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广播剧春秋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
    1936年12月的一天,中央广播电台播送出雄浑的合唱:

    还我河山,指落日,椎胸泣血。存一息,此仇必报,子孙踵接。魂魄萦回,辽海阔,精诚呵护,榆关密,抚金瓯缺处,几时圆,空悲切。公理胜,何能必,头颅好,宁虚设,便赤手空拳也挠强敌。我有男儿四百兆,人人待立千秋业,听神狮雄吼亚东时,君休怯!

    这不是音乐节目,而是广播剧《对垒》的插曲。这激越的歌声,融入了壮烈的剧情,动人心魄,催人奋起。由话剧逐步演化而来的广播剧,自1935年起,已经成为中央广播电台节目中的一个重要的、新颖的组成部分了。

    (一)

    无线广播的出现,为音乐、戏剧插上了翅膀,使其得以更为广泛地传播。特别是话剧,借助音响效果,改制成“广播剧”,更加收到了宏效。

    当时中央广播电台传音科科长(即今编辑部主任)范本中,曾留学加拿大、游历美国,熟知国外的广播节目。他不时收听并研究国外广播,想借鉴他们的一些做法。对广播剧这一新颖节目,他自然不会忽视。这时,刚好出现了一个诱发性的小插曲:大约1934年底至次年初,唐槐秋剧团在南京演出《英雄与美人》,因缺少角色,请中央广播电台女播音员吴祥祜去客串。这位播音小姐生性活泼爱动,对戏曲、音乐颇有兴趣,就欣然应允,结果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中央台长吴道一历来反对女播音员到社会上抛头露面,闻知此事,大发雷霆。不料这一雷霆却惊动了范本中。他猛然想起何不组织台内的人才,自己在广播中演播话剧。

    于是,最初的“无线电戏剧”出现了。开始,舞台味很浓,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效果欠佳。于是加进了一点必要的解说,这就是向广播剧迈进的第一步。他不以此为满足,决定编写适合广播形式的话剧本。然而,时人对于广播剧这一形式颇为陌生,即便当时一些有名望的戏剧家也不知如何下手。这个范本中就发动科内同人,由他授以广播剧的要旨,大家动手。于是,第一个这样的剧本于1935年春面世了,叫《苦儿流浪记》,描写东北沦陷后,有一少年于国破家亡之际,四处流浪,历经艰难,适逢义勇军奔袭而来,哀军奋起……剧本发表后,立即引起社会人士的广泛兴趣。不料这件事惊动了有关当局,认为不合时宜。原来,当时中日关系进入微妙阶段,一方面日本进逼华北,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忍辱退让,压制反日情绪,妄图求得和平。1935年2月1日,蒋介石就中日亲善问题答中央社记者问时声称:“中国过去反日之感情,与日本对华优越之态度,皆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邻之道。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以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反日的行为,以示信谊。”[11]这么一来,这个有“反日行为”的《苦儿流浪记》,尽管听众纷纷来信催促,而中央广播电台却不予广播,只在《广播周报》上简单答复“目前未便播放”。差不多一年以后,才作了简单说明:“可惜太兴奋了,有碍国交,始终没有能演播。”

    第一炮就这么打瞎了。但是,听众的热烈反响,鼓起传音科同人继续再干的劲头。于是,自《苦儿》开始,广播剧接二连三地出现,一年时间即达几十部之多。

    (二)

    广播剧的社会影响如此之大,自然受到有关人士的重视,居然有人不顾自己身份,跻身于演员行列,而在话筒前过一过演播广播剧的瘾。这个人就是当时足踏政坛和文坛的张道藩。这位张道藩颇有些来历。他是贵州盘县人,早岁留学英国,获伦敦大学文学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北农工厅秘书、南京特别市政府秘书长、中央党部组织部秘书、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第三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交通部常务次长等。此公于政务之余,每每舞文弄墨,曾编写描写北伐战争的电影剧本《密电码》,成了国民党“中央第一次产生的片子”。他对广播剧大发兴趣,于是提笔挥毫,写就一个剧本叫《自误》,转到了中央广播电台。传音科接到此事,很觉荣幸,不敢怠慢,决定择日安排播出。张道藩竟不满足于编剧,还自告奋勇扮演剧中的男主角。这台戏是恋爱题材,颇有鸳鸯蝴蝶派生离死别的味道。于是,张道藩和一位女播音员搭档主演。事先张道藩一一指点,反复排练,可谓“一丝不苟”。

    一位党国大员竟到中央广播电台演播广播剧,一时成为笑谈。后来张道藩在国民党政权里的位置越升越高,显赫一时。1949年11月,台湾国民党政权成立“中国广播公司”,取代中广处,张道藩即为董事长,全台广播事业尽在他掌握之中。台湾广播界回忆这段历史时,“殊感荣幸”,认为此举“更提高了广播剧的地位”。

    (三)

    战前的广播剧,起初叫无线电戏剧,又叫播音话剧,后来才叫广播剧。

    当时的取材相当广泛,其宗旨是:发扬民族精神,鼓励生产建设,阐扬固有道德,鞭挞“现有罪恶”。为此,推出了许多有益的广播剧剧本,如奉劝世人戒嫖、戒赌、戒烟的,有《烟犯》《赌徒》《花柳恨》《生存之路》等;宣扬传统道德、家庭伦理关系的《父子》《同命鸳鸯》《一夕之争》《患难夫妻》《兄弟争产》《怨家聚头》等;鼓励儿童青年发愤读书的有《老大徒伤悲》《后生可畏》等。此外,还有指导卫生、提倡互助、赈济灾民等。但最集中、最突出的主题是爱国、救国。起初,是采取迂回方法,既宣传爱国,又不“有碍国交”,将这些题材裹上了历史的外衣。如《卧薪尝胆》《一去不还》(又名《易水别》,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五卅泪》《木兰从军》《塞上别》(苏武使匈)、《西施》《风波亭》(岳飞故事)、《文天祥》等。

    当时的配乐、配音效果,还处在初期阶段。但演播规模已经很可观,如《西施》一剧,演员达23人,加上伴奏五六人,总计近30人。由于受制于技术条件,每一剧都是直播而不是录音后合成制作的。所以每一剧都是反复演练,导演现场指挥。当时尚无专业队伍,不论表演、音响、伴奏,均为传音科同人或者加上子女义务进行,大家不取报酬,完全凭的是对广播剧事业的热爱和工作责任心。尽管条件如此艰难,随着国难的日益深重,大家的演剧劲头越来越大,社会影响越来越强烈。广播剧成为听众来信最多的一个节目。从听众反应看,爱国救亡题材最受欢迎。

    《西施》一剧,系根据陈大悲同名“乐剧”改编,女播音员吴祥祜主演,共有近30人参加。该剧借吴越春秋的故事,大谈救国之道,全剧主调昂奋,高潮迭起。于1935年底播出后,好评如潮,听众纷纷来信。他们由这位古代爱国的奇女子,联想到当时岌岌可危的中华民族。如一位叫沈天频的合肥小听众于1936年1月2日来信说:“以此剧寓意之伟大,剧情之壮烈,不但深合我国目前局势,足使甘心为汉奸者为之警惕,且唤起一般沉醉的心灵,为之觉悟,爱国的观念,亦不禁油然而生了,诚不啻在此国难声中给予大众一副兴奋剂……”[12]

    又如《英雄与美人》一剧,描写主人公抛却缠绵的爱情,舍生忘死,共赴国难。该剧1935年播出后,听众信件纷纷而来。其中有位名叫吉尹寿的于12月14日来信说:“前尊处所播《英雄与美人》话剧,绮丽悲壮,振起消沉之民气不少……”

    可见广大听众的视线已经越过了广播剧场,而投射到抗敌战场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广播电台的这些爱国题材的广播剧沟通了人们的思想,引起了千万民众的强烈共鸣。

    当然,播送这类剧,也遇到过麻烦,甚至是莫名其妙的麻烦。这里要说到一个人,就是党国元老、被尊为“中国广播事业保姆”的陈果夫。他虽是政界人士,但也练就笔墨功夫。当时就戏剧而论,仅1922年到1931年,他就写过《提灯会》《瞎说》《做大总统》等短剧。1931年还写了小说、剧本若干,合成一本书叫《窗帘集》。所以,他除了以建台元老的身份关心播出剧目外,还因有此旧好,对广播剧甚感兴趣。1937年9月5日,正当淞沪大战、南京遭轰炸之际,电台播出一个剧,叙述某人甘做汉奸,他的妻子和儿子激于民族大义将他杀死。不料,陈果夫听到半途,即打电话指令停播。为什么?这位老夫子说出了一番道理:“母与子合谋毒杀父亲,其父虽为汉奸,可杀,但杀于家庭,不可也,暗杀方法尤不可也。照民族主义,忠孝应两全,不能尽忠而反孝道也。”[13]

    依照如此迂阔之见,电台已无所措手足了。

    (四)

    抗战的时代,赋予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剧以救亡的内容,激荡了同胞们的报国热情。日本投降了,国民政府于1946年5月5日“还都”南京。随着历史车轮的转动,这个广播剧舞台上,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1946年和1947年上半年,是广播剧多产的季节。当时很重视家庭伦理教育,曾专辟“家庭节目”,每天一次,着重讲家庭知识、人际关系,以及有关的社会问题,有长有短,最长的一次15分钟,有的则很短,即现在的微型广播剧(广播小品)。此外,还播了许多缠绵悱恻的恋爱悲剧,人情味很浓,如《生之哀歌》《流水寄情》等。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失业、饥寒使许多人陷入困境之中。于是,描写这些社会悲剧、反映底层人民呼声的广播剧大量出现,如《琴声泪影》《湖上哀音》《寒衣曲》等。

    然而,到了1947年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连两次下发《剿匪总动员宣传计划纲要》,在“乙”项中,就是“加强广播”,明确提出要“编播共×祸国殃民种种暴行之话剧”。这么一来,广播剧就被纳入为内战作宣传的轨道,有碍“戡乱”的节目,就很难再出现了。曾发生这么个小风波,话剧组编的家庭节目,说的是琐碎小事。不料话剧组长李庆华在台词中写了一句“兄弟相煎何太急”,这一下触动了传音科长陈沅的敏感神经,说是影射政治,指定要改;而这个李庆华就是不改,弄得很僵。由此一遭,许多人不愿写了。但是时势逼人,得奉命行事。于是,一些从未上过战场,从未到过解放区,从未见过解放军的“笔杆子”,只得苦思冥想,生编硬凑,编一些闭门造车的故事。经过如此这般的一番努力,相继推出“暴露”“共×祸国殃民种种暴行之话剧”。主要有《正气》《马家寨》《七匹布》《兄弟行》等。其中《正气》连续十集,可谓“暴露至深”,其实是漏洞百出。人民解放军的政委竟满口“传令兵同志”,连编者本身都不认识剧中人到底是老几了。但这劣品,仍供不应求。于是强行布置,指定张三李四限期成稿,否则另请高就。

    如此这般,按那个政治模式奉命写作,结果政治激情没有了,艺术也被窒息了。中央广播电台的这座广播剧舞台,已失却当年蓬勃进取的势头,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在南京拉上了帷幕。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