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尉的女儿-黑桃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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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一天,大伙聚在骑兵团军官纳鲁莫夫家里打牌。漫长的冬夜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直到早上四点多钟,他们才坐下来开始吃饭。赢钱的人吃得津津有味,那些输钱的则无精打采地盯着面前的空盘子。直到送上香槟,气氛才活跃起来,一个个抢着说话,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苏林,你今天手气如何?”主人纳鲁莫夫问道。

    “还是那样,老输!看我这运道,真是不得不认输啊!我就是弄不明白,我下注从来都是小心再小心,一向沉得住气,时刻用心,但不知为什么,就是赢不了!”

    “你就从来没有鬼迷心窍的时候?从来没有盯着一张牌加赌注?你这么沉得住气,真叫我佩服。”

    “这就佩服了?你怎么不看看人家格尔曼?”旁边的客人指点着一个年轻的工兵军官说,“他就从没摸过牌,没下过注,他还总是陪着我们坐到五点钟天亮的时候,光看着我们玩!”

    “我对打牌是非常感兴趣的,”格尔曼说,“可我总不能为了赚一点意外之财,而把生活必需的钱花得一分不剩吧?”

    “格尔曼是德国人,懂了吧,他就是省呗。”托姆斯基说,“要说有谁是我搞不懂的话,那就是我的祖母安娜·费奥多托夫娜伯爵夫人了。”

    “怎么?怎么回事?”客人们来劲了,纷纷追问。

    “我就是弄不明白,”托姆斯基说,“我的祖母现在怎么不赌钱了!”

    “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不赌钱,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纳鲁莫夫说。

    “她的事原来你们一点都不知道?”

    “不知道!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哦,那你们就听我说吧。”托姆斯基一本正经地开始讲起来。

    “我的祖母六十年前去过巴黎,在那里出够了风头,好多人大费周折,只为了一睹她的芳颜。那时候,黎塞留曾拼命追求她,但我祖母根本不理不睬。为此,他差点没开枪自杀。

    “那时候,女士们都兴玩法拉昂。有一次,祖母在宫廷里打牌输了,欠了奥尔良公爵夫人一大笔钱。在回家的路上,祖母揭下脸上的面纱,解下箍骨裙,把输了钱的事告诉我祖父,示意他付账。

    “那时候,我故去的祖父还是祖母的管家,他怕她怕得就像老鼠见了猫。可是,一听祖母说输了这么一大笔巨款,他居然差点忍不住发火了。祖父拿出账簿,将祖母的各种开销一一指出来给她看,半年的时间,祖母居然花了五十万。在巴黎,他们可没有在莫斯科近郊和萨拉托夫乡下那样的田产,作为管家,祖父坚决不肯付账。最后,祖母给了他一记耳光,就赌气睡了。

    “第二天,祖母吩咐人把祖父叫来,以为她昨天的发火能让祖父改变态度,可是,祖父毫不买账。祖母平生第一次低声下气地与祖父商量,向他解释,打比方说,欠债也有不同种类的欠债,就像王子欠债与马车夫欠债是不一样的。可是,这样的比喻并没有让祖父感到惭愧,祖母说尽好话,也没有让他改变主意,祖父还是坚决不肯付账。祖母已经束手无策了。

    “恰好我祖母认识一个很有名的人。你们听说过圣热尔曼伯爵吧?大家都把他说得神乎其神的,你们一定知道。他自称是流浪的犹太人,是长生不老丹和点金术的发明者等等,所有人都讥笑他,说他是招摇撞骗,但卡扎诺瓦在《回忆录》中却说他是间谍。圣热尔曼虽然是个神秘人物,但却生得仪表堂堂,在社交界非常讨人喜爱。祖母至今还爱他爱得神魂颠倒,只要有人以轻蔑的口吻说到他,她就会生气。那时候,祖母知道圣热尔曼手里很有钱,她决定请他帮忙。于是,祖母写了封信给他,请他立即前来。

    “这个老怪物很快就来了,看到了祖母十分痛苦的样子。她用极其夸张又有些恶毒的语言向他描述,丈夫是多么蛮不讲理,最后说,她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友情和好意上。

    “圣热尔曼显得有些为难:‘钱,我倒是有办法,’他想了一想说,‘不过,您不把这笔钱还我,您是不会安心的,我不愿意给您再添麻烦了。不过,我有个法子,您可以翻本。’

    “‘但是,亲爱的伯爵,’祖母非常无奈地说,‘我是一分钱也没有了。’

    “‘这不用有钱,’圣热尔曼道,‘您听我把话说完。’于是,他告诉我祖母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会愿意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

    年轻的赌客们兴趣盎然地听着,托姆斯基拿起烟斗,深深吸了一口,又接着讲下去。

    “当天晚上,祖母就来到凡尔赛宫,到皇后那里打牌,恰好是奥尔良公爵坐庄。祖母信口编了个小小的谎言,说没有把欠的钱带来,向公爵夫人诚恳地表示歉意,然后在公爵对面坐下来开始下注。祖母选了三张牌,一张接一张地出牌,结果,三张牌都赢了,祖母一下子就把输掉的钱全部捞回来了。”

    “怎么可能?”其中一个客人听到这里就惊呼起来。

    “你就编吧!”格尔曼说。

    “是不是在牌上做了记号?”又有人这样猜测。

    “这事可是千真万确!”托姆斯基一脸认真地强调着。

    “什么?”纳鲁莫夫道,“你祖母能一连猜中三张牌,你居然没能跟着她学一手?”

    “哎,”托姆斯基叹了口气,“祖母有四个儿子,四个都是赌鬼,可谁也没能跟她学上这一手。说起来,我祖母这个本事对我或是对我的父辈们而言,可能都不是什么好事。还有一件事,是我伯父伊凡·伊利奇亲口对我说的,是关于已故的恰普利茨基。你们听说过吧,就是把百万家财挥霍干净、最后潦倒而死的那个。他年轻时候有一次赌钱输了,要是我记的没错,输了大概有三十万。我祖母对年轻人挥霍浪费这种事一向十分严厉,却对恰普利茨基起了怜悯之心。后来,祖母教给他三张牌,告诉他出牌顺序,同时要他发誓这辈子都不玩牌。恰普利茨基听了祖母的话,去赢他钱的人那里赌钱。第一局,他押了五万,果然赢了。第二局他又翻倍,又赢了……就这样,恰普利茨基不仅翻了本,还赢了一些钱。”

    “行了行了,该去睡觉了,都六点差一刻了。”

    眼看着天快亮了,众人便起身互相告辞,各自离开了。

    2

    老伯爵夫人坐在更衣室的镜子前面,身后站着三个侍女,一个拿着一小盒胭脂,一个拿着一盒子发针,还有一个拿着扎大红缎带的高罐子。老伯爵夫人早已风华不再,但梳妆打扮的习惯和年轻时丝毫未变,一丝不苟地遵循着七十年前的式样,像六十年前一样精心打扮着。坐在窗边的那位正在刺绣的年轻小姐是老伯爵夫人的养女。

    “早上好,祖母。早上好,丽莎小姐。”一位年轻的军官走过来,热情地向两人打着招呼,“祖母,我想问您一件事。”

    “什么事,保罗?”

    “我想向您引荐我的一位朋友,我能不能在周五的舞会上把他带过来?”

    “那就直接把他带到舞会上来见我吧。你昨天也去跳舞了吗?”

    “是啊,昨天的舞会可有意思了,我们一直跳到早上五点,叶列茨卡娅可真漂亮。”

    “是吗?你觉得她哪儿漂亮?她不应该长得像她祖母,达里娅·彼得罗夫娜公爵夫人。对了,达里娅·彼得罗夫娜公爵夫人,她一定很老了。”

    “什么叫她很老了,”托姆斯基漫不经心地说,“她七年前就死啦。”

    丽莎小姐抬起头向年轻军官使了个眼色,年轻军官立刻想起来,对于达里娅·彼得罗夫娜公爵夫人的死讯,他们都是瞒着祖母的,于是不由自主地咬了咬嘴唇。不过,老伯爵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倒是显得毫不在意。

    “原来是死了啊,”老伯爵夫人道,“我居然一点也不知道,当年我们是同时册封的女官,一同到皇宫里去觐见皇后……”

    老伯爵夫人很快又换了话题,对孙子津津乐道地讲起年轻时的一个小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已经讲了不知多少次了。

    “保罗,你过来。”讲完故事,老伯爵夫人将孙子叫过来,“来扶我站起来,丽莎,我的鼻烟壶呢?”

    伯爵夫人和她的三个侍女到屏风后面继续梳妆打扮去了,房间里只剩了年轻军官和丽莎小姐两人。

    “你想介绍给夫人认识的年轻人是谁呀?”丽莎轻声问道。

    “纳鲁莫夫,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文官还是武官?”

    “武官。”

    “工程兵?”

    “是骑兵,你怎么会觉得他是工程兵呢?”

    丽莎笑了笑,没说什么。

    “保罗,”伯爵夫人从屏风后面喊他,“给我找一本小说来看看,但是不要时下流行的那种。”

    “那您要什么样的呢?”

    “总之不要有主人公杀死父母,或者有人淹死的情节,我最害怕被淹死的人了!”

    “如今没有那种小说了。您要不要俄国小说?”

    “难道有俄国小说?那就拿来吧,少爷,请拿来吧。”

    “再见,祖母。我要赶快走了。再见,丽莎·伊凡诺夫娜,您到底为什么会认为纳鲁莫夫是工程兵军官呢?”

    说完,托姆斯基就走出了更衣室。

    剩下丽莎·伊凡诺夫娜一个人,她放下刺绣,开始瞧着窗外。不一会儿,从大街对面拐角的屋子后面走出一个青年军官。她的两颊泛起了红晕,她又做起活计,头几乎低到绣布上。这时,伯爵夫人已经穿戴完毕,走了进来。

    “丽莎,去让人备车,”伯爵夫人说,“我们出去遛个弯。”

    丽莎从绣架旁站起来,开始收拾针线。

    “你怎么回事,我让你去备车,聋了吗?”伯爵夫人大声喊叫起来,“现在立刻给我去套车!”

    “我这就去!”丽莎小姐轻声回答着,连忙跑到前室去。

    一个仆人进来,把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送来的几本书呈给伯爵夫人。

    “跟他说我非常感谢他。”伯爵夫人把仆人打发走后又立刻大声地喊起来:“丽莎!丽莎!你跑到哪儿去啦?”

    “我在穿衣服啊。”

    “你慌什么,时间充裕得很,你过来,把这书的第一章念给我听听。”

    丽莎小姐拿起书,轻声念了几行。

    “大声点!”伯爵夫人说,“你怎么啦,嗓子哑啦?等等,把搁脚凳给我挪过来,再近些。好,念吧!”

    丽莎·伊凡诺夫娜又念了两页,伯爵夫人打了个哈欠:“不听了不听了,都是胡说八道!把它还给帕维尔公爵,说我谢谢他。马车准备好了吗?”

    “马车准备好了。”丽莎·伊凡诺夫娜一边说一边朝街上看了一眼。

    “那你怎么还没有穿好衣服?”伯爵夫人大声嚷着,“老是要我等你,真是让人受不了。”

    丽莎急忙跑到更衣室去,可还没过两分钟,伯爵夫人又开始拚命地摇铃。三个侍女从一扇门里跑进来,男侍从另一扇门里跑进来。

    “叫你们怎么没有人答应?”伯爵夫人对他们说,“去告诉丽莎·伊凡诺夫娜,说我在等她。”

    丽莎·伊凡诺夫娜穿着长风衣、戴着帽子走进来。

    “你总算是来了,”伯爵夫人说,“你打扮得这么漂亮做什么,要给谁看?对了,外面天气怎么样?好像风有点大。”

    “外面天气不错,没有风,夫人。”男仆回答说。

    “你们这些人说话都不经过脑子考虑,把窗户打开,”伯爵夫人抱怨道,“果然,外面风大得很,还冷得要命。不要套车了,丽莎,我们不出去了,你打扮成这样一点必要也没有。”

    “这就是我的生活!”丽莎·伊凡诺夫娜心里想。

    的确,丽莎·伊凡诺夫娜的确是个苦命人。但丁说过,别人的面包苦,别人的台阶难爬,这个道理有谁能比她更有深切的体会呢?作为一个贵妇人的养女,有谁能比她更了解寄人篱下的辛酸呢?当然,伯爵夫人心肠并不坏,但她跟所有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一样,被惯坏了。美人迟暮,韶光已逝,她的心却还停留在自己年轻的容光焕发的回忆里,固执己见,人性自私。只要有舞会,她无一例外都不肯缺席。她涂脂抹粉,梳妆打扮,穿着过时的锦衣华服,坐在舞会的角落里,像是一件丑陋又不可或缺的装饰品。客人们出于礼节,到她面前给她深深鞠个躬,之后便再也不理睬她了。她在家中设宴招待城里的各色名流,瞧着客人们熟悉的脸,却再也想不起谁是谁了。她有一大群仆从,他们在她的前室里和下房里养得胖胖的,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争先恐后地偷窃这个垂死的老太太的东西。丽莎·伊凡诺夫娜简直就是家里的受气包,斟茶的时候多放了糖要挨数落,朗读小说时连作者的错误都要怪她,陪伴伯爵夫人外出时遇上天气不好或道路难走,也要她负责。她有规定的薪金,却从来没有付足过,还要求她穿戴得像所有的人一样,也就是像极少数人能够穿得起的那样。在交际场中她的处境更是极为可怜的,人人都认识她,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注意她。在舞会上,只有舞伴不够的时候才能轮到她跳舞。太太们需要去更衣室整理服饰的时候总要挽着她同去。她有着强烈的自尊心,深刻地感到了自己地位的低下,她观察着周围,迫切地等待着一位救星。但是,年轻人的轻浮的虚荣心使他们非常精明,对她当然不屑一顾,尽管丽莎·伊凡诺夫娜比起那些他们涎皮赖脸缠住不放的冷冰冰的姑娘要可爱一百倍。多少次,她独自离开富丽堂皇而乏味的客厅,回到自己的简陋的房间里去暗自流泪。她的房间里摆着一架糊花纸的屏风、一个五斗柜、一面小镜子和一张油漆过的床,铜烛台上点着一支黯淡的油蜡。

    有一次,就是小说开始提到的那场牌局两天后,或者从现在算起一个星期前,丽莎·伊凡诺夫娜坐在窗前刺绣,无意中朝街上看了一眼,看见一个年轻的工程兵军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她的窗子。她低下头来做活计,五分钟后又朝街上望了望,年轻的工程兵军官依然站在那里。她没有和过路的军官眉目传情的习惯,也不再朝街上看,头也不抬地绣了将近两个小时,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开饭的时候,她站起来,无意地朝窗外一瞥,居然又看到那位军官,顿时心生蹊跷。整个吃饭的时候,她都满怀心事惴惴不安,终于吃完了饭,她赶到窗口,那军官却已经不在了……

    大约过了两天,她正陪伯爵夫人出去上马车的时候,又看到了他。他就站在大门口,用海龙皮大衣领遮着脸,他的乌黑的眼睛在帽子下面显得炯炯有神。丽莎·伊凡诺夫娜吃了一惊,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她坐上马车,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回到家里,她连忙跑到窗口去看,军官还站在老地方,眼睛盯着她。她走开了,好奇心使她苦恼,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情又使她激动。

    从那时候开始,两人间似乎不知怎么开始有了默契,只要一到时间,她总能隔着窗子看到那军官站在街对面。只要她低头刺绣,便总觉得他正陪在身旁,忍不住抬眼朝窗外望去,他果然就站在那里。渐渐地,她与他对视的时间越来越长。年轻的心总是敏感的,她似乎能看到那年轻军官的脸,在他们目光交汇的时候,苍白的双颊染上了爱慕的红晕。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丽莎对他笑了一下。

    当托姆斯基请求伯爵夫人允许他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她的时候,丽莎竟然心如乱麻。当听说纳鲁莫夫并不是工程兵军官而是骑兵军官,她又不禁懊悔起来,一时大意,险些向轻浮的托姆斯基泄露了自己的秘密。

    格尔曼的父亲是个德国人,他自己的性格却偏向俄国人,从父亲那里,他继承到了一小笔财产。格尔曼觉得自己必须能够自力更生,于是对父亲留下来的那笔钱他不仅分文不动,连利息也分毫不取,他靠着自己的薪水过活,丝毫不敢挥霍。同时他也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的同事们都很少有机会跟他开玩笑,说他生活得实在是太节省了。他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也有着野心和私欲,但严格的自律能力使他对自己丝毫不敢放纵。比方说,他生性爱赌,却从没有摸过牌,他心里明白,自己的那点财产根本经不起赌博,照他的说法,不能为了发意外之财而去牺牲生活必需的钱。于是,他只好整夜地坐在牌桌旁,心情激动地看着别人摸牌。那天牌桌上三张牌的故事引得他无限遐想,甚至有些鬼迷心窍,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件事。“要是,”第二天傍晚,他在漫步彼得堡街头时想,“要是老伯爵夫人向我公开她的秘密,跟我讲那三张稳赢的牌就好了,不然,我去试试?去向她自我介绍,取得她的宠爱,或是做她的情夫?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可是她已经八十七了,说不定过一个星期,说不定再过两天,她就会死去!再说了,这个故事还不一定可信呢。不,节约,勤奋,自律,这才是我的三张必胜的牌,是使我财产成倍增加的法宝,只有这样我才能过上富足、稳定的日子。”

    他就这么琢磨着,不知不觉走到彼得堡的一条大街上,站在一座富丽堂皇的老宅子前。街上挤满了马车,一辆接一辆地向这个灯火辉煌的大门口驶去。不时有人出入宅子,年轻漂亮的小姐啦,皮鞋锃亮的军官啦,神气十足的外交官啦,都是些上流社会的体面人,穿着贵重的皮草和鲜亮的皮大衣。格尔曼停下了脚步。

    “这是谁家的公馆?”他问墙角边的一个岗警。

    “伯爵夫人的。”岗警回答说。

    格尔曼心中咯噔一下,又想起那个诱人的纸牌故事。他在房子旁边走来走去,心里想着房子的女主人和她那神奇的秘密。格尔曼很晚才回家,在他那略显简陋的公寓里,久久不能入眠。他终于睡着了,梦到自己在牌桌上一张接一张地出牌,不停地赢钱,金币和大面额的纸票子把口袋塞得满满的。第二天,他很晚才起来,发现不过是黄粱一梦,顿时又忍不住唉声叹气起来。格尔曼又到城里闲逛,不知不觉又来到伯爵夫人的府邸跟前,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他吸引到这里来。他看到窗边有个人影,黑缎子似的秀发,脑袋埋得深深的,似乎在看书或是做活计。那人忽然抬起了头,格尔曼的目光与之相遇,看到她姣好的面容和明亮的眸子,这一瞬间,他便打定了主意。

    3

    丽莎·伊凡诺夫娜刚把长衣和帽子脱掉,伯爵夫人已经差人来唤她,又吩咐套车。出门,上车,就在两个仆人搀扶着老夫人把她塞进车门的当儿,丽莎·伊凡诺夫娜在车轮旁边看到了工程兵军官。他一把抓住她的手,把她吓呆了:年轻人不见了,在她手里留下一封信。她把信藏进手套里,一路上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了。伯爵夫人有个习惯,坐上马车老爱问这问那:她们遇到的是什么人?这座桥叫什么?那边招牌上写的什么?丽莎·伊凡诺夫娜这一回总是信口乱说,答非所问,把伯爵夫人惹恼了。

    “你是怎么回事,我的上帝呀!你发昏了吗?我的话你是没有听见呢,还是听不懂?感谢上帝,我说话并不是口齿不清,也没有老糊涂呀!”

    丽莎·伊凡诺夫娜没有听见她在说什么。回到家里,她急忙跑进自己的房间里,从手套里取出那封信。信没有封口,丽莎·伊凡诺夫娜很快就把它读完了。这是一封表白爱情的信,充满柔情和敬意,一字一句都是从一本德国小说上抄来的。可是丽莎·伊凡诺夫娜不懂德语,没有看过德语小说,更不知道是抄来的,所以读了非常满意。

    然而,这封信使她心慌意乱起来。她是第一次和一个青年男子有了秘密而密切的关系,他的大胆使她吃惊。她责备自己行为不检点,不知如何是好:是不是不要再坐在窗口,淡漠地给这个年轻军官泼些冷水,免得他作进一步的追求;要不要把信退给他,冷淡而坚决地回绝他?她没有人可以商量,她既没有女友,也没有人可以请教。丽莎·伊凡诺夫娜决定给他复信。

    她在写字桌前坐下,拿起纸和笔沉思起来。她几次动笔开了个头,又撕了。她觉得不是用词太客气就是太冷酷。她终于写了几行,觉得还算满意。她写道:我相信您是真心实意的,我也相信您不想做出任何莽撞的事来冒犯我,但我们总不能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我现在将这封信还给您,希望您以后不要再做出如此草率的行为了。

    第二天,格尔曼一出现在街上,丽莎就从绣架旁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将信扔到了街上。她相信那个年轻军官一定会注意到并把信捡起来的。

    格尔曼立刻冲向前将信捡起来,接着走进一家糖果店。他将火漆揭开来,发现里面是自己写的一封信和她的回信。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他回了家,思前想后都在密谋这件事该怎么办。

    又过了三天,时装店一个眼睛明亮的小姑娘给丽莎送来一封信。丽莎忐忑地打开信封,她以为是时装店的催款,但一看到字迹,她便认出来这是格尔曼的字迹。

    “你找错了人,这封信不是给我的。”丽莎对女孩说。

    “不,我没找错人,”女孩狡黠地眨眨眼对她说,“你至少先看看写的是什么呀。”

    丽莎快速扫了一眼信,格尔曼希望同她见面。

    “这信不可能是我的,”丽莎提高了嗓门,她被信中的要求和甜言蜜语吓了一跳,“这绝对不可能是我的。”

    接着,她将信撕成碎片。

    “既然这信不是给你的,你又何必把它撕成碎片呢?”女孩道,“起码也让我还给寄信人啊。”

    “你已经够好了,”丽莎说,“以后别再给我传信了,告诉寄信人,说他应该害臊才对。”

    但是格尔曼并没有就此罢休,丽莎开始每天收到他用各种方法送来的信。这些信已经不是从德国小说翻译过来的了。激情给了他灵感,格尔曼用自己特有的语言写了这些信,信中表达了他的百折不挠的愿望和他的不受羁绊的幻想,丽莎已经不想把它们退回去了,这些信使她陶醉。她开始给他复信,而且信越写越长,越来越充满柔情蜜意。最后,她从窗口扔给他下面这封信:

    今天公使举行舞会,伯爵夫人将去参加,我们大约要待到两点钟。这样,您就有机会和我单独见面了。伯爵夫人一出门,仆人一定会散去,门厅里留一个看门的,不过他一般也会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去。您十一点半来,直接上楼梯。要是您在前厅里遇到人,您就问伯爵夫人在不在家。要是告诉您她不在,那就没有办法,您只好回去了。不过您大概不会遇到人,侍女们都待在一个房间里。从前厅一直往左走,就走到伯爵夫人的卧室。在卧室里的屏风后面,您会看见两扇小门:右边的通书房,伯爵夫人从来不到那里;左边的通过道,那边有一条狭窄的螺旋形楼梯,直接通到我的房间。

    格尔曼激动地颤抖起来,像一只老虎,迫切地等待着约定的时间。才晚上十点,他已经站在了伯爵夫人府邸前。天气十分差,冷风呼号,大雪纷飞,街灯忽明忽暗地闪烁。整条街都空荡荡的,偶尔有疲惫的车夫路过,企图载上个晚归的客人。格尔曼裹在大衣里,既感觉不到大风,也感觉不到冷雪。

    伯爵夫人的马车终于停在了门前,格尔曼看到两个仆从搀扶着一个佝偻的穿着貂皮大衣的老太太下车。她的养女身穿单薄的斗篷,头戴鲜花,跟在她后面一闪而过。车门砰地关上了。马车轱辘轧过松软的雪地,看门人关上大门,宅子窗户里的灯光渐渐暗淡下去了。十一点半整,格尔曼走上伯爵夫人府邸的台阶,走进灯光通明的门厅,看门人果然不在。格尔曼跑上楼梯,打开通往前厅的门,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仆人坐在古老而肮脏的手圈椅里打盹。格尔曼跨着坚定的步子轻轻地从他身旁走过,大厅和客厅里都没有灯,前厅里微弱的灯光射到这里,使周围显得有些神秘。格尔曼大胆地走进卧室,在摆满古色古香圣像的神龛前,点着一盏金色的小灯。糊着中国壁纸的墙边,对称地摆着褪色的花缎手圈椅和镀金剥落、放着羽绒靠垫的沙发。墙上悬挂着两幅在巴黎由勒勃伦画的肖像,一张画的是一个面色红润、胖胖的四十来岁的男子,身穿浅绿色制服,佩戴着星章,另一张画的是一个年轻美人,生着高鼻梁,两鬓的头发朝后梳,油亮的头发上戴着一朵玫瑰。每个墙角里都摆满着瓷器,著名的勒鲁阿制造的台钟、小盒子、轮盘、扇子以及十八世纪末与蒙哥尔菲埃气球和梅斯梅尔催眠术同时发明的形形色色的妇女玩的小摆设。格尔曼走到屏风后面,屏风后面放着一张小铁床,右面有一扇门通书房,左面的另一扇门通过道。格尔曼把左边的门打开,看见一个狭窄的螺旋梯,这是通到可怜的养女的房间去的……但是他却一转身走进了黑漆漆的书房。

    时间过得很慢,仿佛一切都是静止的。餐厅的钟敲了十二下,敲击声在宅子里回响。格尔曼靠着冷掉的壁炉站着,他很冷静,心脏有规律地跳动着,像是要去做一件危险但又不得不做的事一样。时钟又敲了一下,凌晨一点了,然后是凌晨两点。这时候外边传来马车车轱辘的声音。格尔曼忽然觉得一阵焦虑。马车声渐近,他听到马车阶梯被放下来的动静,宅子里响动不断。仆从们的声音越来越近了,房间的烛火被逐一点亮,三个侍女先进了卧室,紧接着伯爵夫人也进来了,面色死灰。伯爵夫人一进来便坐进一张贵妇椅中。这一切格尔曼都从一条缝隙偷偷看着,看得一清二楚,忽然丽莎擦着他从身前走过,她转身迅速地走上了螺旋楼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有一阵,仿佛是内疚似的,格尔曼心跳得飞快,但也只是一瞬间而已,随即又恢复了平静。

    伯爵夫人开始对镜卸妆。女侍为她取下插着玫瑰花的帽子,从她头上取下抹了油的假发,露出那剪得短短的白发。发针像雨点似的落在她的身旁,用银线绣的黄色长衣褪下来,堆在她浮肿的脚旁。格尔曼看着她一步步卸妆,那模样简直令人作呕。他看到了伯爵夫人穿着睡衣、戴着睡帽的模样。这身打扮和她的年龄倒比较合适,看上去,伯爵夫人不再显得那么可怕和难看了。

    像所有上了年纪的人那样,伯爵夫人也失眠。她脱了衣服,坐在窗口的高背手圈椅里,把女仆都打发走了,蜡烛也拿走了,房间里只剩下一盏小灯。伯爵夫人坐在那里,脸色蜡黄,松垂的嘴唇翕动着,身子左右摇晃,从她的浑浊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她的脑子里什么都不再想了。望着她,你会以为这个可怕的老太婆这样晃动并不是出于她的本意,而是由于身体内部电流的作用。

    突然,这张毫无生气的脸起了无法形容的变化,她的嘴唇停止了翕动,眼睛也聚起了神采,因为她看到自己面前站了个陌生人。

    “请别害怕,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害怕!”他低声而又清晰地说,“我无意伤害您,我是来恳求您做一件好事的。”

    老妇人默默地望着他,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格尔曼以为她耳朵不好,便俯身凑在她的耳边,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一遍。老妇人还是不做声。

    “您能改变我的命运,”格尔曼继续说道,“对您来说这算不了什么,可它关系着我的命运,我知道那三张牌的事。”

    格尔曼停下来等她开口。老伯爵夫人终于明白了他的意图,似乎正在思考怎么回答才好。

    “这不过是个玩笑罢了,”她终于说,“真的,只是个玩笑而已!”

    “这没有什么玩笑好开的,”格尔曼气愤地说,“您记得恰普利茨基吧,是您帮他翻的本。”

    老伯爵夫人面色一闪,显然有些激动,但很快又重归平静了。

    “您能不能把那三张赢钱的牌告诉我?”格尔曼问道。

    伯爵夫人不做声。

    格尔曼接着说:“您是为谁保守秘密呢?为您的孙子吗?他们不用知道这个秘密也很有钱,他们根本不知道金钱的价值,您的三张牌帮不了败家子的忙。一个人要是不会珍惜上辈留下的财产,哪怕他做出天大的努力,他终归也要死于贫困。我不是败家子,我知道金钱来之不易。您的三张牌对我来说不会是白费的。您说吧……”

    他住了嘴,惴惴不安地等待她的回答。伯爵夫人没有做声,格尔曼下跪了。

    “假如您也懂得爱,”他说,“假如您记得爱的狂喜,假如您哪怕只有一次在听到新生儿啼哭时微笑过,假如您的心也曾经为谁颤抖过,那我就用妻子、情人、母亲,以生活中一切最神圣的感情来恳求您,不要拒绝我的请求!向我公开您的秘密吧!您要它有什么用呢?也许,它会造成骇人听闻的罪恶,使人丧失终生的幸福,使人去和魔鬼签订协定……您想一想吧,您老了,您活不长了,我情愿让我的灵魂来承担您的罪过。请求您把您的秘密告诉我。您想一想吧,一个人的幸福就掌握在您手里,不单是我,连我的孩子,我的孙子、曾孙都会对您的恩德感激不尽,对待您的恩赐像对待圣物一样……”

    老妇人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格尔曼站了起来。

    “老太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只好强迫你回答了……”

    说着他就从衣袋里拔出手枪。

    伯爵夫人一见手枪,再一次流露出强烈的激动。她摇着头,举起一只手好像要挡住枪弹,随后就向后倒了下去,然后一动也不动了。

    “别来这一套,”格尔曼抓住她的手,说,“我最后一次问您:您愿不愿意告诉我您的三张牌,说还是不说?”

    伯爵夫人没有回答。格尔曼一看,她已经死了。

    4

    丽莎·伊凡诺夫娜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参加舞会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换,心思却不知飘到哪里去了。一到家,她便跟睡眼惺忪的侍女说:“不用服侍我了,你先去睡吧。”她急匆匆跑回房间,心里怦怦乱跳,既希望在那里看到格尔曼,又希望他不要出现。她一眼就知道他没来,心里有些侥幸。她坐下来,衣服也没来得及脱,想着她和格尔曼之间的种种,想着自己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被他迷得团团转。从她第一次在窗口看见这个年轻人算起,还不到三个星期,她居然已经跟人家书信往来,并且竟然与他在深夜相约会面!从他签了名的信上,她知道了他的名字。但仅此而已,既没见过面,连声音都没听过。就在今晚之前,她从没听说过一星半点关于他的事,也真是奇怪了!就在这天晚间的舞会上,托姆斯基嫌年轻的公爵小姐波利娜对他冷淡,不像从前似的互相调情,存心要气气她,就邀请丽莎·伊凡诺夫娜和他跳那没完没了的玛祖卡舞。他取笑她对工程兵军官的偏爱,说他知道的事要比她能够想象的多得多。可能他只是在开玩笑,可她却听得心惊肉跳,有好几次,她就觉得自己的秘密被他知道了。

    “这些事您是从哪里听来的?”她笑着问。

    “听您认识的某某人说的,”托姆斯基回答说,“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什么非常优秀的人?”

    “他叫格尔曼。”

    丽莎·伊凡诺夫娜没有回答,只觉得手脚变得麻木起来。

    “这个格尔曼,”托姆斯基接着说,“他真不像现实生活中的人,长得像拿破仑,灵魂又像梅菲斯特[54]。我觉得他至少做过三件坏事……您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苍白?”

    “我头痛……格尔曼,还是其他什么名字,他对你说了什么?”

    “格尔曼很不满意他的朋友,他说,换了他,他一定不那么做……我觉得格尔曼说不定在打你的主意呢,至少每次有人提到你,他都听得非常认真。”

    “他是在哪里看见过我的?”

    “可能是在教堂里,也可能在您散步的时候!天知道,说不定是在您的房间,在您睡觉的时候,他什么干不出啊……”

    三位女士向他们走来,问:“要跳舞吗?”于是,把丽莎弄得心痒难耐的这段谈话终于被打断了。

    被托姆斯基选中的舞伴就是公爵小姐本人。她和他多跳了一圈,又在自己的椅子面前多绕了一圈,趁此和他解释误会。托姆斯基回到座位上,已经把格尔曼和丽莎·伊凡诺夫娜都忘掉了。丽莎一心想要恢复被打断的谈话,但是玛祖卡结束了,老伯爵夫人很快就离去了。

    托姆斯基的话不过是在跳玛祖卡时随便说说而已,但是这些话却深深铭印在少女的幻想里。托姆斯基勾画的肖像竟和她心中所想象的不谋而合,可能是看多了爱情小说的缘故,追求者平凡的长相竟令她又害怕又着迷。她抱着双臂坐着,仍旧戴着鲜花的头低垂在裸露的胸前。突然,门打开了,格尔曼走了进来,她浑身发抖……

    “您到哪里去了?”她吃惊地低声问。

    “在老伯爵夫人的卧室里,”格尔曼回答说,“我刚从她那儿来。伯爵夫人死了。”

    “我的天!您说什么?”

    “我很害怕,好像是我害死了伯爵夫人。”格尔曼接下去说。

    丽莎·伊凡诺夫娜看着他,心里响起了托姆斯基的话:他起码干过三件坏事!格尔曼坐在靠近她的窗台上,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丽莎·伊凡诺夫娜惊恐地听完了他的话。原来,那些热情洋溢的信,那些真情流露的要求,那些大胆执着的追求,这一切都不是爱情!金钱,这才是他灵魂深处的追求,才能填满他欲望的沟壑!她居然不明就里地成了杀害她恩人的凶手,成了盗贼的帮凶!她后悔莫及,痛哭起来。格尔曼默默地看着她,他心里也很痛苦,但无论是她楚楚可怜的哭泣或是俏丽可爱的容颜,都打动不了他那冷酷的灵魂。想到死去的老妇人,他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他怕的只有一件事:他指望着发财的秘密再也找不回来了。

    “您是个魔鬼!”丽莎·伊凡诺夫娜终于说。

    “我并没有想弄死她,”格尔曼回答说,“我的手枪里没有装子弹。”

    他们都沉默了。

    早晨来临,丽莎·伊凡诺夫娜吹灭了蜡烛,惨白的晨曦映亮了她的房间。她擦干眼泪,抬起眼来望着格尔曼,他坐在窗台上,双手交叉,皱着眉头,模样十分凶残,像极了拿破仑的肖像。这样酷似的姿势和神情,使丽莎·伊凡诺夫娜感到吃惊。

    “您怎么从这里出去呢?”丽莎·伊凡诺夫娜终于开口说话,“我本来想领您走秘密楼梯,可是这要经过伯爵夫人的卧室,我害怕。”

    “请告诉我怎样找到这个秘密楼梯,我能自己出去。”

    丽莎·伊凡诺夫娜站起来,从柜子里取出一把钥匙交给格尔曼,告诉他各个注意事项。格尔曼握住她冰冷颤抖的手,吻了吻她低垂的额头,走了出去。

    他走下螺旋楼梯,又走进伯爵夫人的卧室。死去的老妇人坐在那里,已经僵硬了,神态十分安详。格尔曼在她面前站住,久久地望着她,似乎要证实这件可怕的事是真的。最后他走进书房,摸到墙壁后面的门,就顺着漆黑的楼梯走下去,心中思绪万千。他想,也许在六十年前,有一个年轻的幸运儿,穿着绣金线的长衫,梳着仙鹤式的发髻,把三角帽按在胸口,就是在这种凌晨时刻偷偷地走进房间。这个幸运儿早已长眠地下,而他那老迈的情妇的心脏今天才停止跳动……

    格尔曼在楼梯下面找到一扇门,用那把钥匙开了门,穿过一条过道,到了大街上。

    5

    出事三天之后,格尔曼动身去修道院参加老伯爵夫人的葬礼。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害死伯爵夫人的凶手,但多少还是有些内疚的,他并不怎么信教,倒是相当迷信。

    教堂里挤满了人,格尔曼好不容易才从人群中挤过去。灵柩停放在豪华的灵台上,上面覆盖着天鹅绒棺罩。死者躺在棺材里,双手叠放在胸前,头戴钉边的帽子,身穿白缎寿衣。四周站着家仆,仆人们身穿肩上有纹章缎带的黑袍,手捧蜡烛,儿孙和重孙等亲属都身穿重孝。没有人哭泣,因为老伯爵夫人年事已高,对她的死大家谁也不惊讶,哭泣反倒显得虚情假意了。年轻的主教正在致悼词,无非就是夸赞老伯爵夫人生前是多么有德行,是多么虔诚的基督徒,走得如何如何安详:“是天使把这个一生积德行善、等待基督降临的信徒接走了。”仪式结束了,气氛悲伤又体面。随后是遗体告别,先是亲人,再是宾客,最后是一大堆仆从。最后走上前来的是一位年老的贵妇人,跟死者年龄相当。两个年轻侍女搀扶着她,她已经不能下跪,只是吻了吻伯爵夫人的冰冷的手,独自洒了几滴老泪。格尔曼也决定去看一眼。他跪下来,在洒满杉树枝的冰冷的地上跪了良久。最后他站了起来,脸色跟死者一样苍白,他走上灵台的台阶,又鞠了一躬……这时他觉得死者一只眼眯起,冷笑着朝他看了一眼。格尔曼急忙后退,却不小心踩空了,“咚”的一声,仰脸摔倒在地上,人们赶紧把他扶了起来。看到这情景,丽莎·伊凡诺夫娜昏倒了,也被扶到教堂门外的台阶上。这个插曲把肃穆的丧礼扰乱了几分钟,来宾中发出一阵低声的议论,一个瘦削的宫中高级侍从官,死者的近亲,凑在他身边的一个英国人的耳边说,这个年轻人是她的私生子。英国人听了,冷冷地回答说:“哦!”

    格尔曼一整天心情都极差。他在一家僻静的小饭馆里吃午饭,一反常态地喝了好多酒,以此来逃避心中的不安。但结果却适得其反,酒精使他烦躁不安,他回了家,连衣服也没脱,倒头就睡。

    等他醒来,已是半夜,月光照亮了他的房间。他看了看表,两点三刻。此时他睡意全无,一个人坐在床上,脑袋里想的都是伯爵夫人的葬礼。

    这时候,似乎有人从临街的窗口望了格尔曼一眼,但格尔曼没多注意,还是一个劲儿地想着心事。不多时,他又听到有人敲门,以为是勤务兵喊他起床。他打开门,却见一个一身白袍的身影闪了进来,身形佝偻,满头白发,一瞬间格尔曼还以为是自己的老保姆。但他立刻就认出来了,这个身影竟然是老伯爵夫人!

    “我本不想来找你的,”她用坚定的声音说,“但是我奉命来满足你的请求。那三张牌分别是三点、七点和爱司,不过有一个条件,你在每昼夜只能押一张牌,不能多,押完这三张牌就一辈子不能赌博。你把我害死了我可以不追究,代价是你得娶我的养女丽莎·伊凡诺夫娜……”

    说完,她悄悄地转过身去,便鞋发出沙沙的声音,向门口走去,消失了。格尔曼听见前厅的门“砰”地一响,又看见有人在窗口朝他望了一望。

    格尔曼好半天不能清醒过来。他走到另一个房间里,看见他的勤务兵睡在地上。格尔曼好不容易把他叫醒,可是,勤务兵喝得酩酊大醉,从他嘴里根本问不出个究竟来。前厅的门锁着,格尔曼回到房间里,点起蜡烛,把自己看到的事记了下来。

    6

    “等一等再分牌!”

    “您竟敢对我说,等一等分牌?”

    “大人,我是说了,等一等再分牌!”

    一个脑袋里放不下两个念头,正如两个灵魂不可能共存于一个躯体之中一样。三点、七点、爱司,格尔曼做梦都想着这三张牌,不仅脑子想着嘴上还念叨着,很快就把老伯爵夫人的事忘了,看见一个年轻姑娘,他就说:“她多么苗条!真像红心三点一样。”有人问他:“现在几点钟?”他就回答:“缺五分七点。”看见一个大肚皮的男人,他就想起爱司。三点、七点、爱司,他连做梦也想着:三点像一朵盛开的石榴花在他面前怒放,七点像是一座哥特式的大门,爱司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蜘蛛。他满心想着怎么才能用这个代价高昂的秘密牟利。他想到退休,去巴黎的公共赌场,赚取那些鬼迷心窍的赌徒的财富。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使他省去了许多麻烦。

    莫斯科有一个出名的赌场,里边全是有钱人,主持人是赫赫有名的切卡林斯基,他赌了一辈子,发了几百万的大财。他赢了可以收期票,输了却付现款。相处的日子久了,赌友们都信任他。他热情好客,他的厨师手艺非凡,还有他的和善,他的彬彬有礼,都让他赢得了公众的爱戴。他一来彼得堡,年轻人就慕名去拜访,为了打牌而忘了舞会,为了法洛[55]的诱惑而宁可牺牲追逐女性的乐趣。纳鲁莫夫把格尔曼带去见他。

    他们走过一间间豪华的房间,屋子里的仆从们彬彬有礼,训练有素,整个地方都挤满了慕名而来的人。有几位将军和三级文官在打惠斯特[56],一些年轻人懒洋洋地坐在花布沙发上吃着冰激凌,抽着烟斗。客厅里有二十来个赌客围着一张长桌坐着,主人坐在桌后坐庄。主人大约六十来岁,满头银丝,看上去很和善,总是笑眯眯的。纳鲁莫夫把格尔曼介绍给他,切卡林斯基亲切地和他握手,让他随意一些,接着便继续分牌。

    这一局打了有一会儿。牌桌上总共三十多张牌,每分完一次牌,切卡林斯基都要停下来记下输赢,给客人时间思考,听听他们的想法,同时也抹平那些被心烦意乱的赌客折起的牌角。一局终于完了,切卡林斯基洗了牌,准备再次分牌。

    “请让我押一张牌。”格尔曼从一个在那里赌钱的胖绅士背后伸过手来,说。切卡林斯基微笑了一下,默默地点头表示同意。纳鲁莫夫笑着祝贺格尔曼开了长期的赌戒,并祝他有个幸运的开端。

    “来吧!”格尔曼用粉笔在自己的牌下写下赌注的数目,说。

    “请问是多少?”庄家眯起眼睛,问道,“请原谅,我看不清楚。”

    “四万七千。”格尔曼答道。

    听到这话,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转过头来,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格尔曼。“他着魔了?”纳鲁莫夫心里想。

    “恕我奉劝一句,”切卡林斯基始终带着微笑说,“您下的注太大了,这里还没有人在一张牌上下的注超过二百七十五的呢。”

    “怎么?”格尔曼反问道,“您打不打算赢我的牌?”

    切卡林斯基还是谦恭地笑笑,表示同意。

    “我只是要奉告,”他说,“蒙诸位相信我,我坐庄只能来现钱。从我来说,我当然相信您的话,但是为了赌博的规矩和方便,请把钱放在牌上。”

    格尔曼从口袋里掏出钞票交给切卡林斯基,切卡林斯基快速地看了一眼,便放在格尔曼的牌上。

    他开始分牌。右边翻出来的是九点,左边翻出三点。

    “我赢了!”格尔曼翻出自己的牌,说。

    赌客中响起一阵低语。切卡林斯基皱了皱眉头,又恢复了笑容。

    “您就要取钱吗?”他问格尔曼。

    “劳驾。”

    切卡林斯基从口袋里取出几张钞票,立刻把钱付清。格尔曼接过钱,便离开了赌桌。纳鲁莫夫被弄得摸不着头脑。格尔曼喝了一杯柠檬水,就回家了。

    第二天晚上,他又到了切卡林斯基那里。主人在分牌。格尔曼走到牌桌前,赌客们马上给他让出一个位子。切卡林斯基亲切地对他点了点头。

    格尔曼等到下一局开始,摆下一张牌,把自己的四万七和昨天赢来的钱都押在牌上。

    切卡林斯基开始分牌。右边翻出来是十一点,左边是七点。

    格尔曼翻开牌来:七点。

    大家都惊叫起来。切卡林斯基显然着慌了,他数了九万四千递给格尔曼。格尔曼若无其事地接了钱,立即离去。

    下一天晚上,格尔曼又来到牌桌旁。大家都在等他,几位将军和三级文官放下惠斯特不打,都来看这场不同寻常的赌博。青年军官们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所有的侍者都聚集在客厅里。人家都围住格尔曼。其他的赌客都不下注,焦急地等着看结果。格尔曼站在牌桌旁,准备单独和脸色发白但依然面带微笑的切卡林斯基决一胜负。两人各自拆开一副牌。切卡林斯基洗了牌,格尔曼错了牌,取出一张牌,把一叠钞票押在上面。这就像是一场决斗。周围鸦雀无声。

    切卡林斯基开始分牌,他的手在发抖。右边翻出是一张皇后,左边是爱司。

    “爱司赢了!”格尔曼说着翻开自己的牌。

    “您的皇后输了。”切卡林斯基态度和蔼地说。

    格尔曼颤抖了一下:果然,他的牌不是爱司,而是黑桃皇后。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明白他怎么会抽错了牌。

    在这一刹那,他觉得黑桃皇后眯起眼睛冷笑了一下。这种不寻常的酷似使他震惊……

    “老太婆!”他吓得叫了起来。

    切卡林斯基把赢到的钞票搂到跟前。格尔曼呆呆地站着。当他离开牌桌的时候,大伙都热烈地谈论起来:“赌得真带劲!”赌客们说。切卡林斯基又洗牌,牌局照常进行。

    结局

    格尔曼疯了!他住在奥布霍夫医院第十七号病房里,人家问什么他都不回答,口中一个劲地念叨着:“三点、七点、爱司!三点,七点、皇后!……”

    丽莎·伊凡诺夫娜嫁了个非常不错的年轻人,他在某处供职,财产相当可观,是老伯爵夫人从前的管家的儿子。丽莎·伊凡诺夫娜收养了一个穷亲戚家的姑娘。

    托姆斯基升为骑兵大尉,娶了波利娜公爵小姐。

    (李君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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