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福建成为历史上我国对外通商最早的省份之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作出了重要贡献。末元时期，泉州已取代杭州、四明（今宁波）、广州成为全国最繁荣的对外贸易中心，是当时世界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和中国伊斯兰教等文化胜地。明万历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多由福建出海。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被辟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
福建人敢于冒险的坚韧性格与福建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福建是滨海城市，面对的大海波涛汹涌，世代的福建人在与大海作斗争的过程中，也感染了大海的汹涌。既然敢与大海作斗争，就要有十足的勇气。就要有坚韧的性格。同时也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
福建先民，是南方百越中活动在东南的一支，历史上有“七闽”的记载，“福建先民习于水性，便于用舟”。有断发纹身的习俗，与中原汉人蓄发装束习俗迥然不同。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平地少，陆上交通不便，内河航运不便，这使汉族移民比较晚涉足此地，从而使闽越族文化有比较长时间的独立发展。
福建背山面海，具有十分曲折的海岸线，这使福建拥有大大小小的海湾。它们提供了船舶进出的港口，使之成为对外联系的大门，这既弥补了了直接对外贸易的海上通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海洋文化，福建就是海洋文化比较突出的一省。
随着南方各省的经济发展，海上贸易也进一步繁荣，大批福建商人以船载货，北上山东、朝鲜，东赴日本，南入两广，远航南洋诸国。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的泉州，对外贸易的地位愈显重要，其繁荣程度在当时超过另一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广州，被称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
其实。发展海洋文化与激发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是相互促进的。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两次抵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最后据点都在福建绝非偶然。这不仅有地理环境的阻滞作用，也有海洋文化所形成的强悍气质。何况在人力物力上也有一定的基础。明末的郑成功便是一个代表人物，他既是抗清的民族英雄，又是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的爱国志士。
海洋文化让整个福建都能感受到外来的威胁，让生活在海边的福建人民都建立了十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热情。所以海洋文化不仅仅有利于我们整个国家经济方面的进步，还有利于人们爱国情操的升华。
福建跟很多占地面积大的省一样，省内生活在不同地方的闽南人的性格、习性都相差甚远。如果我们说闽东人是求稳怕乱的话，那么闽南人就是豪爽勇猛，而闽北人则是安贫乐道的一群人了。
和其他地区相比，闽东地区历来人口不算稠密，只是南片比北片人口多一些。闽东人多靠水聚居，广得江河湖海之利，对山区开发较少。他们除种植稻米之外，素有植柑种橘、采制茶叶的传统，沿海居民多以近海捕捞和滩涂养殖为业。
闽江内河航运可通20个上游县，福州可汇集半个省的土特产。山区林业资源丰富，木材结排顺水漂放。供闽江两岸建筑民房使用，并为马尾造船业提供充裕的原材料。
闽江口对外贸易兴起后，又有传统工艺脱胎漆器、寿山石雕、角梳、木画及茉莉花茶出口。
整个闽东地区，除山区腹地外，沿江沿海一带的人民经济较为富足，除明代有倭寇骚扰外，社会历来比较安定。
五代王审知“四门设学”以来，闽东地区文化也比较发达，一度成为闽地政治文化中心。闽东人有仕宦、笔耕之便，人民的职业多以“稳妥”为取向。近代以来海关、邮电、银行、宪兵等职业多为闽东人所乐于从事：闽地的此类职业几为闽东人所垄断，闽东下层人则重手艺，求稳定收入，以事烹调、制衣、理发等行业的“三把刀”十分普遍。一般不愿冒险向外开拓发展，因此外海航运及海外迁徙规模不大。明末有36姓定居琉球，后有福清人南渡印尼，闽清人开发婆罗州，长乐人横渡美洲，但比起闽南等地规模都较小。
闽南人，他们是海洋文化的代表，更是经商的好手。我们平常所说的闽南，通常是指福建南部厦门、漳州和泉州地区，这一带的老百姓都讲闽南话，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
相传西晋末年，北方中原地区遭外族入侵。西晋士大夫纷纷南迁，到了现在泉州一带定居了下来，躲避中原战祸。士大夫们为了纪念已被外族灭亡的西晋政权，就把生活中的一条江命名为晋江，同时为了让后代记住这段历史。据专家考证，现在的闽南话其实就是中古汉语，这种曾在中原地区流行的语言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变迁而逐渐进化和消失了，而在较为偏僻的闽南却得以保存，成为汉语言文学史的一大景观。
也许是祖先来自北方中原的缘故，现代的闽南人仍有着一股山东大汉般的豪气，豪爽大方，热情好客，对朋友讲义气，重交情。在泉州流行一句话，不会喝酒不能交朋友。在石狮，这几年经济发展比较快，全国各地来的人也多了，做生意的，参观旅游的，考察取经的，高峰时期每天几万人次。若有石狮本地朋友出面接待，其待客之热情，出手之大方，令远方来客叹为观止。
闽南人自古以来就有漂洋过海闯世界的传统。这里的对外开放和海洋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所以人们的“出洋”意识特别强烈。尤其是到了近代，泉州港由于南面厦门港的崛起而衰落了，经济日渐萧条，泉州、晋江一带土地又很贫瘠，只能种地瓜，老百姓生活很苦。地瘠民贫，迫使大批泉州人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寻求一条生路，所以现在中国台湾、香港和东南亚一带的泉州人特别多，泉州也成为了我国最大的侨乡之一。
有几首流传甚广的闽南语歌曲最能体现闽南人的性格和文化特征。一曲《爱拼才会赢》可谓唱出了闽南人的心声，“拼”和“赢”两个字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闽南人敢闯敢冒险、勇于进取的精神底蕴；而另一首《浪子的心情》则反映了漂洋过海、浪迹天涯的海外游子从社会底层做起、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也抒发了他们对故土无比思念的情怀。这两首歌在闽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许多闽南人自豪地称之为闽南的“国歌”。
闽南重商文化气氛很浓，世世代代受这种文化熏陶的闽南人有着极强的经商发财意识。经商办企业当老板是年轻一代泉州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这种价值取向在石狮、晋江、南安的年轻人中表现尤为明显。从小就受着这种经商的氛围熏染的闽南人似乎生来就谙熟生意之道，长大后又正好遇到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的好时机。便如鱼得水，凭着一股子闯劲，很快发达起来。
在广东东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三省交界的地域内，有一个语言、民情风俗等各方面有着显着特征和相对独立性的稳定群体。这个群体就是客家人。
“客家”是“客而家焉”的意思，可知客家人并非闽粤赣边区固有的居民，追根溯源，他们本是中原汉族人及其后裔。客家人作为汉族的一个支脉，是在中原汉人南迁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从中原地带到南部边区，客家人经历了独特的生存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初来闽西的客家先民，遇到的土著是受过陈元光镇压的畲民，客人们仗着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很快就反客为主了。畲民不久就拔足北行，逐渐迁到闽东，留下的和走掉的都改说了客家话。正因为他们反客为主，所以并不像后来入粤的人那样有鲜明而强烈的客家意识，但是他们带来的唐宋间的北方口音却很有特色，而且自认为是汉民族语言的正宗而竭力保持不变，这便是现在的闽西客家方言。
客家人自称是“中原士族，三代遗民”，是具有高度文明的汉民族的“嫡系”。这种民族血缘是一种光荣的标志，是不息的力量源泉。长期的流亡生活，使他们益发眷恋中原故土，而在故国乡土形成的民族精神也就成了他们战胜种种艰难困苦的精神支柱。
由敬祖恋乡，而至爱族爱国是中华民族共有的传统。客家先人，历史上深受异族入侵之害，不得已浪迹异乡，历尽颠沛流离之苦，最终落居于南部山区，再无归期。一方面由于离开祖居的中原大地，使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故园的可爱、乡土的芳香；一方面由于痛恨异族的心绪历久不释。因此他们的民族情怀便尤为深厚。
当蒙古人南下时，赣南闽西的客家人奋起勤王，拥戴南宋幼主，转战于东南各地反击元军。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客家人，他领导的客家卫国抗元运动可说是客家文化强烈的民族意识最早的具体显现。
满人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汉人“反清复明”运动持久不息。而犹以客家地区的反清斗争最为激烈，持续时间最长。客家人又一次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客家人以外的抗清志士大都曾在晚明时入朝为官，因而他们的抗清思想，基于思念旧主、感怀身世、图报皇恩的成分占很大比重；客家义士，却为“纯洁”，大都是不曾受明朝恩禄的书生，其抗清行动乃是民族意识的自然驱使。
影响极大的反清地下组织“天地会”创立和活动的主要区域，便在客家地区。到了清末，该会成员大半都是客家人。
在近代以来中国抵御西方列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客家人民族精神的深厚积淀，则自然地升华，表现为更为博大的民族之情、爱国之心。
民族意识的核心，是强调正义，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惜牺牲以卫乡土的气节。这种气节使客家人面对拥有坚船利炮的外国侵略者，毫无所惧，英勇顽强，不惮以血肉之躯，与敌作殊死搏斗，与国土共存亡。在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之时，客家儿女前赴后继，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
客家人的道德观念，可以说是孔孟之道的较为全面的继承。“忠、孝、节、义、仁、智、礼、信”等伦理道德都是深受重视的范畴。由于客家社会是以血缘宗族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尤其“孝”道是必须贯彻的。儿子必须对父母尽养、敬之责，依照礼的规定善事父母，使其生有乐、死有安。
客家人对内以孝为本，对外则以义为尚。客地有谚曰：“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血汗钱，食得甜；不义钱，难过年”，“宁可无黄金，不可无良心”。对仁义的强调必然意味着对个人私利的限制，这与儒家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等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在客家人看来，名誉是高于一切的，也就是“名声”。客家谚语云：“不义钱财如粪土，廉洁名声值千金。”客家人这种名誉心理，一方面驱使他们立志进取，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去树德、建功、立业，获取名副其实的名声，以求扬名于世。即“人死留名，树死留皮”。另一方面，名誉观念又与羞耻意识联系在一起，重名誉也就意味着有强烈的道德羞耻感。一个名声不好的人在客家人心目中是没有价值的。人格不可屈辱。所谓“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礼为根据的。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也常依礼而解决。“拳头先行，必遭祸星”，所以，必须依礼而行，这样才能无往而不胜，“若要人尊重，自己先鞠躬”，“出门低三辈，处处是方便”。而违反了礼，则会处处碰壁，因而客家有谚语云：“问路不施礼，多行几十里。”正因客家人重礼，所以他们都热情好客，客地有谚曰：“千差万差，来人无差”，意为，只要是到家里来做客的人，不管是亲非亲，即使以前曾有过芥蒂，此时也不应计较。客家人认为“留人家黑面饭，不当送人家笑面茶”。因而，只要是来宾，必热情接待，使之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个人修养亦是客家人十分重视的，个人的人格修养是不容忽视的。对那些只盯着别人的缺点，却不注意自己言行的人，客家人是瞧不起的。客家人的这种做人心理，使得每个人都努力反省内求，倾心于对善的体认和践履。
客家人在南迁期间有“背父骸”的特有风俗。他们在迁移时分，往往掘其上几代祖先坟墓，取出骨骸，抹去泥秽，盛入瓦罐之中，称为“金罂”，然后用布袋裹好，背负出门。落居之后，择吉地再葬。移民所到之处，祖先骸骨往往随迁而至。若因种种原因不能携而同徙，客家人也要以祖先所遗衣物或写有祖先名讳及生卒年月的银牌替代，设“衣冠冢”招魂遥葬。迁徙之际的客家人，对于本族的家世渊源也十分重视。
“背父骸”也好，连夜分抄家谱也好，从这些客家先民迁居时期的生活事实不难推断，他们虽然离开了中原，却仍以中原文化传统为其内聚纽带，因此客家人千百年来仍承传着中原文化的血脉。
南迁的客家先民，大都举族而动。台家而行。他们在迁徙途中，扶老携幼，同甘共苦，充分体现了中原文化团结一致的精神，是一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移民群体，并非狼狈逃窜、四分五裂的一般难民。
群体精神在客家人落居闽粤赣边区之后，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扬。当时山区经常出没的野兽和强悍土著的难容，使初入异乡、人地两疏的客家人的生命财产每时每刻都面临失去的危险，他们便以加强自身的团结来提高对外防御的力量。
客家是南来的后到之客，为了对付当地的土著和改造陌生的环境，单靠一个个大家庭的合作力量还很有限，必须有家族的大联合，因而客家人的群体精神还表现在同一家族之内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对外则有强烈的排他意识。
他们日常使用的称谓，往往就是根据不同的性别、年龄、血统关系的远近把家庭称谓对号入座地套上去，这种亲属称谓的延伸，是宗族观念所决定的。反过来又巩固和加强了血缘关系。同乡同姓之内的成员都是“自家人”，对内就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内聚力，能互相提携；对外，则有强烈的排他性，当遇到外人侵扰时，必能一致地联合抵抗。不但是个人，就是大家庭，也必须得到宗族的保护，才能得以生存繁衍。客家人谚语“拳头向外打，手指向内弯”就是表达这种精神的名言。在客家的群体结合中，血缘关系高于地缘联系，这是无疑的。同一宗族在迁移散居之后又繁衍了外地的村落，仍合建大家祠共同祭祀，遇有宗族之间的争斗，则异地同宗必定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客家人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与此相联系的便是经济观的重农轻商。旧时的客家地区，经商简直就是不义之举的代名词，“无商不奸”是家喻户晓的说法。
客家农业经济的特色就是注重垦荒，无论是山坡、溪岸还是道旁、屋后。只要有一小块空地，就必垦而植之。谁家垦地多，谁家的实力就相对较强，这就是致富发家的根本途径。正因为客家人世世代代都粘在土地上，所以至今他们的经济仍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以水稻种植为重心。改革之后，发展商品生产还经常受到这种小农经济思想的妨碍。
正因为客家人历代重视土地，而其他方面的产品主要以自给为主，加之他们有重义轻利的道德观，所以客家社会里商品意识极为淡薄。在他们看来，做生意总觉得是坑害自己人，人们耻而不为。客家人的商品意识不浓。所以至今仍是行商多而坐贾少。即便是坐贾，生意做得也不大，一般都是小本生意，赚了钱后也不扩大经营规模，而是用于家常日用，再有盈余便购置房产。有些县城至今仍跟乡村一样，主要交易还是五天一墟的日中为市。方圆数十里的范围内，物物交换，这种小型的集市贸易在客家山村怕是千百年来少有变化的。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往往要受到非商品化的小农意识的阻力。
由于重农轻商，自给自足，商品经济不发达，农业生产所需的资金匮乏，技术得不到改进，农业本身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许多客家农村的经济，至今还没跳出自然经济的圈子。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开发的新浪潮的带动下，今天的客家人，足迹遍及国内的广东、福建、江西、四川、湖南、广西、台湾等十多个省区和国外的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等数十个国家，许多客家人，虽早已离开了其文化的生成地，但如同他们的先民离开中原却承传着中原文化的传统一样，依旧保持着客家的生活习俗。他们与闽粤赣地区的客家人血肉一体，渊源互接。在客家文化的滋养下。客家人对华南地区和侨居地经济和文化繁荣，对促进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影响日益增强，社会地位也随之不断提高。
从客家人所获得的这些成就和所取得的进步看来，他们能走到现在的这个程度无疑是客家文化开拓进取精神使然。
我们不难看出，客家人保守是在客家文化发源地上的保守，客家人的冒险开拓进取，是外向型的，他们在远离“故乡”的异乡开拓他们的事业，而在其“异乡”却近乎完整地保留着从“故乡”带来的文化传统。
民族英雄林则徐
林则徐是福建侯官（福州）人，他的父亲林宾白是个以教书为业的秀才。林则徐27岁那年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京时期，他与南方出身的清流派小京官结成文学团体“宣南诗社”。社友中有陶澍、黄爵滋、龚自珍等人。他们之间常常议论时局，讨论治世的学问，这自然为林则徐日后出任封疆大吏，建立斐然政绩打下了支好的基础。
1839年农历一月，林则徐离开北京，宣布这次出差将自备车轿。自带役夫。沿途供应不许铺张，若有犯者，言出法随。选种严肃的态度使英国的毒贩们感到了情势的转变。到达广州后，林则徐又在行馆门外张贴告示：严禁收取地方供应，所有随从人员不得擅离左右。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帮助和合作下。林则徐暗访密查，充分掌握了广州鸦片走私和经营情况，然后下令收缴外商鸦片。还让他们保证以后来船永不再夹带鸦片。如果有货全部没收，人立即正法。广州人民也纷纷行动起来，配合林则徐的缴烟命令。鸦片贩子不愿交出鸦片，操纵广州的外商商会破坏禁锢行动。林则徐便下令中止中英贸易。命令海关禁止外人高开广州，终于从四月到五月二十一日收缴了鸦片2万多箱。
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月二十二日，林则徐在虎门开始销烟，在场群众成千上万，争相观看这一次焚烟活动。林则徐先让兵士在海滩上挖成两个15丈见方的池子，池底铺上石条、四壁栏桩钉板，防止渗漏。又在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之后。将水车从沟道推入池子，将盐撒进，又把鸦片切成小块投人卤水中，浸泡半小时后再将石灰投入。池中立刻水汤滚沸，围观群众欢呼声震天动地。退潮时。兵士启放涵洞。池中水汤随浪潮鼓动进入大海。然后再用清水洗刷池底，不留下半滴烟灰。在连续20多天的时间里，收缴的鸦片全部被销毁。
林则徐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禁烟斗争，具有反抗侵略、捍卫民族生存权利的伟大意义。虎门销烟谱写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光辉篇章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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