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年太子，他留给了吴国上下无限的悲哀，他留给父亲的是一份宝贵的治国遗嘱。他走的时候才三十三岁，正是一个人可创造辉煌的时候。他的宅心仁厚在整个吴国尽人皆知，他死后被称为“宣太子”，他活着的时候，其仁义、其道德已经人人传诵。他的死是吴国的大损失，也是中国历史的损失。我们在感叹他英年早逝的同时，也应该感叹，历史只是因为一个太子的死而改变了它本不该改变的发展方向。
一份宝贵的政治遗嘱
公元241年，年仅三十三岁的吴国太子孙登病逝。他在临死前给父亲孙权留下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千字文。
孩儿不孝不贤，所以被上天惩罚而缠上重病。自我反省，实在无话可说。品行鄙陋，恐怕终要离父亲而去了。我并不惋惜自己，只是一想到将离开父母，从此后，人鬼殊途，永远也不能再进奉仰望宫禁，不能朝拜陛下王后，生时没有为国家出一点力，死却留给陛下沉重的忧伤，这才是我感到悲哀的地方啊。
古人说，生死有命，长短在天，周晋、颜回都是智勇双全的人才，尚且夭折，更何况是我愚昧鄙陋，活到今天，已经是上苍对我不薄了。况且，我活着的时候是太子，死后还享受尊荣的地位，对于我来说，拥有的已经太多，我还有什么可悲叹遗憾的呢？如今天下大事还没有定局，流窜的寇贼还没有处治，四海翘首以待，把命运系在父亲您身上。处境危险的人希望安全，处境动乱的人更是希望太平。希望父亲能彻底忘掉我这个人，割舍普通百姓的情感，修炼黄老之术，专心保养精神，加进营养膳食，广开神圣英明的思虑，以确立万古不朽的功业，那么，整个天下的百姓很幸运地有了靠山，我死而无憾了。
父亲不必为我的死难过，皇子孙和仁义孝顺，聪明睿智，德行清明丰茂，应及早安排，从而让天下百姓又所希望。大臣诸葛恪才能出众，学识渊博，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器量族以承担佐助时政的职务。大臣张休、顾谭、谢景都很机敏，有见识，入则应该用为亲近的心腹，出则可以成为坚利的爪牙。范慎、华融勇猛过人，气节雄壮，确有国士之风。刁玄性情优柔且宽宏，并有道家风范，裴钦博闻强记，他的文采值得取用。蒋修、虞翻的志向气节都很分明。这些臣子里有的适宜任朝臣，有的可以任将帅，他们都通晓时政，熟悉法令，固守信用，坚持道义，具有威武不能屈的志向。他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来，我对他们的了解很深。所以，当初父亲把他们安排在我身边，我现在由衷地感到父亲的苦心。
我深切地考虑，现在境外多事，战争不止，我们应该勉励六军将士，以谋求进取。军队是以人为群众的，群众则以财货为宝贝。我私下听说下面郡县有不少地方荒芜残败，百姓生活困苦，奸邪祸乱萌生，因此法令频繁增加，刑法更加残忍，我听说治理政事要顺从民意，法律政令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眼下确实有必要和将相大臣们仔细地选择合乎时宜的政策，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对刑法加以宽缓，赋税加以减轻，适当地取消一些劳役，从而让百姓归心。大臣陆逊对时政忠诚勤勉，献身忧国，尽心为公，有不谋私利的气节。诸葛谨、朱然、朱据、吕岱、张承、孙怡为国尽忠，通晓治国的体制。父亲可以让他们拿出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办法，除掉苛刻烦琐的政策，爱护养育兵马，安抚百姓。五到十年，必能让远方的人欢喜而来，近处的人更加尽心尽力。无刀兵之祸，统一天下便可指日可待。
有人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中肯不搀一丝虚假。所以，楚国公子贞临死前，留下遗言对时政提出告戒，君子认为他忠诚，何况我孙登，还能闭口无言吗？希望父亲大人能留意听取采纳我的意见，孩儿也就可以含笑九泉了。
孙登嘱咐手下人，待自己死后将此信交给父亲。当孙权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无语泪流。老年丧子已经很不幸了，更何况这个儿子非比寻常，他是自己一生的寄托。
孙登死的消息传出来后，豫章太守谢景无法克制自己悲伤的心情，竟然擅自去参加了孙登的丧礼，并向孙权请罪，请求免去他的太守之职。孙权告诉他，你跟太子多年，和其他官员不同。同时又派亲近的使者去慰问他，并告诉他，豫章太守一职没有合适的人选，还是需要你来承担。是时，吴国上下哀痛不已，作为父亲的孙权更是以泪洗面多日。
那么，一位太子的死何以会引起孙权这么大的反应，做了长达二十一年的太子孙登在孙权眼里、在吴国百姓心中到底是怎样一个太子呢？
孙登太子二三事
公元229年，孙登被立为太子。孙权为了让其成材，特意安排了诸多才识品德兼备的名臣作为他的宾客朋友。于是，孙登遗嘱里所提到的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人被选入东宫。他们陪着孙登研读诗书，孙登若外出，他们就跟着骑马射猎。孙权觉得作为未来之主的孙登应该熟悉近代史，于是就希望他能读《汉书》。并特意让张休去研究《汉书》很有名气的张昭那里学习，回来后再将所学的传授给太子孙登。
孙登与这群大臣相处融洽，经常同乘一辆车，有时候因为听讲很晚，索性就跟这些人睡在了一起。这些人在一起俨然没有师徒、主仆之分。太傅张温跟孙权说，“中庶子这个官职和太子最亲近，他要在太子身边回答太子提出的所有问题，应当任用德行杰出的人。”孙权以为然，就任命陈表等人为中庶子。陈表他们和孙登熟悉了以后，孙登就废除了中庶子的一些繁文缛节。有一次，孙登把陈表按在自己所坐的凳子上，陈表觉得这样很不好，孙登笑道：“您的学问理应坐在我上头。”
不久，孙权迁都建业，征召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孙登镇守武昌，并让他兼任宫府留事。孙灯时常出去打猎，本来应该走近道，但为了避开农民的庄稼，他宁可多走出几里地去。倘若在他打猎的地方有人种地，即使野兽横行，飞禽扑面，他也要换个地方，就是因为他不想打扰百姓种地。
孙登的母亲出身卑贱，而徐夫人对孙登从小就有养育之恩。后来徐夫人被废黜，住在吴郡，步夫人开始得宠。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与步骘同族，早年“以美丽得幸孙权，宠冠后庭”，且不妒忌，故久见爱待，意欲立为皇后，终因朝臣以徐夫人相抗而未成。步夫人对孙登经常有所赏赐，孙登只是恭敬地接受，从不推辞。徐夫人派人来凡赐给他的衣服，他必要沐浴之后才穿。孙权要立其为太子时，他却推辞道：“本立道才生，要立太子，应当先立王后。”
孙权笑道：“那么，王后，也就是你的母亲是谁？”
孙登回答：“母亲在吴郡。”
孙权不说话了，他本以为孙登会说是步夫人。徐夫人虽然被废黜了，但在孙登心里，一日为母，终身为母。其恭孝之道，在宫廷那样的环境下实在是难得。
在关于这位仁义太子的传说中，有一件事是经常被人拿出来传诵的，就是弹丸事件。有一次，孙登出外打猎，骑马飞驰时，忽然一颗弹丸从他耳边擦过。众人大惊失色，迅速将其围在中间，另外一批人找凶手。恰好有一人手提弹弓正在四处瞄准，这批人就把此人绑了拖来见孙登，此人已经是魂不附体。
证据似乎确凿，孙登的手下决定先将此人胖揍一顿，然后找个树吊死他。孙登叫人找到了从耳边飞过的弹丸，又把那人所使用的弹丸放在一起比较，发现此人用的弹丸要远远小于那颗弹丸。于是，就把吓得魂不附体的人放了。
孙登手下的人说，即使不是此人所为，必有人要对殿下不利，还是杀一儆百得好。孙登却说，国家有国家的法度，如果我以太子的身份将此人处死，那么，我就是明知此人冤枉而滥杀。我不但犯了国家法度，还留下了骂名，一举两失，你们说，天下的百姓如果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想我和父皇呢。
有人曾将孙登辨弹丸一事放进智书里，认为孙登很聪明。其实，但凡是个人就知道应该拿来弹丸比较一下，而这件事之所以被人人传诵，无非是因为孙登的美德，在三国时期，这种行为在一个储君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智慧了，形而上地认为，这该是一种仁德。
此事过去不久，又一件事被史家记载了下来。
有一天，孙登起来想吐痰，但找不到了那个可爱的盛水金马盂。本来，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东西，贵重就贵重在它是太子的私人物品。经过侦察，孙登找出了那个盗窃的人，他的手下人还是给他出主意，先胖揍一顿，然后砍脑袋。孙登很生气地将小偷责备了一番，然后让他滚蛋，并且告诉手下的人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
当他的弟弟孙虑去世后，父亲孙权痛苦不堪，两天才吃一顿饭。孙登得知此事后，昼夜兼程赶到父亲所在地，对孙权说，“孙虑走了，这是命运。如今北方的土地还没有统一，四海之民都在翘首盼望得到解救。老天把这样的重担子交给父亲，可父亲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反而不思饮食，我真是为父亲忧虑不安。”
孙权这才开始大吃大喝起来，十几天后，孙权觉得自己没事了，就打发他回驻地。但他却恳求说，“儿子不能早晚向父亲请安，这就是不孝。陆逊在那里，难道父亲还不放心吗？我想再多陪父亲一段时间。”
孙权想了想，就把他留了下来。不久，孙权出征新城，让孙登留守，全面主持留守的政务。在此期间，因为诸多地方粮食欠收，盗贼滋生，孙登明确法令，从而防范了诸多想要趁势作乱的人。
在太子之位的二十多年里，孙登上得孙权之欢心，下被天下百姓爱戴，中与朝总大臣和睦相处，其治理国家之能力，在大情小事上皆闪耀着一个明君之光芒。品德无二，能力无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将来都是一位不可多得明君。可想不到的是，他居然那么早地就离开的人世，离开了众望所归的那个皇帝之位。
在他死后，孙权按照孙登的意思将另一个儿子孙和李为太子，这位第二任太子小时候就因母亲王氏得宠，很为孙权喜爱，十四岁时，孙权就为安排宫廷禁卫，并找大臣传授其经传。孙和喜欢学习，对才学之士也很有礼貌，因而很受朝廷内外赞颂。成为太子后，他对政事的处理并不亚于孙登。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却是，因为没有了孙登，才显出了孙和的才能。
孙登死后
早在孙登还是太子之时，因为自己母亲被废黜和自己身体常常感到不适的关系，他常想让出太子之位来。首先是孙权不答应，接着就是朝中但凡有点脑袋的大臣也不答应。因为无论从子嗣继承的传统还是孙登的品德能力来讲，他作太子是唯一人选。
吴主孙权生有七子：长子孙登、次子孙虑、三子孙和、四子孙霸、五子孙奋、六子孙休和最小的儿子孙亮。帝王多子本是情理中事，孙权在立储君的问题上也算是一明君。早在221年时，孙权为吴王，就把孙登立为王太子。并且很注意对孙登的培养，精选师傅和宾友。诸葛恪、张休、顾谭和陈表号为“四友”，都是三国时的名臣代表，孙权把孙登交给这些人，显然是对孙登寄予了大厚望。241年，孙登一死，对于孙吴政权来讲，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而当时在东宫的这些人所代表的利益也让后来的孙和与孙霸的斗争更加激烈起来。
孙登在这些人的熏陶下，为人之表现与从政之态度颇具儒者气质。大量关于孙登的事实，完全可以证明他就是一位最佳的继嗣人选。陈寿后来在其传末评道：“孙登居心所存，足为茂德之美。”宋人叶适也指出：“孙登德兼于能，知人则哲，深达治要，临殁一疏，不论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世子藩王之贤，少有及者，同时曹子桓、子建，何足道哉！”
但是，这样一个人却在父亲还很健康的情况下早早地离开了，他并没有继承大位，这是他自己的损失，也是孙吴百姓的损失。更是孙吴政权后来出现波折的导火索。
孙权的第三子孙和在242年获得太子之位后，更是受到了连失二子的孙权的宠爱。正是基于此，他对孙和的培养绝不次于当初对孙登的培养。名儒阚泽就在这个时候出场了，他对太子孙和的教导可谓面面俱到，自己也是不遗余力：“教以书艺，好学下士，甚见称述。”
《吴书》上谈到孙和，说，（孙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孙和被立为太子后，以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名士为侍从。
这样的一群人在太子周围，自然会让以前跟着孙登的那些人聚拢过来。在这些人看来，孙和有能力，有品德，和当初的太子孙登不相上下，况且其所立符合了儒家的立长原则。当两位太子的力量组合到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让孙权不得不抽时间想上一想。
大概也是出于对太子势力的忌惮，孙和被立为太子的八个月后，孙权制造了一起事件，从此拉开了太子相争的帷幕。243年八月，孙权当着群臣的面封四子孙霸为鲁王，这其实并不算什么，但让众臣感到奇怪的是，孙权对这位鲁王宠爱倍至，几乎比宠爱孙和有过之而无不及。
过不久，宫廷里便传开了孙和与孙霸不和的声音来。孙权知道后，大为恼火，下令以后两人不允许见面。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孙权是真想镇压太子身边的势力，还是愚蠢的没有原则。身为帝王却不知太子之位的重要性和凶险性，没有吃过猪肉，难道还没见过猪跑吗？
他的命令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因为在他的“帮助”下，孙霸的势力已经和孙和旗鼓相当了。两个人的斗争开始了明显化，朝中大臣们自然也分成了两派。从而形成了太子党与鲁王党两大阵营，相互倾轧。孙权这个老人寿命非常之长，孙和与孙霸斗了八年，他居然还不死，但是，朝臣们的互相倾轧已经让他感觉到了朝堂危机。一次，他对亲信说：“兄弟不和睦，臣下又分成两派，事情不太好，万一发展到当初袁氏那样，就不好收拾了。”
他首先对朝臣们下手，先是对支持太子孙和的朝臣进行谴责、流放甚至诛杀，接着就对付孙霸集团中的大臣们。在经过了血腥屠戮后，两党斗争才算告一段落。最后，在250年，他废黜了孙和，又赐孙霸死，改立他最小的儿子孙亮为太子。要知道，当时他剩下的几个儿子里还有五子孙奋和六子孙休没死呢，但他却立了最小的孙亮。两年后，孙权终于归西，继位后的孙亮才十岁，愚蠢与否不得而知，但因为年幼而无知却是肯定的了。这样一个小皇帝最终把孙吴政权拖进了万丈深渊。
我们现在看那段历史，觉得很奇怪，孙权的七个儿子，两个是病死的，两个是被他杀的。这四个儿子其实都很优秀，而最优秀的孙登之死对整个事件的影响是最大的。试想，如果他不死，以后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孙登在太子之位上长达二十三年，从未做出任何让孙权怀疑的事情来。这就足以说明，无论孙权以后会做出多么愚蠢的行为，也绝对不会废黜孙登。况且，孙登曾让过太子位，这就更加强了在孙权心里的好印象。
孙登死后，围绕着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争嗣所展开的斗争，其持续时间之长、卷入人数之多、相互残害之烈、危害之重，在历史上实在找不出第二例来。孙权虽然暂时以断然之手段平息了“二宫之争”，但其遗患已成。
我们在惋惜孙登早逝的同时，也该责难他：为什么不好好注意身体，而引起了后来孙吴政权那么大的风波来！
遗嘱中的奥秘
孙登留给孙权的遗嘱，如果只看字里行间，大概无非是想要孙权注意身体，并妥善安置好曾经在自己身边的大臣。但如果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仔细分析，这份遗嘱实在是当时对孙权的种种举措的不认可与对时政的精彩剖析。
早在几年前，吴国发生了一大事件，史称“吕壹事件”。吕壹靠溜须拍马得到了孙权的重用任命其为“校事”，又给了他“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的权力，专拿江南豪族下手，且连尚书今顾雍、上大将军陆逊也被他们咬上了，可谓权势熏天。大臣与校事的矛盾，恰是豪族同皇权矛盾的曲折体现。当吕壹因污陷朱据被抓住罪证后，孙权即“亦觉悟，遂杀吕壹”以安慰大臣。但这件事情虽然结束了，却在诸多大臣心上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孙登在遗嘱中劝孙权修黄老之术，意思是想让这位父亲以无为来治理国家，很含蓄地表示了他对父亲因猜疑而乱杀功臣的不满与担忧。
在遗嘱中，他从弟弟孙和开始，列举了过去与他共事过的东宫属官，希望父亲能根据他们各自的才干，分别予以重用，继续信任他们，并特别恳请孙权凡事多征求他们的意见，以天下百姓之心为心。如果真能如此，那么十年之内，就会收到“远者归复，近者尽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的效果。孙登还在遗嘱中对于当时吴国的刑法严刻，徭役纷繁，建议孙权宽刑轻赋，以顺民意。
从上可以看出，孙登素来是关心时政并了解民情的，他临终时对父亲的所上之言，可谓中规中矩，语重心长。孙权当时看了很是感动，并且也很认可。可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孙登的遗嘱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世上，孙登的遗嘱正是对孙吴政权所以存在的最好的写照。我们可以来看，孙吴政权几番经营而拥有江东，与魏、蜀成三足鼎立之势。这里面固然有孙策和孙权二人的雄才大略，但将那段历史仔细读之，发现，两个人的雄才大略固然是一个因素，可有许多英雄豪杰的帮助才是他们得以成为动吴的最主要因素。
第一个就是周瑜，这个被崇拜诸葛亮的人称为心胸狭窄的人其实并非如此。孙权刚刚执掌东吴大权时，鲁肃打算返回北方。周瑜就劝他留下，并把他推荐给孙权说：“此人的才能适宜辅佐您图成大业，应当广泛搜求像他这样的人才，来成就功业。”
在临终时，周瑜又给孙权写信说：“鲁肃忠贞刚烈，遇事精心认真。如果让他来代替我，我就是死也放心了。”这样，鲁肃在周瑜死后就接替了他的职位，掌握兵权。
后来任寻阳令的吕蒙本是一个武将，学识浅薄，后经孙权劝告，发奋读书，长进很快。文韬武略无所不知。鲁肃见到他说：“现在您的才能和谋略，不再是‘吴下阿蒙’了。我将拜见您的母亲，并且要和你结为金兰。”这意思很明显，等鲁肃离开后，吕蒙就代替了他执掌吴国的军事。
后来，吕蒙率军屯驻陆口，声称有疾病返回了京城，孙权问他：“谁可以代替您的肩负重任呢？”
吕蒙回答：“年轻将领中陆逊深谋远虑，才能足以胜任重担。仔细地观察他谋划思虑，终究能够肩负大任，没有人可以超过他。”
于是，陆逊接替了吕蒙。
这四个人被《容斋随笔》的作者宋人洪迈称为孙吴四杰，他们在其任上都对孙吴政权做出了贡献，分别打败过曹操、刘备。
孙登的遗嘱里让父亲善待自己所提到的那些人也正是这四个人将大任交给下一个杰出人物的翻版。从这一点上来讲，孙吴政权的存在无非是靠人才济济。
我们仔细读孙登的遗嘱，就会发现，他对整个国家的担忧是多么的沉重。他对父亲的种种举措是多么的担心，在他的遗嘱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个臣子对国家的无限尽忠之情，是一个儿子对父亲无限敬爱与温柔的告诫之意。是一个未来皇帝对自己不能承担大任的深深的忏悔。
如果说，孙登的遗嘱里有什么奥秘的话，那也只能是说，他看到了自己国家的潜在危机，他看到了父亲处理一些事情的不正当方法。他想用自己最后的话来唤醒父亲，希望父亲能按照自己所布置的一切走下去。
可惜，这一切并没有被孙权所采纳，在他死后，孙权的昏庸导致了孙吴政权的崩溃。我们不可以假设孙登若在，孙吴政权是否能永远地存在下去。因为孙登毕竟死了，他的死于生者来讲是大痛苦，于整个孙吴政权来讲是最大的不幸。
昭明太子：一个不可多得的文人太子
提到昭明太子，自然会想到《昭明文选》，这是一部研究先秦以来中国文学历史的珍贵的文献资料。他的风雅生活在南北朝时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了，还是对当时世道浇漓的讽刺。有人称他为文人太子，有人赞其有中国历史上最有人文气息的太子。这种赞赏只是以他的《昭明文选》为前提，他的仁厚、孝义、睿智只是做了个简单的铺衬。这位太子的死似乎对梁朝没有什么损失，可却对整个人类是一大损失。
洁身而去
公元531年3月，梁武帝太子萧统在他所建的后池游园。他先是在岸上走了一会，接着就想下池去采摘荷花。陪他上船的人看他心不在焉，就有些担心。他们知道，最近宫里的诸多传言或多或少地对这位太子产生了一些影响。雕着鲜艳花朵的船行驶到池子中央时，忽然船身一震，萧统因为正站起来在摘一朵荷花，一个重心不稳，掉进了池子里。船上的人吓坏了，慌忙跳进水中救太子。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太子弄到了岸上，经过一阵摇晃叫喊，太子醒转过来了，忽然就很痛苦的叫了一声：腿。
众人来看，太子的腿鲜血淋漓，可能是被池子里的植物刺破了，众人又把他扶回寝宫，有人就想去报告给皇帝，被太子拦住了。太子说，父亲已很忙碌，何必为这一点小伤去惊动他老人家呢。
但许多天后，伤口不见好，腿又肿起来。梁武帝见太子多日不露面，就派使者过来探问，太子只好以偶感风寒为借口打发了使者，并勉强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自己是小病，不要为自己担心。
可到了四月份，病情突然恶化。太子在床上几乎不能动，浑浑噩噩。侍从们不忍心看到太子这样，便找一个人偷偷地去告诉梁武帝。梁武帝闻讯后，立即赶过东宫来，是时，太子已永远地离去了，年仅三十一岁。
梁武帝痛不欲生，老泪纵横。下昭书让用天子之礼敛葬太子，加谥号为昭明。五月，葬于安宁陵，下诏命司徒左长史写作哀册文。太子之死震动朝野，京城男女奔走到宫门吊丧，人群塞满了道路，哭声震天。其他地方之人民知道了太子的死信后都极为哀伤。531年4月的梁朝上至天子下及万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526年11月，昭明太子的母亲丁贵妃去世。昭明太子派人买到了一块好墓地，正要准备修葺下葬母亲时，有一个卖地的人找到了梁武帝身边的太监俞三副。跟他讲，自己有一块地很想卖，如果能高价卖给太子，俞太监可得其中的三分之一。俞太监心动，便跟梁武帝说，太子现在要安葬母亲的那块地不是不好，但有一块地要比这块更好。
梁武帝问道：“墓地有好坏之分吗？”
俞太监急忙道：“当然有，您的夫人的墓地或多或少地对您有一点关系啊。”
梁武帝大惊，“好，你让太子换墓地。”
就这样，昭明太子把母亲安葬到了俞太监买回来的墓地里。过了不久，有个江湖术士看了那块墓地后，跟太子说，“这块墓地折您的寿啊。”
昭明太子也大惊，“我该如何是好？”
术士道：“可设法延长寿命。”
按照术士的交代，昭明太子将制成的蜡鹅和各种物件埋在了墓旁。本来，这件事也就这样过去了，埋在土里的东西，很难见到天日。况且，昭明太子只是为自己着想，并无谋害他人之意，说穿了，无非是为自己祈福罢了。可因为两个太监（又是太监），这件事居然成了昭明临死时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恨事。
这两个太监的名字叫鲍邈之和魏雅，两个人都很受昭明太子的喜爱。但后来，太子疏远了鲍太监而更加对魏雅亲近。鲍太监就把自己在东宫听来的事情告诉了梁武帝。梁武帝心下怀疑，但还是派了几个人去墓地挖了一回。果然，挖出了东西来。梁武帝大怒，准备将此事一查到底，幸好有大臣觉得此事只是小人从中作梗，况且，昭明太子平时所为没有一点不孝的痕迹。如果这样的面积查下去，对太子很不利啊。
梁武帝想到了太子平时的孝道，觉得也是，但此事不应该就这样不了了之，他将那个术士捉了起来，杀掉。太子因为此事，总觉得对不起父皇，在他临死时，还跟侍从说起此事。他以为自己只是在为自己祈福，想不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诅咒父亲了。
这对昭明太子来讲，简直就是大不孝。他当初对母亲是何等孝顺，母亲死后，他从丧处徒步走回东宫，直到母亲入殓，滴水未进，每次一想到母亲，就会哭得昏天黑地。父亲给他带信说，哀伤不应毁伤天性，圣人说，如果一个人禁受不住死去的人给自己带来的感情，那就等于不孝。我还在世，你却如此，你对母亲有孝之心，难道对我就没有了吗？
昭明太子这才忍住悲伤，开始努力加餐饭。丧礼过后，太子整整瘦了一圈，当太子以瘦弱之身入朝时，大臣们无不为之感动而落泪。可他却在墓地这件事上做出了对父亲不孝的举动，在他有生之年，如何肯原谅自己呢。
每个了解他的人都明白，他的本意并非是诅咒父亲，但小人们的解释其实也不无道理：只为自己祈祷长寿，而不理会父亲，这就是不孝。
在池子中落水，伤情即使有大碍，无非是身体上的。作为帝王之家的昭明太子养尊处优，又有御医服侍，即使不能安然好转，也不至于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死掉。或许，过多的还是那件墓地事件以后，昭明太子始终充满了自责。在心理上，他其实早已病倒了。
在他死后，梁武帝其实并没有原谅他。昭明太子的儿子并没有按照礼制被封为皇太孙。这也说明，墓地事件的确成了梁武帝心中永远的痛，即使昭明太子已经死去。在其内心深处，他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儿子的所为。
太子之死归根结底于长满了荷花的池子，或许，上天对这位太子仅有的一点公平就体现在这里吧，是让他洁身而去的。
维摩时时显聪慧
昭明太子名萧统，字德施，小名维摩，梁武帝四十岁那年，维摩来到了人间。502年，梁武帝立其为太子，当时因为年纪幼小，所以就住在宫里。到了507年，太子出宫住了东宫。萧统的聪明是一般人所无法比拟的，三岁时学习《孝经》、《论语》，五岁时已读遍《五经》，并且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510年9月，他就能在寿安殿讲解《孝经》，讲起书中大义头头是道。引得大臣们称赞不已。太子十二岁时，在宫中看到狱官办理案件评议罪犯的事，便问左右官员，这些人是做什么的？有人回答他，这些人是司法的廷尉官员。太子道：你把他们的文书拿过来给我看。翻了一遍后，他发现上面的罪犯都很可怜，就说，我能代表你们判决这些人吗？主管官员见到这个小太子很认真的样子，就说，当然可以。不过，殿下您要知道这些人所受刑罚可是很重的。
维摩点头，就在文书上开始写起判决书来。主管官员拿到文书后，只见上面的所有罪犯都签判打五十杖。他不知该怎么办，就去问梁武帝。梁武帝大笑，说，既然你跟太子说了他可以判决这些人，那么，就按照他判决的去执行吧。
从这以后，太子经常对案件进行审理，主管官员认为太子只是仁慈，所以，只把想要从宽发落的案犯的案子交给太子。但有一次，主管官员呈上了一份建康县令审判的一件诬告人诱骗人口的案子，案子翻过来后，县令认为太子之仁慈，若审理此案必会从轻发落，就只将诬告人打了四十下屁股。太子审理后，道：“他要是犯了罪，便应该全家妻儿同受刑罚，如今只是宽大不按罪判刑，难道可以轻罚了事？”下面人问该怎么罚，太子道：“罚他去服冶铸劳役十年。”
后来诸多官员才知道，太子虽然仁慈，但对于故意犯罪之人却很严刻。由此也明白了，太子除了仁慈之外，还有智慧。
522年，昭明太子的叔叔萧憺去世。按照旧礼仪，长辈死后，东宫在丧礼方面不能和旁系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昭明太子不得对叔叔的死有任何表示。一切文书信件都要按照平常的样式进行。昭明太子觉得这种规定很可疑，他跟太子仆刘孝绰谈论此事。
刘孝绰说：“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张镜的《东宫仪记》所赐。其中有这样一条：朝廷有发哀出丧的事，东宫停止奏乐一个月以上；鼓吹乐队也要停止演奏，穿丧服的期限和上面相同。丧礼不和旁系亲属发生关系的意义就在于解除丧服，丧服虽然可以脱掉，但是悲伤之情又怎能卸去呢？既然有悲伤的情感，书面上应称‘兼慕’，过一个月停止号哭之后，依照常规可以奏乐，称为‘悲竟’，这样才有道理啊。”
最后，刘孝绰认为，叔叔死了，东宫应该自称“兼慕”，一直到停止号哭之后。
于是，昭明太子下令说：“张镜《东宫仪记》在旁系亲属问题上有一些不合人情之处，我认为，张镜前后矛盾，首先他说太子要停止奏乐一个月以上，但却说东宫不能和旁系丧礼发生关系。那么，东宫是该悲伤呢还是只休息一个月，一个月后再奏乐玩乐？”
张镜是南朝宋人，少时与光禄大夫颜延之邻居，颜饮酒谈义，喧闹呼叫，而镜静默无言。后延之闻镜与客谈，辞义清雅，心内折服，自此不复酣叫。在新安太守任上时撰《东宫仪记》，遂成后世东宫之必学礼仪教科书。
昭明太子却对这样一本权威教科书提出质疑，很是难得。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后来《昭明文选》的流传后世，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仁义太子
520年左右，梁军北伐，京城米价因此暴涨。昭明太子下令节衣缩食，每当大雨大雪过后，太子都要派心腹官员到巷里去仔细查看，看到贫困人家或有流离失所在道路上的人，就拿米救济他们，还将东宫的绢帛拿出来送给衣不蔽体的穷人们。在那几年，昭明太子让东宫的人做了上千件衣裤，在寒冷的冬天施舍给那些穷苦人们，但却吩咐下面，不要让这些人知道是自己给他们的。如果有人死在大路上，太子就命人将其好好安葬，并告诫下人，不要说是自己的主意。这真有点“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精神。
有一次，他看见宫中警卫手里拿着荆条，这是一种浑身长满了刺，打在人身上能让人求死不能的东西。太子叫过来警卫的头，问道：“你们拿着这东西做什么？”
警卫头回答：“用来驱逐宫外的闲人。”
太子摇头，“驱逐人可以用嘴巴，何必用这种东西呢？”
警卫又回答：“殿下，这是历来的规矩。”
这种规矩其实可以解释为：谁手里有大棒，谁就是强者，强者手里必须要有大棒。
太子回到宫中，想了一晚上，第二天，他找到警卫头，道：“其实你们可以换成小木板子。你们用它无非是驱逐闲人，而不是杀人。”
警卫们后来就把手上的荆条换成了小木板，每个人手里拎着一块板子，看上去很滑稽，但太子却觉得，木板不能伤到人，即使滑稽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昭明太子吃饭时经常会发现碗里有苍蝇之类的小虫子，他就偷偷地把它们拿出来放到盘子边，不让人知道。因为他不想为此而让厨师知道自己失职而担惊受怕。当时宫中流行赌博，即使是小孩子也对赌博产生非常大的兴趣。梁武帝为了制止这种行为，就立下严酷刑法，一旦捉到赌博之人，就处以极刑。昭明太子知道后，跟手下人说：“这些人虽然赌博，但他们用的是自己的钱，并没有侵犯公家财物，刑罚如此严刻，似乎与人情不符。”
过不久，他又跟父亲提到此事，梁武帝表示赞同，并让他修改惩罚限度。太子下令：老百姓赌博判徒刑三年，士人赌博免官。他将以前法令上规定处死刑的都改为无期徒刑，自此以下都减刑一半。
这些事情被明明白白地记载在昭明太子的传记里，我们要讨论并不是这些事情的到底有无，而是想告诉人们一件事情：昭明太子之死无论是对梁朝还是对历史，其实都是一个很不小的损失。
但为什么仁义之人往往早死，而继之而起的人大都以不仁不义著称历史？如果说好人不长命，那么，为什么这句话偏偏要落到昭明太子的身上，而不是别的好人身上？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昭明太子之死导致了他后来的儿子不能被立为皇太孙，不能继承梁朝大统。有人说，这是因为昭明太子与父亲的那场坟墓事件。
但我们再重新分析一下梁武帝这个人，就能明白，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原因。最大的原因是昭明太子的儿子那时还小，作为并不昏庸的梁武帝来讲，小孩子不足以托大任。
我们说这一点，无非是想说明，昭明太子的仁义在信佛的梁武帝那里是被认可的。昭明太子的死让这位皇帝无所适从，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孙辈里能否还会有第二个萧统，他只是知道，一个优秀的接班人就这样消失了，留给他的只是萧统的仁义道德和文才风流。
公元520年，梁武帝萧衍为扩大佛教的影响，亲自登台宣传佛家教义。昭明太子也随之信仰佛教，并读遍了佛教经典。并且在宫内建立慧义殿，作为集会之所。他还招引一些著名僧人谈佛论禅。
因受儒家思想影响，太子特别西画有才学的人交往，他常常和文人学士一起讨论典籍，谈古论今，还著书写文章。到522年时，萧统诗文的数量已经不少，许多文人学士都要为他编撰文集，而萧统只命刘孝绰编定他的文集，并且让他写了一篇序。
我们一谈到昭明太子，就会想到《文选》，这是因为这部书对后来的文人们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唐朝时就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
也就在522年，《文选》开始编选，到他母亲死时，足足用了五年时间。当时萧统藏书近三万卷，许多著名文人学士都聚集在他身边，太子特意建造了“乐贤堂”，让画师把当时一些著名文人都画出来，挂于堂中。无数的文人为他编选《文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一群文人在一起，自然就会有矛盾，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弊端。萧统却很善于处理身边文人学士中的矛盾。有一次，刘孝绰作为廷尉正，携妾入官府，但却把自己的老母亲留在了原来的宅子里。当时御史中丞到洽就参奏了刘孝绰一本。刘孝绰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弟弟，弟弟一听有人欺负哥哥，就大笔一挥，写了一封信，信里列举了到洽令人不满的十件事，字里行间表现了对到洽的鄙视。同时另写一本呈奏萧统。萧统接到之后，看也不看，就叫人把信烧毁了。刘孝绰兄弟俩和到洽见太子如此，也就不了了之了。
对文人如此，但对其他贵族，萧统却常常给其以难堪。萧统喜爱山水，于是就在玄圃中建造亭馆，与身边属员和文人学士游宴其中。有一次，他于后池泛舟，番禹侯大谈此间当奏女乐，太子不答，却吟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搞得这位侯爷不声不响，脸红耳赤，下船走了。
事实上，萧统在东宫二十年，从来就没有畜养歌舞伎人，梁武帝曾赐给他一支太乐女伎，不久，这些人就被太子送了回来。
昭明太子死后
昭明太子死后，其弟萧纲被立为皇太子。事实上，萧纲被立为太子并不四偶然的。早在大通三年，昭明太子的“墓地事件”不久，萧纲就被梁武帝征入朝。这个时候，昭明太子就跟左右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和弟弟萧纲下棋。后来，我以班剑授之，弟弟就走了，难道这预示着我将太子之位让于他了？”
这个梦是否真的是昭明太子所做，已经没有探讨的必要。梁武帝在这个时候招萧纲入朝，在昭明太子看来，就是要废他而改立弟弟为太子。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这个不知有无的梦只不过是他把这种“认为”说给大家听罢了。
昭明太子死后，梁武帝却又招其子、时任南徐州刺史的萧欢入京，据史料载：梁武帝“欲立以为嗣”，但一个月后，又将这个孙子“遣还镇”，而确定以萧纲为嗣。梁武帝给出的理由是：因天下未安，择嗣须重贤德，故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伯邑考为周文王长子，文王以次子姬发贤而越次立嗣，是为武王。但这种情况在封建正统国家是很少出现的，但在梁朝却出现了。正常情况来讲，按照封建礼法，萧统死后，以“世嫡孙”萧欢为嗣，于义为顺；那么，立萧纲为嗣就属于“越次”之举，梁武帝很担心这样做会引起朝野的巨大震动，就援引周文王之例，来说明这是一个必要的非常决定。
我们暂且不讨论梁武帝立萧纲的理由是什么，或者如他所言，必要立一有德之人，或者如野史所云，是因为嫉恨萧统在母亲坟墓前做的好事。我们只是想说，萧统死后，无论立谁都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因为萧统治太优秀了。从发生的历史来看，也的确如此。萧纲虽被确立为太子，但他作为储君的合法性问题并未就此了之。萧统的仁德之名给他的压力实在太大。况且，许多人也知道了坟墓事件本是别人的诬陷，他又那么早的死去，同情他的人自然是数不胜数，更引起了许多人内心的不平。
历史记载：“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师男女，奔赴宫门，号泣满路。”现在看来，这种气氛确实是有点不寻常，大家对他的感情比对皇帝还要亲。让萧纲恼火的是，自己继承太子之位从外人看来，似乎是从萧统儿子萧欢手中抢来的。这就更容易使许多人的不平心情变得愈发强烈。
基于以上原因，尽管武帝为立萧纲为皇太子之事找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朝野仍然“多以为不顺”，《南史·梁武帝诸子传》更记载为：“帝既废嫡立庶，海内口尊口沓。”
曾为萧纲晋安王主薄的周弘正也特地奏记萧纲，劝他谦让。甚至到后来乱臣侯景叛乱的口号就是“次当支庶，宜归正嫡”。梁朝自昭明太子死后的政局始终不稳，完全可以归罪为昭明太子。
梁武帝精力充沛，一生共有八个儿子，依次为：萧统、萧综、萧纲、萧绩、萧续、萧纶、萧绎、萧纪。这八个儿子里除了昭明太子萧统和三儿子萧纲还算人以外，其他几位简直是人渣。第二个儿子萧综生时被封为豫章王，有一天，不知道他抽什么风，怀疑自己的爹不是梁武帝，就收拾了一下于525年逃到了魏国。梁武帝大怒，削其爵夺其封，撤除属籍。
昭明太子死后，从上到下一数，自然萧纲是太子的最佳人选，但如前所言，但这样的立嗣法违反了惯例，引起了太子诸子和萧纲其他兄弟的不满。大家都以为自己与萧纲一样有资格继承大统，所以对萧纲充满了仇恨，这些人之间也充满了仇恨。在这种矛盾交织的情况下，只要有一根导火索，就足以爆发各派力量之间的争斗。
梁武帝八个儿子中，萧综以外，四子萧绩封南康王，死于529年；五子萧续封庐陵王，死于547年。萧续死后，存者唯太子萧纲、六子邵陵王萧纶、七子湘东王萧绎、八子武陵王萧纪四人。
邵陵王萧纶自幼聪慧，博学能文，但性格暴躁，喜怒不定，行为怪诞。他在任南徐州刺史期间，经常扮作杂役模样，在市井闲逛。一次，他问一个鱼贩对刺史印象如何，鱼贩随口答道：“是个暴虐之徒！”
他哈哈笑完，抽出刀来就把鱼贩杀死了。本来，一个刺史杀一个鱼贩其实是很正常的事。可这种事情并不是只有这一次，而是很多次。对他的行为怪诞，有这样一件事。他在街上闲逛，忽然遇到一辆丧车，不知是抽什么风，竟抢上前去，夺过人家的孝服穿上。扮作孝子，匍匐嚎啕，可谓丑态百出。
萧统死，萧纲立，萧纶以为“时无豫章（萧综），故以次立”。这就是说，萧纲被立为太子，在他心目中是“兄终弟及”。他的五哥萧续一死，他觉得只要父皇和太子三兄萧纲命不长，皇帝的宝座便是他的了。这个“博学能文”的混帐就打听了父亲的活动，然后派伏兵准备刺杀梁武帝。幸好被宦官张僧胤侦知，梁武帝的一条老命才保住了。可信佛的梁武帝不忍处罚，大哭着教训了他一番完事。但这件事以后，他并没有放弃杀掉父亲的决心。
不久，他就以请罪之名向宫廷献名酒曲阿酒一百瓶，梁武帝有了上次的教训，不敢饮用，将酒赐给宫中宦官，饮者不久即便死去。即使如此，梁武帝也不忍处罚，只是在宫中多置卫士，严加守备而已。
第七个儿子萧绎性好矫饰，多猜忌，趁着侯景之乱，拥兵自守。景乱未平，湘州刺史河东王誉趁机起事，朝廷遂派大将王僧辩先东下讨伐侯景，后再平誉。552年侯景之乱平，萧绎即位于江陵，并击败与之争位的武陵王萧纪。555年，西魏攻陷江陵，萧绎被杀。临死前，他烧了自己所收藏的大量书籍。这个抽风的混帐对毁坏中国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梁武帝的第八个儿子萧纪更是混帐透顶，公元552年，他拥兵自称皇帝，用黄金、白银做成一斤重的金饼一万个、银饼五万个，临出征打仗前，他把金饼、银饼拿给将士们看，但并不分给有功的人。他的军队被他哥哥萧绎打败溃散，梁兵追赶萧纪。萧纪掷一小袋金饼给追他的梁兵：我用这金饼雇你，送我去见我七哥。追兵说：我先杀了你，金饼会跑到哪里去！那追兵手起刀落，结束了萧纪的性命，随手又取了那些金饼。
从上论述中可以知道，萧统的死其实就是梁朝灭亡的先兆。虽然他弟弟萧纲在品德与能力上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毕竟这个太子之位来历不正。引起后来的诸多内乱是意料之中的事。
有时候，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天要灭晋，才让昭明太子死掉的。才让梁武帝的那些儿子个个猪狗不如？昭明太子的品德与能力并不是与这些猪狗不如的家伙比较而得出来的，就如一块金子，无论与任何东西比较，它都是一块金光闪闪的金子。
一位不可多得的仁义太子，在青史上所留下来的美名却是《昭明文选》，从他的仁义上来讲，是不是一种悲哀？我们记住了他的风雅，却对他仁义的观察几乎于若隐若现，昭明太子在天有灵，岂不会痛哭？
蒙古帝国的短暂福音——太子真金
真金，是自成吉思汗以来第一个被立为太子的蒙古王子。他对儒、佛、道都深有研究，特别是儒家学说，他的精研与提倡使他成为元代主张儒治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太子，他广泛地参与了元世祖时期的政治活动。如果他继承忽必烈的皇位，对蒙古帝国，对整个中国绝对是一件好事，甚至是蒙古帝国的福音。可惜，他早早的死了。而且死因很让人难以接受，居然是被吓死的。
“禅位”事件
真金并不是忽必烈的长子，忽必烈的长子朵而只天生倒霉，还没有结婚就死掉了。所以，真金自然而然地成了长子。关于真金之名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1243年，忽必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正巧法师海云与忽必烈在一起探讨佛法大意。忽必烈就请海云为之摩顶立名。海云道：“世间最尊贵，无越于真金”。于是，这个小孩子就被称为真金。
真金太子的死要从1285年春天说起，这一年，江南行台御史曾封章上书忽必烈，说世祖年事已高，应该禅位给皇太子。从中原王朝的传统来看，这种提法不无道理。但这个曾御史却忘了，他现在所侍奉的皇帝是蒙古人。蒙古人的习俗是，最大的头大汗（皇帝）死后新一任可汗须经宗亲忽里台大会的通过才算有效。新大汗选出以前，朝中一切事务都要由太后掌管。
所以，曾御史的建议只能产生两种结果：第一，忽必烈及蒙古贵族认为这是非常荒谬的；第二，必将引起忽必烈对真金的猜忌，从而给真金带来杀身之祸。这封信首先到了御史台都事尚文这里，他给真金看后，真金很惶恐。近几年来，父亲对自己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信任了。
继奸臣阿合马后卢世荣掌权，忽必烈侵吞天下财物的愿望更加强烈，真金与父亲的政见分歧已渐渐地将亲情抹杀了。尤其是在去年，也就是1284年，忽必烈在卢世荣要求下改组中书省，将太子所信赖的汉臣几乎全部清除出去后，真金与忽必烈的关系已近恶化。而真金恐慌的原因也并不全是父亲对自己的不信任，事实上，真金的权力在慢慢地被忽必烈与卢世荣剥夺殆尽。
尚文很深地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并不向上递，而是藏了起来。但纸是包不住火的，不久，已死的阿合马余党达即归阿散知道了有这么一封信，并没有呈报给忽必烈。他觉得为阿合马报仇的机会来了，于是向忽必烈上奏说：“海内财谷，省、院、台内外监守，里魁什长率有欺蚀，请收内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没钱粮。”他的用意很明显，无非是借着查找贪污之机而把那封信找出来。一向以敛财为能事的忽必烈不相信居然还有人敢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贪污，就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下令御史台配合。在逐项排查中，大家都慌了。尚文很了解这个达即归阿散，他在进行主要目的的同时还可能进行一些次要目的，比如杀汉臣等。在这种情况下，他找到当时的右丞相安童及御史大夫月律鲁，两个人看了信后也觉得不应该交出。达即归阿散听得了消息后，就上奏忽必烈。
忽必烈派人去御史台取信。形势万分危急，真金则更加恐惧，安童与月律鲁亦不知所措。只有尚文还算冷静，他跟真金说，达即归阿散目的无非想让太子不得安生，顺便陷害几名大臣，然后是流毒天下之民。最好的方法就是应该先发制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尚文就到御史台查阅旧文案，查出达即归阿散一伙数十条罪状后，立即来到中书省，对安童和月律鲁说：“丞相、大夫以勋贵忠贤，荷天宠，柱石廊庙，皇太子为天下本，固本安天下之任要靠你们了，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二人先去将此信之原委禀报皇上，使达即归阿散他们没有机会中伤太子。”
安童及月律鲁两个人带着信和达即归阿散的罪证进宫见忽必烈，忽必烈听了二人的陈述，不得不大怒，问二人：“你们难道就无罪吗？”
安童上前说：“我们有不可推辞的罪过，但是达即归阿散这些人的罪状更加明确，如果现在不处理，苍生无福，请皇帝选一重臣为尽快处理此事，以肃清纷扰。”
忽必烈想了一想，又把达即归阿散的罪状看了一遍，就答应了二人的请求。安童及月律鲁喜出望外地出宫，立即宣布暂停达即归阿散等人的排查活动。达即归阿散与其同党在几天后开始聚众生事，大有想要起兵清君侧的意思。武人忽必烈得知后，大怒，派人捕之，将达即归阿散一伙统统地杀掉，“禅位事件”才算终结。
但忽必烈又演出了一余波。他把真金叫进宫里，说道：“皇儿！为父年事已高，你的年龄也不小了。有一御史劝我将皇位让给你，不知你觉得如何？如果你真有此意，我就行禅让大礼！”
真金被吓得魂不附体，这显然是父亲在试探自己。如果自己真的答应了，肯定走不出这个门。他赶紧跪下，死罪死罪，不敢不敢的说了许多遍。忽必烈才说道：“既然不愿意就算了，回去好好养病。”
但是，真金太子并没有好好养病，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认为自己在这件事情是对皇上不忠，对父亲不孝。按照他对父亲的了解，父亲绝不会就此罢休的。在这样的担惊受怕中，到了这年年底，居然就死掉了。
真金虽然未成大业就死了，但他毕竟给当时的人们带来过希望，他的英名以及品性才德都为人们所缅怀。可这他妈的又有什么用？一个好好的太子居然被父亲吓死了。今天的我们实在是如何想也想不明白，作为蒙古帝国的第一任皇太子，他居然是被父亲吓死的。他的死除了给后人留下诸多的叹息和遗憾之外，是不还还应该留下点别的？
与阿合马的较量
元朝历史虽然不长，但却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他就是阿合马。此人从忽必烈角度来看，是个善于理财的忠实臣下；从真金的角度来看，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瘪三。此人在1264年被升为中书平章政事后，就以善于理财深受到忽必烈的热烈欢迎，在其执政的十余年里，他采取各种手段聚敛民财，然后拿出一部分给忽必烈，剩下的都装进自己的腰包。他这样的无耻行为，忽必烈很可能也知道，但由于连年用兵及大规模封赐亲王投下，财政紧张一直是困扰其政权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只能靠阿合马这样的理财高手才能解决。
我们暂且将这个真金太子所谓的瘪三放下，来谈谈真金太子。从各种史料来看，真金被立为太子之初，忽必烈对他是非常喜欢的。真金生病，忽必烈亲去探视，并亲自和药以赐之。还特意选拔出精兵一万人给真金当卫兵，以护东宫。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真金是何等的踌躇满志。在这位年轻的太子看来，将来的元朝就会按照他所勾画出的蓝图一样光辉无限。
但是，事情却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忽必烈继位以来连年用兵，使得百姓贫困不堪。而当时朝中以许衡、姚枢等为代表的汉臣极力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忽必烈大为恼火，他一心所想的就是天下太平，可天下就是有许多乱民集结起来总和他作对。如果不收重税制造武器，难道让他的士兵靠脏话去击败敌人？所以说，这些人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与当时形势相违背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阿合马才能夺得大权，而对这些人进行镇压。真金太子自然是想以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的人之一，据说，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崇儒重道，在言行举止上尽量向儒家道德规范靠拢。忽必烈为其建一香殿，香殿建成，建筑师希望能凿石为池来装饰，真金阻止道：“古有肉林酒池，我怎么能效法商纣王呢？”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真金太子是和汉臣许衡他们的观点一致的。都主张节俭，不搜刮人民。而阿合马却和他们相反，因为他的任务就是搜刮人民。阿合马靠着忽必烈的信任，从而把持朝政，任人唯亲，勋旧儒臣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挤。朝中儒臣们都希望通过太子真金的权力来限制阿合马。所以，真金太子就必然地和他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有一次，真金用弓打了阿合马的脸。几天后，忽必烈宴请群臣，忽然见到了阿合马脸上的那块伤疤，关心地问道：“你的脸怎么了？”阿合马赌气似地回答：“被马踢了。”
真金在座上站起来，愤然道：“你不好意思说出口？我来说，是我打的。”
忽必烈不做声，阿合马想哭，但却哭不出来。真金虽然受儒家传统温良恭俭让，但他血管里还流着蒙古人的野蛮血液。这种血液后来继续在阿合马身上泛滥，有几次，当着忽必烈的面，真金就挥舞老拳攻击阿合马，阿合马不能还手，又不能挡，任凭真金施展拳脚。
但阿合马是狗改不了吃屎，脸上伤一痊愈，他又开始为非作歹。以各种罪名对不服他的大臣进行排挤，甚至于杀害。
1279年，忽必烈近侍董文忠建议忽必烈凡事报请真金处理，然后再奏闻忽必烈认可，如果真金处理的不合忽必烈心意，忽必烈再以诏赦形式裁断。忽必烈同意了这一意见，正式下诏令真金参决朝政，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这一年，真金开始直接掌理朝政。真金掌理朝政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自己的幕僚班子，用王庆瑞、董士亨统侍卫军，把何玮调进中书省，任徐琰为左司郎中。他跟何玮、徐琰说道：“你等学孔孟之道，今天你们的机会来了。用你们一生所学，尽力为本朝开创。”著名汉臣王恂、白栋、李谦、郭佑、马绍、杨居宽、何荣祖、杨仁风也都受到了真金的重视，并给予要职。
虽然，这群儒臣与真金抱成团和阿合马斗争，但真正取得胜利的时候很少。因为阿合马的后台是忽必烈，忽必烈必须要靠阿合马的“理财”才能为自己的宏图大业添砖加瓦。
况且，真金虽然以中书令参预政事，但忽必烈掌握着最后决断权。真金不是没有想过要反抗父亲的决断，但儒家的孝与忽必烈的“狰狞”彻底把他束缚住了。
可那些儒臣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真金已经是储君，并且有了参预政事的权力。治理一个混帐阿合马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真金太子被允许参预政事的第二年，礼部尚书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想通过封驳制敕来限制阿合马的权力。不知为什么，忽必烈居然同意了这一建议，并拟以儒臣廉希宪掌之。真金得到消息后，兴奋地派人告诉廉希宪说：“皇上让领导门下省，不要惧怕，如果有人对你不利，我替你除之。”
阿合马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干了。跑到忽必烈面前号啕起来。不知为什么，忽必烈居然又把自己刚刚认为可行的方案取消了。
1281年，直学士李谦向太子陈十事：正心、睦亲、崇俭、几谏、戢兵、亲贤、尚文、定律、正名、革弊等。接着，按察副使王恽又向真金进《承华事略》，这些言论虽旨在阐明儒家治国思想，但有一些如亲贤、革弊、去邪、崇儒等，其实是对阿合马而发的，意在叫太子铲除阿合马，即使不彻底将他铲除，也别让他高位上胡作非为了。
但这一切只是儒臣们与真金的无济于事的呐喊，阿合马照样在朝堂上横行霸道。只是因为，他背后站着忽必烈。忽必烈需要他，他明白，忽必烈也明白。
真金与阿合马的较量最终在1282年三月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但值得一说的是，这个句号并不是真金本人划上的。这年三月，真金随忽必烈北狩，都城大都由阿合马留守。千户王着与高和尚合谋，藉太子真金之名将阿合马杀死。忽必烈回京城后，将两人捉拿，把高和尚在杀死在市上，并剁成肉酱。王着临刑前大喊：“王着为天下除害，现在死了，将来一定有人为我写下这件事的！”是的，是有人写下了这件事。但对这位王先生，我们现在又有几人了解？
据说，阿合马死后，忽必烈对他的种种邪恶还不十分了解。但真金这个时候却站了出来，联合朝中儒臣开始痛打阿合马这条落水狗。忽必烈觉得阿合马既然已经死了，又有这么多人站出来职责他的罪恶，索性，查处了阿合马的党羽，又籍没了他的家产，还把阿合马的尸体挖了出来鞭尸。这样，真金与阿合马之争始告结束。
后来，真金又为死了的高和尚与王着翻了案，两个人可以含笑九泉了。而真金还活着，又继续着他前途未卜的太子生涯。
走了一个阿合马来了个卢世荣
阿合马死后，已经四十岁的真金觉得时光飞逝，时不我待。其执政的欲望更加强烈，在他看来，他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力行其向往已久的“儒治”。阿合马死的那年四月，他就向忽必烈力举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入，真金跟他说：“你现在是中书，如果有便国利民的政策，一定要实施，如遇到阻挠，我会大力支持你。”
和礼霍孙激动的直想哭，死心塌地地跟着真金为朝廷出力。从1282的四月到1284年的十月约两年半时间里，两个人起用了被阿合马赶出朝廷的旧臣，改善吏治，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好评。
在此期间，真金经营其分地。1282年，忽必烈曾下诏，以江西行省的龙兴路（江西南昌）为太子真金的分地。按照元朝的规定，诸王投下在全国均有分地，这些分地一般在行政建制上归元政府管辖，诸王则派人收取一定比例的赋税，也有的诸王投下不派人，应得赋税中央代收。真金向忽必烈证实自己的统治才能，同时也在江南树立一个儒治的典型，让其它江南诸郡效法。
真金对国子学的发展十分关注，他派其近臣李栋、李谦等到国子学掌教事。1283年，他又聘著名儒人刘因于保定，以刘因为国子祭酒。1284年10月，他与和礼霍孙奏请开设科举。他还令蒙古贵族子弟必须入国子学读汉书，伯必之子阿八赤遵令入国子学。有一次，真金见到他问正读何书。阿八赤回答：蒙古书。真金摇头道：“我让你们来国自学是学汉人文字的，以后不要这样。”
从1282年到1284年，朝廷上下都按照真金的意图在向前行进。让他实在想不到的是，1284年11月，忽必烈又起用了和阿合马有关系的大名商人卢世荣，这也是个理财能手，和礼霍孙被罢免。真金毫无办法，他的儒治才仅仅进行了两年，就被父亲毫不留情地砍杀了。他欲哭无泪，可父亲却看着卢世荣喜笑颜开。因为这位大商人和已被他鞭尸的阿合马一样，能给他带来财富。
真金不能，他是多么希望能从老百姓身上少拿一分钱。这就和他父亲的意愿相违背了，而更让真金气愤的是，卢世荣上任的第二天就向忽必烈请求起用阿合马的余党。在这个时候，真金所面对是父亲的意愿与自己相违背和阿合马余党的报复。卢世荣上任的第二件事就是改组中书省，将真金所安排的儒臣清除出去，接着又罢行御史台，以按察司掌诸路钱粮，大索天下，极尽搜刮之能事。同时，他仗着忽必烈的信任，肆无忌惮，滥杀无辜，造成朝中人心慌慌。儒臣们感到头上一直就悬着一把剑，为了不让剑落下来，他们迫切希望真金出来主持大局，于是，“禅位”事件就发生了。
从1282年到1284年，真金太子除了在为政上大力实施儒治，在日常生活和平时言行中，他也厉行儒治之道，以身作则。江西行省献给真金大量财宝，真金怒而拒之，训斥道：“你等安治百姓，百姓安，钱粮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钱粮虽多，安能自奉乎。”
最倒霉的是参政刘思敬，以新掠民六十户献给真金本想博得真金的好感，却被真金放之回原籍，并告诫他，即使不做官了，也不要丧失人心。卢世荣刚上任时，想拉拢真金，以“言利”进言于真金，真金骂道：“财非天降，安得岁收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这不光害民还将要害国。”卢世荣这才咬着牙下定决心重新起用阿合马余党。
据史料载，真金太子在掌中书省期间，“明于听断，四方州郡科征、漕运、造作等凡是有关民之休戚者，闻之即奏。”这充分显示了其处理军国大事的能力，也就是说，他是有本事做一个明君的。
可是，他的这种能力也只有忽必烈同意的情况下才能有所施展，作为一名蒙古优秀的政治家的忽必烈，注重的是实用，他使用儒臣有限度，即在儒臣的主张符合其政策时才使用之，一旦儒臣对现行政策（例如理财）无用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之。而真金自幼受到儒学教育，信奉儒家治国之道，他相信要治理国家，非儒治不可。忽必烈重用“理财”大臣卢世荣，就说明了他与真金在治国政策上是存在着明显分歧的，由此而造成的矛盾日趋明显和严重。
那么，这种矛盾是真金愿意让他产生的吗？他从小就学习儒家思想是哪个混蛋的主意？是他父亲忽必烈，真金太子的境域和后来的朱元璋太子朱标惊人的相似，他们的父亲让他们学习刀法，可自己却命令全国人民学习相扑，最终，他们的刀术胎死腹中。
从童年到中书太子
1243年，真金出生。由于蒙古以少数民族的身份进入中原，清醒的忽必烈认识到，想要统治中原，就必须用中原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青年时代的忽必烈就对汉文化十分感兴趣，当真金出生后，他就开始让真金接受儒家学说。对真金后日思想影响最深的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都在忽必烈的安排下做了真金的老师。第一个是姚枢，他首陈二帝二王之道，分举了治国平天下的大端八项：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又详细地列举了救时弊之三十条，每条之下又各具施张的细则。忽必烈对此深表赞许。而饱读儒家经典的姚枢本人对真金幼小的心灵影响极深，他所受到的种种思想就成为了后来他与忽必烈任用阿合马的以“理财”为主的聚敛政策是坚决不能相容的。
第二个人是王恂。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位于今河北省）人，为忽必烈宠臣刘秉忠的弟子。在真金十岁那年，被忽必烈命为真金伴读。王恂早以算术而闻名天下，小真金觉得这种知识很神奇，就成向他请教过。王恂却道：“算术不过六艺之一，是小事；定国家，安人民才是大事。”真金这才恍然。
王恂对真金要求很严格也很全面，甚至对其起居饮食都倍加关注，非所宜接之人，勿使侍其左右。真金所读之书，也有名儒许衡亲自编写。王恂向真金讲述儒家三纲五常以及历代治乱兴亡之道，又以辽金二朝之得失为例启发真金对儒治的认识。在这些儒人的教育和影响下，真金在青年时期就俨然成为了儒家的忠实信徒，并认可了以儒家治国的必要性。而儒家提倡的忠孝、节俭、爱民等观念，也时时刻刻影响着他的言行举止。
1626年12月，20岁的真金被封为燕王，并守中书令；1627年，有兼判枢密院事。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真金开始了自己的从政生涯。中书省是元代最高的行政机构，中书令即中书省之首脑，地位相当地高。1628年，他开始到中书省“署敕”。每月到中书省官署两次，对必要的公文签字画押。在中书省期间，真金亲自参加的政治活动有两次，一次是跟随世祖巡视宜兴（河北滦平县），就在这一次巡视的途中，大都传来母亲暴卒的消息，真金大哭不止，提前回都。另一次是在1270年受世祖之命巡抚称海（今内蒙古科布多东南），这也是他开始涉于军事戎马的开始。
据说，他要到中书省办公时，乳母想给他做一件新衣服，他笑而却之曰：“外观之美不是我所追求的？”
在中书省上班时，有一次真金不小心墨汁弄到了衣服上，他命侍臣重新染色，侍臣见衣服实在不像样子了，就说还是把它扔了吧。真金正色道：“我想做新衣并不难，但这件衣服还没坏，为什么要丢掉呢？”
忽必烈即位后，汉人儒臣们纷纷向他建言，鉴于前代大汗没有确定继承人以致造成帝位继承争端的教训，应遵用汉制建立皇储。事实上，早在1265年，儒人张雄飞就向忽必烈建议“太子天下本，愿早定以系人心”。三年后，儒臣陈佑也上书，希望忽必烈能早立太子。
忽必烈明白，如果不是这群汉族儒臣，他不可能打败与当初自己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另外，真金的确聪明好学，心中就有了八九分意思了。在1273年2月，真金被立为太子，仍兼中书令、判枢密院事，忽必烈在册封诏书中写道：咨尔皇太子真金，仰惟太祖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豫选定之。朕上遵祖宗宏规，下协昆弟佥同之议，乃从燕邸，即立尔为皇太子，积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国家定立储嗣，宜有册命，此典礼也。今遣摄太尉、左丞相伯颜持节授尔玉册金宝。于戏！圣武燕谋，尔其承奉。昆弟宗亲，尔其和协。使仁孝显于躬行，抑可谓不负所托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
如果将此诏书对比前朝的诏书，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封绝对如假包换的汉人册封诏书形式。忽必烈以此想来说明，自己对真金学习中原文化一直是赞同的。
真金被立为太子不久，就很兴奋地跟当时的丞相史天泽说：“我还年轻，不熟悉祖宗法则，但我执政以后，定要靠你们这些元勋老臣扶持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真金有笼络大臣的才能，另一方面，他的执政欲望在这个时候已经很强了。
从其被立为太子到1279年参决朝政，这五年时间，真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在1274年3月护送西藏八思巴从中原返回萨迦，然后在1279年初返回大都。返回大都后，他便被忽必烈“诏皇太子燕王参决朝政”。
八思巴，元朝第一代帝师，学者。吐蕃萨斯迦人。从其伯父萨斯迦·班弥怛·功嘉监藏习佛典，精通五明。窝阔台汗时，蒙古军进入乌思藏地区，引起极大震动。1244年，萨斯迦·班弥怛奉蒙古阔端太子之召，北上凉州，代表乌思藏各僧俗首领表示归顺，八思巴从行，先期到达。1251年，萨斯迦·班弥怛去世。八思巴继为萨斯迦教派法主。1253年，在六盘山谒见忽必烈，备受崇敬。当时，佛教与道教为争夺蒙古汗廷的信任，争夺权力和徒众，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1258年，八思巴在忽必烈面前与道教首领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驳倒了对方。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让他统领天下释教。1264年，立总制院管辖全国释教和吐蕃僧俗政务，以国师领之。1274年，八思巴本人在真金的护送下返回萨斯迦。
我们现在来回想一下，为什么真金在护送完一个喇嘛完毕后，回国就被忽必烈“诏参决政事”，第一个原因，我们在前面论述过，儒臣们想以真金太子的力量来对抗奸臣阿合马。第二个原因恐怕就是在八思巴身上了。
忽必烈和他的祖先一样是个好战分子，真金护送八思巴入藏，很可能带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任务。从史料中得知，到了西藏后，真金协助八思巴整顿了萨迦政权的秩序，另一方面，他经常出西藏到达西印边界进行“巡猎”，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猎物可以打？很显然，他是在为忽必烈取道西藏进攻印度而考察。后来，忽必烈想从西藏西北进攻中亚就能证明这一点。
从真金出生到参决政事来看，他的政治之路还是幸福的。当然，这只是我们把他作为一个太子来这样下结论的。而我们忘记了，他不但是一个太子，还是一个蒙古太子。而“蒙古太子”这四个字就注定了他最终的悲剧，即使他不被“禅位事件”吓死，皇帝之位，他也很难得到。
储君：蒙汉不同
如果我们以汉人的角度来看，真金被立为太子就证明了他是未来的皇帝。朝中的儒臣们对他自然也寄以厚望，认为真金已是储君，儒治的时代就要到来，汉人在元王朝中的地位会提高。但是，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虽然忽必烈在策封诏书中以成吉思汗的遗训作为册封太子的根据，但这种确立储君的方式并不符合蒙古习俗。那么，不妨我们来看蒙古人确立新大汗的习俗是怎样的吧。
13世纪韧，蒙古人成吉思汗凭着出众的才智，敏捷的思想指挥千军万马“征服和削平了从东到西的海内雄长”，征服世界的道路在他面前铺开。他准备西征前，他的爱纪也遂跟他唱道：“越高山，渡大河，长途远征……你象高山似的金身，如果倒塌了，你的蒙古国家，由谁来统治？你象柱梁似的金身，如果倾倒了，你的神威大旗，由谁来高举？你的四个儿子之中，由谁来执政？请可汗给我们留下圣旨！”
成吉思汗认为爱妃的话太有道理了，就与诸宗王、皇子、勋臣面议，如此民主推举的结果，窝阔台被定为蒙古大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当时也唱道：高山啊流水，如果我的子孙不成器，汗位就与他无缘，就让他去射罕答孩（俗称四不象的野兽），去打田鼠。”
成吉思汗认为他的话更有道理，从这以后，蒙古帝国选大汉必须要经过宗亲聚议，此人才能成为合法大汗。而真金的太子之位只是忽必烈一人所为，这就决定了此位并不是未来的大汉，即使是，在蒙古贵族中间有争议也是必然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汉人郑思肖的话作为佐证：“忽必烈老而病废已久，屡欲传国与真金，族人俱不从，谓我家无此法。”由此可以看出，真金虽然以太子之身份参决政事，但大汉这个位置，还是遥不可及的。蒙古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幼子守业，幼子在继承父亲财产、地位方面居于优越地位。忽必烈嫡子有四个，真金排第二，北平王那木罕为幼，1271年，忽必烈派他进攻海都，结果兵败被俘。十年以后，当他回到大都后发现父亲居然封了一个太子，十分恼火。他忘记了自己已经被俘十年，元朝的事情似乎已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他问忽必烈：“彼若为合罕（合罕是蒙古大汗的另一种称呼，元代的皇帝有着中原皇帝与蒙古大汗的双重身分），不知彼等将称陛下云何？”忽必烈听后大怒，斥而逐之。这个被俘虏十年的小子没有被杀掉已经是幸运了，回来后还耍赖皮。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人都有资格质疑真金，那么其他没有被俘十年的蒙古贵族对真金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真金的一生是不幸的，而这种不幸从他小时受儒家教育开始，从他父亲把他吓死为终。在元朝，这个以征战杀伐为目的的帝国，真金的以“仁义”治国的理论根本就行不通。首先在忽必烈那里就行不通。事实上，纵观历史，儒家的“仁义”思想几乎在任何朝代都行不通。
我们已无法假设，真金成为蒙古帝国后的元朝将会是什么样。因为他死了，蒙古帝国从这以后，在中原文化与野蛮文化之间徘徊着，一直到它灭亡。
真金的死对整个蒙古帝国是一件大坏事，但对他自己，很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他父亲忽必烈还在的情况下，他的登基俨然还是泡影。他活着，其实就等于在受罪。他险些就给蒙古帝国带来不必要短暂灭亡的福音，却只如一声惊雷，转瞬而过，再不复来。
大头太子——朱标
他被南京百姓亲切地称为大头太子，他脑袋虽然很大，但寿命却不长。他的死摧毁了朱元璋苦心布置的朱明王朝未来格局，对于朱元璋而言，太多心血付出没有一丝回报，对于整个大明朝，以后的历史因为他的死而改写了。如果将“好人不长命”这句话放在朱标身上，的确也说得过去。因为他的确是个好人，是个异于滥杀父亲朱元璋的好的准君主。不过，让朱元璋和整个明朝百姓与历史可惜的是，他早早地死了，为此而带来的一切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太子之死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朱元璋的太子朱标病逝，年仅三十八岁。早在八个月前，他奉命巡抚陕西视察建都之事时就已经身体不适。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他一从陕西回来，就献给朱元璋《陕西地图》，并提出自己迁都关中的见解。朱标病重，朱元璋让吏部尚书詹徽协助太子审讯罪囚，朱标像往常一样为罪犯减刑。詹徽这个瘪三却给以重判，并先奏报朱元璋。朱标本不知此事，去上报时，朱元璋将詹徽的判罚给他看，并告诉他，以后就要如此判，方能惩戒不法之徒。
朱标却道：“儿臣觉得立国之道，仁厚为本，法不过是辅助，不是任何事情都必须要用重刑的。”
朱元璋大怒，“小子反来教我如何治国吗？给我滚下去！”
朱标见父亲发火，惊恐万分，回到东宫，病情越加严重。此是洪武二十五年初的事，四个月后，太子病逝。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儿子叫到床前，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是詹徽害了我。”
这句话与其说是埋怨詹徽，倒不如说是在埋怨父亲屡屡用重典。
朱标死后，朱元璋悲痛万分。原因很简单，他多年精心培养的接班人落空了。朱元璋跟臣子们说，我老了，太子又先我而去，这真是命啊！说完后，大哭不止。朱元璋或许永远也不会明白，太子之死，他自己要负主要责任。
詹徽事件不过是朱元璋与太子朱标政见分歧的冰山一角，早在洪武三年，太子就对父亲朱元璋的一些为政举措深感不满。当时很负盛名的诗人袁凯为此而残遭横祸。
事情也是因重审罪犯而起，有一次，朱元璋审阅囚犯名单后，命御史袁凯将名单送太子朱标处复查，朱标认真讯问后，发现许多囚犯的罪判得太重了，就重新处理了一番。当袁凯将太子朱标的判决书送至朱元璋处的时候，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朱元璋：朕与太子谁对谁错？
袁凯：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
不愧是知识分子，回答的滴水不漏。可朱元璋恼了，大骂袁凯老奸巨滑，让他马上在自己眼前消失。袁凯对朱元璋喜欢杀人的性格了如指掌，跑出宫后，就开始装疯卖傻。忍受了朱元璋无数次凌辱的测试真假，才被允许滚回老家去。袁凯可能到死都不会明白，实际上，朱元璋是把他当成了对太子不满的发泄桶。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生了。朱标的老师宋濂因孙子是胡党而被牵连逮捕，结果可想而知，朱元璋对胡党的处置只有一个字：杀。
太子知道后，跪在朱元璋面前，请求父亲放过自己的老师。朱元璋大怒，道：“你想救他，那么，等你做了皇帝再说！”
朱标被吓得魂不附体，跑出皇宫，想要找条河自杀，幸好被追出来的太监救起。朱元璋真是又气又恼，但苦心培养出来的接班人万一有个意外……
两者权衡，取其重，他最终赦免了宋濂。并到朱标的床前跟儿子说，“痴儿，我杀人与你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过去不久，开国功臣李善长因与胡党有牵连，朱元璋开始把大刀向他的脖子上架。朱标得知此消息后，又跑到朱元璋面前，行礼后，问道：“听说陛下要处置李善长？”
朱元璋点头。
“父亲这样滥杀功臣，有伤国家和气，也不利于民心啊。”
朱元璋看了一眼朱标，他真想给这个儿子一巴掌。他似乎也有些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对他进行那一套儒家的仁义道德教育。
朱标见父亲没有说话，以为父亲明白了，就继续说道：“依儿臣之见，倒不如……”
“滚出去！”朱元璋跳了起来，要找个东西揍朱标一顿。朱标见不是头，起来就跑了。
第二天，朱元璋派人将太子叫来，指着地上一根长条拐杖，命令道：“给我拾起来。”
朱标弯腰去拾，手刚碰到拐杖，就哎呀一声，急忙缩回手来。
朱元璋冷冷一笑，抽出一把刀，去上面挥舞了一番，拐杖上面的尖刺顿时消失了。他把拐杖拾起来，交到朱标手上，“我现在是替你除刺，刺没有了，你才能拿到它，并且很舒服。”
朱标立在那里，手上托着拐杖，却道：“我听说做皇帝的如果是尧舜那样的君主，下就有尧舜那样的臣民，如果君主在治理国家时光明正大，不滥杀无辜，那么，臣民们也就会温柔善良，规规矩矩，而用不着担心他们会长出什么刺来。”
朱元璋冷笑两声，忽然就抓起身边的一把椅子，冲朱标砸去。朱标急忙躲开，扭头就跑。从这以后，朱标就总是闷闷不乐，许多事情的处理上，他都与父亲是南辕北辙。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那样治理国家，而朱元璋也不明白，太子为什么就不能理解自己的苦心。
朱标之死，实在要归功于朱元璋的刚猛治国手段。因为两种政见的不同而导致了本是柔弱的太子患上了心理疾病。在这种沉重的压力下，他过早的离开了人世。
父亲的苦心
公元1368年，朱元璋登基称帝，国号大明。朱标被立为太子。从这以后，朱元璋开始了对未来皇帝朱标的教育。我们现在来看朱元璋，总觉得他是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对儒家知识分子没有好感，另一方面，他却让自己的儿子学习儒家那一套思想。
他在宫中特意建造了一座图书馆，取名为“大本堂”，里放置各类古今图书，并请学者名儒为太子轮流授课，其中，大儒宋濂对朱标的影响可谓深远，这位宋老夫子对朱标的行为举止，都以封建礼法相劝谕。在讲授课程时，宋老夫子比手划脚，告诉朱标哪些该做，那些不该做。朱标对宋濂也是十二分的尊敬，言必称师傅。后来，朱标冒死救宋濂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为了让朱标有同道中人，朱元璋还特意挑选了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入宫陪侍朱标读书。在朱元璋开来，这些人精于儒学，处世稳重，对朱标在做人与处世上会有很大帮助。煞费苦心的朱元璋又任命梁贞为太子宾客，李庸、卢德明、张昌为太子讲解道德。这些人在朱标身边将古代帝王之道、礼乐之教以及古往今来事情成败的原因一一讲述给他听。这些人还会就地取才，讲解时下的一些民间农事、风俗之事，以增强太子的学识。
在听了朱标几次讲解四书后，朱元璋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跟朱标的几位老师说，“金子要让好的金匠来打造，美玉要经高明的玉器师雕琢。人有弟子，若不求明师，岂不等于爱金玉超过了爱弟子吗？太子是储君，也就是未来的皇帝，你们的教育方法关键在于正其心。心正则万事成，心若不正，便会产生各种非分的欲望，这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你们在教育太子时，要因势利导，不要只让他们背诵文章，死记硬背得来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失去。”
朱标被立为太子不久，中书省都督府就请示朱元璋，希望他能仿效元朝旧制，以太子为中书令，帮助皇帝处理国事。朱元璋想了想说，你们觉得元朝的制度好吗？臣子们就说，十分好。朱元璋说，是吗？来呀！给我拉出去乱棍打死。
有识事的官员跟别人讲，中书省的官员是猪啊。元朝是我皇上推翻的，他们居然说元朝的东西好，这不是找死吗？
朱元璋杀了几名官员后，觉得太子迟早要要管理政事，于是下令：“我于东宫不别设府僚，现在，选一批功勋元老进东宫，为太子讲解政事。”
从上面可以看出，朱元璋对太子当政的事情并不十分热衷。这就又让我们觉得这个农民是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希望太子能尽快成长起来，另一方面又不想让太子帮助自己处理政事。也就是说，太子只能听政事，不能参与政事。
幼年的朱标被皇家正统教育熏陶着，正如朱元璋所说，“太子的一举一动，一饮一食，都严格约束，我用心之良苦，苍天可鉴。”
的确如此，朱元璋在请大儒教育太子时，自己也随时随地对朱标进行教育。他常跟太子说，“富贵易骄，艰难易忍，久远易忘”。还对太子说，你可知农家之劳苦？辛勤耕作一生，所住不过百尺，所吃不过粗米。我们做皇帝的之所以这样锦衣玉食，全是靠他们啊。所以，一定不要太过于压榨他们，他们已经够苦的了。
这位从艰苦中走出来的皇帝还把自己艰难征战的经历绘制成图，赐给太子，让他早晚观看，以告诉他，能有今天实属不易。1393年，他派太子巡视陕西，以最后确定建都地点，同时给太子提供一下实际锻炼的机会。不幸的是，朱标出巡回来后就病倒了，八个月后，病逝。
从上可以看出，朱元璋为朱标的确下了太大的苦心。有史料记载，甚至于对朱标的饮食起居，他都十分在意。在他的培养下，朱标已经具备了明君的所有特质。但是，这样一个未来的明君，却早早的死掉了。
如果对朱元璋与朱标的言传身教进行自己解剖，我们就会发现，朱标的死完全是由这位父亲的苦心造成的。
朱元璋好杀人，史有定论。但他却教导儿子不可滥杀，教导儿子要遵循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他让宋濂，这位名震天下的大儒来教育儿子，而自己却不能身体力行。在儿子看来，父亲是说一套，做一套。幼时的朱标很可能认为父亲这是虚伪，而长大后的朱标则认为父亲是背叛了自己。在上面我们说过，朱标与父亲的政见根本就无法统一，一个想以仁慈治理天下，一个却以刚猛对待功勋。所有这一切被朱标看在眼里，他如何不伤心，他如何不会感到自己所学所见所识以及父亲对自己的循循教诲到底有什么用。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如朱元璋那样勤俭、勤奋，对贪污深恶痛绝，但也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如他那样嗜杀成性。
这是一副很具讽刺意味的图画，上面是父亲举着大刀屠戮大臣，下面却是儿子捧着“仁义”二字仔细研读。而另一副图画却是，父亲在背后藏着带血的刀给儿子讲解明君之道，儿子却偷偷地看到了父亲背后那把滴着鲜血的刀。
朱元璋是皇帝，如日月当空，一言一行都会对天下百姓具有模仿作用。更何况是离他非常近的太子呢。这个农民皇帝自己也是很矛盾的，他后来一定要杀宋濂，无非是因为看到宋濂把自己的儿子教育成一个愚儒的书生才大动肝火。
但是，他是个永远不会在自己身上找错的人，他认为太子之所以变成后来那副“德行”，完全是因为宋濂和宋濂那样的儒生们。
如果刻薄一点来猜测，朱元璋这个农民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儒家那一套仁义到底是什么。他很可能以为，作为一个好皇帝必须要读儒家的东西，而儒家的东西就是为帝王存在的。
他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让自己满意，因为朱标从儒家那里搬来的东西在他看来，于现实格格不入。现实是残酷的，人心是凶险的。想要让现实风和日丽，想要人心不再凶险，只有以更现实的态度来对待现实，以残酷的手段来将人心摧毁。
他从胡惟庸案开始，大肆屠戮功臣，而他的儿子却对他所做的一切表示不满。他的苦心在这个时候成了苦水，一个劲的向他心里灌。
从政后的仁慈
确切的说，朱元璋的苦心变成苦水是洪武十年以后的事。这一年，朱标二十三岁，二十多年的儒家教育已经把他塑造成一个温文儒雅、具备帝王德行的年轻人了。朱元璋觉得时机已到，自己又年老，便让太子开始增加些实践的机会，熟悉朝政，锻炼才干。这样，朱标就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这一年，朱元璋下诏，传令即日起一切政务，除了重大事情要请示自己外，其他事情皆由太子处理。从此，朱标开始和群臣见面，听取并裁处朝廷各部门的报告。
但朱元璋对太子受的二十多年教育还是不放心，他向朱标提出了治理国家的四条原则：“一是仁，能仁才不会失于疏暴；二是明，能明才不会惑于奸佞；三是勤，只有勤奋，才可避免贪图享乐；四是断，只有当机立断，才可不被固有的规矩所束缚。”同时，他告诉朱标，要做到这四点，只有靠经常锻炼，大胆实践，方能心领神会，办起事情来才能游刃有余。
我们仔细看这四字箴言，发现，只有第三个字，朱元璋做到了。他滥杀大臣实为不仁、被杀死的大臣之获罪，都是他从小道听来的消息，是为不明。至于断，他经常将朱标判决过的判决书修改。所以，他在后来对朱标的训谕中，只强调“勤”。
“我从当皇帝以来，从来不曾懒惰，一切事务，惟恐处理得有丝毫不当而辜负了上天之所托。我天不亮就上朝，夜深时方安歇，这些你都见过。你若能体会我的辛苦，学着我的样子从政，实在是我大明社稷之福。”
朱标从政以来，其二十多年所学之仁义礼孝开始慢慢地渗上来。孝敬父母、对兄弟友爱，对大臣们以礼相待。朱元璋的妻子马皇后死之时，朱标悲痛欲绝。他的弟弟晋王朱（木+冈）人很聪明，但骄纵不法，朱元璋总觉得这个小子要反，就想把他废掉。不久，有人告发晋王有反意，朱元璋大怒。
朱标出于对弟弟的关心和爱护，极力在朱元璋面前为晋王求情，朱元璋这才打消了念头。但对晋王仍旧不放心，就命朱标巡视陕西的同时将他带回京城来。朱（木+冈）回到京城后，朱标又在父亲面前求情，又劝弟弟认错，朱元璋这才放了朱（木+冈）。
在这件事上，朱元璋虽然对朱标的友爱之情很满意，但他总觉得朱标太过于仁慈了。他曾问朱标，“如果你弟弟真有反意，该当如何？”
朱标回答：“以仁爱感化他。”
朱元璋拍案大怒，“他若有仁爱，怎么会反！”
在后来的日子里，朱标对兄弟之间的感情更是让朱元璋理解不了。朱文正，本是朱元璋的义子，经常受到朱元璋的责罚，每当朱元璋要责罚他时，朱标都会及时的出现，并且还把马皇后请出来。这种仁慈虽然在朱元璋那里不被看好，但却赢得了兄弟们和诸大臣的爱戴。
在后来的日子里，朱元璋与朱标越来越不合拍。就如同是一个书生和一个屠夫站在一起治理国家一样。朱元璋常常为此而发无明之火。
有一种说法是，在后来朱标从政的岁月里因为总和父亲唱反调，朱元璋想废黜他，而改立燕王朱棣。这恐怕是燕王进北京后为自己脸上贴金。我们看下面这一段事情就知道，此说法是胡说。
朱标死后，朱元璋的心情可想而知。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是惨不忍睹了，更何况他缺少了一个接班人。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六十五岁，他没有精力再培养另一个接班人了。皇位到底该传给谁，他真的不知道。
朱标死的这年九月，朱元璋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册立只有十六岁的皇长孙允炆为皇太孙，这就是后来的建文帝。
如果他想把皇位传给燕王朱棣，何必要等到朱标已死五个月后才册立皇长孙为皇太孙呢？这一年很快的就过去了，洪武二十六年春节，朱元璋看着来为自己请安的允炆，脑袋里一片空白。
这个生长在深宫里的皇太孙，年幼而又文弱，在他死后能否支撑起朱氏江山，还是个未知数。在朱元璋看来，他和太子朱标没有太大区别。
做爷爷的只好再为孙子打算，他决定把最后几个残存的元勋宿将彻底铲除。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制造了蓝玉案，前后杀人多达两万人。
为了提高孙子的地位，爷爷命礼部指定亲王相见礼，规定：凡伯叔见天子，在朝行君臣礼，便殿行家人礼、天子居中南面坐，诸王分列坐于两侧。两年后，他又更定了皇太子、亲王等封爵册宝的制度。
他想用这种形式上的规定，来勾画出等次分明的君王高高在上图。事实上，这副图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还在。等他一死，这副图就被朱棣撕碎了。
我们之所以要说上面这一段史实，只是想说明一点：无论朱元璋对从政后的太子朱标有多么不满，但只是施政手法上的不满，对于这位太子，他是一心想让他坐上皇帝位的。
兄弟之间
1367年，朱元璋为当时已经出生的七个儿子正式取名，在祝告太庙中，他写道：“维子之生，父命以名。典礼所重，古今皆然。仰承先德，自举兵以来，渡江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次曰敢告之。”
第二年正月初四，皇宫中举行了极为隆重而又繁琐的登基仪式，朱元璋称帝，建元洪武，并且册封正妻马氏为皇后，朱标以长子身份被册立为太子。登基仪式和册封仪式结束后，老二朱（木+爽）先同几位弟弟一起去祝贺了母后马氏，然后又拜贺了朱标。在一片礼乐声中，由他代表大家念贺词：“小弟兹遇长兄皇太子荣膺宝册，谨率诸弟诣殿下称贺。”朱标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弟弟搀起。这一切看上去像是演戏，但这戏却不得不演。从这以后，即使以前无论多么相处无间的兄弟，也有了名分，他们和朱标之间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是君臣关系了。
大家都是一个父亲生的，凭什么他就是皇帝，而我却是臣子呢？这是许多没有成为太子的人的想法，虽然这种想法很愚蠢，但国家开创之初，论功劳，似乎谁都可以拿出点来提上一提。
朱元璋自然明白这一点，他之所以这么早就立太子也正是想让他们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后来，他将二十多个儿子陆续册封为王，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在外保护大明江山稳固，另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这些儿子即使当不成皇帝，也可以享受到皇帝所享受的一切。
有一次，朱元璋问太子朱标，“汉时七国叛乱错在谁？”
朱标回答：“罪在七国。”
朱元璋摇头，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读懂了那段历史，还是有意地为他所册封的那些儿子们辩护，总之，他斥责朱标道：“这是讲官的偏执之说。”
朱标不语，朱元璋给他讲道：“当初汉景帝为太子时，曾杀了吴王的儿子，吴王从此怀恨在心。汉景帝登基后又听信晁错之言，轻易黜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由此而生。”
朱标想不到父亲对历史的理解居然是这样的，只有佩服的份了。
朱标自然也按照父亲的教导对待自己的兄弟，前面讲过，兄弟有错，他就劝他们改正。父亲一旦想对兄弟们进行惩罚，他就劝父亲不可如此。
就在朱标对兄弟们友爱的时候，他的四弟朱棣已经开始了影响力的上升时期。
大将军蓝玉与太子朱标往来很亲密。蓝玉在北征时看到燕王朱棣的行止，深感不安，回来后对太子说：“我看燕王在他的封地里实在是太有威风了，其行止不亚于皇帝。我还听说燕地有天子气，愿殿下细心防备，免生不测。”太子为人生性忠厚，不愿生事，就对蓝玉说：“燕王对我十分恭顺，决不会有这样的事。”蓝玉见太子不信，只好自找台阶说：“我蒙受殿下的恩惠，所以才秘密地告诉你涉及利害的大事。但愿我说的不对，不愿被我言中。”
后来事实证明，蓝大将军果然言中。但还好，朱标已不在了。如果朱标还在，肯定不会如建文帝一样下撤藩书，但燕王肯定也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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