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来人正是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今天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央广播电台，就是这么“土味”十足地登上了这座声播寰宇的政治舞台。自此，这位将军多次来到这里，在麦克风前慷慨陈词，为团结抗日、共赴国难大声疾呼，谠言伟论，激昂忠烈，铮铮有声。
（一）
冯玉祥将军是人所共知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杰出的爱国者。推翻清朝，反袁战争，廊坊誓师，驱逐张勋……冯将军功名显赫。这次来南京，颇有一些缘由。
1933年，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冯将军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拥有十多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开赴前线，抗击敌人，一连收复察北的沽源、多伦等四县。然而国民党最高当局认为这是“破坏整个国策”，“妨碍中央统一政令”。这样，就在内外压力下，这支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行动归于失败。冯将军于这年8月归隐泰山，奋发读书，探求救国救民道理。1935年9月，蒋介石电请冯玉祥去南京商讨“党国要计”。冯即回电，陈述政见：“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他在电文中提议：开放党禁，开放言论，真正团结，奖励抗日精神，起用抗日将领。不久接到蒋介石回电：“……尊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务盼即日命驾……”这样，为了团结抗日，他不计前怨，于1935年11月来到民国首都南京。12月中旬，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既是抱定救国一念，在当时国民政府迟迟未下定抗日决心的情况下，冯将军就四方奔走，到处呼吁，自然就要充分利用这个“党国喉舌”了。
（二）
话还回到1936年3月31日这第一次广播讲演上来。
时钟指向8点30分，发音室门前红灯亮了，广播里响起冯玉祥将军那洪亮的声音：“……我们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这个沉重地压在我们每个国民心头上的问题，时时刻刻地使我们想到，如何才能免去亡国灭种的危险？如何才能获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国难期间，我们全体同胞都应该把我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放在民族生存的目的上……所以应该把一切私人的仇恨和意见，谁对谁不对，完全忘掉。谁不对，也比我们的民族的敌人好。先贤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如此一切自相冲突和抵消力量的行为，就立刻取消，而为民族的生存来共同行动，由不一致而求一致。无论何人，都应坚强地联合起来，组织得像一家人一样，联合得像一个人一样，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如此，我们才能对得起我们的总理在天之灵；如此，我们才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对得起我们的子孙，对得起我们自己生在世上一回！”[26]
很清楚，这篇讲话强调救国，要救国，就要团结。这在当时内战不息的形势下，是勇敢直言，极富现实意义的。可是，在这以后，内战照样进行。这年5月5日，进入山西抗日的陕北红军，遭到蒋介石、阎锡山重兵夹击。红军为顾全大局，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由山西撤回黄河西岸。冯玉祥对此深感痛心，不能自抑。
这次事件的7天后，即1936年5月12日，他又来到中央广播电台。这次播讲的题目就是《如何建立我们的自信和互信》，演讲一开始就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上一次的广播，我说到在我们整个民族最后关头的现在，我们应当把全部的物质同精神拿出来争取民族的生存。全国上下一切个人的意见，及以往的成见，因为民族危险的缘故，都应该统统放弃。一切自相冲突、自相抵消、浪费精力的行为，都因为救亡的缘故，把它停止。大家紧紧地团结起来，要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只有这么办，才能够‘多难兴邦’，只有这么办，才能够挽救我们整个民族的危难……我们的国家弄到现在的地步，原因非常复杂。对于这些原因，大家的看法很不同，因之也就缺少互信。另一方面，因为国难时期拖延得这样长久，它的程度又在加深，于是使得这些人陷入一种失望和悲观的境地里面，觉得前途黯淡，难以挽救，这又是没有自信的结果。这两个现象，意义是非常严重的……”
他最后疾呼：“……只有全体一致地奋斗，才能解脱亡国的命运；只有坚决地抵抗，才能开拓光明的前途。所以我们全国上下，都应赶紧树立自救救国的坚定信仰，树立相互间的信赖……”[27]
他的这个思想是贯彻始终的。当时名曰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实是空头挂名。那么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多做抗日宣传。
这年9月27日，他又在中央广播电台作《节约运动的一点见解》的广播演讲，号召“人民和政府”学习苏联的榜样，节衣缩食，艰苦奋斗，“我们的最后一滴血，最后一个铜板，都用到求独立生存的民族战争上去”。
时隔不久的12月1日，冯将军在电台播讲《大家起来，保护国土》。这是一篇披肝沥胆、力排众议的演讲。当时，内蒙古一些民族败类纠合各色反动武装，在日军和伪满政权支持下，大举进犯绥远，于是爆发了绥东剿匪之战。但是国民政府偏偏将绥东剿匪和陕北“剿共”混为一谈，坚持两个“剿匪”战场，蒋介石则坐镇西安，“督剿”陕北红军。冯玉祥对此敌我混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做法极为不满，但又无力左右局势。于是他不请自来，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大家起来，保护国土》的讲话。他从政治、军事角度分析了绥东之战于救亡图存的重大意义，赞扬了前方军队前仆后继、为国赴难的精神和取得的辉煌胜利，号召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他接着说：“……我们要大家都奋发起来，用全国的力量保护绥远，用全国的力量来继续抗争，收复失地。只有这样，胜利才有最确定的把握……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全国的同胞这时要确确实实地精诚团结，紧密地携起手来，即使从前对于某一件事有意见不同的地方，在敌人用武力压迫我们，在我们前方将士正在作浴血战争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些不同的意见统一起来，共同去对付敌人……只要国内没有丝毫自己消耗力量的举动，全国所有同胞都能把前方的胜利当作最大的利益，敌人的失败，自然是不成问题的事……最后的希望，就是责己而不责人，一心一意地毫不疑惑地精诚团结……时机太急迫了，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就要看我们每一位同胞最近努力的程度。我们要一分钱一文钱也不浪费，一分钟一秒钟也不空过，集中一切力量，共赴国难，我愿和诸位同胞共同努力。”[28]
冯将军的这番话，就是号召团结、抗敌，这个敌，就是日本侵略者，就是受日本指使的匪伪军。这显然不合国民党当局的两个“剿匪”战场的精神。也许是为了抵消冯玉祥将军这篇讲演的影响，七天以后，中央宣传部部长方治在中央广播电台作了演讲，题为《对于慰劳剿匪将士捐输救国的一点意见》，竟然将红军与匪伪军并列；他算是为“剿匪”正名：一手打匪伪军，一手打共产党。
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意见。冯将军也清醒地意识到他的主张为某些方面所不容。但是，团结抗日已深入人心，救亡洪流滚滚向前。不久便爆发了西安事变。
（三）
“七七”事变后，救亡呼声响彻中华大地，抗战烽火燃遍长城南北。不久，爆发了第二次淞沪抗战。冯将军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为民先锋，亲历前哨，冒着敌人的炮火硝烟，指挥军队，同日军展开殊死的搏斗。
更为难得的是，这位常以“丘八出身”自谦的将军，在大战前夕又到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讲，针对当时的一些混乱思想，慧眼别具，从理论上、实践上澄清了一些颇有深度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见解：正确地认识日本。其一，划清日本军阀和日本人民的界限，“侵略中国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凶横残暴的日本军阀”；其二，要正确地估计日本，“我们对于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太高或太低，都是错误的。估计太高了，结论只有等待做亡国奴，或是心甘情愿地做汉奸；估计太低了，不免要受许多不必要的失败和损失，反而增加了敌人的凶焰”。他从理论上和前一段抗战的实践中，归结为“敌人的物质力量并不可怕”，但要准备进行“全面的持久战”，“是一个长期的艰苦巨大的工作”，“战争的结果，只要我们彻底抗战，失败者必定是日本，最后胜利者，必定是我国”。他号召打破“以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止境的幻想”。最后他说：“我们要把精神，把金钱，把物力，都贡献给抗敌战争上去，以拼死的战斗打击我们的敌人。现在世界上还无所谓什么真理及和平，谁的力量大，真理和平就在哪一边。现在是我们全体国民为公理，为正义，为生存，为和平，为国家，为民族，为自己，为子孙，牺牲一切精神物质的最后关头，要人人起来参加抗战，方可生存，不然则亡。所以希望全国人民，都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实行坚强、持久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敌人是不足怕的，一次两次小失败，也是不足虑的，只要我们全体国民愈接愈厉地抗战下去，胜利终是我们的！”[29]
冯将军心口如一，肝胆照人。以后在大后方的艰苦岁月里，始终坚持团结抗战的立场，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不怕戴“红帽子”，同住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过往甚密，探讨抗日救国的问题，甚至准备亲赴延安，直接参加抗战。他充分利用广播电台这一舆论工具，经常发表演讲，唤起民众，激发士气。汪精卫叛国后，他义愤填膺，在讨汪大会上，大骂汪精卫是王八蛋，主张开除他的党籍，予以通缉，并连续在广播中发表《粉碎汪逆的卖国密约，战斗到最后的胜利》《团结抗战，粉碎日汪协定》等演讲，痛斥汪逆投敌卖国。1940年7月7日，值抗战三周年，抗战进入更加艰苦的阶段，日伪一方面加紧军事进攻，另一方面频频诱降。冯将军来到中央广播电台，作纪念抗战三周年广播讲话。讲演中痛斥日伪的无耻阴谋：“……汉奸汪兆铭就发表无耻言论，他在《南华日报》的一篇文章里，要我们学法国的失败，学法国的投降……这种无耻的言论，在他卖国的罪恶上又添加了一笔……我们的前途是胜利，是光荣，而不是奴隶的和平……”接着指出：“武汉会战以后，目前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只要我们能够粉碎敌寇汉奸的军事政治阴谋，日寇就难再猖獗起来……可见妥协投降的思想，是三民主义的大敌人，是全民族全体同胞的大敌人。如果发现了这种言论，必须毫不宽容地给以严厉的驳斥。同时无论在战区，在大后方，或者在游击区，都要加强肃奸工作。”他再一次呼吁：“今后我们要做到心口如一，责己而不责人，更要互相原谅，大度包容，不许有一丝一毫自己抵消力量的事。要更加自信信人，一心一德地集中全国力量……”最后他说：“全国同胞们，明天就是抗战第四年开始了，离我们的最后胜利又更近一年了。让我们更加百倍的努力完成我们光荣的胜利吧！”[30]
（四）
中国的历史，迈着沉重的、艰难的步履走过来了，正如冯将军所预言的，走向抗战胜利了。然而，冯将军看到的不是国内和平，而是新的内战。他为国内和平又做出了苦苦的努力，最后不得已远走外洋。在美国，他为反对中国内战做了许多工作。1948年下半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冯将军怀着新的向往，毅然决定乘轮回国，于7月31日在纽约偕夫人李德全并携带子女登上苏联“胜利号”（俄语“颇毕大号”）。9月1日，就在该轮快到敖德萨时，在黑海海面突然起火，夺去了冯将军的生命。在莫斯科，苏联以陆军传统最高规格为冯将军举行了葬礼。1953年10月15日，冯将军的骨灰归葬于泰山之麓。
一代英杰已长眠地下。这里还让我们回到“广播电台”去补叙一件小事。1938年在武汉时，冯玉祥将军经常请从河南流亡出来的河南坠子艺人教唱，由老舍编词，宣传抗战，并从手枪连里挑选士兵到广播电台演唱。有一首是这样的内容：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争不歇！
……
如今，苦难的祖国挣脱了重重枷锁，已是一片姹紫嫣红。让我们采撷这“五月的鲜花”，敬献在冯将军的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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