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对大家说：国民党的帽徽我戴过，国民党的将军服我也穿过，按我的心愿来说，看到这些东西我就感到讨厌、恶心。但是，这是党的决定，是毛主席的命令，是为了抗日救国的大局，为了执行党的决定，毛主席的命令，就是叫穿花裤子我也穿。

    他有一句名言：人不能没有自己的头，一个党、一个军队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头。这个头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维护好这个头。

    “告我的黑状。”他突然说，嘴角上出现了一丝冷笑，“可就是没有告准！”

    毛泽东摇摇头，指了指信说：“有什么好谈的？”他还很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等七位同志，赤手空拳，回到湘西桑植。贺龙以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为榜样，在湘鄂西创建了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任弼时率领下，在长征途中，在贵州省东部松桃县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贺龙真心诚意地欢迎这支来自毛泽东同志身边的部队，经常请任弼时等介绍毛泽东的光辉思想，介绍中央红军反“围剿”斗争及土地革命的经验，真正拥护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路线、政策。1935年2月，二、六军团接到遵义会议决议和中央有关组织问题的电文，得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贺龙坚决拥护，坚决听从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他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从我本身的经验教训中，从读到他写的文章中，深知他是我们的正确领导者。”

    长征途中，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面对张国焘分裂中央的罪恶活动，贺龙经常向干部战士宣传毛主席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揭露张国焘的阴谋。他说，毛主席北上抗日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只有北上抗日，才有出路。1936年秋，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甘边境时，贺龙兴奋地说：“好了，从此我们就可以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之下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贺龙为能够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之下工作感到欣慰，并衷心地崇敬毛泽东，坚决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党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摘下了红五星、红领章，不少干部战士想不通。贺龙对大家说：“国民党的帽徽我戴过，国民党的将军服我也穿过，按我的心愿来说，看到这些东西我就感到讨厌、恶心。但是，这是党的决定，是毛主席的命令，是为了抗日救国的大局。为了执行党的决定，毛主席的命令，就是叫穿花裤子我也穿。”1937年8月，在党中央召开的洛川会议上，贺龙同志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路线。他积极提议留下部队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并从一二〇师抽了一个团担负这个光荣任务。毛泽东、党中央决定派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开辟解放区。虽然晋西北人口稀少，各方面的条件较差，但贺龙没有二话，党叫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进入晋西北以后，贺龙认真贯彻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开辟了晋绥解放区。在艰苦的条件下，部队有时连黑豆都吃不上，就吃瓜叶、树叶。就这样，贺龙还总是想着毛泽东，想着党中央，只要延安有困难，部队能搞到，千方百计想法送去。战斗中缴获了日本军大衣、毛毯，贺龙总是命令部队集中起来送到延安。他说，我们这里很困难，可延安、党中央更困难。他有一句名言：人不能没有自己的头，一个党、一个军队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头。这个头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维护好这个头。

    1947春，胡宗南率部气势汹汹地进犯延安。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夺取全国解放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转移到离敌人的蟠龙据点仅百余里地的王家湾。

    当时，贺龙除了指挥作战外，还负责西北局财经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他十分关心毛泽东的安全，日夜为毛泽东的健康操心。为了减轻毛泽东行军的疲劳，方便指挥作战，有一天，贺龙亲手把自己骑了多年的两匹战马洗刷干净，派专人送到王家湾给毛泽东乘骑。贺龙满怀深情地对送马的同志说：“这是两匹有功之马，曾载我闯过多次难关，要不是它，也许我早就完了。毛主席原来有一匹马，和这其中的一匹是一个样子，去年死了。现在，就让这两匹战马为主席分劳代步吧！”

    毛泽东同志接到战马后，心情很激动。他抚摸着战马，由衷地感谢贺龙的情谊。然而，他却对送马的同志说：“我十分理解贺老总的心意，回去后转达我对他的问候。这两匹战马应当留给作战部队打仗用，我知道贺老总南征北战，打仗总爱向前跑，需要千里驹。请贺老总放心，我是可安步当车的。”

    1948年3月下旬，贺龙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陕北，来到晋绥边区的兴县蔡家崖。途中，贺龙亲自安排可靠人员做好保卫工作，调集60多名最好的水手和几只木船，集中在渡口随时待命。贺龙还感到不放心，又把一二〇师后勤部新做的两艘大木船调到渡口，新装了舱板，配备了经验丰富的艄公和水手，为毛泽东等摆渡。

    毛泽东一行到达蔡家崖后，贺龙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毛泽东居住，并且每天晚上亲自带班，为毛泽东站岗放哨。毛泽东在这里先后开了五次座谈会，每次开会前，贺龙总是亲自布置会场，连毛泽东用的桌子、椅子都要亲自搬来放好，然后自己试用一下觉得合适了才放心。毛泽东睡觉的床铺，贺龙也要亲手摸摸，看是否平稳，有无响声，生怕影响了毛泽东的休息。毛泽东三次到离驻地两里路的北坡村看“战斗剧社”、“七月剧社”和“大众剧社”演戏，贺龙总是亲自布置保卫工作，并一直守护在毛泽东身边，直到看完戏，把毛泽东护送到住处才放心。

    1966年，一场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开始了。贺龙对林彪、江青的阴谋早有察觉，进行过抵制和斗争。有一次，林彪阴险地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暗示贺龙不能与他作对。贺龙根本不理这一套，明确而坚定地回答说：“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以后，面对林彪反党集团的诬陷迫害，贺龙很担心叶剑英、聂荣臻等一些老同志挨整，常说：“他们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啊！”一次，他用手杖敲着林彪的相片，痛骂了一顿。他还敏锐地看穿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他说：“江青这个人可是个整人的家伙，他们是要把老同志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

    9月14日下午，贺龙从外面回来，贺龙的夫人薛明拿着几份文件来到他身边。他没有马上看文件，只是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吸着烟，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笑容。

    “告我的黑状。”他突然说，嘴角上出现了一丝冷笑，“可就是没有告准！”

    原来，早在8月间，林彪一伙就炮制了一个所谓“8·25”反革命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指向了贺龙。接着又恶人先告状，由林彪在空军的死党吴法宪出面，向毛泽东写了诬告信，胡说什么：在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诬蔑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今天，毛泽东找贺龙去，把那封信交给他，要他看看。毛泽东见贺龙没有戴眼镜，关心地说：“不要急，慢慢地看。”等贺龙看完了，他笑着说：“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贺龙很坦然，他向毛泽东请示：“是不是找他们谈谈？”毛泽东摇摇头，指了指信说：“有什么好谈的？”他还很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9月19日，毛泽东又对贺龙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12月28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亲切地和贺龙打招呼，叫他到前面坐。贺龙坐到毛泽东身边了。

    但是，胸怀坦荡、心地光明的贺龙，他怎么能够想到，就在他和毛泽东一起亲切谈话的时候，却有一股凶恶的暗流向他扑来。

    两天之后，12月30日，江青窜到了清华大学，找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谈话。她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接着，在一次接见群众的会上，江青又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在这罪恶的黑手挑动下，恶浪滚滚而来。很多在各个历史时期和贺龙一起工作过的战友被揪斗了，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被诬陷为“贺龙的裴多菲俱乐部”，传单到处张贴。街上的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江青又指使人抄了贺龙的家，抢走了大量的机密文件，围攻的人们挤满了庭院。

    在这之后，周恩来曾全力保护过贺龙，可惜力不能及。1969年贺龙含冤去世。

    对贺龙之死，毛泽东内心感到有责任。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是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要保护他呢。”又一次会议，当讲到贺龙，毛泽东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1974年毛泽东和邓小平谈话说，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1974年9月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刘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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