下运行的特征之一。1984年的农村形势和对农村形势的乐观估计，促使农产品价格进一步放开。当时，农村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一度出现的粮食低水平相对过剩，许多地方出现“卖粮难”。不少地区出现生猪生产下降的趋势。由于粮食价格购销倒挂，购粮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很大压力。决策层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用市场去引导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实行粮食转化。按这种思想，使农产品价格改革成为1985年价格改革的中心环节。国家取消了对农村粮食、棉花的统购政策，改为合同定购，合同定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逐步放开了生猪、水产和蔬菜价格。国家还陆续放开了自行车、电冰箱等数种工业消费品价格。
工资改革的目标是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调动职工积极性。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和企业工资套改两部分。前者主要是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国营企业工资改革是把职工的劳动报酬与其贡献联系起来。打破平均主义。从1984年后，职工工资、奖金进行了多种形式改革试验。多数企业实行奖金随经济效益浮动。15％的大中型国营企业试行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挂钩浮动的试验。1985年下半年，国营企业实行工资套改。将企业原有300多种工资标准，在一个地区内简化为3类产业5个工资标准。在计划、财政、税收、基建方面也进行了单项改革。1984年10月，国务院推行计划体制改革12条措施。主要是缩小了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下放计划管理权限。放宽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的审批权限，扩大地方部门利用外汇、外资的审批权。在1984年实行利改税的基础上，1985年3月在全国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的财政体制，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对于投资，1985年起实行“拨改贷”制度，凡由国家预算安排的基建投资全部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
3月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批通过的”七五“计划（1986～1990），把经济体制改革放在首位，力争在5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七五”计划具体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要求到“七五”期末绝大多数企业都要实行自负盈亏。（2）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3）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七五”计划明确提出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代替了过去“多种经济形式”的比较含混的说法；第一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包括建立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动力流动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在价格改革方面，提出改革价格管理体制，主要实行市场价格；提出把企业、市场、宏观管理改革配套进行，微观搞活与宏观管理相结合的思想，把改革的目标框架表达得更为清楚了。
“七五”计划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但计划的实施比汁划本身要复杂得多。1984年第四季度，出现了改革以来第一次总需求膨胀的洪峰。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失控，货币发行过多，工业增长过热，进口控制不严，外汇储备急剧下降。由于总需求膨胀造成了市场供求矛盾突出，价格大幅度上涨。总需求膨胀的冲击，迫使国家在推进改革的同时，紧缩需求。为了防止急刹车引起的损失和震动，决定采取“软着陆”的方针，即把控制总需求的任务放在两年内逐步解决。但通货膨胀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以后，企业改革的着眼点除了继续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以外，开始关注如何解决企业短期行为的问题。理论界从不同方面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方案。一是从明确产权关系人手提出所有制改革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的问题。一是从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的理论出发，集中解决企业经营者的问题。企业改革的另一个方面是企业内部制度的改革，包括领导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
商业体制改革进入以搞活商业企业为重点阶段。1986年，各地普遍放开小型商业企业，实行“改、转、租、卖”。大中型商业企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试点。生产资料市场陆续出现，试点城市1986年有6个，1987年发展到79个。生产资料分配体制开始改变，国家统配物资品种大大减少，重要原材料由国家统配的比重也大大下降，生产资料价格逐渐放开，计划内价格比重下降。
金融体制改革从1983年起就开始试验。首先是建立一个以中央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恢复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投资银行，并先后成立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地方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农村和城市发展了信用合作社。1986年7月，成立交通银行。其次是建立初级资金市场，促进横向资金融通，普遍开展了金融机构同行拆借业务。
经过几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进入了新旧体制交替的阶段。改革最显而易见的效能是搞活了经济，推动了经济持续增长。国力增长较快，人民生活得到较快改善。但是，经济生活中不稳定因素并未消除。最突出的是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1987年全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涨7.3％。由于新旧体制交替形成的漏洞和通货膨胀，使经济生活，尤其是流通领域出现了严重混乱现象。改革面临新的挑战。
我国首次赴南极进行科学考察
南极洲，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高的大陆，又是地球上唯一没有国界的冰雪世界，有世界“寒极”、“风极”之称，又有着丰富的资源。世界各国为认识它、了解它，自1773年英国航海家库克闯入南极圈后，陆续有十几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考察站。
相比之下，中国的南极考察事业起步较晚。1980年1月，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受澳大利亚政府邀请，第一次登上南极大陆。1981年5月成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1983年宣布参加南极条约。
为了发展中国南极考察事业，填补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这一领域里的空白，1984年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国家海洋局决定进行首次南大洋考察和在南极洲建立第一个科学考察站。
6月，国家正式组建南极考察队，编队对南大洋和南极洲进行科学考察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开始集训南极登陆建站人员，赶制各种器材设备。1984年11月19日下午，欢送考察队出发大会在上海隆重举行。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在会上讲了话，南极洲考察队队长郭琨、南大洋考察队队长金庆明、编队远航的“向阳红十号”船长张志挺、海军J一121船长于德庆代表来自60个单位的591名全体考察队员和航海人员表示，决心顽强拼搏，一定要把神圣的国旗插上南极洲。
月20日上午9时，海军政委李耀文、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等将五星红旗、邓小平为考察队题的“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的铜匾和中国南极长城站铜质站标授给编队总指挥陈德鸿。10时，两艘船从上海正式启航。它们斜向横跨太平洋，航行27天半，1万余海里，直抵南美大陆的顶端、阿根廷乌斯怀亚港。然后又用两天时间，穿越急流咆哮的德雷克海峡。12月26日驶抵南极洲南设得兰群岛的乔治岛民防湾。
12月27日，南极考察队员登上南极洲的乔治岛，进行南极长城站选址工作；29日，中国南极长城站站址选定在乔治岛的菲尔德斯半岛上。随后，南极洲考察队克服种种困难，于1985年2月15日建成了长城站。长城站是一个越冬常年站、永久性考察基地。它精确的地理位置是南纬62。12"59.3，西经58。57"51.9，距离首都北京17501.9495公里，区域面积为0.8平方公里。站内有两幢钢结构高架式主体建筑，总面积为350平方米；有一个拥有卫星云图接收器、气象通讯环形天线阵和气象观测塔等设施的气象观测场（它已被世界气象组织所承认，吸收加入世界天气监测网，国际台站代号为：89058）；有两组大型的铁塔式通信天线网，能与极地国际站、北京国家海洋局通信联络；还有高层大气物理记录场，卫星多普勒定位点，地震记录平台等科研设施。
中国南极洲考察队在建站的同时，还展开了多项研究考察。考察队对乔治岛展开了地质地貌、生物、气象测绘、地球物理、海洋环境和高空大气物理等学科的考察。他们探测记录了60小时的宇宙大气“哨声”，监测记录到18次南极半岛的地震信号；经过精心测绘，把站区淡水湖、濒海湾和站址环山第一次用中国的名字，分别命名为“西湖”、“长城湾”、“龟山”、“蛇山”等。
中国南极考察队的另一项研究考察是南大洋考察。从1985年1月19日开始，至2月12日结束。测区主要是南极半岛西部海域，包括设得兰群岛周围、阿得雷德岛西北海域，南北跨距达7个纬度，东西跨距达14个经度，总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这些海域包括有海峡海湾、浅海陆架、次深海陆、次深海陆坡和深海洋盆等各个不同区域。考察项目有以磷虾为重点的海洋生物、气象、化学、地质、地球物理等6个学科、23个项目。获得了数以万计的数据、样品和资料，填补了中国南极考察上的许多空白。
2月28日，胜利完成我国首次南极考察和建站任务的中国南极考察队启航驶离南极洲。4月10日下午，考察船队顺利返回上海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码头，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和海洋局的领导在码头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我国的首次赴南极考察队在中国人民海军的配合下，历时142天，其中航行75天，横跨太平洋，穿越南北半球，安全航行26，433.7海里，在南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圆满完成了建站和南极考察任务，获得了大量的有关太平洋、南极洲和南大洋的水文、生物、化学、地质、地球物理、气象等方面的资料。特别是中国南极长城站的建成，使我国在南极的考察事业有了一个基地，标志着中国的南极考察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
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决定》指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特别是经济部门及其领导干部要正确发挥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坚持政企职责分开、官商分离的原则，决不允许运用手中的权力，违背党和国家的规定去经营商业，兴办企业，谋取私利，与民相争。在当前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正在逐步展开的情况下，有些党政机关和党政机关在职干部，利用社会上存在多种价格和多种调节手段的客观条件，以牟利为目的而经商或办企业并用所得利润变相增加工资，这不仅不利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利于党政机关和在职干部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而且危害党风党纪和干部队伍的建设。任其发展下去，不仅败坏改革的声誉，妨碍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必将严重破坏党群关系，腐蚀党的肌体，毁掉一批干部。为此，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务必保持清醒头脑，采取鲜明态度坚决予以杜绝。决定的主要内容有：（1）党政机关不得使用公款、贷款以及在职干部自筹资金，自办企业或与群众合办企业，不得在经济利益上与群众兴办的企业挂在一起。（2）乡（含乡）以上党政机关在职干部（包括退居二线的干部），一律不得以独资或合股、兼职取酬、搭股分红等方式经商、办企业；也不允许利用职权为其家属、亲友所办的企业谋取利益。（3）党政机关干部是国家工作人员，他们的工资标准只能由国家统一规定，他们的工资改革只能按国家的统一部署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其是。（4）具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和专业特长的离休、退休干部，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以从事技术性知识性咨询活动，可以举办培训班、补习学校、医疗所等，并取得合理的经济收入；也可以应聘于本地或外地企事业单位从事咨询或讲学活动，依照合同领取应得的劳动报酬。离退休干部经商或办企业其经营收入如不低于自己应领取或享受的工资、生活待遇，应停发其应领工资和酌情改变其他生活待遇。这个决定适用于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及其所属干部。该决定施行后，有效地扼制了党政机关、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歪风，有利于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的廉洁。
不久，社会上又出现了不少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参与套购国家紧缺物资，进行非法倒买倒卖活动，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损害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这对于从事商业活动的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也是严重的腐蚀。为了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保证改革和开放工作的健康发展，1985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联合发出《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指出，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这个决定施行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规定》说，198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下达后，收到一定效果。但一些地方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为坚决刹住这股歪风，《规定》强调提出：（1）党政机关，包括各级党委和国家行政机关、权力机关、审计机关、检察机关以及隶属于这些机关的事业单位，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2）凡上述机关的干部、职工，包括退居二线的干部，除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特批的以外，一律不准在各类企业中担任职务。在职干部、职工一律不许停薪留职去经商、办企业。（3）上述机关的离、退休干部，除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批准者外，不得到国营企业任职。（4）凡参与违法经营活动或为其提供方便的干部、职工，要给予党政纪律处分，其中的领导干部要从重处理。（5）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在党政机关及所属的事业单位工作的，不准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和关系经商、办企业。（6）党政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及其干部开办的企业停办后，应由直接批准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清理。（7）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申请开办的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审批，失职者要追究责任。（8）本规定适用于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科协和各种协会、学会等群众组织，以及这些组织的干部和职工。（9）为安排青年就业开办的劳动服务公司和乡镇、街道开办的企业存在的问题，由有关部门组织力量调查，另作规定。（10）军队机关和军队干部办企业问题，按照1985年5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办理。
2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发出《关于清理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在公司（企业）兼职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1）已到公司（企业）兼职的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必须在1989年3月底以前辞去公司（企业）职务，或辞去机关职务，如本人坚持在公司（企业）任职，干部主管部门应免去其机关职务，并将人事、工资等各项关系转到所在公司（企业）。（2）党和国家机关中具有生产管理经验、专业技术特长的干部，到生产、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兼职的，也必须辞去机关职务，或辞去公司（企业）职务。（3）在本机关开办的劳动服务公司兼职的党政机关干部，可以继续留任。但在经营性劳动服务公司兼职的。也必须辞去机关职务，或辞去公司（企业）职务。（4）党政机关干部不得到中外合资企业兼职。（5）今后，各级党委、政府不再审批党政机关干部到公司（企业）兼职。新成立的公司（企业），凡有党政机关干部兼职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办理审批注册手续。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的这个通知，适应了新情况的变化，再次表明了党和政府反对党政机关干部经商办企业的不良做法，有利于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党政干部的廉洁。
中英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订，是我国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从1842年起被英国殖民者强行租借。1949年大陆全部解放时，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保留香港作为国际通道，我国没有立即收回香港。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来不承认关于香港地区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声明将在适当时机收回香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府开始考虑收回香港。但以什么方式收回香港，并达成中、英、港三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以及香港回归后如何继续保持繁荣稳定，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顺利实现如期收回香港的目标，中国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1982年9月22日至26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应邀访华，邓小平就香港问题和她进行了会谈。邓小平在谈话中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指出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谈话强调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保持香港的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后，在中国管辖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中英双方就开始谈判香港前途问题达成了协议。
5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详细说明了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我国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坚定不移的决策。为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我们在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将采取特殊政策，并在五十年内不予改变。“中国关于”一国两制“和平收回香港的方针，得到英国政府的赞同。从1982年10月开始，中英就香港问题进行了两个阶段共22轮的谈判，终于在1984年9月18日全部达成协议。
9月26日上午，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上午10时，草签仪式举行，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和外交部副部长、中国政府代表团前任团长姚广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新任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英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英国驻华大使查德·伊文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
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主要有：中国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独立关税地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保持财政独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同英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定；香港的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等等。这些基本方针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50年内不变。联合声明还规定，自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到1997年6月30日止的过渡时期内，英国政府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中国政府将给予合作；在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以求联合声明得以有效执行。联合声明有三个附件：附件一就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作了具体说明；附件二就中英两国成立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联络小组事宜作了规定；附件三就中英两国将成立土地委员会处理香港土地契约问题作了规定。联合声明是”一国两制“思想的具体体现，为国际社会通过和平友好的协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
12月18日，应邀前来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并进行正式访问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达北京。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厅隆重举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国家主席李先念出席了签字仪式。正式签署的《联合声明》对草签文本未作任何更动。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了《联合声明》的批准书，《联合声明》从此生效。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正式签署，不仅是中英两国关系中的大事，也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它为国际社会通过和平友好地协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和重视。香港各界热烈拥护这个声明。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包玉刚等表示，对声明感到满意，对香港有了信心。香港舆论认为，联合声明是”中英关系史上闪光的一页，可以看到如何洗涤140多年的玷污在’东方明珠‘上面的尘垢，使她更加灿烂辉煌“。香港问题的解决有利于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为中国政府解决澳门、台湾问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历史将证明这一历史事件的伟大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
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该书收入邓小平同志1982年十二大至1984年11月之间的重要讲话和谈话22篇。内容涉及经济政策、外交方针、祖国统一、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许多方面。本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中指出：”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综观该书全文，基本上是围绕这三大任务、四件工作展开的。
关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邓小平这一时期关注的中心内容。他在多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他提出了衡量各项工作的标准：”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这实际上是后来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雏形。他重申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近期目标是”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此，从内部来说，要继续进行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学、教育等其他行业；从对外关系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邓小平的上述谈话实际上从理论上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具体经济建设的策略方针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在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问题上，他强调”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建议除现在的特区之外，还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还要开发海南岛，等等。农业翻番要靠多种经营，最直接的措施一是饲养业，二是林果业；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要重视智力开发，合理使用科技人员，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不仅如此，还要利用外国的智力，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邓小平的上述一系列指示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针对台湾问题，提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这实际上已经是”一国两制“的初步构想。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1984年6月22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时，进一步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另一次会见中，邓小平说：”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的通的。“香港的顺利回归证实了这位伟人的预言。
在对外政策上，邓小平也有明确的态度，”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实际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他还重申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为我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了基本的立场和未来发展趋势。
在其他方面，邓小平也有精辟的论述。在教育问题上，他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整党问题上强调不要走过场；思想战线上特别是理论和文艺战线方面，不要搞精神污染，要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等等。邓小平的这些见解必将成为我们的长期指导方针。
本书收入的邓小平的讲话和谈话篇幅都比较短，但这些简短、朴实的语言所包含的理论政策的深刻性、所具有的极大的影响力却是世人皆知的。唯其简短、朴实，才明白、晓畅，有说服力，且易于贯彻，可操作性强。由此我们在指出这一系列讲话和谈话的重要价值之时，也不得不佩服邓小平那高超的语言艺术。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