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1938年10月，日军相继攻占广州、武汉。日本仅在一年多时间内，便鲸吞了半个中国，气焰甚嚣尘上。然而，战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兵力的分散，也使日本法西斯陷入了无法克服的捉襟见肘的窘境。日寇迫于无奈，停止了战略进攻。即使在沦陷区内，日军也只能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在广大的区域内，中日军队之间的战斗一天也未曾停止。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广泛地发动群众，开辟了众多的敌后战场。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显然，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已经彻底破产。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日本方面在战略上作了重大调整，即“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对国民党政权加紧诱降活动。就在这年3月，日本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提出：“蒋介石将军与其领导的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求东亚新秩序之建立，日本则准备与之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显然，他力图使当时的中国政府就范，一起去反苏反共，而不反日。美、英两国对这种“主义的对立”的新策略，本能地表示了很大的兴趣。于是，一起向国民政府展开了劝降活动。如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就在这年4月间，往返于中日之间，积极策划中日议和，一个“东方慕尼黑”阴谋在一步步实施。在对日的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上，国民政府出于种种考虑，慎之又慎。蒋介石曾对斡旋中日间的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如果他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条件，他的政府就会被舆论的浪潮所冲倒。但即便如此，仍派出密使前往日本商讨此事。
重庆在战云密布、硝烟弥漫之中，又升起了一股神秘的空气。
（二）
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周恩来应中央广播电台之邀，从重庆的“小延安”（红岩村和曾家岩“中共代表团”办公处）来到上清寺附近的当时十分简陋的这座广播电台。他这次演讲的题目是“二期抗战的重心”。
广播里响起了略带苏北口音的、清晰有力的声音：“全国同胞们……必须先弄清二期抗战的重心在哪里……不论从敌我及国际哪一方面来看，二期作战的重心都在敌后。武汉陷落以后，敌人指出新阶段的战争，是建设战争，这说明重心是在敌后。我们南岳会议，最高统帅的指示，如‘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宣传重于作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精神重于物质’‘节约重于生产’等等，以及决定以几分之几的人力兵力财力深入游击区域，也都是重视敌后的明证……”
接着，他以巧妙的方式抨击了投降反共的思潮和日寇的难以得逞的诡计：“……敌人速战速决的方针既归失败，于是进而便以诱降的手段，发表近卫声明，企图速和速结。这个声明虽然勾引了卖国贼汪精卫的响应，但禁不住委员长驳斥声明的当头一棒，打得近卫下台，汪精卫暴露了卖国投降的原形。速和速结既又失败……这半年来，敌人的方针便转向以战养战，作战重心便转向敌后。所谓以战养战，便是企图拿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补偿它的失败，继续来打中国……首先军事方面，半年来敌人是扫荡重于进攻……在经济方面，敌人是开发重于封锁，建设重于破坏……在政治方面，敌人已知南北傀儡政权全无作用，故极力勾引汪精卫，企图以汪来组织伪政府来分化我国……在精神方面，敌人是欺骗怀柔已渐渐重于残暴屠杀……但不管怎样，仍然是建设东亚新秩序、东亚意识、东洋思想、共同防共那一类话。以上这一套法宝，便是敌人重视敌后以战养战的具体计划……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半年来敌人并未达到它以战养战的预期效果……汪精卫叛迹愈显，他的欺骗作用也就愈小，死期也就愈近。精神欺骗只要我们随时揭穿，警觉着大家不要上当，则和平便是投降，反共即是灭华的至理名言，将永远为我们抗战的戒条。并且汪精卫叛国的勾当做得愈多，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也愈易暴露，愈难收效。即使过去敌人有一些收获，也都因为我们自己有些弱点，有些缺点，并非敌人已强所致。”
他以精辟的论述，明确指出今后抗日的战略：“争取敌后的方针，便是扩大发展游击战争，也可说是开展敌后的全面战争。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有二，一个是建立游击根据地，一个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假使我们在敌后创造出一二十个游击根据地，每一个根据地像五台山、中条山一样，牵制敌人四五万，则二十个根据地，我们可牵制敌人侵华的全部兵力；假使我们每一个游击部队，每天平均能消耗敌人十个，则全国有一百个这样的游击队，便可消耗敌人一千，一年便可消耗敌人三四十万……则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成大胜的战略方针，可完全达到成功，争夺敌后的任务，也可完成大半。重心认定，二期抗战一定可进入有利于我的相持阶段，以争取最后反攻的到来。因此，我们今天的要求，是全国最好的兵力，最优秀的人才，都应该深入敌后，争取敌后，到那里去建立根据地，到那里去消灭敌人，以争取二期抗战的胜利！”[33]
（三）
早在1937年底，鉴于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即根据中共中央委派，率领中共代表团到南京而武汉再撤退到重庆。在这里，他广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并努力做好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同许多人交了朋友。如著名的爱国将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对周恩来非常钦慕，往来频繁，常常派人接周恩来到他的住所去讲述抗日形势和革命道理。这对冯玉祥将军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周恩来也十分重视广播宣传的作用。在武汉期间，当时这里是中国抗日的领导中心，武汉广播电台也成为宣传抗日的重要喉舌。1938年4月，武汉各界举行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专文指出，宣传周首先要利用每天的广播演讲鼓舞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4月11日，他还到汉口广播电台作《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的广播讲演，肯定了台儿庄胜利的意义，号召进一步巩固全民族的团结，为争取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而努力奋斗。周恩来还非常重视收听国外广播，从中了解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同时也收听敌台的广播，以掌握敌方宣传动态。1939年1月30日，他在《新华日报》上专门刊文，驳斥日寇在广播中所散布的种种荒谬言论。他当年所使用的一台收听广播的收音机，至今还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
在周恩来的提倡和影响下，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如彭德怀、邓颖超、吴玉章等也先后在国民党武汉、重庆、成都等地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演。又如郭沫若，当时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抗日文化宣传活动。他也曾利用中央广播电台，为团结抗日做了大量宣传工作：1939年1月6日，播讲《坚定信念与降低生活》；1月28日正值“一·二八”淞沪抗战七周年，也是世界反侵略运动代表大会在伦敦开幕之日，他播讲了《世界新秩序的建设》，此后，到了1940年3月21日，又作了《汪精卫进了坟墓》的广播演说；等等。
而这一次，周恩来作为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登上了长期进行反共宣传的国民党的“党国喉舌”——中央广播电台这座政治大舞台，还是前所未有，其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周恩来在这次广播中，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以巧妙委婉的言辞，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和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充分信心，准确地分析了当时形势，指出了今后努力方向，宣传了我党关于救亡图存的战略思想，并且痛斥了为虎作伥的汉奸，抨击了以反共代替抗日的反动思潮，其政治效果无疑是人心大快，人心大振，也是给日本帝国主义和投降派的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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