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17]。
《国学丛谈》是讲授中国文学的专题节目。所以，对汪精卫的这首诗，不免由文及事，由事及人。自然，少不了对汪昔日的峥嵘岁月，尤其是谋刺摄政王，甘洒一腔血的革命传奇大加褒扬一番。
是的，这个汪精卫并非等闲人物，年轻时有革命抱负，为推翻清王朝统治，不惜铤而走险博浪一击；继则投身辛亥革命……可是，这个每时每刻都冲动着“领袖欲”的政客，在政治上一再堕落，终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败类、一代巨奸。这使人想起中国的一首古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假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汪氏才思敏捷，巧舌如簧，好作讲演。显然，中央广播电台这座政治大舞台上，少不了他的表演。
（一）
汪精卫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常客。那时候，这座电台播出中心设在丁家桥中央党部大院内，汪精卫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常在这座大院内办公。广播电台的同人对他颇熟悉，常常看到这位头发溜光、皮鞋锃亮、风度翩翩的党国元老走进电台发音室。他和中央广播电台结缘，正值十年内战。所以，他的讲话内容总是不离“剿共”，较之其他人的演说，更激烈、更集中。当然，“国难”这个话题也要谈的，但是色调很灰暗，而且他总有办法将“国难”的言谈转个圈归到“剿共”问题上去。
1934年10月9日，即“双十节”的前一天，西装革履的汪精卫来到中央广播电台，作了题为“国难期间之国庆”的广播演说。他说：“……国人对于挽救国难，意见虽多，总合说来，不外两样：其一，是自顾力不如人，主张忍耐，从事充实，所谓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其二，是主张见危受命，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上两样主张，在兄弟看来都是必要的，然而都不是有把握的……我们会充实，别人也会充实，而且别人在工商业上以及一切国民经济文化上都比我们进步……这样想和别人竞争充实，是不是有绝对有握呢……所谓牺牲……必须要求整个的有系统的，因为必须这样牺牲，才有效力有价值。但是中国今日能够大量的、整个的、有系统的牺牲吗？这可决其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今日并没有统一……然则我们将何以挽救国难呢？兄弟以为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没有共同的信仰，则充实与牺牲，都发生不了效用……”[18]
照汪精卫的说法，充实不行，牺牲也不行，中国到底如何办好呢？只有跟他一起去大谈信仰了。
时过20天，即1934年10月29日，汪精卫在“中央纪念周”上发表广播演讲，题为《五全大会延期与完成剿匪工作》。顾名而可思义，他大谈江西“剿匪”：“……目前中国的国难，同四全大会的时候，还是一样的严重。三年以来，我们得到一些的安慰，只是政局之稍为安定，与‘剿匪’之迭告胜利。我们知道救亡图存，必须充实国力，而欲充实国力，则治标莫急于清除共×，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剿匪’与建设，虽然两件事，其实只是一件事。为什么要‘剿匪’？为的是要充实国力，救亡图存，其目标是一样的，复次要努力建设，必须清除共×，要彻底‘剿匪’，必须努力建设，其关系又是彼此相通、不容偏废的……”[19]
岁月匆匆，转眼便是1935年元旦。时逢佳节，安得无词？这一天上午9点，中央党部举行庆祝典礼，汪精卫任主席，并即席致辞。中央广播电台员工也参加了这次典礼，并对汪的讲话作了广播。汪精卫对1935年的工作，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这一年，承去年之后，继续做‘清剿’共×、生产建设的工作，是无疑义的……”
他的这些讲话，说到抗日，总是拐弯抹角，甚至对日本也不敢直点其名，称为“别人”“某国”，说到“剿共”，则要咬牙切齿。这在国难深重、民众救亡呼声高涨的形势下，更加不得人心。于是，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事件——这位当年谋刺摄政王的汪精卫，却遇刺了。
那是1935年11月1日。丁家桥中央党部大院彩旗飘扬，黄花竞放，松柏搭起门楼，上面悬挂着一盏盏彩灯。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正在这里召开。汪精卫作了长篇发言，自然少不了“反共”“剿共”的内容。会后合影，代表们依次排列。一群新闻记者纷纷在对准镜头。忽然，其中一位魁伟、英俊的青年挺身而出，高喊“打倒卖国贼汪精卫！”同时举起手枪，“砰、砰、砰”几响，将汪精卫击伤在地，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刺汪案”。事后查悉，该行刺青年是十九路军一位排长，叫孙凤鸣，因痛恨汪精卫对日投降妥协，对内则以屠刀相向的一套，毅然不顾个人安危，前往国民党中枢之地——中央党部索取汪精卫的性命。
可是这次汪精卫并没有死。国民党当局一面严究“凶手”，一面彻查此案。一时弄得中央党部大院紧张万分，非必要人等，一律暂不准来大院上班。甚至连中央广播电台的人员，也被拒于院外，广播中断也在所不惜。于是，中央广播电台采取应急措施，就是在江东门发射台内，因陋就简布置了发音室，勉强广播。此时，广播已经中断了一段时间。就这样维持了一个多月，事情才告平息，中央广播电台编播室方迁回丁家桥中央党部大院。
（二）
西安事变爆发时，汪精卫称病旅居海外。他是个政治上不甘寂寞的人，与留在国内的夫人陈璧君频频电报往返，探听消息。在他看来，蒋介石被扣，政局动荡，无疑是天赐良机，可以回国收拾残局了。然而，事与愿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且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汪精卫还是回国了。他还要讲话。但说什么呢？“剿共”已成为过时的话题，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全中国民气高昂，抗日救国呼声响成一片。于是，这位善变的政坛老手，摇身一变，变成积极抗日的领袖，又出入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他的宏论了。
1937年8月4日，汪精卫在广播电台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演说：“兄弟的愚见，以为大家若要负责任，则必先以大家说老实话……战呢，是会打败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由此可知，一个弱国被人侵略的时候，全靠自己尽力挣扎，挣扎愈久，生存之希望愈多，舍此实无生路。于是有人说：然则以弱敌强岂不甚难？拿破仑说：‘字典无难字。’我们说，字典无易字，因为知其难而说是易，那就不免随便地说，随便地做，说既不老实，做又不负责……我们守着弱国的态度，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除非强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汤誓》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便是全国同胞的一致呼声了。”[20]
这篇讲话，引经据典，可算是慷慨激昂的了。
这篇讲话后的十天，淞沪战争爆发，全国出现空前的抗战高潮。为了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自8月14日开始，日本飞机频频空袭南京，民国首都一日数惊，防空警报不绝于耳。中央广播电台采取了一系列的防空措施，进入战时播音。形势愈险恶，这位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态度愈加激昂。9月6日，就在这一片紧张、激愤的政治气氛中，汪精卫又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题目是“救国公债”。他开始就语调激昂地说：“……与其做亡国奴而死，不如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奋斗而死……古人说得好，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民族之生存奋斗，杀敌而死，这一死的价值真个是比泰山还重，因为我们死了，我们的国家民族便生存了……我们这一次的抗战，是预备把全国的心力物力完全用尽拿出，老本是不消说了，但是老本越拿出来则内部之团结越坚，外部之援助亦越有望……这是为国家民族生存而奋斗，这奋斗所得的结果，是国家民族的生存……”[21]
就其言辞而论，应该推想发此议论者是深明救国大义的，准备以生命去殉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只是这位善于表演的鼓动家，时过一年余，非但没有抱定“必死的决心”同敌人“予及汝皆亡”，却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开始了极不光彩的汉奸生涯。原来那些惊人之语，都不过是欺世之谈。
（三）
汪精卫如此反复无常，心口不一，其实也是不足为奇的，对于他来说，可算是积习已深。此人言辞上善辩，而政治上则善变。“四一二”事变不久，汪精卫曾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同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在武汉虚张声势一番，似乎就要对南京的蒋介石大张挞伐了。结果，由“宁汉分裂”而至“宁汉合流”，汪精卫由“左”派一变而为最坚决反共的极右派。1930年9月9日，利用中原大战的形势，汪精卫领导“改组派”，会同其他政治势力，在北方组织政府，进行倒蒋，失败后出洋。1931年三四月间，眼看广州反蒋局面成熟，汪精卫急急忙忙由欧洲赶回，又一个反蒋政府在广州开场。但时隔不久，汪精卫又开始了与蒋的合作……反复无常，逢场作戏。这次叛国投敌，只不过是故伎重演罢了。
那是1938年12月，汪精卫偷偷地离开“陪都”重庆，开始了肮脏的政治活动。1939年6月，离开了祖国，到敌国日本访问。昔日的“仇人”相见，分外亲热，彼此充分谅解。次月，他便回到广东，在日军控制的广播电台发表《告中国军官民》的广播讲话，说什么抗战无意义，假如有人有志于和平，即使是局部的和平，我可以保证，愿不辞劳苦与日本军商谈。明目张胆地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拉拢各党各派。面孔变了，腔调也变了，他开始进入了新的角色，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当然，他的舞台还是在南京，是在日伪控制的所谓“中央广播电台”上活动。
汪精卫一回到南京，就网罗汉奸集团，发起“和平运动”。1939年底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3月30日，举行“国民政府还都典礼”，正式成立汪伪政权。于是出现了奇怪的政治现象：两个中国国民党，两个中华民国政府。汪伪汉奸政府沿用青天白日旗，为了便于日军识别，暂附上黄色三角布片，上写“和平反共建国”。
汪精卫是个演讲迷，他多次在日军直接控制下的“南京广播电台”和1941年3月成立的汪伪“中央广播电台”对“全国”广播，一些出卖民族利益、为虎作伥的重要纲领、方针，都曾通过电台广播，如《国府还都的重大使命》《罪己的精神》等。“国民政府还都典礼”的“盛况”以及汪精卫和日本首相米内的交换演讲，不但由“南京广播电台”广播，而且由东京电台转播全世界。特别是汪伪“中央广播电台”成立后，汪精卫演讲的劲头更足了，不断地大发谬论。遇到什么节日，他往往与日本首相、“满洲国”总理搞交换广播。他的演讲如此频繁，广播电台干脆在颐和路“汪公馆”装上广播专线。这样，他即使在茶余饭后，也可在家中作广播演讲，由这条专线送到祠堂巷播出中心，再送到江东门发射台播出。
汪精卫似乎把以前的救国言论忘得一干二净，仿佛那些话并非出自他之口。一个人扮演的角色频繁更迭，有时会自己不认识自己的。他如今是按新精神来敲定调门了：鼓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强调说什么他的“和平运动”是站在“自由立场”上展开的，并非受到日本的干涉和压迫；拼命宣扬日本侵略军“节节胜利”的“辉煌战绩”。总之，帮助日本侵略者欺骗、麻痹、奴化中国人民，向重庆诱降，恶毒污蔑中国共产党。更有一层，他的节目不光有“讲”，还有“唱”。他亲自填词的《保卫东亚》《东亚民族进行曲》《建国歌》等，经常在伪“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他属下的这座“中央广播电台”，完全成了日本侵华的喉舌，是东京广播电台在南京的一个分号。
为了对付这些荒谬宣传，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不得不花去很大精力组织干扰，双方常常展开“广播战”。早在1939年1月1日，国民党当局在重庆召开“讨汪大会”，不久还开除了他的党籍。中央电台也开足马力，经常广播批判汪精卫的演说以及有关的文艺节目，很多著名人士纷纷来到这座大讲坛，对汪精卫背叛国家民族的行为予以痛斥。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周恩来早在1939年5月31日曾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精辟的演讲，指出：“汪精卫叛迹愈显，他的欺骗作用也就愈小，死期也就愈近……”[22]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日本侵略军步步向墓门迈进了。1943年冬，伪警察头子苏成德做了个汪精卫的塑像向他呈献。他在欣喜之余，不慎将其跌落在地，摔得粉碎。从此，汪精卫竟染病不起。当然，他看到了末日临近；另一方面，他迷信这是“粉身碎骨”的不祥之兆。说来荒唐，但它是有根据的。记得1930年在北平组织反蒋政府，是民国19年9月9日上午9时，恰恰是四个九，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不久果然应了这不祥之兆，这个难产的“政府”只活了9天，张学良即宣布进兵关内，汪精卫只得溜之大吉。
显然，其时他的大势已去，他退出了政治舞台，不能再在“中央广播电台”去信口雌黄了。在日本投降前，即1944年11月，他辞别了人生的舞台，汉奸政府还有条件将他归葬南京。但是毕竟恶迹斑斑，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于“还都”前，下令何应钦派部队将汪精卫在梅花山的墓炸翻，遗骸火化，算是对这个千古罪人作了个终结。如今，这个一代巨奸早已灰飞烟灭，但却留下了千秋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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