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位罗家伦，在当时可谓学贯古今，才高八斗的大学者，颇善言辞，所以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常客，在名人演讲中，往往少不了他的一席之地。
罗家伦，浙江绍兴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当时，他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1919年即与傅斯年等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仿效《新青年》，鼓吹“伦理革命”，得到当时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和文科教授胡适的支持，李大钊和鲁迅都在《新潮》上发表过文章。五四运动时，22岁的罗家伦是个活动分子，曾做过学生代表。然而不久，他的一腔热血开始冷却了，主张“一本诚心去做学问”。于是出了洋，先后留学于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1926年回国，当时革命洪流汹涌澎湃，使得这位学者很难“一本诚心去做学问”。于是，他参加了北伐战争。文人从戎，仍是舞文弄墨。他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总司令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党务学校副主任、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处处长等职。1928年8月，年方31岁的罗家伦当上了清华大学（在此之前为清华学校）校长。后来几经辗转，1932年8月被任命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他上任不久，适逢中央广播电台强力电台正式开播，罗家伦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大”校长身份，同陈果夫、戴季陶、何应钦等参加“开幕典礼”。这便是他同中央广播电台结缘的开始。
（二）
1936年5月9日，罗家伦来到中央广播电台。
这位名人其貌不扬：黑而且麻，身材矮小，衣着朴素。但这并不妨碍他受到这里人们的注重。谁都知道，他有着超群文才和官场上的地位。平日里，他来到电台，经常同一些人打招呼，甚至一些编辑就此机会去请教他一些咬文嚼字之类的问题。但今天则不然，他心事重重，满脸忧郁。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国耻日”。这个“国耻日”的由来，乃是臭名昭著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之日，其时为1915年5月9日。既然当年给中国以“国耻”的对象是日本，而就今天来说更具有一层含义。就最近几天而论，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不断传出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情：日本向华北增兵，“冀察政务委员会”“蒙政会”等日见活跃……华北危机日甚一日。当此“国耻”之日，罗家伦的讲话必有一番见解，中央广播电台事先决定将他的讲稿留存。而这位大学者与其他名人不同，每每讲话是“讲”而无“稿”，全凭现场发挥。当时又不具备录音条件，少数一点灌片的“蜡盘”，只是为蒋介石这样的首要的人物用的。所以特地指派传音科的陈镜秋、陈沅两个“快笔头”作现场记录。
罗家伦的这次讲话，用了一个极有寓意的起兴。他说：“各位，我们最近看到阿比西尼亚（即今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作者注）国王在吉布地（即今吉布提）乘舰离开阿国的时候，他们的大臣在码头上送别，好几分钟内是相对无言，是无话可说。这种相对无言、无话可说的痛苦，其意义之深沉，实在比千言万语还要惨痛些！今天是国耻纪念日，也就是无话可说的时候，不说话，要比说话的意义深沉得多。现在我们在无话可说之中，要同大家来说话。”
接着，便触及了正题：“个人觉得，我们弄到如此境地，只是叹惜、怨恨、叫嚣是无用的。孔子说：‘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怨天是无用的，今天是我们最好的反省日子。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口，这样大的土地，为什么处处受敌人的压迫、欺凌、侵略到这个地步呢？各位，这不是无因的。我们有什么罪过？我们国家太弱，弱就是罪过，弱就是人家判决我们死刑裁决书！别国弱小尤可说，我们弱大是最难允许的！”
罗家伦对中国积弱的原因，作了如下分析：“1.许多年来没有彻底从事科学，没有把科学的事业当作事业，没有把科学的精神贯注在一切办事做人的方法上去……近代的国家欲从事国防建设，若不彻底从事于科学，是没有办法的。不但要把科学的精神用于国是上，还要把科学的精神用在人事上……2.我们最吃亏的一点，是没有紧凑的灵活的社会政治机构，这也被别人看透了我们的，各事不一致，不团结，松散，因此政治社会的机构没有严密的组织，人家讥笑我们是一盘散沙、无组织的国家，这是最大的耻辱……我们中国好比是一个大胖子，手足都不甚灵敏，蚊子在头上咬，不能灵活地运用他的手来扑灭它。不但是蚊子，就是毒虫、老虎来了，也不能捍卫。这四肢百体不能灵敏地活动……就是政治社会不健全的关系，以后要强，非从政治社会的机构改进不可，我们非要有紧凑的、灵活的政治社会的机构，就不能求国家的进步。我们看甲午之战，并不是中国与日本打，是北洋同日本打，再退一步说，不是北洋同日本打，是李鸿章及其下属和日本打，而日本以举国之师来进犯，焉得不败？又何况抵抗的不过是北洋大臣，而北方的民众是否听其运用还是一个问题，又焉得不败……3.我们近几十年的历史是时代上落伍的悲剧……但时机给予我们未始不多，可是没有一次，没有一件不是错过好时光，现在急起直追就很感觉吃力了！例如，从历史上说，中国军事上，洋枪队是打太平天国时候就有的，远在日本维新之前。再如，中国的航政、招商局成立年代，不在日本大阪邮船之后，人家的航线是多少，现在我们招商局的航线又怎样？再如，兵工事业，上海的制造局，未始不是远东的大的兵工制造场所，但是现在人家的兵工厂远在我们之上，生产力量之大，实在超过我们百倍以上。再如航空，中国算是在远东最早的，前清末年，载涛就办过，应说成绩很可观，但人家的比我们在十倍二十倍以上……我们若再因循，再不把握时代，则将来的命运不知要到如何的惨境！各位：时代是川流不息的，我们现在说话的时间已成为过去，我们要把握住现在，虽一分一秒都不可放过，现在要实现无限的将来，切切不可忽略过去。”
罗家伦对有些人在强敌压境时仍不知奋起，甚至醉生梦死，尤感愤慨：“……前清有人作诗，以吴越比较，有两句是‘台畔卧薪台上舞，可知同是不眠人’。各位，其时吴国的实力比越国强，一个不眠的是卧薪，一个不眠的是跳舞。现在我们的敌人强盛，我们是弱者，人家尚且卧薪，我们还是跳舞，正是人家台畔卧薪，而我们在台上跳舞了……记得从前有人讲明末时将军刘某说：‘不斗身强斗歌舞’，就是明末时不能抵抗满洲的原因。现在也有人‘不斗身强斗歌舞’，以致丧失土地，想来是最伤心的故事……”
最后，罗家伦大声疾呼：“现在是生死关头，我们要打破环境，打破奴隶的道德，创造价值，创造新的价值表，创造主人的道德，要强健，要进取，以科学来培养实力，以社会政治的机构，调整步骤，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把握着一息不停的过去的时间。过去的一切罪过是‘弱’。各位：愿意做弱者吗？现代，弱者是无生存余地的！各位：今天是最沉痛的日子，正是千言万语说不出的时候。最后，希望大家一致向前，打破弱者的地位，打破囚笼，打破奴隶观念的道德，建设起主人的道德，自强不息，从奋斗中夺取民族的生存！”[23]
这篇讲演，谈古论今，痛陈中国近代国难惨祸，论述颇有见地，加上罗家伦从学生时代起练就的演说口才，一时曾发生不小的影响。
（三）
罗家伦的不少演讲，颇具文采，有较大的鼓动力和感染力。在西安事变前，他赴北平出席中法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会议，并赴绥远视察义务教育，正值内蒙古伪政权在日本和伪满政权支持下大举犯绥，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等率军杀敌。罗家伦不避弹矢，坚持去前线视察，于激愤之余，在1936年11月12日发表一篇题为《慰勉武装同志书》，将民族大义与其文采融为一体。现引全文于下：
绥远前线各军武装同志：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远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方得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励忠勇愤慨。现在筹奉国币1000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创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的讴歌和爱护。我诚恳热烈地向各位致敬，更愿代表国立中央大学3000教职员和学生向各位致敬。[24]
短小精悍，然而扣人心扉，所以一时为人传诵，在广大民众中，曾起过一定的激励作用。
罗家伦不仅常常著文演讲，还写过一些抗日军歌，中央广播电台也曾予以播出。
1935年2月21日9时整，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专门讲授中国文学的《国学丛谈》节目。一位男播音员宣布，此节目介绍罗家伦先生的两首军歌，接着便声调昂扬地朗诵起来：
中华男儿血，应当洒在边疆上。不管雪花涌，不怕朔风狂，我有热血能抵挡。炮衣褪下，刺刀擦亮，冲锋的号响！冲！冲过山海关，雪我国耻在沈阳！
中华男儿，义勇本无双。为国流血国不亡！抵抗！抵抗！沙场凝碧血，尽放宝石光，照着民族生路上，灿烂辉煌！
中华男儿血，应当洒在边疆上。飞机我不睬，重炮我不慌，我抱正义起抵抗。枪口对好，子弹进膛，冲锋的号响！冲！冲到鸭绿江，雪我国耻在平壤！
中华男儿，义勇本无双。为国流血国不亡！抵抗！抵抗！凯旋作国士，战死为国殇，精忠常耀史册上，万丈光芒！[25]
这首歌激昂慷慨，掷地有声，经男播音员一番淋漓尽致地讲解发挥，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所起的鼓舞激励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四）
罗家伦是一个“拥蒋”派。以当时形势论，他的政治主张主要有两点，其一“拥蒋”，其二“抗日”。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已不存在，剩下的就是“拥蒋”了。正因为如此，他始终感到“国是艰难”。他1947年5月出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没有亲见这个政府风雨飘摇的最后阶段。但1949年12月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心情抑郁地回到台北。以后，他为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台湾“考试院”副院长。1969年12月25日病故于台北。
在长期“拥蒋”的政治生涯中，罗家伦自然会在“有话可说”和“无话可说”时，说过不少这样那样的话。但是，在可查见的他在中央广播电台的讲坛上，确实发表了不少抗日救国的言论。《慰勉武装同志书》，正值国民党鼓吹两个“剿匪”战场，即一是绥东，一是陕北，而罗家伦能站在民族立场上，只谈绥东，未及陕北。再说1935年2月21日播出的那两首军歌，背景更意味深长：当时，东北抗日联军风起云涌，日本压迫中国政府取缔“排日”言论和行动。仅播出的前一天，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报告外交方针，宣称“中国愿意与任何友邦保持友谊与和平，中日两国所发生的纠纷，可用诚意来解决”，王宠惠访日外相广田弘毅称：“中国排日风潮渐次消灭，远东和平实赖中日多作亲善。”而罗家伦的军歌却大声疾呼“炮衣褪下，刺刀擦亮”“抵抗！抵抗！”“冲……”当然，中央广播电台作此安排也是难能可贵的，而罗家伦在妥协的思潮中掀起这一抗争的浪花，更是值得记述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