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自信

    〔诗经〕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先秦时期称为《诗》或《诗三百》，汉初尊《诗》为五经之一，此后才称为《诗经》。编成于春秋时期，收诗共三百一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目无诗，实际收录三百零五篇）。《诗经》所收作品，其创作年代，大约为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约有五百年的时间跨度。分类名目和排列顺序是：《国风》（风）；《小雅》、《大雅》（雅）；《周颂》、《鲁颂》、《商颂》（颂）。其中《国风》的大部分和《小雅》的一部分为民歌，作品对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有深刻的揭露，并多方面地描写了现实生活，表现了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感受，讴歌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理想及美好情操。《小雅》、《大雅》中的贵族讽喻诗，揭露和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以及奴隶主贵族政治的腐败、黑暗，其中部分作品还表现了诗人对政治动乱中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人民遭受苦难的同情。《雅》中的史诗、农事诗、饮宴诗等，也具有一定的史学、民俗学和文学价值。《颂》中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描写农业生产及牧马之事的篇章。此外，《颂》中多为颂美先王、祖先功绩之诗。它和《雅》中的某些歌功颂德的作品一样，内容中包含着对有利于巩固奴隶主专制统治的“宗法”、“天命”等观念的宣扬。当然，这类诗作在《诗经》中所占比例不大。《诗经》中许多反映了社会本质和人民思想感情、描写生动、语言质朴优美、音节自然和谐的诗篇中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它的以四言为主的诗体形式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等，对后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广的影响。

    〔三百篇〕指《诗经》的篇数。也作“诗三百”。《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生前，《诗经》已编定，收诗为305篇。此言三百，是指其整数。司马迁《报任安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后世或以“三百篇”为《诗经》的代称。

    〔四家诗〕汉代传授《诗经》的著名学者，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燕人韩婴及毛公（毛亨、毛苌）四家。他们所传的《诗》，合称“四家诗”。《鲁诗》、《齐诗》、《韩诗》为今文诗学，西汉时曾立于学官，魏、晋以后先后亡佚。《毛诗》为古文诗学，较为晚出，经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作《笺》后，一直流传至今。四家都企图通过注《诗》以宣扬儒家思想，但在具体阐明诗歌题旨和解释文字时又时有歧异。

    〔三家诗〕汉代传《诗经》的《鲁诗》、《齐诗》、《韩诗》的合称。三家诗说，在西汉时均立于学官，置博士。由于《毛诗》自东汉以后盛行，三家诗难以与之争衡，逐渐衰落、失传、亡佚（南宋以后仅存《韩诗外传》部分）。三家诗说，今可略见于王应麟《诗考》、范家相《三家诗拾遗》、阮元《三家诗补遗》、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三家对诗的解释，虽或有不同，但同属今文诗学。《汉书·艺文志》曾评论说：齐、韩两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指出了在三家诗中，《鲁诗》优于其他两家诗。

    〔鲁诗〕《诗》今文学派之一。因传授者为汉初鲁人申公（名培）而得名。其传本系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今文）写成。后来传《鲁诗》者有瑕匠江公、刘向等。至西晋时亡佚。申公说《诗》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所录，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

    〔齐诗〕《诗》今文学派之一。因传授者为汉初齐人辕固生而得名。其传本系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今文）写成。后来传《齐诗》者有夏侯始昌、后苍、翼奉、萧望之、匡衡等。至三国魏时亡佚。关于《齐诗》的著作，《汉书·艺文志》提到辕固生曾为《诗》作传，又著录有齐地弟子记述、发挥师说的《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齐后氏传》、《齐孙氏传》、《齐杂记》五种。

    〔韩诗〕《诗》今文学派之一。因传授者为燕人韩婴而得名。“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汉书·儒林传》）后来传《韩诗》者有淮南贲生、蔡义等。至南宋后，《韩诗内传》亡佚，仅存《韩诗外传》。关于《韩诗》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载有《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诗》古文学派。因传授者为毛公而得名。毛公有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二人。《汉书·艺文志》：“（鲁、齐、韩）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因此，《毛诗》初始只能在献王刘德的中山国内传授。其传本经文原系用先秦古文字书写。《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毛诗》、《毛诗故训传》二种。西汉时传（毛诗）者有贯长卿、解延年、徐敖等。《毛诗》至汉平帝时列于学官，得立博士。东汉以后，《毛诗》独盛行于世。《毛诗》系统的重要著作有郑玄的《毛诗笺》、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及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

    〔风雅颂〕《诗经》的三个组成部分，亦即《诗经》作品的类别。《诗序》认为“风”是用于教化、讽谏，以求得政治风气改善的作品。“雅”，是言王政兴废的作品。“颂”，是赞美先王“盛德”，用于祀祖祭神的作品。朱熹《诗集传》认为“风”为“里巷歌谣”（民歌），“雅颂”则系“朝廷郊庙乐歌之辞”。现代学者多认为风、雅、颂的区别主要是在乐调上。“风”为地方乐歌（含民歌），“雅”为西周王朝直接统治区——王畿的乐歌，“颂”为周王朝宗庙内祭祀时演唱的乐歌或舞曲。

    〔赋比兴〕《诗经》作品中所采用的三种表现手法。“赋、比、兴”的提出，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但历来对赋、比、兴的界说颇多歧异。其中以宋人胡寅和朱熹的解释较为全面、准确。胡寅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与李叔易书》引李仲蒙语）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诗集传》）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赋，就是不加譬喻，直接铺陈叙述。比，是用比喻或比拟的方法写人写物表达感情。兴，即“起情”，诗人把触动其情感的客观景物形象加以描绘，借其寓意以抒发自己的情感。兴句，常用于篇章的开头，除有引起下文的发端作用外，还有比喻、象征事理及烘托气氛等作用。《诗经》中所运用的赋、比、兴手法，尤其是比兴手法（即形象思维的方法），得到了后世众多作家的重视，为他们所继承和发展，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风雅〕原指《诗经》中的《国风》及《小雅》《大雅》。因风、雅被儒家列为“六义”中的两类，故后人也以“风雅”指诗歌作品中的社会内容。

    〔二南〕《诗经》十五国风中《周南》、《召南》的合称。

    《周南》、《召南》诗共二十五篇。这些乐歌的诞生、流传地区，大抵在今江汉流域（周南，在今陕西、河南之间。召南，在今河南，湖北之间。）一带。汉代学者认为“周南”、“召南”是地域名。

    宋人王质认为“南”为乐歌名。清人崔述、梁启超认为“南”是“诗之一体”。现代学者或认为“南”是由伴奏乐器衍变而成的乐调之名。二南，即汝水、汉水、沱水、长江一带的地方乐歌。

    〔二雅〕《诗经》中《小雅》、《大雅》的合称。《小雅》诗七十四篇，大多产生于西周后期及东周初年。其中的民歌、贵族讽喻诗，多方面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暴露、抨击了衰周时期专制政治的腐朽与黑暗。《小雅》中还有一些描写农事及祭祀活动和用于宴会上的乐歌。《大雅》诗三十一篇，全为西周时期的作品。作者大多为王室贵族成员。《大雅》中有少数讥刺时政的政治讽喻诗，但更多的是颂扬周民族英雄人物及文王、武王、宣王业绩的诗篇。

    〔三颂〕《诗经》中《周颂》、《鲁颂》、《商颂》的合称。《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三颂，多为天子、诸侯祭祀时或在其它盛大典礼上所用的乐歌（或舞曲）。颂扬在位的周王、鲁侯、宋公或他们的祖先的功德是《颂》诗的主要内容。《周颂》三十一篇，为西周时期王朝的作品。《鲁颂》四篇，为春秋前、中期鲁国的作品。《商颂》五篇，为春秋前期宋国的作品。

    〔笙诗〕指《诗经·小雅》中“有声无辞”的诗，共六篇，所以又称“六笙诗”。它们是《鹿鸣之什》中的《南陔》和《白华之什》中的《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据《仪礼》记载，此六诗皆以笙奏，故名。现代学者或认为，《诗》的传本中本无六笙诗之目，它们系由汉代传《毛诗》者附加上去的。

    〔正风〕诗有正变之分，此说源出于《诗大序》。《诗大序》认为诗歌创作与世之盛衰关系密切，周室衰微、礼义废弛时，“变风、变雅作矣”。与“变风”相对，后人提出了“正风”这一名词。它指周政衰微以前（主要是西周前期）的歌颂文王、武王、周公或颂美时政的《风》诗。历代学者一般认为《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召南》为“正风”。

    〔变风〕对《诗经·国风》中部分作品的特称。《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指的是“乱世”之作，即产生于周室衰微、政局动荡时期的《风》诗。郑玄《诗谱序》以为《诗经·国风》中自周夷王至陈灵公时期的诗作属“变风”。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诗经·国风》中的《邶风》及以下十二国风均为“变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则认为《风》诗之正、变，不宜以时间为界限，而是以“政教得失”而分。故以讥刺时政的《风》诗为“变风”。

    〔正雅〕诗有正变之分，此说源出于《诗大序》。《诗大序》认为诗歌创作与世之盛衰关系密切，周室衰微，礼义废弛时，“变风、变雅作矣”。与“变雅”相对，后人提出了“正雅”这一名词。它指周政衰微以前（主要是西周前期）的歌颂“先王之德”或颂扬美政的《雅》诗。

    《毛诗正义》引陆德明语：“从《鹿鸣》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按：指笙诗），今唯十六篇。”“自此（按：指《文王》）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正小雅”、“正大雅”，统称“正雅”。

    〔变雅〕对《诗经》二雅中部分作品的特称。《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指的是“乱世”之作，即周室衰微、政局动荡时期的《雅》诗。《郑笺》：“《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毛诗正义》：“《民劳》、《六月》之后，其诗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礼所用，故谓之变雅也。”变雅，孔颖达以为其诗“兼有美刺”（《毛诗正义》），马瑞辰则以为纯系讥刺时政之作（《毛诗传笺通释》）。

    〔六诗〕《诗经》作品分类及表现手法的合称。《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贾公彦疏：“按《诗》上下惟有风、雅、颂是诗之名也，但就三者之中，有比、赋、兴，故总谓之六诗也。”现代学者一般认为风、雅、颂是三种不同的乐歌，赋、比、兴是三种不同的表现手法。

    〔六义〕诗经学名词。由《周礼》中“六诗”一词衍变而来，两者含义近似。《诗大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关于“六义”的解释，历来颇多歧异，其中以孔颖达之说影响最大。他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毛诗正义》）这是说风、雅、颂是诗歌的类型，赋、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方法。“六义”说，对后世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四始〕《诗经》中国风、小雅、大雅、颂诗首篇的合称。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据魏源《诗古微》考证，古乐歌皆三篇连奏，因此“四始”不仅是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篇，还包括它们后面的各两篇，共计十二篇，皆系述文王之德之诗。

    此外，尚有以风、小雅、大雅、颂为“四始”之说，见孔颖达《毛诗正义》：“四始者，郑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诗·纬沉历枢》说：“《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这是纬书的说法。成伯屿《毛诗指说》又以为：“《诗》有四始；始者，正诗也，谓之正始。周、召二南，《国风》之正始；《鹿鸣》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庙》至《般》，《颂》之正始。”这是以四类“正诗”为“四始”。近代及现代学者一般认为，《鲁诗》“四始”之说，见于《史记》，较为可信。

    〔思无邪〕这是孔子对《诗》内容的总评价，也是他所提出的诗歌批评的标准。语出《诗经·鲁颂·驳》：“思无邪，思马斯徂。”孔子移用来评论诗歌，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郑玄、孔颖达、朱熹释为思想。也有学者以“思”为语助词。思无邪，后来成为儒家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即要求诗歌的内容纯正，不允许表现不合礼义的思想感情。以“思无邪”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一方面体现了儒家对文艺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的重视，对于防止文艺走向形式主义的歧途和扼制色情文学的泛滥，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严格以封建礼教来规范作家的思想，不允许在文艺作品中表现人民群众的真实思想感情（特别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强烈反抗精神），大大削弱了文艺作品的社会意义，所以，于文艺创作的发展又是有害的。

    〔兴、观、群、怨〕孔子关于诗歌的美感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的论述。语出《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即“感发志意”，指诗歌的艺术感染作用。观，即“观风俗之盛衰”与“考见得失”，指通过作品可以了解风俗盛衰、政治得失的认识作用。群，即“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指通过作品可以陶冶性情，提高修养，增强群体意识，从而可以起到加强团结的作用。怨，即“怨刺上政”，指批评、讽刺当政者的过失，促进朝政管理状况改善的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较全面地总结了以《诗经》为代表的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实践经验，较全面地概括了诗歌的社会作用与审美效果。“兴观群怨”说的出现，是我国春秋时期文艺和美学理论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标志。它对后世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创作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诗教〕儒家关于诗歌创作的原则之一。语出《礼记·经解》：“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颖达疏：“《诗》依违讽谏，不直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是说《诗经》中作品对当代政治虽有所刺，但并不那么直接，态度上也不那么尖锐，故能教人以温柔敦厚。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诗经》作品的实际，但也确实看到了《诗经》中不少作品具有含蓄、委婉的风格这一事实。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为儒家所提倡的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并不反对对统治者过失的批评，但不赞成批评态度的激烈。也就是说诗可以“怨”，但有一个前提，即要符合中庸之道，不能超越封建礼教许可的范围和限度。“温柔敦厚”的诗教，对维护封建统治有利，为历代统治阶级和儒家所提倡，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影响很大。但其中也有主张哀乐中节，强调中和之美的合理因素，可以启示作家在创作时注意作品的含蓄美，对于克服文艺创作中过于浅薄、直露的缺陷，又是不无益处的。

    〔采诗说〕关于《诗经》作品来源的一种说法。此说源于《左传》。《左传·襄公十四年》：“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杜预注：“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关于采诗的明确记载，见之于汉人著作中。班固《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盂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以上为古文学派经学家的说法）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五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以上为今文学派经学家的说法）从《诗经》所收录的诗篇来看，它们有基本一致的用韵规律，大体整齐的四言形式，产生的地域又较广，如非经过有意识的采集和加工，就不可能编入一部书中并以现在的面貌出现。所以，采诗之说是有一定根据的。但也有学者认为，采诗之说，先秦典籍未有明确记载，且关于采诗人、采诗方法各家说法又不一，故不足信。

    〔献诗说〕献诗说，始于周代后期。它认为周天子为了了解民情，考察政治得失，曾令诸侯百官献诗，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蠓诵。”

    《国语·晋语》：“古之王者，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献诗与采诗，其目的是一致的。但采集来的多为各地民歌，而献诗时则不限于进献民歌，还包括公卿列士自己的作品。朱熹《诗集传》中《国风》注：“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这是说《诗经》中的《风》诗，是由诸侯献给周天子，再由乐官整理后保存下来的。至于民歌以外的作品，譬如《雅》、《颂》中贵族文人歌功颂德之作和讽喻之作，也可能是当时通过献诗的途径而被周王朝中央收集得来的。

    〔删诗说〕删诗说，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对删诗之说，后世颇多争议。陆玑、杜预、欧阳修、郑樵、王应麟、章炳麟等力主孔子删诗说。怀疑、反对“孔子删诗”说的学者也不少。崔述《读风偶识》：“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方玉润《诗经原始》：“夫子反鲁……时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诗，当在此时，乃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有’三千‘说耶？……夫子曰：’正乐‘，必雅颂之乐各有所在，不幸岁久年湮，残缺失次，夫子从而正之，俾复旧观，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减于其际也。”可见，不赞成孔子删诗之说，确是有一定根据的。据《左传》记载，吴季札至鲁国观周乐，鲁国乐师为之奏《风》、《雅》、《颂》，其分类及编排顺序和今本《诗经》已大体相同。当时为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孔子年仅八岁。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孔子少年时期，就已有了在体制和诗篇数目上与现今通行的《诗经》近似的诗集，所以删诗说即使成立，孔子删削的幅度也是不大的。

    〔诗序〕即《毛诗》各篇篇前的序言，也称《毛诗序》。它有大序、小序的分别。各篇《诗序》论述的重点不尽相同，大体上以介绍时代背景及阐述主题思想为主，间或亦指出作为实用性乐歌，它的使用范围、场合及用途等。《诗序》的不少解说，对人们理解诗意是有助益的。但由于作者喜“以诗证史”，并力图通过解诗以宣传儒家正统思想，所以不免常有牵强附会或曲解诗意之处。郑玄、陆德明以《大序》为子夏作，以《小序》为子夏、毛公合作。孔颖达以为全部《诗》序均为子夏所作。《后汉书·儒林传》：“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宋以后学者，或据此而认为《诗序》乃东汉卫宏所作，今人多从此说。

    〔大序〕《毛诗》第一篇《周南·关雎》的《小序》后面，有一段较长的概论《诗经》全书的文字，称为“大序”。《经典释文》引旧说：“起此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大序》上承孔子的文艺思想，并广泛吸收了传经儒生的意见，论述了诗歌的艺术特征、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以及诗歌的分类与表现手法等，把儒家的诗歌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文中关于“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原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等论述，后来演变成为儒家诗歌创作与批评的准则；文中关于“六义”、“比兴”等论述，所给予后代文艺理论、文艺创作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小序〕《毛诗》中，各诗之前，均有一段阐述主题思想或介绍时代背景的短文，称为“小序”。

    〔毛传〕《毛诗故训传》（一作《毛诗诂训传》）的简称。《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毛诗正义》：“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也。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传者，传通其义也。”《毛传》为现存最早的《诗经》完整注释本，它保存了不少先秦、秦汉间传经儒生对《诗经》的解释意见，对后代《诗经》学研究者深有影响，是一部研究《诗经》的重要参考书。

    《毛传》的作者，郑玄《诗谱》以为是鲁人大毛公，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以为是毛亨，《后汉书·儒林传》以为是毛长，《隋书·经籍志》则又作毛苌。《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今参稽众说，定作传者为毛亨，以郑氏后汉人、陆氏三国吴人，并传授《毛诗》，渊源有自，所言必不诬也。”

    〔郑笺〕郑玄《毛诗传笺》一书的简称。郑玄，字康成，为东汉著名经学家。他曾在《毛传》的基础上，兼采鲁、齐、韩三家诗说，以疏通解释《诗经》，作《毛诗传笺》一书，为此后《毛诗》的广为流传作出了贡献。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郑氏笺考征》及今人黄焯《毛诗郑笺平议》等，是申述、发挥郑氏之说，或考证《郑笺》来源、评议《郑笺》得失的著作，可供参考。

    〔郑谱〕郑玄《诗谱》的简称。根据《史记》年表及《春秋》中有关史实，以排比《诗经》各部分诗的谱系。分别为《周南召南谱》、《邶鄢卫谱》、《王城谱》、《郑谱》、《齐谱》、《魏谱》、《唐谱》、《秦谱》、《陈谱》、《桧谱》、《曹谱》、《豳谱》、《小大雅谱》、《周颂谱》、《鲁颂谱》、《商颂谱》，论述了各部分诗产生的地域、历史背景、主题思想或作诗缘由等。孔颖达说：“郑（玄）于三《礼》、《论语》为之作序，此谱亦是序类，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诸侯世及诗之次，故名谱也。”（《毛诗正义》）《诗谱》有别于《郑笺》，较多郑玄自己的看法，虽不免于史料，观点方面有其错误，仍不失为治《诗经》者有用的参考书。

    《诗谱》，今仅分别见于《毛诗正义》各部分之首，原书单行本已亡佚。

    〔毛诗正义〕唐代所颁布的官书《五经正义》之一。毛亨（一说毛苌）传、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撰成于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妠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孔颖达奉敕主编的《毛诗正义》，遵从、推演毛、郑之说，并兼采魏、晋、南北朝及隋代《诗经》学者的意见，可以说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对人们理解《传》《笺》及《诗经》作品的内容，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毛诗正义》中亦有部分文艺见解，对后代文论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孔疏〕孔颖达《毛诗正义》的别称。《毛诗正义》的注释分为“传”、“笺”、“正义”三部分。其中，“正义”又称“疏”，为孔颖达等所撰，故名。

    〔诗集传〕南宋朱熹著。朱熹为宋代《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诗集传》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是南宋以后最流行的《诗经》注释本。《诗集传》释诗，兼采毛、郑之说，间用鲁、齐、韩诗义，并时有朱熹自己的看法，不一切盲从《诗序》。在注释方面，亦力求简明扼要，注意纠正历来注疏文字繁琐冗长之弊。体现在《诗集传》中的这种求实、创新精神，对破除人们对《诗序》的迷信，推动《诗经》研究进入新阶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尽管有借解诗以宣扬封建正统思想之处，解诗时亦不无主观臆断的缺陷，但《诗集传》至今仍不失为学习、研究《诗经》者有用的参考书。

    〔毛诗稽古编〕清陈启源著。《毛诗稽古编》解释篇义、诗句以《诗序》《毛传》及《郑笺》为准，对欧阳修《诗本义》、朱熹《诗集传》等宋人著作中的说法提出异议。前二十四卷依次解诗，次五卷为总诂，附录一卷统论风、雅、颂之旨。该书虽不无门户偏见，但“引据赅博，疏正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四库全书总目·毛诗稽古编》），对治《诗经》者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诗毛氏传疏〕清陈奂著。《诗毛氏传疏》着重阐发《毛传》本义，辨析《郑笺》不同于《毛传》之处。《诗毛氏传疏》释诗舍郑用毛，笃信《诗序》，不杂入韩、鲁诗说（《郑笺》兼取韩、鲁诗说），为清代《诗经》研究中专用《毛传》的一派。该书详于训诂名物，而于辞义时或缺乏明了解释。

    〔诗经原始〕清方玉润著。作者自谓于《诗经》各篇，“按文循义”，“推原诗人始意”，故名。该书多吸取姚际恒《诗经通论》中的见解，并对历代《诗经》学者的解释有所撷取，不盲从《诗序》、《毛传》之说。方玉润自序说：“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可见，他能以求实精神来研究《诗经》，故而能提出不少新的见解。作为一部有创见的《诗经》研究著作，《诗经原始》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诗三家义集疏〕清末王先谦撰集。由于东汉以后，《毛诗》盛行，三家诗先后亡佚（宋以后仅存经后人整理过的《韩诗外传》十卷）。自宋代王应麟始，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后期学者）十分重视并进行了三家诗遗说的采摭搜集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是在上述基础上编成的。该书合邶、部、卫风为一卷，以还三家诗二十八卷之旧观。经文（作品）之下，按时代顺序列出各类典籍中的三家诗之佚文、遗说。疏文则先示以《毛传》、《郑笺》之说，次又列出自宋代以降各家《诗》说，并参以己意，详为疏解。为后人了解久已失传的三家诗说，提供了可靠而丰富的有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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