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会有一两个换泥娃娃的，但是约定俗成，他们从不在本村做生意，每天天一亮就驮着一个铁架子出门了。铁架子是白铁做的，横横竖竖都是方格子，每一个格子上都有一个小钩，钩子上挂着漂亮的发卡、蝴蝶结、木梳、剪子、擦脸油、彩色头绳……架子里面有个小空间，摆放着针线、糖瓜、五彩糖豆，以及耳钉耳环耳坠，带一颗红桃心的塑料项链……反正家里能找出来的小东西，他们的车子上都有，其实就是货郎。
唯独没有泥娃娃。
我默默打听了很久，才明天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在更早些的时候，大约可以追溯到晚清或者民国时期，这样的小摊主，真是主要是做泥娃娃的，泥娃娃们是为了哄孩子用的。泥娃娃并不能用钱买，而是用东西换，用粮食来换，每个泥娃娃的价值不同，后来渐渐演变成这些小东西，成为女人和女孩子们最喜欢的货郎，名字却没有变。
来村子里换泥娃娃的，都是外村人，我觊觎良久。他们不吆喝，手里摇一个拨浪鼓，“噗通通，哗啦啦”。满村子走，听到这个声音，大人孩子都知道，是他们来了。
那时候，流行一种塑料发卡，一面有许多尖利的小锯齿，方便卡在头发上。表面上是大的齿，从这头到那头，每一个固定的小齿上，都嵌一朵色彩鲜艳的塑料小花，小花是生料的，又坚硬又鲜艳。
只有换泥娃娃的车子里有，这种发夹别处根本买不到。
每一个女孩子头上都带了一只，那些小花固定的并不是很牢固，在女孩子们头上颤颤的，随着你跳跃它们也跳跃，觉得特别好看。
流行的就是好看的，最后只有我们家的孩子没有这种发卡了。所以我跟我妹每天都在跟父母磨，也想要买一只。
我妈为了奖励我拾了很多棉花，同意我和我妹一人去买一只，但是不能去外村来的摊子上买，怕贵，坑我们，要求我们去本村买。
那个换泥娃娃的大爷，和我们家数一数的话，还有点亲戚，说不定会便宜。
于是我们耐心等他从外村回家来，他骑着自行车，小铁架子固定在包袱架上，“哗啦哗啦”，听声音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们一人攥着两块钱，跟着他走进了院子，然后看着他把货卸下来，连同架子一起搬进了屋子里。问我们做什么，我们紧张地说：“买花卡子。”生怕他不卖给本村的人，还好，老爷爷态度很好，让我们进房间自己挑。
我们急忙跟着进里屋，此时外面天色还亮堂堂的，不是很晚，一进房间，却突然像掉进了暗夜中，太黑了，我们俩迈过门槛，脚下忽然有种踩空了的感觉。从没见过这么黑的房间，我们迈进门槛，适应了好久，才勉强能看清楚一点屋子的轮廓。又赶上停电，老爷爷的家人点起了蜡烛端进来，我们才算看清楚了面前的小货架子。
我们俩流着哈喇子在那一大堆形色各异的发卡中选啊选啊，挑过来挑过去，这个试戴一下，那个试戴一下，互相评价一番，然后放下，再选另一个。人家都快要吃饭了，我们还没有选完。人家显然有点烦了，我们也不是很傻，急忙各自挑了一个，把钱付了。果然是比外村的价格低一些，只收了我们一人一块八，要知道别人都是两块钱买的。
我们俩欢呼雀跃，拿着剩下的两毛钱和发卡回家了。
那是两个特别的发卡，戴的频率太高了，每天梳完头，马上将它戴上，因为发卡是带着许多小刺的，其实戴上并不舒服，那卡子上的小刺很硬很尖，直接戳在头皮上，开始就是有点疼。戴一天的话，就不觉得疼了，而是又麻又痒，整个头皮都是木的。
发卡的底色是白的，所有小花朵们嵌在上面，一朵挨着一朵，戴在头上，一个半圆的弧度就全是花，应该是很好看的。只是那小花镶嵌得并不是十分牢固，如果戴着发卡剧烈活动，跳绳什么的，很有可能就把一朵小花甩出去，这一整排的花，缺一朵可不好看。就要到处寻找，找回来再嵌上去，也很容易，花朵是空心的，发卡上有一排凸起的小圆柱，将花朵的空心处对准小圆柱，向下一按，就按上去了。
那些日子，因为戴这个卡子，我就成了一个淑女，下课也不再跳绳打沙包了，玩儿一下羊棒骨就算了。
这么小心翼翼，还是没办法抑制小花朵丢失，最开始是丢一个，勉强能戴，后来是丢两个，丢三个，我们就将发夹尾部的花朵移到中间来，再后来，就剩几朵了，实在是不好看，就不戴了。大家都是这样的情况，没有半年时间，花卡子的流行就过去了，如释重负将残缺的卡子扔了。
换泥娃娃的拨浪鼓每天都准时在街巷里想起来，那声音依然悦耳动听，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忽然没有任何吸引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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