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作为“儒商”的李嘉诚又是如何借力的呢？用三个字可以概括：辩、明、用。他把势转为利，把利化为钱，可以说李嘉诚的借势功夫在他整个商业经营生涯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1．借壳上市，借朋友之力做大自己
每个商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借法”，诸如“借鸡生蛋”、“借花献佛”等，那么李嘉诚是如何上演“借壳上市”的这部戏的呢？
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公司，董事长荣毅仁邀请李嘉诚出任中信董事。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于1978年移居香港。1986年，荣智健参加香港中信集团的工作，不久，升为香港中信的董事总经理。荣智健雄心勃勃，他不满足坐“现成”的交椅，想凭自己的实力，创立一间完全由自己所控的公司。
李嘉诚以扶植其子泽钜、泽楷的心理也关注荣智健的事业。
李嘉诚任中信董事10年，其实并未做多少实质性的工作。可是作为交情甚深的荣智健有心大展鸿图，做世叔伯的李超人岂有不帮之理？
李嘉诚、荣智健都看好借壳上市，英雄所见略同。于是，一些急于上市的公司，通过收购他人的小型上市公司，以实现自己上市的目的。这些小型上市公司被喻为“空壳”——资产和营业额都极少，买家无需动用大额资金，有别于一般含义的股市收购战。李嘉诚、荣智健在股市多方寻找、权衡，相中了泰富发展这只“壳”。
李嘉诚的英籍高参杜辉廉任主席的百富勤，为中信的财务顾问及收购代表。
1990年1月，百富勤宣布向泰富主席曹光彪以1．2港元／股的价格购入其泰富股份，并以同样的价格向小股东全面收购。泰富市值7．25亿港元，是当时股市“蚊型股”。中信没有付现金收购，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换股，及以物业作价的步骤而完成的。
李嘉诚和荣智健都曾是港龙（曹光彪的主力舰）的股东，与曹光彪打过交道。所以，这次收购是经各方缜密协商的，是互利的公平交易。
到1991年6月，泰富经改组、集资、扩股之后，股权分配是：中信49％、郭鹤年20％、李嘉诚5％、曹光彪5％。泰富正式改名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从股权分配上，可见李嘉诚旨在促成这件事，而无意获取权益。
在商言商，多交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财路。李嘉诚是深谙其中道理的。
此外，中资在香港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迅速崛起，逐渐形成与英资、华资三足鼎立的趋势。
2．借花献佛，财源滚滚
我们研究任何一名大商人的做大的经验，都会看到他们经营中的巧策——“借花献佛，多方得利”。李嘉诚的做大策略就含有这种技巧。
李嘉诚吸纳九龙仓股，是采取分散户头暗购的方式进行。嗅觉敏锐的职业炒家介入，九龙仓股便被炒高。大户小户纷纷出马，加上股市流言四起，到1978年3月，九龙仓股仿佛温度计被火一灼，急速窜到每股46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这已和九龙仓股每股实际估值相当接近了。
此时，李嘉诚持有的九龙仓股还不满2000万股，他不得不等股价回落，以稍低的价格将九龙仓股增至20％的水平。
入主九龙仓董事局的路程，对李嘉诚来说仍十分艰巨。
因为按照公司法，股东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是其控有股份在50％以上。否则被收购方反收购，会使收购方的计划前功尽弃。现在九龙仓股票的股价已被炒高，要想增购到51％的水平，非李嘉诚的财力所能及。九龙仓的老板已在布置反收购，到市面上高价收购散户所持的九龙仓股，以增强其对九龙仓的控股能力。
70年代初，怡和系的置地，轻而易举收购了周锡年任主席的牛奶公司，风光百多年的怡和，在当时的香港商界股市仍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而实力发生变化也正是在70年代，一大批华资公司上市，借助股票以小搏大、以少控多的优势，当初上市公司家族的小短人，渐渐长成小巨人。
现在，这些小巨人正以咄咄逼人之势，向商界超级巨人怡和频频发起攻势。怡和大班岂能不惊慌？今日之怡和，不似昔日之怡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数十年来，怡和对中国政府存太多的戒心，奉行“赚钱在香港，发展在海外”的政策。因海外投资战线过长，投资回报率低，给怡和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将怡和逼人绝境。
不幸的是现在后院起火，怡和倾资扑救——高价增购九龙仓股票，以保“江山无缺”。怡和的现金储备也不足以增购到绝对安全的水平。慌乱之中，向香港第一财团——英资汇丰银行求救。
李嘉诚审时度势，认为不宜同时树怡和、汇丰两个强敌。日后长江的发展，还期望获得汇丰的支持。即便不从长计谋，就谈眼下，如果拂了汇丰的面子，汇丰必贷款支持怡和，收购九龙仓将会是一场黄粱之梦。
李嘉诚遂答应沈弼，就此收手。此时，李嘉诚已收购到近2000万股。是否是九龙仓最大股东？李嘉诚也不摸底，怡和一方未透露增购后的持股数。这只是当时股市风传的小道小道消息。事后曾有记者询问汇丰斡旋是否属实，李嘉诚与沈弼皆言称不知其事。
李嘉诚退出收购，引来八方强手介入角逐。其中一位，就是赫赫有名的包玉刚。
80年代中期，李嘉诚坐上香港首席富豪的宝座。可当时，李嘉诚论实力和声誉，都还比不上包爵士。
因为据1977年吉普逊船舶经纪公司的记录，世界十大船王排座次，包玉刚稳坐第一把交椅，船运载总计1347万吨；香港另一位老牌船王董浩云排名第7位，总载重452万吨；在世界传媒界名气最大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竟屈居第八位；香港还有一位老船王赵从衍则榜上无名。
在包玉刚集团总部办公室，挂满了他与世界各国王室成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界名人的合影照片。他是香港商界与世界政要交往最多的一位。而此时，李嘉诚还未单独会见过哪一国的元首和首脑。
包玉刚起念登陆，并非一时冲动。1973年的石油危机，促使英国开发北海油田，美国重新开发本土油田，同时，亚洲拉美都有油田相继投入开采。这样，世界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将减少，到7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油轮闲置。油轮是包氏船队的主力，包氏从油轮闲置，联想到世界性的造船热，预示一场空前的航运低潮将会来临。“先知先觉”的包氏决定减船登陆，套取现金投资新产业，他瞄准的产业，是香港百业中前景最诱人的房地产。
李嘉诚虽不明包玉刚吸纳九龙仓股只是一般性的长期投资，还是有意控得九龙仓？但他可以肯定包玉刚会对九龙仓感兴趣。九龙仓码头虽迁址，新建的码头气势更宏伟、设备更现代化，执世界航运业牛耳的船王包玉刚，何偿不愿拥有与其航运相配套的港务业。
在华人商界，论实力、论与银行的关系，能与怡和抗衡的，非包氏莫属。李嘉诚权衡得失，已胸有成竹，决定把球踢给包玉刚，预料包玉刚得球后会奋力射门——直捣九龙仓。
于是精彩故事便发生了。
1978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两位顶级华商，在中环的文华酒店一间幽静的雅阁晤面。一位是具有学者风范的未来地王李嘉诚；另一位是洋溢着海派作风的登陆船王包玉刚。五星级文华酒店是怡和集团的一项重要产业，文华以其高贵豪华、优质服务而数次被列为全球十佳酒店榜首。现在，两位顶级华商，坐在怡和的酒店，决定怡和台柱——九龙仓的前途命运。
李嘉诚秘密约见，包玉刚猜想有重要事情——他们那时的私交并不密切。包玉刚欲减船登陆，苦于无门，当他将目标瞄准九龙仓，发现李嘉诚已捷足先登。九龙仓对包氏来说，简直太重要了，它的码头货仓，更有利发展海上航运；它的地盘物业，可供他在陆地大显神通。
冷夏、晓笛在《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如此记叙道：
经过简短的寒暄，李嘉诚即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把手中拥有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转让给包玉刚的意思。
包玉刚想，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包玉刚低头稍加思索，便悟出了李嘉诚的精明。李嘉诚很清楚包玉刚的情况，知道他需要什么，于是，用包玉刚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这一“转让”，可真是一家便宜两家着数的好事。
对包玉刚来说，他一下予从李嘉诚手中接受了九龙仓的1000万股票，再加上他原来所拥有的部分股票，他已经可以与怡和洋行进行公开竞购，如果收购成功，他就可以稳稳地控制资产雄厚的九龙仓。而从李嘉诚这一方面来说，他以10元到30元的市价买了九龙仓股票而以30多元脱手给包玉刚，一下予就获利数千万元。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包玉刚搭桥，从汇丰银行那里承接和记黄埔的股票9000万股，一旦达到目的，和记黄埔的董事会主席则非李嘉诚莫属。
只有李嘉诚这样的脑袋才想得出来的“绝桥”！包玉刚在心里不禁暗暗佩服这位比自己小但精明过人的地界新贵。
两个同样精明且干脆利落的人一拍即合，秘密地订下了一个同样精明的协议：
李嘉诚把手中的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3亿多的价钱，转让给包玉刚。包玉刚协助李嘉诫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9000万股股票。
就这两个顶级华商的“窃窃私语”就决定了两家英资企业的命运，而且最终的结果又是皆大欢喜的双赢，他们都坐上了英资洋行的老板坐椅。
3．善借外脑，善听意见
把事业做大的人，一方面要有自己的主见，另一方面还需要能够听进别人的意见。李嘉诚虚心坦诚，不但善用身边的人，而且极会善用外脑的智慧。
《明报》记者在一次采访中，问李嘉诚：“您的智囊人物究竟有多少？”
李嘉诚说：“有好多吧！凡是跟我合作过，打过交道的人，都是我的智囊，数都数不清，比如，你们集团的广告公司就是。”
这位记者大感惊奇，不知李嘉诚此话从何而来。
原来，当初李嘉诚在发售新界的高级别墅群时，曾委托《明报》旗下的广告公司做代理商，这家广告公司便派人去别墅现场察看。
广告公司的人见到这些高级别墅已全部落成，确实十分漂亮，颇具欧洲的典雅风格，又不失中式的豪华。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四周的道路还没修好，而且恰好这天下大雨，走起路来泥泞不堪。
李嘉诚这些日子很忙，也没去看过，知道已建成了就打算立刻发售。
广告商到现场查看过之后，向李嘉诚提议：能不能稍迟些日子，等路修好，装修好几幢示范单位之后再正式出售？这样不但售得快，售价也可标高。
“对对对！”李嘉诚忙不迭地答道，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你们比我更聪明，我入行这么多年，本该想到这一点，结果还是忽略了，多谢你们的提醒，我们就照你们说的办。”
李嘉诚马上按照广告商的建议去办，效果果然不错。
后来在修建大坑龙华花园时，李嘉诚接受了这一经验教训，在发售前就修好路，还在四周种植上了美丽的花木，楼卖得更是出奇地好。
广采博纳，融汇众智的“绝桥”（好主意），便是李嘉诚超人智慧之源泉。
李嘉诚自己不仅善于广采博纳，融汇众智，而且也这样要求下属。他说：
“决定大事的时候，我就算百分之一百的清楚，我也一样召集一些人，汇合各人的资讯一齐研究。因为始终应该集思广益，排除百密一疏的可能。这样，当我得到他们的意见后，看错的机会就微乎其微。这样，当各人意见都差不多的时候，那就绝少有出错的机会了。
“我很不喜欢人说些无聊的话。开会之前，我会预先几天通知人准备有关资料。到开会时，他们已经预备了所有的资料，而我自己也已准备妥当。所以在大家对答时，不会浪费时间。”
即使是超人和天才，终究也是人，也有力所不及和大意疏忽的事。
李嘉诚以稳健着称，其超人之处在于他善于以其超人的脑袋集思广益，力求圆满。
人的强大不仅在于提升自身智慧，凝聚众人智慧更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总是抱着一颗坦诚谦虚之心，善纳忠言，广采博纳，凡人也可能成为超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善集众人之智慧于一身者，方可把事业做大。
4．移花接木，用他人的钱做生意
移花接木，借力打力是成功商家常用的经营手段，这种手段的根本目的是“用他人的钱作本钱赚钱”。
其实在卫星电视出现之前，香港已有两家电视台“无线台”和“亚视台”。鉴于西方有线电视的发展，港府计划设立第二电讯网络，并于1988年正式予以批准。第二电讯网络将提供有线电视和其他非专利电讯服务（如移动电话、无线寻呼等）。已经拥有做专利电讯业务的和黄集团，快人一拍，迅速与英国大东电报局、香港中信公司等集团组成新财团，力夺第二电讯网经营权。
睿智的李嘉诚看好的是有线电视广阔的发展前景，有线电视实行向用户收费制，与免费的无线台冲突不大。
1988年2月24日，和黄、中信、大东合组的亚洲卫星公司成立，宣布投资发射、操作经营第一枚专为亚洲提供电讯服务的人造卫星，计划利用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送入东南亚上空同步轨道。
李嘉诚双管齐下，一手欲夺第二电讯网，一手放卫星覆盖亚洲，显示出“超人”的一贯睿智大气的作风。
1989年初，港府初步选定有实绩的和黄为第二电讯网的经营者。另一个强大竞争对手，是包玉刚的九龙仓与郭得胜的新鸿基地产合组的新财团。
和黄集团的首脑，在是否在港重点投资问题上意见分歧，举棋不定。结果，港府转手把牌照给了九龙仓有线传播公司。李嘉诚的如意设想遭到沉重挫折。李嘉诚并没有退出角逐，而是面对现实，亡羊补牢，绕路上山。
按亚洲卫星公司与中国航天部的原有协议“亚洲卫星一号”人造卫星，于1990年4月7日成功发射上天“亚洲卫星一号”的原用途是以电话服务为主，由和记通讯负责经营。该卫星共24个转发器，全部出租年租金约2500万美元。鉴于目前的使用率很小，李嘉诚“移花接木”，把未尽其用的卫星改用在刚刚起步的电视计划上。
李嘉诚与和记黄埔各占一半股权，成立了“卫星广播有限公司”，开拓了卫星电视的新领域。
1990年8月，李嘉诚说服港府，放宽有关条例。新条例规定，若使用碟型天线收看卫星电视讯号，只要不涉及商业用途（指向用户收费等）或再行转播（指向无线台、有线台有偿提供服务），便无须申请批准及领取牌照。条例又规定，只接驳一部电视机的独立卫星碟型天线可豁免领牌；若一座大厦共有卫星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则需持牌公司安装及操作。
据统计，全港至少有15万座大厦符合安装卫星天线标准。这对九龙仓的有线电视是个莫大的威胁。
九龙仓有线董事局主席是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他禁止安装卫星天线的持牌公司进入该家族所控的大厦安装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李泽楷则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他不准九龙仓打进长实系兴建和管理的大型屋村、大厦楼宇安装有线电视。
很难确认是谁最先挑起战火。
1990年12月，卫星电视正式获得营业执照，但有两个苛刻的附加条件：一是不可播放粤语节目，二是不得向用户收取费用。李嘉诚深知，第一个条件是无线、亚视、有线等3家电视台向港府施加压力的结果，是要置卫视于死地的狠毒一招。不许播粤语节目，等于丧失最庞大最重要的香港市场。这与要卫视的命无异。李嘉诚李泽楷父子频频出入港府，要求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李氏父子还轮番上阵，借助传媒，指责港府规定的荒谬性：一家香港本地注册的电视台，却不准许播放本地话的节目，此乃无稽之谈……
李嘉诚委托一家独立的调查公司，搞了一次民意测验，接近百分之百的卫视用户都赞成播放粤语节目。李泽楷将测验结果呈交港府广播事务管理局，作为修改条例的参考。李泽楷对九龙仓穷追猛打，欲置对手于“死地”。其势之锐，比当年乃父逼迫置地有过之而无不及。九龙仓以放弃有线电视计划威胁港府。九龙仓采用哀兵之术，以争取公众舆论和港府有关官员的同情。李泽楷继续攻其“死穴”，既要港府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还要求准许向用户收取费用。
在这场电视大战中，双方的后台都是香港顶尖的华资财团，双方的投资都达几十亿港元。因此，港府哪边都不想得罪。态度自然就采取中庸，一方面放宽对粤语节目的限制，另一方面只维持一家收费电视。李泽楷力撼吴光正，已初步达到预期目的。一位评论家说：“李泽楷采取的是进尺得寸的战术，欲借五百，则开口一千，否则借五百都要打折扣。”
对付港府荒谬的禁播粤语的规定，李嘉诚采用争取民心的对策，利用民众数量庞大的优势，向港府施加压力。
1991年3月，卫星电视公司成立。李嘉诚任主席，马世民、李泽楷任副主席，陈庆祥任行政总裁。总投资为4亿美元。
实际上，卫视的管理大权由李泽楷统揽。
李泽楷把其父“用他人的钱作本钱赚钱”的招术，发挥得令人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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