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步入天津的时候，听着天津人那一口地道的天津话的时候，你就能深刻地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是如此的自然，不做作。他们讲出的每一句话就像是在说看一段相声，让人忍俊不禁，也正是因为时生活的这种调侃。让天津人的生活多了一份轻松，少了一份政治、经济压力所带来的沉重感。
作为立于北方土地上的两个直辖市，北京和天津相差虽然不过120公里的路程，但是天津人完全没有北京人那种皇城遗民的气息，有的只是自然而又亲切的生活感。他们不会提着鸟笼子喂乌、遛鸟，不会天天谈论国家大事，他们只是追求自然、闲适的生活。他们吃要吃好，穿要穿好，追求的是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在外人眼里，可能他们的生活谈不上什么伟大的追求，没什么顶天立地的抱负，但是，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目标谁又能说是一个轻松就能达成的梦想呢？天津人追求的就是一个实际，追求的就是享受能够享受到的最大乐趣。
天津是中国的四个直辖市之一，它的名字来自于一个历史事件：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子燕王朱棣，为了与其侄子建文帝争夺皇位，在海津出兵渡河南靖；取得天下后，为颂扬自己的“圣绩”，才改海津为“天津”，意为“天子渡口”。
明代永乐二年（1404），在天津市三岔河口西南岸置卫，派兵驻守屯田，至此有了“天津卫”之名称；以后又增设了左、右两卫，因此又取名为“天津三卫”。
从元、明到晚清，天津闹市区主要是沿运河西岸发展。清代河北大街虽比较繁华，但只是为“河地买卖”服务的小区。
天津市区沿河发展，是由各个历史时代的经济、政治等原因决定的。市区沿河发展，使得天津的街道布局基本上成被扭曲的“非”字形：中间海河，南北走向的都是长而宽的大路，东西走向的大都是短而窄的街道。
中国自古就有一句老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在天津，有近一千万人生活在近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海河作为天津这座城市的母亲河，养育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如中国的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湘、蒋大为、李光羲、远征等歌唱家，以及冯巩、牛群等许多知名艺术家。
天津原本是一片退海之地。宋代曾派过驻军在此地守卫国土。金代将天津这个地方命名为直沽寨。元代成了漕运粮食供应大都的繁忙中转站。明初成为“天津卫”。《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曾经来到过这里，并在这里写下了“林旗夸酒莲花白，津鼓开帆杨柳青”的诗句。大科学家徐光启曾经在天津试种过南方水稻，种过白薯。天津城一度呈算盘形，所以曾经有人说天津主出商人，清代呈现出“畿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的繁华景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后。天津出现了英、法、德、俄、美、奥、比、意、日的租界。这又使这个内陆运河城市具有了海港城市的性质。
如果我们说从前北京是“天子脚下”，上海是“十里洋场”，那么天津就是一个“华洋杂处”，具有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征。天津老城严整方正的四合院与租界地的小洋楼并存，展现着这个城市的文化形象和性格。
天津和北京相距仅有120公里，走高速公路开汽车不过一小时，但天津和北京人文化心理的距离，可就远远超过120公里了。北京和天津过去都有城墙。北京人把城墙看得十分神圣，而在天津人的眼里，从建成城墙那一天开始，就没把城墙当回事。这主要是因为天津的城区太小了，天津人住在城里，却要到城外谋生。北京人关上城门可以活得舒舒服服，自由自在，天津人果在城里没法活，天津城里没有河，九条大河全在城外，天津人不出城就连饮用水都没有。北京人喝井水，而天津的井水又苦又涩。天津人只能从城外的河里挑水来喝。
明永乐筑城后，天津城内四角虽有5个大水坑，但都是污浊不能饮用的。到筑城250年后，谈迁路过天津卫时仍说：“城中不见井，俱外汲于河。”
当时天津城外的河道的河岸设置木跳板多处，取水者人挑、车推。清人崔旭曾留下了：“运水车夫压赤肩，独轮车子亦争先；石头路滑城门外，常似黄梅雨后天”的诗句。以至于“东北门边都是水，晴天也合着钉鞋”。由于当时的天津城道路泥泞，取水艰难，水价也就十分惊人。所以过去天津人常说：“吃喝贵”，喝就是指天津人的饮水问题。
1897年。天津开办了第一个自来水厂，而水厂提供的自来水却只供非租界的洋人饮用。1903年中国有了西头济安自来水公司，中国人可以买自来水喝了，但是。这些水却有“水把头”把持着。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天津解放前夕。当时整个天津全市铺设的自来水管道不过240多公里，仍然有50万人还在喝河水或坑水。
或许就是因为天津人吃喝谋生都必须要出城进行，他们没法像北京人那样在城墙里面安安静静地就能得到自己过日子所需要的一切生活必需品，也没法在城里呆着就让自己有“小日子过得不错”的体验。因此出了城的天津人，当他们看见大河里过往的行船的时候好的坏的都要跟着学，并且越学越觉得自己不如人家。
天津人没有养家的补贴，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而且天津生活节奏快，天津人必须为生计奔波，因此天津人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天津人很看不起坐在家里吃老本的人。无论你以什么手段挣钱，其要靠的是自己的双手，天津人都会对你表现出尊重。八旗子弟在北京可以过的平平安安，逍遥自在，而当他们到了天津，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天津人会把八旗子弟的钱一点点过渡到自己的手里。赚取他们身上的钱。然后看着他们挨饿。
北京的城墙保护着北京人的生活，只要城墙不被攻破，北京人就可以住在古老坚固的城堡里，可以顽固地坚守自己的生活信条，外界的变化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而120公里外的天津却是靠着周边的九条大河养活着。从文化方面来说，北京是城文化，天津则是河流文化。城文化与河流文化差别如此之大，两者之间自然没有多少相通的地方了。
北京的城墙保护着北京人，同时也把外来文化阻挡在城墙外，城里形成了北京人自己的一个小天地，一个“伊甸园”。而天津城墙却阻挡不了外出求生存的天津人，天津人把外来文化带到城里来。一个保守一个开放，这也就成了北京与天津的根本区别。
北京人生活在城里，环境安定，外来的人也必须遵守城里的规矩和传统。而天津人却必须从九条大河的流动中顺应自然的法则从而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节奏，因此天津人的生活信条，就是须从和适应。在大河涨潮，河运繁忙的时候，你就得借此机会拼命地干活，乘此机会努力的赚钱，如果你这时不拼命地干，过两天落了潮以后，你再想干也干不成了，河水不等人，卸货装货，都要赶在潮起潮落，天津人必须适应和顺从这个规律。所谓靠水吃水。天津人生活所依赖的就是这几条河，所以天津人也就形成了看河吃饭的生活习惯和文化。
生存条件不同，生活环境不同，生存状态也就不同。城文化和河流文化，传统文化和开放文化，纯文化和杂文化，它们之间是不可能相通的。
事易时移，北京和天津都在发生着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成了国家的首都，天津成了直辖市，二者的地位和关系一起产生了变化。北京成为国家首都以后，北京人不出城。就可以接触全国各地涌来的人，全国的信息都要在北京这里汇集，各地的信息也要在传入北京之后，再传播到全国各地去。因此北京人的经历和见闻，远远高于其他各地的人。而正是有了这些丰富的经历和广博的见闻，北京人形成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就有了自己的见解和结论。正是信息的忙集、思维的碰撞使得北京人变得善于思辨，指点江山，议论天下，也正是基于此种原因，北京人就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无论从生活水平上，还是从思想意识上，北京人和天津人的差距正在逐步地加大。
现在北京的青年和天津的青年人之间差别很大。以前曾流行过这样一首民谣，内容大概是“北京青年学科技，四化建设献能力；上海青年学外语，考好托福留学去；天津青年打木器，搞好对象拜天地。”北京青年有自己的广阔天地，北京作为整个中国的政治中心和首都，为北京青年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发展机遇。对北京的青年来说，只要你能干，就有很多成功的机会。天津青年的活动空间相对要小很多，又要面对现实生活的种种难题，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只有早早结婚成家，只盼单位不倒闭自己不下岗，按时调工资，养家糊口。
虽然北京人和天津人有许多地方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大家毕竟是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里，相互之间已经不再像旧时那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生活状态开始相互借鉴，文化心理相互渗透融合。人们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般自成一个体系了。天津河流文化和九河养育的天津人正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进步。
我们经常都说，北方人对吃、穿不讲究，吃，只要能填饱自己的肚子就可以了；而穿，只要是穿着舒服，不管是什么样式，只要别是太惊世骇俗的，也不管是什么品牌都能往身上穿。这句话用在北方的大部分的地方是能够讲得通的，但是想要用在天津，那就行不通了。天津可以说是北方的一个“俗尚奢华”之地。在天津卫有两句老话，一句是“吃尽穿绝”天津卫，天津人认为在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就天津人最讲究吃穿，也最会吃穿。天津人还有一句老话是：“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现在天津人改为“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天津人不仅可以倾尽自己的家财为的只是一个吃。而且在天津人的眼里就是借钱吃也不为过。于是人们都说天津人嘴馋。
天津人爱吃，所以天津饭馆就多。在清末民初时期，整个天津就有70多家大饭庄。到上世纪30年代，天津各类饭庄、饭馆就多达300余家。天津菜主要以河鲜海鲜为主。以前在天津吃饭要讲究个“八大碗”，美食则以“鸭翅（鱼翅）席”、“燕（燕窝）翅席”为主要的菜色。而在今天饭馆更多，街头的小吃摊也多，天津仅小吃花色就有5000多种。
天津人虽然很讲究吃，但天津却没有自己的菜系。八大菜系从来就没有天津菜这一系。解放前，天津的菜馆大多是山东馆。今天一些大饭庄的老厨师还有不少黄县、蓬莱人，无论是登瀛楼还是阳春大饭店，打出来的客号，全是山东大菜。走的是鲁菜菜系这条路。
天津人很看重山东传来的煎饼果子，并把它改造成自己的吃文化的一部分，其原因之一就是方便。煎饼果子，就是一张煎饼卷着一根油条，有时再加一个鸡蛋，两种或三种东西卷在一起吃，省事。由此也演变出天津有名的小吃“锅巴菜”。
将煎饼切成棋子块，用佐料打卤，再将切碎的煎饼放入卤内。这种吃法，就是津门小吃“锅巴菜”。
天津人之所以偏爱山东菜，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山东菜实惠。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历来是山东好汉的风格，山东菜也体现了这种风格。饭量小的不是好汉；上的盘小了，怕你说看不起他。这正符合天津人讲实惠的心理，因而山东菜馆在天津这片土地E大受欢迎。
别的地方菜，最早进入天津的是北京烤鸭。北京也没有自己的菜系，于是北京烤鸭就在山东菜馆里卖。来天津做生意的并不只有北方人。南方人一到天津吃不惯山东菜，要吃江南菜，于是粤菜、川菜也进入了天津，到了20世纪40年代，全国各地的菜在天津都有了。也可能正是因为全国所有的菜色都在天津集中，再加上天津人本就好吃嘴馋，所以，天津人在尝遍各地菜色之后，也就变成了美食家。美食家不一定会做菜，但是一定会品菜，所以才有天津的那句“吃尽穿绝”天津卫的老话。
其实天津也有自己的菜系，那就是狗不理包子菜系。只是这个菜系有点寒碜，但天津实在没有别的菜系，于是，天津人就硬把狗不理包子说成是天津的菜系。
天津人的传统饭菜有一种贴饽饽熬鱼，饽饽是用棒子面做的，天津人贴饽饽熬鱼，要在同一铁锅里做，先把鱼煎了，然后把鱼放在锅底儿处，再放上烧鱼的佐料，然后再把拍成椭圆形的长约20厘米、厚约2厘米的饽饽贴在鱼周围。盖好锅盖，大火烧熟了，饽饽里带着鱼味，鱼里还有饽饽味，这样吃起来才香。
天津的食文化基本上是漕运文化的一个分支。而天津人对吃的讲究应该和中国的传统食文化不同。在中国的传统食文化中。我们历来讲究的就是要食不厌精，是一种享受文化，而天津人的吃像是美国人的快餐，以不占用时间或者少占用时间为主。天津的饮食文化就带着一种浓浓的平民色彩。
天津不像北京那样，是一座皇城，有着浓浓的八旗遗风、贵族色彩，它是一座平民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平民意识在天津人的思想里占主导地位，天津人津津乐道的是平房改造，是修路筑桥，是通煤气、暖气，天津人关心的是白菜多少钱一斤，水多少钱一吨，电多少钱一度。现在想想大家流传的那句民谣“天津青年打木器，搞好对象拜天地。”其实也算得上是对天津人对生活的追求的比较切实的形容了。
天津人不崇拜贵族，不宠明星，不买大款的账。过平凡的小日子，是天津人的最高人生理想。
天津人也喜欢京剧。旧时，京剧演员也像别的戏曲演员一样被称作“戏子”；成名之后，尊称为“老板”，如马老板、谭老板、肖老板等。在梨园行有一句行话：“北京学成天津走。上海赚包银。”
一个京剧演员只要在天津唱红了，他就能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天津的观众认为你行，那你就行，就能红遍天下，这是因为京剧在天津是有根基的。早年“京剧大王”谭鑫培，幼时随父北上，第一站便是天津，后来谭鑫培又在天津起家，随后才去了北京。京剧老三杰之一余三胜和他四弟余四胜，更是长期在天津演出；余三胜的孙子余叔岩，自幼在天津习艺，后来以“小小余三胜”的艺名在天津唱红。京剧名丑刘赶三是天津人，他去世后，人称“少了赶三无名丑”。老生新三杰之一、被天津人称为“老乡亲”的孙菊仙也是天津人。
天津人看戏很“刁”，是因为天津人懂京剧，而且严格要求，绝不容许一点马虎。天津人看戏只要看出毛病来，当场就会给你一个下不来台。所以j天津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戏曲演员磨炼自己功力最好的地方了。
评剧算得上是河北省的一个比较大的剧种，评剧的发源地不在天津，但天津却是评剧的发祥地。评剧从诞生之日起，就形成了粗犷俚俗和开门见山的特点。最初，评剧的观众是冀东各县农民，尤其是下层妇女。评剧的题材、剧情一直以农民、市民等下层人物，特别是妇女为中心，以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而不是以贵人的出将入相为内容，这契合了天津人的平民意识。评剧初进天津，虽不受上流社会欢迎却深受天津平民的喜爱。正是因为评剧扎根于普通大众之中，才得以在天津成长、壮大，发展成为与京剧齐名的一大剧种。
20世纪30年代，马连良在天津唱“王佐断臂”，唱戏时不小心将“断”了的左臂摇了一下，台下一片倒彩，马老板什么话也没说，退票谢罪，一走了之。若干年后，马老板又来天津好好唱了一出戏，这才把人缘找回来。
但天津人看戏并不总是“刁”。你只要不摆名人的大架子，甘愿以平民身份与天津人交流，不糊弄天津人，天津人就不会“刁”。
天津人的这种性格可谓独具特色，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以本地出过名人，甚至以名人到过本地为荣，不管年代多么遥远出过什么名人，本地人往往都能如数家珍。天津也出过不少名人，好的坏的都有，但你若问起天津人，他很可能一个人名也说不出来。天津人不以本地出名人为荣，也不以本地未出名人为耻，天津入认为一个人一出了名。他就不是天津人了。因为历史上凡是天津人一旦成了，人物，就不在天津呆了，于是天津人就不把他再看作是天津人了。什么时候下野再回来，天津人和他也再没有什么关系了。天津人有深厚的平民意识，天津就是一个平民城市。
天津也出过富人，但天津的富人和平民没有什么来往。天津的商人们大多住在南开一带，老城里也有富人，但全都住在深宅大院，和平民世界几乎断绝联系。后来天津有了租界，富人们就更不与平民百姓往来了。
过去，天津平民有自己的居住区，新派的富贵人家大多迁居租界，他们各有自己的生活秩序和规则。天津还有贫民区。贫民区和平民区都各自按照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生活。在他们的意识里，根本就没有名人、富人，名人、富人也别想在天津平民面前充大爷。天津人不崇拜偶像，更不崇拜名人、富人和贵族。
过去，天津的平民大多住在大杂院里，一个大杂院，往往住几百户人家，里面房屋全不讲章法，横七竖八，外人进来往往绕不出去。大杂院的居民一般是做小生意的，全是底层的城市平民。天津贫民区的房屋叫“篱笆灯”，全是用捡来的半拉砖头搭建的，只有一个门，后墙开一个小窗子，以便透进微弱的光。贫民区的居民只是住房不好，收入却不一定少，生活水平也不一定低，每天也是鱼肉不断，姑娘们出来进去，也是穿绸着缎，走在路上谁也看不出谁家在什么地方住，所以天津人在外面全是贵族的，这也是天津人不景仰贵族的原因。
在天津。门面装潢豪华的商店进去的人就少，越是门脸小的商店，生意越好做，天津人开小饭馆往往在门外放几辆自行车，过路人一看，来这家饭铺吃饭的人全都是骑自行车的人，于是他们也进来吃饭了。如果饭铺门外停着小汽车，进来吃饭的人就少。天津人不登高门楼，按天津人的说法是“不添那个彩儿”、“不吃没味儿。”
由此可见，天津处处都透露着一种深厚的平民文化。如果谁想要深刻了解天津卫的生活，只要走入民间，走进那些不起眼的地方，你必然能够感受到深刻的天津生活。
戊戌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
梁启超，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奇人。梁启超从1914年到1929年在天津住了15年，他的小女儿梁思宁、小儿子梁思礼都在天津出生。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1年就读于万丰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1895年春。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915年，梁启超在饮冰室写下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讨袁檄文，将袁世凯的称帝阴谋揭露得淋漓尽致。惊慌失措的袁世凯暗中派人以巨款收买梁启超，乞求他不要发表此文，被梁毅然拒绝。9月3日，北京的《京报》赫然登出了梁的这篇宏文。敲响了袁世凯的丧钟。与此同时，梁启超将其心爱的学生蔡锷召至饮冰室商议反袁计划。随后，梁启超和蔡锷经过九死一生的磨难。汇集云南。策动了反袁护国战争，埋葬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梁启超晚年在天津饮冰室集中精力探讨中国古典文化的同时，又不希望离政界太远。也就是说，既要离开北京这个政治斗争的漩涡。又起须能感受到中央政治起伏的脉搏。比来比去，他认为天津是再合适不过了。京津近在咫尺，交通发达，信息相通，京城政治上的一点风吹草动，天津立刻就可知晓。同时天津毕竟和北京有一定的距离，不至于搅进政治泥潭而无法自拔。可以说退可守，进可攻。北洋时期那么多失意的军阀、官僚移居天津，多数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且天津的近代化程度在全国屈指可数，生活的方便和舒适，按当时的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较丰厚的近代文化积淀。为从事新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善于观梁分析的梁启超思来想去。从其当时的处境和将来的奋斗目标出发，认定将家安在天津是再好不过的最佳选择。于是，他积极筹集资金，在河北区的意大利租界购买土地，邀请意大利的高级设计师精心设计，建造了风格典雅又富丽堂皇的“饮冰室”新居。1914年冬举家迁到了天津。度过了其生命最后的15年美好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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