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之际产生的《周易》就是在总结了以往广泛的矛盾现象的基础上，试图用阴阳变化的观念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的矛盾的一种极其有力的尝试，其核心目的就是趋吉避凶的。可以看出，《周易》中提出的乾坤、泰否、剥复、损益等一系列的矛盾范畴，比以前的天地、日月、寒暑、水火、男女、昼夜、阴晴等单纯地描绘自然现象的概念和主奴、贵贱、贫富、治乱等单纯地描绘社会现象的概念不仅上升到了抽象的层次，更重要的是这些概念中已经融入了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显示出人们把握自然和社会的强烈的渴望。在《易经》中，这些观念都在阴阳观念的笼罩之下。可以说，《周易》为阴阳范畴的确立开了先河，即使在今天看来，阴阳观念在当时也是“科学”的概念。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人们又将这种经验和规律用来指导管理国家，认识到矛盾的缓和与激化关系到社会的治乱和安危。西周末年，人们开始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万事万物变化的原因。其后不久出现的《老子》一书似乎专门来阐述阴阳观念的，他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立的概念，应该说，《老子》在更高的水平上丰富、发展了阴阳学说，为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念奠定了基础。
其实，真正大谈阴阳的不是《周易》的卦和爻辞，而是用来解说《周易》的《易传》部分。《易传》共十篇，它产生的年代肯定比《老子》要晚，可能是从孔子时代至汉代的作品，其中肯定经过了许多人的增删修订。《易传》中的二元对应的模式已经有意识地明确化了，并对阴阳观念作了系统的论述。如《系辞传》中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不测之谓神。
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
阴阳之义配日月。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
由此可见，阴阳观念在这里已经明确地上升到二元对应的主导地位。在此以后，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文化都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发展变化的。
如上所述，阴阳家由先秦时期的天文家和占星家演变而来的。阴阳家在天象观测中看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他们掌握了自然界阴阳五行变化规律，是具有较多科学知识的人，他们甚至能够预测日食、月食和某些自然现象的发生时间，人们便对他们有了神秘感，再加上政治统治的需要，统治者往往有意识甚至是处心积虑地将其神秘化，后来他们又流布民间，这就逐渐产生了以玩弄方术为主的方士型的阴阳家。在这一类人中，高明者往往是把科学——如天象——与神秘的巫术形式结合起来，用来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这些人到汉代即被正式命名为阴阳家，成为“六家”或“九流”之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盛极一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阴阳家约有六十八家，著述多达一千三百余篇，这在当时实在应该算是“显学”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之大，甚至连不相信天命的孔孟之徒都受到了濡染，以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甚至与它有很深的渊源。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在汉代之后的两千多年中，阴阳学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各个时代都受到了当时哲学家的改造，形成了一个哲学体系，其中不仅包括“敬顺昊天，历数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正宗的阴阳家，更多的似乎应是方士所玩弄的方术、数术，道教的许多思想理论也是出自阴阳观念。
应该说，在汉代以后的阴阳家那里，科学的成分逐渐减少，愚民之术、牧民之术的成分逐渐增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甚至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统治方法。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能过多地去责备阴阳家，因为这是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大背景相联系的。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如果说儒家、道家、纵横家甚至法家、兵家的智谋还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可供今天的人们借鉴的活，那么，阴阳家的所谓的智谋就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为今人所用了。
然而，阴阳家的确又是中国历史上的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对我们的民族性有着很大的影响，其内涵也是极为复杂的。我们在这里仅是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侧面，以便了解其内在的结构。
我们只是为了介绍的方便才把阴阳家分成阴阳、命数、谶纬、易占、星占、解梦、灵异等七个方面。实际上这是很不合适的，这不仅是因为阴阳方术本来就盘根错节，很难分类，更重要的是这根本无法包括其极其复杂的内容。中国古代方术的资料可谓浩如烟海，光谶纬之类的典籍就够一个人穷尽毕生的精力去研读了，如果再加上各类专门的典籍，如道典类、释典类、易学类、太玄类、神仙类、奇闻类、占卜类、占星类、占梦类、测字类、相术类、堪舆类、三式类、命理类、杂术类等，简直数不胜数，如果还想进一步挖掘的话，道藏中还有这方面的许多资料。面对这些遗产，我们也许只能望洋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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