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性格地图-开拓守信,一步一个脚印走出自己世界的山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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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这块土地上有雄伟的长城和古老的黄河,更有五岳之一北岳恒山。若以长城为靠背,东太行、西吕梁为左右扶手。以南面的黄河为足踏,则整个山西就是一个庞大的“宝座”。这个“宝座”下蕴藏着无穷的宝藏。山西煤炭储藏量居全国之首。煤炭是大自然恩赐给山西人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山西人引以为傲和津津乐道的话题。

    山西又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宝库。这里的山水景观都饱经历史风霜,饱含晋文化的智慧和韵味!

    “华北屋脊”五台山巍然屹立在山西省的东北部。它是与普陀山、九华山、蛾眉山齐名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一千多年来香火不断,盛名不衰。

    在五台山周围,寺庙林立,建筑雄伟壮丽、雕梁画栋、精美无比。五台县城东北的西峡村山峪有“尊胜寺”,城西南的善文村有“延庆寺大佛殿”。城东北佛光山腰有古庙古塔群“佛光寺”、“文殊殿”、“东大殿”、“祖师塔”、“唐塔”,城南李家庄有当地著名的“西祥寺大殿”等。

    此外,还有太原的晋祠、大同的云冈石窟、应县的辽代木塔、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所有这些名胜古迹都显示了山西人杰出的智慧和山西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山西军事地理形势十分优越,素有“表里山河”、“最为完固”之誉。

    山西据高负险,凭山控水,地形完固,有着防御北敌侵犯的有利条件。有太行、恒山、霍山、勾注、中条、五台等名山;有黄、汾、沁、漳等大川;有内外长城两道防线及偏关、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飞狐关等关隘,或是自然形成的重险,或是人工修筑的“瓶颈”关口,可进可退可攻可守。

    山西北连内蒙,南面河南,西有陕西,东屏河北,位居京都之后,对华北、中原、京都都有重要的屏障和支撑作用。守住山西,就能“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喉”。

    山西的山川形势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一方面,它是古代游牧铁骑南下中原的必经之地,据有它,便可以直捣中原腹地,饮马黄河,可驰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另一方面。它是中原政权拱卫京师、保卫边疆安宁的天然堡垒。因此,无论是和平或战争年代,这里都是一个军事重地,是重兵劲旅屯驻之所。当中央政权强大时,这里是保国安民的战略据点,一旦中央政权衰弱崩溃,那些驻守山西的手握重兵的将军们往往觎觊中央政权,趁机称王称霸,或割据一方。

    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唐末五代等历史大动荡时期,山西都是军阀、政客们左右天下大势的支点。

    山西省是一个山地少的省份,山西境内地表广泛覆盖着黄土,晋西黄土高原经长期流水冲刷,成黄土残塬和丘陵沟壑地形;吕梁山以东、太行山以西,虽黄土沿低山缓坡、山麓地带、盆地两侧呈台地形式分布,但经长期流水切割,许多台地也已成破碎的黄土丘陵沟壑。由于黄土的疏松、易溶特点,水土流失较严重,土地中的肥分也不易保留,土地比较贫瘠。

    山西地表水严重不足,河流主要源于自然降水,大多数为季节河。虽有几条较大的流河,但因为山西地区面积大,地形破碎,河道河床下切,耕地相对较高。不利于灌溉。山西农民耕种主要是依赖自然降雨。但山西又是雨水量较少的省份,山西地处中纬度,地势高,且距海岸远,但受山脉阻挡,海洋季风的影响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因而干燥少雨,年降雨量少,且分布不均,与农作物需水期常不一致,极易形成旱情。虽然山西南、北地区略有区别,例如,对夏粮而言,北部旱情较重,对秋粮来说,南部旱情较重。但就整体而言,普遍性的干旱是多年来山西人民避不开的自然灾害。

    “旱”成了山西人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干旱也深深影响着山西人民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由于山西干旱严重,因此山西为求雨而建的庙宇特别多,除龙王庙外。还有城隍庙、风伯雨师庙等。这些庙宇遍布山西各乡各村。祈雨成了山西乡间的重要传统。

    山西乡间曾普遍存在的抢水械斗,其根源在于山西人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在旱象笼罩之下,水对于该地区的人们来说,是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重的,这是生命之源,抢水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去分割、去争夺有限的生存权利。

    干旱造成了山西人独特的生存环境,求雨、抢水和筑渠、修水库都是或曾经是具有山西特征的求生存的方式,正是从这种求生存的方式中,我们领略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山西味道和地方色彩。

    干旱缺水这一山西特殊的自然条件,对山西人的生活习惯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视水为宝、为财的观念,成了山西人身上一个独特的性格。

    虽然山西缺水,干旱严重,但是。如此恶劣的山水并没有使山西人变成一群如狼似虎的刁贱之民。山西人的性格里依然保存着华夏儿女品性中的质朴。

    在所有了解山西人的人看来,质朴不仅仅是山西人众多优秀品性中的一个,还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在很多的调查中显示,最能体现山西人品格的词就是质朴。

    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连年不断的烽火战乱,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在给山西人带来生活苦难的同时,也磨炼了他们保家守土的意识以及适应社会和环境的顽强毅力。

    残垣断壁的万里长城,与其说是整个中华民族防范意识的象征,不如说是山西人民维护自我尊严及其防范心理的外在反映。

    由西人淳朴勤俭,尽力耕织,他们去奢不华。但求温饱。他们过着恬淡的生活,像不饰雕琢的北岳恒山一样质朴。他们是古老先民遗风的最严格的传承者,他们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质朴厚道”是山西人主要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的形成,自然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重要影响。山西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山西人处于一种“四塞”之中,加之受地少山多、天寒风烈的气候影响,客观环境深刻影响了山西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但是,山西人并不是只有质朴的性情,他们更有尚文崇礼的特点。“礼让文雅”写满了落满灰尘的山西的古籍史册。

    生活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山西人创造着悠久而丰厚的文化。

    传说中的唐尧、虞舜、夏禹都是晋南人,尧舜定都平阳,唐叔虞分封定晋,都为山西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地处黄河流域的河东南地区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这样悠久深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潜移默化,山西人具有“礼让文雅”的性格特质是不难理解的。因此,在山西的历史上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晋文公、狐偃、赵盾、魏绛、荀况、吴起、蔺相如、廉颇、李牧等;唐代太原府的王度、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王维、王缙、白居易、白行简、温庭筠等;唐蒲州府的薛据、耿伟、卢纶、樊宗师、柳宗元、司空图等;宋金元时代的司马光、元好问、关汉卿、白朴等。总之。山西人的历史上,可谓人才济济,正如司马光所说的那样:“太行横拥巨川回。三晋由来产异才。”

    在今天,当我们穿行在吕梁山区的山庄窝铺,徜徉在晋南农村的时候,我们会因为那里许多农家和城镇居民的门匾和对联而深感惊讶。那些对联字体或飘逸俊秀,或苍劲浑厚,挨门看去,好似书法比赛,高低难分。那里许多老先生甚至一些目不识丁的老农也擅长板话(快板),出口成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整个山西的城乡都弥漫着一股浓厚的文化气息。

    山西人的性格里面除了“敦厚质朴”、“崇尚礼节”等特点之外,他们的好品质还表现在为事方面所表现出的“务实”的特性。

    三晋地区的崇“实”文化,甚至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战国时期,三晋是盛产和流行法家思想的区域,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人物大多出生或活动于三晋地区,如处子(赵国人)、李悝(在魏国变法)、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慎到(赵国人)、韩非(韩国人)等等。战国时期的著名法家人物大都与三晋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商鞅最初曾在魏国作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吴起曾在魏国为将。事实说明,三晋有施展他们思想和才华的环境。法家思想中有一种“务实”的精神,法家人物一般都重实际而不重经典,重物质利益而不讲玄思夸饰,这种特点,作为山西民风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保持了下来。

    注重“务实”的精神并不仅仅指脚踏实地、待人以诚、不说假话。注重“务实”的精神表现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概念是:实干、实际、实效、实利、实用、现实、平实、拘实等等。

    所谓务实,有种种表现形态。一是表现为求真求实、重事实、反虚假的特性。更为普遍的是:“务实”在山西人身上表现为重实际、重实干、反虚饰的特点。对山西人来说,能引起他们兴趣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见解,而对远离眼前实际利益的东西,诸如长篇大论的报告、过于理论化的“大”道理等等则是非常反感的。对山西人,特别是对本色的山西农民来说,最能拨动他们心弦的是干实事。重实际、尚实干。虽然是农民的普遍特点。但就程度和具体表现而言,则存在着地域差异。但是这种已经深深植于山西人骨子里的实干精神一般不随人的境地和身份的变化而变化。

    在山西民性中的“务实”,是在重实际、尚实干的特点中融入了“实利”的因素。重实际、尚实干与讲实利结合在一起,这才更能显示出山西农民的务实特点。

    讲实利是由重实干发展而来的,而讲实利又不放弃实干,实干与实利是交织融合在一起存在于山西民性之中的。

    除了华夏儿女所拥有的“儒”文化的影响以外,山西人也有“勇武强悍”、“坚韧刚烈”的一面。山西人的“勇武强悍”、“坚韧刚烈”的性格在山西的许多民俗中就有所体现。如源流众多、各有特色的山西威风锣鼓,影响颇大的黄河派系列舞蹈,风靡忻州地区的摔跤、挠羊等,都充分展示了山西人坚韧、顽强、奔放的阳刚之气。

    刚悍的民风民性深入到每个山西人的性格中,使山西人性格有一点“倔”。这种“倔”在不同的人身上虽然有不同的表现,但都体现了山西人的“刚悍”民性。

    山西人的“倔”常常隐含着一种不愿屈服于人的不驯特点。这类人都吃软不吃硬。弄顺了,无事不可,若是把他惹得发火了,豁出性命也不在乎,这是“倔”的最典型的表现形态。

    在山西人的“倔”中,有时还会有那么一种执拗,这是一种内存的执著,一种骨子里的倔强。外在的敦厚隐含着内在的执拗、倔强,这也是山西人“倔”的性格的表现形式之一。

    山西人的“倔”的显性特征,如刚烈、倔强等性格,常常在临事时表现得特别强烈,平时并不显示出来,相反作为性格常态的是从容、平和的一面。这也是山西人“倔”的特点之一。

    山西人的性格并不仅仅是我们从电视上所看到的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的那种憨实的感觉。就像每个人都由多种面貌拼组而成一样,山西人有其憨厚的样子,倔强的模样,强悍的习性,也有精明的特质。

    几年前的一部名叫《乔家大院》的电视剧让中国人民都见识了一下晋商的风采。而历史上的晋商确实比之《乔家大院》中所讲述的内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善经营”向来都被作为山西人的主要性格特质,这同近代史上山西人,特别是晋中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是密切相关的。

    山西人有着悠久的经商历史并取得了辉煌成就。据考证,山西商人“明清时代是他们最为活跃的时期”,而且山西人经营的“山西票号”,直到清末民初,在中国金融界仍有相当雄厚的实力,并因此认为“中国人好比犹太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可见,山西人像犹太人一样,具有吃苦耐劳、顽强不屈、聪明机智的品格,而这些品格正是从事商业活动所必需的。历史上山西的知名商人也很多,如清末民初祁县的乔家父子,民间曾有“先有复盛公(乔氏先辈),后有包头城”之说。民国以后,更有孔祥熙、南汉宸等著名理财能手。孔的夫人宋蔼龄曾这样赞赏孔,“他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山西人的经商才能是与善于把握时机、随机应变、苦心经营分不开的。祁县乔家复字号的经营之道便是:“做事谨慎,审时度势,稳步前进;人弃我取,薄利多做;维护信誉,不弄虚伪;小忍小让,不为己甚。”总之,从诸多近代史实来看,“善于经营”是山西人典型的性格特质。这一性格的形成与明中叶后晋商的崛起密切相关。

    山西也是一个出政治家、军事家比较频繁的地方。自周、秦以来,山西出了许多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武则天(生于四川);历代名将关羽、尉迟恭、薛仁贵和以杨继业为代表的杨家将。到了近代则有在军阀混战中独霸一方的阎锡山,国民政府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革命家和老前辈徐向前、彭真、薄一波等。

    山西人善于理政统兵,多得益于他们普遍具有的忍性、韧性和耐性。山西人行为处事以“中庸”为法,沉着冷静,遇到大事不轻易点头,也不轻易摇头。他们深谋远虑,从长计议,可以说这是山西籍政治家的典型性格特征。

    这种特性不仅在他们的军事方略上能够领略到,我们又何尝不能从他们的经商手腕中看出些许的端倪呢?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王安石虽然罢了相,宋神宗还是把他定下的新法推行了将近10年。1085年,宋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太子赵煦即位,这就是宋哲宗。哲宗年幼,他祖母高太后临朝听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法。她临朝后,便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城担任宰相。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父亲司马池,官任天章阁(皇帝藏书阁)侍制(皇帝顾问)。司马池为人正直、清廉,这对司马光有深刻的影响,时人赞誊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人”。司马光自幼酷爱史学,“嗜之不厌”。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天章阁侍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

    司马光在当时的大臣中。名望最高。他的名声,从他幼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传开了。他7岁那年,就开始专心读书。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寒,他总捧着书不放,有时候连吃饭喝水都忘了。他不但用功读书。而且很机灵。有一次。他和小伙伴们在后院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一不小心,掉进缸里。缸大水深。眼看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一见出了事,吓得一面哭喊,一面往外跑。找大人来救。司马光不慌不忙。从地上搬起一块大石头,使尽力气朝水缸砸去。缸被砸破了,水从缸里流了出来,被淹没在水里的小孩也脱险了。这件偶然的事情,让幼小的司马光出了名。

    宋种宗在位的时候,司马光担任翰林学士。司马光很喜欢研究历史,他认为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通晓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他又觉得,从上古到五代。历史书实在繁杂无序。做皇帝的人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看。于是,他很早就动手编写一本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书。宋英宗在位之时,他把一部分稿子献给朝廷。宋英宗觉得这是奉对巩固王朝很有好处的书,十分赞赏这项工作。就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缩写机构,叫他继续编下去。

    宋神宗即位以后,司马光又把编好的一部分稿子献给宋神宗。宋神宗不欣赏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但是对司马光编书却十分支持。他把自己年轻时收藏的2400卷书都送给了司马光。让他好好完成这部著作,还亲自为这本书起了个书名,叫《资治通鉴》(“资治”就是能帮助皇帝治天下的意思)。

    司马光一共花了19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部著作。《资治通鉴》是中国最著名的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记载了包括周、秦、汉、魏、普、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内的16个朝代的1362年的历史。全书分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的,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依据他们的才能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创业之君,比如汉高祖、汉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第二类是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第三类是中兴之帝,如汉宣帝:第四类是陵夷之君,如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第五类是乱亡之君。如陈后主、隋炀帝。在司马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资治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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