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规矩消失了，谓之藩篱——女大可以不急嫁，儿大可以不掌财；
有些规矩保留了，谓之传统——躲不开的婚前试炼，忘不了的仕途幽梦；
有些规矩产生了，谓之新法——婚前财产的厘清，让婚姻这个“坟墓”中，铜钱味儿和火药味儿分不开了；
有些规矩进化了，谓之扬弃——“合”而不“同”的家庭模式，让婆媳关系喘了口气。
破除藩篱之后，规矩之于国人并没有更宽松，为了生活更有“性价比”，方圆是绕不开了。然而，老祖宗告诉我们，方与圆相辅相成，有方无圆则拘泥，有圆无方则不立。因此，在有棱有角的规矩之间，泛着小聪明的变通，融合之处也显而易见。
婚姻不可不设门槛，但恋爱可以早些开始；
财产不可不书明文，但财权可以夫妻共同分担；
孝敬老人不可免责，但可以适当变通以求和谐；
工作不能不卖苦力，但可以掂量性价比少走弯路；
《礼记》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中庸而谨慎，让中国人不敢向前冲，而生活的压力，也让原本迟疑的步子，变得更加难落下。选择总是要做的，方圆总是要画立的，如果画立方圆的初衷是让人生的选择更明智高效，那么我们就要小心地把持住这个目的不偏离，而不要让其成为前行的羁绊。
找对象，始终找的都是“人”
择偶标准，表面上看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软件和硬件的要求，但从根本上来讲，是个体对自己未来婚姻生活的设计，它不仅是婚姻缔结的前提，更直接影响婚姻的质量。外貌党关注身高、长相、三围，务实派考虑房子、车子、票子，感性派追求人品、兴趣、气质……两个人走到一起，似乎越来越不容易。
※ 越来越多的婚姻门槛
小区义务红娘李大姐最近心情低落，因为做媒又“失败”了。“现在的姑娘、小伙开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条件框得要死，见面还要再加条件，这怎么撮合啊？”她不禁想到10年前自己成功介绍的一对对夫妻，现在都过上了幸福甜蜜的生活。“以前做媒，只要双方门当户对，年龄和工作都匹配，双方一般都愿意试着交往，成功率也高。”李大姐感叹道。
李大姐的苦恼并不少见，火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女嘉宾也往往因各种奇怪理由瞬间枪毙男嘉宾：
●“他的甜品我很喜欢，但是我不喜欢这个人，因为他穿的衣服
一点都不fashion。”
●“他的鞋子不搭裤子，裤子不搭上衣，上衣不搭发型。”
●“他一直在舔嘴唇，不停地舔，我觉得好恶心。我觉得这个动
作挺猥琐的。”
现代男女择偶标准的变化，究其根本，不是越来越“高”，而是越来越“多”。过去找对象，只要年龄、长相、性格、品德、家庭背景、学历、职业等基本条件过关，“终成眷属”便不是什么难事，而如今，不仅基本条件“没动摇”，还要验血型、观天相、看眼缘、对癖好，层层排除、层层筛选。
正如一名女网友在征婚启事中写道：“我心目中的另一半，要北方二线以上城市生人，北京户口，80年之前出生，不能属狗，和我相冲。摩羯座、双鱼座、天秤座勿扰。身高175厘米以上，理工科专业硕士以上学历优先。希望你爱下厨、爱看书、爱看电影，有拿手的运动项目就更好了……”试问有几个男人经得住这条条拷问？
所以，“剩女”一跃成为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她们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长相无可挑剔，但因择偶要求又多又高，导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而变成“剩女”。
※ 人好才是真的好
尽管多元化择偶已经成为趋势，但万变不离其宗，核心标准并未随时间“大变身”。2011年零点“城市生活调查”显示，性格脾气、道德品质、健康状况和职业条件在不同年龄段的公众看来都是头道门槛。
近年来，在个体生存压力不断加大的氛围下，两性关系中的拜金主义似乎愈演愈烈。人见人爱的金钱，之于恋爱，到底有多重要？Gucci家族第三代传人的前妻柏翠莎说过：“我宁可在劳斯莱斯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到了马诺嘴里，劳斯莱斯变成了宝马，但不变的是对金钱的趋之若鹜。一时人人恐慌：难道爱情只是“高帅富”和“白富美”的专属吗？
2011年零点“城市生活调查”显示，金钱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的确越来越重要。与其他年龄段公众相比，青年群体认为经济状况决定男女感情的比例是相对最高的，近4成（39.3%）的18～25岁青年人认为经济状况是男女感情的重要基础，而56岁及以上群体中，只有26.6%的人这样认为。
但经济状况远不是爱情的决定因素。青年人中仍有45.9%表示，经济状况仅是男女感情发展的参考因素而已，更有12.6%表示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
无论是用怎样的标准去寻找Mr./Ms.Right，都是个人的选择。有人坚守着，希望遇到百分百的那个他/她；有人相信命运，再严格的标准在缘分面前也不值一提。选择一个人生伴侣，从来就不是易事，但痴情男女践行爱情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
旧瓶新酒，征婚依旧
今年30岁的刘佳在爱情这条路上可谓“身经百战”。小学四年级就和小男生互传纸条，初吻发生在16岁，大学期间约会过学生会主席、足球队长，工作后相亲过富二代、IT男。虽然桃花不断，却依然单身。“我注重感觉，最近每个周末几乎都去相亲，也经常参加一些白领同城活动，可是和我来电的男人几乎没有。但我也不着急，婚姻可是人生头等大事，即使晚点遇到对的人，也没什么，宁缺毋滥嘛！有机会我还想去《非诚勿扰》看看呢。”刘佳坦白道。
曾几何时，早恋是被鄙视的，晚婚是被非议的。但现在的青年男女，恋爱越来越早，结婚却越来越晚，找到另一半的方式也越来越多……
※ 全民相亲时代
由于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发展，不同年代的人认识配偶的方式大不相同。2004年零点“城市生活调查”显示：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而缔结姻缘的比例越来越低，通过自己认识和找到伴侣的比例则越来越高。
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自己找？怎么找？各有各的秘籍。其中，亮出自己的标准和条件来主动征婚和相亲越来越不是什么神秘的事儿了。在婚恋自由程度更高的今天，征婚和相亲不再是别人强加的约束，而是自己掌舵爱情的第一步。
“我喜欢会叠衣服的女人，每次洗完烫平叠得都像刚从商店里买回来的一样。说得够具体了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留学生身份出去的，在国外生活过十几年，没正经上过学，蹉跎中练就一身生存技能，现在学无所成海外归来，实话实说，应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龟’。性格Open，人品五五开，不算老实，但天生胆小，杀人不犯法我也下不去手，总体而言属于对人群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一类……”这是电影《非诚勿扰》里的秦奋为自己撰写的“非典型”征婚启事，略带个性和自嘲。
上世纪90年代的征婚广告，大多出现在各类杂志和报纸上的中缝或者页脚等不起眼的地方，等待有缘人来发现。通常的形式是：“男，35岁，身高1.68米，离异无子，私车跑运输，月入2000元，住房120平方米，觅健康善良的未婚女子为伴。”进入21世纪，“征婚”“相亲”等字眼更加频繁地见诸媒体，相亲节目登上荧屏，相亲大会进入社区，更有高端的“游轮相亲”“富豪选妃”等，于是，媒体兴奋了，民众激动了，加入这一场“全民相亲”盛宴的，不仅是一对对痴男怨女，还包括着急的父母、敏锐的媒体，和消费着相亲文化的大众。
※ 早恋有理，晚婚无罪
十几年前，高中生看个琼瑶小说都要偷偷躲在被窝里，早恋在家长和老师的眼里是洪水猛兽。现如今小学生已懂得传纸条，中学生已肆无忌惮地在公共场合搂搂抱抱。而家长和教育者对早恋的态度也从禁止转变为引导。2011年零点“中小学生调查”显示，64.5%的在校中学生已悄悄开始了恋爱。
但是，早恋并不意味着早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5～2010年，结婚年龄在24岁以下的人群比例从47%下降至37.6%，5年间增长率为－25%，而结婚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群比例不断扩大，40岁以上的人群比例5年间甚至增长了2.3倍！不禁让人感叹，为了获取美满幸福这一稀缺资源，单身男女的算盘越来越精，爱情提早，婚姻推迟。也许只有这样的战略既能保证不被“剩”，也可保证不被匆忙地“婚”。
为什么结婚年龄会不断推迟？一方面，城市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组建家庭的费用越来越高，物质准备必不可少。先立业后成家成为不少人无奈的选择；另一方面，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性的独立性不断增强，对于婚姻的依赖性开始下降。精神的独立带来的是对事业发展的重视，和对自我能力提升的需要，婚姻不再是当务之急。
都说婚姻是坟墓，可总是有人前赴后继地冲进来，在坟墓里收获自己的幸福。在婚姻面前，我们都要放下自己的矜持，为自己的未来去奋斗，去求人。这并不丢人，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幸福。
婚姻财产进入“契约时代”
2011年8月，《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出台，其中三分之二的内容涉及婚姻财产，使得不少婚前财产从暧昧不清转变为归属明确。在中国人眼中，爱情便是你我不分，婚姻更是彼此交付一切的承诺，这样才是进了一家门，成了一家人。将你我分得那么清楚，不是太显见外了吗？但不管如何，现代婚姻除了感情基础，也要有契约精神。契约并非为了伤感情，而是为了保证以后感情不被伤害。
※ 婚前财产：从模糊不清到法礼分明
虽然早在1980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概而简之地提到“婚姻内财产归夫妻共有，约定的除外”。但一向大而化之的中国人可不那么当回事，既然结了婚，成了一家人，大部分人还是抱着“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的想法过日子。时至2001年，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变。
这一年，婚前财产公证制度正式出台，数百万对即将领证的中国准婚男女迎来了新的难题：婚前财产公证，做还是不做？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正式出台给了中国人一个不再模糊的选择：我的还是我的，你的还是你的，只要领个证，盖个章。茅塞顿开的中国人对婚前财产公证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与认同：原来结婚也可以意味着财产不“充公”，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小金库”，养着自个的“私房钱”。
2002年零点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显示：当时未婚人群中高达39.6%的人打算做婚前财产公证。这无疑是一个颇具群众基础的好开头！虽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婚前财产公证制度在高调起航后却迅速沉入长期的低迷阶段，举步维艰。2010年零点“城市生活调查”显示：仅有4.8%的居民做过婚前财产公证，未婚人士也只有11.5%计划婚前进行财产公证。
对于中国人来说，“谈钱伤感情”的固有观念是阻挡婚前财产公证制度前行的巨石：有感情，公证没必要；没感情，婚姻都没必要，更何况公证！在对不公证原因的讨论中，25.4%认为感情不深才需要公证，22%表示公证有伤感情。混混沌沌，牵牵扯扯，你我不分，才不能分，不怕分！
而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公布，则似乎从客观上推了财产公证一把。新解释以“谁出钱，谁拥有”的原则界定房子的所有权，极大地撼动了中国女性的神经。新解释出台后，引发了一个不小的“房产证加名潮”。对于年轻人而言，“联名购房”也似乎变成了共识，房产证由“单名”变“双名”渐成声势。2012年，中国某著名婚恋网站的线上调查显示：65.3%的成都男性愿意在自己购买的房子的房产证上加上未来老婆的名字。房屋财产权的厘清是否会因此推动婚前财产公证制度，我们似乎看到了苗头！
※ 财产管理：从家长制到夫妻制
在古代中国，家庭财产的掌权者可不是妻子，甚至连丈夫都不是，而是处于权威顶端的大家长，或者准确地说是男性大家长。如果将家庭比作一个股份制公司，那么男性大家长就是董事长，男性后裔相当于股东会成员，而女性则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即使是女性家长也更多的是享受情理上的尊敬而不是掌握实权。换而言之，真正对家庭财产有话语权的是男性，女性只有在家族男性都缺乏的情况下才能“上位”。
1950年，新中国出台的首部《婚姻法》不仅赋予了女性婚姻自由的权利，也给了她们对家庭财产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权。虽然日后《婚姻法》经过两次大的修订，但“女性顶半边天”的原则不动如山。中国家庭从大家族到核心家庭的转变，让大家长从“拍案者”的地位上退下来，家庭变成丈夫与妻子的“角力场”。显然，妻子在这场角逐中不断向权力中心前进，掌握越来越多的主动权。
可以说，在家庭这个股份公司中，妻子扮演的不再是秘书之类的边缘角色，而是上升为副董事长之类的决策者。
※ 离婚处理：从整而分之到各归各家
在2001年婚前财产公证制度施行之前，绝大部分夫妻有“私房钱”的概念，但没有“私有财产”的思想，中国家庭财产虽涵盖男女双方努力的成果，但是却以“化而整之”的形式出现。更何况，1980年新修改的《婚姻法》更是强化了“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这种你我不分的财产组合方式给离婚财产分割创造了便利性：一刀下去，你我一半，简单快捷！当然，考虑到女性的弱势地位，女方一般会获得房子的所有权。这不单单是法律惯常的处理方式，也是社会伦理认可的准则，毕竟当初没分清彼此，那么一刀切就无可厚非，合情合理！
而2001年以后，因为婚前财产公证制度的出现，事情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只要约定，分清了你我，那么离婚时我的你不能动分毫，你的我也不拿点滴，分不清的就平分！走到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离婚案件中涉及比较多的财产问题进行了更明确的规定，从婚前个人财产这个源头上进行区分。不需约定，不用公证，我花钱，我爸妈花钱，都是属于我的，离婚了也是我的！一句话：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不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你我的是你我的。中国家庭财产的分割从“均分大饼”走向各归其主。
在古代中国，房子及嫁妆作为男女双方婚前财产的主要形式，在“休离”时也归属分明：女子，“离婚之日，无论何原因，其妆奁应听携去”。即夫妻关系破裂时，财产各归其主。《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似乎将绕了个大圈的婚姻财产重新拉回以前的路径。
小两口过日子：有事好商量
“婚外有婚，人外有人，离婚倒比结婚快；还没成家，先做房奴，两人背着四个爹妈”——现代城市婚姻被描述得如此不堪，“相信婚姻”的城市人是不是成“稀有物种”了呢？或许，在这个充满挑战与诱惑的时代，经营婚姻确实比从前困难了许多。但零点的数据证明，新时代的婚姻还是经得起考验的——夫妻间的沟通正在变得更加平心静气，相互了解、相互尊重也在增多。
※ 夫妻间的相互了解在增加
媒妁之言定终身大势已去，现代版婚姻大多经历自由恋爱的过程——夫妻双方在步入婚姻殿堂前已经有了深厚的了解。2006年零点“城市生活调查”显示，“老夫老妻最相知”已经是旧式相亲时代的老黄历，城市夫妇越年轻，对爱人的了解越充分。
※ 夫妻间的沟通越来越理性
同时，零点数据还表明，年轻夫妇间的沟通比年长者要理智得多：中年夫妻在发生分歧后冷战和争吵的比例较高，而年轻夫妇则多会“冷静分析原因，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情况”（75.3%），或者“床头吵完床尾和，吵完了该干吗干吗”（46.8%），另有近三成（28.4%）还会主动向对方道歉。
※ 夫妻双方趋向真正的平等
伴随着现代社会文化的形成，“男尊女卑”的传统格局被打破。比如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夫妻双方越来越讲究以理服人，超过半数（51.4%）的夫妻表示：“教育子女出现分歧时，谁有理听谁的。”“春节该回谁家过年”已经成为了都市夫妇的共同烦恼，但这个问题本身，一定程度上就已说明夫妻双方的地位真正迈向了平等——同期调查显示，夫妻轮流“坐庄”决定回谁家过年或者“两边儿跑”的比例已经接近4成（37.4%），而干脆回女方家的比例也有3.7%。如果说社会交往满足发展需求，那么对和谐家庭关系的渴望无疑源自情感上的需要——它让生活在钢筋水泥中的城市人多了一份安全感。不管工作有多忙，自己的爱人总会占据生活的“另一半”，这个位置不会被取代，这份牵挂不会被割舍。正在大破大立的中国人，夫妻沟通换了模式，守护的却仍是那一片浓浓的真情。
从“计划生育”到“有计划的生育”
王大爷一家是城市中普通的五口之家：爷爷、奶奶、儿子、儿媳妇和小孙女。当年响应计划生育的号召，老两口只生了一个儿子。如今，血脉传承这头等重任落在了儿子头上。开始，儿子儿媳一心想做“丁克”，说辛辛苦苦工作是为了享受生活不是为了养孩子。后来两人终于变通了，小孙女出生了。刚开始王大妈还纠结说：“女孩啊，给别人养的。”但王大妈琢磨着现在都是独生子女，男女都要养老，加上女娃贴心，慢慢也就不提要孙子的事情了。最近，儿子儿媳看了关于“中国失独家庭”的报道，有很大感触，变得很没有安全感，小两口正在琢磨是不是再生一胎。可是高昂的养儿成本让小两口踌躇不前。
20年来，人们对于个体生命也有了新的理解：生儿育女不再是生命的必要组成部分，家庭轴心开始从亲子关系转向夫妻关系，孩子也不再是维系家庭的唯一纽带。这是一种新的、与社会协调发展相适应的生育观念。而且当下的中国青年人的生育观念中，都已明确认识到全社会需要生育计划，家庭生育也需要计划：生不生、生几个以及怎么生、如何养，都要经过反复思量。
※ 生还是不生？——由丁克到悔丁
改革开放后的一代青年男女重视个性独立，为了事业的成功和享受生活的自由，不愿让孩子成为生活的拖累，同时又特别推崇西方的家庭模式，因此很多人自愿选择了不生育，成了“丁克族”。2003年零点“生育意愿调查”显示：中国大城市已出现60万个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
但如今，丁克中已有不少人改变初衷，打算放弃这种生活方式。根据零点数据，2010年城市人选择“丁克”的比例较2002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由8.1%降至5.9%。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在一份提案中表示：上世纪90年代，中国35岁以上初次生育高龄产妇平均占比仅为2%；到2011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甚至高达15%以上。20年前的丁克族已到中年，变成“悔丁族”，开始重新踏上了生儿育女的历程。
“悔丁”是一种回归，但也不完全是一种回归：即便夫妻俩均是独生子女，也有56.2%表示只生一个孩子就好。20年前“生一个”是受制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而20年后“生一个”则更多的是年轻父母的主观选择。
※ 生男还是生女？——女孩越来越受欢迎
20年来，一方面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居民养儿防老的观念愈加淡化；另一方面，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想法日渐淡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中国家庭规模日益缩小，由独生子女组成的小家庭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双方父母的赡养义务。从这个层面上看，“养女儿”也达到了防老的目的。
据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的调查结果，2000年时，女儿的养老作用远远低于儿子，作为老年人家庭生活的主要帮助者，儿子养老作用高于女儿10个百分点；到2010年，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如广州、北京、上海等，女儿的养老作用超出儿子5.6个百分点。10年来，儿子、女儿的养老地位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在物质赡养、精神慰藉、生活照料等方面，女儿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女儿经济”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养个儿子还得买房子，投入太大。何必非要生儿子？顺其自然不是更好？根据2010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愿意生女孩，开始“重女轻男”了。
※ 孩子健康还是母亲“舒服”？——从平安生产到健康生产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现代妈妈的生育过程在生产方式以及哺乳方式等选择上，也与20年前大有不同。相对于可以让孩子更健康成长的顺产和母乳喂养，妈妈们的选择开始更关注自己的“舒服”了。
在生产方式上，在中国剖宫产率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上升。到1990年，中国的剖宫产率上升至25.4％，2008年时中国总剖宫产率为46.5%。怕痛、怕影响身材、怕影响产后性生活，中国孕妇剖宫产率“大跃进”式上升，屡创新高。其中，大城市的剖宫产率又领
跑全国。上海户籍孕妇的剖宫产率从1996年的46.4％上升至2010年的67.1％。上海市妇女保健所称，这一比例在全国绝对是数一数二。
在哺乳方式上，越来越少的中国母亲采用纯母乳喂养。以北京市为例：2010年北京市0～6个月的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为65%，较上世纪90年代明显降低。而全国0～6个月的婴儿纯母乳喂养率更低，只有40%～50%，且近年来呈下滑趋势。相比之下，一些奶粉出口大国，比如丹麦、新西兰等一些国家，母乳喂养率却在95%以上。
还有很多准妈妈们因为无法适应角色转换而患上产前抑郁症，这催生了针对准妈妈开展的心理辅导课程，生意火爆，产妇对妇幼保健的需求还越来越高端和专业。除了针对心理的，还有能够提供专业的产后服务的月子中心。产妇在月子中心悠闲地当新妈妈，她们有更多时间来享受有宝宝的乐趣，学习养育宝宝的知识，而且在饮食、生理、精神等各方面都得到专业的护理。
20年前，计划生育让年轻父母有很多的不得已；20年后的今天，生育政策在逐渐放开，社会氛围也日渐宽松，虽然生育观念依旧会受到经济、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但生不生、生几个、怎么生的主动权正在被年轻的父母紧紧攥在手上。
从“世代同堂”到“一碗汤的距离”
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家庭平均每户人数为3.10人，计划生育政策推行30余年以后，中国家庭规模日渐接近标准的“三口之家”。随着人口流动和家庭观念的改变，我们走过的世界越来越大，家越来越“小”了。
※ 保持“一碗汤”的距离，你情我愿
面对家庭规模日渐缩水的统计数据，有人哀叹“四世同堂”的式微，焦虑拉开的物理距离会造成亲情的淡漠。但根据2011年零点“城市生活调查”，两代人都认同“一碗汤”的距离是最理想的代际间居住模式。老人和成年子女中都有超过6成的人认为“住在附近”最合适，而希望住在一起的仅两成。
何谓“一碗汤”的距离？老妈周末在她家煲了一锅汤，给你拨个电话：“闺女，刚熬了一锅你最喜欢的冬瓜排骨汤，鲜得很！”你趿好拖鞋出门了，十分钟后，坐在老妈的桌子前，喝着鲜美的热汤。客观上讲，随着社会的发展，跨代同堂不再是一种必须的选择，而是可以根据情感需求、生活习惯来衡量的选项之一。主观上讲，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距离产生美，情人间如此，家人间亦是。
曾有生物学家在寒冷天气中将一批刺猬放在空地上，生存本能让它们靠在一起取暖，但又被对方的长刺戳痛而被迫分开，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靠近与分开后，它们终于找到一个既可以相互取暖又不会刺伤彼此的最优距离。心理学家就此提出了“刺猬效应”，大意是：人际关系中，太远了会生疏，太近了会摩擦，保持适度距离，才能使双方关系处在一个和谐、融洽的氛围中。“一碗汤”的距离其实就是一种“刺猬效应”。
※ “一碗汤”浇灭婆媳关系的“火”
对年迈的父母而言，与成年子女同住一个屋檐下，心里踏实有着落，但是怀着切切的爱子之心偶尔好心办坏事，老人事后不免心头泛苦楚。婆媳关系向来是入戏的好料，细究婆媳矛盾的缘由，75.6%的市民认为是代际之间的习惯差异，还有46.3%提出是婆婆对老公的态度，比如“婆婆总是偏向丈夫”“婆婆总想要老公听她的话”，或是“表现出对老公的占有欲”。如果说生活习惯的差异会随着社会发展进入稳定阶段而缩小，母亲和儿子之间的这种微妙目前看来似乎没有“勒马”的倾向。
也许，有了这“一碗汤”的距离，婆媳关系会有所缓和。毕竟眼不见心不烦，不是吗？2012年零点“城市生活调查”还发现：那些和父母同城但不住在一起的子女，比那些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子女，能更清晰地记住父母亲的生日。这组数据不知能否从一个角度验证“一碗汤”的距离确实是最优的选择。
工作，寻找合适的“战场”
不同年代的“恨嫁榜”最能折射出人们对特定职业的艳羡，坊间流传这样的说法：50年代（上个世纪，下同）嫁工人，工人阶级有固定收入，吃香；60年代嫁农民，农民根正苗红，可缓解成分不好的压力；70年代嫁军人，部队福利有保障；80年代嫁文凭，“老九”吃香；90年代嫁大款，不能嫁也要傍；而零点2011年“城市生活调查”显示，这个年头，公务员才是香饽饽。
※ 职业价值观：从“大海一浪”到“坐收渔利”
1968年，周志新进入了电信工厂工作，“那时候没什么想法，就是跟大家伙儿一起把工厂的事儿干好呗，给国家建设作贡献。”后来周志新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来了北京，3年学习之后分配进了邮电局，周工程师这个头衔一戴就是15年。1994年，周工程师南下深圳，与朋友开起了最时髦的IT公司。2004，儿子小周研究生毕业，没有继承家族产业却当了一名国家公务员——“家里总要有个安稳工作的人。”2011年，老周光荣退休，将半数财产投入公益事业，交给基金会运作。周志新的每一次人生转折，都源自职业价值观的改变。从集体主义时代到个人主义时代，从物质匮乏年代到物质丰腴年代，工作价值和创造工作价值的最优路径不断变换。
心中有大海，我甘做一浪。从建国之后到上世纪70年代，择业的自由性相当有限，工作是服从分配的。集体至上的职业价值观与这种就业形式达成了默契，“被分配”的朵朵小浪花，满怀热情地奔赴农村、工厂、部队，汇入不同的江河湖海。这个时期，工作的最高价值在于为集体贡献力量、为人民服务。
我要下海，没有大海，创造大海也要“下”。1978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震天，让随后的80年代形成了“10亿人民9亿商”的局面。邓小平同志南巡后，人们的造富之路更加多样化，“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土。
这个时期人们转而考虑工作为个体带来的价值，工作价值的标准是物质回报的丰厚程度，甚至出现了“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现象。
与此同时， 随着1 9 8 5 年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大学生就业从统包统配转向自主择业、双向选择，年轻人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也开始萌芽。同一时期名为“中国青年的就业问题”的调查显示，75.6％的青年都希望“把人民的需要和发挥个人的才干结合起来”。
不愿出海，但也想满载而归。千禧年后的10年，80后与90后纷纷步入职场，身为独一代，施展的空间大了，“野心”却似乎没那么足了，以安全稳定为导向的职场心态渐渐浮出水面。2010年零点对人们择业时看重的因素进行了调查，除了“收入水平高”这一首选（26.8%），“工作轻松、压力不大”（10.6%）的比例较高，不低于“发展机会多”“工作环境好”和“能力与兴趣匹配”。
前辈的中庸和老成在80后与90后们身上似乎已经有了烙印，虽然有44.3%的90后中学生把兴趣作为选择职业的第一标准，但选择收入高、地位高和工作稳定性好的中学生也分别占两成左右。1999年到2011年，曾经红极一时的企业家和科学家排名下降最快，而收入和社会地位双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吃香的教师、医生等“安全职业”跃居前列。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公益梦。2011年零点“90后调查”显示，12.9%的90后中学生积极参与网络组织的线下公益活动。对于新新人类而言，公益是名利双收的美差，公益不再是一份无法触摸的崇高，也可以是一份可以踏实献力的职业，这个新兴领域，给予职业价值另一种诠释，集体的、精神性的价值取向再次被重视。
※ 今日，我为仕狂
从1994年公务员首次公开招考至今，我国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翻了八番还多，2011年录取率仅为1.57%，用挤破头来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从科举中第，到公务员放榜，时隔千年而热度不变。2010年零点“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显示，城市居民中把“公务员”作为理想职业的人最多（41.5%），排名第二的“企业家”入选率还不及其三分之一。即使是不谙世事的90后中学生，“公务员”在他们的理想求职单里也已经跃居前列，而在10年前的中学生的眼中，这一职业排在第十名开外。
究竟什么原因，让这一情结难以割舍？被挤、被压、被诱惑是痴狂的根源。
被挤满的公开求职平台。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2004年到2010年，大毕业生数量从280万增至631万，显然比社会职位需求的增长要快，职业竞争的白热化程度可见一斑。公务员招考，作为一个公开的求职平台，眼球爆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被压抑的职业诉求。随着高校扩招，人才的竞争力也被稀释，随之而来的竞争焦虑让人们疲惫，谁愿意在后浪的拍打下讨生活？找一个甩不掉的铁饭碗不失为一种慰藉。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要追求工作和生活平衡，具有稳定职业的人所花费的成本更低，他们可以更大胆地去探索除工作以外的世界，而不用对炒鱿鱼太过担心。
种种隐性利益的诱惑。社会利益均衡从来都是敏感话题，没有人不愿意瞄准大蛋糕。在人们眼中，公务员们蒙着“体制内”这张面纱，似乎他们拥有的不仅是丰厚的收入、良好的社会地位，还有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社会保障待遇甚至特权。这样的认识未必正确，但却足以让人心潮涌动。
“公务员热“并非悲剧，但也让人笑不起来。当原本被寄予希望的人放下了去闯荡的单刀，当还没经过岁月历练的心就长满麻木的茧，当激情老去，当勇气退场，我们又要依靠谁去成为披荆斩棘的建设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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