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前114），西汉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官至大行、中郎将，封博望侯。他肩负汉武帝的政治使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誉满中外的古代“丝绸之路”。
建元二年（前139），汉武帝悬赏征募出使大月氏的使者，以夹击匈奴。当时不过是一名普通侍从的张骞，毅然应募前往西域。他们一行共100多人，由堂邑氏奴甘父为向导，从陇西（郡治，今甘肃临洮南）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当穿越匈奴控制地区时，他们全被匈奴骑兵捉住了。匈奴单于要张骞投降，并强令他娶妻。10年过去了，张骞已有了儿子，但他“持汉节不失”，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的嘱托。元光六年（前129），张骞与甘父等人乘机逃出匈奴控制区，继续向西进发。他经过大宛（今中亚细亚东部费尔纳盆地）、康居（今巴尔克什湖和威海之间），终于抵达目的地大月氏（今新疆伊犁河，阿姆河流域）。
大月氏当时已征服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并开始移民，不愿意再与匈奴对抗以夺回故地，对于汉廷的要求一直没有允诺。于是，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一年后，决定重返祖国。他们翻越葱岭，沿昆仑山北麓向东行进，经过莎车（今新疆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等地。当他们进入羌人居地时，却被匈奴骑兵俘获，因而又被扣留了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单于死，国内大乱，张骞趁机带了妻小和甘父亦为奉使君。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这时，匈奴经过卫青、霍去病的几次出击，势力已大为削弱。整个沙漠以南的大片地区，已归入汉帝国的版图。于是，张骞这次出使西域，主要是宣扬国威和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他们一行300多人、600多匹马，还带有大量的丝织品及其他财物，分别到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于阗、安息（波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进行外交活动，前后历经4年，才重返长安。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前后17年。他的光辉业绩，受到世人极大的推崇。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誉之为“凿空”（即第一个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范晔《后汉书·班梁列传》中也说，班超曾投笔而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明李贽《藏书》也评道：“张骞持汉节入匈奴，十三年而不失，与苏武何异？”清赵翼《廿二史札记》甚至说：“骞之崎岖险阻，更甚于武也。”
张骞通西域以后，“丝绸之路”成为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我国的养蚕业、漆器、铁器和冶铁技术以及其他工艺品传入西方，西域的葡萄、苜蓿、核桃、石榴、芝麻、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等也陆续传入汉朝。此外，诸如西域的名马、骆驼、狮子、鸵鸟等奇禽异兽，以及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刻、杂技等也对我国古代的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都与张骞高尚的爱国精神，以及不畏艰险、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是分不开的。
郑和历尽艰辛七次下西洋
郑和（1371—1435），本姓马，名三保（又称三宝），回族，明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他因“阉从有功”，升为太监，并受成祖朱棣赐姓名为“郑和”。官至南京守备。为完成明王朝的使命，他曾七次远涉重洋，历史上称为“三保太监下西洋”。
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为宣扬国威，并寻找建文帝（明太祖长孙朱允炆）下落，任命郑和为钦差总兵太监，率领二万七千多人，分乘62艘大船，由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起航，至福建闽江口扬帆，先后到达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南勃里（今印尼）、南丘里（今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两年以后，郑和首次完成出使任务，带领各国使者回京朝见。此后20多年间，郑和又曾6次（1407—1409、1409—1411、1413—1415、1417—1419、1421—1422、1431—1433）远涉重洋。在前后28年中，郑和的舰队到过忽鲁谟斯（今伊朗）、吕宋（今菲律宾）等30多国，最远到达非洲大陆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和麻林（今肯尼亚）。而在最后一次远航时，郑和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
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郑和远涉重洋是有很多困难的。海上“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白天“维绡（木桅）挂席，际天而行”，晚上“牵星过洋（观看星斗方位法）”，以水罗盘定航向。但是，郑和为了完成使命，率领全体将卒们艰苦奋斗，仍然做到了“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波狂澜，若履通衢”，以顽强的毅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一次又一次顺利地完成任务。
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与各国君主、酋长进行和平友好交往，向他们赠送丝绸、瓷器等财物，使之服阙来朝，增进双方友谊。在下西洋的途中，郑和遇到了破坏友谊团结的酋长和海盗，与他们进行顽强的斗争。永乐五年（1407），当郑和舰队第一次返国途经旧港（即三佛齐）时，与以陈祖义为首的海盗进行激烈海战，结果全歼海盗，陈祖义被俘后亦被斩首示众。永乐七年（1409）冬天，郑和第三次下西洋途中，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垂涎郑和船上的珠宝财物，便以迎接郑和上岸休息为名，阴谋袭击船队。郑和知其有诈，将计就计地袭击锡兰都城，并逮捕了亚烈苦奈儿。这些战斗虽然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生的，并且都以胜利而告终，但其艰险危难程度却可想而知。
郑和下西洋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大大促进了我国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各国使臣纷纷前来我国朝贡。据统计，仅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各国使臣和商人抵达南京的人数就高达1200多人。另一方面，郑和下西洋以后，我国沿海地区人民移居南洋各国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与当地人民一道共同开发了南洋群岛。正是这些原因，南洋群岛各国人民都缅怀着郑和，并以他的名字作为地名，如泰国的三保巷、三保庙、三保塔，印尼的三保垄、三保洞，马来西亚的三保城、三保井等。在斯里兰卡和印尼等地，也都有纪念郑和的石碑。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其规模之大、次数之多、联系之广，是其他国家的航海活动无法比拟的。他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要早87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要早116年，因而他又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航海家之一。诚如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所说：“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指西方诸国）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又说：“前有司马迁，后有郑和，皆国史之光也。”
郑和不畏艰辛七次下西洋，为我国航海事业和促进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宣扬我国国威所作出的贡献，名垂千史，后人永远铭记。他的坚忍不拔精神，永远激励后人前进。
瞿式耜留得正气永驻人间
瞿式耜（1590—1650），字起田，号稼轩，明末苏州常熟（今属江苏）人。进士出身，官至广西巡抚、文渊阁大学士。早在他为永丰知县、户科给事中时，就清廉爱民，刚直敢言。后被诬告入狱，丢官罢职。
明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清军在进占北京后又大举南下。一时之间，南京、福州、肇庆等地相继出现了坚持抗清的福王、唐王、桂王等南明政权。瞿式耜积极投身于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斗争，曾先后出仕福王、唐王政权。福王、唐王政权覆亡后，瞿式耜又与丁魁楚、王化澄等人在广东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为监国，是为永历政权。这个政权不仅得到湖广总督何腾蛟的积极支持，而且也受到李自成的部将李过、郝摇旗等人的拥护。因此，尽管广州、肇庆相继陷落，瞿式耜退往桂林，但抗清的形势仍然在发展着。
瞿式耜为了保卫桂林，指挥士卒多次打退已经攻入文昌门的清军。他不分昼夜地指挥战斗，又带头将家中全部积蓄捐献以充军资，与士卒们同甘共苦，自己绝不多吃一点粮食。瞿式耜的举动，博得了桂林城军民的热烈支持，使敌军的进攻屡遭失败。这时，转战在广东方面的明将陈邦彦又猛烈攻打广州城，清廷被迫急忙撤去桂林的清军去救援广州。于是，坚持三个月之久的桂林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由于农民军的支持和湖广总督何腾蛟的联合作战，永历政权的形势比较稳定，衡阳、长沙等失地相继收复，岳州、全州等地的清军也屡战屡败。但是，永历政权内部很快地又陷入互相倾轧之中，瞿式耜见李成栋等人各树亲党，争权夺利，心急如焚。他以大学士身份多次上疏桂王，要以国事为重，迅速平息朝廷中的吴、楚党争。桂王虽然嘉奖瞿式耜忠诚，但对扭转政局却十分不力。于是，形势急转直下，至顺治七年（1650）九月，清军克南雄，破全州，湖广和广西大部分地区失去，何腾蛟殉国，金声桓、李成栋等亦先后战败而亡。清军又团团围困了桂林，情况十分危急。
同年十一月初五日，清军对桂林再次发起攻击。瞿式耜要开国公赵印选出战迎敌，但久久不见动静。当他派人再去催促时，来人回报赵印选已弃城出逃了。紧接着，胡一青、杨国栋、蒲缨、马养麟等将领亦纷纷带着本部人马各自逃跑。而留在城里的宁远伯王永祚竟打开城门公开投降了敌人。瞿式耜知道大势已去，决心以死殉国。他神色自若地整好衣冠，端端正正地坐在堂上。部将戚良勋等人劝他赶快出城，否则为时晚矣。他坚决不同意，表示要以文天祥、史可法等人为榜样，留得正气永驻人间。这时，有故人司马张别山自江东来到他的官府，决心与他一道以身殉国。瞿式耜大喜，亲自斟酒与之共同发誓。席间，二人谈笑自若。忽然，瞿式耜摸到身上还带着官印，连忙解下交给中军官徐高，要他设法给永历皇帝送去。
夜幕降临以后，瞿式耜估计已入城的清军头目要来了，便叫随从点燃府堂上的红烛等待着。他与张别山身穿朝服，正襟高坐着饮酒。瞿式耜心里十分坦然，情不自禁地高声朗诵起多年来得意诗作，如“冰炭炎凉转瞚换，但期长保凌寒节”；“何日阳春回谷底，野农无事曝晨晖”；“迎风桃李颜难驻，耐雪松篁味转长”。他重新吟唱这些诗句，以表示自己的志向情操。夜深了，清军头目还没有来，瞿式耜乘着酒兴，又挥毫疾书写道：“愿做须臾阶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莫笑老夫轻一死，汗青留取姓名香”。
转天早晨，清军头目来了。他们见瞿、张二人正襟危坐，凛然不可侵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瞿式耜严肃地说：“我们二人等死的时间太长了，你们赶快动手吧。”清军头目不敢自作主张，将他们解往大营。瞿、张二人见到清将后，也是昂首踞坐，要求速死。半个月以后，瞿式耜和他的挚友英勇就义。他们那种视死如归的高尚气节，永照千秋，名垂史册。
“不死将军”史可法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号道邻，明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人。进士出身，累官南京兵部尚书，加大学士，称史阁部。他死守扬州以身殉国的民族大节，在史册上熠熠生辉。
崇祯十七年（即清顺治元年，1644），明朝覆亡，清军进占北京，是为清朝。但在南方，纷纷建立了以福王、唐王、鲁王、桂王为代表的南明各个政权。史可法在南京拥戴福王朱由崧，力主抗清，当时福王只知醉生梦死，其他要臣如马士英、阮大铖、孔昭等人又互相倾轧。他从抗清大业出发，盼望福王认清形势，励精图治。疏中写道：“陛下践祚初，祗谒孝陵，哭泣尽哀，道路感动。……愿慎终如始……战兢惕厉，无进怠荒……若晏处东南，不思远略，贤奸无辨，威断不灵，老成投簪，豪杰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潜移，东南一隅未可保也。”
顺治二年（1645）三月，清兵占领山东、河南后兵逼淮南，形势十分危急。恰在这时，福王政权内部出现左良玉声讨马士英的兵变。不久，左良玉死于内战，而援助军事重镇盱眙（今属江苏）泗州将领侯方岩又遭清军袭击而全军覆没。史可法得知消息，连夜率兵重返扬州。四月二十日，清军兵临城下，扬州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均先后拔营出降清军，城中的防守力量更为削弱。史可法知道扬州难守，自己决定舍生取义，报效祖国。他在城头上修书一封给母亲和妻子。信中说：“死葬我高皇帝陵侧。”然后他分兵据守，自己守护险要之地旧城西门。连日来，战斗进行十分激烈，双方死伤惨重。史可法预感形势万分危急，遂下了一道监阵军令：“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又过了两日，城西北角，被清军攻陷。史可法见大势已去，遂拔剑自刎，但剑却被参将夺去，并被拥至小东门。这时史可法被清军一拥而上捉住。史可法大义凛然，厉声喊道：“我史督师也！”清兵手起刀落将他杀害了。守护扬州的其他爱国文武，如任民育、曲从直、王瓒爵、周志畏、罗伏龙、杨振熙、吴道正、王志瑞、汪思诚、卢渭等人，亦为国捐躯。清军将领多铎因攻打扬州时损兵折将，恼羞成怒，下令屠杀全城百姓，一连杀了十天，使得城郊到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这就是历史上的大屠杀惨案——“扬州十日”。
郑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1624—1662），名森，字大木，明末福建南安县人。在他出生的次年，我国宝岛台湾被荷兰殖民者霸占。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发生在抗清斗争过程中。
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进占北京后大举南下。次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和黄道周等人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改年号隆武。郑成功经常出入朝廷，极受唐王器重，因而赐他姓朱，改名成功，封忠孝伯，郑成功亦因此被称“国姓爷”。顺治三年（1646），清军攻入福建，郑芝龙通敌撤防，致使福州陷落，唐王被俘身死。郑成功遂与父亲决裂，毅然树起一面“杀敌报国”大旗，率领一批将士扬帆入海，积极开展抗清斗争。这时，郑成功年仅22岁。
在此后13年中（1646—1658），郑成功一直使用桂王朱由榔的“永历”年号，接受广平公、延平郡王的封号，后来又以招讨大将军名义转战于福建、浙江等地。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联合在浙江沿海抗清的张煌言，再次进军长江，一路上势如破竹，前锋直通向南京城外。不料，由于郑成功骄傲轻敌，误中南京守将郎廷佐假投降诡计，损失人马大半。郑成功不得不退出长江，返回金门、厦门。
郑成功北伐失败后，深感厦门、金门亦非长久据守之地，便决定要赶走侵占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把台湾作为抗清根据地。早在多年以前，郑成功曾因商船被荷兰殖民者扣留事件，下令封锁台湾，断绝与荷兰人通商凡两年，造成台湾通货膨胀，逼得荷兰殖民者只好答应每年交白银5000两、箭10万支，硫磺1000担，郑成功这才准予恢复通商。郑成功正准备收复台湾作为抗清根据地时，恰好有个荷兰殖民者的通事（翻译官）何廷斌从台湾逃回厦门，向郑成功介绍了台湾的民心、物产和军事部署情况，并献上台湾地图，建议郑成功早日收复台湾。何廷斌的到来，更加坚定了郑成功的决心和信心。
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郑成功在金门誓师，率领大小战船数百艘、军队2.5万人，从科罗湾出发。当舰队抵达澎湖海面时，由于风高浪急，战船无法前进，只好停泊避风。但是，军队人多，粮食有限，不能再多耽搁。郑成功于是传令舰队连夜继续前进。他说：“风浪再大，也不能动摇我收复台湾的决心。”半夜以后，风浪小了，风向也有利于航行。转天，舰队终于顺利到达台湾的鹿耳门港。
舰队在何廷斌和附近渔民的向导下，利用涨潮的机会在禾寮港登岸，直通荷兰殖民者据点赤嵌城。大将周全斌一举击败了前来迎击的荷兰军队，又令马信率领的“骑虎亲兵”、陈豹的“铁人军”和李京林的“盾牌兵”，分别从四面八方团团围困了赤嵌城。台湾百姓见祖国大军到来，莫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纷纷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支援郑成功军，就连被荷兰殖民者掠为奴隶的非洲黑人，也自动为郑成功军传递消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郑成功军士气高涨，他们接二连三地击败了荷兰洋枪队，又在海上击沉了敌人的两艘战舰，打败了从爪哇调来的荷兰援军。荷兰总督揆一迫于无奈，只好派人请求郑成功撤军，表示愿意送劳师银10万两，每年纳税、进贡土产。
郑成功回答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久为荷兰所据，今我大军渡海来索，就是要收复台湾，你们必须立即归还。为了照顾你们，可以在离开台湾时带走一些轻软细物。”揆一企图负隅顽抗，郑成功一面加强海上的战备，派部将陈泽、陈继美严惩荷兰援军；一面切断水源和食品供应，迫使揆一投降。
转年（康熙元年，1662）二月一日，荷兰总督揆一只好在城上悬挂白旗，宣布投降，然后带着500多名残兵败将，以及一批传教士和家属，狼狈地离开台湾。这样，沦陷了38年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以赤嵌城为东都明京，开府设县，惩办贪官，发展生产，又令实行军屯，巡视汉族、高山族地区，勉励他们垦荒屯田，有力地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但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不到半年，一病不起，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于七月与世长辞，年仅39岁。
左宗棠暮年萌志伸国威
1875年5月，一位年近七旬的将军，在“西事无可恃之人”，“断无推卸”的情况下，“一力承当”了抗击侵略者、挂帅收复新疆的重任。他就是清末著名的爱国老将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他早年当过知县、幕僚，后因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而升授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等职。在其任职西北期间，祖国边陲新疆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1865年，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率兵侵入新疆，建立了伪“哲德沙尔汗”政权。1871年7月，沙俄也乘机出兵占领了北疆重镇伊犁。在国家领土遭到外国侵略者蚕食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应该怎么办？当时朝廷要员中有人认为用兵西北“征远费靡”，主张放弃新疆，“以塞防之银挹注海防”。但坐镇西北的左宗棠则不忍坐视国家遭此分裂，愤而上奏朝廷，力排众议，坚决主张驱逐侵略者，收复新疆。他在奏折中力陈塞防不可弃，指出沙俄日益扩张，东西万里边境，已构成对我国的重大威胁。如果停兵节饷，自撤藩篱，那就会“我退寸，而寇进尺”。何况沙俄占我伊犁，各国也都蠢蠢欲动，如果不杀住沙俄的气焰，其他列强就会蜂起效尤，海防亦将永无宁日，因此必须海防与塞防并重，积极反击侵略者，武力收复新疆。然而此时的左宗棠已年近七旬，且百病缠身，本当告病乞休，但他在奏折中仍然表示决不“遽萌退志”，誓“与此虏周旋”到底。最后清政府同意了他的奏请，于1875年5月3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1876年4月，左宗棠经过充分地准备，率领清军出征，骤驰疆场，仅用半年时间即连克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北路四城，至11月初，肃清了北疆之敌。随即挥戈南疆，直捣阿古柏巢穴。1877年4月攻克达坂城，收复吐鲁番，突破了南疆大门，逼迫阿古柏走投无路服毒自杀。正在这时英国殖民主义者出面干涉，妄想保住伪政权，要求清政府给阿古柏残部安集延一伙留下喀什克尔等城，“立为保护国”。左宗棠当即予以痛斥，他说：“安集延非无立足之处，何待英人别立为国？即欲别立为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示恩？”指出他们的目的在于“图占我边方各城”。左宗棠一面义正词严地道破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干扰我收复国土的阴谋，同时向清军发出“蹑踪追剿，尽复旧疆”的命令。1878年1月，清军大胜，少数残匪窜入沙俄境内，天山南北除伊犁外均告光复。
当左宗棠准备以武力收回伊犁时，清政府却想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犁归还问题，派崇厚赴俄谈判，崇厚慑于沙俄的胁迫，竟擅自签订了一个割地求和的条约。左宗棠闻此痛心疾首，他看透了沙俄的贪欲永无止境，就像狗吃骨头，“骨尽而噬仍不止”。因此他认为必须与沙俄“决之以战阵”，并请战出征，用武力收复伊犁。1880年4月，清政府迫于全国的爱国舆论，命令左宗棠再次率军出征。左宗棠抱着“不复以出塞为苦”的大无畏精神，带着棺椁赴阵，作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
左宗棠屯兵哈密，准备待机出战。但此时沙俄也不断增兵伊犁，准备与清军决战。举棋不定的清政府最后还是屈服于沙俄的军事压力，决定向沙俄妥协，并下令将左宗棠召回京都。就在左宗棠离开新疆不久的1881年2月，中俄签订了《伊犁条约》，正所谓“将军一去，大树飘零”。
左宗棠暮年萌志，在殖民主义列强鲸吞我国领土、侵扰我边陲的危难关头，以民族利益为重，誓用年迈的身躯保土卫疆，伸我国威，不愧于中华民族杰出的爱国将领这一光荣称号。
刘永福不畏强寇“捍敝边疆”
刘永福（1837—1917），原名建业，又名义，字渊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家世代务农。刘本人曾为“滩艇中佣工”，青年时参加过天地会起义，后投吴亚忠部。1865年（同治四年），刘永福创建“黑旗军”，同年率军赴越南，在中法战争中，多次击败法军，是著名将领。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刘永福被清廷任命为台湾军务帮办，率广勇两营赴台北。刘永福预料到日军必将大举进犯台湾，便积极扩充人员。他将原两营军队扩充为八营，号称“黑旗福军”，后受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之命，调驻台南。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订立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激起大陆、台湾各界爱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台省百姓更是群情激愤，发布了《台湾人民抗战檄文》，并纷纷投军抗日。不久，日军强占了基隆、台北。台湾巡抚唐景崧等清廷大吏，微服逃遁，台湾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
在此存亡危急之时，刘永福进驻台南府城。他发誓：“自问年将六十”，为保卫祖国的宝岛台湾，决心“万死不辞”，甘冒“违君之罪”，决不服从清廷的撤军旨意。他还向各界军民发布了保卫台湾的“盟约书”，表示“纵使片土之剩，亦应保全，不令倭得”。号召全岛军民共同抗战。
当时的粮饷、弹药都无保障。刘永福为了筹集军需粮草，广泛号召社会各界捐饷，并采取设关抽税、自行发放银票、印制发行邮票等办法，筹款以充军用。
在防卫措施方面，刘永福在距台南府城60里的安平海口严密设防，建立起台南的反侵略根据地。
1895年6月，日军开始从台北出发，分兵东西两路南犯。刘永福的部队与当地群众组织的义军，先后在新竹、大甲溪、八卦山、彰化等地与日军展开了激战，歼敌数千人，并击毙日军指挥官山根少将。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和一些战术上的失误，自身也受到很大损失。日军占领了上述地区并进逼嘉义城。这时，“诸军以粮饷空虚，而所用枪炮又不及敌人之利”，逐渐陷入被动。在此时，刘永福毅然“亲赴嘉义前敌诸营，指挥兵机”，并组织了对日军的反攻。在刘永福军的反击下，爱国军民收复了一些失地，打乱了日军南侵计划，曾一度阻止了日军的前进。
但是，刘永福军在长期战斗中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而卖国的清政府又助纣为虐地封锁了大陆与台湾的交通，严禁沿海督抚支援台湾军民抗战。刘永福几次派人回大陆求援，均告失败。张之洞曾鼓励刘“相机扼守”，并曾表示“饷项定汇接济”。但后来在清政府的严令下，也未敢履行诺言，刘更处于绝境。
十月，日军又分三路进攻台南，经过约半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台南终于失陷。刘永福化装带其子及少数亲兵，乘英国轮船退回大陆。
刘永福在内无粮饷、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坚持抗日拒敌四个多月，打死打伤敌军3.2万余人，大大超过了甲午中日战争中击毙、击伤日军人数，在近代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诗篇。
丁汝昌“舰亡亦亡，生死以守”
1895年2月11日深夜，“一个有骨气的勇士”，由于不屈服于日本侵略者和国内投降派的胁迫而自杀殉国。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海军将领丁汝昌。
丁汝昌（1836—1895），字禹廷，安徽庐江人。他于1862年参加淮军，1877年易籍北洋军，1888年升任北洋海军提督。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曾亲率北洋舰队，在黄海大东沟迎战准备“聚歼中国舰队于黄海”的日本联合舰队。
黄海海战后，日本侵略者把战火引向辽东半岛。1895年1月又进而向山东半岛进犯，从海陆两路包抄威海卫。这时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正在威海布防，突然接到一封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海军中将的劝降信，信中大谈所谓“友谊”，贬斥清廷“不谙通变”，败局已定，建议他“苟见势不可为，时不云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与敌”，“待他日贵国中兴之候，宣劳政绩”，届时日本天皇必能委以“重要之任”。在侵略者的诱降面前，丁汝昌以民族大义为重，毫不动摇，决心与敌血战到底，当即表示“吾身许国”、“决不弃报国大义”。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明心迹；同时坚决主张“僭师而起，迎头痛击”。要求率舰队迅速出击，包抄敌人后路，切断日军供应线。但李鸿章却压制他的出战要求，并严令北洋海军“不许出战，不得轻离威海一步”，“如有违令出战，虽胜亦罪”。
形势急剧恶化，英雄无用武之地。丁汝昌身在舰上却不能驰骋疆场，眼见日本海军肆意逞凶只能忍气吞声。这时日本海军开始配合陆军进攻威海南邦炮台，丁汝昌登上靖远舰，指挥海军舰队就地向敌军开炮，以炮火支援炮台守军作战，日军死伤惨重，其旅团长陆军少将大寺安纯亦被击毙。但终因众寡悬殊，炮台相继失守，北洋舰队则被困于威海卫港内，陷入日军的重围。1895年2月5日夜，日本鱼雷艇又偷袭了威海卫港，击伤定远。丁汝昌被迫以镇远为旗舰，抗日决心仍未动摇，希望朝廷迅速派援兵解威海卫港之围。
然而北洋水师鱼龙混杂，正当丁汝昌设法摆脱重围派人求援的时候，清军中一些洋教习和威海营务处候补道员牛昶昞等少数败类，却在暗中勾结密谋投降，煽动士兵哗变；鱼雷艇管带王登云竟在这紧要关头率十三艘鱼雷艇和两只汽船私自逃离威海港。1895年2月7日，洋教习和牛昶昞唆使一些士兵鼓噪而出，胁迫丁汝昌献船投降，丁汝昌严词拒绝，并斩钉截铁地说：“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坚持“援兵将至，固守待援”。2月9日，日本海军大小40余艘炮舰排列于威海卫港湾口处，开炮轰击北洋海军，丁汝昌再次率舰与日军连续鏖战，不料靖远号又中弹搁浅。至此，北洋水师已陷入绝境。洋教习与牛昶昞又煽动士兵以武力胁迫丁汝昌投降。此时此刻，丁汝昌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对哗变士兵慷慨陈词，说：“汝等欲杀汝昌即速杀之，吾岂吝惜一身？”2月11日，派出求援士兵回报，山东巡抚李秉衡移师莱州，唯一的一条救援希望也破灭了。于是他召集各舰管带和洋教习开会，提出“鼓力碰敌船突围”，但遭到了牛昶昞等人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丁汝昌深感大势已去，无力扭转败局，终以舰亡亦亡、生死以守的大无畏精神，服毒自杀，“誓以身殉”。
丁汝昌在生死攸关之际，大节不亏，既拒绝外敌以委“重要之任”的劝降，又力挫内部献船投降的哗变，宁死不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为捍卫民族利益而杀身就义无反顾的著名爱国将领，史称其为“一个有骨气的勇士”。
邓世昌“足壮海军威”
“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这是清朝皇帝光绪赞誉在黄海大战中壮烈殉国的爱国将领邓世昌的诗句。邓世昌（1849—1894），字正卿，广东番禺人。18岁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航海，1887年任炮舰管带，旋晋升为北洋海军中军副将，兼“致远号”舰管带。他“治事精勤”，“西学谌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开拓万里波涛”，实现吞并朝鲜、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迷梦，悍然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肩负保卫祖国重任的邓世昌，面对如狼似虎的日本侵略者，力主抗战，经常教导他的部下：“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还不断要求“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
9月17日，中日海军在黄海发生了激战，史称大东沟海战，当时，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旗舰“定远号”和邓世昌管带的“致远号”等12艘战舰护送兵船至鸭绿江口的大东沟，当完成任务准备返航时，突遇由日本海军中将伊东率领的执行“聚歼中国舰队于黄海”任务的联合舰队。丁汝昌立即命令各舰作好战斗准备。两支海军狭路相逢，一边是明火执仗的侵略者，一边是守土保疆的勇士，于是在碧波黄海之上展开了一场罕见的大海战。
海战开始后，邓世昌异常英勇，指挥战舰在浩瀚的大海中纵横驰骋，猛打猛冲。不料，旗舰“定远号”突然中弹，帅旗落地，丁汝昌也身负重伤。在这关键时刻，邓世昌为了稳定军心，当机立断，在“致远号”舰上竖起了帅旗，以吸引日舰火力。
交战双方，论装备，日舰“船捷炮利”，中国则船炮陈旧，中国的海军实力远不如日本。面对强敌，尽管中国海军将士英勇奋战，但终感力不从心。值此危急之际，邓世昌以大无畏的精神，一方面激励官兵“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另一方面则身先士卒，指挥“致远”“冲锋直前为诸舰先”。这时，以日舰“吉野”为首的舰队开始围攻“定远”旗舰。邓世昌为了保护旗舰，下令“致远号”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迎战日舰，因而陷入重围。邓世昌临危不惧，频频发炮“击中敌舰甚多”，果断勇敢地以一舰敌群舰。但终因众寡悬殊，“致远号”中弹累累，舱内进水，舰身倾斜，炮弹垂尽。这时恰与日舰“吉野”相遇，邓世昌满腔怒火，他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以集事。”于是以“誓与日舰同沉”的气概，决意与“吉野”相撞同归于尽，准备以己之牺牲，保全军之胜利。他指挥“致远”，“鼓轮怒驶，直冲日队而来”。“吉野”见状慌忙驶避，并连放鱼雷，不幸就在“致远”即将撞上“吉野”的时候，却被“吉野”的鱼雷射中，致使锅炉迸炸。舰身破裂，终以右舷倾斜沉入海中。邓世昌及全舰250余名官兵抱着“为杀敌而死”的爱国激情淹没在波涛汹涌的黄海之中，除二十几个生还外，全部壮烈殉国。
邓世昌血染碧波以身殉国的壮举，极大地激励了北洋舰队全体将士的斗志，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终于重创敌舰多艘，“吉野”也身负重伤，被迫退出战斗，使侵略者“聚歼中国舰队于黄海”的狂妄计划未能得逞。山东人民为纪念这位为国捐躯“足壮海军威”的爱国将领，特为他塑像建祠，岁时祭祀，祠在山东成山角之巅，俯瞰大海。
李景祥不辱国体
李景祥，字炳甫，勤县人。光绪乙未（1895）进士，曾任奉天县令、广宁知府等职。
有一次，两个人因事起讼，告状到李景祥的官衙。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这次打官司的人中，有一个是信洋教的教民，这一来，就给这件案子的解决带来了复杂因素。
洋教士得知消息后，马上来到官衙会见李景祥，企图插手诉讼，为教民撑腰，借以显示西方侵略者的威风，扩大教会的影响，态度非常蛮横。
李景祥早已讯问过原告、被告，知道教民是无理的一方。他不卑不亢地质问洋教士：“两造皆吾国人，何与君事？且曲在教民，吾不能宥也。”洋教士被他义正词严的回答反诘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只能默然。
李景祥根据教民违律的情由，命衙役杖责二百。这时，洋教士又跳了出来，请求减少杖数，从轻处罚。李坚决没有答应，按原判杖责了教民，杖毕，又判其戴枷六个月。
洋教士看到李景祥不买自己的账，心中非常怀恨，退出后，他径直跑到李景祥的上级官府去，诬告李如何蛮横。李景祥的上司官吏马上召来李，对他说：“朝廷方怀柔远人，若何乃尔？”对李景祥的处理表示十分不以为然。但李景祥理直气壮地回答：“卑职唯据理言耳。”上级官吏听李如此回答，也拿他没有办法。
晚清时期，国家黑暗腐败到极点，西方传教士作为侵略者的一支力量，深入我国内地州县，干预诉讼，作威作福，一般地方官吏都要惧其三分。但李景祥能够大义凛然，针锋相对地抵制洋人干涉自己的司法审判，既能不辱国体，又做到了赏罚分明，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
杨儒勇于虎口夺食
杨儒（？—1902），清末外交官，字子通，号内庵，汉军正红旗人。先后任江苏常镇通海道、浙江温处道、安徽徽宁池太广道道员。1892年以四品卿衔任出使美、西、秘三国，1896年任俄、奥、荷三国公使，1898年晋工部右侍郎。
1900年沙皇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并逼迫清政府签订出卖东北主权的条约，清政府于1901年1月初，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谈判大臣，与俄国交涉东三省问题。
杨儒奉命后，即赴彼得堡与沙俄侵略者进行交涉。整个谈判历时三个月，杨儒与俄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分别会谈22次。他深知这次交涉责任重大，在与拉姆斯多夫第一次谈判时，就谈道：“现议条款倘稍侵中国主权，贪图利益，恐英于长江一带暨云南，德于山东，法于广西，及日本等国，各指他地为援案地步，则中国从此受害，流弊无穷。”所以，他对俄国外交大臣表示：“我办此事，亦须上可以对国家，下可以对百姓，否则误事之咎，全在我一人，我何能担此大咎？”“至我为中国办事，中国利益我自应多争一分是一分，方为无愧我心，方为不负使职。”当谈判进入实质性辩论时，杨儒据理力争，以国家利益为重，为祖国为民族分利必争，寸权不让。
在谈判中，俄国还以武力威胁为后盾，提出了十分苛刻的12条侵略要求，企图将东北三省纳入沙俄的势力范围，遭到杨儒的驳斥。而后，他们又采取欺骗、贿赂等手段，对杨儒利诱收买，提出如果杨儒答应画押，俄国可在“青泥洼或彼得堡为公置田若干，庐若干，公择一而处之，足以徜徉，终其天年”。杨儒嗤之以鼻，不为所动。维特又摆出另一副面孔，口出大言：“中国政府如欲加罪于与俄订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杨儒义正词严地反驳道：“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
清政府在俄国的压力下，西太后电令杨儒“全权主计，朝廷不为遥制”。李鸿章更令杨儒“酌予画押”，而杨儒的态度依旧斩钉截铁：“我是全权大使，不是卖国大使。”
限定画押的前一天，俄国最后一次约见杨儒，施加压力。时逢天寒扬雪，谈判结束回使馆下马时，杨儒滑跌于地，不省人事，从此一病不起。
清政府慑于全国抗俄斗争形势，终于作出了拒签条约的决定。中俄交涉东北三省的谈判宣告破裂。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杨儒能一反“乞讨外交”的惯例，不计个人安危，敢于虎口夺食，同沙俄侵略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维护祖国的权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愧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杰出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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