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著,字子明,元代山东益都人。从小性格沉稳、胆识过人、嫉恶如仇、轻财重义、不拘小节。他原在老家担任过小官,后来弃官从军。作战英勇、善战善谋,升迁为千户职务。
至元十九年(1282)王著“密铸大铜锤,自誓愿毙阿合马首”。
阿合马何许人也?王著为什么那么痛恨他?
阿合马(?—1282),元初大臣,回回人。中统三年(1262),任诸路都转运使,专领财赋。因兴办矿冶,整顿盐政等较有成绩,受世祖忽必烈的信用,官至中书平章政事。于是擅权日甚,援引奸党,排斥残害异己;经商牟利,侵吞民田,无恶不作。
主管财政时期,任意增加税目、税额,加重对人民的盘夺,此外还滥发纸钞,造成物重钞轻。
入相位后,到处网罗党羽,安插亲信,把两个“不肖子”委任为大都路总管等高级官职,其他几十个儿子也多居要职。
嗜杀成性,杀人之后,有时还把人皮剥下来嬉戏。
恃强凌弱,抢男霸女,妻妾达三四百人,犹如畜生。
阿合马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朝内百官的愤怒。当时著名的理学家许衡多次当面指责他。中书右丞相廉希宪也曾对他予以严厉杖责。太子真金也非常讨厌他,多次当着皇帝的面羞辱他,还打伤过他的脸面。
然而,厚颜无耻的阿合马,阴险狡猾,巧舌如簧,使忽必烈“不知其专愎益甚”,还继续“授以政柄,言无不从”,使他有恃无恐,疯狂地迫害反对他的人。宿卫士秦长卿请杀阿合马,而被“毙于狱”;大臣崔斌由于陈奏阿合马的罪行,使官员“廷中相见,无敢论列”。这时候一个不显眼的人物挺身而出了,他就是王著。
王著有个姓高的和尚朋友,对阿合马的罪行也是恨得咬牙切齿,他愿意帮助王著为民除害。
至元十七年(1282)三月,忽必烈与太子真金北去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巡视,京城由阿合马留守。王著认为这是天赐良机,要动手诛杀阿合马。经过联络,有几十个人愿意参加他的除奸行动。
三月十六日深夜,他们把一位与真金长得很相似的人打扮成太子的模样,骗过侍卫,进入城内,第二天,参加行动的王著那个高姓朋友番僧来到中书省,声称太子回京今晚要做佛事,命令阿合马迎接太子的舆乘。黄昏时,王著策马来到阿合马府第,“言太子将至,令省官悉候于宫前”,于是阿合马派亲信右司郎中脱欢察儿与王著先行一步,自称随后就到。
簇拥着假太子的高和尚一行与接驾的人马脱欢察儿等碰上,假太子“责以无礼,尽杀之,夺其马”。
在东宫前,王著和假太子的人马与阿合马及其属官相遇,独假太子立马上,他呼中书省官员到前边来,并忽然大喊一声:“阿合马,你当知何罪?”说时迟,那时快,王著速上前将袖中所藏铜锤砸向阿合马,见他脑浆迸裂才住手。
这时,留守司一伙人赶到,王著高喊“杀贼者我”,掩护高和尚逃跑。
王著刺杀阿合马的消息传到上都,忽必烈“闻之震惊”,他遣人迅速返回京城,处理这一事件。
王著和高和尚等人被处以死刑。临死前,他视死如归,慷慨激昂地高喊:“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王著死时,年仅29岁。
忽必烈发现官员、百姓对阿合马的死无不拍手称快,他感到奇怪,“乃询孛罗,乃尽得其罪恶,始大怒曰:‘王著杀之,诚是也。’”乃命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阿合马的党羽几百人被罢了官,几个儿子被处决,家产全部籍没。
王著为民除害,虽遭刑罪,但他的英雄行为一直为后人所歌颂。
包拯陈州除贪官
仁宗年间,陈州大旱,发生饥荒,户部尚书范仲淹上殿奏本,保举龙图阁大学士兼开封府尹包拯到陈州粜米济赈。
原先朝廷已派了两个官员去陈州办理济赈事宜,这两个人都是当朝权贵刘衙内的亲属,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女婿,他俩在陈州贪赃枉法,鱼肉饥民,还打死了饥民李大胆,搞得陈州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所以范仲淹要保奏包拯前往陈州查处。
刘衙内素知包拯清正,铁面无私,所以于半夜来访,假惺惺地说道:“陈州饥民多亡命之徒,包大人此番出赈,可要当心。”他的本意是想吓退包拯,不去陈州。
包拯严正答道:“为国效劳,为民解难,乃我辈本分,何惧之有?”
刘衙内见劝阻无效,便改口说情:“包大人此去陈州,望对我儿、婿照应则个。”
包拯答道:“这个我心中有数,感谢你今天来向我传递消息,将来有什事情,我也会派人向你传递消息,以作回报。”当场送客。刘衙内虽然没得到包拯什么确切保证,但总算能随时得知陈州消息,倘有不测,还有回旋余地,便称谢告辞。
包拯带了差役王朝赶往陈州,将近陈州地界时,包拯易服先行,吩咐王朝随后赶来。包拯一副乡民打扮,混入饥民之中,来到衙门购买赈米。只见刘衙内子婿两人高踞公案之后,督促差役粜米。名为粜米,实为盘剥,在米中掺入大量泥沙,提高价格,克扣斤两,使饥民不堪其苦,稍有微词,便棍棒相加。包拯实在看不下去,高声喊道:“身为朝廷命官,竟敢如此荼毒百姓,天理何存?”
刘衙内的子婿见一个黑脸饥民敢当众揭短,不由气怒万分,喝道:“住口,先前有个李大胆,今天又来了黑大头,我让你们一样下场。”吩咐差役将包拯吊在树上。
正在这时,手持金牌、背插宝剑的王朝赶到,两个贪官忙迎接钦差。王朝说道:“包大人先我而来,不知现在何处。”
两贪官面面相觑,答道:“下官不曾见包大人来过。”
王朝眼快,看见大树下正吊着包拯,忙跪步上前,亲手松绑,两个贪官这才知道“黑大头”原来就是铁面无私的包大人,忙上前恭请包拯坐上公案。
包拯一拍惊堂木喝道:“尔等贪赃枉法,荼毒饥民,我不但亲眼看见,而且亲身经历,还有何话可说?”
两贪官连连谢罪认错。
“既然知罪,即写下服罪状来。”
两贪官当即写了服罪状,并签字画押。
在场饥民见包拯如此清正,声声齐喊:“包青天!”内有被两贪官屈打致死的饥民李大胆的儿子,此时气愤交加,率众饥民将两个贪官当场打死,以泄民愤。
包拯对饥民的举动是深表同情的,但咆哮公衙、击毙官吏毕竟是有罪的,他就暂且将李大胆的儿子收押在监,等送报朝廷后再作处理。
包拯发出奏折前,先叫王朝去向刘衙内暗通消息。让他将陈州发生的事,稍作改动说道:“两官员贪赃枉法已经查实,被下在狱中。饥民作乱,为首者已被当场处死。”
刘衙内听了又忧又喜,又恨又急:忧的是,子婿已获罪;喜的是,幸亏早得消息,局面尚可挽回;恨的是,饥民作乱;急的是,时间仓促,刻不容缓。他自恃皇上宠爱,便连夜进宫见驾,在皇帝面前花言巧语。皇帝果然听信了他的谗言,下了一道圣旨:“活的赦罪,死的不赦。”这样可以完全达到刘衙内的愿望,既可救了他的子婿,又可镇压作乱的饥民。
刘衙内奉了圣旨亲赴陈州,当着包拯的面宣读。
包拯当场问道:“赈济两官员何在?”
众差役答道:“押在狱中。”
包拯宣判道:“奉圣旨,两贪官理该处死,不准赦其罪;李大胆之子,为父报仇是为义举,应予释放。”
这一宣判,使刘衙内当场昏厥在地,从此一病不起。
处理这案件后,包拯在陈州按法粜米,解救饥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整顿吏治,使社会复趋于安定平稳。
况钟严惩六恶吏
明朝况钟(1383—1443),字伯律,江西靖安人。他刚刚出任苏州知府时,狡猾的下吏抱着一大摞公事案卷呈上,悄悄试探他。况钟斜着眼,不问事情的曲直是非,统统糊里糊涂地签上个“可以”。
这下,那些为非作歹的下吏们打心里藐视况钟:“还说厉害呢,草包一个,没一点本领!”衙门内的漏洞立即越来越多。
这所有的一切,况钟都视而不见。可谁都没想到,况大人赴任苏州前,皇帝悄悄召他进入朝堂,赐给他亲笔签署的诏书……
一个月后的某天,况钟命令:“所属官员统统聚集州府大堂,本官要宣读皇帝的诏书。”
州府大堂上,黑压压站满官员。况钟宣读诏书:“所属官员如做不法之事,况钟有权自己直接捉拿审问。”诏书中这句话像锥子般直扎进官员们的耳朵中,他们全惊呆了。
宣读诏书才罢,况钟马上升堂,众官员全部提心吊胆、忐忑不安。
况钟朗声传令:“召州府中掌管文书的六个小吏统统上堂!”况钟突然沉下了脸:“半个月前,你们瞒了我一件事,侵吞三千两白银,是吗?十天前,你们又骗了我,侵吞两千两白银,对吗?”
六位掌管文书的小吏大惊失色:这,这,他怎么这样了如指掌!马上叩头如捣蒜,求饶不已。
况钟长叹一声:“你们已经晚了,我不能忍受太多的烦琐审判手续。你,先自己脱光衣服。”话音才落,那个被手指点到的小吏乖乖脱下衣服。四个粗壮的衙役受令,把他凌空架起高高地扔到空中。这小吏落地,马上就摔死。很快,这六个小吏统统这样一命呜呼,又马上给悬尸集市示众。堂上贪官个个吓得浑身似筛糠般抖个不停,唯恐遭受同样的命运。
这事威震姑苏百官,地方恶习马上改观,面貌焕然一新。况钟遂被百姓称为“况青天”。
海瑞官场巧惩恶
明朝嘉靖年间,权相当政,在全国各地广罗党羽。浙江总督胡宗宪就是其中一个。胡宗宪的儿子胡衙内倚仗其父的权势,到处为非作歹,人们敢怒而不敢言。
这一年的秋天,胡衙内带着一帮人沿着富春江向浙西前进,一路上游山玩水,作威作福,所经之地的官吏们都要殷勤接待,把个小小的胡衙内捧得不知天高地厚。
然而,当胡衙内到了淳安县时,却是另一番景象:地方上没有一个人来迎接他,住进驿馆以后,县官也没有来看望他一下。胡衙内不由得勃然大怒,将驿吏绑了起来,边打边骂:“我从杭州出来,一路上谁敢不买我的账?只有你们这里小小的县官竟不肯出来迎接,等我回去告诉我老子,一定叫你们一个个脑袋搬家!”现场有人赶紧将这事报告了县官,这个县官正是有名的清官海瑞。海瑞不由义愤填膺,真想好好惩治一下这个无赖,但是转念一想:他的老子毕竟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如果与他公开作对,自己恐是性命难保。他想了一会儿,有了一条妙计。
海瑞带着捕快赶到驿馆,见胡衙内还在发着淫威,用手一指他,大声喝道:“把这个无赖给我抓起来!”胡衙内满不在乎地说:“我是堂堂的浙江省总督的公子,看你们谁敢抓我!”海瑞笑道:“你是哪里来的恶棍,竟敢冒充总督的儿子?总督大人是国家栋梁,他的儿子一定是个文质彬彬的人,怎么会是你这个花花太岁?来人,把这个冒牌货给我抓起来,掌嘴!”捕快们早已恨透了这个坏蛋,不由分说把胡衙内绑了起来,几个大嘴巴打下去,胡衙内满口流血,脸上红肿。
“再搜搜他的行李,看看有没有违禁物品!”海瑞又命令道。当下,从胡衙内的行李中搜出了许多银子和贵重的礼品。海瑞沉着脸问道:“这些赃物是从哪里来的?”胡衙内见遇上了根本不怕他的官,心中有点害怕,小声回答说:“都是沿途官吏们送的。”海瑞冷笑道:“这么说,你肯定是个冒牌货了!总督的儿子知书达礼,决不会像你这样到处乱要银子和财宝,败坏了总督的名声!”胡衙内见状再也不敢吱声了。
几天以后,海瑞差人把胡衙内押解到了总督府,又给总督修书信一封,写道:“最近抓捕一名冒充总督公子的诈骗犯,竟以公子之名,到处招摇撞骗,敲诈勒索,骗得数千两银子和众多宝物。属县深知老大人教子有方,贵公子每日攻读诗书,怎么可能有闲心出来游玩?如果出门,必然是去瞻仰名胜古迹,怎会专门搜刮钱财?属县一眼识破此人假冒,所骗财物,一律充公。现在人犯押往府上,请大人严惩!”
胡宗宪看完信,又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儿子,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做错了事,把柄抓在海瑞手中,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这胡衙内淳安一游,教训深刻,从此再也不敢仗势骄横,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沈链上疏斥严嵩
沈链,字纯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嘉靖十七年(1538)中进士,初为溧阳(今属江苏)知县,因刚直固执,触犯御史,调任荏平(今属山东),后入为锦衣卫经历。
当时,严嵩、严世蕃父子掌握朝廷实权。严嵩私树亲党,贪污受贿,对于边廷军事疏于关心,于是蒙古俺答汗(1507—1581)屡犯京师,使得人心惶恐不安。俺答汗又致书明朝廷,要求在边关进行互市,信中言词多有不逊。在廷议时,司业赵贞吉以为不能许诺,但群臣害怕得罪严嵩,都不敢言语。独有沈链赞成赵贞吉的意见。吏部尚书夏邦谟问道:“你是什么官?”沈链回答说:“锦衣卫经历沈链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沈链又请充实边防,皇帝亦不予理睬。沈链痛感国中无人,奸佞用事。他不顾自己官卑职微,乘着酒兴奋笔疾书,痛斥严嵩十恶之罪。疏中写道:
昨岁俺答犯顺,陛下奋扬神武,欲乘时北伐,此文武群臣所愿戮力者也。然制胜必先庙算,庙算必先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大学士(严)嵩,贪婪之性疾之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谀谄则曲意引之。要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曰“由我赏之”;罚一人,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
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
受诸王馈遗,每事阴为之地,二也。
揽吏部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
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
阴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
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
纵子受财,敛怨天下,七也。
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
久居政府,擅宠害政,九也。
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
这份奏疏,言之凿凿,铮铮铁骨,揭露严嵩控制内阁、欺上瞒下、贪污受贿、不讨蒙古等行为,充分表现出沈链刚直不屈的性格。对于吏部尚书夏邦谟,沈链也谴责他利用职权拍马逢迎和贪污纳贿等事实,希望明世宗皇帝将严家父子和夏邦谟等人革职问罪,以谢天下。但是,“帝大怒,榜之数十,谪佃保安(今河北涿鹿)”。
沈链遭贬谪后,当地里长父老延请他入馆教育子弟。他对弟子们讲忠义大节,又缚草为人以象严嵩父子,作为弟子们练习射艺的靶子。于是,严嵩父子便借口沈链勾结白莲教的罪名,把他当作犯人公开处决了。
事后不久,局势终于发生变化,严嵩被弹劾革职,籍没家产,严世蕃则被处死。在严世蕃被杀头以前,有个在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的沈链的弟子,用一块绸子做成一个挂匾,上写着沈链的姓名和官爵,擎着去观看行刑。当严世蕃脑袋落地时,这个弟子疾声大呼道:“沈公可瞑目矣。”
隆庆元年(1567),沈链的冤案得以平反。明穆宗诏赠沈链为光禄少卿,其子袭官。天启(1621—1627)初,明熹宗又追谥沈链为“忠愍”。
忠奸两不立,好恶终分明。历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王鼎痛斥穆彰阿
王鼎(1768—1842),字定九,陕西蒲城人。嘉庆进士,历任工、户、刑部侍郎,河南巡抚。道光五年(1825年)任军机大臣,后授户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晋封太子太师。鸦片战争时期,王鼎坚决主张抗英,力斥以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表现了自己的铮铮硬骨。
穆彰阿在嘉庆、道光两朝是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人物,不仅位极人臣,而且门生故吏满天下,形成在朝中能左右政治的“穆党”。
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是弛禁派的领袖,他带头诬陷林则徐禁烟措施不当,引来英人入侵,促使道光帝将林则徐等革职,遣戍伊犁。穆彰阿由于这些行径,被有正义感的大臣斥为“用阴柔之手段”、“妨贤病国”的“奸佞”。但由于他权倾一时,虽“举世皆恶之”,但人们大多是敢怒而不敢言。
王鼎与穆彰阿同任军机大臣,王鼎刚正耿直,有正义感,他素来厌恶穆彰阿的虚伪,更鄙视他诬陷林则徐等人的丑恶行径。在朝中,王鼎每次遇到穆彰阿,都要当面厉声加以斥责,而穆因作贼心虚,总是“强为笑容,避之”。
一次,二人同时被道光帝召见。王鼎当着皇帝的面,义正词严地诘问穆:“如林则徐之贤,汝何故必令遣戍新疆?是直宋之秦桧、明之严嵩耳。行见天下事,皆破于汝手!”对如此理直气壮的斥责,穆彰阿为之气沮,“默然不与辩”。而这时不辨奸佞的道光帝旻宁“反笑视王鼎曰:‘卿醉矣。’命内侍扶之出”。翌日上朝,王鼎在道光帝面前仍仗义执言,为林则徐申诉,惹得道光帝大怒,起身拂袖而去。
王鼎在悲愤之余,仍在期望道光帝能有所觉悟。“归而欲仿史鱼尸谏之意,是夕,自缢死。”临死前留下遗疏,仍极言弹劾穆彰阿之奸,剖辩林则徐的贤能与无辜。道光帝虽然对王鼎之死加以优恤,但并未采纳他的谏疏。
王鼎刚直敢言,甚至不惜一死来向皇帝进谏,这是封建时代一个有正义感的朝臣所能采取的最后行动。我们今天在看到他的悲剧人生的同时,仍被他的正直、磊落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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