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高原，百姓的日子虽比不上富庶的汉中人和关中人，但也愿意过那种“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陕西人具有深厚的包容性，如同黄土地一样深厚博大，能够容忍，以广阔的胸怀待人，忍耐各种不幸、不公。在沉默中斗争，在沉默中保持自我。
陕西人能吃苦，以苦为乐，正是这种不怕苦累的精神，才会有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的奇迹，才会有秦长城的不朽之作……
陕西人总体上讲，除盛唐外，基本上均处于逆境，在逆境中苦苦挣扎。在长期艰苦的与天奋斗、与人奋争的历程中，陕西人培养出吃苦耐劳的品质，一直保留到今天。
陕西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中游西岸。因在陕原（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以西而得名。其中部在春秋战国时秦国之地，又名“秦”。项羽灭秦后，立章邯为雍王辖咸阳以西，立司马欣为塞王辖咸阳以东至黄河，立董翳为翟王辖上郡，这就是“三秦”。今天所说的“三秦大地”便沿袭了古代名词，包括陕南、陕北、关中三个区域。
从自然地理上看，陕西是够封闭的，北面是高原，西面和南面是山地，东面是咆哮的黄河。在旧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这种闭塞的地理环境几乎断绝了陕西同外部的联系。
之所以说是“几乎断绝”而不是“全部断绝”，是因为渭水和汉水这两条伟大的河流。艰难地给三秦大地的子民们输入了新鲜血液。
前前后后，总计有十几个王朝或长或短地在长安（即西安）建立政权。它们之所以选择长安，除了汉中盆地是块风水宝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陕西有利的地形，易守难攻。这一点，是大家容易想到也是特别容易忽视的地方。
闭塞的地理环境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信息闭塞。信息闭塞又导致人们观念的陈旧、落后。最终的结果是，长期落后、陈旧的观念使人的思想趋向保守、僵化。
我们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可是现代工业并不发达的今天，尤其是农业文明的昨天，地理环境的优劣，对一方人的影响却是相当厉害的。
陕北是以高原为主的，而陕西的中间夹杂着草原地带，慢慢地经由草原的过渡，再变成如江南一般的温润之地。
如果说陕北人是以高原文化为主，间以夹杂着些许草原文化，那么陕南人就是以长江文化为“红花”、黄河文化为“绿叶”。
其实任何一个地方的人的性格都不是一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更何况是那么大个地方的人呢？同为陕西人，陕北、陕南、陕中的地理环境各不相同，因此养育出来的人的性格也不尽一样。北部地区不同于南部地区，中部地区又不同于南北地区，这种个性差异首先归因于地域区别。
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出，陕西地域狭长，地势南北高、中间低，有山地、平原、高原、盆地和峡谷多种地形。从北到南可以分为陕北高原、关中盆地、秦巴山地三个明显的地域。三个不同的地域熏陶而出的文化就自然不一样了。
从江河文化上来讲，陕西的河流，大致以秦岭为界，分属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所以陕西文化是以黄河文化为主，长江文化为辅。具体地说，陕北高原和关中盆地属黄河文化，秦巴山地之间的地区属长江文化。而正是这片延绵不绝的秦岭、高山、宽阔的高原便构成了陕西人的血脉。
陕北高原往北，是内蒙古大草原，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总在这里水乳交融，所以陕北人具有高原人和草原人的混合性格，或者说，陕北高原人的性格有向草原人缓慢过渡的迹象。但这种过渡绝不会吞噬高原文化，只不过是给陕北人那粗犷的呐喊声中注入了几分柔情，那豪放的信天游里面多了几分婉转与悠扬。也让陕北汉子的心里有了几分中土人士的温柔情怀。
秦巴山地区位于长江水系，汉水流经汉中盆地。这里的耕作制度多为水稻和小麦或水稻和油菜两熟。在陕南的平坝和丘陵区，不论是地理景观或人民的生产、生活习惯，都明显带有南方的生活习惯的色彩。所以，正是因为在陕西这个相对贫瘠的地方竟然出现如此富庶的汉中盆地，因此大家给汉中盆地地区取了陕西“小江南”的称号。
在陕西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还剩下一块陕中盆地。在很多人看来，只有这一方水土所养育出来的人才可以真真正正地算做是正宗的、地道的陕西人，只有生活在这一方水土上的人的性格最能代表陕西人的性格。
其实任何人的性格都不能如此简单的下一个定义，哪个地区的人最能代表那个地方这话是不能随便说的。因为影响我们性格的因素非常的多，并不是一个两个就能解释明白的。
陕西南北分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气候湿润温暖，多山多水，以丘陵为主。黄河流域气候较为干燥，大部分是由黄土构成的高原平川。这不同的地理环境，使陕西人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民风民俗，进而构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态。
生活在陕北黄土高原的人们，他们所居住的环境位于黄河中游。那里到处可见沟沟坡坡，山峁川塬。这样的地形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心里表现出更多的稳定性和包容性。
陕北人的性格中最主要的一个特色就和他们世世代代所居住的窑洞一样透着一股子“土”劲。陕北人粗犷憨厚。衣着朴实。说话直来直去，干活不惜气力。这种粗糙朴拙的外貌与陕北人相互之间敦厚不尚浮华不重外表的内在本质完全统一。直到今天，陕北人依然不舍祖辈居住的窑洞。
陕北偏居一隅，丘陵绵延，沟壑纵横，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千里外的“京都”在陕北人眼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他们只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祖祖辈辈对着那苍凉的黄土，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沟壑的“影子”。他们朴实木讷只知道土地是庄稼人的衣食父母，不愿走出黄土地另寻出路。冬闲时，陕北汉子们叼一杆旱烟袋三五成群聚于热炕头。当然，陕北人也有其开化的一面，表现出巨大的反叛精神。陕北人从来就是旧制度的叛逆者，艰苦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们的吃苦耐劳，造就了他们的铮铮硬骨。解放战争中，陕北父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十多万宝贵的生命。陕北的那些提着脑袋参加革命的人，在革命胜利后坚决要求不离开老婆孩子和耕牛土地。
而生活在陕南山地里的人们，处于长江流域的北部边沿与黄河流域衔接的地带，虽然也有山有川，但与黄土高原迥然不同。这里山清水秀，草木丛生，山石千姿百态，层层叠叠，好像有无穷的奥秘藏在其间。奇崛清秀的山岭，弯弯曲曲的清流，让这片山林树野之间的人总是缓缓地变动着，缓缓地吐故纳新。
秦巴山地山高沟深，大山阻碍了外界信息的传入，也阻碍了山里人向外发展。这里土地破碎，大山褶皱、石头缝隙都被种上庄稼。对比强烈的地形地貌，深刻影响着那里的人们的性格。他们坚守古老的道德准则，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说出的话从不收回，不怕得罪人，从不回避矛盾。他们认古理，做人崇尚儒家准则，崇尚古人，崇尚古风。他们乐土爱家，也热爱家乡的高山秀水。陕南人穷而不坠向学之志。这里是古代秦文化、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交汇之地。到今天，那里的汉唐遗风、传统文化氛围仍十分浓厚。陕南支离破碎的地形地貌，使这里的人视野狭窄，他们不管外面的世界已经走得多远。只重视今年山里收成的好坏。这里的湿润气候和秀丽山水，陶冶出人们平和淡然的性格，没有急躁，没有粗野。这里的女人有巴蜀的绰约和吴越的细腻，这里的男人却似乎少了一些阳刚之气。这种是非的分明和柔弱构成了陕南人的基本性格。
处于四关之中，这种地理环境深刻影响了关中人的心理，他们的言谈举止透露出一种比别人优越的中心感。八百里关中平原，一马平川。这里的人视界开阔，一切都以“大”为美，关中人也长得粗犷：身材高大，前额饱满，眉骨突出，鼻阙，腰长。
关中人不喜欢婆婆妈妈，看不惯啰啰嗦嗦的小家子气，他们说话的重音都在句尾，做事则注重最后的结果。然而，这种“天气”精神在传承中变了样，发展成盲目自大，架子比本事大。有人说陕西人善于装大，而不能扎扎实实地做基础性工作或为未来作准备，身处中国中部的关中人，看着干，干着看，晃晃悠悠不领先。
悠久的历史给了陕西人沉重的包袱，这使得陕西人的思想依然是当年的陈旧的思想。传统给了陕西人厚道与古朴，但是也给了陕西人难以跨出的历史羁绊。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上向来都是占主导地位的。任何政权的夺得都得依靠农业的支持，而中华农耕文化发源地就在陕西。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始于传说时代，由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百越区域文化、南方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构成。其中，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维系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炎黄二帝是华夏文明的缔造者，陕西则是炎黄二帝的生息之地。相传皇帝带领周部族成员耕作种植百谷，传播农业技术，庄稼常获丰收，受到民众爱戴，至今武功县仍留有后稷的“教稼台”遗址。
古老悠久的农业文明铸造了陕西人的群体人格，他们从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济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
“孔子西行不到秦”，儒家的理想主义对秦影响不太大；秦人也没有庄老、屈原那种浪漫主义气息。秦靠法家变革而兴盛。而法家最重视耕战，最讲求实际功利。商鞅、李斯、韩非都反对华而不实的空谈。所以，秦人有重现实轻理想的特点。正是这种务实精神使得陕西人注重理性的实用经验，而忽略纯科学思想，缺乏浪漫主义精神和形而上的思辨传统。对于科技的进步、知识的更新，陕西人反应迟钝，他们只认祖先传下来的经验，种庄稼的经验被视为最大的学问。不少乡村民众对于文化知识，只满足于会打算盘、能读家信。只看眼前、不计长远的心态阻挠着陕西乡村科学文化的发展；重经验、轻科学的思想观念禁锢着陕西人的头脑。
传统的农业、手工生产方式决定了陕西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把陕西人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土地给了他们安定的生活，使他们乐土重迁，但也限制了他们的眼光和思想。他们乐天认命、安分守己。陕西人常常表现出“土床烟足绸衾暖，瓦釜泉于豆粥新。万事不思温饱外，漫然清世一闲人”的这种知足的心态。
容易满足的陕西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痛苦之处，传统观念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最害怕的。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认为如果没有孩子那就等于是没有了生产力，一个家族就无法兴旺。黄土地上的人们至今也传承着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这种古老的观点，并一直深深地受到这种思想的束缚，因此那里的人们有生不出儿子绝不罢休的思想，为生儿子不顾一切，即使经济制裁乃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的现象在这里时常发生。
历史上的陕西是文化圣地。历代的文化积淀使陕西成了礼仪之邦。陕西人有浓郁的传统礼教和儒家思想。陕西人重文轻商，重义轻利。他们习惯于“耕读传家”，不屑商贾。陕西地处内陆腹地，比较封闭，自近代以来，海外文明与变革浪潮很难波及。陕西大部分地区土地肥沃，生长在这里的陕西人养成了特有的生活习惯，喜食面食，钟爱秦腔。若一时吃不到辣子面，听不到秦腔，便心里空空，人没精神。陕西人不愿冒险，遇事不敢出头，总是左右踌躇，有勤俭持家、不愿铺张的美德，亦有四平八稳、不紧不慢的“黄牛现象”。
三秦丰厚的文化遗产，使现代秦人言则口诵诗书，行必遵规矩，不失儒雅之气，常有教化之风范。但另一方面也给他们留下了难以负荷的包袱和因循不前的绳墨。不论干什么事情，都得先等别人干了后没问题，自己才肯动手，经常比别人慢半拍。或左顾右盼，瞻前顾后。有的人见外面的世界突飞猛进，嗤之以鼻，翻着自己案头的黄卷，自夸自己先人曾有过的荣耀，错失良机，步步赶不上，处处心不平。
文明和教条，温饱和羁绊，把陕西人的精神梳成一条密实的辫子，至今在一些陕西人身上还留有这种文化烙记。知识分子只善纸上谈兵，不屑于与实际经营接轨，科研人员成果累累却难以转化成生产力。于是，陕西便呈现出明显的失衡和跛足：历史悠悠但经济落后，人才济济但囊中羞涩，文化厚重但财源微薄，科技超群但自产品很少。
北方人历来以粗犷豪放著称，南方人历来以温柔婉约闻名，陕西是北方的一部分，自然而然的也就继承了北方人粗犷豪放的性格。
陕西的汉子，是粗糙的黄土造就的，是雄峻的秦岭造就的。黄土和大山的性格就是他们的性格，在他们粗壮的身躯中，饱含北方人的豪放、粗犷和朴实的粗鲁，蕴藏着黄河般奔腾咆哮气吞山河的气魄。陕西人吃饭喜欢盆碗不分家，这样才能吃得爽快，吃得过瘾。陕西人爱吼秦腔，爱玩安塞腰鼓，在黄土坡上，吼得山摇地动，敲得鼓声震天，尘土飞扬。陕西的乐曲，声调铿锵，高昂响亮，使人联想到呼号的风声以及金戈铁马。陕西的诗歌简短、质朴，充满泥土的清新气息，直抒胸臆。陕西人性格豪爽，所以说起话来铿锵有力，快人快语，不拐弯抹角。他们不像南方人讲起话来那样和风细语，话中有话，工于心计。
然而，陕西人也不一味地粗犷豪爽，他们还有细腻婉约的一面如陕西人唱的信天游中的道情表意就坦荡细腻。陕西的皮影艺人、泥偶艺人、木偶艺人，陕西的厨子、建筑师傅等无不精通细活。
陕西的建筑师傅们善建精美的宫殿、庙宇。据说有的工匠建造的宫室，能使关在里面的蚂蚁无缝可出。陕西的木偶艺人能将天上飞禽，地上走兽，花草鱼虫，活灵活现地摆上木偶舞台，展现给人们一个极富浪漫色彩的世界。陕西的皮影是一种极精细的手工工艺，既有汉画像石刻的传统，又发挥了宋院体绘画之长，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陕西的剪纸窗花中外闻名，陕西的女人们以剪刀为笔，在方寸纸张上，剪裁出了美丽的图画。这些剪纸窗花丰富多彩、各有特色。有的窗花主题突出，呈现多层次的组合格局；有的窗花粗犷简练、质朴无华；有的窗花玲珑细腻，层次分明，仪态万方。
以上的精细的艺术品无不体现着陕西人内心的细腻之感。粗中有细的陕西人给这片黄土地增添了不少的亮丽色彩。
陕西的这座古时候的皇城曾经是如此的辉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至此学习、参观大汉辉煌文明的朝圣者。这使得陕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贵族情结很早就萌发了。有这么几样让陕西人觉着自己不同凡响：
一是汉民族的始祖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繁衍。在陕西人看来，炎黄子孙的发源地就在此处，这里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摇篮。
二是盛唐的空前影响力，使得四夷臣服，外国来朝，以先进的文明辐射全球。
三是“秦中自古帝王都”，西安曾是西周、秦、西汉、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2个王朝建都的地方；汉赤眉、绿林、唐黄巢、明李白成等农民起义军，也先后在此建立过政权。它与世界名城雅典、开罗、罗马齐名，为世界著名古城之一。
四是在今天，海内外的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朝拜秦之先人留下的瓦块、古城和坟墓。
所有这些，都是陕西人开篇的话题、神侃时候的佐料。陕西人也没有瞎吹。即使承认陕西人是贵族，那也是“昨日黄花”。今天的陕西人正如九斤老太所言“一代不如一代了”，昔日的贵族早已衰落，一股悲凉的自卑意识在陕西人心中悄然升起。
在茫茫的陕北高原，人们无论是在沙漠草地、山野丛林中劳动，还是赶着牲口长途跋涉，还是摇起纺车或在清清的小溪边洗衣，总要引吭高歌，唱上几句信天游，借以抒发感情。
信天游，顾名思义，乃即兴而编、随天漫传。具有短小精悍、灵活多变的特点，它取材于群众劳动、斗争、爱情、境遇等日常生活，多方面表现了群众喜怒哀乐等不同感情，其中爱情歌曲占很大比重。
信天游多出自农民之口，直接来源于生活，由于它土生土长，就显得格外朴素清新，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总散发出陕北高原的乡土气息，听起来亲切感人。歌词多为口头语言，自然活泼，形象生动。信天游的曲调唱起来清晰明朗，奔放高亢，旋律舒展，节奏自由，优美抒情。
信天游始为旧时长工、脚夫、苦力走口外时所吟唱的小调，它可以排解那单调、漫长的旅途生活的孤独，消除那沉寂、笨重的劳动所带来的疲乏，更重要的是在那广漠、空旷的山野里，甩上几句信天游，可以把重压下所积淀的愁闷、思虑、积怨，以及萌发出来的追求、向往……纵情恣意、无所顾忌地宣泄表露出来。
有了信天游，陕北农民就有了自娱的工具，或托物言志，“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或触景生情，“辞以情发，为情造文”，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尤其是对爱情的描写，更为恣肆淋漓，堪称信天游中之绝唱。
炽热的爱情，通过一曲朴实直拙的信天游，被表现得有声有色，有韵有味！
“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信天游，就是这样依附着老百姓的悲欢离合，伴随着鞭哨声、驼铃声，绕原而飞，穿云而过，成为同陕北农民生活水乳交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饮食上，大家的印象里陕西这个地方似乎除了面食还是面食，似乎很缺乏独特的东西，难以吸引人的眼球和食欲。其实，陕西的饮食并不像我们平时所想的那么单一、平常。
汉中地区为几朝都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四方来朝，唯我独尊，这吃也自然是要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以博天子欢心。各地的名菜名吃相互交融，就形成了博采众家之长的秦菜和秦吃。因为是“大杂烩”，也就谈不上什么特别之处，实乃“四不像”。既然是四不像，也就无须去争什么十大名吃、八大菜系之流了。何况是天子脚下，要拿出一点儿风度来。反正有什么好吃的，都得送到我京城来。再者。陕西的菜是博采众家之长，自然比其他菜都好吃。
陕西人爱吃、会吃，但也不单单为一个填饱肚皮。这吃中还有许多情趣、学问。赶个时髦，称之为“陕人吃文化”。
吃中有景。陕西有道仿古名菜叫“八景晏”，是以“长安八景”为题材设计创制的。其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别致，格局新颖，这是在传统宴席的基础上，考虑旅游者的实际需要，由“古城十二花”冷盘，八道大菜，四味细点和八种水果组成的一套完整的宴席菜品。其中八道大菜是用华山松的松子和秦岭出产的熊掌烹制的“华松扒熊掌”，用牛舌烹制的“晚霞映牛舌”，用鸡脯烹制的“灞柳雪花鸡”，用刚出壳的鹌鹑和撇醅酒（不兑水的原汁酒醅）组合的“曲江雏鹌饮”，用山药等烹制的“晨钟山药糕”，用团鱼烹制的“渭水团鱼汤”，用草堂寺附近所产的八种特产烹制的“草堂烧八素”，由高丽糊、鸭掌等烹制的“雪山氽金鱼”等象征八处胜迹的菜肴组成。食客一边享受着这美味佳肴，一边游关中八处胜景，由衷地赞叹秦厨的高超技艺和绝妙心思。
吃中有情。秦菜中有一菜叫“比翼连理”，是根据自居易《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诗句构思而成的。以此菜把美好的祝福奉献给热恋中的情人和感情纯洁真挚的夫妻，可谓意中有菜，菜中有情。
吃中有史。八宝饭是陕西城乡宴席上的一道佳肴，以色、香、味、形俱佳著称。说起八宝饭，许多人会想起“周八士火化殷纣王”的故事。殷纣王是历史上一个暴虐的国王，当时有个小国叫周，周文王为了消灭残暴的纣王，遍访贤达，起用了伯逵、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碣八个有才能的人，号称“八士”。文王死后，八士拥戴武王，最后周消灭殷朝。武王伐纣后，曾在西周国都镐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王室的厨师特用八种珍品蒸制成一种佳肴，上席时，以红色似火的山楂汁浇于其上，用来象征“周八士火化殷纣王”。从此八宝饭世代流传。
陕西小吃不少，像羊肉泡馍、饺子、腊汁肉、枣肉沫糊、石子馍，都各有特色，吃上一次，保准一辈子都忘不了。
别看它名字叫号小，照样登那大雅之堂。“西安饮食三绝”中，小吃就占了两样：羊肉泡馍和饺子宴（另一绝是仿唐菜点）。
羊肉泡馍素为西北人民所喜爱，尤以西安的羊肉泡馍最负盛名，它料重味醇，肉烂汤浓，馍筋光滑，香气四溢，食后余味无穷。宋代苏轼有“陇馔有熊腊，秦烹惟羊羹”的诗句。
现在，西安城里保留的羊肉泡馍馆老字号有十多家，像天锡楼、一间楼、义祥楼、同盛祥、鼎兴春、老孙家等。
羊肉泡馍的烹饪技术要求很严，煮肉的工艺也特别讲究。煮馍讲究以馍定汤，调拌恰当，武火急煮。适时装碗。
羊肉泡馍不仅讲究烹调，更讲究“会吃”。没经验的人，吃前总习惯于用筷子来回搅动，这是一忌。“老西安”的吃法是从一边一点一点“蚕食”，这样始终吃住鲜味。食后饮用“高汤”（原汁汤加粉丝烩制而成）一碗，异香满口，顿觉神清气爽。
陕西人的身上有着北方人的粗犷，也有着南方人的细腻；有着文人的讲究，也有着平常百姓的自然；有着黄土高坡的豪放，也有着江南小桥流水的柔情。陕西有过辉煌的昨天，盛唐是其发展的顶峰。唐王朝以其炫目的光彩吸引着世人的目光，以其强大的辐射力使得四夷来朝，那块古老的土地也因此而充满生机、充满魅力。
司马迁写《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汉朝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率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是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和散文家，自幼深受父亲司马谈的学术思想熏陶。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崇尚道家，曾以黄老学说为主，著有《论六家要旨》，对儒、量、名、法、阴阳、道等各家学说。进行过批判和总结。选种家学传统，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司马迁自幼好学，博闻强记，10岁的时候便通读《左传》、《国语》等史籍。青少年时，曾师从古文学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过《春秋》、《公羊》等。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精通天文历法、史学、儒学等各象学说。20岁时。开始到各地游历，足迹遍及名山大川。此次远游。使他开阔了眼界，认识了社会，累积了知识，并对其进步历史理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回长安以后，入仕邺中，其间随武帝巡游了很多地方。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奉命“西征巴蜀”，到达邛、笮、昆明一带，从而进行了第二次大游历。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病逝。元封三年。即继任父职做了太史令，时年38岁。这样，使他有机会阅读宫廷收藏的大量文献典籍。此时，在他的主持下，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冬制成新历——《太初历》。同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巨著《史记》。
在苏武被匈奴扣押的第二年，武帝派李陵讨伐匈奴，而李陵却在战役中被俘。武帝认为李陵想要背叛大汉，一气之下想要杀了李陵全家作为对李陵的惩治。而司马迁为了劝说武帝，替李陵向武帝求情而被武帝处以宫刑。
司马迁在身心上受到极大摧残。痛苦之中，数欲“引决自裁”，但恨《史记》未能成稿，以坚忍不拔的精种，忍辱发愤地过了8年。出狱之后，任中书令，继续笔耕。历经14年，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他终于完成《史记》的写作。选部巨著问世之后。当时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叫《太史公》。
全书130篇，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组成，计52.65万字。它记载了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迄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近3000年的历史。
一部血泪凝成的《史记》，不仅是历代正史的开山之作，而且也成为了以后2000多年中国叙事文学的渊薮。它是古代散文的典范。其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对唐末八大象、明代的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它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的特点，也给后代小说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于那些活跃在历史浪花里的人物。则成为明清戏曲里的鲜活的舞台形象。
《史记》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虽然在形式上是历史，但它也许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的抒情篇章。在司马迁的身后。有着无数的异代知音，有着无数的风云人物，他们在追随着那一个浪漫的时代。在追随着浪漫时代里的那位奋斗不息的悲剧英雄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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