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要点

    第一节 推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和社会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变。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实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过程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又包括私人部门，是持续的互动。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差渗透着思维理念、方式方法、工作机制的重大转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全新方式——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在治理方式上形成“四位一体”。

    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治理，是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必须牢固树立系统治理理念，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第二节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建立直接登记和双重管理相结合的登记管理制度，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创新和完善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系，健全社会组织培育机制，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依法引导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

    我国的志愿服务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因此，要加强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支持力度，理顺志愿服务组织的管理体制，明确志愿服务组织的行为规范。

    坚持村（居）民的主体地位，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村（居）民开展民主实践活动；进一步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丰富自治内容，拓宽参与渠道，不断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的质量和水平；加强法制建设，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自治。

    第三节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基层城乡社会治理中服务群众、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的作用，带领引导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推进基层乡镇、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将基层政府职能调整到以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为主，并增加对其考核的指标设置，增强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能力。

    充分发挥城乡社区治理的基础作用。进一步理顺街道和社区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机制，构建以城乡社区为重点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推进社区服务管理政策法规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社区服务法律法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

    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发挥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

    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加强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建设，必须以深化基层平安创建设活动为重点，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社会化服为方向，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大推进力度。

    加强农村社会治理。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方向，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理念，重视农村“三留守”问题、空心村问题，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以信息化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要按照科技引领、信息支撑的思路，加强整体规划，提高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程度，拓展信息技术应用广度深度，完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第四节 着力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坚持源头管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有机结合，坚持完善政策机制与解决具体问题有机结合，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防止一地矛盾演变为多地矛盾，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

    因此，要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权益维护机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改革信访制度；深入研究群体性事件生成、演变规律特点，健全应急指挥机制、联动处置机制、舆论引导机制。

    健全以国家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等为基本内容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是加强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

    对于流动人口，要坚持以产业为引导，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坚持以精细化管理为手段；坚持服务为先，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进一步促进特殊人群顺利融入社会。

    依法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因素的社会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搞好民族团结；依法管理民族事务。

    思考题解答及拓展

    1．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有什么区别？

    答：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是，当前我国改革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发展处于关键期，社会稳定也进入了风险期，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社会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变。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概念作出明确规定，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又包括私人部门；治理是持续的互动。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差渗透着思维理念、方式方法、工作机制的重大转变：在治理理念上，从单纯管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向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转变；在治理主体上，从政府的单向管理向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转变；在治理手段上，从行政手段过多运用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更多地运用法制规范、经济调节、道德教育、心理疏导、舆论引导、自我约束等手段；在治理环节上，从偏重事后处置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系统治理，形成社会治理的合力。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牢固树立系统治理理念，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要坚持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制化水平。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牢固树立依法治理理念，善于用法治精神引领社会治理、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坚持综合治理，努力破解重点难点问题。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树立综合治理理念，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道德的、教育的手段，攻坚克难，确保取得实质性进展。坚持源头治理，夯实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做到关口前移，重心下移，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诉求，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案例

    一个乡镇的苏醒：基层政府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演变之路

    类似于中国土地上大多数乡镇，北京市的西北旺镇是一个辖区面积51.9平方公里，下辖16个行政村、11个社区，户籍人口3万余人的普通乡镇。然而与其他乡镇不同的是，该镇位于北京市最具活力的区县——海淀区的城乡结合地带，它不仅毗邻著名的中关村软件园，并且辖区内坐拥中关村科技园区规划发展的重点项目——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得益于城市急剧扩张和产业集聚的飞速发展，原本这里的居民应该享受到更加丰厚的物质文明硕果，但是外来涌入的9万名流动人口，导致该镇人口倒挂比例高达1∶3。巨大的人口压力使得有限资源不堪重负、低端业态丛生、环境和安全压力巨大。如何促进该镇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了摆在西北旺镇政府面前的一道艰巨的考题。

    难以管理的“问题村”

    东北旺村曾经是西北旺镇政府非常头疼的“问题村”。

    从G7高速公路出口到中关村软件园北门，有一片东西长约400米，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而房屋面积7万多平方米的区域，这就是东北旺村的平房区。该区域不远处就是当年因为“蚁族”聚集区而名噪一时的老唐家岭村。如今，外来人口的急速涌入，使得东北旺和昔日的唐家岭面临着相同的困扰，而这也是中国大部分近郊农村进退两难的心结。

    随着中心城区生产生活成本急剧上升，大量流动人口退居生活成本相对低廉的城市边缘地带，同时，缺乏竞争力的低端业态也被迫向城市周边转移。而近郊农村交通相对便利，房屋租金便宜，也为低端业态及相关从业者提供了容身之所，所以大量人口涌入东北旺村。对于东北旺村民来说，出租闲置房屋是保证土地收益、稳定村民的经济来源的好途径。因此，一个看似双赢的局面一拍即合。

    然而，眼前利益总是短暂的。

    一个原本就基础设施薄弱，治理体系并不完善的自然村，突然要吸纳2万多名外来人口，使得该村的社会管理难度陡然倍增。由于农村房屋出租缺少标准和规范，房屋用途难以界定，一时间村子杂乱无章地挤满了餐饮、理发、五金、物流、厂房、早餐卤煮摊贩以及居住用房。因为人们生产方式上没有约束，生活习惯上没有顾忌，导致残汤剩饭、塑料包装、废物废料遍地“开花”，垃圾散溢、污水横流的现象也随之而来。不仅如此，平房区里聚集了众多制售早餐、卤煮的小作坊，锅碗瓢盆沾满污渍，夏天更是苍蝇乱飞，卫生状况让人触目惊心；而村内违规私搭乱建、人口鱼龙混杂，存在巨大的消防及治安隐患。

    针对上述情况，一方面，村里每年投入几十万元维护环境卫生但是保洁力量还是跟不上垃圾的“出货量”，失去了基本生活质量保证的村民们怨声载道。另一方面，工商、卫生、消防等多部门多次出动执法，但是受利益驱使，群租房房主、违规的小生意人和执法人员做起了“捉迷藏”游戏，各种违法违规现象屡禁不止。长此以往，低端业态出不去，高端业态进不来，村里的社会环境每况愈下

    村民自治+政府规划、执行保障：解决问题的良药

    问题的焦点最终聚集在业态调整上，只要转变发展方式，冗余人员自然减少，环境卫生和安全稳定也能有更好的基础。但是这片砖瓦房屋已经难以担负这样的使命，只有推倒重来。镇政府和村委会经过审慎思虑，权衡利弊，决定将拆除提上议程。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东北旺村相继召开了10余次村民代表会议和集体经济合作社股东大会，专题讨论这片低端业态房屋的“去留”问题村委会不厌其烦地多次向村民分析利害关系，最终获得了村民的积极拥护。于是，村民代表会议和股东大会一致通过拆除平房区的决议。

    虽然村民们做了决定，但是合同清理也是棘手的问题，既要服从村集体的决议，也要照顾承租人的利益。村两委工作人员同租赁方逐一沟通谈判，告知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解释村里关于合同清理的政策。对合同即将到期的租户和未到期的租户分别采取相应的补偿标准，平衡利益，化解矛盾，做好必要的疏通工作。在村里的动员劝说下，大部分租户都心平气和地搬离。合同清理工作和疏通工作结束后，村委会还在平房区的各个角落张贴了拆除公告。由于前期细致周密的准备，在之后整个拆除过程中，现场没有出现一例干扰事件。

    不仅要推动低端业态走出去，还要促成高端业态引进来。在引进产业项目时，镇政府就要发挥好服务职能。目前东北旺村正在镇政府的协调下拿到一个规划用地50000平方米的商业项目，为这块空地的一半面积找好了“接班人”。假以数年，这片集体土地将最终从“坐吃老本”的廉租模式将会转向“顺势而为”的高端模式，这也是对村民最好的交代。

    摘编自：《海淀区西北旺镇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人民网，2015年4月21日。

    延伸阅读

    美日德的社会治理

    美国：联邦政府的社会治理

    从19世纪后期开始，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工业的飞速发展，使得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适应变化，联邦政府在政治上推行直接民主制，以此来抑制垄断公司和“政治机器”对美国政治的操纵。一些直接民主的措施，最初是由一些城市和州首创实施，后来风行全国，甚至成为联邦立法。

    在经济领域，联邦政府认为大企业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但反对不正当竞争。同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监管权力。国会先后在1903年、1906年和1914年通过了《埃尔金斯法》《赫伯恩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旨在加强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权力，处罚支付回扣的铁路公司，设定铁路最高限价，对大企业限制竞争等行为进行管制。

    为缓解劳资矛盾，联邦政府成立独立的内阁级的劳工部，承认劳工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并通过国会立法确保工会免于反垄断的起诉。

    此外，联邦政府加强了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和保护。联邦政府提升和强化了民众的自然资源保护意识，为国家未来的发展留下了宝贵资源。

    日本：放宽对民间组织的管理

    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前，日本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态度比较谨慎。阪神大地震后，日本各地市民团体、志愿者在灾后救援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政府认识到了民间组织的正面作用。1998年出台的《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降低了非营利组织成立的门槛，使众多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较容易获得合法身份。之后，非营利组织数量大规模增长，涉及众多领域，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日本政府还在资金、税收、场地、人员指导等方面鼓励其发展。如：针对一些从事国际交流和国际援助的非政府组织，外务省导入了“非政府组织（NGO）事业补助金制度”，当日本NGO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官方开发援助（ODA）遇到困难时，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应对老龄化对策上，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非营利组织设立托老所、养老院、社区福利中心等。

    摘编自谢国荣：《美国工业时代的社会转型与治理》，《光明日报》，2014年8月6日；胡澎：《日本社会治理的新走向》，《国家治理》，2014年12月22日。

    2．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答：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体制改革的核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事实证明，大量社会性、公益性、事务性的社会工作，全部由政府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协同、自治、自律、他律，互律作用。应该看到，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对社会参与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不断提升。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和监督意识也不断增强。这就要求推动政府向社会放权，把社会能够承担的职能交给社会，向社会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社会空间，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提高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政府要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职能，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把重心放在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上，集中力量去管好社会组织能力不及的领域。只有这样，才能在新形势下激发社会活力，最大程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为促进社会和谐创造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

    同时，也应看到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培育不足，规范引导不够，结构和分布不合理，作用发挥不充分，主要原因是社会组织的成立门槛过高，社会组织未经登记开展活动较为普遍，一些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明显，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完善。进一步深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营造法制健全、政策完善、待遇公平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诚信自律、有序竞争的社会组织发展格局，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案例1

    社会如何接住政府让渡的职能？

    重庆市大渡口区结合“熟人社区”建设，新培育和规范了500余个社会组织，引导扶持社会组织在矛盾调解、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使之成为社会治理创新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社会组织弥补政府、市场能力的不足

    面对日益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和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虽然重庆市大渡口区茄子溪街道滨江社区克服工作人员少、事务杂的困难，每天疲于解决各种问题，但是仍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群众满意度低。

    2013年，在政府的引导下，社区居民成立了“老街坊”等6个社会组织，尝试自主自愿、自力更生的解决之道。一些有威望的居民加入了“和事佬协会”，为邻居们调解矛盾、解决纠纷。“邻里合作社”的志愿者则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免费为居民提供水电、管道、房屋维修等服务。此外，“四点半爱心托管班”“青少年兴趣馆”“夕阳驿站”和“心悦聊吧”等团队也纷纷行动起来，利用特长，分别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提供生活和学习上的帮助。

    为支持“老街坊”的活动，滨江社区每年予以4万元左右的资金支持。截至2015年3月，“老街坊”旗下的社会组织共调解解决了371起邻里纠纷，开展老年人系列活动210场、青少年活动106场、托管少年儿童开展活动130场。

    社会组织避免政府“出钱出力还不讨好”

    处理邻里矛盾、家庭矛盾是基层社区一项棘手工作，以前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古渡社区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效果并不理想。

    为了改进工作方式，寻求群众更满意的途径，2013年，当地请专业社工来给政府工作人员和本土社会组织上课，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培育专业运营团队。如今，社区有一个“法律超市”，志愿者在这里为居民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取得了令各方都满意的效果。

    尝到甜头的春晖路街道为社会组织出台专门的扶持办法。对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根据影响力和群众口碑，有多项指标进行打分考核，根据分数高低，街道予以不同数额的奖金。2014年，仅这一项，春晖路街道就投入20多万元。

    现在，春晖路街道的社会组织已有49支，数量在增加，能力也有大幅增强。

    谁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联心公益发展中心是一家公益组织，工作人员都是具备相关资格证书的专业社工人员，并且由高校专家督导项目。成立一年半以来，承接了新山村街道、团区委等各级政府、部门的9个项目，包括统计调查、养老服务等多项内容。获得了社区居民和政府的一致认可。

    但是现在的中青年群体压力大，社会上中青年参与义工服务的氛围不浓。另一方面，找企业捐助，很难。而社会组织工资低，难以留住人才。

    联心公益发展中心并非个案，现在大渡口区政府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减轻了政府的负担，给居民提供了更满意的服务，推进了社会治理创新，使得社区居民走出家门，互信、互助，进而互爱。该区下一步将重点将促进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

    摘编自崔佳：《政府职能让渡，社会怎样接住》，《人民日报》，2015年5月6日。

    案例2

    嘉兴市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实践

    1986年，嘉兴市第一家行业协会——嘉兴市食品工业协会组建产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嘉兴市行业协会商会蓬勃发展。特别是2005年以来，嘉兴市行业协会商会进入快速发展期，新培育发展行业协会商会达41家。截至2013年年底，全市工商联所属经济类行业组织（含协会、商会、同业公会）共146家，比2005年底增加了近四倍，共有会员数39436个；覆盖制造业、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邮政业、电子信息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等行业；现有18家市级的行业协会商会获得社会组织评估等级3A级以上。

    嘉兴市行业协会商会实现了从少到多、从小行业到大行业、从一产到二、三产并举的发展趋势，起到了集聚产业链、推动科技进步、增强企业实力、扩大市场份额等作用，成为嘉兴市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重要力量：协助政策拟定。嘉兴市会议展览协会受市发改委委托起草《嘉兴市区会展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嘉兴市食品工业协会接受市发改委委托，编写了《2013年嘉兴市食品行业发展报告》；嘉兴市咨询行业协会接受市经信委委托，做好行业调研工作，撰写相关调研材料，为出台“三名”工程等相关政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参与标准制定。嘉兴市LED半导体照明行业协会组织制定LED照明应用联盟标准，2013年9月完成了标准的发布和备案手续，迈出了协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第一步；嘉兴市餐饮行业协会开展了“节能减排年”活动以加强餐饮业低碳厨房标准化建设，并牵头制订了浙江省第一个餐饮业低碳厨房标准；嘉兴市集成吊顶行业协会与奥普、友邦、品格等16家企业联合起草《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吸顶式多功能卫浴装置》国家标准；嘉兴市印刷行业协会会同会长单位参加全国《簿册》行业标准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并在嘉兴审核通过该标准；浙江桑乐代表嘉兴市太阳能协会参加了由中国化工轻工物资流通协会负责起草的《化工轻工商品流通标识》总则和《化工轻工商品流通标识》太阳能热水器标准研讨会；嘉善县木业协会积极参与起草国家林业局能源管理标准化技术要点与胶合板生产单位能耗标准，并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细木工板甲醛释放限量E1级质量诚信联盟标准工作，促进行业发展；平湖市服装行业协会申请承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毛制、棉制与化学纤维制机织男式棉背心加工贸易单耗标准》的制定工作。

    加强行业监管。嘉兴市会展业协会参与起草出台《嘉兴市级会展项目管理实施办法》，其中：展会的项目申报预审、现场评估、绩效评估、项目台账资料收集积累和会展业发展情况分析等职能都由协会承担；嘉兴市汽车行业商会为政府部门制定了《嘉兴市二手车流通管理实施细则》；嘉兴市建材工业协会协助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省政府三年内淘汰水泥机立窑落后生产能力工作，协助起草全市水泥行业结构调整布局规划及节能限产的相关文件；嘉兴市建筑业协会已连续多年承接市建委委托组织开展年度嘉兴市建设工程南湖杯奖（优质工程）的申报及初审工作；嘉兴市食品工业协会参与了市名牌产品的评审工作；嘉兴市担保业协会对从业人员进行资格认证培训，参与组织信用评级；市紧固件进出口企业协会承接商务部门产业损害预警监测方面职能，2013年度嘉兴市产业损害预警监测工作获得先进。

    维护行业利益。嘉兴市紧固件进出口企业协会连续几年组织会员企业并代表全行业分别应对了“欧盟对我碳钢紧固件反倾销调查”、“美国螺纹钢杆反倾销调查”、“美国碳钢紧固件‘双反’调查”等，2009年成功应对“美国碳钢紧固件‘双反’调查”。2011年，嘉善木业企业完胜美国“双反”调查。

    规范行业自律。嘉兴市净水剂协会受环保部门委托在行业中开展环境保护工作自查自纠专项行动，使行业自律与行政执法得到有机结合；嘉兴市保险协会承接省保监局授予的监管职能，把培训教育、资质认定及行业自律等方面都纳入常规工作来做。

    承办大型活动。嘉兴市食品工业协会承办的中国（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市民裹粽大赛并在中央电视台端午节现场直播，市餐饮和食品工业协会分别获得2013年中国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优秀组织奖；嘉兴市紧固件进出口企业协会牵头并承办的2013中国（嘉兴）紧固件产业博览会，被省商务厅列为全省重点支持的境内国际性展会之一；嘉兴市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于2011年开始，连续三年承办嘉兴品牌网货交易会；嘉兴市照相婚庆商会承办婚庆博览会。

    总体上看，嘉兴市行业协会商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在协助政策拟定、参与标准制定、加强行业监管、维护行业利益、规范行业自律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提升了该市行业协会商会的影响力，开创了行业协会商会工作的新局面。

    摘编自嘉兴市工商联课题组：《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实践与思考》，嘉兴市人民政府网站，2014年2月19日。

    3．如何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答：社会治理工作的重心在基层，基础在基层，任务落实靠基层，必须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解决基层社会治理薄弱、资源整合不足、条件设施落后等问题，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

    一是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基层城乡社会治理中服务群众、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的作用，带领引导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推进基层乡镇、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将过去乡镇街道以经济工作为主的职能定位逐步调整到以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为主上来，取消乡镇街道发展经济职能，取消对乡镇街道经济考核指标，增加对乡镇街道社会管理服务职能考核的指标设置，推进乡镇街道切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民生工作上来，履行好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福利、环保卫生、维护社会稳定等职能，增强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能力。

    二是充分发挥城乡社区治理的基础作用，进一步理顺街道和社区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机制，构建以城乡社区为重点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推进社区服务管理政策法规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社区服务法律法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

    三是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发挥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

    四是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加强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建设，必须以深化基层平安创建活动为重点，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社会化服为方向，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大推进力度。

    五是加强农村社会治理，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方向，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理念，重视农村“三留守”问题、空心村问题，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六是以信息化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要按照科技引领、信息支撑的思路，加强整体规划，提高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程度，拓展信息技术应用广度深度，完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案例1

    广东省佛山市的农村综合改革

    加强农村社会治理，是“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围绕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以建立“多元协同共治”的基层治理新体系为目标，已建立起党领导下富有活力的基层协同共治机制。

    党领导下的依法治村

    顺德建立村（社区）党组织统筹领导、依法治村框架下的“一室一站一会”，即党代表工作室、行政服务站与村居议事监事会，依法治村，还权于民，化解矛盾。

    作为密切党和群众血肉联系的新探索，顺德已建立247个党代表工作室，并联动政府部门深入基层、听民意解民困，至今收集并处理群众意见建议21000多条，群众满意度达95.4%。

    与此同时，全区成立了82个议事监事会，由村（社区）各界社会精英代表组成，对村居事务进行参谋议事和监督，代表村民“话事”，成了村级事务“还权于民”的重要载体。

    在顺德，依法治村是制度，让村居治理法治化成为基层善治的一个支点。根据顺德区提供的“村民自治章程”“村民议事监事会章程”模板，每个村都细化形成自己的具体制度、程序并挂墙公示，以后所有大事小情都按这个制度办。

    3年前，“花卉之都”陈村镇，曾因征地纠纷，导致越级上访量排名全广东省第一，甚至由于没法如期完成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成了顺德区的“后进村”。今天，通过全方位的基层治理改革，一种政府与社会协同共治的理想形态正在顺德形成。该镇一跃成为佛山市首个完成村居党组织换届的镇街，3年来再也没有发生过群体性事件。

    一站式受理行政服务事务

    2012年，顺德区杏坛镇调查发现，该镇村居涉及政府行政事项多达337项；而村居一级的办事人员多的十几人，少的只有五六个人，即使所有人手都全心全意扑进去，还往往顾此失彼，捉襟见肘。

    为了方便群众，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根据顺德2011年出台的《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的意见》及10多份配套文件，顺德将基层事务分为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并在村居设立行政服务站，一站式设置民政、计生、户籍等多个办事窗口，70多项跟民生息息相关的事务，改变了凡事都集中在村居委会办事的局面。这个做法既提高了为村民办实事的效率和专业性，又可以为村居减负，确保村民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目前，顺德已建成了201个这样的村（社区）行政服务站，这成为在基层推行“政社分离”的有效抓手。

    培育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

    顺德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到了与经济发展同等的高度。实践证明，现代治理结构下，单纯依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独木桥”模式已难以为继。顺德放手培育社会组织，广泛承接公共服务，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和村民个人“协力”服务群众的公共服务供给新模式。

    截至2014年12月底，顺德已有21家社工服务机构，专职从业社工达到561人，社工服务项目120多个，遍及全区各镇街120个村（社区）。

    摘编自贺林平：《政社分离协同治村——广东顺德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人民网，2015年4月22日。

    案例2

    湖北农村推行网格化、信息化管理经验

    为打通农村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湖北省提出“信息下乡惠农、管理服务并重”为切入点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光纤进村，信息下乡，信息化让“让农民办事不出村”成为现实。

    推进农村网格化建设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逐步实现社情民意在网格中掌握、惠民服务在网格中开展、社会治理在网格中加强、矛盾纠纷在网格中化解，从而不断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

    网格化

    为化解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构建干部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渠道，关爱农村大量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帮扶救助特殊人群，整治一些地方农村社会治安问题，落实农村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上级惠民政策、便民服务措施，湖北省开始推进农村网格化建设。

    本着“网格是群众生活的基础空间，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的思路，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组湾为界”的原则，湖北省在反复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划分网格。目前已将湖北2.3万个村划成了近12万个网格，网格划分工作完成了80%。

    湖北省综治办牵头、多部门协同，市县设立网格化管理中心，乡镇成立网格管理中心，村设立网格管理站，每个网格一名信息员，与此同时，让光纤进村、政府服务下乡，从而构建起“纵到底、横到边”的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体系。而网格信息员的任务一是收集和录入方方面面的信息，包括人口、生产资料、特殊人员、车辆、房屋等等；二是治安巡防、灾害监控、环境卫生监督、法规宣传……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给村网格管理站；三是及时发现并调解邻居纠纷。

    实现网格管理全覆盖，意味着所有老百姓的事儿，时时处处都有人过问，农村社会管理就不会再有死角，村民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就会得到及时反映和妥善解决。

    信息化

    寓管理于服务，解决群众办事难问题，这是湖北省推进网格化乡村治理的另一特色。

    让信息惠民，铺光纤进村，目前湖北超过60%的村网格管理站通上了宽带，配上了电脑、扫描仪、POS机、摄像头等设备，搭建起了市—县—乡—村四级联网、部门联动的综合信息应用平台。与此同时，整合资源，湖北省将所有乡镇能提供的服务全部延伸到村，下沉到村的代办服务项目达80多项。“网格员代理、村级受理、网上办理”的村民办事全程服务的模式已在湖北建立，“人在路上跑”变为了“事在网上转”。

    “一网打尽”的全方位综合信息支撑系统，“一站式”服务，让村民办事不出村正在成为现实。村民不仅可以办理各种行政事务，还可以领取新农保，交纳电话费、电费，取款存款，查询各种惠农补贴发放情况，通过网络了解时事政策，掌握本地平安建设动态。

    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

    平安，是老百姓永恒的需求，也是湖北实施网格化乡村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以省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建设为契机，整合全省政法综治资源，建成纵向联通、横向交流的综合信息网。全省建成了联通省、市、县、乡镇四级的视频监控系统，各类监控探头总数达到85万个，实现了重点部位、复杂场所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

    如何进一步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乡村治理模式落到实处，湖北探索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村医、村教等在农村有一定知识与威望的人吸纳为网格信息员，及时发现并解决村民纠纷，预防各种矛盾的产生。这一做法最大的优势就是发挥了“情感”的黏合作用，村医、村教的话，“三留守”人员愿意听、听得进。

    为解决部分村民“信访不信法”的现象，湖北省大力动员“律师进村”。请律师进村，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再打官司。律师咨询费，涉及困难家庭、“民告官”案件的律师费，政府买单。项目实施前3个月，包村律师的电话被打爆，目前每月接到村民咨询电话也就10来个。2015年以来，这个曾经的信访重灾区，到办事处上访的数量为零，更没有越级上访的。

    让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各级政府尝到了甜头，农民得到了实惠，这更坚定了湖北省各级政府组织多元化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信心。

    摘编自黄庆畅：《湖北：乡村治理“网”上行》，人民网，201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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