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话威武不屈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他继承孔子的思想体系，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丰富了儒家学说。

    当时，诸侯国之间有强有弱，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相互攻伐，都想称霸天下。一些人审时度势，提出弱国应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最强大的秦国，被称为合纵。而另有人提出弱国应随从秦国去进攻其他弱国，称为连横。合纵连横之争，实际上是使国家如何不被灭亡的策略。强国和弱国相互派出了许多说客，宣扬自己的主张。公孙衍和张仪就是当时专门游说各国合纵连横的说客。

    一天，有个崇尚纵横之术的人，名叫景春，他问孟子：“公孙衍和张仪应该算得上是真正的大丈夫吧？他们一说话，不少弱国都点头称是，他们一发怒，诸侯各国都很害怕，他们一安静，天下则太平无战事。”

    孟子想了想，回答说：“这怎么可算得上大丈夫呢？作为大丈夫，男子汉应该懂得礼仪法度，以仁义为做人的根本，这是最大的原则。当得志的时候，能不脱离百姓，和百姓一起循着大道前进，使百姓愿意跟从他；不得志的时候，也能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随波逐流，阿谀奉承。决不能因富贵使自己迷惑而乱了心，也不能因为贫贱而改变了志向，更不能因为受到威吓、暴力而屈辱了气节。做到了这三点，才是真正大丈夫。”

    景春听后，虽然心中不悦，但无言以对，只好怏怏地离开了。

    以后，人们把“威武不能屈”的“能”字省去，就成了“威武不屈”了。孟子的一番话，诠释了男子大丈夫做人做事的气节——任何时候都要有骨气、有勇气，倒下去站得起，站起来挺得直，不失志向，不丢大体，勇敢向前行。

    司马迁忍辱著《史记》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他曾表示自己的志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完成《史记》（即《太史公书》），他“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表现了身处逆境而穷且益坚的顽强精神。

    司马迁年轻时曾师从经学家董仲舒、孔安国，学习《春秋》、《尚书》；其父司马谈也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学者，担任太史令之职。司马迁在20岁以后几年中，曾游历南北名山大川，考察历史遗迹，诸如会稽山上的“禹穴”、九嶷山上的虞舜墓地、齐鲁之地的孔宅、兵家必争的名都彭城等。后任职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一名侍从。元鼎六年（前111），他奉命出使巴蜀，安抚邛、笮、昆明等少数民族地区。转年，他父亲在洛阳病危。临死以前，司马谈哭着对他谆谆嘱咐，要他完成自己未竟的历史编纂事业。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为太史令。从此司马迁一面以侍从身份随同武帝巡祭封禅等活动，一面继承父亲修史的遗业，埋头阅读和整理“石室金匮”所藏的历史文献典籍。经过几年的认真准备，于太初元年（前104）正式撰写《史记》。当时司马迁42岁。

    天汉二年（前99），“李陵事件”发生了。骑都尉李陵本是名将李广之孙，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北击匈奴，他主动请战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屡创敌军，捷报传来，举朝庆贺。但因孤军深入，在浚稽山战败而降。武帝闻讯后，“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十分恼恨。司马迁与李陵并无深交，出于好意劝慰武帝，说李陵有“国士之风”，眼下虽陷身匈奴，终非己愿，日后还会伺机报效汉廷。武汉认为司马迁替李陵辩护，一怒之下，判处他“诬罔主上”的死罪，关入监狱。按当时惯例，免除死罪一则可以用钱赎出，二是接受腐刑。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但他又感到无辜而死有如“九牛亡一毛”，同蝼蚁没有区别。人总是要死的，而“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实现先辈的遗愿和自己的理想，他只得忍辱含恨于天汉三年（前98）“就极刑而无愠色”，被迫受腐刑。

    司马迁于太始元年（前96）获释出狱后，以宦官身份充任中书令，职掌内廷侍奉皇帝和传递诏书奏疏。为了继续写完中断多年的《史记》，他强忍着巨大的精神创伤，抓紧一切业余时间。当时，司马迁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他在太始四年（前93），在给友人益州刺史任安写的一封回信（即《报任安书》）中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万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宁得自引，深深藏于岩穴邪。”尽管如此，他以惊人的毅力，用自己的血和泪，终于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并抄写出正本和副本，正本藏于家中，副本上交朝廷。

    《史记》全书凡52.65万字，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它从传说的黄帝时写起，至武帝天汉年间为止，计约3000年之久。《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他进步的历史观，“不虚美，不掩恶”的实事求是态度，以及写人物时栩栩如生的文字技巧，一直受到后人极高的评价。鲁迅先生认为，《史记》这部著作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今，《史记》已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成为中国和世界千古不朽的名著。

    司马迁这种身居逆境而勇于为事业坚忍不拔的献身精神，真使人敬佩不已！

    苏武持节北海牧羊

    苏武（？—前60），字子卿，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初为栘中监，后为典属国。他奉命出使匈奴，被扣凡19年，终不屈服，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

    天汉元年（前100），匈奴单于且鞮侯初立，愿意与汉朝通好，说：“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并将过去扣留的汉使赵充国、郭吉等人放回。汉武帝为答谢且鞮侯单于的诚意，派栘中监（园中专客鞍马鹰犬之官）苏武以中郎将身份出使匈奴，交还过去被扣留的匈奴使臣，赐以丰厚礼物。与苏武同行的，有副中郎张胜、随员常惠等一百多人。

    当苏武等人要返回汉廷时，正赶上匈奴内部发生动乱，副使张胜受到牵连后被下狱，正使苏武亦被传令受审。苏武对常惠说：“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说罢拔出佩刀自刺，顿时鲜血飞溅，慌得常惠等人请来医生，在地上挖了一个坑，将他覆在坑上，轻轻敲着他的后背使瘀血排出。等了半天，苏武才苏醒过来。匈奴单于为他的壮烈气节所感动，派人白天黑夜看护着他。

    苏武的病体恢复以后，匈奴单于先派卫律来劝降，被苏武骂得悻悻而回。匈奴单于更盼望他归顺自己，将他囚禁在大窖里，断绝饮水和食物去折磨他。恰好天下大雪，苏武就吃雪吞毡以充饥渴，好几天都没有死。匈奴单于以为有神保佑他，将他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上杳无人烟的地方去放牧公羊，说要等到公羊产奶时才能放归。他的随从常惠等人，则被安排在其他地方。

    苏武在北海，官府的粮食常常过期不至，他被迫掘捉野鼠和草籽充饥，拄着汉使的节杖去牧羊。即使是休息和睡觉时，节杖也始终不离身边。年深日久，节杖上的旄牛毛都掉光了。就这样过了六年的艰难岁月。

    一天，匈奴单于的弟弟於靬王到北海打猎。於靬王见苏武善于结打猎网和箭绳，还能矫弓正弩，高兴地给他吃穿用品。如此，又过了三年，於靬王病了，病时还赐给苏武马、家畜、毡帐和饮用器皿。可是於靬王死后不久，苏武的牛羊却被匈奴族丁令部的人偷走，只好又过着贫困的日子。

    苏武出使匈奴以前，与李陵同是皇帝的侍从。苏武出使匈奴的次年，李陵因战败投降了匈奴。开始时，李陵羞见苏武。后来，匈奴单于要李陵去北海劝说苏武，为苏武摆酒宴歌作乐。李陵说：“单于知道我过去与你有交情，诚心地要我来劝你，你是无法回汉朝去了，要是白白在这里受罪，你的信义，又有谁能知道呢？”李陵接着说，“从前令史苏嘉做奉车都尉，因不慎折断皇辇的车辕而被判大不敬之罪自杀，皇帝只赐钱二百万埋葬了事。令史苏贤在随从皇帝出巡河东郡进时，因没有追捕到犯罪的逃亡宦官也饮药酒自杀了。我来这里时，令堂大人已死，听说嫂夫人亦已改嫁，只有你的两个妹妹和你的两儿一女还在，如今又是十多年过去，生死存亡亦未可知。”李陵又说，“人的一生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样，又何必自找苦吃呢！我刚投降时，恍恍惚惚，如痴如狂，觉得有负于汉廷，再加上老母被囚禁在保宫。你不想投降的心情，哪里能超过我呢？如今陛下（指武帝）年事已高，法令更改无常，没有犯罪而被灭族的大臣已有好几十家，他们的安危都难于预料，你坚决不降又是为了谁呢？请子卿听我李陵的话吧，不必再说其他了。”

    李陵这一席话，并没有使苏武回心转意，苏武说：“我们父子没有功劳，职务却与诸将同列，爵位也与诸侯相等，再说我们兄弟都是皇帝的侍臣，经常想着要肝脑涂地去图报国家。如今能够杀身效忠，虽然斧钺汤镬也是心甘情愿。臣子对待君主就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儿子为父亲死而毫无怨恨，请你不要再劝说了。”过了好几天，李陵在和苏武饮酒时又劝说道：“希望子卿一定要听我的劝告。”苏武说：“我早就该死了。如果单于一定要我投降，那么在我喝完酒后就死在你面前吧！”李陵见苏武如此赤心至诚，禁不住长叹一声道：“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李陵为苏武高尚的气节所感动，泪流满襟地与之告别而去。

    李陵内心很惭愧，觉得没有脸面再见苏武，便叫妻子将几十头牛羊送给苏武。后来，李陵又来到北海，将武帝已死的消息告诉苏武。苏武听罢，向南号啕大哭，口吐鲜血，早晚哭泣了好几个月。

    汉昭帝刘弗陵即位（始元元年，前86）后几年，匈奴与汉和亲。汉廷要求匈奴放还苏武，匈奴却伪称苏武已死。不久，汉使又来匈奴，苏武的随从常惠请求看守他的人乘夜一同去见汉使，向汉使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常惠告诉汉使，要他在面见匈奴单于时说：“汉朝天子在上林苑中射猎时，得到一只足上有帛书的大雁，书信中说苏武还活着，在北海上牧羊。”汉使听罢大喜，按照常惠的话去责难匈奴单于。单于吃惊地对汉使说：“苏武等确实还活着。”

    始元六年（前81）春天，苏武带着没有投降而又活下来的九个人回到了长安。人们听说苏武持节回国，排列着队伍欢迎他。昭帝叫苏武用太牢之礼（牛、猪、羊各一头）去参谒武帝陵庙，升他为典属国，年俸二千石，赏钱二百万，公田二顷，住房一幢。苏武的随从常惠、徐圣、赵终根等人也升为中郎役。常惠后来官至右将军。苏武在匈奴前后凡19年，奉命出使时还是壮年，回来时已是须发皆白。苏武后来活到80多岁，神爵二年（前60）死去。

    苏武以凛然的正气，维护了汉朝使臣的尊严，又以惊人的毅力和勇且益坚的壮志豪情，熬过了近20年的非人生活，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爱国篇章。他坚持民族气节的忠贞精神，震撼了当世，也启迪了后代。汉宣帝曾把苏武像画于麒麟阁中。两千多年来，苏武的故事，更是活跃在舞台上，流传于群众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民族志士。

    马援“马革裹尸”

    马援（前14—49），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他是东汉初期的名将，官至伏波将军，封新息侯。早在他为新莽政权任郡督邮时，因私自放走囚犯而命北陲放牧。几年后，他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归附他的竟有数百家。他对宾客们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意思是，一个堂堂男子汉，要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生活越艰苦，越要坚强，年岁越大，精神越要旺盛。他又叹息说：财产多了，贵在于能够赈救贫困，否则就成为守财奴！于是，他将谷帛分散给亲朋故旧，自己仍旧过着简朴的生活。

    王莽末年，四方兵起，马援先是依附割据陇西的隗嚣。及刘秀建立东汉，马援投归刘秀。建武十一年（35），马援参加攻灭隗嚣的战争，因功升为陇西太守。建武十七年（41），马援因平服先零羌有功，擢迁为伏波将军，奉命反击匈奴。当他凯旋时，亲朋故旧孟冀等人来祝贺他，他慷慨激昂地对孟冀等人说：“男儿要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意思是男子汉应当为祖国英勇作战，抱定宁愿死在边疆的决心，用马皮包裹尸骨归葬，怎能躺于床上，死在自己儿女的身边呢！

    建武二十四年（48），武威将军刘尚出击武陵（治所今湖南溆浦南，辖境今湖南、湖北、贵州三省交界）的“五溪蛮”（即五河的少数民族）失败。马援这时已62岁，多次上书请战都未得批准。马援知道光武帝怕自己年老不中用，便披甲跨马，纵横驰骋，左右开弓，以显示自己宝刀未老。光武帝刘秀笑着说：“将军真是勇猛的老将啊。”于是，马援率军南征，临行那天晚上，马援对友人说：“我深受厚恩，自知年纪已老，总是担心不能殁于国事，如今得其所愿，即使战死沙场，我也甘心瞑目了。”

    马援十分重视立身为人。他认为：做人起码要求是“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有可能的话，还应“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他在前往交趾（今广东、广西大部和越南北部）时，就以这些做人准则写信给自己的两个侄子马严和马敦，要他们不要取笑和议论他人的短处，做个实实在在的人，不要堕落成为轻薄儿。他一生戎马倥偬，北出塞漠，南达交趾，“海内未闻其过，众庶未闻其毁”。最后，他因疫疾病死于军中。

    马援死后不久，突然飞来横祸，以致死不得葬。原来，他在南征交趾时，喜欢吃当地土产的薏苡（俗称“药玉米”、“回回米”），回师时便装载了一车，想移种于北方。后来，有马武、侯昱等人上书皇帝，诬说他载的是一车明珠和有纹彩的犀角，于是，不仅招致他本人久久不得安葬，连同妻子儿女也受到牵连。经过妻子及侄儿马严六次上书诉冤，才得以免罪。“薏苡明珠”这句形容蒙冤遭谤的成语，就是根据这段史事而流传下来的。

    “马革裹尸”这一豪言壮语，在后人的诗中多有引用，唐诗人李益《塞下曲》有云：“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人关。”明人张家玉《军中夜感》有云：“惨淡天昏与地荒，西风残月冷沙场。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汗竹香。”清人沈绍姬《题前监军闻启详传后》诗云：“总为人们留正气，不求马革裹全尸。”而“穷且益坚，老当益壮”这句成语，也如实地写照出马援的光辉一生。

    王充罢职著《论衡》

    王充（27—约97），字仲任，东汉时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出身细族孤门，早年丧父，为人聪明好学，曾拜儒学大师班彪为师，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在壮年时期，曾经在地方上做过几任小官吏。由于为人刚直不阿，不愿趋炎附势，因而官运难通，终于被罢职回家，以教书为业。他的一生著作颇多，计有《六儒论》、《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然皆已失佚。《论衡》一书，共30卷，85篇，20余万字。写完《论衡》时，“年渐七十”，“发白齿落”，但仍然坚持不懈地做学问。罢职以后，没有放弃著书。他的著作中，许多的思想言论，颇为为官者引为鉴戒。

    其一，为官先要为人。他说：“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意谓不要计较官位的高低，不必羁囿于贫穷寒贱，关键在于要有远大的志向。

    其二，治国为官必须通博。他说：“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各种事物），不知然否（是非），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又说：“不览古今，论事不实”；“涉浅水者见虾，其颇（稍微）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他把知古不知今说成是“陆沉”，知今不知古喻之为“盲瞽”。

    其三，批判官场不正之风。他对于当时做官只论阀阅门第深表不满，并揭露这些世家子弟“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指责这些人只知头戴华丽的帽子和身佩锋利的宝剑，只知在任内劫掠百姓和兼并土地。

    其四，揭批“真龙天子”的谬论。他提出“元气”说，否定天神的存在，认为“天”的本身，是没有意志的。揭露统治者编造汉高祖刘邦是他母亲与龙交配后生下来的“龙种”，说龙不过是一种动物，“龙与人异类”，而“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见也”。

    王充将这部著作定名为《论衡》，就是要通过专门铨衡理论的真伪，从唯物论的高度去反对“生而知之”和谶纬之学，揭露官场和社会上的弊病。他的“得官不欣，失位不恨”的思想品质，以及“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困而志不倦”的高尚情操，曾鞭策和鼓励着许多从政的人。

    但是，在那个时代，王充的进步思想却遭到统治阶级的嫉视，《论衡》一书也被视为“背经离道”、“诬及圣贤”的“异书”、“邪说”。然而，真理的呼声、正义的呐喊是不会被淹没的。《论衡》一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反对谶纬迷信的唯物主义著作，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苏东坡矢志不移

    苏东坡（1036—1101），本名轼，字子瞻，因筑室于黄州（今湖北黄冈）东坡，故自号东坡居士。系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工诗善文，词作更负有盛名，是当时文坛革新的主将。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均名列于“唐宋八大家”。然而，他的官运多乖，长期过着屡遭贬谪的政治生涯。

    北宋中期，国势日蹙，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倡导变法，以文彦博、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群起攻之。一时之间，王安石两次罢相，两派斗争日趋激烈。接着，又出现了“元祐更化”和“哲宗绍述”，两派之间的较量尚未终止。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岁月里，苏东坡的政治见解可谓独树一帜，与革新派、保守派都有差别。他为人正直敢言，不趋炎附势，官运不佳自是不言而喻了。

    苏东坡针对当时的弊政，赞成整顿改革。他在《进策》、《进论》等文中，一再指出朝廷已面临着赋税沉重、土地兼并、西夏侵扰等深刻危机，认为“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但在如何变革问题上，他与王安石的看法却不同，指明当时弊政的症结是“任人之失”，“而非法制之罪也”。他批评王安石“求治太急”，忙于“变法度”而不先整顿吏治是“颠倒失序”。于是，他由祠部员外郎外调为杭州通判，第一次尝到了政治上的失落感。

    苏东坡的政治态度也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不同。司马光“始终以为新法不可行”，苏东坡则在“课百官”、“安万民”、“厚资财”、“训兵旅”诸方面都略同于新党。因此，他虽然被新党排斥，但在杭州通判任上，见新法可行者便建议施行，“民赖以安”。如为了解决西湖水利和杭州城建问题，他亲自至湖州、嘉兴等地进行考察，并对整治西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此后，苏东坡转徙知密州、徐州、湖州。在徐州任上，适逢黄河决口，州城被洪水围困，民心惊恐。苏东坡日夜指挥僚属、军民堵守，终于使城池转危为安。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因作诗被诬为有“指斥乘舆”之罪（即“乌台诗案”），由湖州贬黄州团练使。这是他政治生涯上的第二次受打击。而这种遭遇，却使他进一步接近下层人民。他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还亲自种了数十亩地以养家自给。生活的困顿，并没有消磨他的政治激情，《满江红·江汉西来》、《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等千古名篇，就是在这一时期写出来的。

    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旧党司马光为相。苏东坡返回京师，出仕翰林学士。但是，他对司马光全部废除新法又持反对态度，认为新法“不可尽去”，还在朝堂上与司马光争辩。于是，他又被挤出朝廷，改任杭州太守，开始了第三次贬谪的政治生涯。

    在杭州3年期间，苏东坡不仅修复六井解决全城用水，还全面整治西湖。他组织民众挖出湖底的大量葑泥，并建成一条以沟通南北岸的柳堤长达5里许，堤上修建了6座石桥以流通湖水，种上芙蓉、杨柳和各种花草。后人为纪念苏东坡的功绩，便易名为苏堤。如今西湖上的“苏堤春晓”，仍然是西湖胜景之一。

    在此后的岁月里，苏东坡曾转知颍州、扬州。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新党又起。苏东坡被视为旧党，因而又第四次遭到贬谪。他先转徙英州、惠州，后来竟一直贬到天涯海角的儋耳（今海南省儋县）。

    在儋耳，他老当益壮，穷且益坚，仍然为当地的汉族、黎族百姓排忧解难，督劝耕稼，兴修水利，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和爱戴。元符三年（1100），哲宗死，徽宗立，苏东坡遇赦北归。当地民众纷纷赶来送行。为了纪念他的政绩，人们在岛上修建“东坡祠”。然而，命运多乖，时不我济，在北返途中，他竟客死于常州，终年65岁。

    苏东坡的仕途历尽坎坷，可谓是终生潦倒不得意。可贵的是，他矢志不移，同情人民的疾苦，政绩斐然，是一位进步的政治家。而在文学上，他才华横溢，成就更为突出，堪称为继屈原、李白、杜甫之后的又一颗巨星。

    杨万里拒写《南园记》

    杨万里（1124—1206），字廷秀，自号诚斋，南宋吉水（今属江西）人。进士出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屡官至秘书监、宝谟阁直学士。为人挚诚刚直，勇于言事。工诗善词，今传《诚斋乐府》。

    淳熙十二年（1185），杨万里转任尚左郎官。他鉴于“隆兴和议”（1163）签订业已20余年，而朝政依然因循苟且，毫无起色，便向孝宗上疏，希望孝宗远离奸佞，广开言路，同时警惕金人来犯，要为有事之时做好一切准备。陈辞恳切，忧国之心溢于言表。

    光宗即位（1190）以后，杨万里被召为秘书监。他又向光宗面陈“天下有无形之祸”，认为当前的祸患主要有二：一为朋党之风，二为窃权之危。为此，杨万里劝谏光宗要“公听并观，坏植散群，曰君子从而用之，曰小人从而废之，皆勿问其某党某党也”。他还认为，过去窃弄朝权者有大臣、大将、外戚、近习（即宦官）的分别，而“窃权之最难防者，其唯近习乎！”要光宗特别提防左右的宦官弄权。

    庆元元年（1195），宁宗即位，韩侂胄因拥立有功，以枢密都御史承旨，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居左右丞相之上。他为了潜弄威福之柄，网罗名士以抬高自己的声望，极力拉拢杨万里、王介等人。韩侂胄新修了一座“南园”，请杨万里为他撰写《南园记》，并许以门下省、中书省之职。杨万里鄙薄韩侂胄的为人，毅然加以拒绝。他说：“官可弃，记不可作也。”这时，杨万里以年过七十辞官归家，在家筑一书室“诚斋”，他在题作《好事近·七月十三日夜登万花川谷望月作》一词中写道：

    月未到诚斋，先到万花川谷。不是诚斋无月，隔一庭修竹。如今才是十三夜，月色已如玉。未是秋光奇绝，看十五十六。

    词中既反映出他辞官归家后的闲适心情，又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由于韩侂胄专权日甚，朝政更加颓败，他终日怏怏不乐，忧愤交加，卧病在床长达10年之久。家人知道他的病皆因忧国而起，便不再告诉他国家时政。一天，同族子侄从京城回来，将韩侂胄准备用兵中原的事告诉他。他听后痛哭失声，忙呼家人拿来纸和笔疾书：“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杨万里又书十四言以别妻子。他刚写罢便突然笔落而逝，享年83岁。

    杨万里一生志在匡扶宋室，关心国事民生。他在《壬辰轮对第一札子》中说：“国之命，如人之命。人之命在元气，国之命在人心。”为此，在他从政30多年中，无论是奉新县、漳州、惠州等地方官任上，或是在朝廷供职期间，都能以国事为重，勇于直言，忠于职守，被誉为“以道德风范，映照一世”。他在《小溪至新田》中的“落红满路无人惜，踏作花泥透脚香”诗句，可以说是他光明磊落一生的写照。

    张煌言“死不作雁奴”

    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明末清初浙江鄞县人。16岁中秀才，23岁中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他是一位诗人，有《张苍水集》。而最能表现他为人的是，在短促的45岁生涯中，他19年如一日，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抗清斗争，最后壮烈殉国。

    张煌言考中举人后的第二年，明王朝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了。不久，清兵入关，占据北京，开始了清王朝的统治。当时南方各地抗清斗争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南京有以福王为首的小朝廷，浙江有鲁王政权，福建有唐王政权，广东有桂王政权，这在历史上统称为南明政权。顺治二年（1645），福王政权被清军所灭。年纪还不到26岁的张煌言，为了继续开展抗清斗争，与钱肃乐、张国维、张名振等人拥立鲁王朱以海为监国，并与拥立唐王朱聿键的郑成功联合，坚持转战于东南沿海。转年，清军出兵东南沿海，鲁王政权由于内哄而被清军击溃，唐王则被清王所杀。张煌言等人几经辛苦，开始在舟山一带成立一支浙东义军并将鲁王迎至舟山再建行朝。不久，舟山陷落，张煌言等人又护送鲁王在金门重建行朝，并乘清军主力转攻桂王的机会，两次进攻长江。战事开始时虽然比较顺利，但终被清军打败。于是，张煌言等人不得已又退回曾失陷了三年的舟山。

    顺治十五年（1658），张煌言与郑成功正式合作，决定再次进军长江，收复南京。张煌言主动请求担任先锋，突破了清军在镇江江面上用铁索架设的“渡江龙”和“木浮营”。张煌言在瓜洲与郑成功会师后，主动请求挺进芜湖以阻挡救援南京的清军。不久，张煌言在和州、池州等地收复了4府、3州、22县，势力很是壮大。但就在这时候，郑成功在南京城外误中明降将郎廷佐的假投降之计，损兵折将，元气大伤，退出了长江。张煌言的义军也在铜陵受到清军的包围和截击，士卒多有逃散。第三次进军长江的计划又破产了。

    面对这种艰难的处境，张煌言毅然沉巨舶，焚舟登岸，图谋到安徽西南部的英、霍山区去，与当地义军取得联系，建立新的抗清根据地。谁知他翻山越岭来到霍山时，霍山的义军山寨已被清军占领。在转向英山的移动中，又在东溪岭遭到清军的伏击，跟随他的几百名士卒全被冲散。这时在张煌言的身边，只剩下一个小军官和一个童仆了。

    张煌言是一位百折不挠的民族英雄。诚如他在《秦吉了》一诗中所说：“生当为凤友，死不作雁奴”，意谓不愿意充当群雁夜宿时专司警戒的“雁奴”，要永远效忠于南明统治者，决不服务于清朝统治者。他改头换面，风餐露宿，辗转跋涉两千多里，终于回到了浙东。家乡父老原来传闻他出家当了和尚，或者说他被俘殉国，如今见到这位年纪不到40岁就头发花白的壮年人，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张煌言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新的一支浙东义军又建立起来了。他希望与郑成功再次进军长江，没料到郑成功正准备收复台湾；而坚持在两广、云南进行抗清的永历帝（即桂王朱由榔），却因吴三桂的追捕而逃亡缅甸；以李定国为代表的十三家农民军在广西、云南的势力也日趋衰弱。康熙元年（1662）四月，永历帝在云南昆明被吴三桂杀害；七月，刚收复台湾不久的郑成功又病死；九月，鲁王也在金门去世。这一连串的噩耗，对张煌言是沉重的打击。

    康熙二年（1663）十月，厦门和金门也被清军攻陷。这时，东南沿海一带，只有张煌言这支孤军还战斗在临门。清朝统治者几次派人来劝降，但都遭到张煌言的严词拒绝。清政府于是抄了他的家，将他妻子和一个独生儿子囚禁于镇江，想以此动摇他的意志。张煌言为了复国大业，不妥协，不屈服，继续坚持着抗清斗争。转年五月，浙东义军在三都湾与清军进行了一场决战，义军损失惨重。于是张煌言怀着沉痛的心情遣散了部卒，自己只带着罗子木、杨冠玉等几名随从，隐蔽于离南田岛60里的大海中一个叫悬岙的小岛上，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

    悬岙岛是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在那里，张煌言住草棚，吃野果，喝清泉，又饲养了两只猴子以司警戒海上动静。生活虽然十分艰苦，抗清意志却与时俱增。他在诗歌中说：“正忆普天方左衽，此身那得混渔樵”；“横绝四海会有时，敢告羁栖还努力。”

    清浙江提督张杰，为了向清廷邀功请赏，收买了原在张煌言部下的一个小吏徐元。徐元扮成游方和尚，在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寺各处打探张煌言的消息。同年七月，张煌言等人被捕解到宁波，后又转于杭州。在这期间，浙江提督张杰和浙江总督赵廷臣都曾多次劝降。张煌言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今日但求一死而已！”九月七日，他在就义以前，还口写了一首绝命诗：“我年适五九（即45岁），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按照他的遗志，人们将他安葬在西湖南屏山下，在他的坟墓左边，有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坟墓，而在右边，有明朝民族英雄于谦的坟墓。张煌言和岳飞、于谦一样，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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