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淞沪一带已成喋血战场，中日两国军队在作殊死拼搏。日军海陆空一齐出动，此外还将“放音机”携带到阵地前，以华语向中国士兵广播，进行蛊惑、欺骗宣传。“党国”要人陈果夫获知这一情报，于10月21日写信给中广处处长吴保丰：“……吾人似亦应有准备，在阵地建筑一地下室播日本话，以电线架放音器至最前线向敌宣传，此可减少敌人之力量，如其用满洲兵，则以华语鼓动之尤为有效。此在长期抗战必须预备之物，请速准备为荷。”
陈果夫这一动议，由于技术条件以及战局逆转等原因而“暂不举办”。但是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使广播直接为战争服务。中广处在复文中主张日后以无线电广播方式，“最好与敌方传递音讯之军用无线电相近之波长或即用中波，则敌军阵地、后方必能收音也……”果然，中央广播电台不久即担负起向敌方直接宣传的这一特殊任务。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于上次大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利用无线电广播对垒，开展所谓“广播战”。
战争一开始，参战各国的广播体制和节目结构纷纷发生变化，或做蛊惑宣传，或干扰对方。如意大利在边境上设立很多电台，不断发出“嘀嘀嘀”的声音，同频干扰敌方广播电台的播音；德军围攻波兰首都华沙时，假冒“华沙广播电台二台”进行广播，宣称该城弹尽援绝，动乱迭起，不日将陷敌，致使人心惶惶，造成大混乱。绅士派英国人，本来对宣传二字不感兴趣，尽管苏、德两国早就开始多种语言的对外广播，它仍不动声色。但在大战形势下，也很快改变这一保守政策而增设了外语节目，劲头十足地打开了广播“心战”。1939年9月3日对德宣战的当天，张伯伦首相于上午11点15分即用广播发表声明，宣布对德进入战争状态；当晚6点，英王乔治六世也站在话筒前宣布对德作战。英国广播公司不久便和西线英法联军司令部取得密切联系，由司令部随时用无线电向伦敦提供德国俘虏和德国伤亡官兵的姓名，伦敦广播电台则从广播里转告德国公众，纳粹政权很为之头痛。日本侵略者对无线电广播也极为重视，它在南京搞的电台，主要就是进行蒙蔽、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它的报道部长说得很清楚：现代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亦可称为“思想宣传之战”。
中央广播电台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就曾开办日语广播，着重向日军和日本公众说明战争真相和中国政府的态度。“七七”事变以后，这种敌对宣传更趋激烈。不论正义或非正义一方，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动摇人心，或澄清真相、唤起公众良知，以广播为工具，都开足马力，大打一场“心战”。
（二）
1939年5月26日，晚7点多，位于上清寺的中央广播电台临时发音室来了一位青年男子。他叫植进，是日军的一个上尉。不过，此时他已不是“大日本皇军”的军官，而是一名战争俘虏。今天他来到这里，是作一次讲话，向仍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人和他的国内同胞作一次广播讲话。
这位上尉神情严峻，仍然是一副军人气派。1939年5月，正值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高潮，这座山城到处是房倒屋塌，烟火冲天。他来广播电台的一路上，断垣残壁、破瓦碎石到处可见，其间散发出的一缕缕硝烟，随着晚风向四处飘散，发出一股刺人鼻息的气味。不过，这一切对于他来说，见得太多了。正因为如此，才唤起了他的良知。如他自己所说：“我这次到中国内地来，看到许多中国老百姓，家屋被日本飞机炸毁，并看见许多无家可归的难民时，我真难受。为什么日本军部这样残酷？他们为什么老是要炸中国的老百姓呢？据我亲眼所见的被炸的地方，全是和军事机关毫无关系的商店、民众……”现在他来到的这座中央广播电台，只不过是在一块战栗的土地上一个角落里的一所极为简陋的房子。但是他也看到，中国人民没有屈服，极有耐心、极有毅力地在废墟上重新建设，那座正在兴建的广播大厦仿佛不曾有过轰炸似的每天都在增高。
此刻，广播里正在播出他所熟悉的日本家乡的音乐歌曲。他被告知，到了19点40分，这几个唱片一完，便是他的节目。
时间到了。植进坐在话筒前，用日本话讲道：“……这次被征到中国来作战，在某地被捕时，我每日想着将来一定会被杀的。但是到现在，中国军队不但不杀我们，反优待我们，这是我所想不到的……这次我们由安徽省××县移动到此地的路上，格外承中国各界的优待。例如经过某县时，某县长还特别来慰问我们，县里老百姓也有许多人来看我们……我们在日本时，日本军部不断地宣传着：（一）中国充满着赤化思想；（二）日本为了防御赤化思想，而来和中国战争；（三）中国人不和邻国的日本人亲善，却借外国力量来虐待在华日本侨民；（四）中国军队如捕到日本兵时，随即会施行惨杀……”
植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一一驳斥了日本军部的这些欺骗宣传，指出日本国民正因为相信这种“恶宣传”，“现在正在走盲目的路”。接着说：“在这次的战争中，中国国民的心理状态，正酷肖日俄战争时日本国民的心理状态。他们完全是为了拯救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抗战的。他们不想打到日本杀害我们的百姓，却只是不屈不挠地抵抗日军的进攻。这是大陆生长的中国人民伟大性的表现，真使我们非常感动。我们同胞现在正是为着日本军阀牺牲着，万一日本果真打了胜仗，在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老百姓的我们，究竟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呢？所有的利益，不是都由日本军阀和财阀们独占去了吗？日本国民现在不是正在被征收、被榨取着庞大的军费吗？要缴纳的税金，又那么多，现在国内的物价又是无可形容的那么贵，生活又那么苦。最后我们可爱的孩子、兄弟、丈夫、父亲也在战场送了命，结果换来的不是如玩具一样的毫无价值的徽章吗……去前线的日本兵不是每天正在受日本军部的压迫而表明不满吗？我还听到到中国来的日本兵和很认识中国的日本国民……都觉得这次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日本国民已变成日本军部的牺牲品了。这样想，并且还听到了许多日本兵想为东亚和平而投降中国军队，参加中国的抗战……”
最后他呼吁：“我们亲爱的同胞，我们应该早日觉醒。我们的敌人不是中国，却是日本军阀。如以上所讲的，实际破坏东亚和平的，就是日本军阀。现在我们应该逃出无谓的牺牲，而来和和平中国国民握手，对日本军部表示反战。积极方面即参加中国抗战，共同努力，争取东亚的真正和平。这正是日本国民的第一急务啊！”[34]
本来，植进这一代军人，长期受军国主义毒素的灌输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满脑子的征服世界的“八纮一宇”思想，熟记效忠天皇的《军人训诫》和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但是战争使不少日本军人看清了世界：现时的日本，并不是“日出之国，光照世界”，而是给人类也给自己造成了灾难。一个人，总难逃脱认识论的规律的。
但作这样的演讲，仍是要点勇气的。日本是个厉行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它既会残酷地对待别国人民，也会无情地对待本国人民。再者，狭隘的民族主义，毕竟也是难以摆脱的束缚人的思想的绳索。这样的广播以后还进行了多次，话筒前还演出过一些鲜为人知的悲喜剧。例如1945年8月15日广播了日本裕仁天皇的投降诏书。中央广播电台曾从日本俘虏营——“大同书院”找来一个日俘广播这条新闻。他接到稿子，一边看，一边双手发颤，泪如雨下。一再警告他不许哭，他仍禁不住声音颤抖，勉强坚持播完稿子后，竟哭得死去活来。当然，这也许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是包含多种因素在内的一种表征。但在是非曲直这一点上，大多数日俘还是有所认识的，这是他们走进播音室去作反战广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除了让日俘讲话，还曾采取了其他多种广播形式。
例如，中国军队在山西北部某地一次夜袭中，曾获得不少日军的日记和信件，其中不少反映出日军的思恋故乡和日本国内人民生活困苦、经济恐慌的信息。这些材料由军政部门转来，于是成了很好的广播稿件。
其中有一位叫加藤子的贫苦妇女，她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7月1日给远征在中国的丈夫写了一封信。信上是这么说的：“加藤甚夫君：故乡每天都下雨，讨厌极了。这是十三年来未曾有过的淫雨。关东、关西的水灾是非常厉害的，死者和失踪者合计已突破两千名以上。山形是没有关东、关西那么厉害，但是长崎街附近的最上川水已涨至一丈二尺，水堤有决溃的危险，现在警戒中。内地商人因为材料的高价，加之以商品的不足，所以很难维持。木棉一束三四十钱，市内的打铜街、天平、火夹等地的商品，已不许制造了，同业者一齐跑到县所去请愿。还有机器业也是一样的受限制而到县所请愿。听说打铜街变为军事工业场所，确已陷进了不景气的深坑里，一袋米涨至13.4元的高价，真难过活了……”[35]
一位叫竹田助藏的写了这样一封信：“大岩挂助君：6月20日前后，15岁的弟弟结果也被征去了——是当工兵。在国家总动员之下，木棉制造也被禁止了，铁、橡皮、木材那样的东西也被限制了……还有强收各户限制的贮金，每户各出一百一钱（即一元一分——译者注），学生各人出1元5分，形成贮金的制度。这是集取全国国民的金钱方法……”[36]
此外，在榆林战斗中，中国部队缴获一张破碎的油印品，是三位日本小朋友写的一篇文章：“……每逢星期三那天，先生带我们参拜观音寺，慰问荣誉战死的灵魂。最初去时因为死者太多，使我吃了一惊，寺中的正面、左侧、右侧都是堆着白布包着的小箱子，这样勇敢的强壮的身体，被那样小的箱子收藏着。已成了骨灰箱里的人们，也许有了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孩子吧？想起死者遗留下来的孩子们时，心里直觉难过，他们也许是记挂着父亲很平安地归国，可是想起现在由白布箱子送回来时，泪珠也滚下来了。那些孩子再怎样喊爹爹，也得不到他们的回声了。梅组的和甲斐君的父亲是在通州事变时死的。当我们谈到甲斐君时，一定要去参拜祈祷着快些和平！”[37]
在播送这一类材料时，都要夹一些议论，加强了“心战”宣传效果。
所谓宣传效果，它不比枪弹那样具体和立竿见影，然而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无可估价的。
以上“心战”广播，后来国民党当局称之为“第四战线”的战斗，即海、陆、空之外的“广播战”。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