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者既迷信武力，也很重视“心战”。中央广播电台被日本广播界诬为“重庆之蛙”。日军对于这样一个敌对的“心战”工具，自然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这个“重庆之蛙”却能在战火中不断壮大……
（一）
长期以来，国民党政权将广播电台目为重要的战争宣传工具，予以高度重视。1937年底，南京一撤退，事先已得充实的长沙广播电台即于11月24日暂时接替中央广播电台播音，接着便在武汉加强了广播电台的建设，“临时为中枢对外发言的喉舌”。而更远的眼光已经落在了重庆，在这里着手建立功率强大的电台了。
1937年底至1938年初，重庆还处于一片忙乱状态，中央广播电台即在上清寺中央党部新址范庄附近聚兴村六号赁为办公室。战争的神奇力量，创造出了工作的惊人效率。前后只55天时间，人们就将运集而来的设备装配成一部10千瓦中波发射机，因陋就简，利用距办公室800米丘陵上的重庆牛角沱陶瓷职业学校旧房，并架设200尺高的简易拉杆式天线，因“地位所限”，频率改为1450KC（1939年1月改为1200KC）。1938年3月10日，这座新的“党国喉舌”便在这里恢复播音。播音语言有国语、英语、蒙语、藏语、回语。后来，商得交通部同意，借用重庆电信局7.5千瓦电报电话两用机，作短波广播，加入联播行列，并且因之增添了厦门语、粤语节目。这样，算是初步立定了脚跟。
为了扩大功率，1941年3月，中广处请准国民党中央，由财政部分配英国贷款，13.5万英镑，托由中国驻伦敦购料委员会，依据指定程式，向英国标准无线电公司购妥50千瓦中波机一座和20千瓦短波机两座。根据商定意见，1942年底陆续出厂交货。由于日寇的加紧进攻，大后方也有不保之虞，国民党中央对这强力电台的建设一度作过新的批示：因目前战局动荡，可改设于正待开发的西昌。后来，更由于欧洲大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英伦三岛战云密布，太平洋上炮声隆隆，越南、缅甸等陷入日军之手，所以生产困难，运输更困难。直至1944年，这些设备才运到印度。至1945年初，随着整个战局的改观，中印公路通车，才派员前往印度着手内运。
投入使用的这10千瓦与7.5千瓦中、短波机器，以后曾有更新，中波功率始终没有突破这一功率标准。至1944年初，除去专作国际宣传的35千瓦强力短波电台，共有两个中波、两个短波同时播送，总功率为31.5千瓦。虽然比不上南京时代的功率，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仍不失为一座强力电台。
（二）
这座“党国喉舌”在抗战时期更大的成就，是建成了功率强大的短波“国际广播电台”，功率达35千瓦。到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夕，已加强为45千瓦。
说起短波电台建设，可以追溯到1928年建台之初。陈果夫并非无线电专家，但他早就经人介绍知道短波传送距离远，即使功率较小，其结果也事半功倍。再者，陈果夫和其他一些要人，倒是眼看着世界的，总是要搞对国际的宣传。所以，他力倡短波建设。中央广播电台早期500瓦机开播后两年，即1930年，台内同人即自行设计制造了一部50瓦短波机，算是这座电台短波广播的开始。后来虽因忙于大电台的建设而中辍，但这个小小短波广播试验，也取得了较好成绩，已给人造成了深刻印象。到1935年便又旧事重提，着手装置500瓦短波机，于1936年2月23日正式播音，这便是南京短波电台（XGOX），除转播中央广播电台节目外，还自办一部分节目，用国语、英语、厦门语、马来语等广播，在南洋乃至新西兰一带亦能收听。
但是，更大的计划还要建立一座“远被全球”的强力短波电台，这是陈果夫所坚决主张的。因为要进行广泛的国际宣传，500瓦当然不敷使用。数年之间，各国无线电广播迅速发展，以日本而论，事业规模已为中国的二三十倍。昔日“东亚第一，世界第三”的中央广播电台，已失去东亚老大地位，而且易被别台干扰，特别到夏日雷雨季节，更形严重。于是陈果夫约同叶楚伧力促国民党中央准建强力短波电台。在当时国际风云变幻，“播音侵略、播音壁垒”的形势下，1936年春，与英国马可尼公司签订购买35千瓦短波发射机全套设备的合同（包括360马力蒸汽引擎发电机一部，200尺高铁塔两座，不定向天线四套等）。但是，南京地处沿海，上海“一·二八”事变的余悸犹在，经反复斟酌，决定于四川重庆建台。嗣后抗日战争爆发，“国府”西迁，工程建设即快马加鞭，于1939年2月6日（一说3月6日）使用上清寺国府路临时发音室正式开始播音，定名为中央短波广播电台。
这座空前的强力短波电台的出现，使得短波广播、国际宣传顿时改观，大大地弥补了中波广播的不足。它根据国际时差以及不同的季节，采用几种定向天线，向本国和北美、欧洲、东亚、南洋、印度等广大区域，分段广播。强大的音波，传向四面八方。这使得日本方面很为震惊，以至在中国沦陷区内，日军采取严厉的政治措施和技术措施，禁止民众收听短波广播。
这座电台影响如此之大，它的归属问题曾经迭次变动。开始，它完全从属中央广播电台，称为中央短波广播电台。1939年6月1日，完全合并为中央广播电台。1940年1月15日，又划出移交给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定名为国际广播电台，呼号、频率不变，多加一个英文名字“VOC”。但仅过五个月，即1940年6月17日，复归中广处。所以，它的呼号曾用过XGOA，但长期使用的是XGOY、XGOX（对北美），通常叫XGOY。国际广播电台的台长叫冯简，即当年在江东门主持强力中波电台建设的中央广播电台总工程师。以中广处、中央广播电台长期处、台合一的体制而论，这个XGOY应该仍是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个分支。
（三）
中央广播电台是名流荟萃、要人毕集的去处。特别在当时的重庆，又是对国际人士开放的所在。然而它在重庆开播时，却屈居于陋室之中，实在有碍观瞻。再者，颇为分散，不利于工作。所以刚在重庆立定脚跟，就着手建设“广播大厦”。选址在上清寺聚兴村对面叫火烧坡的地段。1938年年中就开始兴建。那时重庆空袭不断，而地面上则是边炸边建。就这么惨淡经营，到1940年底完竣。
这座大厦位于高出地面一丈多的小丘上，临街一面，砌以条石厚埭，倒也整齐划一。因丘顶面积有限，汽车无法驶抵大门，只能在石埭一端拾级而上。该厦共三层，考虑到空袭因素，以块石为墙，底板及上顶为厚约一尺的钢筋混凝土。上层为中广处办公室，二层及底层除了安排中央、国际二台办公室，还有大、中、小七个发音室。大发音室高2.4丈，供大规模乐队演奏、平（京）剧彩排、歌咏合唱等特别节目之用，同时可容观众350人。底层四间发音室各高1.2丈，二层两间发音室则高1.7丈。都用油毛毡、刨槽杉木板、厚纸板为隔音设备。虽不甚美观，但隔音效果甚佳。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地取材，不独经济，亦能适应战争需要（该处现为重庆市广播电视局、重庆人民广播电台）。
这样的一座三层建筑，在当时也算巍巍然了。它不但是广播电台的中心，也成为当时许多政治文化、社会活动的场所。就在这个建筑里，许多叱咤风云的知名人士、外籍人士，接踵而至，在话筒前慷慨陈词，写下了一页页重要的历史。
（四）
在那个年代，中华大地战火纷飞，大后方亦备极艰难。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场抵抗异族入侵的战争激发起了人们强烈的民族意识，人们拼命地工作，才使得这座“党国喉舌”在战火里、在废墟上存在下去并日益发展。
运输，是垒筑这座宣传舞台难以克服的障碍。当时，大型无线电机等设备赖以从欧、美进口。反法西斯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水运几乎不可能，多是由印度、缅甸一带翻越崇山峻岭抵达重庆。如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为了抢运存在缅甸的器材设备，员工不辞辛劳，除了少数铁塔材料因长度过量无法上路外，他们克服千难万险，将一百吨器材花去数月时间，运往重庆，而仍有一部分器材因缅境战事突变未能抵达国门。至于由印度境内起运，无疑更是旷日持久的跋涉了。
一土一木如此得来不易，所以人们对广播器材倍加珍惜。如在1941年抗战进入更加艰苦阶段时，为了维持大型真空管的寿命，延长使用时间，度过国外补给困难阶段，国际广播电台一度曾缩短广播时间。当年的苦况，由此可见。
日军的轰炸，更是巨大的威胁，破坏和建设几乎是同步进行。如1938年8月28日和9月3日，中央广播电台沙坪坝短波机房和土湾电力厂接连被炸，中弹十多枚，损失约32万元的器材。1939年的大轰炸，使得开播不久的XGOY的备用蒸汽发电机厂房屋坍毁殆尽。1940年5月28日和29日，位于上清寺、牛角沱的广播电台四周落弹甚多，也造成了一定损失。1941年5月至8月，该台遭到日机十次轰炸，发音室被迫转移，室外传送线路随毁随修。
为了抵御空袭，人们大规模地修筑地下工事。1940年9月底，中央、国际两台机器移入坚固的地下室内，使得主要设备有了安全保证。所以，尽管日机肆虐，广播未有一天中断，“重庆之蛙”“还是叫个不停”。
这血与火中写就的历史，绝不是效忠“党国”的精神所驱使。须知，当时的形势是国共合作，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涛汹涌澎湃。面对日本法西斯的毒焰，激于民族义愤，凡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起而抗争。所以，在内战时表现出来的意志消沉，此时竟化作可贵的忘我精神。
（五）
“重庆之蛙”日夜不停地向全中国、全世界广播，使用的广播语言有国语，方言有粤语、沪语、闽语、厦门语、客家语、台山语、台湾语；少数民族语言有蒙古语、回语、藏语；外语有英、法、德、日、意、俄、荷、印度、阿拉伯、马来、朝鲜、泰、缅、越等语。重庆有着许多国家的驻华使团，频繁往来着外国军、政、文化等代表团，聚集着国内的很多知名人士。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杰出的领导人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驻在红岩村，承担起发动和指挥中国抗日战争的重任。就这样，这座“党国喉舌”便成了公共舞台。除了“党国”大员，外国使馆人员、驻华记者、来访外宾等频繁来到这里，亲自撰文并向本国人民播讲，国民党中一些坚决抗战、反对内战的优秀人物，如宋庆龄女士、冯玉祥将军等，在这里发表了很多著名演讲；周恩来同志也曾在这里慷慨陈词，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战略思想。诚然，“党国喉舌”的属性，使它不可能从根本上站到广大劳动人民一边。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它的炮口主要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
这座政治大舞台在巴山蜀水拉开了帷幕，在日本炸弹的爆裂声中，时时播送出为中华民族的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迸发出的强有力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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