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南京日报》1937年9月26日的报道。
1937年，随着秋天的到来，一场自空而降的灾难将南京城笼罩在一片血与火之中。我们从中央广播电台在此前后的活动，可以对这一页血肉模糊的痛史有更深切的了解。
（一）
空军的出现，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它的杀伤、破坏力，它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已深入到欧美民众的心里。鉴于此，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航空救国”的口号。可是岁月蹉跎，国民党当局对内加紧“剿共”，对外却疏于防范。至于防空和建设空军，“……在一切落伍的中国，对于这件事向来就漫不经心。一直到晴天霹雳的国难突如其来后，东北、淞沪一带，在敌机肆行轰炸之下，血肉横飞，一片焦土，这才认识了空军的威力，而深深感觉到防空的重要。经这一次残酷的事实教训，我们才来提倡防空，本已有亡羊补牢之憾……”这是中央电台1934年11月24日《广播周报》《防空专论》的一段论述。
有鉴上述，并由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中央电台这座庞大的宣传机器开始发出了“航空救国”的呼喊，并突破对日本一味委曲求和的格调，于1934年发出了激烈的评论：“最近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是明目张胆地来了，做各国侵华的敢死队，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地杀到我们家里来了。我们只有抵抗，没有第二条路……自然救国之道，不仅限于航空一途，然而比较收到最速而功能最大的，就只有发展航空了……”此外，组织了一些专题广播讲座，向民众普及基本认识和基本知识。如1934年4月，中央军官学校编译处长吴光杰连续播讲《都市防空》，系统地论述了防空指挥、监视、防空飞行队、阻塞气球队、地面火网、通信系统等组成，以及警报、灯火管制、伪装、避难、消防、救护等。防空学校校长黄镇球于10月21日和23日连续讲《地面防空和空中防空》《心理上的防空和物质上的防空》等。这两个讲座影响较大，算是给民众上了初步的一课。
这场宣传逐步深入，“航空救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有些团体还积极组织稿件到电台广播。如南京市鼓楼小学创作了一首《空军歌》，该校小学生歌咏队并来中央电台演唱。这首歌词是：
国防重航空，健儿多在空军中。拨云雾，御罡风，纵横天上，唯我称雄。
雪我祖国耻，完成克敌功，敌机销匿亚洲东，国威凌霄汉，阵势压长虹。光荣，光荣！努力做空中飞将、天上英雄。[31]
1934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组织“首都防空演习”，同时开展“首都各界防空宣传周”，中央台也掀起了一次防空宣传的热潮，首都防空宣传委员会敦请一些名流、专家到中央电台发表一系列广播演讲。如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11月19日播讲《做、普、助》，提出防空要由民众与政府、军队相结合，“……我们应当永远做！普遍做！帮助国家做！方不失这次防空宣传的使命”。此外，居正、倪弼、徐朗秋以及侨务委员会等等，都分别在这期间播讲“国民与防空”“防空与华侨”等，介绍空军的威力、防空的重要以及对中国防空的认识和动作。
1936年则形成又一次的宣传高潮。中央广播电台除了防空内容，则突出强调建设空军、发展中国航空事业。除了外请名流演讲，中央电台本身还汇集资料，编成系列稿件，进行连续播讲。
如前所述，1936年10月31日中央电台对“献机祝寿大会”进行了实况转播，并于此前后组织专辑广播。当然，拥蒋是重要内容，但建设空军、“航空救国”的基调毕竟是很强烈的。
（二）
在“航空救国”的宣传中，名流学者、党国要人纷纷来到中央电台，发表谠言伟论者有之，抒发忧国忧民情怀者有之，假托名义欺世盗名者亦有之。这里，要特别提到两个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1934年11月17日，一个着军服、长靴的中央要人来到电台，他就是褚民谊。中央电台他已不是第一次来了。在这里播音室的麦克风前，他不但讲过话，而且雅兴大发时还播唱过平剧。此人早年多次出洋，先后留学日本、法国、比利时，有着博士、学士诸多头衔，曾在南洋当过报馆主笔，曾在法国里昂创办中法大学并任副校长。在中国，算得上是见多识广的学者了。这次所以由他来作广播讲话，无疑是要借助他的声望，加强宣传效果。此人善于辞令，无须讲稿，用带着明显苏南口音的普通话，口若悬河般播讲起来：“……因科学的进步，平面的战争一变而为立体的战争。陆、海军之外，更有空军……我国土地广大，从前国防准备过于疏略，屡遭敌人的侵害……我国空军方在萌芽时代，一方面当然是要积极地设备一切，另一方面也就要预料着敌人前来袭击。我们如何去避免这突来的损害，这些事就属于消极的设备了……”此论可谓言之有理。谁料数年以后，此人竟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认贼作父，成了汉奸。
另一位是著名的军事学家和军事教育家杨杰将军。他是坚定的主战派。“九一八”以后，他奉命到北平坐镇，在长城一线布防，力主还击侵略者。因国民党最高当局奉行委曲求和政策，未能实现夙愿，于是愤然回到南京。他经常发表抗日言论，每每来中央电台演讲。他身材魁伟，精力充沛，讲话生动活泼，感人至深。1934年11月20日，他在中央电台播讲《为什么要防空？》，从理论上、实践上充分阐述，并结合自己赴欧洲考察军事的所见所闻，大声疾呼中国要急起直追，加强防空，建设空军，实行抗战，争取民族解放。这篇广播讲话其言也诚，其情也切，充分表达他内心的深深忧虑和不安。他若干意见同最高决策者相左，所以后来在重庆赋闲。抗战胜利后，杨杰将军积极反对内战，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他即为创始人之一并当选为中执委。1949年9月19日，正当他准备赴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香港轩尼诗道303号A4楼临时宅中。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三）
西安事变以后，随着中国统一战线的形成，日本在华北方面侵华益亟。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使得多年来国民政府委曲求和政策彻底失败。不久，日军云集上海，时有异动，大战一触即发，淞沪——首都南京的门户处于危急之中。在国民政府的核心地带，即所谓京、沪、杭“黄金三角区”，如何应付敌人来自地面、海上、空中的立体进攻，已是迫在眉睫了。
国民政府所经营的空军，力量仍很薄弱。据中央电台1936年11月公布的统计材料，当时日本空军拥有飞机在2000架以上，居世界第六位，而中国空军却属于不满千架未予列入的国家。日本是用铝凡土拼命地造，而中国则是筹集资金在国际市场买。所以，后来双方的发展差距是可想而知的。且国民政府从美国购置的飞机，往往受军火商的诓骗，不少只能平飞竞速，升降能力差。中日两国实力悬殊，制空权操在日本手中。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是也有重要的现实原因：很多本来可以建设国防的人力、物力、财力，却在“剿共”内战中消耗掉了。党国要人，后来沦为大汉奸的陈公博，1937年7月23日在中央电台作了一次几乎是对日本剖明心曲、请求宽容的广播讲话，不妨引一段以作佐证：“……现在敌人最巧妙的借口和宣传，就是他们的侵略是为防共，而中国政府有共产倾向这一点了。自民国17年以来，我们要统一中国，要巩固中华民族，所以不许三民主义以外的主义存在，所以不惜对内用兵。‘九一八’以前是如此，‘九一八’以后到去年还是如此。这一段数年用兵的经过，所消耗的军费，所伤亡的员役，世界没有不知道的，日本更没有不知道的……”[32]
既然弄到如此落后的地步，就要准备挨打。空中难以匹敌，地面上就忙起防范了。
1936年下半年起，南京频频举行防空演习，地面房屋纷纷加上保护色，并到处构筑防空工事。1937年8月初，蒋介石亲自过问此事，限令各机关于8月10日完成“防空设备”，没有完成的“严惩主管长官”，并预定8月10日“实行检阅”。
中央广播电台是重要的宣传阵地，日军忌恨地称其为“怪放送”，且两座发射铁塔高达120米，目标显著，当然地成为防空的重点单位。该台发射台位于南京水西门外的江东门附近，发射机房系罗马式建筑，以耐火砖为墙，厚铜板为顶，颇为壮观。为了防空，这座建筑被涂上了一层灰黑色，四周并筑起高齐屋檐，厚逾一丈的土墙，以防弹片击伤。机房内发射机的重要部分，请准专款，搭起坚固架子，安放一寸半厚钢板和一尺半厚沙包各三层，以抵抗直接击中的中小型炸弹。呼号为南京短波广播电台的500瓦发射机由江东门机房移设东郊灵谷寺，以为该处林木幽深，又属中山陵园区，日机必不会轰炸。至于丁家桥中央党部内的播出中心，除了搞一些人防工事，还在新街口、中央通讯社等处建了三个临时播音室，采取分散播音的办法。此外，还请准首都卫戍司令部指派高炮部队，驻扎发射台附近，以资守卫。
但是当时另有一股舆论，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疯狂性、野蛮性仍估计不足。1937年8月7日，南京《新民报》发表《首都安全保障问题》的社论，认为南京系“国都所在，非到最后关头，必不敢轻易掷弹……南京不是重工业区，不是金融市场，也不是军事重镇，就是所谓政治中心，到了战时，也将随领袖移动而移动了。所以除了几座衙门和空无所有的学校而外，实在够不上敌机的轰炸……南京并不如一般想象之危险，我们希望大家沉着镇静一点好了”。事情的进展，证明这种估计是大错特错了。
1937年8月14日，也就是日军挑起淞沪战争的第二天，中央电台播发了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午间，防空警报骤然而起。日本空军木更津队重轰炸机16架飞临南京上空，疯狂投弹，把雨花台军区炸得稀烂。这是抗战史上南京首遭日机空袭。
自此，敌机频频来袭，防空警报不绝于耳，南京民众一日数惊。敌机的轰炸，剧烈的空战，地面的炮火，使这座古老的城市处于战栗之中：8月15日，日机大举来袭，爆发剧烈空战；19日，日机两度来袭，被击落3架；21日晨，日机来袭，受狙击而未成；23日，敌机来袭，被中国空军击退；24日，敌机9架来袭，被击落2架；26日，敌机12架来袭，被击落2架；9月19日，大队敌机来袭，被击落7架……
日机几乎每次都以中央电台江东门发射台为重点目标，然而奇怪的是，120米铁塔高耸云天，赫然在目，偏偏被击而未中，仅旷地内所埋设的地网线若干根被炸断，损失轻微，毫不影响播音。而在丛林蔽野中的灵谷寺附近短波发射台反而落下炸弹。那是8月24日夜，月色朗朗，9架敌机凭借天光，蹿入南京上空。一时，警报大作，探照灯光柱、地面火网、炸弹爆裂，交织一片。野蛮成性的日寇轰击东郊军区，根本不顾及中山陵园，炸弹落到了灵谷寺附近的南京短波广播电台工地。该台负责人、青年工程师蒋德彰被弹片击中颈部，血流如注，颓然倒地。待到中央电台本部派车前来救护，他已人事不知了。那时市郊道路崎岖不平，汽车不便急驰，一路颠簸行至中央医院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蒋德彰系上海交大电机硕士，1936年5月奉派赴伦敦监造中央电台订购的35千瓦短波发射机8个月，回国不久，便来东郊主持短波台工作，不想就这样成了中国广播界在抗战中殉难的第一人。
局势愈来愈险恶了。日军在上海的攻势，遭到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几易其帅，久久未能得手。为了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决定大规模轰炸南京。9月19日，驻上海的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狂妄地发出警告，声称将于9月21日午后对南京大举轰炸，要将南京50万军民化为灰烬。日本驻沪总领事将这一警告通知英、美等国外交人士，要各国尚居留南京及其附近的使馆人员及侨民尽于21日正午前撤出。日本这一行为，遭到很多国家的反对，英、法、苏拒绝日本的要求，美国还将其使馆人员全部召回南京。
国民政府利用美、英等国的姿态，在报纸上、广播里大造舆论，希望以此抑制日军暴行。事实上，极端疯狂残忍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所谓“国际反应”根本不予理睬：日方警告的第二天，即9月20日，50架敌机来袭，被击落5架；在英、美、法向日本提出反对轰炸南京的当天，即9月22日，来袭敌机达72架……轰炸在逐步升级，日寇狺狺然不断发出威胁。
南京城陷入了极度的恐慌。数月来，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大量疏散；近日内，更有不少人逃离危城；中央电台内，也有部分员工自请遣散。但是迄今为止，全城仍有数十万军民，而防空工事根本不敷使用，特别是那些贫苦阶层的民众，就业难，吃饭难，掏腰包搞防空工事，谈何容易？然而，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只能将血肉之躯置于敌人的铁与火的威胁之下。
（四）
1937年9月25日，是空前灾难的一天。
前两日的满天阴霾，带来两天的平静。可是今天，秋风习习，蓝天明净，异常晴朗。这使得南京市民人人心头笼罩愁云。因为通过普及防空知识教育，谁都知道这样的气候条件，正是敌机空袭的大好时机。市面已一片萧条，正常的社会活动几乎全部停止。但是，中央电台仍在广播，除了前方的战况和有关中日战争的政坛新闻，便是那铿锵有力的军乐……时间在异常缓慢地延宕着……
上午9点30分，凄厉的防空警报响彻全城。敌机果然出动了！
这一次，日军出动96架飞机，分五次进行持续的袭击。特别是前两次，每次都是30多架，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中国空军升空拦截，地面高炮织成火网。广大官兵受到社会各界抗日呼声的影响，激于民族义愤，同敌人展开殊死战斗。特别是空军战斗员，虽然缺乏战斗经验，但敢打敢拼，不畏强敌。他们这种精神，确是在内战中所没有过的。因此，敌机多数被堵截逃窜，但仍有相当数量进入南京上空。这帮杀人强盗，实施狂轰滥炸。哪里人烟密集，哪里就是他们的袭击目标；数十万南京军民，都是他们的屠杀对象。他们投下了200余枚炸弹，机枪扫射不计其数。直至下午4点30分，才解除警报。
劫后的南京城，到处房倒屋塌，浓烟蔽日；呻吟之声、恸哭之状，到处可闻可见。全市被轰炸特别严重的有三四十处，中央通讯总社和中央大学文学院全被炸毁。此外有首都电厂、卫生署中央医院一带、四牌楼卫生事务所分所、广东医院、中山码头等，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南京分社亦中弹被炸。其他居民区被炸的更是难以统计，不少同胞罹难。仅江东门、三条巷、边营、中山东路几处，初步收殓和救起的死伤者就达71人。
翌日，南京各报发了中央电台被炸毁的新闻，如《新民报》载：“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建设之中央广播电台XGOA，位于南京西郊江东门，其功率为75启罗瓦特，昨天于敌机袭击时，机件被毁。兹闻该处新建之金陵广播电台，呼号XGZ即日开始播音，波长仍用660KC波云。”其实，当时敌机确实对江东门发射台轮番投弹。也许是由于地面炮火猛烈还击，也许是由于这帮强盗投弹技术欠佳，竟无一发命中，有的落到电台铁丝网外面，有的落到江东门居民区，造成六死十伤的惨重后果。但这次袭击，可以看出日军誓必摧毁这座电台的企图。为了麻痹敌人，所以放出这样的新闻，中央电台仍然在播出，“金陵广播电台”当时纯属子虚乌有。
（五）
敌人的这次轰炸，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南京的中国军队激发了高昂的战斗精神，同来袭敌人展开殊死搏斗。9月25日这一天，击落了敌机5架。有一位空中英雄，在座机受伤的情况下，仍咬住已逃出南京的敌机不放，最后终将它击落。另有一架被击中的敌机，就坠落在南京城内南市的张府园，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围观，亲眼看到机上的日本强盗葬身火海，化为灰烬。
敌人的毒焰吓不倒有血气的中国人。当时有一位这样的知名人士，身居上海，得知敌人狂妄宣称将大规模轰炸南京，要将50万中国军民化为灰烬的消息，偏偏在23号清晨抵达南京，赶上了敌人的轰炸，亲眼看到日本法西斯的暴行，更看到了敌机被中国军队击落、拖着浓烟烈火化为灰烬。他于激愤和痛苦中写了一篇《看谁化为灰烬》的短文，发表在报端，用满腔仇恨控诉了敌人，激励了同胞。这位有血气的中国人，就是刚刚为蒋介石特赦由日本回国的郭沫若。
9月25日以后，日军对南京的轰炸在继续。这铁与火、生与死的威胁，使得国民政府中一些人“和平解决”的梦想归于破灭，进一步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没有中断，那高耸云天的铁塔天线播发出中华民族的呐喊与抗争；9月10日，国民政府通电全国，誓以必死决心求最后胜利；9月22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共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共同抗日；10月2日，国民革命军新四军成立；淞沪、忻口前线，中国军队不断重创敌军……最意味深长的是，中央电台播发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伏击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主力，击毙其精锐1000余人，击毁汽车82辆，马车100余辆。细心的人注意到这次战斗的日期正好是9月25日——日本空军最大规模轰炸南京的同一天。天理昭昭，日寇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化为烈火，燃遍了中华大地，要将日本军国主义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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