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车上，他找到了四瓶罐头。
此时的陈占诗头疼得像要裂开，胸口像压着一个大石头，怎么也走不动了。他只好把罐头装进大衣口袋里，肌在雪地上，一寸一寸地往上爬。100米的距离，他竟爬了一个多小时。
爬到同志们跟前时，他喊谁谁不答应。原来他们都冻僵了，连话郁说不出来。他赶忙把大家的挎包集中起来，浇上汽油，点着了让大家烤暖。烤了一会儿，几个人才慢慢有了点活乏气。陈占诗又把罐头在火上烤了烤，五个人分着吃了。
巳经三夭多了，依然没有看见一辆过往的车辆。尽管五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但仍然无法抵御彻骨的寒冷。腿想动，动弹不得，嘴想说，说不出话。只有五双眼睛无言地对视着。
作为一名医生，陈占诗知道他们的生命巳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
他费了好大的劲，才从身上摸出一支笔来。他用尽量平静的声音对另外四个人说：“同志们，到了现在，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为了防备万一，大家有什么要交待的，就写下来吧。”
几位同志一听他这话，眼泪刷地流了出来。
陈占诗想了想，首先在出诊包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这样几句话广战友们，当你们发现我们时，可能我们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没能赶到空喀山口抢救战友，我很内疚，没有完成任务，我也没有把同志们安全地带出去……”
女护士李勤接过陈占诗的笔，吃力地写着如果我被冻死在这里，希望把我埋到康西瓦……”没有写完手已僵硬地握不住笔了。其余三个人又昏了过去。
直到离开三十里营房第五天的早晨，远处一束汽车灯才给他们带来了生的希望。他们在昏迷状态中被紧急送到了空喀哨所。苏醒后，立即展开了救治工作，陈占诗坚持为患阑尾炎的战士做了手术。三名边防战士得救了，李勤却因严重冻伤截去了两个脚趾，留下了终身残疾。
冬去了，春来了，一年又一年，陈占诗把在山上工作的时间累积在一起，超过了八年。
已是野战医院副院长的陈占诗过了在昆仑山丄奔波的最佳年龄，组织也有让他转业的打算。由于他在高山病研究领域里的影响，成都好几个单位主动给他发來了邀请函，希望他转业后能到他们那甩去工作。他在山下的叶城买了木板，钉了包装箱，做着转业的准备。
就在这时，组织又决定他留下来，并任命他兼任三十里营房医疗站站长。
这一年，他整整50岁。
他二话没说，立即走马上任，来到了二十里营房。
1992年12月，大雪封山。一天，陈占诗带着医生护士为三十里营房几个军事单位留冬的干部战士和地方单位的同志检查身体，山下惦记着他的妻子给医疗站打来电话说明天是我们老陈的生日，五十岁他还没有正正经经过过一个生请你们给他庆贺一下。”
人们这才知道陈占诗已经进人知天命之年。
陈占诗的五十岁生上过得简朴而隆重。驻上十里营房的军队和地方单位的人都来了，机务站、兵站送来了“寿”字匾“福”字匾；边防部队送来了裹着红纸的蜡烛；地方养路段的维族工人在馕坑里给他烤了个大蛋糕。兵站的一个部代表驻三十里营房各单位的官兵和老百姓致贺同平常，医疗站总在为我们付出，为我们守护平安，今天，陈副院长在喀喇昆仑山上过五十大寿，让我们借这个小小的聚会，向昆仑守护神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蜡烛点着了，大家唱着祝福的歌。
面对此情此景，陈占诗眼睛模糊了。
“陈副院长，快吹蜡烛吧！”大家喊起来。
陈占诗连着吹了几次，竞没吹灭一支蜡烛。
他已泪水涟涟……
从三十里营房往前再走75公里，就是康西瓦。
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期间，它是新疆军区前指野战医院的所在地。战争结束后，这里留下：一座烈士陵园。
在巍峨髙耸的喀喇昆仑山中，以海拔高度成为世界之“最”记录的，随处可见。康西瓦烈士陵园大概是世界海拔最髙的烈士陵园了。它座北朝南，背靠晶莹的雪山，建在一面缓坡上，面对着通往阿里的新藏公路，再往南，是终年不化的雪山，雪山连着国境线。
这里长眠着天空防区的一百多位烈士。其中的大部分死于1962年冬天那场捍卫主权与尊严的边界战争，也有在日后的施工和执勤中死于事故伤病的。最晚的坟墓立于1991年，烈士的名字叫王天勇，河南镇平人，1990年人伍，1991年7月8日牺牲，死前是36224部队特务连工兵排的战士。
烈士们的墓碑都很简单，姓名，籍贯，入伍年月，牺牲时间，以及生前所在部队代号和职夯（绝大部分是战士）。在康西瓦凭吊烈士，是走进喀喇昆仑山和走向阿里高原的将军到士兵必不可少的仪式，过往汽车司机，不论军队的还是地方的，都要在这里驻足默哀。每位烈士的墓碑前都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白酒、香烟和军用罐头；新鲜的或祜干的树枝、野花和鲜花在死寂的陵园里提醒着生命的存在。
据说，考虑到烈士们在山上太寂寞，上级曾考虑过把康西瓦烈士陵园迁往山下，但最终没能实现。原因各说不一。一种说法是，为了迁移事宜，南疆军区派千部到康西瓦进行考察，当汽车行至离陵园约500米的地方时，连爆两胎，换上轮胎后，发动机又怎么也发动不起来。大家说，烈士们生为昆仑兵，死为昆仑鬼，不愿离开他们为之献身的地方。迁陵只好作罢。另一种说法是，迁陵工作实际已经进行过一次，曾挖开过一个烈士墓，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巳经三十多年了，棺木里的尸体不仅没有腐烂，皮肉一点都没变样，仿佛在沉睡的样子，身上的军装还完好如初。大家说，烈士们是喀喇昆仑最优秀的儿子，喀喇昆仑用自已博大的胸怀维护着他们不受侵害：康西瓦是烈士们最好的安寝之地。
传说使冷寂、肃穆的陵园显得温情脉脉。
在康西瓦烈士陵园里，长眠着一个叫梁福海的战士。
梁福海不是死于1962年那场边境战争。
对于梁福海的死，第十八医院老院长丁志恒固执地认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丁志恒院长也是三十里营房医疗站早期的站长之一，几十年来，他每次上山，都要在梁福海的陵墓前默立很久。他对这位巳经死去将近四十年的昆仑老兵怀着深深的愧疚。愧疚又成为他攻克高原疑难病的动力，激发着他在喀喇昆仑为他准备的舞台上艰难跋涉。
丁志恒是我军进疆后自已培养的第一批军医。
1949年陕西宝鸡解放，刚刚上完初中的丁志恒就报名参了军，那时部队文化水平不髙，初中毕业生已经称得上知识分子了。
西进途中的解放军急需医务人员，他被分到了二军医训队，边行军边学医，走到帕米尔高原时，他已成了一名“速成”军医。从此，千里边防线上，常能看到他骑着马、背着枪、挎着药箱跋山涉水的身影。他亲手救治过许多战士和老百姓，把他们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有时，神秘莫测的高原病也会使他束手无策，回天无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他是眼睁睁看着梁福海在自己怀里死去的。
那时，丁志恒已从帕米尔高原调到了喀喇昆仑山防区。一天，他骑着骆驼到天文点哨卡给战士们查体，当查到一名叫梁福海的报务员时，发现他的脸色不好，而且在剧烈运动之后，呼吸和心跳都没有显著变化，丁志恒怀疑他心脏有问题，建议连队让他下山检查休息一段时间，可当时正赶上战备值班，一时下不了山。梁福海自己也没有感到有多大问题T几天后，连队会餐，梁福海喝了儿杯葡萄酒，不一会儿就出现了呕吐，接着就昏迷了过去，前后没有儿分钟。丁志恒和另外两位军医，连续抢救了十二昼夜，也没有抢救过来。
梁福海死的不明不白，丁志恒不清楚他的确切死因是什么，能用什么方法去治疗？
看着在自己怀里渐渐僅硬的梁福海，丁志恒悲痛欲绝，他用只有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对他说广好兄弟，我丁志恒无能啊，没有把你治好。
梁福海的遗体被骆驼运到了康西瓦。
那时，共和国在高原病的研治方面还几乎是一片空白。
攻克高原病'丁志恒决心在喀喇昆仑山开始自己的跋涉。
他没有任何豪言壮语，人们只是看到他窗前的小油灯亮了一夜又一夜。科学殿堂的攀登是孤寂的。
没有老师，没有资料，一切几乎从零开始，他的步履有些艰涩。梁福海的影子经常在他眼前闪现，这是他绝望中的力量，他明白自己不能停下来。他的目标远大，他要解读整个喀喇昆仑。为了向高层次的医学理论迈进，他先用两年时间补完了高中的数理化，接着钻研医学教科书。他费了许多周折找到了苏联医学家塔扎诺夫的《生理学》、贝科夫的《病理学》，如饥似渴地学习；巍峨的喀喇昆仑和阿里高原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丁志恒在探索。
这时，阿里防区突然出现了许多肾病患者，支队卫生队检验发现，患者的尿中含有蛋白和血斑。奇怪的是，病人被送到山下的叶城治疗时，没有怎么用药，蛋白、血斑消失，浮肿也渐渐消退。
有心的了志恒捕捉住了这个信息。
不久，天空防区也出现了这种病例，患者浮肿，屎里出现诺白和血斑。下山后不治自愈。
蛋白尿是病理现象，还是生理现象？
为了得到答案，了志恒与王秋讯医生对这一现象集中进行研究。他们用87天时间对喀喇昆仑防区和阿里防区的十几个哨所进行调杏，每天上次采集早卧位、午运动和晚静止的尿样，进行化验分析，重点分析了一百多名守防时间在半年以上官兵的病例，部队下山后又跟踪调查。从1964年到1966年，他们全神贯注在不同海拔的山上山下哫复比较，最后得出结论：高原蛋白尿属生理现象。
与此同时，他又对高原病的早期诊断进行了研究，写出了《海拔5000米以上地区对身体的影响和建议确立高原部队不同海拔卨度守防年限的报告》。
1966年元i之后，丁志恒奉命赴西藏拉萨，参加《热带、温带、寒带高原卫生手册》（简称“三带手册”）编写工作。他带去了自己的两项科研成果：关于高原蛋白尿和高原肺水肿早期沴断的两篇论文。他希望这两项研究成果能人编“三带手册”。
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在会上受到了冷遇。
会议主持人拿起一本1965年英文版的《希赛内科学》念起来，最后以“高原蛋白尿没有理论依据”为由，拒绝人书；高原肺水肿诊断的命运与此相似，会议权威搬出一位叫霍尔他德的洋人在1937年提出的经验，将其否定。
丁志恒据理力争，他对自己千百次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深信不疑。但他的声音太微弱。
两项都没有人书。
没有办法，他太年轻了，而且只有初中学历。
丁志恒不知道自己能在部队服役多久，但作为医生，他要对高原部队官兵负责。他从拉萨冋来后，我行我素，先后主编了《高原病防治手册》、《高原病研究防治资料汇编》、《髙原部队疾病基础》，他连在高海拔池区怎祥做饭都进行了研究，编写了《高原做饭手册》，介绍蒸馒头、烙饼、焖米饭、生豆芽、做豆腐的方法。
时间为忐恒作出了结论。
1971年，美国人在《屮非高原蛋白尿》一文中提出的见解，与丁忐恒的见解如出一辙，却比丁志恒整整晚了六年。
死亡率高达80%的高原肺水肿、髙原脑水肿，自1974年以来，治愈率一直是100%。
如今，丁志恒已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高原病专家，他的名字已载人《中国名人录》。
1989年5月，空喀山口施工部队38名官兵同时患了髙原肺水肿、脑水肿，情况万分紧急，时任十八医院院长的丁志恒率领抢救小组迅速赶到发病现场，全部治愈。
返冋医院途中，他又来到了康西瓦烈士陵园，在梁福海的墓前站了好久。他说》那天他好像要向老朋友交待什么似的，他说那天天很蓝，天上飘着几朵云彩，白得没有一点杂色……
采访三十里营房医疗站第二十七任站长李雷振是件吃力的事情，在他眼里，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
何在我的采访名单屮，他是必须釆访的对象之一他在南疆，至少在从叶城到三十里营房，甚至整个喀喇昆仑山区，都名声赫赫，这位外科医生在海祓四五千米的地方成功地做过几次开腔剖腹的手术，这使他名声大震，遂有了“昆仑山上一把刀”这样一个绰号。
维吾尔族老乡把他说神丫，一个打馕的老人用变了味道的汉话说那个李大夫嘛，厉害得很，在冻破石头的冰达坂上，把吐拉红的肚子这么一下子就割开了'~不割不行，吐拉红要死了。李大夫把长长的肠子从肚子里掏出来，把肠子上的病去掉，再装到肚子里，吐拉红就好了嘛。前几天我还看见了吐拉红，就在这甩，我的馕坑跟前，短短的十分钟时间，吃掉了两个馕。他说，解放军的李大夫厉害得很。”
这类说法太多了，不知有没有演义的成分。不过这些传说确实吊起了我一定要釆访他的胃。
采访他时他正在上班。我在会议室里等了一会儿，他穿着一件白大褂进来了，他进来后先是抱歉地说了一句广让你久等了。”接着又补充说只是……我没啥好说的。”
他说这话时让你感觉不出他在客套，他的样+很客气，也不像有意在拒绝。只有一种解释，他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直觉告诉我，我们的交谈将会有点困难。
他很和气，笑容一直挂在脸上，不失礼貌。
果然，一问起他的事情来，他都用极简单的几个字做答。问他上阿里难不难，他说，“上多了也就那样。”问在喀喇昆仑山上动刀子是啥感觉，他说，“条件差点，也没啥。”我知道他有个“昆仑山上一把刀”的绰号，就问他这绰号的来历，他笑笑说，“胡叫呗。”他说，其实在山上动刀子的人有的是比如陈院长，还有……问他在山上救过外国人没有，他说救过。问他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他想了想说广救的外国人多了，记不起了，只记得一个叫珍妮的以色列人。“听这名宇，是个女的吧？”笔者问。
“是个姑娘，很漂亮。”李雷振说她是来旅游的，准备到阿里去。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来的人很多，南疆是个热点，登山的、探险的、考察的、做生意的，什么人都有。珍妮还没走到甜水悔，就得了急性肺水肿，送到了医疗站，我们就救呗。”说罢，他笑着看我，不再说话了。
“那个珍妮……治好了？”我这样问了一句，显然有些多佘，我只是想把我们的交谈继续下去。
“当然。”
“珍妮一定很感谢你们？”
“她很高兴。”他避开了“感谢”这个词，他说。“治好以后，她不走了，她说三十里营房这地方她一辈子也忘不了，她说这里的人真好。珍妮在医疗站留了好些日子，帮我们拉水、扫地，那时负责这些工作的护士叫王军丽，走的时候，她们难舍难分。”
说到与他自己无关的事情时，李雷振的话多了起来。在交谈中我发现，他的记忆力很好。
“还记得别的外国患者吗？”我又问。
李雷振想了想，说广一个德国人在红柳滩得了急病，名字我忘了，叫汉森还是哈里斯，治好了，分别时他很认真地邀请我到汉堡去，他说他可以为我联系上学或工作被我谢绝了。”
“在别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你为什么要谢绝？”
“很简单，喀喇昆仑山需要我，而我在汉堡什么也不是。”
看来，我又问错了。
“在喀喇昆仑山，三十里营房医疗站也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它的对外形象不错。”李雷振说到这里，显得很高兴。
由此，我们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我面前这个1968年的老兵从1971年就上山守防了，守过海拔5410米的河尾滩哨卡，比全军海拔最高的神仙湾哨卡还要高出30米。由于这里环境太恶劣，人无法长期生存，现在已改为季节哨。李雷振开始时是卫生员，后来当了医生。在河尾滩哨卡，一名叫高扣扣的哨兵正站着哨就昏迷过去了，李雷振赶到哨位去抢救，由于髙山缺氧背不动，就用一块帆布把哨兵放上去，一点一点往下拉，从哨位到下面停车的平地，短短一百多米，他竟用了一个多小时。
他的儿子大概是上喀喇昆仑山年龄最小的军中人。儿子两岁那年，岳父病重，不能自理，妻子回老家侍候，李雷振带着儿子在昆仑山上呆了整整两年，他尤论走到哪里，身后都要跟个小尾巴。在玛扎达坂，司机对他儿子说在这里尿泡尿吧。”孩子掏出小鸡鸡，朝着大山撒尿，司机说，比布鲁塞尔那个撒尿的小孩（指那座著名的城市雕塑）神气多了。
李雷振的爱人在老家当老师，随军来到叶城，给他生了两个娃娃，那时他的工资才62.14元，雇不起保姆，爱人就不工作了，专门看娃娃。现在孩子都大了，她才四十多岁，他又总在山上，她在家里呆不住，就出去给人打工，啥活都干，工资少得可怜，一天三块五块。她埋怨他耽误了她。他说活该你嫁了个当兵的。她不说话。
李雷振说也不怪人家埋怨，人家最困难的时候他都在山上。1987年边防三年基本建设扫尾，不敢马虎，他从1986年口月份上去，一直到1987年6月，在疗站守冬，一天都没下来过。那时岳母瘫痪在床，他说他不知道她是怎么撑过来的。
以后他年年都匕山，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爱人习惯了，知道家里指望不上他，也就不指望了。
李雷振手中那把起死回生的手术刀在喀喇昆仑山的风雪中淬着火，锻造着，越来越锋利。
1990年10月6日，驻三十里营房某单位发生爆炸，伤了24人，他带着医疗站全力抢救，全部治愈。
1990年12月，一位民工在山上干活时把钢钎扎到胸腔里，送到他这里，他为患者安全地施行了手术。
1996年，一名在山上施工的志愿兵脾破裂，他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施行了脾修补术，然后用飞机送到了乌鲁木齐。
三个手电筒，几盏马灯，这就是山上的无影灯，李雷振在这样的条件下做了无数次手术。
知道李雷振的手术做得好，许多守防的战士在下山之前，都要找他割包皮，最多的一个上午，他一口气拉了四十多个。
三十里营房养了一条狗，过春节，战土要杀了吃肉。他开玩笑说，它是你们的包皮喂大的，你们能杀它狗于是留了下来。
问起李雷振为维吾尔族女牧民热依尔罕在海拔3700米的阿卡子达坂接生的事，李雷振说这事来人都问，就那么回事，写了多少遍，再说也没多大意思了。执意不说。
在此，原文摘录下二十里营房医疗站巡回演讲组演讲稿上关于这个故事的一段文字：
1982年4月的一天晚上，10多公里外的维吾尔牧民热依尔罕难产，情况非常危急，军医李雷振和两名护士拿来褥子铺在车厢里，又用帆布在车厢中搭起了一个挡风棚。载着产妇的“特别救护车”连夜向山下急速驶去。当汽车行至海拔3700米的阿卡子达坂时，产妇突然腹痛加剧，必须马上手术。严寒缺氧的达坂上接生婴儿，人们还没听说过。作为医生，李雷振十分清楚，后果难料，责任重大。为了母子的安危，他不顾个人得失，果断就地接生，尽最大努力保全母子的生命。他凭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最后用产钳把婴儿接了下来。可这时，婴儿全身发紫，随时都有窒息死亡的可能。医生的责任，使他不顾难闻的气味，嘴对着婴儿的口，把脏物吸了出来，保证了母子二人安然无恙。由于婴儿嫩幼，这个小巴郎的头上留下了一圈产钳的印迹。10年后，李医生在边防一线巡诊时，又碰到了那位产妇，她拉着儿子来到李医生跟前，指着儿子头上的印迹，连声说道你是我们巴郎的救星啊，解放军亚克西！”……
我问李雷振你当时在冰达坂上做接生，把握大吗？”
李雷振说我只想着，如果她们在一个医生的眼皮子底下死去，那将是这个医生抹不去的耻辱。
我一时没有说话，我被李雷振这句话震动了。我想起了山下，想起了遥远的繁华都市里由于种种原因耽误了治疗，而死在医生眼皮底下的患者。麻木应该被这冰达坂上的接生震醒。
我问李雷振当时周围的情况还记得吗？”
李雷振天很黑，风很大，好像有点雪，不大，气温预报零下二十七度。”
“顺利接生之后，你很开心吧？”
“我很乏，一会儿觉得身上冷冰冰的，原来衣服全湿透了。”
三十里营房的夜，很静。
晚上十一点半（由于时差原因，新疆的作息时间比内地晚两小时），有人来敲门。
我开了门，走进来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我一眼认出了下午在医疗站见过的《昆仑卫士报》主编王春英，此时她穿件白大褂，背着药箱，一看就是一个很精干的护士。
“我们是来巡诊的。”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大夫对我说。
我说我还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
“这是制度他说，也许他感到自己说的生硬了一点，又笑笑补充说这是我们医疗站给自己定的制度，每夭晚上要对初上昆仑山的官兵巡诊一遍
这时，王春英向我介绍说，他是医疗站站长，叫李朝斌。另一位谢了顶的大夫是副站长曾云，曾副站长不仅谢了顶，还很瘦。
两位站长这么晚了亲自巡诊，使人油然而生敬意。
交谈中我得知，他们吃过晚饭就来到了一街之隔的兵站，我住在兵站的三楼，他们是从一楼挨个房间巡诊走上来的，他们说本来可以早一点上来，谁知今天一下子来了两个车队，一楼挤得满满的，挨个屋子走下来，就到了快熄灯的时间。
“你们每天都这样？”我问。
“嗯，每天。”李朝斌站长说。
“从啥时候开始的？”
“建站就有了这制度。”
“38年了？”
“38年。”李朝斌轻描淡写地说。
38年，在我的想象中，漫长得没有边际。
他们开始为我检查，问病史，听诊，切脉，量血压，做心电图……每一项他们都做得很仔细很认真。
“不错，血压有点高，当然，这是在山上，不过你还是要注意。”李站长说。
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些在山上需要注意的事情，给了一些预防高原病的药，和我道了别，又到了隔壁的那间房子，那里住着一个搭车到阿里去看望丈夫的河南女人。
李朝斌是三十里营房医疗站第三十八任站长。
四川巴中人李朝斌有几分传奇。
有人说他命硬，灾祸见到他也得退避三舍。每次上山，一坐上车，他就用皮大衣一裹，窝在车座上睡觉，山再陡路再险风雪再大，也搅醒不了他。别人问他上喀喇昆仑咋敢这样大大咧咧。他说你提心吊胆又能咋样，我从上车的那一刻起就把小命交给司机了，不管了。谈起车上睡觉，李朝斌说车上睡觉能传染给别人，为了防止司机受传染打瞌睡，他上车总坐后排座。他说他的福分大，爬昆仑，走阿里，上山下山无数次，遇到的险情不计其数，他都在酣睡中化险为夷，竟没伤着一根毫毛。他说别看昆仑山厉害，就是放不倒他。说到这里，他一脸轻松。
他常常在途中被汽车颠醒，这时，他总能听到司机说的是这么一句话妈的，吓死人了，刚才好险……”
他接过说广是吗？”
说罢，又拉起了鼾声。
也有例外不睡觉的时候，那就是他陪首长上山。如果他和首长同坐一辆车，他会瞪大眼睛，警觉得连一个盹也不打。大家都说这也是一种本事。当然，如果他和首长分坐两辆车，他会照睡不误。
他经常承担首长上山的保健任务。如果首长上山，他恰在三十里营房医疗站，陪首长上昆仑走阿黾的自然是他。如果他在山下，医院领导也要派他去。一来是因为他医术好，特别是对髙原病的疗治颇有研究，二来他常年跑昆仑山跑阿里高原，地形熟悉，派他去比较放心。开始是医院领导指派，时间长了各级首长都熟悉了他，一上昆仑就点名要他去。他不仅能搞保健，还能当向导，加上他性格豪爽，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也能跑前跑后有说有笑，有这样一位医生陪着，上山不仅心里安全，还去了不少寂寞。
李朝斌从1994年开始陪各级首长和工作组上山，总部的，兰州军的，新疆军的、南疆军区的，他都陪过。至今，光他陪送的将军不下三、岡十人。有时他今天陪一位将军下山，明天又陪另一位上山，马不停蹄。2000年七、八、九三个月，他就陪着儿个将军匕了三次昆仑山。山下部队，有的干部战士执行仟务，在昆仑山上走一趟就能立个三等功。李朝斌今天来明天走，上山如同逛街。
李朝斌人伍以来立过一一次二等功，四次三等功，被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南疆军区评为优秀科技千部，他在研究高原病方面多年付出的心血，凝结在他的专著《海拔5米以上高原部队病理4：理系列研究》中，这一成果荣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
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和一个懂事的女儿。他很少和她们在一起。妻子在地方工作，不像他那么洒脱。她说他…上山，我的心就提着，你们别看他上山大大咧咧一脸轻松，他一回到家里就不是他了，这甩疼那里疼，又是捶腿又是捶腰。李朝斌1974年人伍，如此算来，也有四十四五岁了，毕竟不再年轻。
他的女儿14岁，在喀什上中学，学习很好。女儿放暑假时，他一直在山上，眼看一个假期就要过完了，还没见过父亲一面的女儿给他打来了电话。女儿说广爸，我要开学了。”他说怎么这么快？”女儿说你不能来送送我吗？我想你。”他听出了女儿的哭音，他说等着，爸爸一定送你他连夜搭车下了山。下山的第天，女儿坐了去喀什的班车。
李朝斌1974年人伍至今没有探过一次家。他记挂着四川老家九十多岁的母亲，总想着抽时间M去看看，他一直在做着回家的计划，今年计划说明年一定回去，明年又把计划推到后年，一年推—年，推过去了二十多年。1997年母亲病重，四川老家来过两封电报，他正在山上执行任务走不了，依然没有回去。病势危重的母亲终于没有等到他。家里又连来几次电报继续催他，如果不赶回去，老人不下葬。李朝斌这才急了，请了假，连夜搭车下山，再赶到喀什，从喀什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到成都，下了飞机上飞机，到成都，坐了辆出租就往几百里外的巴中赶。赶到家时，离母亲下葬只剩下了半小时。
那趟冋家，光路费就花了一万多。李朝斌说那次他真正体味了古人说的“奔丧”。
他说他跪在母亲身前大哭了一场。
女兵姜云燕的特殊从军经历使她成了整个南疆军营里知名度最高的传奇人物。
看着眼前这个瘦小单薄的女兵，你敢相信她就是那个靠着几包方便面五个鸡蛋，辗转12天，千里迢迢来从军的河北姑娘吗？
姜云燕是个孤儿，不满周岁死了母亲，五岁时父亲又去世了，从那时起，她就跟着堂姐过上子。堂姐后来有了三个孩子，她只比老欠大六岁。农户人家贫苦，她上到初中毕业就没有再上学了。除了下地干活，她还学会了织毛衣，一年下来也能织出二三元的活。
日子过得很慢，很淡。云卷云舒，花开花落，长到十七岁，姜云燕还没有走出过河北正定县。
后来的一切都是从1993年6月30日中午那个广播开始的。
那天，她从地里回来，顺手打开了收音机，中午1点，是中央电台的《军事生活》节上，此时正在介绍三十里营房医疗站一个女兵的故事，文章题目叫《冰山上的雪莲》。昆仑山遥远而神奇，听完广播，她牢牢地记住了一个女军医的名字：吴凡英。
她从广播里得知吴凡英是父母的独生女，四川人，1961年就参军来到了新疆，长年奔波在昆仑山上救死扶伤。姜云燕在心中算了算，吴凡英人伍时也是十七岁，和自己一般大。
那顿午饭，姜云燕吃得很慢。她想象着昆仑山上女兵的飒爽英姿，想象着背着药箱，骑着骏马在冰峰雪岭上驰骋的模样，想象着那个叫吴凡英的女军医的长相……
就在那个午后，她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找吴凡英去。
几天后，她平静地对堂姐、姐夫说我要去昆仑山。”
堂姐、姐夫愣住了。
她以为他们没有听清，又说了一遍：“我要去昆仑山，我要去找吴凡英。”
“昆仑山……吴凡英是谁呀？”堂姐问。
“昆仑山上的女军医。”她说。
“你认识她？”
她摇摇头。
“你找她干啥呀？”
“在昆仑山上当兵。”
“你知道昆仑山在哪里吗？”
“知道，从这里往西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姜云燕说。
“你连门都没出过，走那么远，行吗？”姐夫问她。
“行。”她说。
姐姐、姐夫见她铁了心，只好为她准备行装。姐夫为她在乡上、县上的武装部开了证明，姐姐搜尽家底，给她准备盘缠，最后，她带着五百元钱和几包方便面、五个鸡蛋上路了。怕路上坏人欺负，她剪成了短发，穿了件蓝衣服，一双球鞋。姐姐送了她好远，她听见姐姐带着哭音的喊声：云燕，不行了就回来！她说那一刻她流泪了，她说她想回头再看姐姐一眼，但是她不敢回头，她怕一回头她再也迈不开腿了。
她打了张火车票先到西，间到昆仑山怎么走，别人告诉她，得再往西走，到格尔木再说。在格尔木她又上了一辆汽车，准备继续往前走，一看满车都是藏民。
她问：“到昆仑山吗？”
一个懂点汉话的藏族青年说到。”
“有解放军的医疗站吗？”
“不知道。”
她害怕了，下了车。
她想，找部队医疗站，得向解放军打听。恰巧碰上了一位一杠三星的军官，她向军官打听，军官也不知道，让她到附近的解放军第22医院去问。她来到22医院，问昆仑山前哨医疗站怎么走。医院的人说从格尔木到拉萨要经过昆仑山，却没有什么医疗站。萎云燕一下傻了眼正在她欲哭无泪的时候，来了一辆大卡车，司机是个志愿兵，看姜云燕一脸愁苦，问是怎么回事，姜云燕把从听广播到找昆仑山医疗站的事跟他说了一遍。志愿兵一听乐了，说：
“你算找到人了，哪个广播我也听过，广播上的那个医疗站在新疆的昆仑山上。”
“新疆也有个昆仑山？”姜云燕像抓住了希望，赶紧问。
“有，叫喀喇昆仑山。”志愿兵告诉她。
“怎么走？”
“还得从兰州走。”
姜云燕只好又从格尔木返回西宁，再从西宁坐火车固到兰州。
这时，她已白白花去了二百元。
下一步怎么办，继续往前走，还是问家？她拿不定主意，钱已经剩得不多，前程茫茫……
她太累了，决定住一帘再说。
她花了十二元钱，在一个廉价小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一醒来，那个叫吴凡英的女军医又在她的眼前出现了。她一咬牙，跟自己说：“走，继续上昆仑山！”
怕钱不够，她不敢坐快车，打了张慢车票，登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火车上，她靠着剩下的几包方便面和两个鸡蛋挺过了七十多个小时，终尸到了乌鲁木齐。
此时，她身上仅剩一百元了。
到长途汽车站，她问到昆仑山怎么走，售票员说先到喀什。她一问到喀什的票价就缩回忐了，因为她剩下的钱巳经不够买一张到喀什的车票了。姜云燕决心继续往南走，她说往南走一步就离昆仑山近一步，不怕走不到。她打了张火车票坐到了库尔勒。
她找到了军分区，在门口站哨的哨兵瞀惕地挡住了她。她当然无法看见此时自己的“尊容”，奔波了几天几夜，脸上脏兮兮的，头发乱蓬蓬的，白球鞋穿成了黑球鞋。她看哨兵瞪着眼看自己，赶忙拿出乡武装部的介绍信，递给哨兵，哨兵看了一眼盖着大红公章的介绍信，说你要上昆仑山当兵？”
她说那里有个前哨医疗站，有个吴凡英医生。”
“哦，你说的是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哨兵告诉她。
姜云燕这才弄清楚了自己要找的那个医疗站的正式名称。哨兵叫王自体，是个热心人，换哨后他在军分区招待所安排她住下，又热心地为她画了一一张行军路线图：库尔勒——喀什——叶城二十里营房，并告诉她，从喀什到三十里营房，一路都可以搭便车。
姜云燕在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王自体把她送到汽车站，亲眼看她上了汽车，嘱咐说到了喀什找不到，再回来找我。”
颠簸了两天两夜，姜云燕到了喀什。此时她身上只剩下二十元钱，她不敢停留，坐了班公共汽车连夜赶到叶城。时间还早，街上行人稀少，车上又都是维族人，语言一点都不通。她正在着急，看见一个汉族姑娘正从车站往外走，就赶过去问，上昆仑山怎么走？汉族姑娘告诉她，得到阿里留守处去等便车，不过现在还不行，太早，新疆比内地晚两个小时班，得等到九点钟以后。
她又回到候车室，靠在长条椅上打了个盹，天亮了。她走出候车室，打听到留守处去的路，才知留守处离叶城还有好几公里路，她就顺着马路往前走。迎面走来一个军官，她上去问同志，留守处还没到吗？”军官打量着她问你到留守处有事吗？”“我要上喀喇昆仑山“喀喇昆仑山上单位很多，你要去找谁？”“我要去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去找吴凡英阿姨。”
军官笑了，说广你走过了，吴凡英现在就在叶城的十八医院，我咋天刚见过她。”军官说着，拦住了一辆过往的军车，向司机交待了一句，送她上了车。
见到吴凡英，姜云燕还没说话，就放声大哭。哭完了，她又抬起头来看吴凡英，她上思夜想的偶像个头不高，已不年轻，但昔日的风彩还留在她不失清秀的脸上。
吴凡英把她搂在怀里，轻轻抚慰着，脸上也挂着泪。
姜云燕的心里，涌现出吴凡英对昆仑山、对三十里营房医疔站美丽的描述：
……又大又圆的月亮，如一只莹光闪耀的手鼓，挂在昆仑之巅。清明的月色把群山照得如多棱的晶体，我们的医疗站就座落在这仙境般的群峰之上……
姜云燕说她要当兵上昆仑山。吴凡英说先住下来再说。副院长说难度很大没有这么当兵的。政治处的人说先休息一下，回去，医院提供足够的路费。
姜云燕说，不，当不上兵我也不回去，踉你们在一起，喂猪、扫地，干什么都可以。
从此，十八医院有了个编外女兵，穿着蓝衣蓝裤，一会儿在厨房里烧火、淘菜，一会儿拿把大扫把在院子里扫地……
11月的一天，政治处主任把她叫到办公室，郑重其事地告诉她你被南疆军区特批人伍了
“真的？”当希望变成现实的时候，质朴的姜云燕竟被击懵了。
政治处主任又把刚才的话对她说了一遍。
两行热泪在姜云燕脸上无声地流着，此时，任何话对她来说，都是多余的。
1993年12月1上，姜云燕穿上了军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列兵。
1994年4月28日，副院长张西洲要带医疗队上喀喇昆仑山，她知道了，执意要去，张副院长同意了，那一夜，她兴奋得通宵未眠。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女以她的执着，站在了巍巍的昆仑之巅。
三十里营房的星空中，又多了一颗不那么耀眼的小星星祖国的边陲因他们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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