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货店的老顾就是被乌鸦叫醒的。
老顾起来赶走了乌鸦，嘴里骂骂咧咧的，不停嘟囔着，晦气，晦气。
豁唇就是在老顾的嘟囔声中，来到杂货店的。豁唇买一包红杏，抽出一支，叼在嘴上，跟老顾伸出手。老顾知道他是要打火机的，没好气地说，没有。豁唇也知趣，从口袋里掏出火机，点上烟，说，糖厂倒闭了，你没弄点？老顾说，什么？豁唇说，糖。老顾没理他，瞥一眼杂货店柜台下两只鼓鼓的蛇皮口袋。豁唇知道了，那是糖。豁唇说，等会我也去老张家，弄二斤过年。
说话时，老张来了。
老张是糖厂职工，天天骂厂长，也天天偷糖，经常被厂里抓住罚款。越罚，他越能偷。厂里罚他十块钱，他就偷价值二十块钱的糖。罚他二十，他偷四十，总之是要翻番的。糖厂像老张这样的职工，有好多。厂里采取各种措施，偷盗恶习终于得到控制。但厂里依然亏损严重。有好几次，老张不无得意地说，罚啊，叫他狗日的罚，工人都造反了，把阀门一拧，都冲进下水道了，我看他狗日的有多少糖冲。就这样，到了今年年底，宣布倒闭了。
糖厂倒闭了，老张家的糖却不少。豁唇看老张踱着方步，走过来，迎着他，扔根烟过去，说，老张，等会儿上你家弄二斤糖过年。老张在半空接住烟，说，你早说啊，一斤没有了。豁唇不信，说，你老张那么神通，怎么会没有糖？我给钱的。老张眉毛跳一下，说，等会你去家里拿。豁唇知道话多说了半句，有些后悔那根烟了。老张跟豁唇对了火，说，你小子不识时务，我让你给我弄几条麻袋，你嘴上答应着，麻袋呢？影子都没有，我要是有几条麻袋，还能多搞点白糖。你狗日的白在麻袋厂混了。老顾也附和道，他呀，在哪里也是混，你瞅瞅咱后河底，混最差的是谁？豁唇听了，脸上火突突的。
被人小瞧了的豁唇，仰望天空，看到庞春娟家二楼的窗户里，伸出一根竹竿，竹竿上晾着几件衣服，有裤衩，有围裙，还有一条被单，全是花花绿绿的手帕拼接起来的。庞春娟在手帕厂上班，她家不缺手帕。有人说，她家的花手帕，堆满一床。豁唇想想，自己在麻袋厂干了十几年了，家里确实一条麻袋都没有。豁唇想到这里，觉得没脸见人，干笑笑，准备开走，老张家的糖，他也不准备买了。本来他想不花钱弄点尝尝的。要是花钱，到糖烟酒公司不会买啊？稀罕。
豁唇刚一开步，看到乔寡妇来了。乔寡妇身体肥胖，屁股像磨盘，胸部像小山，走起路来身上乱颤。乔寡妇不久前才死了丈夫。她丈夫乔国良，是毛巾厂车间主任，管上百口女工，不知什么原因，下夜班路上，被人套进麻袋，乱棍打死了，案子至今没破。乔寡妇一摇三叹走到杂货店门口，哎哟一声，说，这么多人啊？什么热闹事？老顾呵呵笑着，说，没有事，说你呢。乔寡妇大红嘴一努，又妈呀一声，我有什么好说的。老张也调侃道，都说你腿上的睡裤好看。豁唇听了老张的话，也多看一眼，乔寡妇披一件旧羽绒服，露出来的肥腿上，穿一条毛巾缝制的睡裤。不用说，这是毛巾厂的产品。乔寡妇一听有人夸她，索性把羽绒服一扯，露出里面的睡衣，当然也是毛巾缝制的了，粉红色，有两朵巨大的嫩黄色向日葵，正盛开在她肥硕的胸脯上，很惹眼。老顾盯着向日葵看，晃晃照花了的眼。老张挤着眉说，好看。乔寡妇嘴一努，说，以后没有这些好毛巾了，我家国良要是不死，亲戚朋友家都有用不完的毛巾。老顾说，那是，我家床上的床单，还是国良送我的毛巾做的呢。乔寡妇嘴又一撇，说，都像你老顾这样讲良心、念旧情就好啦，我昨天都气死了，我想跟春年妈要一根塑料绳，春年妈硬是没给我，这不是势利眼是什么？想当初，我可没少给她毛巾用啊。她家又不缺塑料绳，谁不知道她在塑料七厂上夜班啊？切，我算看透这些人了。豁唇你也不是好人，你还欠我一条麻袋呢。老顾说，指望他给你麻袋啊？做梦吧？他是舍得买烟，舍不得用火的小气鬼。乔寡妇听了，哈哈大笑，身上的肉再一次乱颤，下气不接下气地说，豁唇，难怪你人缘这么差，就不能大方点？豁唇咧开嘴，不知是笑，还是要说话。但他还是头一缩，走了。
老顾家杂货店门口的人越聚越多了，他们快乐地谈论着各种事体。
三年后，许多企业大面积下岗，后河底街下岗大军浩浩荡荡，几乎人人不可幸免。他们聚在河边的绿化地上，或鸡尾巷口的那片小树林里，一边下棋打牌，一边大骂政策的变化。当然，老顾家杂货店还是人们常聚的地方。
到了2001年，豁唇所在的麻袋厂，也改制了，成立股份制企业。当然也有一批职工下岗。豁唇以为这回怎么也轮到自己了，也可以加入下岗大军的行列，和他们一起打牌、一起骂街、一起讲女人、一起嘻嘻哈哈了，再也不受他们的白眼了。可是，豁唇依然被留在厂里，依然干他的老本行——仓库保管员工。但是，豁唇，在后河底街，依然没有人缘，依然抬不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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