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
尧在位时，不仅曾有过“十日并出”的严重旱灾，而且还发生了罕见的水灾，“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就是说大水包围了高山，漫过了丘陵，平原地带到处是一片汪洋，老百姓十分焦急。尧为了战胜洪水，派颛顼的儿子鲧去治理水患。传说鲧在治水时，曾跑到天上去拿来一块“息壤”（意为会生长的土块），欲堵住洪水，而不去疏通，结果“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尧杀掉了鲧。
尧年老时，认为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肖，便将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禅让给舜。舜又叫鲧的儿子禹去治水。大禹为了完成这个使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二抵戎狄之地，东达黄海、东海之滨。他曾翻越过岐山、荆山、太行山、太华山、大别山等九座山，跋涉过弱水、黑水、黄河、长江、淮水、渭水、洛水等九条江河，开通了徒骇河、太史河、马颊河、覆釜河、胡苏河、简河、钩盘河、鬲津河等九条河，又在治水所经之地，相继建立了冀州、豫州、雍州、扬州、兖州、徐州、梁州、青州、荆州等九个州，奠定了我国最初的疆域版图。他又决壅塞，凿龙门，疏通三江五河，注入东海。由于大禹治水成功，舜便将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禅让给他。
大禹治水，历来被传为美谈，他的成功在于：一是善于吸取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鲧治水用“息壤”，实际上是采用堵截洪水的办法。这种水来土挡的做法，肯定是要失败的。大禹接受治水的重任以后，先是动员九州的百姓，调查地势的高卑，“左准绳，右规矩”，并在丈量后立“表木”作为标记。然后，他根据地形的变化，采用“开”、“通”、“疏”、“凿”、“引”等办法，让高处积水流往低处，使小河的水注入大江，最后流入东海。这种因势利导的基本原则，是顺着“水往低处流”的习性而提出来的。二是具有为事业而献身的勇敢精神。为了治理水患，他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史记·夏本纪》中说：“乃劳身焦虑，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种对事业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无疑是值得后人效法的。
大禹受禅为帝以后，继续保持着高尚的情操和优良的工作作风。诚如《史记》所说：“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资治通鉴》载：他曾用悬钟鼓以招待四方之士，“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磐，有狱讼者摇鼗。”又说他“一馈而十起，一沐三握发”。为了接纳贤才，常常顾不上吃饭和洗澡，因而有“禹闻善言则拜”的美誉。大禹认为治理国家有两件法宝：“德为善政”与“政在养民”。他虽然贵为一国之君，生活上仍然遵循着尧、舜遗风，“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从这些言语中，我们可以窥见大禹的其人其德。
大禹治水带有传奇色彩。如：大禹“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意思是他说话的声音合乎钟律，行步时正好是一度（即“禹步”），只要用手一提就能知道物件的准确重量。又说他在治水时能够现身作法，变成一只力大无比的黑熊，还请龙来帮忙开凿龙门等等。关于他的儿子启，一说是与其妻涂山氏结婚后才几天就生下来的，或说是从裂开的石头中得到的（启，打开之意）。至于大禹的诞生地点，古书上都说他是汶山郡（治所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北）广柔县石纽村刳儿坪人。但就连汉朝司马迁作《史记》时，也曾慨叹去古太远而难于求索。因此，当民国二十九年（1940）于右任先生以古稀之年去四川寻访古迹时，也只能是茫然无得。于右任先生为此曾作诗一首叹道：“石纽山前沙尚飞，刳儿坪上黍初肥。茫茫禹迹从何得，蹀躞荒山汗湿衣。”为了治水，“胝无胈，肤不生毛”（意为脚掌生老茧，小腿上的毛掉了）的艰苦创业精神，以及13年不入家门的高尚品质，使得他的名字光耀千秋，名垂史册。
李冰修建都江堰
都江堰，原名都安堰（古时该地名都安），位于今四川灌县，是我国两千多年前修建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主持这项工程的人是蜀太守李冰。
李冰，战国时人，大约在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他被任命为蜀郡太守。那里岷江上游水流湍急，灌县一带经常水灾、旱灾严重，百姓饱受灾害之苦，于是，他亲自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城西南面的玉垒山和附近的岷江泥沙淤积，是这一地区水旱灾害的主要原因和发展生产的最大障碍。经过仔细思考，他断然组织了上万民工，历经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修筑了这座举世闻名的都江堰。
这项水利工程的具体做法是：
一、开凿玉垒山。李冰听取民工们的建议，先在岩石上凿出沟槽，放上柴草，点火燃烧，使岩石爆裂，从而加快凿通玉垒山的进度。结果，一个宽约20米的“宝瓶口”，终于把玉垒山分成两部分。其中西南边的一部分就是“离堆”。
二、在岷江中建分水堤。为了使岷江水流入宝瓶口以灌溉成都平原，李冰决定在江中构筑分水堰。他总结了多次失败的教训，动员民工编成长约三丈、宽二尺许的大竹笼，然后盛满鹅卵石，一笼一笼地沉入江底，从而筑成了一座状如鱼头迎向岷江上游的大堤“鱼嘴”。于是汹涌的岷江被分割成两半——外江和内江，而内江的水直接流入“宝瓶口”。
三、修建“飞沙堰”。李冰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至“离堆”之间，修建了一条长200米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飞沙堰也用竹笼装卵石堆筑，堰顶高度适宜。当内江水位过高时，洪水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沙堰而流入外江，以保障内江灌溉区免遭水淹。同时，由于洪水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时的漩涡作用，还能有效地减少江水中泥沙淤积。
四、立“石犀”、“石人”和“杩槎”。石犀名义上是为镇压水怪，实际上是岁修河床时“深淘滩，低作堰”的依据；石人名义上为向水怪要水，实际是控制水量做到“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的水位标尺。在“鱼嘴”那端，又立有装满石头的三脚架（即杩槎）若干，作为岁修内、外江之用。其方法是：每至霜降时节，用杩槎截住外江，使江水全部流入内江，既有利于农田灌溉的水源补充，又可以趁机挖掘外江和外江各灌溉渠道的淤泥。到次年立春时节，再将杩槎移至内江，让江水流入外江，以利挖掘河床淤泥和平水槽、飞沙堰的岁修工程。到了清明时节，全部岁修工程结束。这时，人们载歌载舞，举行放水仪式，表示征服了水怪，并预祝五谷丰登。
李冰在历史上虽然没有留下豪言壮语，但他的业绩是有口皆碑的。晋人评说由于李冰忠于职守，重视国计民生，又善于组织群众，“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绝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人们世代缅怀他，传颂着他征服自然的种种神奇事迹。到了唐代，并在“离堆”之上修建了纪念李冰和他儿子二郎的庙宇——二王庙。如今，这座恢宏的庙宇内，还镌刻着“深淘滩，低作堰”六个大字，很是醒目。
西门豹名闻天下
西门豹，复姓西门，名豹，生卒年不详，战国时魏国人。魏文侯当政时，西门豹曾被拜为副将，随大将乐羊出征中山国。不久，他被派任为邺令，政绩斐然，“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汉褚少孙续补《史记·滑稽列传》）。
西门豹之所以“名闻天下”，决非出于才华横溢，宏论滔滔，而是在治邺任内，多干实事，以威化治，为民造福。那么，西门豹是如何治邺的呢？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西连韩国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北接赵国邯郸（今属河北），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进入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后魏都移至大梁，今河南开封）的咽喉要道。魏文侯考虑再三，决定让西门豹去当邺县的县令。西门豹到任以后，发现当地田园荒芜，人烟稀少。经向民众调查了解，原来是廷掾（县吏）、三老（乡官）倚仗权势，以“河伯娶妇”（水神河伯每年要娶一个媳妇，否则发怒泛滥成灾）的迷信活动为由，勾结巫婆弄神弄鬼，乘机搜刮民脂民膏。西门豹为了整治歪风陋俗，决定揭开这个骗局。
在“河伯娶妇”那天，他带领了几个随从来到现场，只见那个被选为“夫人”的女孩子早已吓得缩作一团，眼泪已经流尽了。于是，他装作关心地对巫婆说：“这个女子长得难看，你先去通报河伯，待下官另选一美女送去。”说罢，西门豹向随从们一挥手，那个老巫婆被扔进漳河去了。霎时间，围观的人们个个目瞪口呆，不敢言语，只有哗哗的流水声在响着。过了片刻，西门豹说：“老巫婆怎么还不回来，再派她的小弟子去报告吧！”于是，扑通一声，有个小弟子又被扔到河里。如此再三，共有三个弟子被扔进河中。不久，西门豹又说：“看来女人们不会办事，说话不清楚，请三老去解释一下吧！”于是，那个平日作恶多端的乡官也被扔入河中。这时，西门豹弯着腰，十分恭敬地等待着。过了好久，西门豹又要在廷掾和豪强中选派一人去通知河伯。话音刚落，这些官绅们都跪在地上叩头求饶，额角上鲜血流了出来，脸色像死人般灰白。西门豹说：“你们都起来，看来河伯还要留住他们好久，要是这样，你们就都先散了回家吧！”打这次以后，邺县的平民百姓再也不受“河伯娶妇”之苦了。那些逃亡在外的人又都纷纷回到家乡重建家园。
西门豹为了发展生产，决定组织百姓们开凿沟渠，引漳河水灌溉农田。他说：“就眼前利益而言，难免要劳民伤财，但这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百姓们的思想搞通后，都乐于参加水利工程建设。西门豹本人也是兢兢业业，廉洁奉公，据实向朝廷报告财政收支情况。按照当时官吏考绩制度，是以向中央上交财物多少作为依据的。邺城土地贫瘠，加上水利方面的基本建设，上交的财物较少，又由于西门豹不愿走后门去买通朝廷官员，魏文侯听信谗言想罢免西门豹的职务。西门豹认为解释争辩无用，只要求再干一年，魏文侯同意了。
果然，西门豹在次年上交许多财物，魏文侯还亲自出来迎接他。但是，当他见到魏文侯时，却连同印信一并交上。魏文侯纳闷地问他原因，西门豹说：“去年，我不苟取于民，你要罢免我。今天，我上交财物多，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这样的官我是不当的。”魏文侯这才知道听信了谗言，勉励西门豹继续兴修水利。在邺城老百姓们的辛勤劳动下，西门豹一共修建了12条水渠，使农业生产得以旱涝保收，邺城也成为魏国最富庶的地区。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西门豹治邺给予赞扬，把他同郑国的子产、鲁国的宓子贱相提并论，说他们都是古代的贤大夫。司马迁说“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他们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其爱民、重民的笃实思想和作风却是一致的。
班超“入虎穴，得虎子”
公元73年，东汉名将窦固奉命征伐匈奴，四十一岁的班超被任命为假司马。在这次征伐中，班超立了战功，深受窦固赏识。不久，窦固派他和军中的高参郭恂一起出使西域。
班超带了三十六名勇士，首先来到鄯善国，欲说服鄯善国王归附汉朝。与此同时，匈奴也遣使来游说。班超一行受到冷落。班超开始与手下判断认为，这必定是北方匈奴的使者来，国王态度摇摆不定，吃不准服从哪一方。于是把接待他们的胡人叫来，诈骗说：“匈奴使者来了几天，此刻在哪里？”
那胡人很惶恐，招认了实际情况，证明班超的判断是正确的。班超把这胡人禁闭起来，然后把三十六名勇士全部集合起来喝酒。喝得畅快的时候，班超激怒大家说：“你们和我都在这极远的地方，想立大功以求得富贵。现在匈奴使者来到这里才几天，国王对我们的礼节和敬意就中止了。如果他逮捕我们，把我们送给匈奴，那我们连尸骨都会被豺狼吃掉。你们看，这事怎么办？”
他的下属表示了同一个意愿：“现在处于危急关头，不管死活都听从您的命令。”
班超下决心说：“好，不进入老虎洞，不能捉到小老虎。眼前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趁着黑夜，用火攻击匈奴派来的人。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一定非常震惊，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消灭了这些敌人，国王就会吓破胆，我们大功告成，事业也建立了。”
大家同意班超的行动计划，但又提出这件事要和郭恂商量一下。班超发怒说：“是凶是吉决定于今天。郭恂是个文弱而又庸俗的官员，听到这件事必定害怕，会泄露我们的计谋，这样我们就会白白送命，当不成好汉。”
大家都同意班超的看法。当天夜里正刮大风，班超带领勇士们悄悄来到匈奴使者的驻地。他布置十个勇士拿着鼓，藏在匈奴使者的房舍后，并跟他们约定，见火烧起来就打起鼓大喊大叫。其余的勇士都拿着武器，埋伏在大门两侧。
一会儿，班超顺着风势把火烧起来，顷刻之间战鼓齐鸣，杀声四起。匈奴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班超亲手杀死三个敌人，勇士们杀了匈奴使者和随从三十多人，还有一百多人被烧死。
第二天，班超把这件事告诉郭恂。郭恂听了大惊失色，班超马上对他说：“你虽然没有参加行动，但我哪里会独占功劳呢？”郭恂听了这话很高兴。
接着，班超去见鄯善国王，并把匈奴使者的头颅给他看。国王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班超对他作了解释，并且加以抚慰。这样，国王终于决定靠向汉朝一边，并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汉朝去做人质。
班超以超人的胆识和果断的行动，深入敌营中，摸清情况，愤杀敌人，一举成功，使鄯善国国王摇摆不定的态度倒向了汉朝，稳定了局势。班超这种亲历艰险入虎穴的勇气，颇受后人赞赏。
傅玄“仑阁生风”
傅玄（217—278），字休奕，自号主鹑觚子，西晋时北地泥阳（今甘肃宁县）人，屡官至侍中、太仆、司隶校尉。他虽显贵于时，而著述不废。撰有《傅子》一书，凡数十万言，并有文集百余卷行于世。
傅玄认为，从政旨在匡时救世和安居。为此，他要求当政者首先要“先正其心”，要注重自己道德品质的修养。他说：“其心正于内，而后动静不妄。”意思是如果思想端正，才不会有伤政害民的行为。他鉴于当时官场上的种种歪风，诸如“贱守节”和“虚无放诞之论”，上疏晋武帝司马炎，建议整顿朝纲，区分良莠，把选官用人作为“王政之急”的要务。他说，察选官员时，“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参三者而详之，近少失矣”。对于那些门第显赫的贵族子弟，不能因其家业荣耀而随便授官，要以能否为准，“各随其才优劣而授用之”。至于那些“冗散无事”的官吏，必须加以裁汰，不能让他们“坐食百姓”。假如“诸有疾病满百日不差”（不差，即不上班）的人，则“宜令去职”。这些人在去职以后，地位和待遇可以高一些，“优其礼秩而宠存之”。这样，“臣不废职于朝，国无旷官之累”，一个萝卜一个坑，既减少了国家的开支，又保证了官员的质量。
傅玄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要想稳定社会秩序，使各阶层的人都能够各务其业，关键在于安民和发展生产。他说：“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废也。”他曾绘制出一个蓝图：“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
值得注意的是，傅玄的匡时救世以安社稷的思想，并不只停留在一般的认识基础上，而是要求采用各种方法和途径去付诸实现。具体措施是：
一、兴修水利。选用“知水者”主管河渠修建工程，分天下为五部，要求各部都要制订出行动规划。
二、精耕细作。改变过去粗放耕作导致粮食产量下降的弊病，提出“不务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
三、改进税收。为了照顾劳动者的利益，他提出屯田时要降低剥削率，改变过去那种八二分成或七三分成的旧制，主张持官牛者六四分成，持私牛者对半分成，以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四、提出“至平”、“趣公”和“有常”的赋役原则。所谓至平，就是“计民丰约而平均之”，做到量地而征，减轻平民百姓的负担。所谓趣公，就是将征得的赋役用于国家的“公利”，而不应满足统治者的私欲。换句话说，要求执政者要像大禹那样，凿九山，通九江，三过家门不入，但自己却“薄饮食、卑宫室，以率先天下”。傅玄还认为：赋役要相对固定，不能随便更改，“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心，以奉常数。民虽输务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务公而制有常也”。
傅玄是一位讲求实际注重实效的人。看不惯那些在朝不任职虚食俸禄的贵游子弟，他“刚劲亮直”、“弹击是司”，办事一丝不苟，不讲情面。每有疏奏之时，他“捧白简，整簪带、疏诵不寐，坐以待旦。于是贵游慑伏，台阁生风”。为此，魏征等人撰修《晋书》时评赞说：“傅玄体强直之姿，怀匪躬之操，抗辞正色，补阙弼违，谔谔当朝，不忝其职者矣。”
唐太宗居安思危
唐太宗是一位严以律己和能够居安思危的人。他虽然身为一国之主，但总时时约束自己，唯恐因“嗜欲以成其祸”。他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又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唐太宗是一位熟通经史的人，对历代王朝的得失成败了如指掌。他以北齐的灭亡为例说：“人主赋敛不已，百姓即弊，其君亦亡，齐主（后主高纬）即是也。”对于秦、隋两个王朝的迅速灭亡，他也深有感慨地说：“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及此，不觉惕焉震惧。”为此，他除了继续实行和完善均田制，使平民百姓有田可耕以外，赋税也较隋朝为轻。另外，他还提出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服徭役“不夺其（农）时”，二是“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唐太宗这种“先存百姓”和严于律己的为政思想，对于当时朝廷各项政策的制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篇》记载，唐太宗对君民关系的认识是颇为深刻的，文中说：近自建立太子（即后来的唐高宗李治），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民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当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并不是唐太宗先提出来的。孔子曾说：“君，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载舟”、“覆舟”之喻，历来是为国当政者遵守的至理名言。然而，真正能够落实到行动上的太少了，大多是唱唱高调而已。
唐太宗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他常常以隋朝的灭亡为鉴戒，重视君民之间的关系。在他刚上台的三年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水旱霜蝗之灾。关中的情况更为严重，甚至出现了卖儿鬻女的现象。他一方面命令各地州官开仓赈济，派遣亲信大臣分往各灾区巡视，另一方面“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据说，在贞观二年（628）蝗灾严重，他曾吞食了几只蝗虫，还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为了赈救灾情，乃实行精简机构，节约政府开支。一时之间，中央官员由两千多人减为六百四十三人。他又多次下诏修订法令，凡死罪须上报刑部复审，再经中书、门下省的高级官员议定，然后由皇帝批准才能执行。对于各种刑罚也多变重为轻，如把绞刑改为加役流（即流放服役），定出各种刑具如枷、杖的尺寸大小等等。由于唐太宗重视赈灾抗灾工作，社会秩序相当稳定。到贞观四年（630），全国大丰收，米粟每斗不过三四文钱，被处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出现了“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太平景象。有许多地方，行旅不必再带粮食，沿途自有供应，甚至还能得到优厚的款待。如《贞观政要》记载说：“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侍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方克勤务实勤政
方克勤，字去矜，明宁海（今属浙江）人。洪武二年（1369）辟为县学教谕，以母老辞归。四年（1371），经吏部考试，特授济宁（今属山东）知府。
当时，明太祖诏民开垦荒地，规定三年以后才征收赋税。但是，一些地方官吏借故提前征税，老百姓认为朝廷的诏令不可信，纷纷离开家园，逃奔他乡，使新开垦的土地有不少又成了荒田。方克勤到任以后，头一件事就是与百姓们约定，税期仍为三年，又按土地的好坏分田为九等，税额亦按九等征收，做到平均负担，民心大悦。另一方面，方克勤严厉惩罚了那些乘机敲诈勒索的赃官污吏。于是，济宁府的闲散荒地得到了更多的开垦。
方克勤在济宁知府的三年期间，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除县学、乡学以外，还在各个村社建有学校数百所。修葺孔夫子庙，时加祭奠。于是，教化日隆，礼让日兴，社会风气大见好转。
这年夏天，有个守将要征发民夫修筑城池。方克勤说：“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锸。”意谓老百姓正忙于收获耕作，怎能再用劳役去加重他们的负担呢！他将这一情况向朝廷中枢机构中书省汇报，使这次劳役终于作罢。恰好，这时下了一场及时雨，旱情大见好转。于是，济宁百姓纷纷传唱着：“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这首歌谣的大意是：是谁免去我们的劳役？是方太守的力量呀！是谁救活田里的禾粟？是方太守的祷告呀！方太守您不要离去，您是百姓们的父母官呀！
在方克勤任内的三年中，济宁府的人口增加了几倍，百姓们丰衣足食。
方克勤不追求名望，不随便施以刑罚，认为治世应该“以德化为本”，强调要笃功务实，为百姓们多办好事。他说：“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因此，他虽官及四品，是一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但生活十分简朴，一件布袍穿了十年，平常每天只有一顿吃有肉的菜。而对于那些被明太祖贬谪的官员，在路过济宁时总是给予周济。当时有位大臣朱亮祖，官至征南副将军、征虏右副将军，封永嘉县侯。他要从浙江坐船去北平（今北京），由于天旱日久，江河水浅难于行船，征集了民夫五千人要疏浚河道。方克勤劝阻不听，哭着祷告苍天，于是，“忽大雨，水深数尺，舟遂达，民以为神”。
洪武八年（1375），方克勤入朝，明太祖表彰他的功绩，并赐予酒宴。后来，他为属吏程贡所诬陷，贬谪为江浦（今属江苏）县令。不久，又因受“空印案”（指主印官让吏员随身携带空白文册，以便上报财政收支情况时填写）的牵连而被入狱处死。尽管如此，在官修《明史》时，修撰者仍然将方克勤刊入《循吏传》，列为受人民爱戴的一位清廉地方官。
汪应蛟移镇天津
汪应蛟，字潜夫，婺源（今属江西）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出身，屡官右佥都御史、户部尚书。为政以俭。在天津期间，他更受百姓称誉。
原来，天津自永乐二年（1404）建三卫（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以来，发展较快。及至万历、天启年间（1573—1627），后金（1636年改国号为“清”）崛起东北，倭寇（日本）在我国东南沿海失败后转而骚扰渤海湾等地区，又侵略友好邻邦朝鲜。于是，作为京都门户和抗倭基地的天津，位置更加重要。为了做好军事部署，明政府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九月改派原山西按察使汪应蛟移镇天津，任天津兵备道（简称天津道）之职。
汪应蛟初抵津门时，见城墙屡经洪水浸泡，多有坍塌，乃与将士们一道填补洼地，修葺城垣。又训练士卒，号令严肃，一时军威甚盛。他又协助天津巡抚万世德，巡视天津海防，勘查滨海荒芜之地，计议开垦屯粮。次年，万世德改任经略，专门负责安抚朝鲜工作，汪应蛟遂以右佥都御史兼任天津巡抚，积极支援朝鲜战事的军务。同年八月，日本关白（即丞相）丰臣秀吉死，中朝联军对日军展开攻势，终于赢得了海战的胜利。
汪应蛟鉴于天津日益重要，在援朝战争基本结束后的次年（万年二十七年，1599），继续完成了普查荒地以发展农业生产的工作。有书记载：“应蛟在天津，见葛沽、白塘诸田尽为淤莱，询之土人，咸言斥卤不可耕。应蛟念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营作水田，当必有利，乃募民垦田五千亩，为水田者十之四，亩收至四五石，田利大兴。”汪应蛟又认为，援朝战争虽然结束，但防倭之事绝不能放松。于是，他向朝廷上疏《防倭战后事宜》和《上屯田疏》奏请落实寓兵于农的政策，他在《上屯田疏》中写道：“夫天津当河海咽喉，为神京牖户……今鲸波难息，内备未忘……见在水陆两营兵尚存四千人，岁费饷银六万余两。”“天津屯兵四千，费饷六万，俱敛诸民间。留兵则民告病，恤民则军不给，计惟屯田可以足食……若开渠置堰，规以为田，可七千顷，顷得谷三百石，近镇年例（附近驻军的粮饷），可以兼资，非独天津之饷足取给也。”
汪应蛟在天津任职前后凡三年，忠于职守，视国为家，谨出纳，杜虚耗，待人接物以诚以敬，深得天津百姓爱戴。他后来转任保定、南京和京师诸职，均能广兴水利，爱养百姓，论以道义，行以实践，因而广受赞誉。
“躬自徼察”的林则徐
林则徐，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为编修。历任监察御史、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他仕历内外垂四十年，任封疆大吏遍十余省，但一生刻苦自励，到处以勤劳见称，事必躬亲徼察，从未“袖手枯坐”。
1824年，江南“高家堰十三堡，山下六堡被大风掣坍，洪湖水泛滥”，道光帝令林则徐赴南河督修堤工。林不顾母丧，毅然前往。来到“高堰”、“六堡”两堤，差事未派，即出门查工。他由六堡迤南段始验勘，沿途驻扎工地，“与僚佐孜孜讲画，毫无倦容”。而后，他每日往迤北或迤南一带工地查看，虽雨天也素服徒步坚持查工，修堤的百姓竟不知他是一位一品大员。他呕心沥血缜密徼察，指挥修堤了如指掌，俨然治水专家。时人称许他：“向来河工从未有如此精核者。”
1839年，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一路上，“官绅来谒者，苟有一得，皆咨询而籍之”，路过安徽时，他访引疾告退的前广东香山县令，“与之共饭，谈至子刻别去”。林考虑到“初次到粤，人地生疏，一切洋务、夷务不得不遣一两个密行查访”。于是，他派曾革职在家的安徽旧属马辰，“兼程先赴海口代访夷情”；又修书仍在粤公事未归的汉阳县令丞彭凤池“就近代查鸦片根株”。在江西途中，林又接见了在广东有八载生涯的门生张浦云等人。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一批贩毒、贿纵犯的姓名、住址和罪状，林则徐即密令广东布、按两司速派员拘拿所开各项要犯，不得一名远扬。此次查禁行动，缉捕吸毒、贩毒者二千余人。连英国烟贩子查顿也心有余悸地说：“在广州，已经看不见一支烟枪、一个鸦片零售商了……”
林则徐为官不仅注重躬亲徼察，而且，驭下亦求谨严勤勉。“属僚晋谒，必先毕夜温故牍，犹有不能对者，而公数其曲折，畸零琐屑，千端万绪，了然如螺纹之示于掌上，闻者无不骇服。”侍郎程春海赠林公楹帖云：“为政若作真书，绵密无间……”实为对林则徐仕道严谨的最恰当的评价。
林则徐为官勤勉，事必躬自徼察，注重调查研究，能够做到“凡民生疾苦，吏事废堕，人才贤否，无纤悉不知，知无不行”，这对一个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李金镛脚踏实地办金矿
李金镛，字秋亭，江苏无锡县万安乡人，生于1835年。早年经商，曾捐纳同知衔，后因功擢为知府，调直隶、东北佐治地方。他在任期间，以“勇于任事，善于政治”蜚声官场，其中创办“漠河金矿”，是他笃功务实、理财求富的最好表现。
早在19世纪中期，我国东北漠河附近即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黄金。沙俄侵略者对金矿垂涎已久，曾多次派出“金匪”，偷入漠河进行大规模盗采。清政府虽两次派兵驱逐，但沙俄“金匪”觊觎之心仍然不死，继续盗采。为了“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植百年根本之谋”，清政府决定“兴利实边”，自行开办漠河金矿，李鸿章推荐了熟悉边情、矿务的李金镛主持督办。
创办漠河金矿，“艰阻百端”：地处边陲，气候寒冷，交通不畅，经费难筹。然而李金镛却认为此举“实关边要利害”，所以他“慨然自任，不敢辞避”。
1888年5月，李金镛历尽艰辛，经40余日，始抵漠河。然后，他“勘道入山，裹粮露宿，披榛伐木”，往返数月进行勘查，并亲自从元宝山等处采回矿样，进行化验，掌握了矿脉之梗概。9月，返回瑗珲汇报情况，拟定了筹建漠河金矿章程。以后，他又奔波于天津、上海、烟台等地，“募集资金，招聘矿师，购买机器”，积极筹划建厂。经过两年的奔波，漠河金矿于1889年1月正式开工生产。
金矿开工后，李金镛以极大的热情，力疾从公。他事必躬亲，“情访周咨”，对矿山情况了如指掌。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办企业之经验，结合矿山实际，他亲手制定了办矿章程。章程规定：“局中饭局，油烛……一切等项，必须实用实销，不得浮开浪费”；薪饷的发放采用分成制（即工人得六，厂局得四）和计量制，以求“奖功惩过，赏罚分明”。此章程融中西规章为一统，显示了李金镛“善于致治”的企业家才能。同时，他还广聘献身边疆、实心任事的管理人才；解决工人的生活和劳动困难；并“拨兵开道”改善运输条件；严格训练护矿、宁边的防勇，以使“边务矿务，两有裨益”。
经过两年苦心经营，漠河金矿的规模不断扩大。至1890年，共建成四个金厂，金工达两三千人，调练防勇百余名。1889年至1890年，两年产金达四万两。迄至1895年，向清政府上缴银累计85万两，经济效益之高，成为洋务派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中比较成功的一个。同时，使昔日“绝域穷荒”的漠河，变为商贩渐兴、“民兵辐辏”的边疆重镇。
漠河金矿之所以办得卓有成效，是和李金镛勇于任事、“善于致治”分不开的。他不愧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企业创办家。而他筹办漠河金矿、建设东北边疆的业绩，亦将永载史册。
阎敬铭“心雄万夫”三把火
阎敬铭，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后一直为官，清正廉洁，惩治贪吏，对恶势力斗争“心雄万夫”，1882年迁任户部尚书。他深知户部弊端，尤其是天下财富总汇的北档房，积弊更深，便下定决心“烧了三把火”，革除积弊，实行改革。
阎敬铭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亲自查账，并找来档房司官问账，结果无论是领办、会办、总办都不知部库的存银有多少，以及出纳和盈亏的情况，甚至连算账、看账都不会。他对此十分气愤，关系国家财政命脉的户部档房账目糊涂到如此程度，怎不被贪官污吏所利用，于是他立即上奏，建议改革档房管理，“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汉员不可”。清政府立即同意了他的奏请。
阎敬铭上任后的第二把火，就是亲自清查库房，即户部管辖的银库、缎匹库和颜料库。经过清查，发现三库物资堆放杂乱无章；账目混乱，进出账目竟是二百多年的流水账，无清无结；物资损坏，缎匹和颜料大量霉烂，虫蛀鼠咬，无法使用；官员贪污偷盗成风，弊端累累。鉴于此，他当即斥逐了一批书办和差役，并参奏了号称四大金刚的司官姚觐元、董俊汉、杨洪典和旗人启某，使其革职回籍。
阎敬铭上任后的第三把火，就是揪出了云南军费报销案。军费报销向来是报销者和户部司官、书办的贪污门路，报销者可以把非军费的款项纳入军费中报销，然后把大量的公款揣入私囊，户部明知故纵，借机从中收取贿赂，通同作弊。云南的军费报销，先是派粮道崔尊彝和永昌知府潘英章，携带巨额公款，来京通过军机章京向太常寺卿周瑞清与署理户部尚书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景廉行贿，打通关节，户部书办一张口就要13万两银子“打点费”，最后经过讨价还价以8万两白银的贿款，把云南军费报销了结。阎敬铭经过调查，促使一些知情官吏打消了顾虑，首先御史陈启泰上奏朝廷，揭露了周瑞清和户部官吏在云南报销军费中的受贿事实，随后又有不少人纷纷指控王文韶、景廉，要求政府严加制裁。清政府深感问题严重，加紧了对案情的处理，并指派阎敬铭会同刑部审理此案。案情结束，与案情有关的数十名大小官员，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其中受贿的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宝穆革职退赃，徒三年；太常寺卿周瑞清革职退赃，流放三千里；潘英章、龙继栋、李郁华也被革职流放；军机大臣景廉、王文韶受到了降级处分。
阎敬铭勇于向贪污腐败的邪恶势力做斗争，在任户部尚书不长的时间里，即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革除旧弊，实行改革，这种精神在积弊已深的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
周新上任先坐牢
周新，明代广东南海人。他出任浙江按察使的谕昭宣布后，很多亲朋好友前来祝贺。说罢吉利话，有位好友跟周新开玩笑：“此去重担在肩，怎样去摸清民情？如今的县太爷可喜欢瞒上欺下啊。”
周新听完，连连点头：“对，对。不过，我自有药方治这官场通病。”
巡视所属的第一个县到了，周新的做法大大出乎县中官吏的意料。
周新换了一身旧衣服，故意撞上了县太爷的轿子。县太爷顿时横眉瞪眼：“你这穷书生，敢撞本官大轿。老子要去接新任浙江按察使大人。来人，将这不知趣的穷书生打入大牢！”
周新心中一喜：“好了，进了大牢，可了解这个县的民间情况了。”当夜周新被投进监狱。
囚徒们问他犯了什么罪。周新笑了：“喝了口酒，撞上了县太爷去接大官的轿子。他令人打了我几板子，就把我送到这笼子里来了。”
一位年老的囚徒忙惊呼：“你还算命好。你敢撞上他的轿子，要是平日不打你一百下杀威棒才怪，幸亏他要急着去接大官呢！”
周新故作惊讶：“这县太爷，平时也这么草草办案的？”
“何止这样呢！”囚徒们顿时嚷嚷开了，跟眼前这书生模样的“新犯人”讲了差不多一个晚上……
第二天，县太爷坐在大堂上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昨天没接到按察使大人，可上面明明通告那大人已来境内，他去哪里了呢？
就在这时，周新从狱中走出，板着脸踱上大堂。
县太爷又怕又羞，只得交出了官印怏怏离职而去。
浙江境内各郡县官闻风皆惊，惮于周新此举，都变得兢兢业业，忠于职守。
深入实际是了解真实情况的最好途径和手段。周新赴任途中不是去县府，而是以微服私访的形式，考察验证地方官员的霸道恶劣作风。用亲眼所见、亲身所受的事实，来羞耻不规矩的县太爷，肃整了作风纪律，堪为明举。
赵括纸上谈兵
战国时，赵国大将赵奢的儿子赵括，从小便熟读兵书，因此只要一谈到怎样用兵，他便会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所以，不少人都觉得他是个大将之才。但是，他的父亲却始终不承认儿子精通兵法，善于用兵。他甚至说：“我的儿子将来要是不做赵国的将军，那倒是赵国的福气，万一不幸让他当上赵国的将军，那他一定是个败军之将。因为他从没上过战场，只会‘纸上谈兵’，一旦真的领兵打仗，绝对会出问题！”
知子莫若父。赵奢对儿子的看法十分正确。秦昭王四十七年（前260），秦王派大将王龁攻打赵国的上党，赵国大将廉颇奉赵王之命率兵二十万救援上党。他采取固守政策，坚守长平，和秦军相持了四个多月，秦军没能攻下长平。
于是，秦王采用宰相范雎的离间计，到赵国去传布谣言说：“秦兵所惧怕的，只有赵括一个人。廉颇是个无能之辈，再过些日子，他就要投降了。”
赵王听言了谣言，便派赵括去代替廉颇领兵。赵王召来赵括，问他说：“你能击败秦军，为国争光吗？”
赵括大言不惭地说：“要是碰上秦国名将白起，那我还得考虑一下对付的办法，现在是王龁领兵，我一定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于是，赵括在接掌廉颇兵权以后，立即改变固守的策略，不久就被秦兵围困。这时，秦王悄悄改派白起为主将，而以王龁为副将。结果，白起击败赵括，赵军四十万人马被俘后全被活埋，而善于“纸上谈兵”的赵括也在突围时中箭身亡。
这次战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赵国不仅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四十万军马，更严重的是从此国力一蹶不振，再也无法和秦国抗衡了。
光有理论，不会实干，不求实际，只夸大口，是没有用的，其结果不是成功，只是失败，在赵括的身上足以证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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