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鹏一席话，引起一阵又一阵笑声…
1949年10月，经过充分准备的第一兵团部和第二、六军，从陆地到空中，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
10月10日，作为陆地进军的先遣支队第一兵团战车营，正式拉开了进军新疆的序幕。
战车营共有兵力555人，战车45辆，汽车37辆，是9月初奉命由天津抵达兰州的。9月14日，配属许光达第二兵团进军河西，22日，与第一兵团会师张掖。25日，经16小时强行军占领玉门油矿。10月10日，划归第一兵团指挥并配合第二、六军出师新通。10月15日进人迪化，接管了城市。战车营从天津出发至此，历时82天，行程4391公里。荣获第一兵团授予的“开路先锋”锦旗。
12日，郭鹏、王恩茂率领第二军按预定计划向新疆开进。几十面红色的战旗迎风飞舞，几百辆汽车首尾相连，浩浩荡荡的队伍高唱着昂扬的出征歌：
白雪罩祁连，乌云盖满山。
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歌词的作者是王震，曲作者是日后红遍了整个中国的王洛宾。
这里也有段小插曲。
一兵团解放西宁后，滞留青海十几年的作曲家王洛宾找到部队，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王震爱才，不但亲自批准他参军，还在百忙中接见了他，勉励他努力创作，用笔为新中国服务。部队翻越祁连山向河西进军时，王震特意叫来二军宣传部副部长马寒冰，要他特别关照新参军的著名作曲家王洛宾。马寒冰说让王洛宾坐二军最好的车。王震说不是那样关照，不要让王洛宾坐汽车，配发一匹老实的马让他骑，便于和战士们一块行动，有利于在战斗中体验生活，为他在部队创作提供条件。
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时，官兵们还穿着单衣单裤，又遇风雪、冰雹袭击，加上高山缺氧，行军异常艰难，有300多人冻死冻伤在狂风暴雪中。王震爬上山顶，望着顶风冒雪行进的队伍，从不作诗的将军突然有了作诗的冲动，吟出“白雪罩祁连，乌云盖满山”两句，走到张掖，酒泉，又有了后两句。王震把诗拿给马寒冰“求教”，马寒冰看后很冲动，稍作改动后拿着诗来找王洛宾。刚刚参加解放军的王洛宾觉得诗很有气势，一连吟诵了七八遍，曲调已随口而出，在当晚又反复修改了几遍。第二天他和马寒冰就拿着谱好的曲子去王震司令员那里汇报。王震听后，对曲子大加赞赏。马寒冰向王震建议把歌子印出来，发到各部队，以鼓舞士气。王震同意。歌曲一发下去，立即受到了广大官兵的欢迎……
13日，第四师前卫十二团车行至哈密。15日下午；郭鹏、王恩茂率二军军部进人哈密。
哈密是新疆东部的门户，是进疆后的第一片绿洲。但1949年10月，郭鹏眼前的哈密却是一派惨状：
整整一条大街，好像刚刚经过一场激战似的，变成了一片废墟；黑烟在上面滚着，死尸在下面躺着，有些木料上还有火苗子在冒着、跳着。从火里逃出来的人们也在街头挤着，哭着，叫着……实在让人惨不忍睹。
这就是那些仇视新疆和平解放的家伙给我们摆下的一局乱棋。他们希望我们发怒……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在起义部队与我们之间挑拨，而兴风作浪，找到破坏新疆和平解放的机会……
郭鹏、王恩茂下车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救火。
哈密专员尧乐博斯是受英美帝国主义豢养的民族敗类。解放军进城前，他制造一系列破坏活动，挑动部分起义部队哗变；解放军进城后，他却假装殷勤，张罗宴请、接风之类的无聊事情，背后又在挑拨解放军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为了防止以尧乐博斯为首的反动分子制造最敏感的民族矛盾，部队进城后在广场上露营，不进群众家里打扰。对于穆斯林心目中的神圣所在清真寺和经文学校，各部队早已派兵守护。
二军政治部主任左齐最忙，刚刚拜访过哈密各族各界名流，又召集各机关公务人员谈话，不大工夫，又笑容满面地出现在广场上，把一只独臂伸向群众，生动地讲解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一阵寒风卷过，把他右边那只空荡荡的袖子吹得飘舞起来。风虽寒，聚集在广场上听他讲话的各族群众越来越多……
二军各部继续南下，过了一座座西域名城：鄯善、吐鲁番、焉耆……
战士问郭鹏军长：“到地方了吧？”
郭鹏打开地图一看，天啊，新疆真大，坐着汽车轰隆轰隆跑了。
十几天，才刚踏进南疆的边缘。
他对战士们说：“把脚上的血泡穿一穿，继续走吧。”
郭鹏对着地图估算了一下，即使以南疆的中心喀什为终点，也还有千把公里要走，更不要说昆仑山下的于田和帕米尔高原的蒲犁（即今塔什库尔干县）了。算来，进军南疆的任务，才完成了不过—半。
从酒泉出来时，有缴获国民党军的400多辆汽车，什么“雪怫莱”广老羊毛”……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大都是老蒋用“剿共”换来的“美援”，抗战初期是好车，跑了十几年，如今已“上了年纪”。配属二军下南疆，一路走一路坏。司机们聚在一起，说起了怪话：
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
停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到焉耆时，400多辆车中的三分之一已经开不动了，剩下的三分之二，为了接第二梯队，又要减掉一半。能够继续往前走的，仅剩一百多辆。分到各团，连辎重也无法全部装下，为人代步完全没有可能。
这时，二军党委作出决议：各部立即徒步前进，到达指定位置！
10月26日，第四师由焉耆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徒歩前进970至1195公里，分别进驻巴楚、伽师、岳普湖、喀什等地。30日，又集中载运辎重汽车运一个团到莎车。12月1日，第二军军部率四师主力进驻喀什，与三区革命民族军一部胜利会师。
二军进疆最苦的部队当数四师骡马大队，从酒泉出发，没有坐过一天汽车，跋涉61天，行程将近3千公里，到达喀什。
翌年3月，由二军精心挑选的部队，冒着狂风暴雪，进驻中印、中巴边界之隘口巴扎大拉和赛图拉，军教导团一部进驻蒲犁至此，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南疆10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
第六军进疆比二军“牛气”，坐飞机。
1949年11月4日，六军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率领第六军，幵始了人民解放军进军史上规模空前的空运和车运。6日，军直和第十七师先遣队飞抵哈密、迪化，至1950年1月13日，该师除炮兵外，全部空运至迪化，这次共出动飞机1033架次，运兵1万2千多人。
11月6日，王震率第一兵团前指由酒泉飞抵迪化。
11月下旬，彭德怀、张治中、贾拓夫从兰州飞抵迪化。
12月17日，第一兵团与三区民族军及起义部队在迪化胜利会师，彭德怀、张治中、王震等亲临检阅。
12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治委员。
同日，中央军委命令，三区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民族军的前身是伊犁、塔城、阿山地区革命初期形成的各地暴动武装，随着三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1944年11月在伊宁成立了三区临时革命政府。1945年4月8日，临时政府颁布命令组成民族军，将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1万多人统一了编制。民族军的成立，标志着三区革命武装斗争进人了一个新阶段——笔者注）。军长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斯肯（苏联籍，1953年经组织批准去苏联治病未归——笔者注），政治委员顿星云。
1950年元旦，各部队加菜会餐。
王震来到一个连队，见每桌都有四个菜，很高兴，他指着一盘菜问战士这菜叫什么？”
“洋葱。”
“不对，是皮芽子。”王震纠正说。
大家笑了——维吾尔族老乡把洋葱叫皮芽子。
这大概是王震将军学会的第一个维吾尔族词汇——也许不足，他至少还应该知道“亚夏松”（维吾尔语“万岁”之意——笔者注），因为近来，他曾无数遍地听到过这个词。
1950年8月1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23周年纪念日。
南疆于阒。
天空一片碧澄，儿片云彩悠悠地飘着，太阳给它们涂上了淡淡的红色。
一支由7个民族136名官兵和400多匹骡马组成的队伍，举着“向西藏进军”的战旗，高呼着“挺进藏北，解放阿里”的口号，在各族群众的欢呼声中，走出了于阗县普鲁村，向冰天雩地的喀喇昆仑和冈底斯山迤逦而去。
他们将穿过漫长的无人区，把五星红旗插上斯芬克司般的阿里高原。
狞野的喀喇昆仑山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支敢于接近它的队伍。它带着诡秘的微笑等待着他们的结局。
在喀喇昆仑山的苍老记忆黾，曾经有过不多的几个汉代的中国人试图靠近它。据《史记大宛列传》载，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曾遣副使到于阗，攀登昆仑，探察于阒河源。可惜两千多年前的那次探察活动的洋情，没有留下任何文宇记录——也许，那些勇敢的闯人者在走向喀喇昆仑的时候就已走向了死亡。文字的空白绝不会是修史者的忽略。
那时起，喀喇昆仑山和阿里高原由雄伟的雪山、巨大的冰川以及狭窄的峡谷组成了一片广袤得可怕的神秘地带。悠悠两千年，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再没有关于它的只字片言的记述。喀拉昆仑和M底斯山的阻隔仿怫无法超越，法显、玄奘这些世界最早的大探险家西行南亚，也远远地避开了它，而选择了虽然高峻却相对平坦的葱岭（即帕米尔髙原）。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着他的父亲和叔叔从意大利经丝绸之路到中国，走的也是葱岭。马可？波罗在中国一待就是17年，归国时，又沿老路经葱岭回到了威尼斯。冋到意大利的马町，波罗命运多舛，在城市之间的战争中成了俘虏，受尽牢狱之苦。在无聊而凄冷的监狱里追忆中国之旅，成了排遣痛苦的惟一途径，他在黑洞洞的深夜里睁大眼睛回忆，丝绸之路上的一景一物都历历在目。白天，他再用鹅管笔把它们记下来。这种创作方式，有点类似于受宫刑之耻的司马迁写《史记马可？波罗还没出狱，一部关于中国的《游记》却使这个囚犯名声大振。
马可波罗的《游记》一时在欧洲洛阳纸贵上流社会的聚会中，谈论《游记》中的中国成了时髦。
至此，关于喀喇昆仑和阿里髙原的认知，外界仍是一片空白。
又是600多年过去。终于，在19世纪后半叶所谓的“世界地理大发现”的热潮中，有人把脚踏上了这块鲜为人知的七地。
那是些敢于冒险的外国人。
不排除他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文化的……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对于新疆都是虎视眈眈，沙俄得地利之先，而英国则视新疆西南部为其势力范围。在那些进人新疆的探险家中，当然不乏纯粹以探险、考察、解谜为目的的科学家，但列强图谋的痕迹亦随处可见，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俄国探险家中，职业军人就不下四五十人，从军士到将军。
不论出于什么目的，翻越喀喇昆仑山到阿里再到西藏首府拉萨，或者翻越喀喇昆仑山到印度，都是艰难而又充满诱惑力的冒险。而在科学探索上，他们又几乎都偏执得可爱。因此日后对他们的评价，成了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
我们还是回到喀喇昆仑和阿里髙原来。
当英籍匈牙利人马克？奥里尔？斯坦因为了顺利进人那片山地，在喀什和道台黄大人以及各地按办握手言欢，觥筹交错的时候，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正在中国广大地区蓬勃掀起，这使斯坦因胆战心惊，但闭塞的南疆地区竟未发生任何反响，这使他的探险能从从容容地进行。
斯坦因不是最先走向喀喇昆仑山的。
最早进入喀喇昆仑山的是英国植物学家亨利？斯特雷奇，史书对他的记载不多。他于1847年探察了喀喇昆仑山，沿途搜集了很有价值的植物标本，皇家地理学会因此授予他汤普森金质奖章。他是有文字记录的第一位登上喀喇昆仑山的人。
10年之后，乐于冒险的普鲁士人阿道夫、赫尔曼、罗伯特三兄弟受沙皇俄国派遣，从拉达克出发，翻越喀喇昆仑山到阿克赛钦，又沿喀拉喇什河到喀拉格托克山口，然后三兄弟又取道吉利雅和哈尔噶里克赴叶尔羌（即莎车）、喀什噶尔（即喀什），阿道夫被叛乱的倭里罕处死。他的兄弟绘制了喜玛拉雅山和天山的详图，并带回1400种土壤样品和植物标本。沙皇授予他们“萨昆仑斯基”的头衔（意为“攀登过昆仑山的人”）。
之后的几十年中，从塔克拉玛干北缘绿洲走向喀喇昆仑山和藏北髙原的外国人渐渐多了起来。当然，并非全是成功者，英国人査理的尸体埋葬在藏北高原的一个木匣子里，他的父亲也死在这里。法国探险家莱因斯受了致命的重伤后，被扔进了河里……当然，受雇于外国探险家的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藏族向导和役工，死在那条路上的，更是难以计数。
说到喀昆仑山，不能不提到俄国中尉普尔热瓦尔斯基。这位不安分的年轻人从1870年到1888年，用了18年时间4次进人中国境内考察，行程3万多公里，是第一个到过罗布泊、柴达木盆地、黄河源头、唐古拉山、昆仑山和西藏那曲地区的欧洲人。不仅获得了地理学、博物学、人种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成果，还向沙皇政府写了大量的报告、情报，为沙俄侵华政策提供依据。他从无名小卒成为国际知名学者，44个国家争相聘用；还从中尉跃升为将军，手上欠了44条中国人的命。1888年11月，普尔热瓦尔斯基整装待发，准备对中国西部进行第五次考察的时候，突然暴卒。沙皇敕令将他病故之地哈喇库尔更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基城。之后，以普尔热瓦尔斯基之名命名的探察队分为九个支认继续在中国西部考察，并把最先由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的一种新疆野马冠名为“普氏野马”。1888年，英国探险家格里格尔受哈根贝克总督的派遣，前往新疆专门寻找“普氏野马”。他雇佣当地人组成一支捕获队，捉到了2头小野马，但许多死于归途，带到欧洲的仅有28头。这些野马后来巡回展出，成了杂技团和动物园的明星。
第一个成功穿越喀喇昆仑山进人藏北的外国人是瑞典人斯文？赫定。这是一个生来就乐于与大山和大漠交谈的硬汉子，他对严酷自然的怔服欲似乎与他矮小的身材极不相称。他曾八次到中国探险考察，1899年——1902年，他对罗布泊的考察迄今仍是最具权威的考察，其在塔里木河上的“处女航”充满了艰险和情趣。而楼兰古城的发现，则成为西域考察史上最伟大的事件。1901年3月，他穿越喀喇昆仑山，进人西藏。连同此前的1896年7月和此后的1906年8月，这位身材矮小的瑞典人曾二次把巍峨高耸的喀喇昆仑山踩在了脚下。旅途艰苦无比，一次他走了55天才见到“人类”一次走了84天才碰见两个猎人，一次走了81天才看见一个孤独的帐篷。
斯文赫定对喀喇昆仑的描写凄美而沉重，死亡是个永远追随着他的阴影：
到夜间阿尔达特（斯文？赫定的猎人兼向导——笔者注）更加软弱了。他呼吸得很快；他的脉搏觉不出来；他的体温很低。次日早晨，我们将动身的时候，尽力使病人安适地骑在他的骆驼背上。等那牲口刚要站起来，阿尔达特的火烧的面孔变成白色。他张开眼睛，便死过去了。我们肃静无声地站在那只骆驼四围。他凜然地直躺着，面向西藏的天空……我们起程了……这是一段惨淡的旅程。既听不见歌声，又没有人说话，只有铜铃丁当的响着如同丧葬的时候礼拜堂的钟声两个山洞在我们上面围绕着。牦牛、野驴和羚羊都注视着我们，并且比平常走得慢些。它们仿佛是预知荒野中的猎夫已经死了……没有青草了！没有野兽了！一匹马已经倒下而死，其余的马的情况也很不好。胳驼仿佛是犯了长眠症，眼睛半合着向前走。我们所有的玉蜀黍只够再吃两日……我们在第二个驻地宰了一只羊，如同谋杀一个同伴似的。我们继续向北行进。约尔达士追上一只羚羊，将它咬死，我们因此又有些肉吃。我们向另一道山前进，半途中死了两匹马。未到山顶以前，又死了两匹。其中有一匹是小灰马……次了早晨，帐篷间又躺着一匹死马……我们已经84天未曾见过人类了……两日之后，我们到铁木里克的时候，十二匹马只剩下两匹，七只骆驼只剩下四只……卡尔帕特的病更加厉害了。那可怜的人须躺在骆驼背上。我们再三地停下来伺候他。有一次，在东岸的一个村落附近停住的时候，他要饮一杯水。等下一次停留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1924年，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一出版，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先是在美国出了英文版，立即就有了瑞典文、德文版……两3年间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当时泽文最多的畅销。
遗憾的是，斯文赫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站错了队，以亲德的立场受到社会抨击。这有点像那位德国的现代哲学大师海德格尔。
1906年，当斯文？赫定开始他对中国西部进行第六次考察的时候，前文提到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二次来到了新疆。当他翻越海拔5568米高的喀喇昆仑山口时，冻坏了10天的脚已经发黑发烂，腥臭难闻，这是坏疽的前兆。接下来的峡谷巨石峭岩，马驮的担架无法通过。此时他处于真正的绝望中。正在这时，一群西藏人出现了。西藏人把他背出了绝境，使他死里逃生。
10月14日，斯坦因终于到达了印度的列两天后，医生截去了他右脚中间的两个趾头，其余的三个也去了前面的关节……
不过，比起斯坦因此行的丰厚收获，他的残脚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他不仅探察了尼雅故城、楼兰遗址，发掘搜集了大量的古物和8000件文卷抄本，途经敦煌莫髙窟时，还以500两白银从王圆篆道士手里“买”走了570份珍贵的经卷文书。
斯坦因归国后，整理出一部三卷本的详细报告《西域》。他的“功绩”得到了英国女王的赏识，1910年6月，斯坦因被授予“印度帝国骑士”勋号，咨勋局给他发了如下通知：
受到陛下邀请的骑士应着礼服，佩勋章和徽饰。
进入皇家觐见厅后，他应走到陛下对面，首先鞠躬如常，然后右膝着地下跪。
陛下以权杖触其左胸以示封爵。
受封者右臂平举，王以手加之其腕，受封者行吻手礼。
礼毕起立，鞠躬如前而退。
注意：不许佩剑。
英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剑桥和牛津都授予斯坦因博士学位。
由于连骗带懵地“买”走丫中国的29马车宝贝，因而这位世界级的探险家在中国老西姓心目中的形象，总有那么点不对劲的感觉。
荣誉和残脚都没有让不知疲倦的斯坦因停下来，1943年10月26日，他以81岁的高龄病死在阿富汗的探险途中。他太累了。他有没有再次翻越帕米尔或喀喇昆仑山到新疆的打算，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斯坦因的死没有引起什么震动。当时整个世界都在打仗，一个探险家的死显得微不足道……
1950年8月18日，这是那支136人的队伍从于阒普鲁村出发后的第十八天。
“8一18”按九十年代起民间流行的说法，是个吉利的数字。这一天，新人婚嫁，新楼奠基，新业剪彩……鞭炮和红绸会把这一天烘托得热闹非凡。但50年前的这个日子，在喀喇昆仑腹地艰难行进的那支队伍，却正在领教这条巨大山系对他们施以的淫威。
他们的身子弓得很低，步履沉重而迂缓，走两步停下来捶打胸膛，张开大嘴呼吸。没有人骑马，骡马只负着不多的给养就已走得气喘吁吁，口中流出的白沫拉成长长的白丝，它们站下来的次数比人更多。100多人和300多匹骡马组成的队伍漓漓落落拉了足有2公里长。巨大的山体把它们反衬得微不足道。一只兀鹰在他们头顶慢慢地飞着，它的神态傲慢而骄横，仿佛随时准备对眼皮下的某一个进行一次猝不及防的俯冲攻击……
天很快地暗了下来——太阳被急骤涌上来的云层吞没了。这是暴风雪的前兆。一个干部站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做出了指挥队伍立即靠拢的架势。
暴风雪没有给他发布命令的时间。就在他刚张开口喊话的时候，一声闷雪滚过，压住了他的声音。几乎与此同时，鸡蛋大小的冰禮铺天盖地倾泻而下。顿时，山道上的队伍被打得人仰马翻。走在队伍最前头的一位干部举起牛皮文件袋大叫着附近的战士：“往两头传，靠住石头，拉住马匹。”
冰雹持续了十几分钟。干部把部队收拢起来一查点，100多人的队伍竟有30多人被砸伤，重伤7人，两匹战马被活活砸死。
从冰雹中突围出来的部队重新起步没走多远，暴风雪就又追了上来。风雪襄挟着沙石，沙石搅拌着风雪，顿时搅得天地混沌一片。此时，无论前行还是后退，都有人马落崖的危险。带队干部发出了“人员马匹就地全部卧倒”的命令。
黑夜正在降临。
这支部队的正式名称是进藏先遣连。它隶属于新韁军区独立骑兵师第一团。
早在一兵团向新疆的西进途中，毛泽东就指示王震：“你们进军的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
1950年2月，党中央采纳了西南野战军政委邓小平的建议，正式向西南、西北野司下达了人民解放军多路向心进军西藏的命令。即以西南第二野战军18军为主力，沿川康线进军拉萨；以14军一部，沿滇藏线直扑喜玛拉雅山尾，解放藏南诸地；以第一野战军青海一部，经日月山，直抵后藏首府日喀则，解放后藏诸地；以一兵团一部，翻越昆仑山，挺进藏北阿里，占领噶大克，解放阿里全境。同时，中央还根据王震报告，建议新疆部队的进藏任务可由郭鹂、王恩茂所率二军迅速组成一支精干的骑兵部队来担负。
于是，就诞生了人民解放军这支首闯喀喇昆仑山的进藏先遣连。
先遣连连长由原骑兵一连连长曹海林担任、指导员李子样是原骑兵一连的指导员，副连长由独立骑兵师侦察参谋彭清云担任；同时任命原一团保卫股长李狄三仟该连总指挥兼党代表，代表团首长和团党委双電身份具体指导先遣连的进藏工作。
从党中央，到野司，到一兵团，再到二军，各级都关注着先遣连的这次前景未卜的远行。
在筹备进藏的过程中，一野彭德怀司令员专门把新疆骑兵独立师师长何家产召到了西安，当面听取他的汇报，详细了解了进藏路线和准备情况。
听完汇报后，彭德怀说防冬问题，王震来电说已基本解决了。听说藏北风大天寒，我让野司从西宁调来了150顶皮帽子，保证先遣连一人一顶。”
何家产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彭德怀继续说：还有一个问题，我替你们想到了，但无能为力，那就是关于藏北的地图，没有地图，走路就是瞎子。野司没有这份地图，老蒋和马步芳没有给我们留下来。不过我想他们也未必就有。派人到处买，也买不到。最近陈毅同志托人从香港给买了一张，也只是幅分省图，还是英文版的，整个阿里上面只有一个首府所在地，打仗是用不成的。”
彭德怀请秘书取来了那幅四百万分之一的地图。这是东印度公司印制的，比巴掌大不了多少。彭总接过地图，指着地图上用红蓝铅笔圈过的地方说这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这里就是阿里的首府噶大克，你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里插上一面五星红旗。”最后，彭德怀把地图递给何家产，说。‘这份东印度公司的产物你先拿着去作个参考吧。”
后来证实，国民党也没有详细的西藏地图，整个阿頂地区在间民党的地图竟是一片空白，连噶大克三个字都没有。
直到10年后的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才有了一支丈量“世界屋脊”的测绘队伍，先后牺牲了22名官兵，历时20多年，直到80年代，才完成了藏北高原的测绘任务，填补了共和国大陆上的最后一块空白。
何家产从西安回到迪化，王震又与他长谈5个小时。临别时，拿出了四支盘尼西林，让他转交先遣连。
盘尼西林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贵重药品，何家产不敢收此重物。王震说这是进疆时，毛主席托人带给我的，一个连队孤军深入陌生之地，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还是带走吧，用得着的。”
后来，在先遣连到达藏北的10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牺牲了60多位官兵，这4支盘尼西林推来推去，谁也舍不得用。为此，先遣连党支部不得不专门召开会议，用执行党的决议方式，强行使用了二支。
在喀什，二军军长郭鹏把自己的两件心爱之物：一具望远镜和一个指北针，送给了后来成为先遣连副连长的侦察参谋彭清云。
二军政委王恩茂脱下自己身上的皮大衣，送给了带队的团保卫股长李狄三。
骑兵独立师长何家产把自己最心爱的坐骑“黑流星”送给了彭淸云……
先遣连终于站在了海拔6200多米的界山达坂脚下。
翻过达坂，就是藏北。
此时，全连半数以上的人出现了严重冻伤，70%以上的官兵脸上脱皮，嘴唇暴烈，鼻孔出血，强烈的高原反应使一些战士像喝醉酒，走起来摇摇晃晃。由于马匹大量倒毙，每个人肩上背上负载的东西明显增多了。
翻越界山达坂无异于一次生死之战。
晚上，在李狄三的主持下，20多名党员围着一堆熊熊的篝火，一个特别的党员会议在达坂脚下开始了。
四周很静，只有夜风的“呜呜”声。
李狄山讲了开会的目的后，副连长彭清云首先发言界山达坂海拔6200多米，上下30多公里，我们必须当天翻过去，下到山底宿营，时间很紧，明天我带几个人打前站，安营后返回来接你们。
一个战士站起来说股长，我刚人党才一个多月，给我一项任务吧我能吃苦。”
“我也刚人党，明天交给我一个病号，我背着上达坂。”一个叫王培林的战士说。
指导员李子祥提议明天除了几个重病号外，都把马让出來，驮辎重，尽量减轻战士的负载。
卫生员徐金金说股长，我的腿消肿了，明天就让我照顾伤员、搞宣传鼓动吧。”
连长曹海林是起义人员，不是党员，只算列席会议。他一直没有说话，在大家热烈发言的间隙，他忍不住站了起来，瀲动地对李狄三说广李股长我能说几句吗？”
“行柄，你说吧。”李狄三说。
“我请求人党，明天把我的马也分给病号吧……”
“老曹T’李狄三、李子祥、彰清云几乎同时迎过去，紧紧握住了曹海林的手。
熊熊篝火中，泪花闪闪烁烁。
翌日拂晓，集合号声刚落，136个入便齐刷刷地列队待命。连长曹海林站在队前，看了一下他的战友们，什么话也没说，拉过一位重病号的马缰，迈开脚步，向界山达坂走去。他的身后，踉着他的连队。
王培林等好几个轻病号背着重病员，艰难地往山顶爬去。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
党员中也有几个很重的病号，李风云病得昏了过去，放到马背上自己都不知道，几次摔下来，他索性把自己用绳子绑在马鞍上；卫生员徐金金腿肿得穿不进裤子，走不动路，就拉着驼绳往上爬，棉裤磨出了洞还照顾重病号。坚持到界山达坂顶上，他对曹海林说广连长，我实在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我在这儿休息一会儿，给大家唱段快板鼓劲。”曹海林说广我等你一起走。”徐金金站不起来了，就半跪着打起了竹板，唱起来：
昆仑山，滑达圾，
革命战士不怕难。
迈开大步向上攀，
界山踩在脚下面。
想起一十五年前，
红军怎闯岷山关。
挺进藏北举红旗，
坚持革命要到底。
解放西藏立大功，
喜报献给毛主席。
徐金金坚持到指导员李子祥带领收容队上来时，裤子和地上的冰已经实实地冻在一起了。他是最后一个用骆驼驮下去的。
先遣连终于征服了界山达坂，于1950年9月9日到达阿里境内。在此前40天的艰苦行军中，他们没有见到过一个人。
9月15日，先遣连在两水泉建立了第一个转运留守据点，并将这消息电报独立骑兵师。
电波又传到了迪化，王震司令员大喜。
9月18日，王震亲自起萆电文，向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党中央报告这一喜讯。电报如下：
彭总并党中央：
我一兵团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136人，经过45天艰苦行军，经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昆仑山区，于本月9日翻过新（疆）（西）藏交界处海拔6多米的界山达坂，到达西藏阿里嘎本政府所辖改则地区，行程约计1300华里，并于本月15B在改则境内建立第一个据点。该连在两水泉短暂休整后，将留少数人员留守此地，就地转入侦察情况，寻找藏民，发动群众，其佘大部将继续向噶大克推进。
王震
1950年9月18日
进藏先遣连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进藏部队被写人了军史。
在两水泉建立据点后，先遣连的首要任务是找人。
在一无所知的阿里高原上，找不到当地的藏民，任何工作都无法继续进行。
开始时由彭清云带侦察小组出去寻找，连续五天，早出晚归，没有任何结果。以后，参加寻人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搜寻范围一次比一次广。到后来，除了李狄三、陈信之二人留守两水泉外，其他干部每人带一个小组，用骆驼驮上帐篷，全部参加了子找藏族同胞的工作。晚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宿营。
为使命所驱，他们在阿里髙原的冻土带上不停顿地走着。
彭清云巳经记不清那是离开两水泉的第几天了，只记得那是一片红沙砾地，驮帐篷的骆驼走着走着就倒了下去。
骆驼没有死，它嗷嗷叫着，在地上痛苦地打着滚。拉骆驼的蒙古族战上乔巴克任凭怎么拉，怎么打，它就是不肯爬起来。乔巴克觉着奇怪，绕着骆驼转了一圈，这才发现骆驼的四个蹄子都磨烂了，流着血。他又看了看自己的坐骑，马掌也已全部脱落，两个后掌也流出了血。这位马背上长大的蒙古汉子，还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时，副连长彭清云等几个人已打马回到了骆驼跟前，看到此状，他蹙起了眉头。他的目光落到战士们挂在马镫上的一双双脚里，他的眼睛亮了一下——许多战士的鞋上包着一块黄羊皮。他立即命令二排长杨富成带几个人去打几头野牛或野马来。
野牛打到了。彭清云带着同志们把牛皮剥下来，用刀子割成30厘米见方的小块，把胳驼和马的蹄子全部包扎起来。又让大家用割好的牛皮把鞋子也襄上。后来，这种方法经蒙古族战士巴利祥子的改进，又参照蒙古族制靴的方法。制成了一双双牛马皮的“皮窝子'穿着它们，先遗连度过了供给完全断绝的10个月……
进人藏北的十几天后，他们在一个叫多木的地方终于找到了第一户藏民。由于当地政府的反动宣传，说解放军是杀人灭教的恶魔，先遣连的工作十分艰难。通过翻译（彭德怀从青海调配先遣连的笔者注）反复讲解政策——当然，更主要的可能还是秋毫无犯的作风，这使藏胞开始将这些当兵的和以前遇到的那些兵家进行对比。双方互赠哈达，是冰消雪释的时候。
根据西北军区和兵团首长的指示，先遣连除留少数人在两水泉、多木两个据点继续开展群众1作，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转运物资外，其佘103人在李狄三、曹海林、彭清云率领下，翻越十里达坂，继续向前挺进，于10月底到达扎麻芒堡。准备进行短暂休整后，继续向普兰宗所辖地域及噶大克推进。
10月28日，王震根据中央关于昌都战役后，各路进藏部队适时就地休整，补充给养，等待和谈的指示精神，电令先遺连停止推进，就地做好越冬准备，全面开展群众工作，坚守此地，等待后续部队进军噶大克。”
此后，先遣连在扎麻芒堡驻扎7个月，度过了阿里髙原漫长的冬天，在那个沉寂而寒冷的冬天，产生了阿里高原有史以来最为壮烈的故事……
西藏和谈的进程也和冬天一样漫长。昌都战役后，西藏政府采取了许多阳奉阴违的手段，继续策划阻挠我军进藏的新阴谋。就在先遣连到达扎麻芒堡不久，“阿里出现共军先头部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噶大克和拉萨。西藏地方政府的实际执政者鲁康娃王惊恐万状，对阿里嗄本政府大加训斥。嗄本政府暗地里派出大批喇嘛、头人四处游说，进行反动宣传。同时，还以嗄本政府名义，正式颁布三条禁令；任何属兵不准与共军接触；不准为共军带路；不准卖给共军任何可食之物，违者一律严惩。甚至公开扬言：“要把共军困死在雪地里。”
几乎在一夜之间，先遣连驻地周围的藏民帐篷全搬走了，羊群也消失了。
彭清云带着人在扎麻芒堡周围察看了一遍，发现还有十几顶帐篷没有搬走。在支部会上，李狄三说广大家不要气馁，不是还有十几户没有搬走嘛，这就是我们一个多月来工作的成效，暂时走了的，是迫于反动分子的压力，他们迟早会搬回来的。我们要进一步接触群众，发动群众，揭露反动分子的阴谋，并给他们以必要的打击。”
会后，先遣连派出83人组成20个工作组，半个月里走遍了改则本、革吉和三科儿三个地区的每一个毡房帐篷，把我军的主张播进了藏胞的心里。
大雪封山了。
和田人民用30000多头毛驴组成的运输线消失了。
先遣连的后方补给线完全中断了。
王震将军根据西北野司指示，命令先遣连“停止向纵深发展，就地迅速转人过冬备战，自力更生，春季会师指挥机关电令先遣连不准增加藏民一点负担，哪怕是一针一线。”
漫长的冬天才刚刚开始。
用“严峻”二字形容眼下的局面已显得苍白和轻佻。
李狄三这位当年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的老战士站在剌骨的寒风里，对列队站在自己面前的先遣连官兵说广现在我们面临的困难可以说比延安还要大，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藏北长不出庄稼来，但有野生动物可以猎取；种不出棉花，却有兽皮可以御寒。现在我们缺的是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雪山和草地都过来了的队伍，还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呢？”
第二天，李狄三蘸着锅灰，在驻地的冰壁上，写下了一条标语：
越艰苦，越光荣困难面前出英雄越团结，越坚强，群众赛过诸葛亮在诸多困难中，“住”被排在了最前面。
藏北溲长的冬季，平均气温在零下35度左右，本来就十分单薄的军用帐篷，此时巳千疮百孔。根据维吾尔族战士建议决定挖地窝子。冰天雪地，一镐下去，地上只能留下一个白点，许多同志虎口震裂了，鲜血直流。后来有人想出个“层层剥皮”的办法，用火烤一层冻土，挖一层，加快了进度。
终于，人迹罕至的藏北阿里，第一次出现了包括工事、掩体在内的“军营”a如今，半个世纪过去，遗址难觅，但这样一组数字，还保留在左齐将军的回忆录里。
地窝子41间马棚8座掩体49个交通壕249米碉堡2座，这是先遣连130多名官兵用血汗凝固成的一组数字。
“衣”和“食”的问题全靠高原上的野生动物了。
高原某师的历史上，记录着当年先遣连蒙古族战士巴利祥子的赫赫功绩。他和他的打猎小组，共猎野羊210只、野驴123头、野牛122头、野马74匹，共计野牲肉6500多公斤。
先遣连靠着这6500公斤野牲肉充饥，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野牲皮则成了御寒的“衣服”。
长期艰苦行军、再加上挖地窝子、打柴、打猎，先遣连官兵的衣服早已成了碎片。到1951年春季，全连仅能挑选出21件打满补丁的衣服，作为外出谈判的“礼服'全连官兵身上不是裹着麻袋片子，就是套着用牦牛绳连起来的兽皮筒子。
70年代，新疆军区派人找到幸存的先遣连指导员李子祥，谈到当年穿兽皮的情况时，李了祥这样说：
“……剥下的鲜羊皮，毛朝里披在身上，用毛线缝成皮筒子，能挡风，很暖和。驻扎麻芒堡的大部分人都穿这个。可那东西一干就像打了石膏一样，紧紧绷在身上，把人整得弯不下腰，打不过弯来，身上长满虱子。没办法就从背上用刀子割开，扒下来。后来就有经验了，等快干的时候赶紧脱下来，用刀子割成一圈一圈的，再用毛线缝住，就像现在的海军衫，…道道的就能弯腰了。可皮窝y一就不行了，非得用整块鲜皮子包在脚下，才像鞋子，干了也没法脱，只有磨烂了才捅开，再包上一张这叙述让人心酸。
1951年初，死神的巨大翅膀开始在先遺连官兵的头上徘徊。
第一个死去的是体格剽悍的巴利祥子。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曾在扎麻芒堡某头人挑衅性的“比武”中，一把拉断了弓背的硬汉子，竟成了死神第一个瞄准的对象。
除广打猎组的人，谁也不知道巴利祥子病了。他的双腿肿得透亮，有小盆口那样粗，而且经常吐妞，大口大口地吐，地上的白雪被他吐出的血染红了。他对打猎组的战友说别说出去，别告诉连里，否则别怪样子不够朋友了打猎组的人了解他的脾气，流着泪替他保守着病情之秘。
狩猎的范围越来越大，每次往返都是100多公里，打猎组的几个人也病倒了，全连仅剩下的20多匹马虚弱得已经无法骑了。巴利祥子依然不敢停下来，他知道，全连100多个战友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就靠自己手中的这支枪了。他拉着准备随时驮运野牲的骆驼，在茫茫雪原上越走越远……终于有一天，祥子在打了两头牦牛后，再也坚持不住了，就在一处背风的地方，裹着牛皮睡了。战友找到他时，牛皮冻在身上已经扒不开了他被战友架上驼背，回到了扎麻芒堡的驻地，再也没有起来。
1951年1月7日，巴利祥子去了。他是先遺连第一个献身藏北高原的解放军战士。
战马也在倒毙。第一个倒毙的战马是何家产师长送给彭清云的“黑流星”先遣连进藏时平均每人配备了二匹战马，还有一些骆驼和骡子，共400多匹（峰），到1951年春季死得只剩下20多匹马了，且还在不停地死。彭清云继“黑流星”倒毙之后，仅他的胯下先后又倒毙了7匹马和1峰骆驼。人冬前挖的8个大马棚，到春天连一个都关不满了。有个圈里一夜之间就死了10多匹。
一种弄不明白的怪病在蔓延。
患上这种病的人起初是奇饿，暴饮暴食，一顿能吃一条羊腿，随后几天不吃不喝，然后开始从脚往上肿，一直肿到脸上，亮得吓人，用手一按一个坑，要不了几天肿得全身的皮都裂开一道道口子，不停地流黄水，再过几天眼睛就发红，什么也看不见，人就死了。
要命的是，全连80%的人都患上这种病。
春节过后，先遗连几乎每天都在死人有时在送葬的路上都会有人倒下。送葬，成了先遣连一项沉重的工作。侥幸活下来的彭淸云回忆说，有一天他们一共举行了11次葬礼。
后来，连葬礼也没法举行了。人们已经没有这个力气了。活着的人和死去的战友睡在一起。一个地窝子的人死光了，这个地窝子就成了他们的坟墓。
李狄三股长也得了这种病。卫生员徐金金分析，可能是传染病，便采取了隔离措施，加强护理。但病情依然在恶化，浮肿已经蔓延到了脸上——其实那根本不是什么传染病，而是髙原缺氧造成的脑水肿和肺水肿。这是日后高原病专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也许，还夹杂着更复杂的原因，比如长期单一的食物；比如长期缺盐……
没几天，先遣连惟一的卫生员徐金金也死了。
李狄三病得爬不起来了，为了便于指挥，他用牦牛绳在帐篷外拴上一只铃，需要召集会议研究问題的时候，就摇响铃。这时，支委们就会从各自的地窝子里走出来或爬出来，集中到李狄三的帐篷里。支委会的议题大多是讨论如何克服困难，坚持到大部队到来。
三月份是死亡的高峰期，大多数人都起不来了，可连里的4个哨位，永远没有缺岗。患了重病的陈忠义为了在最后的日子里能替大家多站点岗，索性搬到哨楼里住。大家不忍心，把他背回地窝子，可他气得直骂：“老子得的是传染病，你们离我远一点！”后来他终于死在了哨位上。
在喀喇昆仑山的那一边，王震将军急得整天直跺脚，却无能为力，无奈地听着电波传来一个又一个疆耗。
其实，早在先遣连吿急的一个多月前，就开始了紧张的“救援运动”。元旦前，王震司令员指示驻扎在南疆的喀什军区要“尽最大努力，恢复补给线”。春节前左齐将军几次奔赴和田，亲自指挥救援工作。在和田各族人民的支援下，指挥部很快筹集了1700头驴和牦牛，半个月内分三批先后进藏。第一批500头毛驴组成的驮运队，没有翻过界山达坂全部倒毙；第二批又是500头，只有16头翻过界山达坂，在失当古宿营时又被全部埋在了雪里，两位维吾尔族民伕也献出了生命。
两次救援失败后，王震再次指示：“不惜代价，接通运输线”。离1951年春节还有26天时t第三批707头毛驴和牦牛组成的驮运队，满载着1.5万多公斤给养、药品、盐巴和年货，从于阒出发了。左齐将军再次来于阒为驮运队送行。于阒县长代表驮运队表示：就是剰下一个人、一头驴，也要把新疆各族人民的心意送到先遣连。
人有情，天无情。25天后，第三支驮运队走到界山达坂时，只剩下30多头牦牛了。而进藏时每头牦牛驮的40公斤粮食，也被牦牛吃得只剩下不足十分之一了。正月初七，一个叫肉孜托乎提的维吾尔族民伕赶着仅剩的两头牦牛，到达了两水泉。留守两水泉的李子祥郑重地从肉孜？托乎提手中接过了1.5公斤食盐、7个馕饼和半马褡子书信。
这就是由和田人民用3条维吾尔族青年的生命和1700多头牲口为处于绝境中的先遣连送来的第一批给养。
重如喀喇昆仑山的1.5公斤食盐和7个馕饼！
王震两次亲拟电报向西北军区为先遣连全体官兵请功，称先遣连“历尽我军长征以来最大之辛苦，最重之苦难”。西北军区在先遣连最困难的1951年1月30日决定，授予该连“进藏先遣英雄连”称号，给全连136名官兵各记大功一次。
气息微弱的李狄三躺在一堆破棉絮上，听着2月5日王震司令员转来的西北军区的记功命令：
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连李狄三、彭清云及全体同志：
你们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先行进军阿里后，在藏北高原上历尽千辛万苦，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政策、纪律。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怕艰苦，不畏牺牲，团结了藏族群众，打击了队级敌人。官兵团结一心，战胜了高原上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所赋于你们的各项任务，为后续部队进藏创造了条件。你们是党的忠诚战士，军区党委决定授予你连“进藏先遣英雄连”称号，并为全体同志记大功一次。
牺牲的同志们永垂不朽！
西北军区党委
1951年1月30日
李狄三听着，两行浊泪从他紧闭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先遣连总指挥李狄三以惊人的忍耐力坚持到1951年5月28日。
这一天，我后续部队300余骑翻过界山达坂到达藏北。李狄三在大部队到达两小时后病逝。
进藏先遣连共牺牲63人。
先驱者的悲歌回荡在高耸的喀喇昆仑，回荡在广袤的阿里髙原，永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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