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象数易学的兴起及其原因

    一 象数易学的兴起

    武帝时，最初被立为官学的，易学仅有杨何一家。后来，丁宽的弟子田王孙也被立为博士。杨氏易学与田氏易学同源于田何，但也有不同，因为丁宽曾经从周王孙受《易》之“古义”。前已言之，周王孙所传此“古义”并非出自田何。田王孙授《易》与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391]，开易学流派纷呈之渐。梁丘贺以占筮得幸，官至少府，由于公务繁忙，就命自己的儿子梁临带领门人张禹等去从同门施雠学习，并推荐施雠为易学博士，官学不断扩大。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班固在这里描绘出了官学不断扩大的情况，也道出了官学不断扩大的两个原因。其一，利禄的诱惑。读经可以干禄取仕，为士子提供政治及经济上的出路。其二，在于“罔罗遗失，兼而存之”的包容性文化政策。

    第一条原因，将儒学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既巩固了儒学的地位，使儒学成为士子们的第一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又促进了儒学经学化，儒学从一种自由状态下的学说变成一种吸取其他学说合理成分的、为政治服务的国家统治学说。从此，其学术传播也由之前的自由状态转变为国家推动、控制。从昭帝开始，不断增加博士弟子员额便是例证，而由宣帝召集诸儒在石渠阁辩论五经异同更是政治对文化的公开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学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的极大影响，所谓“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政治往往成为学术的风向标。

    第二条原因，则是由西汉帝国本身特点决定的。前面已经提到，西汉王朝的创建者起自草莽，没有任何文化积淀。汉高祖刘邦“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392]，自云“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393]。所以汉王朝在建立后，文化一片空白。而秦王朝的二世而亡，让汉初统治者对秦王朝的政治文化都怀有深深的疑惧，对法家文化展开激烈的批判。陆贾拉开了汉王朝政治文化重建的序幕，并且确定了以儒学为主体的大方向。叔孙通达时变，改造儒学，与诸生共定朝仪，提高了儒生的地位。可惜吕氏上台后，政治重心重新变成了对政权的争夺，这一进程被打断。文帝、景帝、窦太后偏好黄老学说，故而在“文景之治”期间，黄老学说一度占了上风，用人也是百家刑名并进。至武帝初，在窦婴、田蚡的推动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王朝的文化重建才重新回到以儒学为主体吸纳其他学派合理成分的轨道上来。

    汉王朝文化重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举措就是为五经立博士，这一举措等于将五经定为官学。从最初的欧阳生《尚书》学、后苍礼学、杨何易学、《春秋》公羊学逐渐增多，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官学不断从民间学术中吸纳的过程。民间学术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分化。但是，基本上民间出现新的经学支流，除属于古文学派的外，很快就被吸纳入官学。所以，西汉的官学随时吸纳来自民间的学术，使它具有不断更新的生命力，这是西汉官学异乎东汉官学的地方。相对于西汉官学来说，东汉自白虎观会议对经学重新整合后，《白虎通义》成为具有“国宪”性质的文件，从此汉代官方文化基本定型，也几乎停止了从民间吸纳新学术了。下面以易学为例来说明西汉官学对民间学术的吸纳。

    尽管最初被立为官学的只有杨何一家，但至宣帝朝，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易学全被立为官学，至元帝朝，京氏易学也得立为官学。其中，施家有张（张禹）、彭（彭宣）之学，孟氏易学又分流为翟（翟牧子兄）、孟（孟喜本人）、白（白光少子）之学，梁丘贺易学分为士孙（士孙张，字仲方）、邓（邓彭祖，字子夏）、衡（衡咸，字长宾）之学。只有高氏、费氏两家古文学派易学未被立为官学。

    孟氏易学被立为官学，是象数易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象数易学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学术权威之一。它是西汉官学不断从民间吸纳新学术的结果，是西汉“罔罗遗失，兼而存之”的包容性文化政策的结果。而孟氏易学的产生，则又是义理易学和象数易学合流的结果。

    张涛指出：“象数易学的高歌猛进，基始于宣帝时期，丞相魏相虽非易学专家，却是其间的一位关键人物。”[394]点出了魏相在象数易学兴起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魏相“明《易经》，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395]。由此可知，第一，魏相之易学也是有渊源的，且坚持了他这一流派易学的基本特征；第二，魏相的思想学术受到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深刻影响。《汉书·魏相传》又云：“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则魏相所习授之易学，必与《易阴阳》有关，不然不会说魏相“明《易经》，有师法”。魏相所奏汉宣帝的内容如下：

    臣相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大谒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时，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御史大夫朝错时为太子家令，奏言其状。臣相伏念陛下恩泽甚厚，然而灾气未息，窃恐诏令有未合当时者也。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天下幸甚！[396]

    以上内容是魏相易学与政治的结合，从中可以看出魏相易学的基本特点。魏相所引“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出自豫卦卦辞，也是魏相的基本政治理念，即治理国家要以“顺”为最高原则。另外，魏相将震、离、兑、坎、坤、艮五卦分别在方位上与四方和中央相结合，在时序上震、离、兑、坎分别与四时相结合，四方、四季，每一方、每一季即用相应的一卦为治，并且将卦与四时、四方相结合的当否与天象的休咎联系起来。只是如何具体的以卦为治，魏相在这里并未详细论述。但魏相的这套理论，已经将政治与易学以及灾异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备了随后兴起的象数易学的基本特征。汉宣帝对魏相这套理论的“纳用”，表明统治者高层对这套理论的认可。可以说，在推动象数易学与现实政治的结合方面，魏相确实起到了无可代替的作用，并为象数易学在西汉统治思想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打下了基础。

    魏相的这套理论，与董仲舒以五行配四方四时的理论有相似之处。董仲舒以火配南方、夏季，以木配东方、春季，以金配西方、秋季，以水配北方、冬季，以土配中央、夏季。在八卦中，离为火、坎为水、坤为地，只是魏相以兑配西方、秋季，震配东方、春季与董仲舒不同。而魏相以一卦为一季之治，卦与季节搭配错乱，就会有天灾出现的说法，与董氏《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中的那套理论虽然细节不同，但就框架而言，基本一致。魏相所据之书，又是《易阴阳》，这与董仲舒对《周易》的评价“《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相吻合。因此，即使不能断定魏相之易学与董仲舒之易学同出一源，但基本可以肯定他们属于同一流派。魏相之后，将象数易学推向极致的是京房、刘向、谷永等人，他们以象数易学的理论为载体，通过对时政的谏讽，企图借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事实上，他们的思想理论以及政治活动，对当时的政局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二 象数易学兴起的原因

    象数易学的兴起，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既有学术内部的因素，也有社会现实的影响。从学术自身来说，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本来就是同源的，且一直纠缠不清。林忠军先生曾经这样描述过二者的关系：“象数易与义理易的区分是相对的。实际上，在各派易学中，象数易与义理易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讲义理，不脱离象数；讲象数，旨在阐发义理，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易学文化。”[397]在儒学被定为官学之后，孔子的地位也不断提升。民间学术，如欲为自己争取地位，赢得官方的认可，其出路就在于依附于儒学，依附于孔子。对于易学来说，孔子虽然重视义理，但并未坚决地否定象数，他承认“河图”、“洛书”的真实性，并将“河出图”、“凤鸟至”当作治世必然的祥瑞。鲁哀公西狩获麟，孔子以为“吾道穷矣”。种种迹象表明，作为儒学的开创者，孔子本人相信“天人之际”存在某种联系。另外，孔子虽然说“不占而已矣”，但如前所引《吕氏春秋》等资料表明，孔子并非绝对不占。加之《周易》本来就是卜筮之书，以阐发义理为主的《易传》也大谈“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开启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合流之门。这些因素，使得义理易学无法理直气壮地拒绝象数易学。相反，义理易学若与象数易学合流，则容易找出学术渊源上的依据。或者说，从二者本身同源而论，合流也有着内部的动力。这是象数易学兴起的学术内部因素。本书重点讨论的，是象数易学兴起的两个外部因素：汉代的社会知识背景和君权的极度膨胀。

    象数易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就其社会一般知识背景（“一般知识背景”从葛兆光先生说）而言，存在着接受象数易学的土壤。象数易学的兴起还有一个重要的知识背景，那就是，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神秘主义盛行，人们普遍信仰“天人之际”，也即自然现象和人事之间存在对应的联系，这就是当时社会的一般知识背景。

    众所周知，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即是采纳卜者的建议，利用神秘主义发动群众的。他们先是将书有“陈胜王”三字的帛“置人所罾鱼腹中”，假借买鱼的士卒之手传播陈胜将为王的“天意”。又在夜间于丛祠中燃篝火，学狐鸣而呼“大楚兴、陈胜王”，以坚定士卒相信“陈胜王”这一“天意”的信念。[398]不出所料，这一手段取得良好的效果，“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待到陈胜揭竿而起时，“徒属皆曰：‘敬受命。'”[399]不仅陈胜，刘邦起事，也是利用了这一手段来发动群众，巩固人心：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原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400]

    他先是指使人造出“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言，将自己神化为“赤帝子”，使得“诸从者日益畏之”；又指使自己的妻子吕雉造出自己“所居上常有云气”的谎言，“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

    不仅民间神秘主义思潮盛行，人们普遍相信“天人之际”存在必然的联系，就连统治集团的高层也成为这一思潮的信奉者。如前所言，西汉王朝文化重建的发起者陆贾即信奉天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宣称“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401]吕后七年，赵王刘友被吕后幽囚而死，“己丑，日食，昼晦。太后恶之，心不乐，乃谓左右曰：‘此为我也。'”[402]吕后将这一天象和自己幽杀刘友联系起来，以为是上天对自己的告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汉武帝（当时汉武帝年龄不大，统治权可能是掌握在以田蚡为首的一个推隆儒术的政治集团手中）在举贤良对策中，所问的竟然是这些东西：“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403]并且要求董仲舒以儒家经典对这类问题给予解释：“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404]光元五年，征贤良文学，诏策所问，依然是“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405]董仲舒、公孙弘等也不止一次地论证过“天人之际”的理论，司马迁著《史记》，首要目的就是“欲以究天人之际”，考察天象人事之间的联系。而武帝之所以得立为太子，他的母亲在生他时“梦日入其怀”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时为太子的景帝认为“此贵征也”。[406]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上自天子、士大夫，下至庶民百姓，都普遍相信天象与人事之间存在某种有规律的联系，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准还不高。把自然现象（包括“灾”、“异”和“祥瑞”）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社会的一般知识仍未能摆脱这种思想，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加强。这种社会一般知识背景无疑为象数易学的兴起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土壤。

    汉代象数易学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武帝时期君权的极度膨胀。汉代的象数易学，尽管理论不尽相同，但从京房到刘向、谷永，其核心内容，无不是利用“天”的权威来对皇帝施加影响，对皇帝不当的行为加以约束，通过影响皇帝来影响整个帝国的政治。通过阐释“天意”来实现对君权的限制，几乎成为象数易学的共同特征。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与武帝朝君权的急剧膨胀有着内在的联系。

    学术之于现实世界，面临着解释现实世界和改进现实世界的双重任务。而对现实世界的改进，又与学者的认识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汉代学者及政治家从秦亡的教训中所总结的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秦亡于帝王的暴政。正如孙筱在《两汉经学与社会》一书中所言，汉代学者和政治家一般认为，秦亡于“政失”而非“制失”。[407]陆贾在《新语·无为》篇探讨秦亡的原因时云：

    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陆贾将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秦始皇暴虐的政治行为。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贾谊、贾山、晁错、董仲舒等人，虽然他们对秦始皇暴政的具体内容的描述并不完全一致。如贾谊将秦亡归结于“仁义不施”，具体而言，就是“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408]贾山所总结的秦亡原因在于“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409]、“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雠”。[410]晁错则归结为“任不肖而信谗贼；宫室过度，耆欲亡极，民力罢尽，赋敛不节；矜奋自贤，群臣恐谀，骄溢纵恣，不顾患祸；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憯，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411]董仲舒也将“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刑者甚众，死者相望”[412]作为秦灭亡的重要原因。尽管所列举的内容因他们的理解不同而有差异，却都可以归结为帝王的暴政，也即“政失”。如何限制帝王的暴政之行，就成为汉代学者们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

    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汉代的学者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的努力，而他们所设计的方案，一是通过道统来制约政统，一是借助“天意”来制约君权。就前者而言，他们所采取的途径就是将儒学定为独尊的官学，并不断抬高孔子的地位。自陆贾开始到董仲舒完成的儒学独尊运动，从思想文化控制的角度来说，与秦始皇、李斯所推行的“焚书坑儒”实则是殊途同归。秦始皇、李斯“焚书坑儒”，其目的是禁止不同意见的出现，防止“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413]这种局面的出现。而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也是防止“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为了实现“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的大一统局面。[414]二者的出发点都在于统一思想文化，“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415]但二者在政治目的和政治实践上则有很大的不同。李斯焚书的直接政治目的是为了防止“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416]，维护至高无上的君权。因而其政治实践则是“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徐广所作集解曰：“一无‘法令’二字。”按：无“法令”二字似乎更合乎文意。[417]这样，在政治实践上，李斯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道统、政统合一的政权，真理的解释权也掌握在最高统治者君主手中。这样就会造成君权的绝对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之稍加约束。从秦帝国的政治运作来看，其实际情况也是“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418]政治成了君主一个人的玩物。至秦二世，更是以“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为施政理念，并将进谏的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全部迫害死。[419]

    而董仲舒等推尊儒学，则是在政统外另建一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真理体系——道统，并以此真理体系作为评判政治是非的标准，包括评判君主的所作所为。君主的所作所为只有符合这一真理体系，才是正确的、正当的。不仅如此，董仲舒等学者们还试图将真理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将自己的学说当作对儒家经典最正确的阐释，是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虽然这些学者们所主要依据的经典并不相同。董仲舒等的努力，体现了他们对至高无上君权的制约意图，希望建立起对君主能起到约束作用的规范。除了建立道统之外，另一项努力就是借助天意来约束君主的行为。将殷周以来的灾异说与儒家学说相结合，发展成更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即是典型的例子。象数易学也是如此。

    到汉武帝时，经过七十余年的摸索，西汉王朝的政体终于又重新回归到秦朝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郡县制体制，而武帝本人的所作所为，也几乎重现了秦始皇在汉初政治家、学者眼中的所有劣迹。他乾纲独断，不顾公孙弘、韩安国等人的反对，“北征匈奴，单于远循，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造成了“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的严重后果。[420]《艺文类聚》卷十二《帝王部（二）》载荀悦总结武帝一生的一段话：

    武皇帝恢万世业，内修文学，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济济盈朝，兴事创制，无所不施，先王之风，粲然存矣，然犹好其文，未尽其实，发其始，不克其终，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万民罢弊，当此之时，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武帝自己也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421]承认自己与秦始皇多有相似。不唯如此，武帝不仅听不进不同意见，对于持不同政见者，还痛下杀手。大司农颜异因在客人批评武帝的货币政策时“微反唇”，便被以“腹诽”之罪名处死。武帝的这种行为不能不引起当时学者们及政治家的担忧，如何匡正君主行为，给毫无约束的君权加以规范，也是他们所应当考虑解决的问题。首先，贤良文学利用召开盐铁会议之机，对武帝平生作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几乎对之全盘否定。儒生们不愿再看到下一位武帝的出现。因而，在中国源远流长的灾异说便成为得力的理论武器。易学与灾异说结合，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借助“天意”来限制君权，规范君主行为，成为学者们努力的另一个方向。这是象数易学兴起的另一个背景。

    第二节 孟氏易、京氏易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孟氏易学与京氏易学，是汉代象数易学的典型代表。京氏易学是孟氏易学的继承与发展，二者关系密切。一般而言，研究京氏易学者，不得不先论及孟氏易学。孟氏、京氏易学的研究者颇多，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专著有卢央的《京房评传》，对京房的学术思想及生平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郭彧的《京氏易传导读》是另一部力作，对京氏易学的现存文献进行了点校评析，并且对京房在易学方面的创新、发展进行了细致的剖析。此外，对孟氏易学和京氏易学进行研究的还有朱伯昆的《易学哲学史》、林忠军的《象数易学发展史》、刘玉建的《两汉象数易学研究》、张涛的《秦汉易学思想研究》等著作。这些成果，对京房象数易学的渊源、特点等研究得是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京氏易学对元帝朝政治的影响。

    一 孟喜、京房的象数易学

    孟喜本从丁宽弟子田王孙受易学，则其易学本来与施雠、梁丘贺同源。但他又“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其易学遂兼义理与象数之学，成为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合流的典型代表人物，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新唐书》卷二十八《历志三上》载僧一行对孟氏象数易学的评论及主体内容：

    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

    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至、二分也。坎以阴包阳，故自北正，微阳动于下，升而未达，极于二月，凝涸之气消，坎运终焉。春分出于震，始据万物之元，为主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极于南正，而丰大之变穷，震功究焉。离以阳包阴，故自南正，微阴生于地下，积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质衰，离运终焉。仲秋阴形于兑，始循万物之末，为主于内，群阳降而承之，极于北正，而天泽之施穷，兑功究焉。故阳七之静始于坎，阳九之动始于震，阴八之静始于离，阴六之动始于兑。故四象之变，皆兼六爻，而中节之应备矣。《易》爻当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节，直全卦之中。

    根据僧一行的描述及评论，可以对孟氏易学有个大概的了解：孟喜将卦与十二月相配，每月五卦。又以坎、震、离、兑四卦与二十四节气相配，每一爻配一节气。但他这么做却是“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以气象节候之变化占验人事（政治）之得失当否才是其最终的目的。

    魏相表采《易阴阳》，以震、离、兑、坎四卦配春、夏、秋、冬四时，每一时以一卦为治，更为具体的内容不得而知。比较孟氏易学与魏相易学，虽然其内容不同，但其理路无疑是一致的。只不过魏相以震、离、兑、坎配四时，体系粗略；而孟氏易以卦配月，以爻配日，并以震、离、兑、坎四卦配二十四气，每爻一节气，形式完备，体系周密。所以，可以推断，孟喜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与《易阴阳》是一类的东西，只是更加周密而已，很可能是《易阴阳》的继续发展完善。

    关于京氏易与孟氏易的关系，《汉书·儒林传》这样描述：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

    京房受易学于焦延寿，焦延寿尝从孟喜问易学。但孟喜的入室弟子白光、翟牧都以为焦氏易学并非孟氏易学。焦延寿今传《焦氏易林》，为占筮之书。但《焦氏易林》能否代表焦延寿的全部易学则是疑问。孟喜本人是既传祖于田何的义理易学，又传“《易》家候阴阳灾变”的象数易学。刘向校书，“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孟喜弟子白光、翟牧之易学都各自成家，必在刘向所谓“诸《易》家说”之内，则孟喜传于白光、翟牧之易学，为祖于田何的义理之学无疑。从焦氏易学特点来看，“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422]，与孟喜象数易学极为相似，则焦氏易学还是受孟氏易学影响很深的。《汉书·京房传》谓“房用之尤精”，又载焦延寿论京房语“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则可知京房之易学得自焦延寿且与之大体相同。《京氏易传》卷下也记载京房以卦配日之法：

    八八六十四卦，分六十四卦配三百八十四爻，成万一千五百二十策，定气候二十四，考五行于运命，人事天道、日月星辰局于指掌，吉凶见乎其位。[423]

    与焦氏易学“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的特点相同。

    《汉书·艺文志》收京房易学著作有《孟氏京房》《灾异孟氏京房》《京氏段嘉》三书。《汉书·五行志》所征引的又有《京房易传》《易妖占》二书。后世署名京房的著作更多，但真实性已难以考订。京房易学著作，今传《京氏易传》。郭彧的《京氏易传导读》对今存有关京房易学的文献进行了专门研究，为研究京房易学者提供了方便。

    据现存文献来看，京房易学最大的特点是以易学为基础理论，构建一套完整详备的“天人之际”，以“天意”来指挥现实政治。《京氏易传》卷下云：

    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故《易》曰：“元亨利贞。”夫作《易》所以垂教，教之所被，本被于有无。且《易》者，包备有无，有吉则有凶，有凶则有吉。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从无入有，见灾于星辰也，从有入无，见象于阴阳也。阴阳之义，岁月分也。岁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六爻，上下天地，阴阳运转。有无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祥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乎卦。

    在京房的易学理论中，易学是无所不包的大典，以卦、爻比附天地间万象，并“配乎人事”。因天之灾祥，通过相对应的卦爻，考人事得失当否。“凡灾异所生，各以其政。变之则除，消之亦除。”[424]将天之灾异与人君发令施政相联系，以“天意”来阻格人君的苛政，匡救时弊。《汉书·五行传》保留了许多京房易学理论的内容，如《五行传中之上》所引“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门”，如果人君所行不正，臣下欲篡位，就会出现狗戴着人的冠出朝门这种怪现象。

    二 象数易学与宣、元两朝政治

    象数易学兴起于宣帝朝，并且对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不大。魏相采《易阴阳》论时政，为宣帝采纳，但他“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的建议却未见宣帝实施。象数易学真正对政治产生较大影响是在元帝朝，京房则为最关键人物。

    一种学说对政治施加较大的影响，需要条件成熟，具备各种因素。宣帝朝每逢灾异、祥瑞出现，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应答天意。如地节三年九月地震，宣帝两次下诏：“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425]为了应答上天的警诫，宣帝削减军队，出借皇室、郡国池苑公田与民从事生产，宽舒民力。这种政治活动，在汉朝固然有此传统，文帝朝此类活动也多次举行。文帝二年，“四月，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六月，令郡国无来献。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426]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食。文帝下诏：“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徭费以便民。”并且削减了京师戍卫军。但是，文帝也并非每次灾异现都要有所应答，其中文帝三年十月日食、五年二月地震、六年冬十月桃李开花等属于灾异范畴的现象，即未见文帝采取措施。而景帝、武帝、昭帝朝更是几乎没有因灾异而采取政治措施补救的。在宣帝朝则不然，几乎每次灾异祥瑞，都要采取相应的政治措施来应答天意，成为一种常态。据《汉书·宣帝纪》所载，宣帝在位二十六年间，因祥瑞而赏赐吏民的有十三次之多，因灾异而修刑政或下诏检讨的也有七次之多。相反，没有因灾异而采取措施的，仅有三两次（这还是在灾异后举行的“祠五畤”或“郊泰畤”活动不算对天意的应答的情况下。如这类活动也算答应天谴，只有地节元年十二月的日食未应答天谴）。这种现象不是偶然，说明象数易学的兴起，尤其是孟喜对象数易学体系的完善，加强了统治者的灾异思想，使他们对“天意”更加畏惧谨慎。丙吉为相，“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427]对于这种看似极为反常的行为，掾史都不解其故，丙吉却有自己的解释：“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而掾史也很服膺丙吉给出的解释，并且“以吉知大体”。[428]从丙吉的理论中，也可以看出象数易学的影响。

    但宣帝朝也有不利于象数易学影响政治的因素。就象数易学本身而言，魏相的那套体系过于简略，而孟喜人品有问题，既不见信于儒林，又不获宣帝的信任，自然对孟喜的象数易学传播产生不利影响。焦延寿则始终为低级官吏。就宣帝本身而言，他“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429]元帝为太子时，曾劝他“宜用儒生”，他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甚至一度产生废掉太子的念头。[430]对于依附于儒学名下的象数易学，虽受其影响，宣帝加深了对灾异祥瑞的认识，但也难以深信，他拒绝众人推荐孟喜递补易学博士就足以说明其对孟氏易学的态度。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宣帝本身富有政治才干，政事基本无失。班固对于他的统治给予极高的评价：“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431]在他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是我国古代少有的治世之一。《汉书·食货志上》称：“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为解决因丰收而出现的“谷贱伤农”现象，宣帝又采纳耿寿昌的建议，设常平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432]同时，灾异现象出现得并不严重，这对于以借助灾异现象来匡救时政之失为特色的象数易学来说，也很少有发挥的空间。因此，虽然在宣帝朝象数易学已经开始对政治施加影响，但其影响的广度、介入的深度都远不及后来的元帝朝。一个明显的例子，大臣极少以象数易学为武器，主动干预时政，匡救时弊。

    元帝朝则不然。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并且他生性“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容易接纳别人的意见。就政治才干而言，元帝远逊于宣帝，他在位期间，虽然征用儒生，但却重用宦官弘恭、石显等小人。弘恭死后，石显继为中书令，专擅朝政。“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433]石显其人，“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434]他虽然是宦官，但并非如元帝认为的那样无党无私，相反，却非常善于结党营私，“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435]，又与顾命大臣之一的外戚车骑将军史高相互勾结，形成一个政治集团。对于敢于反对自己的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痛下杀手，迫使萧望之自杀，而周堪、刘向被罢官。石显一党的弄权也惹得民怨沸腾，百姓作歌嘲弄，“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言其兼官据势也。”[436]元帝即位后，不仅政治日益昏乱，自然灾害也频频发生，导致民生日益凋敝，社会经济困难。在他即位的当年，“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437]第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438]元帝自评他统治下的社会是“亦极乱耳，尚何道”，[439]多次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危机而下罪己诏。其中初元五年四月诏云：“朕之不逮，序位不明，众僚久旷，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440]永光二年六月诏云：“间者连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饥馑，亡以相救。朕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伤焉。其赦天下。”[441]京房当面总结元帝即位以来的情况时说：“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442]以上这些情况，为以借助灾异现象来匡救政令之失为特色的象数易学提供了发挥的空间。而京房对象数易学体系的完善以及他借灾异论时政所言屡中，也赢得了元帝的信任。《汉书·京房传》载：“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

    在两汉的象数易学传承、发展的过程中，京房是个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受到元帝的信任，参与到政治中枢，标志着象数易学对汉代政治影响的深入。京房能够得以参与中枢政治，正是靠他运用自己的象数易学理论来解释当时的灾异与时政之间的联系，骗取了元帝的信任。从本质上说，京房的象数易学理论体系是荒谬的，他“所言屡中”也只是巧合。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焦氏易学的特点为“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说明焦延寿、京房的易学与天文气象学关系密切。京房很可能精通天文气象之学，因而能够比较准确地预见未来的天象、气候方面所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并巧妙地和时政联系起来，这就保证京房在一定程度上或某些事件上打动元帝。但是，这一本身荒谬的理论体系，推演得越是精密，越容易露马脚，也就难以保证京房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京房的象数易学理论是以殷周以来的灾异说为基础的，这一理论能加深人们对灾异说“天人之际”说的信仰，却难以让人全盘接受。就当时的社会一般知识背景来看，人们是较为普遍地信仰灾异说的，普遍认为“天人之际”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人们却未必相信京房一派的理论就是对天人之际最恰当的解释。从京房现存的易学资料来看，京房只是将灾异现象与人事一一对应，却在大多情况下并未能解释两者之间为何存在这种对应。如他在贬谪途中所上元帝封事：“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气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气复起。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443]京房将蒙气去而复起与元帝“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这件事对应起来，却未能利用权威理论解释二者之间为什么会有这种联系，更未能在儒家经典中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比之董仲舒“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将时事与《春秋》已然之事比附的做法尚远远不如。再如《汉书·五行传下之上》所引：

    臣安禄兹谓贪，厥灾虫，虫食根。德无常兹谓烦，虫食叶。不绌无德，虫食本。与东作争，兹谓不时，虫食节。蔽恶生孽，虫食心。[444]

    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445]

    同样只是简单地列举灾异现象对应相关时政缺失，缺乏所以然的合理解释。这一缺陷也使得其理论难以服众，人们即使相信天人之际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却未必相信京房的理论，尤其未必相信京房就是代圣人立言来阐释天意的其人。而从陆贾、董仲舒到京房等学者，如欲借灾异来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其前提是取得代圣人立言阐释天意者的地位。历史证明，无人能取得此地位。董仲舒因言辽东高庙火灾，差点丢了生命，尽管他有“《春秋》之中前世已行之事”作为护身符。从京房被元帝诛杀来看，他也未被当作可以解释天意的圣人。

    京房取得元帝信任后，提出一套改革措施，即“考功课吏法”。据晋灼注，其内容为：“令丞尉治一县，崇教化亡犯法者辄迁。有盗贼，满三日不觉者则尉事也。令觉之，自除，二尉负其罪。率相准如此法。”[446]他将此法作为救世的良方，承诺“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京房的改革得到了元帝的支持，“上意乡之”，却遭到朝廷大臣及地方刺史的反对，“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刺史复以为不可行”。[447]在大臣中支持者唯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这预示着京房改革之路充满阻力。

    就京房的改革措施而言，其改革的重点在于加强行政效率，明确行政责任。这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匡救时弊，但绝非从根本上改变元帝朝政治经济危机的良方，并且还遭到了朝廷公卿和地方大员的联手反对。京房在总结原因时认为：“中书令石显、尚书令五鹿君相与合同，巧佞之人也，事县官十余年；及丞相韦侯，皆久亡补于民，可谓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448]京房把石显、五鹿充宗看作改革最大的敌人是正确的，但他将原因归结于“考功课吏法”于二人不利则反映了其在政治斗争中的幼稚。分析一下改革的反对者和拥护者，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场掺杂学派斗争的政治斗争。

    在京房以象数易学获宠元帝之时，石显、五鹿充宗一党正把持朝政，“时中书令石显用事，与充宗为党，百僚畏之”。[449]萧望之、周堪、刘向、金敞“四人同心辅政，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成为弘恭、石显一党专擅朝政的障碍，被石显陷害，萧望之自杀，刘向则从此废弃十多年，终元帝朝未再获信任。“御史中丞陈咸年少抗节，不附显等”[450]，惹恼石显，遭到石显疯狂报复，连同朋友王章一同被石显诬陷，陈咸“下狱掠治，减死，髡为城旦，因废”[451]，王章被免官。可见石显等对危及他们权力、地位的人打击报复，是一贯的手段。京房得宠用事，势必危及石显一党的地位及权力，因此无论京房是否进行改革，石显一党都容不得他人在元帝面前得宠用事。公卿皆畏惧、党附石显，所以也必然反对京房。而从政治形势来看，京房如欲得君行政，首先就要扳倒专擅朝政的石显一党，取得推行改革的权力。

    石显一党的五鹿充宗也是以易学得宠，他与京房之间存在着流派的斗争。《汉书·朱云传》载：“是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五鹿充宗的易学源自梁丘贺，而京房易学则与孟喜有师承关系，两家易学冲突不断。梁丘贺与孟喜本是同门，俱学《易》于田王孙。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其易学糅合了象数易学的理论，为提高自己学说的地位，乃诈称自己得老师田王孙临死时秘传。梁丘贺对于孟喜的做法非常反感，公开揭露了孟喜的谎言，指出老师田王孙死时唯有同门施讎在其身边，孟喜所言独得老师秘传一事根本不可能发生。由于孟喜的易学杂糅了象数理论，与同源于田王孙的梁丘易学有很大的不同，又加上他诈称其象数理论得自田王孙秘传的谎言被梁丘贺揭破，所以孟喜被目为“改师法”，为汉宣帝所轻，难以立足。博士有缺员，众人举荐孟喜，也被汉宣帝否决。与孟喜一派易学的郁郁不得志相反，梁丘贺一派易学则大行其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452]至元帝朝，源于梁丘一派的五鹿充宗已被当作评判易学真伪高下的权威。孟氏易学与梁丘易学两派不相能由来已久，至京房与五鹿充宗，冲突日益激烈。《汉书·京房传》云：“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与房同经，论议相非。”京房以象数易学得宠于元帝，对五鹿充宗的地位形成极大的挑战，严重威胁到五鹿充宗在易学领域的权威地位，这也肯定不会为五鹿充宗所容。因此，无论就政治还是学术而言，京房与石显一党的冲突不可避免。

    京房的支持者为周堪、郑弘两人。周堪本来就是石显一伙的政敌，郑弘则以正直廉能称，与专擅朝政的石显相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二人对于京房的改革，“初言不可，后善之”[453]，未必真正赞同京房的改革内容，极有可能是欲借此机会打击石显一党。在看到京房与石显一党必然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后，转而支持京房。

    京房在取得元帝信任参与中枢政治后，也将石显一党作为首要打击对象，其中包括五鹿充宗、史高等。他借助象数易学理论，将元帝即位以来的灾异现象与石显一党的专擅朝政联系起来，意图说服元帝，扳倒石显一党。《汉书·京房传》载：

    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

    京房以象数易学为武器，把石显一党专擅朝政作为政治昏乱、灾异频仍的根本原因，试图说服汉元帝一举拿下石显一党。按照京房“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和“凡灾异所生，各以其政”的理论，元帝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足以说明这是极乱之世；世之极乱说明元帝“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巧佞之人，若能除掉此人，“变之则除，消之亦除”，则灾异也会自然消除。但从汉元帝的反应来看，他显然并不相信京房的说教。他虽然承认当时的政治“亦极乱耳”，但并不认可他所信任的石显一党是致乱的巧佞之人。所以对于京房的谆谆告诫，他只是冷淡地回应“已谕”。元帝的态度说明他并不十分相信京房的那套理论，而京房欲对政治施加实质性的影响，其前提必须是取得元帝的绝对信任和支持。至此，京房实际上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已经注定要失败了。

    相对于京房来说，石显一党的政治斗争经验更为丰富。汉元帝性格“优游不断”，做事缺乏魄力。京房运用象数易学讽喻元帝，实则是意欲将石显一党一网打尽。鉴于石显之党遍布朝堂，这显然难以为元帝接受。石显与元帝周旋多年，“能探得人主微指”，善于“设变诈以自解免取信人主”，更善于利用元帝的性格弱点。[454]他陷害萧望之，即充分利用萧望之“素高节，不诎辱”的性格弱点，以元帝可以接受的“语言薄罪”之名，迫使萧望之自杀。[455]对于京房，也故技重施，并不将京房的那套改革措施全盘否定，而是“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让京房到地方去实验，以京房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姚平、任良等在京师主持改革，将京房调离京师，远离元帝。[456]元帝很容易地接受了石显的建议。离开京师后，京房对元帝的影响急剧减弱，石显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457]尽管京房不断利用象数易学的理论上书元帝进行抗争，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使得他轻信岳父张博的话，企图引元帝异母弟淮阳宪王入朝为援，犯了大忌，被石显等人抓住把柄，不仅没有挽回失败的命运，反而加快了败亡的节奏。这场由京房主持的以象数易学为指导理论的政治改革，以京房、张博弃市，支持京房改革的郑弘被免为庶人而告终。

    京房的失败，既有其不谙政治斗争、误信张博之言的偶然因素，更关键的还在于他的那套理论无法完全被元帝接受，难以取得为君主所认可的代圣人立言阐释天意者的地位。尽管如此，他的象数易学还是对汉代的思想、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谷永、郎顗等人所继承，并继续以此为批评时政的武器。他的影响甚至超越两汉，成为后世士大夫借灾异来匡正时弊、改善政治的常用思想理论武器。

    第三节 刘向、谷永的“神道设教”

    继京房之后，继续以象数易学理论干政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刘向和谷永，他们继续利用象数易学作为政治斗争、批评时政的理论武器，反映了象数易学在政治中的影响，也可以看出，士大夫阶层已经较为普遍地接受了象数易学的某些思想。

    一 刘向、谷永的易学特色

    刘向为西汉宗室楚元王之后，宣帝时，以“通达能属文辞”被召。他的父亲刘德参与审理淮南王刘安谋反案，得到不少淮南王的藏书及著述，所以刘向自幼便读到很多淮南王的书。[458]在《穀梁春秋》初立为官学时，宣帝召刘向受《穀梁春秋》，所以他的经学当以《穀梁春秋》为主。但他博通五经，其易学兼义理与象数之学。《汉书·五行志上》云：“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汉书·楚元王传》又载：

    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据此可知，刘向所传习推演的灾异说是《尚书·五行传》，与传自夏侯始昌的《五行传》同。《汉书·五行志》保留了不少《五行传》的内容，是我们研究刘向这一派灾异学说的基本依据。而刘向整理这套灾异学说有着明确的目的，作为汉王朝的宗室，他看不惯外戚王氏把持朝政，控制政权，欲借这套学说讽喻成帝，打击当权的外戚王氏集团。

    刘向灾异学的特点，乃是将灾异现象分为五类，以与五行统领，然后再把灾异现象比附成《易》之卦象，用易学理论加以解释，最后与《春秋》所载人事比附，推演当时政治之得失，是糅合《春秋》学、《尚书》学和易学而成的一套庞杂的理论体系，其中易学在这一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刘向的象数易学，是《尚书》《春秋》《易》三经理论的糅合，其实质是运用五行学说与易学理论，结合《春秋》人事，将古老的灾异说改造得更加合理周密。同时，为灾异学说披上经学的外衣，更具有权威性。

    以《汉书·五行志》所载内容为例：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田狩有三驱之制，饮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沉湎不顾法度，妄兴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乃木为变怪，是为木不曲直。”[459]《周易》中，“木”的卦象为“巽”，“地”的卦象为“坤”，所谓“木上地下为‘观’”，是指“巽”上“坤”下，重成“观”卦。“观”卦于政治，又引申为帝王的外观，也即“威仪容貌”，日常行为。如果帝王在这一方面出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等不当行为，就会出现“木不曲直”等怪象，具体表现就是树木出现怪现象或者工匠在制造车轮、弓箭时失误多，成功少。

    又如：

    《书序》又曰：“高宗祭成汤，有蜚雉登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刘向以为雉雊鸣者雄也，以赤色为主。于《易》，“离”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460]

    这套理论的内容，依然是借助传统的灾异观来规谏帝王行为，匡正时弊，只不过将灾异现象用易学、五行理论解释，并比附《春秋》中所载之人事，使之更加系统化、更具有说服力罢了。

    《汉书·谷永传》称：“永于经书，泛为疏达，与杜钦、杜邺略等，不能洽浃如刘向父子及扬雄也。其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异。”在易学方面，谷永是京房的继承者，也是借助灾异运用易学理论参与政治斗争的代表人物。成帝建始三年冬，因同一天发生日食和地震，成帝下诏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谷永在对策中提出：“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461]“臣闻灾异，皇天所以谴告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畏惧敬改，则祸销福降；忽然简易，则咎罚不除。”[462]这是谷永灾异说的理论大纲。

    谷永引京房易学以解释灾异现象，《汉书·五行志下之下》记载了两例：

    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对曰：“元年九月日蚀，酒亡节之所致也。独使京师知之，四国不见者，若曰，湛湎于酒，君臣不别，祸在内也。”

    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对曰：“今年二月日食，赋敛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见，京师阴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宫室，大营坟墓，赋敛兹重，而百姓屈竭，祸在外也。”[463]

    从这两例来看，谷永对京氏易学的运用确实非常的熟练。但谷永学术颇为庞杂，京氏易学理论不过是其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解释灾异时，也经常旁征博引其他经书理论。如他在建始三年的对策中解释是年“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萧墙之内，二者同日俱发”现象，所用即是《尚书》学《五行传》之理论：

    意岂陛下志在闺门，未恤政事，不慎举错，娄失中与？内宠大盛，女不遵道，嫉妒专上，妨继嗣与？古之王者废五事之中，失夫妇之纪，妻妾得意，谒行于内，势行于外，至覆倾国家，或乱阴阳。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经曰：“皇极，皇建其有极。”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时则有日月乱行。[464]

    成帝的许皇后是元帝为成帝所聘。元帝母许平君为宣帝微时所娶，宣帝即位后立为皇后，权臣霍光的妻子为使自己的小女儿当上皇后，勾结女医淳于衍将许皇后害死，另立自己的小女儿为皇后。元帝即位后，常痛心于母亲无辜被害一事，所以对其外家许氏恩遇非常，并为时为皇太子的成帝选许氏女为妃，成帝即位后许氏立为皇后。史称许“后聪慧，善史书，自为妃至即位，常宠于上，后宫希得进见”。[465]成帝的母亲王太后及成帝诸舅因成帝无子嗣，对许皇后非常不满。另外，由于元帝格外照顾许氏，许皇后的父亲许嘉“自元帝时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更兼女为皇后，许氏势力一时无两。成帝即位后，其外家王氏在其母亲王太后的支持下也逐渐崛起，与许氏形成争权之势。“及成帝立，复以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与嘉并。杜钦以为故事后父重于帝舅，乃说凤曰：‘车骑将军至贵，将军宜尊之敬之，无失其意。盖轻细微眇之渐，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卫将军之日盛于盖侯，近世之事，语尚在于长老之耳，唯将军察焉。'”[466]这也是王太后及王氏不满许皇后的一个重要原因。谷永见“上初即位，谦让委政元舅大将军王凤……永知凤方见柄用，阴欲自托”[467]，借对策之机，运用灾异说为王氏助力。“《经》曰：‘皇极，皇建其有极。'《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时则有日月乱行。'”[468]指责成帝专宠许皇后，并指斥许皇后不遵妇道，招致日食。并在这年夏天成帝再次召见他时，直言“日食、地震，皇后、贵妾专宠所致”。[469]

    事实上，谷永也精于《易》之义理之学，他多次称引《周易》，作为规谏成帝的理论依据。永始二年，据当时人传，有黑龙现东莱，成帝使人问谷永，这次谷永综合运用易学的象数之学与义理之学，对成帝提出规谏。谷永先引《易》之“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提醒成帝居安思危，广开言路，免蹈“恶日广而不自知，大命倾而不寤”之覆辙。对于成帝命他分析的“黑龙现于东莱”的异象，他援引灾异学说之理，结合永始元年以来黑龙现及日食等异象，指出这是因皇帝乏嗣而引起同姓作乱的不祥之兆。谷永又援引《诗》《书》相关理论与《易》之“濡其首，有孚失是”，从经义的角度剖析了招致此不祥之兆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皇帝专宠女色、信任宵小、沉湎于酒、生活奢侈。又引“在中馈，无攸遂”，并解释说“言妇人不得与事也”，劝成帝勿过宠后宫。这说明谷永也同样精于义理易学。

    从整体来看，谷永在象数易学的发展上没有什么创见，他只是一个象数易学理论的应用者。且他于易学，并不专主象数，也精于义理。

    二 刘向、谷永与政治斗争

    汉代学者对象数易学的传承、发展，其最终目的在于应用于政治，“以神道设教”，通过代圣人立言、阐释“天意”，或者规范君主行为，匡正时弊，或者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目的。刘向、谷永即是其典型代表。唐代李淳风在言及此事时说，“托神设教，因变敦奖，亡身达节，尽力辅谏”、“意在救君，照灼图谋，余芳不朽”[470]，是对他们学术和学术目的的较准确评价。皮锡瑞在《经学通论·易经》“论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条下评价这一易学流派时也说：“是易家本有专言灾异一说，……汉儒藉此以儆其君，揆之易义，纳约自牖，与神道设教之旨，皆相吻合，可见人臣进谏之苦心。”考察刘向、谷永运用象数易学理论匡正时弊的行为，对了解象数易学对政治的影响，意义重大。

    早在元帝时期，刘向在政治上即崭露头角，成为萧望之政治集团中的重要一员。他们不忿中书宦官弘恭、石显与外戚许氏、史氏勾结弄权，与这个宦官、外戚相勾结的政治集团做了坚决的斗争。在与石显集团的斗争中，象数易学即是刘向所依仗的重要武器。先是，萧望之、刘向等准备将弘恭、石显与外戚许氏、史氏全部罢斥，结果反为弘恭、石显等诬以“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的罪名，全部被免官。不久以后，元帝又重新起用萧望之、刘向、周堪等人。刘向即利用这年出现的春、冬两次地震和夏天客星见昴、卷舌间的天文异象，向石显集团发动反攻。他唆使外亲上书，将灾异的出现归结于弘恭、石显的弄权：“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并建议元帝“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471]但刘向这次显然没有说服元帝，石显等发动反击，很快查明他为上书者的幕后主使，遂将其免为庶人。接着，萧望之也在与石显集团的斗争中被逼自杀。不过元帝很快悔悟，“乃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472]

    刘向看到周堪、张猛两位政治盟友又重新获得元帝的信任，自己也希望能够重受重用。为了稳固周堪、张猛的政治地位，刘向再次利用灾异现象上书元帝，向石显集团发起攻击。他先是援引《春秋》所载灾异及与之对应的政治祸乱，佐证自己“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的观点，以坚定元帝的信念；再将初元六年以来的“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等种种灾异现象与《春秋》所记灾异做了比较，得出“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的结论[473]，以引起元帝的恐惧；然后将灾异频仍归结到元帝崇信石显一党而不能坚定地重用周堪、张猛等上面，“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最后劝元帝亲贤人、远小人，“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474]这篇奏折有两个目的，一是坚定元帝对周堪、张猛的信任，一是借助灾异，运用其擅长的象数易学理论力劝元帝屏退石显一党。值得注意的是，刘向立论的基本依据虽然是象数易学的灾异说，但他在阐释自己的观点时却遍征《诗》《书》及义理易学。他为了劝元帝坚定信任周堪、张猛，引《易》“否”“泰”两卦卦意，“义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475]说明用邪的危害性和用贤的重要性。又借阐释《易》“涣汗其大号”，规劝元帝慎勿“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476]还引《易》“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和“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说明“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为自己重新被引荐做了铺垫。

    但刘向这封言辞恳切、理义周密的奏疏并没有打动元帝，反而使得两个政治集团的矛盾更加激化，“恭、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477]石显等人反戈一击，同样用灾异来打击刘向的政治盟友周堪、张猛。再加上投机小人杨兴、诸葛丰等人助纣为虐，周堪、张猛很快被排挤出朝廷。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恭、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前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会城门校尉诸葛丰亦言堪、猛短，上因发怒免丰。……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478]周堪、张猛被排挤出朝廷三年之后，又出现宣帝庙火灾和日食现象。元帝这时又认定之前异象的出现与周堪、张猛并无干系，于是重新召回了二人。但周堪、张猛集团的势力已经元气大伤，整个政局都在石显的控制之下。“显干尚书事，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479]不久，周堪病死，张猛被石显诬谮，自杀。刘向本人则被废十多年，终元帝朝未再被起用。

    成帝即位后，石显倒台，刘向才重新被起用，“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480]但此时政权落入成帝外家王氏手中，“是时，帝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481]这种情况引起刘向的担忧，恰好成帝即位后也灾异连连，他故伎重施，以灾异为辞，企图说服成帝罢黜王氏，然而未能成功。此后刘向又进行数次努力，援引“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为证，以“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为辞，以为征兆之显，过于宣帝起于民间之“立石起柳”，规劝成帝“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482]最终都未被成帝采纳。他本人也受到王氏的排挤，终生不得志。可以说，刘向以象数易学为理论武器所进行的政治斗争，都毫无例外的失败了。他借此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目的没有达到。

    谷永的遭际，与刘向大同小异。相同者乃是他们都把与灾异说结合的象数易学作为争取皇帝和政治斗争的理论武器，结果同归于失败。不同的是，谷永见外戚王氏树大根深，难以动摇，遂专攻势力相对轻微的后宫。因此，谷永以象数易学干政，本身就带有政治投机的色彩。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出现日食现象，其夜未央殿中地震。谷永借此机会对皇后、贵妃大加攻击：“日食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萧墙之内，咎在贵妾。二者俱发，明同事异人，共掩制阳，将害继嗣也。亶日食，则妾不见；亶地震，则后不见。异日而发，则似殊事；亡故动变，则恐不知。是月，后妾当有失节之邮，故天因此两见其变。若曰，违失妇道，隔远众妾，妨绝继嗣者，此二人也。”[483]此时许皇后家已经衰落，与王氏争权中处于下风。刘向在这件事上也归咎于许后，但原因与谷永不同。许后家在元帝朝与石显结党，为刘向之政敌，刘向此举有报复之意。谷永所以归咎于许后的原因，乃是为了替以王凤为首的王氏家族开脱。《汉书·谷永传》云：“是时，上初即位，谦让委政元舅大将军王凤，议者多归咎焉。永知凤方见柄用，阴欲自托。”为了讨好王凤，谷永在回答成帝咨询时公开为王凤说话：

    方今四夷宾服，皆为臣妾，北无熏粥冒顿之患，南无赵佗吕嘉之难，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诸侯大者乃食数县，汉吏制其权柄，不得有为，亡吴楚燕梁之势。百官盘互，亲疏相错，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属属，小心畏忌，无重合、安阳、博陆之乱。三者无毛发之辜，不可归咎诸舅。及欲以政事过差丞相父子、中尚书宦官，槛塞大异，皆瞽说欺天者也。窃恐陛下舍昭昭之白过，忽天地之明戒，听暗昧之瞽说，归咎乎无辜，倚异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484]

    为了进一步迎合王太后、王凤等人，他还劝成帝“致惧天地之异，长思宗庙之计，改往反过，抗湛溺之意，解偏驳之爱，奋乾刚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进，犹尚未足也，急复益纳宜子妇人，毋择好丑，毋避尝字，毋论年齿。推法言之，陛下得继嗣于微贱之间，乃反为福。得继嗣而已，母非有贱也。后宫女吏使令有直意者，广求于微贱之间，以遇天所开右，慰释皇太后之忧愠，解谢上帝之谴怒，则继嗣蕃滋，灾异讫息。”[485]谷永以成帝无子嗣为辞，劝成帝不要专宠许皇后，宜广泛临幸后宫姬妾，以便早得子嗣。

    谷永的投机行为自然会引起成帝的警觉。在议者多将灾异归咎于王氏专权的情况下，谷永仍然一味坚持为王氏开脱，“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略相反复，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486]所以谷永虽有王氏为之推毂，也很难获得成帝的信任。《汉书·谷永传》谓其“党于王氏，上亦知之，不甚亲信也”。永始二年，黑龙现东莱，成帝使人问谷永，谷永上了长长的疏奏，再次对成帝及其所宠爱的赵飞燕进行攻击：

    臣闻王天下有国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闻；如使危亡之言辄上闻，则商、周不易姓而迭兴，三正不变改而更用。夏、商之将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恶日广而不自知，大命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诚垂宽明之听，无忌讳之诛，使刍荛之臣得尽所闻于前，不惧于后患，直言之路开，则四方众贤不远千里，辐凑陈忠，群臣之上愿，社稷之长福也。

    汉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龙，同姓之象也。龙阳德，由小之大，故为王者瑞应。未知同姓有见本朝无继嗣之庆，多危殆之隙，欲因扰乱举兵而起者邪？将动心冀为后者，残贼不仁，若广陵、昌邑之类？臣愚不能处也。元年九月黑龙见，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陨，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间，大异四发，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乱，未尝有也。臣闻三代所以陨社稷丧宗庙者，皆由妇人与群恶沈湎于酒。《书》曰：“乃用妇人之言，自绝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长，是信是使”。《诗》云：“燎之方阳，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请略陈其效。

    《易》曰：“在中馈，无攸遂”，言妇人不得与事也。《诗》曰：“懿厥悊妇，为枭为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顷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臧，女宠至极，不可上矣；今之后起，天所不飨，什倍于前。废先帝法度，听用其言，官秩不当，纵释王诛，骄其亲属，假之威权，从横乱政，刺举之吏，莫敢奉宪。又以掖庭狱大为乱阱，榜箠□于炮格，绝灭人命，主为赵、李报德复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系无辜，掠立迫恐，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生入死出□者，不可胜数。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

    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轻无义小人以为私客，数离深宫之固，挺身晨夜，与群小相随，乌集杂会，饮醉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流面媟嫚，混淆无别，闵免遁乐，昼夜在路。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

    王者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畔，下畔则下亡。是以明王爱养基本，不敢穷极，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听邪臣之计，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绪，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为高，积土为山，发徒起邑，并治宫馆，大兴繇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百乾溪，费疑骊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后反故。又广盱营表，发人冢墓，断截骸骨，暴扬尸柩，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诗》云：“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愿陛下追观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镜考己行。有不合者，臣当伏妄言之诛。

    汉兴九世，百九十余载，继体之主七，皆承天顺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兴，或以治安。至于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当盛壮之隆，无继嗣之福，有危亡之忧，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方今社稷宗庙祸福安危之机在于陛下，陛下诚肯发明圣之德，昭然远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惧危亡之征兆，荡涤邪辟之恶志，厉精致政，专心反道，绝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诏除，悉罢北宫私奴车马媠出之具，克己复礼，毋二微行出饮之过，以防迫切之祸，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损椒房玉堂之盛宠，毋听后宫之请谒，除掖庭之乱狱，出炮格之陷阱，诛戮邪佞之臣及左右执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寝初陵之作，止诸缮治宫室，阙更减赋，尽休力役，存恤振救困乏之人，以弭远方，厉崇忠直，放退残贼，无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禄，以次贯行，固执无违，夙夜孳孳，屡省无怠，旧愆毕改，新德既章，纤介之邪不复载心，则赫赫大异庶几可销，天命去就庶几可复，社稷宗庙庶几可保。唯陛下留神反复，熟省臣言。臣幸得备边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触忌讳，罪当万死。[487]

    在这篇长长的谏章中，谷永援引易理，指出成帝因专宠皇后而乏嗣，引起同姓觊觎皇位，将作乱，故天降此异象以示警诫。他又将永始元年以来的四次异象联系起来，痛责成帝沉湎酒色，穷奢极欲，追逐声色犬马，混迹于下层宵小，所作所为越礼非法；又大兴土木，营建昌陵，重征厚敛，民不堪命；纵容赵后胡作非为、干乱朝纲，竟比之于周幽王宠幸褒姒。

    谷永上此疏奏的背景是，“帝性宽而好文辞，又久无继嗣，数为微行，多近幸小臣，赵、李从微贱专宠，皆皇太后与诸舅夙夜所常忧。”[488]成帝宠幸赵飞燕姊妹，后宫有产子者，为讨赵飞燕姊妹欢心，成帝均杀死，以故未有子嗣。时有童谣悲其事：“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489]张公子即成帝，成帝每次外出冶游，都和富平侯张放一起，对外自称为富平侯家里人。成帝的母亲王太后与当政的王氏家族对这一现象非常担忧，因为确保成帝有子嗣将来继承皇位，是确保王氏家族继续富贵的前提。一旦成帝无子，皇位落于别的宗室手中，新皇帝必然重用自家的外戚，王氏也必然富贵不保。历史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元帝庶孙哀帝在成帝皇后赵飞燕姊妹的帮助下，被成帝立为皇太子，即位后，尊其祖母傅后为帝太太后，其母丁氏为帝太后。傅太后娘家“郑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丁姬为帝太后，两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阳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满为平周侯。太后叔父宪、望，望为左将军，宪为太仆。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辅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亦十余人。”[490]与傅氏、郑氏、丁氏的崛起相比，王太后与王氏家族的权势则全面衰落，“傅太后既尊，后尤骄，与成帝母语，至谓之妪。”[491]所以谷永上此疏谏诤成帝，实则是承成帝母王太后及成帝诸舅之旨，并非出于忠心。他敢于如此，也是自恃有王氏为内应。

    成帝览疏大怒，命御史逮捕谷永下狱，只是在卫将军王商的庇护下谷永才逃过一劫。但谷永不为成帝信任则是显然的，长期远离朝廷，尽管“所居任职”，晚年才在王根的推荐下被任命为大司农，进入中枢。“岁余，永病，三月，有司奏请免。故事，公卿病，辄赐告，至永独即时免。数月，卒于家。”[492]礼遇之薄，破了西汉成例。

    小结

    西汉自宣帝以后，政治日非，自然灾害频仍，人民生活困苦，社会动荡不安。鲍宣曾总结元、成、哀三朝以来的形势说：“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493]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批借助灾异批评时政的士大夫，如鲍宣、刘辅、翼奉、刘寻、杜邺等人，其中京房、刘向、谷永是其代表，反映了与灾异说融合在一起的象数易学对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他们“神道设教”，借助“天意”立说，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促进了汉帝国君臣对政治的反思，对当时的政治也有所触动。但从总体上讲，影响则不大，尤其对于解决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贡献甚微。就京房、刘向、谷永等个人以象数易学理论来干政的遭际来看，他们的理论说辞及所提出的修正政治的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动了皇帝，却很难为皇帝所全盘接受，对政局也未产生根本性影响，其匡救时弊的愿望也往往落空。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从根本上来说，象数易学整个理论体系存在着两大缺陷：一是从象数易学的理论体系来看，主体内容的着眼点都在皇帝及其身边大臣行为之差错、德行之亏私，这些差错固然与国计民生有关系，但关系也不大。如谷永所攻击的许皇后、赵飞燕姊妹，她们纵使专宠骄纵，所影响的只能是皇帝周边的小集团，不是造成社会危机的主要因素。对于鲍宣所总结的种种社会危机，缺乏足够的关注，对产生危机的社会根源也缺乏深度的分析，更提不出行之有效的整改方案。他们从“天人之际”推导出的那些措施，多针对一人一事，纠缠于个人恩怨和细枝末节，从象数易学难以引申出救世良方，虽怀忠义之心，实乏救世之术。对于宣帝后汉朝走向衰落的趋势，难以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从深层次的原因看，这与儒家学说的理论缺陷有关。象数易学利用易学理论解释灾异现象与人事之间的联系，实质是打着“天意”的幌子贯彻儒家政治理念。而儒家的政治理论注重德治，强调统治者个人品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儒者所提倡的德治、仁政，往往多是些带有大的方向性理念，缺乏系统、细致、充实、具体的措施，尤其短于应对社会危机。他们利用象数易学理论，打着“天意”的幌子，对皇帝进行规劝，匡正时君过失，仅局限于小修小补，无关乎国家社会宏旨。即使其主张全盘为时君采纳，也不会对社会政治产生多么深刻的影响。而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借助灾异干政的动机复杂，往往和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他们的主张能否被采纳，实际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果。刘向、京房所依附的萧望之、周堪集团，在和元帝亲任的石显集团斗争中明显处于劣势；谷永依附王氏家族，引起成帝的警觉，不受信任，也导致他们的主张难以被君主接受，失去了实践的机会。

    二是从本质上来说，“天人之际”本无联系，以象数易学为基础所建立的那套灾异说是荒谬的，难以避免露出马脚。如石显勾结外戚许氏、史氏，借灾异为辞，将政敌周堪、张猛排挤出京。三年后，又现日食，元帝即“召诸前言日变在堪、猛者责问”。[494]刘向、谷永将成帝初灾异归咎于后宫，也遭到许皇后的反驳，以为自己“入椒房以来，遗赐外家未尝逾故事，每辄决上，可复问也。今诚时世异制，长短相补，不出汉制而已”。[495]在解释灾异时，他们所持理论并不完全一致，相互之间颇有差池，无形中也使他们的说辞可信度大打折扣。如《汉书·五行传》所载：“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者。京房《易传》曰：‘鸡知时，知时者当死。’房以为己知时，恐当之。刘向以为房失鸡占。鸡者，小畜，主司时，起居人，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言小臣将秉君威，以害正事，犹石显也。”京房、刘向对于鸡生角的解释迥乎不同，二者不能全合乎“天意”。再如，成帝即位以来灾异频现，大臣多归咎于王凤等人专权，而谷永为了讨好王凤，故意为王凤开脱，引向后宫。如此等等，都让人有不知所从之感。因此，应用于政治，总是捉襟见肘，顾前难顾后，最终失去公信力。班固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对他们做了如是评价：“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既指出了他们学术的缺陷，又暗含他们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但这并不能否认象数易学对政治所起到的积极因素。一方面如前面所提到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君臣对政治做出反省，及时纠正一些施政的错误，让利于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危机。赵翼曾指出“汉诏多惧词”，汉代君主“有庸主而无暴君”，“皆小心谨畏，故多蒙业而安”。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谨慎畏惧及来自于对天意的敬畏，其所以如此，象数易学理论发挥了很大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在“政统”之外树立起“天意”和“道统”作为判断政治是非得失的标准，士大夫可以借助“天意”、“道统”更广泛地参与到政治中来，到了东汉，甚至连襄楷这样的民间学者也可以借“天意”伏阙上疏，参与政治。这样就扩大了统治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秦代“君师合一”体制下那种政治全部掌控在皇帝一人及其周围极少数宠臣手中的政治运作模式，从而更有效地规避“政失”。虽然不能改变集权政治的根本弊端，但统治基础的扩大、政治参与范围扩大到一个阶层，总比控制在极少数人手中要安全得多。

    象数易学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义理易学的衰落，相反，作为经学的正统，义理易学与其他经学一起，成为西汉后期施政的最高理论依据，在政治中同样发挥着重大作用。前已言之，刘向、谷永均是既擅长义理之学，又擅长象数之学。在他们参与的政治活动中，象数之学与义理之学交相为用。在其他政治活动中，援引《易》以立说者也比比皆是。元延四年，时为定陶王的哀帝入朝，成帝因乏子嗣，欲将哀帝常留身边，以备非常。大将军王凤生怕哀帝会威胁到王氏家族权势，心中不悦。恰好这年有日食，便以此为由，向成帝提出“日蚀，阴盛之象，为非常异。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藩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496]成帝不得已为加元服而遣之。京兆尹王章对专擅权势的王凤此举非常不满，上疏成帝，弹劾王凤，以为日蚀之异象，源于王凤专权，并建议以冯野王取代王凤辅政。成帝非常赞同王章的意见，准备罢免王凤，起用冯野王。王凤探知后，以退为进，上疏乞休：

    臣材驽愚戆，得以外属兄弟七人封为列侯，宗族蒙恩，赏赐无量。辅政出入七年，国家委任臣凤，所言辄听，荐士常用。无一功善，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咎在臣凤奉职无状，此臣一当退也。五经传记，师所诵说，咸以日蚀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当退也。河平以来，臣久病连年，数出在外，旷职素餐，此臣三当退也。

    王凤所援引立论的理论，即是五经传记，《易》之“折其右肱”即是其因日蚀乞休的直接理论。虽然王凤乞休是假，最后也未被罢免，但可以看出义理之学在政治活动中仍是权威理论。以经义断事，成为西汉后期政治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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