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蕃志在“扫除天下”

    陈蕃（？—168），字仲举，东汉汝南平舆（今河南汝南）人。他历仕桓、灵两朝，官至太尉、太傅。在反对宦官专权斗争中，与李膺齐名，后与外戚窦武谋诛宦官，因事败被杀。

    陈蕃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15岁时，常常自己独居一室，庭院芜秽不堪。一次，他父亲的朋友薛勤来访，对陈蕃说：“小伙子，你为什么不打扫院落以迎接客人呀？”陈蕃客气一番后，严肃地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少年时代的他，就对当时朝政腐败、宦官专权的政治局面表示不满。“扫除天下”一语，意谓他将来定要肃清邪恶，整顿乾坤，以使万民安乐，普天同庆。

    陈蕃初仕本郡郎中，后经太尉李固表荐，征拜议郎，再迁乐安太守、大鸿胪、光禄勋。他见桓帝（146—167年在位）荒于朝政、沉迷酒色；外戚梁冀专断朝政，卖官鬻爵，心中愤愤不平，便多次上疏诤谏，要桓帝仿效高祖刘邦，以天下大事为重。延熹二年（159），梁皇太后死，桓帝与宦官单超、具瑷、唐衡、徐璜等人合谋夺权，诛杀了梁冀一家。从此，朝政大权又转由宦官集团垄断。

    在宦官专政下，政治更加黑暗。于是，朝野哗然，怨声载道，农民起义时有发生。陈蕃既恨苏康、侯览、管霸等大宦官，又不满桓帝的昏庸，便在太学生们的支持下，与河南尹李膺等人纷纷上书揭露宦官的罪恶。陈蕃在奏疏中希望桓帝“务为内政”、“斥黜佞邪”。他甚至表示：“陛下虽厌毒臣言，凡主人有自勉强，敢以死陈。”但是，桓帝在宦官挟持怂恿下，诏令将李膺、杜密、范滂等二百多人逮捕入狱，禁锢终生。这在历史上叫第一次“党锢之祸”。

    陈蕃痛心疾首，又冒死上疏为李膺等人鸣冤。他说：“今陛下临政，先诛忠贤。遇善何薄？待恶何优？”希望桓帝“除妖去孽，实在修德”。他最后表示：“臣位列台司，忧责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观成败。如蒙采录，使身首分裂，异门而出，所不恨也。”在陈蕃等人的诤谏下，李膺等人被释放。

    永康元年（167），桓帝死，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其父大将军窦武秉政。陈蕃又上书，揭发宦官侯览、曹节、王甫等人的罪恶，并与窦武合谋尽杀宦官。由于事泄，窦武反而被杀。陈蕃听到消息，不顾自己70多岁的耆老之年，亲自带着随从80多人，冲入后宫的承明门，要找宦官们算账，以替窦武报仇。他拔剑在手，对着迎面走来的王甫等人厉声呵叱。由于寡不敌众，陈蕃被捕，囚于黄门北寺狱，终于被杀害。后来，李膺等100多人被捕杀，株连下狱者多达1000余人。这在历史上叫第二次“党锢之祸”。

    陈蕃虽然未能实现“扫除天下”的大志，但他与李膺等人的行动却为世人楷模。诚如《后汉书》著者范晔评论说：“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不畏权势的董宣

    汉光武帝刘秀重建汉室以后，采取各项拨乱反正的经济、政治措施，因此，他在位期间（25—55），出现了“光武中兴”之世。由于刘秀本人能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赏罚分明，因而当时出现了一些政绩卓著、刚直不阿、执法严明的官员。董宣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据载，董宣曾在北海（今山东昌乐东南）任地方官，上任不久就处理了一起杀人案。原来，当地有一豪强公孙丹，新建一处住宅，令卜者看吉凶，卜者认为迁入新居一定要死人，于是“丹乃令其子杀道行人，置尸舍内，以塞其咎”。这件事被董宣得知之后，立即派人把公孙丹父子逮捕，处以死刑。结果“丹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操兵诣府，称冤叫号”。董宣以公孙丹曾归附王莽和勾结海盗的罪名，将30余人全部斩首。刺史以董宣杀人过多处他死刑，送入洛阳，他“在狱，晨夜讽诵，无忧色。及当出刑，官属具馔送之，宣乃厉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车而去”。当时受刑的一共9人，前面8人均已处死，就要轮到董宣时，光武帝刘秀派人赶到传令董宣还狱，对其案件重新审理，结果董宣被降职为县令。

    董宣后来出任洛阳令。此地为国都所在，情况复杂，董宣一如既往，严明执法。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家中有一奴仆，依仗主人权势，公然白天杀人，藏匿公主家中，因此董宣无法把他逮捕归案。一天，公主出行，罪犯有恃无恐地为公主赶马车。董宣得知，立即带人在湖阳公主必经之地夏门亭等候。当公主一行人来到之后，董宣立即拦住车马，大声斥责公主不应藏匿杀人罪犯，并将罪犯抓捕，马上处以死刑。

    公主向刘秀哭诉董宣杀其奴仆，光武帝因不了解事情的原委，听后大怒，立即派人捉拿董宣，打算在公主面前用乱棍将董宣活活打死。董宣说：“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权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箠，请得自杀。”随即以头击楹，流血满面。刘秀很受感动，忙叫宦官把董宣救下。为了照顾公主的脸面，令董宣到公主面前叩头赔礼，遭到董宣断然拒绝。刘秀只好令人强摁着他的脑袋，硬逼着他下跪，董宣挺起脖子，两手撑着地，就是不肯低头。“强项令（硬脖子县令）”即由此而来。公主见此情状对刘秀说：“文叔（刘秀字）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最后，刘秀把董宣释放，还让宦官招待董宣吃饭，以示慰问之意。董宣吃罢酒饭，把盘子、酒杯翻扣于桌上，宦官认为这是有意侮辱刘秀，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刘秀，刘秀责问董宣为什么要这样做，董宣却说：“臣食不敢遗余，如奉职不敢遗力。”光武帝只好一笑了之，还赏赐他三十万钱，董宣把钱全部分赠给手下的人。自此之后，“强项令”的名声传播京师内外，豪强无赖之徒“莫不震慄”。

    董宣在担任洛阳令的五年之后病故，卒年74岁。刘秀派人吊唁，“唯见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有大麦数斛、敞车一乘。帝伤之，曰：‘董宣廉洁，死乃知之！’”

    李膺办案“死不旋踵”

    李膺（110—169），字元礼，东汉颍川襄城（今属河南）人，屡官至河南尹、司隶校尉、长乐少府。为人嫉恶如仇，廉正刚直，后死于“党锢之祸”。其人虽殁，其志犹存。

    李膺生活于东汉王朝后期，王室衰微，大权旁落于外戚、宦官之手。越是后来，朝政越是腐败，宦官集团大权独揽，赃官污吏横行州郡，致使民不聊生，铤而走险。面对残酷的现实，李膺不避权势，以匡正时俗为己任。延熹二年（159），李膺出任河南尹，得知宛陵人羊元群以贪赃巧劫满载而归，决定依法追究，不料由于羊元群向宦官行贿，李膺反而降职充当苦役，后经司隶校尉应奉奏于桓帝（146—167年在位），李膺才得免刑。

    李膺为司隶校尉时，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在野王（今河南沁阳）令任内贪残无道，甚至杖杀孕妇。张朔害怕李膺纠查而逃入京城的哥哥家，藏在大木柜里。李膺得知案情，亲自带领吏卒冲入张让家，劈开大柜，捕获了张朔。经审讯属实，马上依法将张朔杀了。桓帝听张让诉说以后，诏令李膺入殿，诘问他为什么要不经奏请就先行斩决。李膺说：“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俱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又说：“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意思是我到任已经十天了，深怕自己因拖延和积压案件而得罪，想不到得到办案快的罪名。我自知死期就在眼前，但我不会退缩害怕，请皇上特准宽限五天，让我把那些首恶元凶的案子办完，再回来受刑不迟。桓帝虽然是一个昏庸的君王，但到底还是说了公道话，他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罪有应得，司隶校尉有什么过错呢？”打这以后，那些大大小小的宦官们都垂头丧气，不敢随便再出宫门。桓帝奇怪地追问原由，宦官们叩头哭着说：“我们畏惧李校尉呀！”

    延熹九年（166），在宦官的唆使下，术士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张成之子因仗势杀人而被李膺处死），说他“与太学生、郡国诸生，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桓帝下诏收捕李膺于黄门北寺狱，株连入狱者多达200余人。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次年大赦以后，李膺回归家乡阳城山中。不久，桓帝死，继位的灵帝年仅12岁，窦太后临朝，太后之父窦武为大将军辅政。窦武嫉恶宦官干政，与太尉陈蕃合计重新起用李膺等人。李膺复出仕为长乐少府。次年，窦武、陈蕃图谋尽杀宦官，因事泄反而被害。于是，宦官侯览、曹节等人又重新控制朝政。建宁二年（169），在侯览等人操纵下，再次发生了搜捕党人的事件（即第二次“党锢之祸”）。有人劝李膺赶快逃走。李膺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说罢，昂头阔步地自赴监狱，终于被拷打而死。

    李膺的为人，在当时就受到士大夫们高度称誉，太学生们也评以“天下楷模李元礼”的赞语。范晔在修《后汉书》时，说李膺“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李膺这种不避艰险、勇于斗争的精神，受到后人的崇敬。

    不以“卖论取官”的范缜

    范缜（450—515），字子真，南朝齐梁之际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官至中书郎、晋安太守。他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以反对佛教、坚持真理而名垂青史。

    早在他出仕为齐尚书殿中郎时，与从弟范云、萧衍（即梁武帝）、沈约等人常为竟陵王萧子良的座上客。萧子良时为宰相，是一位十分虔诚的佛教信徒，相信因果报应和死生轮回之说。永明七年（489）的一天，萧子良在都城建康（今南京）的鸡笼山西邸中宴请宾客，他问范缜：“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范缜指着院子里正在开花的树说：“人生恰如这棵树上的花，因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吹散，有些花瓣飘落在珠帘茵席之上，也有些花瓣坠入篱笆旁边的厕所里，那茵席上的花，就是殿下，而掉入厕所里的花，正是下官，这完全是偶然的。贫贱富贵固然有所差别，但因果报应又在哪里呢？”短短的几句话，反问得萧子良张口结舌，无言可答。

    范缜为了揭露佛教之弊，以自问自答的体裁写出一篇《神灭论》。文章中驳斥佛教宣扬的神不灭论，提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唯物主张。他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认为人一旦死了灵魂也就没了，就像刀与利一样，“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有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朝野喧哗”。以萧子良为首的一批“名士”和佛教信徒，都起来围攻范缜。范缜坚持真理，愈战愈勇。萧子良眼见无法驳倒范缜，便派王融去对范缜说：“您坚持己见，恐怕有伤名教，像您这样有才华的人，只要放弃自己的主张，与当权者合作，还怕不能官至尚书郎吗？”范缜听后哈哈大笑说：“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意思是为了趋炎附势，出卖自己的立场观点，我早就当上宰相了，岂止是一个五品的尚书郎呢！范缜就是这样为心中的真理而战斗着。他在出任宜都太守期间，严令人们不得在神庙里祭祀鬼神。

    天监元年（502），萧衍当了皇帝，改国号梁，是为梁武帝。梁武帝更加佞佛，宣布佛教为国教，又三次舍身佛寺，表示要出家当和尚。对于范缜，梁武帝虽然因功升迁他为晋安太守，尚书左丞，但仍威胁他要放弃反对佛教的主张。天监六年（507）梁武帝以皇帝的身份，组织了60多人写了70多篇文章，攻击范缜，说他“乖理”、“灭圣”。范缜不为所动，在辩论会上“并摧众口，日服千人”，对于沈约、任昉、曹思文等人的一篇篇文章，进行了果敢而有力的回答。以皇帝为首的这次围攻，又以失败而告终。

    范缜坚持真理，不以卖论取媚于当时，使梁武帝很不高兴。于是，梁武帝借口范缜为尚书令王亮辩护的罪名，将他流放到广州。几年之后，范缜虽然重返朝廷，官至中书郎、国子博士，但他仍然执着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一生勤于著述，有文集50卷。《神灭论》这篇文章，被统治者视为毒蛇猛兽，足见它对统治者的冲击力和震慑力；它是我国哲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一篇重要的檄文，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存史价值。

    狄仁杰极言谏武后

    狄仁杰（630—700），字怀英，唐并州太原（今属山西）人。举人出身。早在为并州都督府法曹时，便有“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的盛誉。武则天执政以后，屡迁至宰相。在此期间，他刚正敢言，不避权贵，使武后本人亦为之畏服。

    一、不问谮己者谁。狄仁杰在出任豫州刺史时，对招讨越王恃功暴虐的宰相张光辅深为不满，双方发生争执，狄仁杰当面指责张光辅“纵使暴横，使无辜之人咸坠涂炭”的过错，并表示说：“如得尚方斩马剑加君颈，虽死不恨。”张光辅还朝后，在武后面前奏告狄仁杰出言不逊。及至狄仁杰升迁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时，武后说：“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谮卿者，欲知之乎？”狄仁杰回答道：“陛下以为过，臣当改之，以为无过，臣之幸也。谮者乃不愿知。”武后听罢，十分叹服。

    二、反对武后立武三思为太子。武则天为了独断朝权，将儿子中宗（即李显）废黜为庐陵王，及至改唐为周以后，又欲立娘家侄儿武三思为太子。其他宰相不敢有异议，只有狄仁杰坚决反对，认为一旦外寇犯境，让梁王武三思去招募士卒，纵使一个月也招不到千人，而改为以庐陵王名义，则不出几天可以得5万人，这是因为天下的人心仍然忠于唐室。他说：“今欲继统，非庐陵王莫可。”不久，狄仁杰又与王方庆劝谏武后，指出太子是“天下本”，如果“本一摇，天下危矣”。又进一步说：“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余年，又欲以三思为后，且姑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三思立庙不附姑。”武后感悟之后，遂复立庐陵王为太子。

    三、谏止武后造佛像。武后崇敬佛事，大修庙宇。后来，武后还要建造大佛像，估计需钱数百万，由于官府经费不够，下诏要天下的和尚每人每日“施一钱助之”。狄仁杰上疏谏诤，说：“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终由地出。不损百姓，且将何求？今边陲未宁，宜宽征镇之徭，省不急之务。就令顾作，济穷人，既失农时，是为弃本。且无官助，理不得成。既费官财，又竭人力，一方有难，何以救之？”武后终于被说服，不再建造大佛像。

    狄仁杰在武后执政期间，也曾被酷吏来俊臣等人诬陷入狱。当时，一些朝臣迫于酷吏的种种酷刑，只好承认自己“有罪”而得到减刑。狄仁杰并未屈服，也不诬陷他人。来俊臣于是私下叫人写反书，诬为狄仁杰所作。武后召见狄仁杰才知道是他人代署而免其死，但却因此被贬彭泽令。然而，当地百姓却为他立生祠。他改任魏州刺史期间，又因保民安民而深受百姓爱戴，并为之立祠。武后为表旌其功，曾赐以紫袍玉带。

    狄仁杰在居相位期间，以国事为重，曾相继荐引忠良正直之士多人，其中如张柬之、桓彦范、敬珲和姚崇等人，皆成为唐代的中兴名臣。

    敢于批评皇帝的魏征

    魏征是唐太宗贞观时期的大臣。他性格耿直，喜欢直言极谏，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

    贞观八年（634），唐太宗背着大臣在皇宫生活区的北门兴造房屋，左仆射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遇见主持修造的少府监窦德素，问北门近来有何营造。窦德素回来后把此事报告给太宗。太宗把房玄龄劈头盖脑地训斥了一顿，说：“你只管你朝中的大事，我在宫中有何营造，与你无关！”房玄龄听后连连“拜谢”。魏征在旁边见了，上前说道：“不明白陛下为何指责玄龄，也不了解玄龄等人为何拜谢。玄龄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宫中营造，为什么不允许他知道？若陛下您所做有利于朝中，房玄龄等人应极力促成；若所营建不善，即当罢之，玄龄等人过问此事，也没有罪过。”太宗听见魏征所言句句入理，深感惭愧。

    由于魏征办事原则性强，说话据理，太宗很喜欢他，也害怕他。有时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遇见魏征，不等开口，就马上停下来。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一只打猎用的好鹞鹰，非常喜欢，正玩得十分得意的时候，望见魏征走来，怕被批评，便将这只鹞鹰藏在怀中。魏征奏事好久不停，等告辞后，太宗怀里的鹞鹰已闷死了。

    贞观十七年（643），魏征因病逝世，唐太宗悲痛万分，说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敢于批评而且能赢得唐太宗的极度信任，魏征必然有其特长。他建言诚恳，出自对皇上的忠心，并注意说话技巧，使其能够领会接受，做到知心交心，实为高明。

    不阿权贵的宋壕

    宋壕（663—737），邢州南皮（今属河北）人，进士出身，以刚直不阿著称。

    武则天称帝后，宋壕任左御史中丞。当时有一批小人当道，张易之、张昌宗等人飞扬跋扈，势倾朝野，许多朝中大臣都依附于他们的门下。

    常言说得好，“邪不侵正”，小人怕忠臣。张易之等人对别人态度傲慢，对宋壕却十分客气。有一次，朝中举行大宴，张易之、张昌宗是三品官，坐在上位；宋壕是六品官，坐在下位。张易之为讨好宋壕起身站起来走到他桌前，作揖施礼，说道：“您是当今天下第一人怎么坐在下面？请上坐吧！”宋壕冷冷地回答；“我才低官小，张卿却说我是当今天下第一人，这是什么意思？”张易之自讨了个没趣，只好灰溜溜地走开了。当时大臣们因为张易之、张昌宗受到武则天的宠爱都想巴结他俩，一般都不称呼他俩的官名，而把张易之尊称为五郎，把张昌宗叫六郎。天官侍郎郑果奇怪地问宋壕道：“您为什么把五郎叫卿呢？”宋壕说：“用官名来叫，正应叫作卿；如果是他的亲戚，应该叫张五。您不是他的家奴，为什么把他叫作郎（当时家奴、门生把自己的主人叫做郎）呢？您为什么这样怕他呢？”当时在场的群臣都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

    长安四年（704年）十二月，有人揭发张昌宗谋反，武则天派宋壕等人审问。宋壕请求把张昌宗收监治罪，武则天心里偏袒张昌宗，很久也不答应。并想用调虎离山之计，把宋壕派到扬州、幽州等外地，但宋壕仍坚持将张昌宗收监再行。武则天无奈，只得说：“张昌宗已经自首了。”宋壕说：“张昌宗是被飞书（传单）逼迫，走投无路才自首，并非自愿，应判重刑。”武则天还想庇护，宋壕更加严厉地说：“如果张昌宗不判重刑，还要赦法做什么！”无奈，武则天只好同意把张昌宗交给他审问。宋壕当即离开座位，站在庭院里审问。然而还没审完，武则天就派人来特赦张昌宗。宋壕只好叹气地说：“没有先砸烂这个小子的脑袋，只是遗憾！”事后，武则天叫张昌宗去谢宋壕，宋壕不见，说：“公事应该公见，如果私见就有私，而法律是无私的。”

    在正义与邪恶面前，宋壕丝毫没有半点退让，绝不丢掉正义之心而曲意逢迎，他的弃邪品德赢得了广泛赞誉。

    李元纮秉持“南山可移，判不可摇”

    “南山可移，判不可摇”，这典故说的是唐人李元纮不徇私枉法判案一事。

    李元纮（？—733），字大纲，其先滑州（今属河南）人，本姓丙，后赐李姓。屡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封清水男。李元纮以刚正耿直著称，从不徇私乱纪。早在武则天称帝期间他不过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但不畏权势，从公判案。当时，武则天的长女太平公主威震天下，朝廷和地方的官员莫不仰其鼻息，苟且从事。一次，太平公主仗势将僧寺里的碾硙掠为已有，被僧人告官。李元纮通过调查核实，将碾硙断还给僧寺。他的上司雍州长史窦怀贞惧怕太平公主的权势，促令李元纮改判。李元纮经过复审，便在签名画押后说：“南山可移，判不可摇也。”窦怀贞虽然几次三番地向他说明利害，但他就是刚正不阿，毫无惧色。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以后，他被擢升为万年令、京兆少尹，又历工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在此期间，他秉公办事，赋役称平，对于权贵危害百姓之举，他总是维护百姓利益，据理断案。一次，朝廷下令疏浚三辅水渠以利农田，但那些王公显贵乘机在河旁渠侧立硙，堵竭水流与民争利。李元纮不顾得失利害，派出吏员将那些碾硙全部拆毁，使得水流能够“分溉渠下田，民赖其恩”。

    李元纮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后，仍然保持着秉公办事不徇私情的本色，使那些滥用职权以谋私利的官员都很怕他。《新唐书》说：“元纮当国，务峻涯检，抑奔竞，夸进者惮之。”比如，他上疏唐玄宗，反对朝廷官员利用屯田危害百姓私田，揭露他们的不法行为。由于他不避权贵，敢于坚持原则，唐玄宗最后不得不接受了他的意见。对于撰修国史，他认为这是关系到“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的大事，“一字褒贬，千载称之”，因而上疏要吴兢、张说等人到史馆里修撰，不得在家中修史，防止营私舞弊。

    李元纮虽然官至宰相，但他“未尝改治第宅，僮马敝弱”，对于皇帝所赐之物，他“皆散之亲族”。为此，右丞相宋璟常常称赞他：“李侍郎引宋遥之美才，黜刘晃之贪冒，贵为国相，家无储积。虽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也！”

    吕端大事不糊涂

    吕端（935—1000），字易直，幽州安次（今河北安次西）人，屡官成都知府，参知政事，拜相。以太子太保致仕。为人识大体，持重清简。曾出使契丹、高丽，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可喜成绩。

    吕端初仕赵宋时官运多乖，黜升转徙频繁，但不管际遇如何，他都能办事认真，不以进退为意，即使是有太宗皇帝诏书要问罪，他也是神色自若，问答自如，故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在他看来，为人应该正直而有器量，不必去顾及那些飞短流长的闲言碎语，他说：“吾直道而行，无所愧畏，风波之言不足虑也。”中书令赵普很看重他，常对人说：“吾观吕公奏事，得嘉赏未尝喜，遇抑挫未尝惧，亦不形于言，真台辅之器也。”当时正是北方的辽国频频叩关之初，吕端对力主抗辽、敢于直言的参知政事寇准深为佩服，主动向太宗提出申请，表示自己情愿居于寇准之下。太宗对他这种识大体顾大局的行为很是感动，想将宰相的位置委任给他。有人说：“端为人糊涂。”太宗回答道：“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这天，太宗正在后苑宴请群臣，他想免去吕蒙正的相位，改由吕端担任，因而作《钓鱼诗》以寄兴。诗中写道：“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又过了几天，太宗终于断然拜吕端为相。

    吕端身居宰相以后，为政更为谦让得体。他知道寇准为人自负而忠直，故在同升政事堂商议国是时，总是谦恭地礼让寇准先发表意见。所以，吕端、寇准两人之间关系十分融洽。

    一天，吕端听寇准说，有人将叛乱于西陲的李继迁的母亲捉住，并准备把她杀死以泄愤。吕端觉得事关重大，便入告太宗陈说利害。他说：“昔项羽得太公（刘邦之父），欲烹之，高祖（即刘邦）曰：‘愿分我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亲，况继迁悖逆之人乎？”接着，吕端建议太宗：将李继迁的老母安置于延州（州治今陕西延安），让她吃好穿好。这样，或许可以招降李继迁，即使李继迁不降，也可以系住他的心，而他老母的生死大事仍掌握在我们手里。太宗听罢，拍着大腿说：“若是没有你，险些儿误了大事呀！”不久，李继迁和他母亲都死了，而他儿子感激宋廷对自己祖母的照顾，终于纳款请降。

    至道三年（997），太宗病危，宦官王继恩伙同李昌龄、李继勋、胡旦等人企图不立皇太子为帝，另立楚王元佐。太宗死后，李皇后命王继恩传话召吕端入朝。吕端料到将有变，便先把首谋王继恩锁在自己家里，然后入朝拜见李皇后，并亲迎太子即帝位，是为真宗。吕端又将那些奸党相继贬谪流放，从而避免了一场动乱。咸平三年（1000），吕端病卒，年六十六，赠司空、谥正惠。

    在关系一发牵动全身的重大问题上，吕端高瞻远瞩，头脑清醒，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维护了大局，稳定了朝政。大事清醒，小事糊涂，这是吕端行事的风格，也是处理朝廷关系的原则。因此，为后人传诵“吕端大事不糊涂”的美誉。

    欧阳修痛骂谏官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更号六一居士，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4岁丧父，母郑氏以荻画地教他读书。24岁时进士及第，屡官至翰林学士、参加政事。他是“唐宋八大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与韩愈、柳宗元齐名，宋朝的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和王安石五人，或出欧门，或曾获得欧阳修的扶掖。他既是一位有卓识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声望很高的文学家和史学家。

    在政治方面，欧阳修针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状态，眼看着每年要给辽国和西夏几十万两白银和其他财物，深表痛心，希望通过改革弊政和发展生产，以使北宋王朝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庆历元年（1041），范仲淹在他和富弼等人的支持下，向仁宗皇帝上疏，提出兴修水利、抑制恩荫和选贤任能等各项具体措施。这在历史上叫做“庆历新政”。由于以宰相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反对，加上仁宗皇帝的观望徘徊态度，“庆历新政”不及两年便流产了。范仲淹受到排挤和攻击，被黜为陕西四路宣抚使。欧阳修对此极为不满，多次上书朝廷，为范仲淹的遭遇鸣不平。结果，他与韩琦、富弼等人被指责为范仲淹的“朋党”，并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令。

    按照宋朝的旧制，不是司谏不得越职言事。当时身为谏官的高若纳，不仅没有伸张正义，犯颜谏诤，反而趋炎附势，依附宰相吕夷简诬蔑范仲淹离间君臣关系。当时欧阳修不过是官职卑微的馆阅校勘，但他鄙视高若纳的为人，不顾目为“朋党”之嫌，写信给高若纳，这就是著名的《与高司谏书》。

    欧阳修在信中，先是指责高若纳为“非君子”。他说：“夫正直者不可屈曲”，如果身为言事之官，“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接着，欧阳修揭露高若纳是“君子之贼”。他说：“希文（范仲淹字）平生刚正……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信中又说，高若纳不以为自己没有尽到谏官的责任而羞愧，“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这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人，不是君子之贼又是什么？

    接着，欧阳修列举汉朝萧望之、王章因反对宦官和外戚擅权而致死的史事，以及眼前范仲淹因主张变法而遭贬谪的冤情，痛快淋漓地骂高若纳不配当谏官。他说：“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二事尔！”他最后表示说：“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欧阳修这种无私无畏的品格和鲜明的正义感，使他虽然被贬外地而声名显著于朝。

    后来，欧阳修和范仲淹等革新派相继重返朝廷任职，范仲淹右迁为参知政事，欧阳修本人也转任太常丞，知谏院。当保守派再次攻击范仲淹时，他以谏官的身份据理力争，继续支持范仲淹。为了驳斥“朋党”的谤言，他又写了一篇战斗性很强的政论文章《朋党论》。他以“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浓如澧”为基本思想，说明“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根本不同。他说：“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一旦“见利而争光，或利尽而反相贼害”，所以，“小人无朋”。反之，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因此“君子有朋”。欧阳修进一步指出：“故为重任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在这里，欧阳修认为朋党不是坏事，问题是要严格区分和辨析是“君子之朋”还是“小人之朋”。这就从正面驳斥了奸宄之徒利用“伪朋”反对“真朋”的恶毒用心，是一篇立场鲜明、战斗性强而又说理透彻的好文章。

    晚年时，欧阳修的政治态度渐趋保守，他对王安石变法表示不满，多次要求引退，并自号为“六一居士”。他说：“吾家藏书一万卷，集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是酒一壶”，再加上“以吾一翁”。熙宁四年（1071），他在颍州病逝，终年66岁。他所写的《醉翁亭记》和《泷岗阡表》等散文，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脱脱大义灭亲不护私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乱事迭起。在朝廷内部，皇族之间互相倾轧，大权逐渐下移到握有实权的大臣手中。年轻的顺帝，在至顺四年（1333）登上皇帝的宝座时，大权已旁落在中书右丞相伯颜（？—1340）手中。

    元顺帝皇后伯牙吾氏的哥哥唐其势，拜中书左丞相，自认为有皇亲国舅的关系，对伯颜的擅权用事非常生气。他就联合其党羽谋叛，率其勇士突入宫阙，结果反被伯颜擒获，他与其妹伯牙吾氏（定窝藏罪）均被处死。伯颜从此独秉国钧，专权日恣，“益无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杀无辜，诸卫精兵收为己有，府库钱帛听其出纳”。时人说他：“上把君欺，下把民虐。”他还残暴地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主张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

    脱脱（1314—1355），字大用，蒙古蔑儿乞部人。幼养于伯父伯颜。元统二年（1334），任同知枢密院事。是时正是伯父伯颜擅权。脱脱从小与伯父生活在一起，伯侄关系很好。但现在看到伯父骄纵已甚，怙恶不悛，万一天子震怒，脱脱本人和家族都要受到株连。他感到关系重大，就跟父亲商量该怎么办。其父犹豫不决，转向挚友谋士直方，直方说：“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但知忠于国家耳，余复何顾焉。”

    伯颜起初从伯侄关系出发很信任脱脱，让他监视顺帝的行动，可是脱脱看到伯父越来越专横跋扈，极不得人心，就逐渐与之疏远。而皇帝认为他是伯颜的侄子，开始也不信任他。脱脱在保家还是保国的矛盾中煎熬着，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伯颜看出脱脱不忠于自己，想借皇帝之手除掉他。伯颜对顺帝说：“脱脱虽臣之子，其心专佑汉人，必当治之。”顺帝忙搪塞过去，说：“此皆朕意，脱脱无罪也。”

    脱脱向顺帝“自陈忘家徇国之意”，帝半信半疑，遂遣亲信阿鲁、世杰班与脱脱接触，“以忠义与之往复论难，益知其心无他”，顺帝开始完全相信脱脱。

    至元五年（1339），在顺帝支持下，脱脱与阿鲁、世杰班已商定好，要对图谋不轨的伯颜采取行动。但伯颜益逞凶虐，构陷郯王彻彻笃，禀奏顺帝赐死郯王。顺帝尚未同意，伯颜就擅自行刑，顺帝非常生气。

    至元六年（1340）二月，伯颜自领兵卫，请顺帝郊外游玩，“脱脱告帝托疾不往”。伯颜又请太子燕帖古思出猎柳林，“脱脱欲有所为，遂与世杰班、阿鲁合议”，并禀顺帝。脱脱掌管了城门钥匙，并受密旨领军，阿鲁、世杰班在帝侧传命。“是夜，帝御玉德殿，主符檄，发号令。”四鼓，命中书平章政事只儿瓦歹赴柳林传旨，左迁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颜遣人来城下问故，脱脱在城门上说：“有旨黜丞相一人，诸从官无罪。”伯颜临行时想与顺帝辞别，不允许。伯颜走到正定，问道旁父老百姓：“尔曾见子杀父事耶？”父老说：“不曾见子杀父，惟见臣杀君。”伯颜俯首有惭色。三月，伯颜又被贬于南恩州阳春县（今广东阳春），在途经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市）时服毒自杀（一说病死）。

    至正元年（1341），脱脱拜为中书右丞相，悉改伯颜旧政，恢复科举取士法，昭雪冤案，使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趋于正常。

    至正三年（1343），顺帝诏修辽、金、宋三史，命脱脱为都总纂官。

    脱脱是个贤相，他“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轻货财，远声色，好贤礼士”。他对君王忠心不二，所以在关键时刻能大义灭亲。他在年仅44岁时，被奸臣哈麻矫诏遣使鸩毒死。

    海瑞携棺明志振朝纲

    明世宗是个很迷信的皇帝，常常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成仙得道。他两三天便要生出个法子向神灵祈祷，希望自己的诚心诚意能感化上界神灵，让他早日登上仙境。这样一来，皇帝不理朝政，荒废了朝纲，许多忠直的大臣都进言皇上停止这种荒诞的行为。可是，也有不少小人趁机向皇上献符以讨欢心。

    后来，大臣杨最和杨爵两人因为劝谏皇上而被投入大牢，可一些总督、巡抚等却因为顺从了皇帝的意愿而加官晋爵。后来，谁也不敢再就此事向皇上直谏了。

    当时的海瑞却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上疏皇帝，诚恳地规劝道：“臣闻说，君子是万事万物之主，责任重如泰山。要实现重任，只有将责任吩咐给众臣，让他们畅所欲言，没有任何畏首畏尾。臣现在却听说有两位正直的忠臣，正在监牢里与跳蚤、臭虫为伍，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啊！有的大臣拿着朝廷的俸禄，却行阿谀奉承之事；有的大臣害怕被杀头，不敢进言。臣不胜悲哀愤恨，因此冒死进谏，愿皇上能接受臣的意见，上朝管理国家吧！”

    世宗皇帝看了奏章后大笑道：“此人的胆子可真够大的，居然逆风而上。马上派人把他给我抓起来，千万别让他跑了！”这时，旁边闪出一个宦官，向皇帝说道：“请皇上暂时平息雷霆之怒。这个海瑞向来以疯狂著称。听说他在上疏之前，就已经知道一定会冒犯皇上的，所以，他早就买了一口棺材，告别了妻子儿女，独自一个人赶着一辆马车来到京城里，等待皇上降罪呢！他根本没想逃跑。”

    世宗听了，觉得此人果然是有些不一样，想了想说道：“让他载着棺材回去吧，朕不会治他的罪，明日里再将杨最和杨爵放出来便是。”有个人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海瑞，他听了笑着说，“还好，我这一趟算是没有白来啊！”

    以死相谏，携棺明志，海瑞上疏可谓大义凛然。民不畏死，无以惧之；官不畏死，可以振朝纲。确实如此。

    彭玉麟愤杀李鸿章侄儿

    彭玉麟（1816—1890），字雪琴，湖南衡阳人。早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并称为“同治中兴”的四大名臣，加太子少保衔并授兵部尚书职。一生以刚正不阿、严刑峻法闻名朝野。

    细究起来，彭玉麟的执法严苛，其中有些是有量刑过重之嫌，以致于当时就有人称他为“活阎王”。但他确实杀了一些贪官污吏和奸暴之徒，尤其他不徇情面，不避权贵，杀李鸿章侄儿之事，确实显示了他铁面无私的性格。

    其时，彭玉麟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巡阅长江水师至皖。安徽合肥是李鸿章的故乡，当时正值李氏权威方盛之际。李鸿章的一个侄儿，仰仗李鸿章的权势，成为横行桑梓的“衙内”式人物。“素骩法，时出夺人财物妻女，官不敢问。”

    彭玉麟至皖后，正赶上李鸿章的侄子夺去了某乡民的妻子，因地方官不敢过问，乡民悲愤之下，投诉于彭玉麟处。彭问清情由后留下乡民，又命手下人执自己的名刺邀请李鸿章侄儿前来。李侄来后，彭玉麟即唤乡民入舱与这个衙内式人物对质，问他说：“这个人告你夺去他的妻子，是否确有此事？”李鸿章侄自觉有恃无恐，竟肆无忌惮地直言承应。彭玉麟当即大怒，命左右将李侄拖下去痛笞了一顿，打下了他的气焰。

    府县官闻听此事，认为事关重大，都赶来为李侄求情。彭玉麟一概不予理睬。不久，皖省的抚藩也来投刺请见。彭玉麟估计也是为李侄事来的，于是一边命人延接，一边命令手下将李鸿章侄儿迅速斩讫。巡抚足方登舟，行刑人员已提着李侄的头来回报了。彭玉麟排除了阻力，终于为地方除去一害。

    事后，彭玉麟给李鸿章写信说：“令侄坏公家声，想亦公所恨也，吾已为公处置讫矣。”

    可能是这个族侄的名声确实太坏，李鸿章也早有耳闻，更何况人已死了，李鸿章只得在复书中向彭玉麟致谢。

    彭玉麟能打破旧官场“官官相庇”的惯例，不计情面，严惩贵胄子弟中的残暴不法之徒，为民除害，在这件事上，他是当得起死后谥号中的“刚直”二字的。

    阎敬铭重杖武弁

    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陕西朝邑（今大荔）人。道光进士，曾赴湖北总管营务，后任湖北按察使、布政使、山东巡抚等职。光绪八年（1882）升户部尚书，次年充军机大臣，后因反对修颐和园被革职。

    阎敬铭任湖北布政使期间，湖广总督官文手下有一武弁，此人因善于逢迎、谄媚而深得官文宠爱。官文特地将他留在身边，命他掌管自己的卫队，并保举他为副将。此武弁仰仗官文的权势，横暴恣虐，气焰非常嚣张。一日，这个武弁率亲兵数人闯入民家，欲污辱这家的女儿。民女不从，奋起反抗。武弁逼奸不遂，将民女杀死后扬长而去。民女的父母在悲愤之余，赴县、府讼冤。县府两级官衙深知此武弁是总督官文的亲信，都不敢立案讯问。这件事最后闹到了阎敬铭手中。

    阎敬铭问清情由后大怒，马上去拜谒官文，交涉惩处武弁的问题。此时武弁也从别人处得知了阎敬铭要惩治自己的消息，他先赴官文面前痛哭流涕地请求保护。官文将他藏匿起来，准备庇护过关。当阎敬铭来谒见时，官文即称疾谢客，拒阎于门外。

    阎敬铭称有要事必须向官文面陈，他表示，如官文有病，害怕受风，就请在卧室接见也可以。但又一次受到官文的谢绝。阎敬铭再也耐不住了。他坚决地说：“中堂病必有痊时，俟痊，必当传见，吾即居此以待可耳。”说着，他命跟从的人从乘舆中搬出被褥等物，表示“吾即以司道官厅为藩司行署矣”。并真的“卧起官厅者三日夜”。官文看到事情闹僵了，授意别人劝阎敬铭回去，阎说什么也不走。官文作为总督，身份品秩虽然比阎敬铭高（总督从一品，布政使司品秩同巡抚，为从二品），但阎敬铭并不是他的属官，不直接听命于他，所以搞得非常窘迫。后来，官文也怕事情真的闹大了，只得在下属官员中找到阎敬铭的两个同乡前来为自己斡旋。阎则表示：“不重惩武弁，誓不还署。”不得已，官文亲自出来接见，因自知理亏，出来后即“长跽赔礼”。阎敬铭“岸然仰视，不为动”。旁边的人看到官文实在无法下台，一再为官文说项。阎敬铭不得已，搀扶起官文，当下与他立约，让官文罢斥武弁，令健儿押归原籍，并要马上启行。官文一一答应后，将武弁呼出，向阎谢恩。阎敬铭“叱健儿执诣阶下，褫其衣，重杖四十。杖毕，立发遣。事讫，如诣文恭（即官文）谢”。

    阎敬铭虽最后没有能完全按律条处理武弁，给了官文一点面子，这是他受当时官场局限而不得已的行动。但他坚持惩处恶人，耿介不阿的精神，总算给了官文一次深刻的教训。值得称赞的是，官文事后不但没有打击报复阎，还向朝廷保举他出任山东巡抚之职。

    薛允升直言抗命不惧邪

    官大还是法大？在封建社会中无须理论，回答很简单，官比法大。但也不乏有敢与谕旨抗争而依法办案的人，清末著名的法学家薛允升就是其中之一。

    薛允升，字云阶，陕西长安人，生于1820年，卒于1902年，在清朝刑部供职40余年，官至刑部尚书。他潜心法学研究，著有《读例有疑》、《汉律辑存》、《唐明律合编》等法学专著；在办理案件中廉明公正，不畏权贵，坚持依法办案，敢于直言抗命。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官府腐败、法制遭到践踏的时候，就连朝廷早已明令禁止不准阉人干预政务的法令也形同虚设，因而太监依仗权势为非作歹之事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薛允升经办了一桩审理永和宫太监李苌材行凶杀人的命案。

    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18日，李苌材伙同太监张受山、王连科、阎葆维等人，在大栅栏庆和戏园与票客争夺座位而先砸柜房，后又舞刀弄棒，杀死前来维持治安拘捕他们的官勇局队长赵云起，并击伤官勇刘文生、马连恒等人。

    案发后，光绪帝得报勃然大怒，他正苦于政治腐败，意欲变法图强，所以立即下旨“从严惩办”，命令“交刑部严行审讯，按律定拟”。刑部接旨后，即由尚书薛允升主持审理，在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凶犯李苌材俯首认罪。刑部根据案情呈奏朝廷，援引律条，认定李苌材犯有“起意纠众寻殴拒捕刃伤捕人……拒毙队长”罪，决定判处李苌材、张受山二人“斩立决”；阎葆维、范连沅属从犯，判处“绞监候，秋后处决”；其余罪犯分判流放或监禁。但刑部的“按律定拟”却遭到了握有实际权柄的慈禧太后的百般阻挠。

    慈禧太后的亲信太监李莲英，认为刑部惩办太监无异于扫自己的威风，便在慈禧耳旁吹风求情，要求法外开恩。太后对光绪的私自下谕旨内心早已不满，这时又逢李莲英求情，索性公开出面干预，谕令刑部从轻议奏此案。光绪帝不敢公开坚持，只好退让，将三法司的奏折压下不批。

    至此，主管此案的薛允升面临两种抉择，要么坚持法治，甘冒风险；要么屈从于慈禧，保住乌纱帽。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以个人名义上疏朝廷，直言抗命，要求依法从严惩办此案。他在疏中说：作为执法官，如果“迁就定谳，置初奉谕旨于不顾，则负疚益深”；如果朝廷硬要法外开恩，“臣等非敢定拟”。慈禧阅后非常生气，但又无言以对，只好降旨准奏。至此，一场轰动京都而又久拖不决的人命案，终于以杀人者偿命而告结案。但事过不久，直言抗命的薛允升却被慈禧以莫须有的罪名降三级调用。

    薛允升，作为封建社会的刑部尚书，能够以法律为依据，敢于直言抗命，而置个人的荣辱前途于不顾，这种精神和胆识确是难能可贵的。

    陈宝琛冒死义谏两太后

    陈宝琛（1852—1939），字伯潜，又字弢庵，福建闽侯人。同治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入阁后以敢于上谏太后有名，与张之洞有“清流党”之称。任过溥仪的师父，晚年从事溥仪复辟活动，是溥仪的“智囊”。

    陈宝琛晚年的复辟活动是逆历史潮流的，但他早岁刚正、敢言，却不失为耿直之士。

    清光绪六年（1880）八月中，一次西太后命贴身小太监李三顺去西太后之妹、醇王福晋家送赏赐的物品。按常例，太监出宫应先报专管太监的机构敬事房，再由敬事房通知宫廷门禁放行。但李没有履行这些手续，所以在他欲出午门时，被护军拦阻盘诘，并要检视所携物品。李三顺倚仗慈禧太后的权势，与护军发生冲突，以致互相动起手来。李将盛置赐物的盒子弃置于地，跑回内廷，向慈禧哭诉，诬告护军阻止外出，并打了他。当时正在病中的慈禧非常震怒，认为，“吾病未死，而护军目中已无我矣”。她立即找到慈安皇太后，定要严惩护军。慈安也未问清是非，就与慈禧一起将此案批给刑部及内务府审办。刑部马上遵照两太后的上谕提出了对值班护军玉林、祥福和护军统领岳林等人的处理意见。内容为：“玉林、祥福均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忠和着革去护军……圈禁五年”，统领岳林“着再交部严加议处”。一件不很大的纠纷，加入西太后的私愤后，竟闹出了十分严重的后果。消息传出后，满朝骇然，大家都认为这样处理护军未免太重，但李三顺是慈禧的亲信太监，人们都觉得无能为力。

    陈宝琛深感此案处理不当，他不顾两宫皇太后的淫威，决意上疏抗争。陈的好友张之洞曾劝他，“只可就注意门禁裁抑宦寺立言”，“勿为护军乞恩”。理由是“太后盛怒之下，不宜激之”，实际是有唯恐祸及其身的顾虑。但陈宝琛没有听从张之洞的意见，他“则仍争此案处分之失当”，把批评矛头直指东西两太后。他在疏中首先说明“护军以稽查门禁为职”，盘诘李三顺，构不成“藐抗”之罪，如果护军不履行职责，则“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接着，陈阐明了李三顺违禁肇事的实质，指出曲在太监，对太监中“如有骄纵生事不服稽查者”应“从严惩办”而不应惩办护军，否则就是“偏听太监赴愬之词”。陈宝琛直言指出，护军因稽查门禁，揪人成伤“情罪本轻”，若以此定罪，将护军销档，流放黑龙江，遇赦不赦，则实属处理过重。自己不能“取容缄默，坐听天下后世执此细故疑议圣德”，“以激成君父之过举”。最后，他又举了汉文帝先是“欲诛惊犯乘舆之人，率从廷尉张释之罚金之议”而“至今传为盛德之事”的例子，吁请两位太后收回成命。

    陈宝琛在疏中将是非轻重讲得很透彻。东西两太后考虑再三后，不得不从宽发落护军，并对李三顺施以杖责。陈宝琛这种直言敢谏的精神，令人钦佩，实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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