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8月14日起，日本空军频频轰炸南京。当时广播器材有赖进口，价格昂贵，且海运不易。为了避免损失，便开始将部分器材运往长沙存储。11月，上海战局骤紧，中央电台一方面奉命疏散自愿返乡的同人，另一方面派部分员工尽量携上不急用的广播器材，前往长沙，加强长沙广播电台的工作，只留少数人员留守南京，坚持播音。
形势日紧，中央电台播出了一连串令人忧虑的新闻：11月2日，日军攻占上海；14日，侵占常熟、太仓；15日，侵占昆山……东洋强盗下一个打劫的主要目标，显然是南京了。
金陵城真的是兵荒马乱了。自11月18日起，国民政府各院部络绎迁往汉口、重庆。11月20日，中央电台奉命广播出一条重大新闻——《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剧烈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灰烬，军心仍如金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唯共勉之。
这条消息一播出，中央党政人员纷纷乘轮西上。中央电台又一批人员也撤离南京去长沙。这次的撤离，简直是逃亡了。他们好不容易弄到了江南汽车公司的客票，很多人行李都未顾上带，但车上已人满为患，秩序大乱，最后是砸开玻璃窗爬了进去。当时人心惶惶，但偏偏有一位与众不同者，名叫王景和，原籍南京，曾居广东潮州，在中央电台任潮州语播音员。在这大难将临之际，这位40多岁的男子汉，偏偏不走，自愿留在南京家中。他后来竟在日军大屠杀中九死一生得以幸存，便以养蜂为生，抚养五个子女，历尽艰难，拒不入汪伪中央电台任事，直至抗战胜利后复归中央电台搞广告节目。
眼下，南京城几乎成了一座兵营，从淞沪前线涌来的伤员和溃兵，更使人感到局势的严重。中枢机关、文化团体走得精光了，尚在播出的中央电台向何处去？吴道一日夕思虑。他作为一台之长，不能不去想很多。他比谁都了解，这些广播器材耗用国家巨资，花费大量外汇，实在得来不易，难道甘于落入敌手？而一座广播电台的搬迁谈何容易！绝非一般官府衙门，拍拍屁股一走了事。不得已，他找到陈立夫。这位当年的“小陈”，如今是留京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他沉吟半晌，作出了决断：中央广播电台11月23日停止播音。
1937年11月23日，夜幕重重，除了新闻，中央电台已没有什么好广播的了。最后是记录新闻，无非是太湖沿岸、沪杭一线的敌我交战等等。在新街口的临时播音室，几位同人脸色忧郁地在忙着最后的收尾工作了。女播音员刘俊英因视力急降，吃力地看着手上的稿件。午夜，她用那无限深沉而又不失庄严的声音，作了“告别广播”。大意是鉴于时局发展，奉中央之命，本台即日起停止播音而西迁……最后，她是说不下去了。这次播音简而略之，是的，此时此景，应该是无话可说的了。
广播机件停止运转了，搬迁工作日夜兼程。在江东门发射台，面对75千瓦发射机及其附属设备这些庞然大物，十几位同人犯了愁，不知如何下手。在吴道一看来，这里的一切都应该带走，包括两座120米铁塔。但事情迫在眉睫，犹豫不得，好不容易联系上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江轮，在下关码头很快就要起碇了。于是作出决断，分门别类进行处理：凡笨重器材，如600马力柴油引擎发电机、数十千瓦直流电动发电机、巨型变压器等，概予破坏，使敌无法在短期内使用；其他重要而可搬移的器材，则分装入预制的数十只木箱内。那两座直插云霄的铁塔，带走不成，破坏不忍，只能望塔兴叹了。他们把这批装箱器材急如星火地赶运至下关码头，那艘江轮已经升火待发。船上难于再装更多的货物了，一来乘客众多，二来船上人心惶惶，一刻也不能停留了。江东门还有不少器材未及装运，实在无可奈何了。
汽笛一声长鸣，船头划开江面，向上游加足马力行去，别离了行将战火纷飞的南京。
（二）
11月27日，这艘逃亡的江轮行抵武汉。不料，又发生了新的情况。
原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尚留南京，部署首都的防务。他不同意中央电台全部撤离，命军委会秘书厅发来急电，说首都地位重要，中枢虽已撤离，仍应成立南京电台，以资对外宣传。吴道一由设在武汉河街的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获得这一消息，当即复电遵办。
话虽这么说，可是派谁去办理？如何办理？南京的情况，人人心里一本账，眼下在那里办一座广播电台，谈何容易！但这位吴道一向来对上峰是有令必行的，何况这一次是党国首脑蒋委员长的亲谕。无论如何，南京是非去不可了。考虑再三，他决定委派工程师叶桂馨为南京广播电台台长，前往筹备一切。其理由是叶原籍南京，人地熟悉，万一到了紧急关头，可以往亲友处暂避。在这种情况下，难得又有四个人自告奋勇，愿意冒险先行。这四人是传音科长范本中及陈驭六、钱瑶章、张伯勤。吴道一看着他们，一向刻板的脸上也微微浮起了感激的神色。
11月29日，四个人坐上一艘商轮东下。偌大的客舱，乘客已寥寥无几。吴道一环顾四周，不无动情地同四人一一握别：相机行事吧，如果环境变化，无法建立电台，则将江东门剩余可移动的器材拆卸装船，兄弟当由汉口派轮迎接。互道珍重后，起航了。吴道一伫立江边，直看着这艘商轮慢慢地融入烟波浩渺的大江之中。
范本中一行顺水东下，12月1日晚便抵达下关。数日之内，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方面，11月29日攻占江阴、宜兴、武进，12月1日攻占溧阳，向南京急速推进；中国方面，在南京一线集结大量军队，11月28日，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发表谈话，决与南京共存亡；11月30日，蒋介石巡视南京全城防务。昔日号称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百多万人口的民国首都，已经面目全非，除了战车、大炮、马匹、辎重、军队、伤兵拥塞街道旅舍外，那些平日里歌舞升平、繁华竞逐的去处，只落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了。显然，这六朝古都，行将成为喋血战场，建立南京广播电台的使命绝无可能进行了。于是，他们在江东门再度从事拆机工作。正巧武汉方面通了电话，得知这些情况，当即知照他们觅雇木船，装运西上，武汉方面派轮接应。
范本中等人日夜加班，全力以赴，将部分器材装箱，又进行了有节制的破坏，既搞得不让敌人一时修复，又不至于将来绝难恢复。此时的南京水电完全失常，交通工具奇缺。到处寻觅，好不容易在北河口雇得帆船两艘。左等右盼，不见武汉方面音讯。风闻日军已占丹阳，并向南京上游安徽地段迂回疾进。再稍延误，就有沦落敌手的可能了。情急之中，只得张帆西上。
再说武汉方面，吴道一也为雇船而犯愁。本来，已有一艘陞大轮可用，偏偏在这节骨眼儿上，冒出个新的问题：陈立夫要他火速派船去安庆接运陈果夫全家。原来陈果夫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驻节镇江。在日军进逼的情况下，他卸任而交割他人，携家经扬州、六合入皖，滞留安庆。他是党国元老、中央广播电台的仰仗所在，自然更是耽搁不得的至关重要的大事。陞大轮就这样直放安庆（陈立夫亦于12月2日由九江乘该轮同陈果夫会合西上）。这一放不要紧，再找船就千难万难了。不得已，请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致函汉口市船舶调配所，可是商洽多艘小轮，都因获悉日军已沿京杭公路进逼句容而不敢启碇。最后出以重金，方雇得一艘。
12月3日，吴道一偕新委任的南京广播电台台长叶桂馨等坐轮东驶。一路之上，但见迎面而来的大小船只络绎不绝，而顺江东下者，竟似凤毛麟角。12月7日傍晚抵芜湖，由凛冽的阵阵江风中，已闻到了日本侵略军的火药味了，该市遭日机轰炸而引起的大火，余烬尚存。次日清晨，在芜湖下游江面寻着了那装运广播机件的两艘帆船。于是用缆绳系住，一齐逆流而上。
12月13日抵达汉口。这时他们方才得知，命令他们到南京设台的蒋委员长，已于7日飞离南京赴南昌。他们到汉口的这一天，正巧南京城破陷敌，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三）
南京局势紧张时，中央广播电台人员和器材就纷纷迁往长沙。一来是疏散，二来是充实长沙广播电台以作中央电台后援。1937年11月23日，中央电台停播，长沙台即以10千瓦功率接替而衔接上了。
但是，国民政府决策中心实际上暂在武汉，无疑这里要有“中央喉舌”。所幸，中广处于1937年底在汉装成250瓦广播电台，呼号XGX，频率9730千周，于是将该机与汉口市政府原设在中山公园5千瓦中波机联合播音，临时成为中枢对外发言的喉舌。此外，利用交通部汉口电信局的4千瓦XPJ报话两用机向国际播音。
武汉三镇位于长江、汉水汇合口，当时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城市和水陆交通中心，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其时，不但国民政府暂迁在此，中国共产党也在这里设立长江局，以武汉为中心展开各方面政治活动和军事指挥。日军对武汉虎视眈眈。日相近卫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提出《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所以占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战火，眼看要追逼而来了。国民政府作了应战准备。可是有人提出武汉政治上不如南京，经济上不如上海，军事上不如徐州，文化上不如北平，既然这些城市放弃了，何必再防守武汉？
显然，对于中央广播电台来说，武汉不是久留之地了。一方面在武汉继续播音，另一方面将南京转移来的广播器材分批经宜昌转往重庆，同时派员分驻香港、广州、汉口、宜昌，积极转送由英轮运来的35千瓦短波机部分器材，装轮西上抵渝。在重庆，一边加紧强力短波广播电台的筹备，一边突击建设中波广播电台，在离办公室南面800尺外的丘陵上重庆牛角沱陶瓷职业学校原址侧屋内，将运到的器材先行装配成10千瓦中波机一座，费时55天，于1938年3月10日，中央广播电台在这里正式恢复播音。呼号仍为XGOA，频率因地位所限，采用200尺高的单杆天线而改为1450千赫。
当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西迁，山城重庆成了“陪都”。这里陆路有延绵不断的崇山峻岭，水路有急流险滩的巴东三峡，除了敌机轰炸，确实是万无一失的大后方了。于是，这座“党国喉舌”又在巴山蜀水惨淡经营，开始了八年之久的陪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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