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北方正在反思它的基督信仰，试图将它全盘否定，而意大利人却在奋力反抗那仍在主宰他们的感性精神。欧洲的北方，不论是否痛恨尼采，都在呼唤并践行着酒神的狂欢精神，而南方却在努力摆脱狄俄尼索斯，摆脱生命对死亡的战胜与肯定，摆脱以生殖达致不朽的信仰。
可以想见，这些意大利的儿女永远都不会返回故乡。对于保罗、“硬汉”这样的人来说，当初的逃离只是为了日后的回归。旧传统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爱国精神也好，乡土观念也罢，不管叫什么，都是异教旧思想在作祟，都是对“生殖以致不朽”观念的肯定，都是对基督教“克己、博爱”的反动。
可是，“约翰”和这些流落异乡的意大利人一样：他们都属于年轻一代，没想过要回去，至少不想回到那个古老的意大利。虽然免不了痛苦挣扎，虽然要绷紧每根神经，畏避北欧与美国那冷漠、垂死的物质主义，但他们仍然愿意为了别的向往忍受这一切。由于常年蜷缩在阴晦、苦寒的瑞士山谷，常年在工厂里卖命，所以肉体必然会经历一次死亡，就好比当初“约翰”在街上与地痞搏斗。但这肉体的死亡里，自会生出一种新的精神来。
就连阿尔弗雷多也遵从了这一新的历程。虽然本质上完全属于“硬汉”那一类，但他却是感性的，不注重思想。但因为受了约瑟夫的影响，他又一蹶不振，并且对这新的精神隔膜起来。
很快，大家都喝得微醺。这时，那个约瑟夫开始来找我说话。他心头有一团不灭的火焰，燃烧、燃烧、燃烧，那是心灵的火焰、灵魂的火焰，一种清新、透亮的东西，连温柔、感性的阿尔弗雷多都被它俘虏了，更别说智性较为健全的其他人。
“这位先生，你也知道，”约瑟夫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那声音细若游丝，恰似灵魂的低语，“男子汉四海为家。意大利政府与我们何干？政府算什么东西？它只会叫我们替它卖命，剥削我们的工资，送我们上战场——有什么用？要政府有什么用？”
“你当过兵？”我插嘴问道。
他没有，他们都没有；而这也正是他们不能回国的原因。如今，既已知道个中缘由，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一说起热爱的祖国，每个人都吞吞吐吐的。他们永远舍弃了故乡，舍弃了父母。
“政府能做什么？他们就知道抽税、养军警、修马路。可是，我们没军队也照样活，没警察自己也能管，没马路自己也会造。政府是个什么玩意儿？谁需要它？只有那些贪赃枉法、图谋不轨的人才需要吧。这根本就是他们为非作歹的工具。
“为什么要有政府？在这个村里，有三十户意大利人。他们没政府管，意大利政府想管也管不到。大家住在一块儿，可比在国内快活。钱赚得多，人也自由，没有警察管，也没有那些破法律。大家互帮互助，没一个受穷的。
“这些政府凭什么总是一意孤行？假如我们都是意大利人的话，昔兰尼加[27]根本就不会打起来。干坏事的都是政府。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完全不顾我们的想法。”
其他人本来喝得醉醺醺的，瘫坐在桌边，可一听到这番话，全都吓得变了脸色，就像不知道做错什么事的孩子。他们开始坐不住了，转过身去，做出近乎痛苦难忍的手势。只有阿尔弗雷多把手搭在我手上，笑得乐不可支。他只要甩一下他那结实的胳膊，就能把政府一拳打翻在地，然后就可以尽情放肆——随心所欲。他看着我笑得十分灿烂。
虽说是酒后吐真言，可约瑟夫却很有耐心。相比于阿尔弗雷多的温润与俊朗，他淡然的明净与美就如同天上的恒星。他望着我，耐心地等待。
可我并不希望他继续，也不想回应他的话。我能感受到他身上的那种新精神，独特、纯粹，还略有些惊人。他想跟我要什么东西，可我却给不了。我的灵魂在某处恸哭，无助得像个夜啼的婴孩。我答不上来，我无法回应。他眼巴巴看着我，看着我这个英国人、读书人，似乎想要得到个确证。可我实在无能为力。我知道那思虑的无邪纯净，知道一种真正恒星般的精神在诞生之前要经历怎样的阵痛。可我无法证实他的话：我的灵魂无法回应。我不相信人会日臻完善；我不相信人会和谐无间。这只是他的信仰，他的那颗恒星。
午夜将至。有个瑞士人进来要喝啤酒。几个意大利人又聚拢来，谁也不说话。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他们热情地跟我握手，十分真诚。他们对我寄予了无言的信任，把我视为某种高深知识的代表。然而，约瑟夫的脸上自有一种坚定不拔的刚毅，一种执着的信念，即便在失意、受挫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份日内瓦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小报，记得名字就叫《无政府主义者》。我瞥了一眼，发现是意大利文的，简单、幼稚，很有煽动性。原来，这些意大利人都信仰无政府主义。
我在瑞士浓重的夜色里疾行，翻下山，走过小桥，踩着崎岖不平的石子路。我不想思考，也不想知道。我想叫停所有的活动，将一切凝固在此刻，限定在这奇遇里。
我一路跑到客栈门口，正要拾级而上，突然发现一旁暗处有两个人影在晃动。他们轻声互道晚安，然后就分开了。姑娘转身要去敲门，而那男的则已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原来，这姑娘就是老板娘的侄女；她刚才是在和心上人说话呢。
客栈的门已经锁了，我和姑娘等候在门外的石阶上。午夜的天一片漆黑，坡下流水汩汩作响。这时，就听过道里有人大喝一声，像气急败坏的呵斥，而门闩还插在门上。
“客人等在外面呐，那位外国来的先生。”姑娘喊道。
门里面又是一通怒骂，那是老板的声音：
“就外面待着吧。这门我再也不开了。”
“人家房客等在这儿呢。”姑娘重复道。
说完，就听里面又有了动静。大门突然洞开，老板一下子冲到我们面前，手里挥舞着扫帚。这情景在半明半昧的过道里看着尤其诡异。我茫然望向门口。老板瞪着我，像中了邪似的，一把扔了手里的扫帚，瘫软下来，可嘴里还在不停地咕哝，疯疯癫癫的，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然后，他又捡起地上的扫帚，开始放声大哭。
“你回来晚了，门关上就不再打开。我要报警，让他们来。说好的十二点；十二点关门，过时不候。谁要回来晚了，就别想进门——”
他一直这么咆哮，嗓门越来越大，连厨房里都听见了。
“回来啦？”老板娘冷冷地问了一句，然后领我上了楼。
这是间临街的客房，收拾得挺干净，只是屋里放了一只盥洗用的大罐子（以前盛装过猪油或者瑞士牛奶），实在大煞风景。不过，好在床铺倒还过得去，而这才是最最要紧的。
我人在屋里，可还是能听见老板在嘶吼。另外，还有个冗长、持续的重击声，砰、砰、砰，也不知从何而来。我因为睡在里屋，得穿过两张床那么宽的外屋，才能走到房门口，所以也不太清楚具体的方位。
但我还是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在大罐里洗漱完毕。我望见街上几个来往的行人悠闲地徜徉在周日的晨光里，感觉就像回到了英国。然而，这也正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街上见不到一个意大利人。一座厂房矗立在河边，粗犷、庞大又阴沉；黯淡的石砌宿舍楼就在近旁。除此以外，整个村子就只剩下一条零落的瑞士小街，几乎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
早上，老板恢复了平静和理性，甚至还更友好了一些。他很想跟我聊天，一开口就问我在哪儿买的靴子。我告诉他是在慕尼黑。他又问花了多少钱。我说，二十八马克。他对我的鞋印象深刻：这么好的靴子，这么柔韧、漂亮的皮革，他已经好久没见过了。
这一说我才明白，原来是他替我擦的靴子。我甚至能想见他一边擦拭、一边赞叹的样子。我其实挺喜欢这老板的。想必，这曾经也是个爱幻想、心思细密的人。可现在，他整天喝得烂醉，早已不成个人样儿。我痛恨这个村子。
早餐他们预备了面包、黄油、一块重约五磅的奶酪，还有鲜甜、大块的糕饼。这些都很美味，我吃了心里非常感激。
这时，店里来了几个村中的年轻人。他们穿着礼拜天的盛装，很是呆板。于是，我又不禁想起礼拜天的英国，也是一样的正经八百，一样的煞有介事。倒是店老板反而敞开马甲坐着，衬衣下面隆起了大肚皮，一张老脸凑到前面，喋喋不休，问东问西。
几分钟后，我重又踏上了旅程。谢天谢地，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我总算可以远离人群了。
我不想看到那些意大利人，因为心里堵得慌，不忍再见他们。我是很喜欢他们的，但因为某种缘故，一想到这些人，想到他们将来的生活，脑袋就会跟钟表似的立即停摆。只要一有念想，心就好像被什么神奇的磁力惑住了，动弹不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办法给他们写信，没办法想念他们，就连他们送我的小报也一直扔在抽屉里。我回意大利都好几个月了，可始终还没认真读过一次。但我时不时会浏览几行，一颗心也常常飞到他们身边，想念他们排演的戏，想念咖啡馆里的红酒，想念那个美好的夜晚。可是，只要回忆一触及他们，我整个灵魂就停摆了，失效了，无法继续。即便今天，我依然无法认真思考这一群人。
我不由自主地往回缩，不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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