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后方”名副其实的大。在“还都”声中，重庆机场，飞机频频起落；朝天门码头，大小船只纷纷起碇。可是，尽管这番你来他往，竟装运不了那挤在这山城里的中枢衙门的各部、院、会、处，名目繁多的军事指挥机关，还有那种种各有关“党国”要人支撑着的社团。到处都挤满了人，到处都堆满了物。看来，要彻底“还都”还有待时日。
中央广播电台非同一般衙署，不仅有人，还有庞大的设备。到胜利时止，除了35千瓦的国际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另有两个中波、两个短波同时广播，总功率达到31.5千瓦。这许多物资器材，大都是八年抗战中由国外辗转运来，经香港地区、缅甸、印度，或水路迢迢，或越过崇山峻岭，动辄一年半载，始达重庆。如今短期内要装运南京，在当时情况下谈何容易？确实，他们作过种种谋划，飞机根本不可能，甚至包一条轮船，也挨不上。
但事情有急迫之处，不容重庆犹豫等待。被委为京沪区接收专员的中央广播电台工程师兼工务科长叶桂馨，在南京已撑起了“南京广播电台”的门面，于1945年10月1日开播。可是，敌伪丢下的发射机功率过小，且质量低劣，不敷使用。南京台此时虽为地方台，但不久这里将重新成为国民政府首都。这种状况总不能任其下去。为此，这位叶台长叫苦不迭，时时呼吁。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广播电台作出两步走的计划。其一，为应付南京之急需，将重庆大田湾地下室的10千瓦中波及4千瓦短波两机，先行拆除，设法运往南京，其余大队人马、大宗设备另想办法。这后一步的办法，想来想去，还不得要领。这时，总务科总干事张维和想出一条绝招：与其雇船久候，不若购买木料造船。虽然造船工程不小，但比起遥遥无期的等待，还是一条捷径。再说天府之地，木材丰富，价格低廉，将来船到南京，就是拆来变卖，非但不会亏本，反可盈利。于是，采办木材，雇佣工匠，历时数月，造成了四条大船，客舱货舱，一应俱备。有了运输工具，一旦“还都”令下，便可张帆东去。
（二）
1946年初，中央广播电台成立了“还都委员会”。本以总务科主办其事，但个个不愿出头。其原因，长江万里，巴东三峡，急流险滩不去说它，沿途常有盗匪出没，行抢打劫，听了令人毛骨悚然。电台各种设备何止万金？此去风浪莫测，谁敢担这个干系？推来推去，这个“美差”居然落到了同这类行政组织工作不相干的人身上：由升任音乐组组长的甘涛负责此事，为“还都”总领队。
1946年4月，开始向南京进发了。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除去乘飞机走的台长和一般高级职员，工作人员连同家属共500多人，各种机器设备和办公用品，整整装了四大船。前后各两艘，中间是向民生公司雇得的一艘拖轮。汽笛长鸣，船队徐徐离岸。别了，山城！别了，重庆！很多人悲喜交加。八年离乱，去国怀乡，一旦踏上返回故里的路程，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啊！
果然，一路上险象丛生。如此庞大的船队，在过三峡时，眼见得一条船就要触岩，已准备水手斧斩断缆绳，所幸擦边而过，只在船沿留得一道深深的擦痕。过了三峡，风闻洪湖一带有武装盗匪沿江打劫。本来，这船队配有一个班装备精良的武装警察，但听说盗匪人多势众，配备有枪支武器，连中央银行的船队也被抢了，这就使人人闻之咋舌。所以行驶到沙市时，只得抛锚暂泊。
到此发生了一桩有趣的事。总领队甘涛，前面谈过，出身金陵望族，其祖上多出将入相，为名士鸿儒，除战国时甘茂、甘罗，三国时甘宁等外，还有最为市井传闻的清雍正、乾隆年间的勇士甘凤池，在江湖上颇有名气。于是，甘涛托了朋友，备上礼物，在沙市一带拜会了两个著名的袍哥头子。这两个绿林好汉，有匪气，也有豪气、义气，摸清了甘涛的家谱，顿时肃然起敬。他们这些人，颇具一些粗浅的中国历史知识，从乡间说书场和舞台上，也知道不少前朝历代的人物。特别是那位被神化了的武林高手甘凤池，他们引以为同道，甚至膜拜为师祖。当下应允手下留情，通知各路小兄弟放行。谈判成功了，约定次日8时开航。话虽这么说，甘涛还是放心不下。同众人商定后，第二天提前在5时启碇。沙市一带，江面宽阔，船队远离江岸而行。在最为险要的一段，命令一个班的武装警察，取出手枪、步枪、机关枪，于薄雾冥冥之中，一齐乒乒乓乓朝天开火，加足马力，闯了过去。
（三）
电台人马安全抵达南京了。
中央广播电台的装机工作日夜兼程，江东门发射台忙得热火朝天。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回到丁家桥中央党部大院内原址办公，中央广播电台发音室、控制中心，均安置在祠堂巷25号，但这里一分为二，另一只脚插的是关务署，对方坚持要物归原主。
1946年5月5日，中央机关已各就各位，首脑人物已聚集金陵，这便是所称的“五五还都”。这一天，中央广播电台以XGOA的名义，用10千瓦中波、4千瓦短波，于离别8年5月又11日的江东门恢复播音。
1946年5月5日，是孙中山先生建立广州革命政府25周年纪念日，加之国民政府举行盛大的“还都”仪式，所以，金陵全城处处张灯结彩，旌旗招展。沦陷八年，而终至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就一般民众的民族意识上说，确实欢欣鼓舞，希望从此品尝和平的甘果了。
中央广播电台上上下下呈现一片喜庆而忙碌的景象。今天是“还都”开播的第一天，自然非同寻常。同时，安排有重要的广播内容：上午现场转播“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及广州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典礼”；晚上，蒋介石来台作广播讲话。
“典礼”于上午9时在中山陵举行。这里聚集了文武大员及各界人士5000多人；100多名中外记者，纷纷赶来采访。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也派出代表4人参加。8点45分，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抵达陵园。这位“党国”首脑身着陆军常服，左胸佩五枚勋章，显得神采奕奕。宋美龄内穿黑底紫花绸质旗袍，外穿玄色呢质大衣，胸际佩勋标两枚，戴黑色丝质手套。9时整，在军乐声中，典礼开始。地上101响礼炮轰鸣，天空飞机散发传单，场面甚为壮观。在隆重的谒陵仪式后，蒋介石步出灵堂，立于台阶，向全体谒陵人员致训，追念八年苦难史迹，提示今后努力方针。
中央广播电台事先已做了充分准备，现场扩音，并利用转播设备，将这一重大新闻和蒋介石的讲话转播全国。
这边典礼一结束，“党国”要人纷纷乘车赶往长江路国民大会堂，参加10点30分举行的“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大会”。蒋介石、宋美龄走上国民大会堂主席台，并立于麦克风前，向与会者颔首致意。由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议长陈裕光恭请蒋介石致训辞，经中央广播电台的扩音装置，传达于会场内外。
当晚，华灯初上时，中央广播电台所在的祠堂巷一带早已警卫林立，而观者如堵。7时多，一个庞大的车队鱼贯而来，进入中央广播电台大门。依照事先安排好的节目，是蒋介石亲临中央广播电台将他在上午“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大会”上的训辞向全国军民广播。
8时整，广播里响起了蒋介石那浓重的浙江口音：“……八年抗战，赖我全国同胞始终一致拥护抗战国策，服从中央命令，百折不回，再接再厉，浴血牺牲，历久弥坚，卒能获得今日最后胜利，而且取消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涤除了我们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国耻……但是回想到民国26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首都同胞惨遭大屠杀的悲剧，我们就应该痛定思痛，时时不忘我们八年来在敌人铁蹄之下所受的奴隶牛马暗无天日的生活，更不能不警惕黾勉、自立自强了。……抚今思昔，更觉我们获得胜利之艰难，建国机会之可贵。务希我国全体同胞，同心一德，实事求是，人人以刻苦耐劳，笃实践履自矢，以共同一致，互相合作相勉，务使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永永远远不再受过去八年间那样异族侵凌蹂躏的惨祸与耻辱……”
细心的人尤其注意这篇讲话的其中几句：“……我们今日沈阳虽已收复，而东北整个的行政与主权的完整，还需要我们全国同胞为国家、为民族，精诚合作，继续努力奋勉，来保持我们最后胜利光荣的战果。唯有如此，方能安慰我们八年来为了抗战革命而牺牲的军民同胞在天之灵……”[45]
显然，在这似乎一派升平之中，使人隐隐地感到潜藏的危机。东北的战事，已非一日了；而目前，“山雨未来”已涨风四起——百物腾贵，货价飞涨。对一般民众来说，喜庆升平，何喜之有啊！
（四）
关于建都南京，这里面还有一段逸闻。
经历八年的磨难，中国到底建都何处，曾经众说纷纭。一些人不同意以南京为首都，他们有的从政治角度，有的从军事角度，有的从地理角度，陈说利害。更有一班老夫子，援引南京历经几个朝代，无不以社稷倾覆，而匆匆乎告终，大有“金陵王气黯然收”之慨叹。当然，另外还有两种意见，一是新都未确定前，暂都金陵；一是坚决定都南京。这种种争执，到了1947年讨论宪法中要指定国都所在地时，更加激烈起来。不同意定都南京的，主张改都北平、西安、武汉等处。结果，宪法中干脆不指明国都地点。
这场争论，在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中也反映出来了。
1947年4月17日，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一篇广播专论，题曰“南京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撰稿并播讲者卢冀野，当时为南京通志馆馆长、中央大学教授、中央日报编辑等。他是位定都南京派，在广播中大发宏论：“……国内有许多人士，并不认识南京……对于南京，应有深切的认识。南京，我们与其说是经济的名都，毋宁说是政治的都城；与其说是政治的名城，毋宁说是文化名都；不独是中国的文化城；东方的文化城，也是世界上少有文化的名城之一。因此，我要说一说南京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接着，便循古溯源，如数家珍：南唐文化，大从兴革制度，小至纸墨笔砚；六朝繁华，从“南朝四百八十寺”，到“金陵刻经处”；历代遗迹，明清建筑；说到科学、丰富的自然史料，从“九种蚯蚓”到“栉足蜘蛛”等等。最后他疾呼：“我们要从文化的观点建设一个合乎理想的首都，尤其要能发挥它这座文化城的特色……”时隔24天，即1947年5月11日，这篇专论又在《广播周报》上刊出，并特地加了编者按，声称：“本文所述，颇具卓见，特此介绍。”
看来，这个中央广播电台是主张定都南京的，而且公开参加了这场争论。偏偏凑巧的是，差不多整整两年后，以南京为首都的国民党政府离开了南京，离开了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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