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重大胜利，日本军队败象已呈。在此情况下，中央广播电台即制订了“接收”和“复员”的计划。1945年8月10日，中央电台歇台子收音台截获日本以降求和的消息，即考虑到广播器材价格昂贵而有关事业发展，必须对各地敌伪电台予以控制。于是，8月14日晚，中央广播电台向敌伪各广播电台发布广播命令，严饬伪方工作人员努力保护机件器材，听候派员接管，允予立功自赎。同时，拟订广播“复员”紧急措施，转呈国民党中央核定实施，并择其要点经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转呈蒋介石。很快，蒋介石作了如下批示：敌伪广播电台接收事项，准由处（中广处——作者注）派员随同各省市政府前往统一接收。
根据广播“复员”紧急措施，首先要控制汪伪的“中央广播电台”，将其暂改名为“南京广播电台”。于是，中央电台工程师兼工务科长叶桂馨被委为京沪区“接收”专员，随国际台台长、京沪区接收特派员冯简教授火速飞宁。叶桂馨是1937年11月，中央电台在日军兵临城下前夕，仓皇撤离时，被委为南京广播电台台长的，然而未及设台，南京已陷敌手。不想八年之后，这位挂名的南京台台长当真要走马上任了。
当时重庆派出的接收大员多若牛毛，纷纷乘机东去。飞机再多，也人满为患。无可奈何，这位叶台长命一部分人候江轮返宁，他只随带美国空军工程师纳德瑞克和中央广播电台少数工程技术人员前往湘西芷江中国战区美国空军基地，会同政府机关所派人员，分乘美方专机四架，凭借南京汪伪“中央广播电台”电波导航，直向南京飞去。这位叶台长看着舷窗外的茫茫天宇，不禁想起撤离南京时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数小时后，便降落在光华门外飞机场了。这一天，是1945年8月30日。
（二）
此时的南京，陷入了一片混乱。在这新旧交替之际，有人欢喜有人愁；还有一些人，则在趁火打劫——在钱财上打劫，在政治上打劫。
南京为汪伪“国府首都”，又是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驻节地，政治、军事控制甚严。对于他们来说，日本的投降实在太突然了，简直毫无思想准备。连起码的应变措施也未及考虑。所以，“八一五”裕仁天皇的投降诏书一广播，南京市面一片混乱，伪府军政机关顿时陷入瘫痪状态。“重庆分子”则纷纷冒头，乘飞机的自天而降，地下的破土而出；霎时间，军统分子、中统分子比比皆是。更有一班依附日军的人员，此时也摇身一变，成了“地下分子”。如伪府无锡专员公署周镐率领伪财政部警卫队长杨叔丹，树起大旗，自称“南京市行动总队长”。他首先抓到伪府军政部长萧叔宣，用手枪将萧击伤，拖至新街口毙命。一时间，真伪莫辨，好坏难分，到处发生抓人抢东西的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此时的汪伪“中央广播电台”也到了穷途末路。
日伪的广播机构，近似国民党的广播组织。“中国广播协会”，相当于国民党的中广处，基本上同“中央广播电台”在一处办公。“中国广播协会”理事长原为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下设四个常务理事，伪方为韦乃纶、梁秀余（均为“宣传部”司长），日方为中田和留职去任的日本军人浅野；“中央广播电台”台长为王荫康。1944年11月，巨奸汪精卫死于日本，这使得伪政权内部钩心斗角更趋激烈。结果，汪精卫的心腹人物林柏生离开“中宣部”和“中国广播协会”去了安徽，韦乃纶也丢下“中国广播协会”常务理事位置随之去了蚌埠。1945年初，眼见得大势已去，王荫康卸去“中央广播电台”台长职务投奔林柏生，日本的两个“常务理事”也拍拍屁股走了路。眼下撑着这个破烂摊子的，“中国广播协会”由日人内山清为常务理事代理理事长，黄燧为“中央广播电台”台长。这一对异国的难兄难弟，日坐愁城，真可说是度日如年了。此时，“中央广播电台”已经取消了“中央”的呼号，几乎停止自办节目，全部转播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在编排节目上，他们已无事可做，电台内部更是一片混乱，甚至连日军平时控制极严的江东门发射台也遭到社会游民的抢劫和破坏，因为，他们对此已无能为力。显然，除了等待接管，别无他途。他们就这么犹如等候审判的罪犯，提心吊胆地等待着……
（三）
1945年8月31日，“接收”专员叶桂馨出现在内山清、黄燧的面前。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来人毫无盛气凌人的架势，甚至缺少胜利者起码的气度。叶桂馨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中等身材，长得微胖，那副浅度的近视眼镜后面是一双温和的眼睛，与其说是政府官员，不若说是一位造诣颇深的学者。他见到了这两个失败者，甚至点头为礼。倒是随行的那位美国空军工程师纳德瑞克提醒了他：我们是胜利者，对投降的对手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弄清谁跟谁的关系。这么一来，叶桂馨才稍稍改变了那种近乎探视访友、接洽工作的气氛。
但毕竟时也势也，那个黄燧自不必说，日人内山清也失去了往日高傲的气派，他的脊梁变得软绵了。他知道，在这出收场戏中，自己应该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
总之，这场“接收”，是在双方都说得过去的氛围中进行的，一切尚属顺利。
这汪伪中央广播电台，除了使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江东门发射台，还在廖家巷二号增设一发射台（曾为日军“南京广播电台”）。播出中心已不在丁家桥，迁到了祠堂巷25号战前中国财政部关务署。这里也是日伪“中国广播协会”办公地址。叶桂馨等一行先去江东门发射台。但见耸峙地面120米的两座发射铁塔未改当年雄姿；披上一层防空的灰色铜板盖顶的发射机房大致完好。但试验室楼房的门窗地板均被拆去，仅遗屋顶残垣；好几排宿舍被拆一空；宽敞的发电机房一片狼藉，其间二楼，一度成为日军奸污中国妇女的罪恶场所。原来的庄园别墅式大院，只落得乱石荒草，满目疮痍。根据1943年所得情报，该台装有20千瓦中波发射机及50千瓦短波发射机各一台，其中波音浪，在重庆歇台子收音台收听相当响亮。目前留存机房的仅有3000瓦中波机一座。经查悉，中波机确是20千瓦，因多月来经费支绌，仅以3000瓦电力应付；末级器材，早为日本军方拆去。所谓强力短波机，仅有装置计划，并未付诸实施。就是廖家巷500瓦中波发射机，实际上也仅以200瓦输出电力播音。可见日伪的日子也是很不好过的。
9月18日，“接收”人员由南京市党政“接收”委员会领到字第85、86、87号接收证三纸，即指江东门和廖家巷发射台以及祠堂巷发音室三处。
接收工作直至9月30日完竣。这最后一幕是在祠堂巷25号进行的。那天，内山清还着意穿戴修饰了一番；可是身材瘦小的黄燧再也提不起精神来了。双方在点交清册上一一签名。估计所有机件、材料、家具，约值时价90999.83万元，以当时物价指数1500倍计，折合战前国币60.6655万元，至于各种档案文卷，内山清称已全部散失，实际上是在“接收”人员到达之前被他们全部销毁了。
接收工作拉上大幕，黄燧等候裁定，内山清则准备卷起铺盖返回东洋老家了。
与进行“接收”的同时，后续人员陆续到达，对伪台节目予以严格控制，对已残破不堪的机件，组织人员日夜赶修。10月1日，正式以南京广播电台呼号（XGOB）开始播音。
（四）
中央广播电台的“接收”工作，是国民党整个“接收”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自身的“接收”，更要为这一总体工作服务。
早在广播日本裕仁天皇投降诏书的前一天，即8月14日晚，蒋介石即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播送致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的通知，着其所属部队按照指定地点“接受投降”。8月15日，蒋介石亲自到坐落在重庆上清寺附近的中国广播大厦，通过电波向全国军民发表抗战胜利文告。此后一个时期内，这座电台不断播出国民党要人及中枢各部、院、会、处等对光复区发布的训谕及重要文告。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各地敌伪维持“秩序”，等待国军“接收”，而限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的行动。细心的人从这些言谈话语里，已经隐隐预感到内战在即了。不久，国民党当局即将大批军队运往敌伪地区，抢占地盘。说来也怪，广播电台除了发挥喉舌作用，此时竟也配合这运送部队的事儿了。原来国民党当局要将大批队伍在短期内运往“接收”区，借助了在华美军的空运力量。于是，中国战区美国空军总部致函中央广播电台，要求各地广播电台播音导航，不断报告频率，便于飞机寻找地点，顺利着陆。中央广播电台就于8月27日晚分别广播通知南京、上海、汉口、杭州、北平、广州等各广播电台于指定日期内妥善从事导航任务。同时，还分头派出人员到很多电台去监督执行。直至9月底，这些电台在广播节目的同时，执行了这一特殊的任务，有的电台每天24小时广播不辍。于是，在电波的导航下，美国飞机遮天蔽日地纷纷出动，运载大批国民党战斗部队飞向全国各地。
眼看着中华大地又要腾起新的战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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